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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2 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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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国际价值研究学会(ISVI)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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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6下半年卷)

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6下半年卷)试读:

卷首语

“价值”一词包罗万象,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价值,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价值,人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价值。“伦理”一词主要指道德,指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德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社会风貌。广义而言,价值是一种善,善是一种价值。价值论与伦理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卷“

专题探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体系,对此的研究有助于增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并服务于社会建设。本期所刊,涉及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家文化、西方民主观念的关系,与全球化背景、现代化语境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传统价值与伦理”涉及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研究。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传佛教的兴起,再到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一直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面对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强势话语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期所刊,涉及“人间佛教”、先秦礼乐、孟子及新儒家思想,理论与现实并重,批判与继承具有,不乏精辟之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价值与伦理”关涉对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的西方文化的研究。如果说传统中国文化是注重德性、强调整体的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就是注重理性、强调个性的文化。风格迥异的两种文化必然会产生碰撞,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因素以促进社会进步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本期所刊,涉及西方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古典形而上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理论前沿”栏目主要关注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理论如何足够合理就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解释世界就能起到改变世界的效果。

本期“书评综述”聚焦国际德性(美德)伦理高端论坛和江畅教授《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本)的评述。反映学术动态,激发学人思考。

于本卷而言,若能推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则不失为有价值之举;若能进而推进社会建设的进步,则不失为伦理良善之举矣。专题探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

[1]吴宁 王璐【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主要存在“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三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超越则使其有能力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儒学现代化,从而为和合提供重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儒学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 儒学“和合”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与生命智慧,是中华心、民族魂的体现。和合贯串于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渗透于中华民族思想、实践的各个方面。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和衷共济是我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和合”的“和”既指和谐、和平,又指祥和;“和合”的“合”既指结合、融合,又指合作。和合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础,对化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危机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学,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可以称之为“新传统”。我们必须继承这两个传统,并且要逐步使两个传统在和合中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适应全球化的态势。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绵延数千年,深深地积淀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儒家是古典中国意识形态的供给者,但早已在现代中国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有着与国家权力全面而直接的内在联系。为避免两者陷入争夺意识形[2]态领导权的对峙状态,必须保持一种相互尊重的对话态势。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占据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民族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学说必然排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是鸠占鹊巢。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我们认为,不应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防止以高扬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旗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沿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前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代表了中国21世纪发展的新文化、新理念。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背景下研究两者的关系,不能孤立地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进行单纯的比较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语境,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之树结出的思想文化果实,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具有逻辑的和历史的互补性、包容性和协调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空上相距遥远,但在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方面近在咫尺。(一)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上的三种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对立说”曾是主导性说法,主要源于“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以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看作绝对对立的。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国学”,认为它“高于党学”(指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柱。“并存说”认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可以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指出取天下用马克思主义,而治天下则应当用儒学。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唯物主义、人文主义、自然观、无神论等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具体内涵,儒学中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而互相补充。二者之间的相通性为我们更好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消弭二者[3]之间人为的割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目前,“对立说”和“并存说”已日渐式微,“融合说”成为主流和共识。“融合说”主张两者的融合会通,注重两者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但在两者关系的定位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融合会通,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存在相容性,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还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和界限。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把握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尤其是异中之同。(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和合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点和合之处:第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注重实践的作用;第二,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都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都是人文主义(humanism);第三,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讲辩证法。儒学中含有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要素,可以作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的一家之言而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还可以相互补充和纠正。儒学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而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民主、法治等精神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道德修养的讨论不多,而儒学在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儒学中吸取有益的道德理念。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精神气质的一致性、存在某些共通之处,这已是共识。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没有某种思想内容或精神气质上的亲和、相通,那么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和迅速接受,也不可能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儒学背景和深厚的儒学修养,都是读过儒学书的人,是儒学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是从儒学出发来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是如此。这一现象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文化上的亲和力,存在会通互补的可能性,有可能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和合。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就精神气质而言也是在弘扬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层面上也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儒学是一种道德实践的理性主义,蕴含着对道德自觉超越的信仰,这种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命运的高度关怀以及追求崇高的人类道德价值目标的实践是一致的。儒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学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传统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如积极入世、诚信、友善的人生价值取向,追求和谐的价值理念,对社会大同、富强的美好愿望,主张经世济民、重视民生的民本主义政治价值观念,强调君子自强不息的生命担当等)无疑是人文层面闪光的亮点,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丢弃这些思想,反而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予以发扬光大。这些亮点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营养。我们不肯定这些方面,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既要挖掘传统中的现代元素,又要善于用现代包装传统。任何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只有批判地吸收中国儒学的合理因素(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而这也是其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走向和发挥强大生命力的必然途径。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儒学的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传承和弘扬儒学的有益成果,必须汲取儒学立足民本、着眼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强调以人为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也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和合的现实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要求,同时还离不开儒学基于自身发展的现代性回应,因为儒学虽然是传统文化,但在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儒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成为可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社会,儒学要想寻求新的发展也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回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儒学成为具备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现代化儒学,儒学的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支持以及先进的现代性理论资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以和合儒学精华的民族元素与民族精神作为突破口,必须有意识地欣赏和吸纳中国文化、拥有中国元素、钟情中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必须立足中国现实来发掘儒学的精神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绕不开儒学这个大的思想背景,必须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和合的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既是儒学顺利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顺利中国化的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和合了儒学精华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儒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

一个国家要真正受人尊敬,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而且要有强大的文化和被世界认同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公平、正义和美丽中国为标志,大力塑造新的国家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别于西方价值观,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虚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价值的“硬核”引领文化交往,在与西方对话、与国外先进经验对话、与优秀民族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打破意识形态差异,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同时,实现价值体系内、外的对话。要通过不断交流、对话,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主建设,发挥其理论的自觉、自信、自省功能;在保持自省中迈向自强,在逐步自强中提升价值观自信,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中国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在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意识形态是否有吸引力要在竞争中检验,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保持精神独立的关键,“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4]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形成多层次而又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来整合社会思想意识,加强国家认同。(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表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表征与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和始终一贯的价值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想和终极价值追求。中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与指导地位。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5]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6]发展的条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7]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8][9]、“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的具有开放性的思想体系。“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不是专属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赋予这些文明成果以社会主义的内涵: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的结合,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的平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实质平等。(二)儒学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扬弃,是扎根于儒学的土壤、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全球化进程的。儒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精神纽带和价值源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根基和精神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儒学的精蕴,赋予儒学以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是对儒学的超越和升华,使儒学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当代的精神文明精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追求又吸收了儒学的传统美德,结合了西方文明的有益之处,覆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十八大报告以“三个倡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拓展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将儒学、马克思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话语融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价[10]值规定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纳入一个利益共同体,“国家好,民[11]族好,大家才会好”。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才呼唤公民、需要公民,才能培养出现代公民。儒学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而且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12]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因为物极必反、总有否极泰来之时,所以人们在最困顿、最危难时也不绝望,虽临大难而不惧、百折不挠,总是希望在前,抱着转危为安、时来运转、衰而复起的坚定信念,所以中华民族有着永不服输、坚忍不拔、柔韧持久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一脉相承,挖掘儒学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内核并利用好这些有效的载体,认真加以宣传培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社团、进社区、进网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深入人心并见诸言行。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13]观的重要源泉。”

儒学虽然存在诸如科学精神缺失、法治传统缺位、公共伦理原则缺乏等缺陷,但其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发展的思想以及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伦理追求等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儒学,以其先进性表征了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内涵,彰显了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和农耕文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从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于时代。按孔孟之道修养成的“内圣”开不出民主、法治的新“外王”,也不能自立于现代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儒学的涵盖范围局限于追问政权的性质、政权合法性的价值理性层面,轻视工具理性层面保障政权合理化运行的手段、方法、路径;专注于道德修养、辞章考据,忽视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工商实业,无力应对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儒学通过梳理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关系,展示了“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主流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在横向上涉及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和人学等多学科领域,在纵向上涵盖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很重视增强政权的合理性,认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大大超越了儒学之道德至上、轻视生产。十月革命后苏联给中国带来了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完备性适应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中国人民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将信任票投给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这艘巨轮在动荡中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超越则使其有能力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儒学现代化、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从而为二者的和合提供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却给现代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的结合关系,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是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五四运动之后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最终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而在历史上曾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淡出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像一根“藤”贯串着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根“藤”上依次结出的“硕果”,扎根的土壤就是中国的具体实践。(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和合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界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从四个层面到“三个倡导”和十二个范畴,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和合的独特精神品格与价值规范。离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价值准则和理想,无法把握其特有内涵。自由和平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是并提的,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思维,是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极端倾向的双重扬弃。自由和平等的一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视域和合中才能够得到确切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合理而恰当地把握社会主义价值的整体性,才能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避开理论误区与实践陷阱,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和合中进行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不少思想资源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其重要前提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精华要素之间是“一元主导”与“兼容多样”、“主导思想”(“主导意识”)与“支流思想”(“支援意识”)的辩证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14]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工作措施上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15]中。”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和反对,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要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有益资源并实现其当代价值转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承担着引领儒学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儒学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先进性。而儒学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引领,是因为儒学时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为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坚持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原则、遵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当代引领。马克思主义需要儒学的滋养和丰富,儒学必须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并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当代引领的双重效应。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者……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16]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要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又要大力发掘儒学的合理因素、吸收儒学的精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双美、离则两伤,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典型代表的传统中华文化的和合将有助于夯实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有助于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转化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Harmony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Wu Ning,Wang Lu

Abstract: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n fact reflect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we want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three viewpoint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mainly opposition,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The harmony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s both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only way of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ranscendence of Marxism over Confucianism enables it to realiz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thu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harmony. Socialist core values root in the soil of Confucianism,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derives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double beauties due to cooperation or the two injuries due to sepa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quires harmony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Keywords:socialist core values;Marxism;Confucianism

[1] 吴宁(1966~ ),女,安徽桐城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王璐(1991~ ),女,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高原高峰学科建设成果。

[2] 任剑涛:《“红儒”与“原儒”: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关系》,《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第60~61页。

[3] 王珍:《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新华文摘》2014年第18期。

[4]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6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4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1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0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4页。

[10] 陶艳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维度》,《河北学刊》2015年第5期。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6页。

[1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14] 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17页。

[15]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16]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91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的必要性探析

[1]杨业华【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并存,国家作为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作为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克服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心理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优良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爱国 价值观 必要性

爱国,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人们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是公民在职业道德上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第一次用“24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科学概括,而且将“爱国”作为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至此,“爱国”实现了从职业道德到核心价值观的飞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什么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这是人们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来临,有的人认为是“古已有之的趋势”,有的人认为始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有人认为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扩张。无论这场争论如何收场,几乎没有争议的是,经济全球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改变世界,并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经济全球化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资源、金融、生产、贸易、服务的全球化。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流动和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超越了既有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及其普及与广泛应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密切相关联,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正在“缩小”或被“压缩”,地球变成了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小村落。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抗拒的事实。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西方理论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保护环境和维护全人类利益,进而否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极力反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爱国价值观教育。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著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指出:“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令人费解。形成对照的是,民族主义者也无法理解有些国家怎么竟然允许其他国家侵犯其神圣的独立。然而,第三次浪潮推动的商业和金融的‘全球化’,经常穿透新民族主义者视为无上神圣的国家‘主权’。”“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在创造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经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2]了。”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就好像樟脑丸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3]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超国家主义者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爱国主义教育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它并没有动摇爱国主义教育的根基,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爱国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有其必要性。

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并存,国家不仅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而且是民族整体利益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只要国家继续存在,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确打破了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国家、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彼此隔绝的格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不断加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上其他国家,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些全球主义者所鼓吹的“无国界世界”“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时了”。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增加,使人类日益结成一个共同体,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利益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不仅是利益的共同体,而且是承受灾难的共同体。比如,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艾滋病全球蔓延,核战争是交战双方同归于尽的战争,其后果是人类空前绝后的劫难。全球信息网络是人类生存的新空间,为了维持这一空间的秩序,需要人类共同制定行动规则,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转是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只有网络正常运转,人类这个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的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民族国家没有消亡,而且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任何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个人和组织都有自己的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相互依赖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界限分明的政治价值主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加不但没有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因此“全球化也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它既是强势国家扩展其利益、实现其目标的过程,同样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努力争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激烈竞争过[4]程”。正如周平教授所言:“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阶段,有的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5]人类社会有效的治理形式。”这表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作为民族整体利益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作为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活动中的独立主体,既保护着一国的整体利益,也保护着每一个公民的利益。

由此可见,爱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显得多余,反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大力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就是题中之义。

二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而且是维系中华民族生成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爱国”这个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鼓舞和感召下,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培育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并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依然是团结和凝聚各民族成[6]员,激发民族斗志,指引和推动民族前进的动力与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执着追求,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伟大事业。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艰难征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不但是13亿中国人必须共同遵循的重要道德准则、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更是鼓舞和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克服艰难险阻的一面光辉旗帜。只有大力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使全体中国人民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才能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征程中形成全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动力,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由此可以看出,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题,从古代的“精忠报国”、近代的“救亡图存”到当代的“振兴中华”,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不仅体现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完整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国家的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科技安全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以前依靠武力无法获得的一些利益,现在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因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围绕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科技利益和生态利益展开的形形色色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其残酷性绝不亚于世界大战。“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传统的军事对抗、武装入侵的方法继续有效,各国还使用各种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诸如国际规范、国家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或条约、积极有效的外交谈判等来[7]谋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仅包括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包括文化因素的渗透,当今世界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没有一个不把本民族文化的尊严和地位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本民族文化。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秩序仍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它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确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是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全球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必然存在一种不公平的交往方式。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是被迫卷入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被迫卷入全球市场。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世界生产与贸易等活动中获利,但受益很少。

因此,“处于全球化之中的人要懂得:全球化并非为全人类带来福音的普照之光,它不是必然趋善的,不能够自行成为人类的共同好事。对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经济利益被剥[8]夺、民族独特文化被解构”。我国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在政治安全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名义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进行攻击,运用各种手段妖魔化中国,在国际上恶化中国形象。比如,西方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政府长期实行专制集权统治,任意践踏和扭曲人权,忽视和破坏世界知识产权法,诬蔑中国是世界上软件、激光视盘和唱盘的盗版中心,是偷窃世界知识产权的“海盗”和威胁全球经济的“奸商”,是世界环境污染和疾病流传的最大源头等。在妖魔化中国的同时,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企图动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达到“和平演变”的政[9]治目的。在经济安全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经济发展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日益增大。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方面,西方国家以网络信息、影视作品、商品品牌等为载体进行文化输出,对我国主流价值观和传统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如:美国通过强大的传媒(网络、好莱坞大片、卫星电视、出版物等)大肆输出包括西方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在内的文化产品,企图让我国人民肯定、认同直至接受美国精神,而同时怀疑、动摇甚至丢弃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断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目前,美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对整个世界互联网的控制权、核心技术的垄断权、资源的分配权、网络空间行为管理的话语权和数据的掌控权等。美国长期对全球互联网进行系统化的暗中监视,‘棱镜门’事件再一次敲响了我国信息网络安全保障的警钟。它只是揭开了信息网络安全的冰山之一角,而在美国庞大的‘棱镜’‘主干道’‘码头’‘核子’‘巧言’等计划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10]人知的秘密。”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面对政治文化上的挑战,而且要面临经济生态方面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竭尽全力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和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先发优势,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资产阶级的政治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试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坚定地捍卫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更需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

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等方方面面利益的争夺仍然是当今国际斗争的重点与焦点,当今时代,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当代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各经济大国在高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那些对人类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新尖技术无疑被各国视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极重要的资本;当前各国纷纷把[11]加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维护生态安全列为国家保护的利益。”高校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在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否真正为国家服务与高校爱国价值观的培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高校采取切实措施按照党中央有关要求高质量地开展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活动,教育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是为国家培养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栋梁之材,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华罗庚等一批爱国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需要无数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一种日益重要的精神资源,而民族凝聚力又越来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爱国主义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核心,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不可或缺的现实力量”。[12]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重要保障就是自始至终高扬爱国主义的大旗,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建我中华、爱我中华、强我中华的爱国热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爱国,仍然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13亿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就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利益,都在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比如俄罗斯面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情感不断降低的社会现实,2000年普京上台后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其核心要素被概括为:爱国主义、强国观念、国家意识和社会团结。2012年普京重新执政以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大力倡导“新型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面旗帜被重新摆到了俄罗斯国家教育的核心位置,一系列符合俄罗斯本国实际的爱国价值观教育新举措付诸实践。普京认为,“我们需要共同找到某个能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除了爱国主义之[13]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到”。墨西哥非常重视国旗、国歌和重要纪念日在爱国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墨西哥政府把每年的9月定为国旗月,政府要求所有国人在走亲访友时都要以国旗为礼品互相赠送,要求全国所有学校每个班级的教室里都挂有国旗。墨西哥人不仅国旗意识强,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听到国歌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肃立随曲而歌。为了纪念在卫国战争中为保卫国旗而牺牲的六位小英雄,墨西哥政府在查普尔特克山下建了一座祖国纪念碑,每年9月小英雄牺牲的这一天,都会组织学生到纪念碑前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保加利亚为了加强爱国价值观教育,中小学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对祖国有重大贡献的名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可以使青少年一跨进校门就想到那些伟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泰国政府很重视民族传统和爱国价值观教育。政府规定,每名大学生无论学什么专业都必须修泰国民族文化课程,使他们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突尼斯重视利用文物古迹进行爱国价值观教育,为了使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雇用能工巧匠进行精细修缮,并制定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法律。同时,印制了大量关于文物古迹的宣传册免费发给群众。葡萄牙把爱国价值观教育贯串于各种教育活动过程中,在中小学课本中突出了葡萄牙的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和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内容。韩国把爱国价值观教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们所开的汽车基本上是国产的,民众以乘坐国产汽车为荣。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卫国战争”为主题的爱国价值观教育。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纪念日到来前夕,都会组织相关纪念活动,弘扬爱国价值观。在白俄罗斯的一些学校,每一个学年初或期末一般都会举办老战士与青年学生的见面会,邀请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讲述卫国战争史,宣传白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以培育青年学生的爱国价值

[14]观。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口口声声批评和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为“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同样十分重视爱国价值观教育。比如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爱国价值观教育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价值观教育。以国旗和国歌为例,在美国每逢节日、庆典、集会,家家户户,甚至在汽车上都悬挂美国国旗。在美国国庆庆典上,人人都背诵誓词。在国旗纪念日里,人人都背诵忠于国旗的誓言。这些节日、庆典并不只是热闹一番,它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激发公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解美国的价值观。“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确给美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给美国强化爱国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契机。“9·11”过后那段时间,你的车开出去,不悬挂美国国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车窗,让你赶快挂上美国国旗。美国在海外作战阵亡的官兵,凡是能够找到遗体的,政府都要用军机隆重运回国内安葬,并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美国政府对“9·11”遇难者的营救、遗体挖掘、悼念、纪念活动以及对海外作战阵亡官兵的礼遇,对美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心灵效应,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感。他们由此深切感受到为国努力奋斗,即使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因为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15]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尽管在方针政策方面有所不同,但在爱国价值观教育方面一脉相承。小布什以爱国为名,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反恐战争。奥巴马充满激情的变革演讲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红线。他说爱国思想必须永驻心中,根植于文化之中,培育于孩子的幼[16]小心灵之中。法国爱国价值观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运用博物馆来进行。他们对名目繁多的历史文化十分珍惜。巴黎历来就被誉为“世界艺术博物馆之都”,卢浮宫博物馆、罗丹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等都是世界艺术的殿堂。在法国,即使是偏僻的小镇,也有自己的特色博物馆。凡是为法国做出过贡献的人的遗迹均加以保护,以供后人瞻仰。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11月13日就职半年的新闻发布会中指出:“爱国主义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它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重新点燃自豪之炬是我的责任,前提是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7]位置,尊重各类意见与信仰,不以出身和住居地区而歧视。”意大利非常重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爱国价值观教育。意大利政府把但丁作为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大力宣传和颂扬,他的著作《神曲》被定为各类中等学校学生的必读书。德国爱国价值观教育注重普及宪法,学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认真学习德国的宪法《基本法》,还要研读德国各个时期的宪法,了解宪法发展的历程,加深对当今宪法的理解。此外,还组织各种校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邀请专家和学生一起共同讨论,激发学生了解民族历史的兴趣。德国教材把爱国价值观教育融入反法西斯主义之中,正确引导学生客观地认识和反省德国的过去,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中国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当然也要大力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18]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爱国价值观教育。On the Necessity of Nurturing and Practicing Patriotic Values in Ligh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Yang Yehua

Abstract:In ligh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common interest of men and specific interests of nations co-exist.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a country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a nation remain the same. As long as different countries exist,patriotism will have its solid foundation. Nurturing and practicing such patriotic values are necessary not only to keep national characters,overcome depreciation of one’s own nation,but to provide a base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It will help with bo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mpetitive power. Other countries also try to promote patriotism,and China should facilitate its patriotic history to improve its patriotic education.

Key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patriotism;value;necessity

[1] 杨业华(1963~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重大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4ZDA008)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一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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