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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龙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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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龙集试读：

写“杂”甘苦寸心知(代序）

去年12月24日下午，在丹徒县科协主办公室，我们拉开了话题。

他从1981年2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杂文起，迄今已有一百多篇在省市和全国报刊与读者见面。不仅数量上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不断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他说，“稿写好，一般要放一放，反复修改多次，直到满意了才发”，当我问他“要放多长时间”时，“一般一周左右”，他脱口而答。“你怎么爱上杂文？”“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文学，但毕业时，组织保送我到军事高校，于1960年进了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在部队待了十多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感到有话要说，就拿起被称为‘匕首的杂文了。”老周侃侃而谈。

1988年8月，他从一内部材料中，了解到某音乐学院有位从事钢琴调律与维修的高级实验师，人称“钢琴华佗”。这位“华佗”，曾长期信奉无偿奉献，成绩显著。但近年来，“华佗的科研成果却屡遭别人侵占，他于是惯然决定自己的修琴技术秘不示人。老周从这件事，深挖下去，写了《＜秘不示人＞的议论》，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学会用法律去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并有胆有识地提出让知识分子富起来，“像农村万元户那样，岂不光荣？”的重要观点。从老周激烈动情的谈吐中，我不禁为他较早提出知识分子致富观，也来一个“岂不光荣”！

办公桌上电话铃响过了一次又一次，我一边品茗，一边默默地思考这位忙碌的主席……

当我将话题转到写作杂文的体会时，老周说：“观点要力求正确，谋篇布局要研究，遣词造句要注意分寸，不要说过头话。”我说：“你在今年评价乐秀良同志杂文作品中的那段话，是否也就是你自己写作的基本经验？”他笑了。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今天，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却也不是勇夫手中乱放的‘炮，它的针眨时弊，既要尖锐泼辣，也要力求谑而不虐，哀而不伤，严而不厉，等等。这是由于今天的时弊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缘故。”（见《杂文报》1992年11月20日）。

电话铃又响了，明天，他还要下乡去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今天，又只剩两个多小时，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我该告辞了。

我的大脑屏幕上，成像了七个字：“写杂甘苦寸心知”。（原载《镇江日报》1993年1月8日）

自 序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文章，是从近20年来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杂文、随笔和杂文评论等作品中遴选出来的。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喜好文学，爱读杂文，心仪鲁迅，每每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自己所写的杂文也能发表出去。但后来，社会的选择却令我的爱好与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常不“对口”，所幸的是，我心中的希望之火终未泯灭。1981年，当我跨过“不惑”的门槛后，我竟鬼使神差地开起一月“豆腐作坊”，业余时操起“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制点“豆腐块”投去报刊，居然常有一些为编辑所看中的“豆腐块变成了铅字。积时既久，我又慢慢地萌生起出书的希望来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是在执著的追求中，追求之下，这出书的希望又逐渐化为现实，终于有了现在的这个集子。

集子里的文章，按照杂坛管窥篇、世象掠影篇、书海觅珠篇和人生咏叹篇进行编排，这样编排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避免书中的文章无绪杂呈，以此便于读者翻阅。杂坛管窥篇里的文章，是依内容决定其排列次序的，而其他各篇里的文章，则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个别篇什除外）。少数文章在收入集子时，作了一点必要的文字改正和增删，其余文章均保留着发表时的原貌。集子里有些文章，特别是我初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不免带着点“咬指”、“露旋”之类的稚气，但因其记录着我写作杂文的前进脚步，且今天读来似乎也还有益，故我不忍割弃它们，而依然原汁原味地将其收在书中。伏乞鉴谅，祈勿见笑。

将这个集子定名为《屠龙集》并无什么寓意。因为我平时作文常用笔名龙之舟，屠龙则是我偶尔用过的一个笔名，而“屠”与丹徒的“徒”同音，屠龙者，取“丹徒龙某”之意也。所以，用《屠龙集》作书名，不过是为着感念生我养我的故土罢了。这“屠龙”，与古之先哲“莫学屠龙”的劝诫毫无干系。

我不敢奢望这个集子畅销书市，但也不愿看到她流落于街头地摊。我愿将她奉献给杂文界的朋友，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杂文事业的领导同志，奉献给其他的友人和杂文知音。《屠龙集》里的文章，原载于《镇江日报》、《新华日报》、《杂文报》等10余家报刊，这集子付梓问世，其间也凝结着这些报刊有关编辑的心血。我与这些编辑同志，大多从未谋面，“相逢陌路不相识”，但我对于他们，却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在此我最想说的话是：谢谢你们。

是为序。二〇〇〇年八月

杂坛管窺篇

杂文与漫画

杂文与漫画，需要艺术的幽默，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幽默的艺术。

漫画《武大郎开店》，于幽默诙谐中掺和了辛辣之味，使阳谷县里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成了“名人”。一时间，那武大也受到了杂文家的青睐，很使杂坛热闹了一阵。

这现象奇怪么？不，因为现实生活中确有“武大”。漫画家和杂文家从“武大”们身上都发现了审美价值，他们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将其揭示出来，并且都力图给人以幽默的感染和心理的满足。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在这方面，方成先生不过充当着‘带头羊”罢了。

幽默地揭示丑的灵魂，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理的熏陶，这便是杂文与漫画的相通之处。

多数的杂文家也许不易成为漫画高手，然而，现代漫画家做了杂文高手的，却是不乏其人，诸如方成、华君武、马得、韩羽等等。

方、华二位擅长在画作上题句，那题句幽默而凝炼，可当做杂文诵读，它与画作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读之令人捧腹。马得的系列作品《画戏话戏》，以古戏中的历史人物为对象作画著文，融严肃的哲理和睿智的幽默于一体，寓庄于谐，发人深省。最让我叹服的，要数韩羽先生的作品了。他出了一本《闲话闲画集》，也是一画一文，那画似村而雅，土极却洋，那文则奇思泉涌，蕴藉含蓄，两者都流溢着令人破颜的幽默。

幽默，是讽刺与善意的结合，也是智者兼圣者的创造。真正的幽默，总是寄寓着幽默的创造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真挚而热烈的爱。韩羽先生们的作品，不就是这样的么？

杂文自非漫画，幽默也不是杂文的唯一秉性。但在今天，杂文与漫画的结合却别开了杂坛新生面，而杂文自身也还需要多一点漫画式的幽默。（原载《杂文报）1991年5月31日）

“长化短”说

近日从书店购得一套“开明文库”（第1辑）丛书。这套丛书，由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辑录了二三十年代共10位文学前辈的杂文、散文自选集，其中包括叶圣陶的《未厌居习作》、夏丐尊的《平屋杂文》、茅盾的《速写与随笔》等等。

这套丛书里的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精短。集子里收人的作品，大多在三四十篇左右，少的仅收人10篇、10来篇。而每本集子的字数，也大抵在10万上下，少的才三四万字。所以，这些集子都是薄薄的一本。集子里的作品，我不敢说篇篇皆精品，但却是作者从自己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叶圣陶先生在《未厌居习作》的自序里说，他的《剑鞘》和《脚步集》出版之后，“自己看看，总觉得像个样子的文篇不多，淘汰还不见得干净，引起深切的惭愧”。而为了出这本《未厌居习作》，他是将新作“选剔一番”，再加进了已出集子里“比较可观的几篇”，才付印成书的。我读这集子，也就确实很有些“可观”之感了。而且因其短，读罢还想再读，可谓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现时出版的杂文自选集，有没有精短如斯的呢？恐怕有的，但据我的目力所及，这也实在是太少了。而所多的皆是厚厚的一本，收人的作品少则百数十篇，多则二三百篇，且有愈出愈厚之势。我拜读了其中的一些集子，初时都为作者的创作之丰而赞叹，但读着读着，竟又都差不多一样地生出些“此篇大可不必收人”之类的惋叹来。惋叹既多，赞叹也便减少，乃至全然没有了读书的“可观”之感，终于将书置诸案头而“罢读”了！我想，作者出书不容易，而要出精短之书却也未必更容易的。能不能力求长而化短、精益求精呢？这怕是要向叶圣陶先生们学点什么的吧！

杂文要写得精短些，大家是提倡多年了，我这里作此“长化短”说，则是在提倡多出些精短的杂文集子。此说未知杂文界的朋友们以为如何？（原载《杂文报）1993年10月26日）

质量第一

我给报刊写杂文，稿件的采用率大抵在75％左右，不算太少的稿件是被编辑给“枪毙”了。这些遭“枪毙”的稿件，绝大多数并非“死于非命”，而是由于自身出了毛病的缘故。这毛病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有的稿件虽然具有一定的杂文美感，但却缺少或者没有报纸杂文所需要的新闻价值，二是有的稿件立意不新，或选材落俗，嚼了别人嚼过的馒，读来乏味，三是毋庸讳言，有的稿件触及了社会的敏感问题，惜乎行文略显直露，或立论稍嫌偏颇，致使编辑在取舍之间不免踌躇，稿件终于失去了时效性，也就悄然“毙命”了。

所以我想，一个作者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努力提高所写稿件的质量上，这是很要紧的。在这方面，有两件事似乎值得一提。

一件是，数年前我给上海的《新民晚报》投寄了一篇短文，不久便“完璧归赵”了。同时寄来的，有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信上写着：“此稿不拟刊用，特奉还，望继续赐稿”，“来稿一般不退，请自留底稿，两个月内未见刊用，作者可自行处理”，云云。读了这退稿信，我想：它是“来稿一般不退”，而我却收到退稿了，可见我这稿子还并不“一般”嘛！它的被退回，许是由于同类稿子已用过，或是因为稿挤而“割爱”也未可知的。于是复作修改推敲，重又寄给了《武汉晚报》，不多日，此稿居然变成楷体的“花边杂议”见诸报端了！我与这两家报纸的编辑，可谓天涯陌路人，这稿子的退也罢，发也罢，全在它自身的质量。

另一件事是，1990年3月28日，我给《杂文界》寄去一篇杂文赏析文章，很快便收到了杜文远同志的复信，信中说：“稿收到，准备在《杂文界》第3期上发表。”落款日期是4月5日，可见，此稿是在编辑部收稿后几天便决定编发的。而我给该刊写稿，这还是第一次，此前自然没有任何关系，稿子的迅速被采用，不过是对其质量的认可罢了。

总而言之，给报刊写稿，质量第一。既有第一，也就有第二、第三等等了，这第二、第三并非是“人情”、“关系”之类，而是作者的眼力、胆识和对有关报刊用稿信息的获取等等。当然，在几篇稿件质量相当的情况下，一个作者倘与编者比较熟悉，其用稿的可能性也许会大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即便如此，稿件的质量也依然是个前提条件，也还是第一位的呀！（原载（杂文报》1993年6月29日）

“选粹”回亿录

两年来，选粹专版共出48期，选载了154位杂文作者发表于74家报刊上的192篇作品。这154位作者，我所熟知的著名杂文家有30余位，其中包括严秀、邵燕祥、舒展、拾风、牧惠、章明、何满子、冯英子、糊涂翁（张兰夫）、金陵客（王向东）等，也有著名作家王蒙、马识途、蒋子龙、刘心武等，还有一些也是我所知名的杂文家和杂文作者。而其中约占2/3的作者，则是我所陌生的。这或是由于我的寡闻，或是由于选家和编者坚持实行“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的眼光并不一味盯着名家作品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这情形是让人观览到一幅全国杂文作者队伍新老交替、后继有人的兴旺图景了。在154位作者中，被选作品最多的是邵燕祥（6篇），第二位是舒展（5篇），再次是拾风、糊涂翁、金陵客（各4篇），这里有个问题似乎值得研究，那就是：这些作者的作品，何以会受到选家的特别青睐呢？

192篇选载作品，有14篇选自《求是》、《半月谈》（内部版）、《宣传与政工》（湖北）等12家刊物，其余的178篇作品选自各级各类的62家报纸。按照我之未必规范的分类，这62家报纸中，国家级17家，51篇，省（直辖市）级32家，75篇，地市级6家，8篇，晚报与周末报7家，44篇。若从作品原载报纸的所在地域看，除北京地区外，第二位是上海地区，选载40篇，其中《解放日报》15篇（各报选载篇数之最），《新民晚报》14篇（晚报选载篇数之最）。第三位是广州地区，选载23篇，其中《南方周末》11篇（唯一选载作品的周末报）。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192篇选载作品，来自京沪穗以外广大地区的不太多，而来自刊物和地市级报纸的则更少。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所发杂文少有佳作呢，抑或是在呼唤着选家视野的多多扩大？

就作品形式而言，选载的作品多为政论式，其他形式的作品很少见到。这是由于当前作品形式的单调，还是由于选家疏于对形式的选择？我想，无论是创作还是选载，作品的形式总是多样点好。

值得一说的是，这期间全国有12家省委（直辖市委）机关报的33篇杂文作品，为选粹版所选载，可见这类报纸也不乏杂文佳作。这无疑是向杂文界透露了一则令人振奋的信息。

我写这篇文字，意在为关心杂文选粹专版的同志们提供点研究资料，而文中所提的一些问题，也不过是为了谨奉研究者和选家们参考罢了。（原载《杂文报》1994年3月8日）

惊人的相似

有两桩文字公案，一桩是北京的“国贸”案，另一桩是徐州的“梅花奖”舞弊案，曾在海内外的新闻舆论界引起关注。前桩公案终于在1995年有了审理结果，而后桩公案现在似乎也该审结了。

细细想来，这两桩公案的诸多方面，竟是极其相似的：一是作家成了被告，站在被告席上的，一位是吴祖光老先生，一位是人称“彭城侠女”的袁成兰女士。二是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同出一辙，他们都指称作家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三是所谓的侵权文章，都是作家依据报纸上的有关报道而撰写的随感类杂文，虽是报道在前而文章在后，但原告却都不约而同地将杂文作者推上了被告席。四是两桩公案的诉讼过程，都是反复较量，一波三折，且都耗时三载有余。

这两桩公案，还有一些其他的相似之处，但主要的，怕就是这么几点罢。有这么几点相似，也足以让人惊叹了。

北京的“国贸”案，以吴祖光的胜诉而划上了句号。法庭终审判决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吴祖光撰写并发表的文章，是其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一文之后的随感，是从不同角度对“国贸”不尊重顾客的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属正当舆论监督范畴，不构成对国贸中心名誉权的侵害，故对国贸中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云云。这判决自然是很对的，但当初“国贸”告吴祖光案，是非如此明显，法院却受理了，弄得吴老先生不得不提起反诉，又不得不无谓地耗去了三年的宝贵时光，这就难怪胜诉后的吴祖光不免啃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了。不过，吴老先生也不失一位老者的大度风范，他又说：“官败民胜，甚为罕见，就算不易了。再浪费精力也就不必了，也够难为法院的了。”这位老人是给了我们一个苦涩的微笑。

据传媒透露，“梅花奖”舞弊案的诉讼过程亦已结束了，省高院在开庭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当庭宣布了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一位文化界人士指出，“梅花奖”舞弊案的终审结果，很可能对所有动辄想起诉写批评文章的作者，或起诉新闻单位的个人和集体，都将是一个不祥之兆。这真是谢天谢地！但愿经历了一审、二审败诉的袁成兰女士，也能像吴祖光老先生一样，去拥抱那法律所给予的最终胜诉！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相似的话，那末，这种相似将是意味深长的。

但究竟如何，也还有待于法庭的终审判决，我们且不妨等着瞧。（原载（镇江日报》1996年12月20日）

致衰成兰

袁成兰女士：

去岁末，我曾以《惊人的相似》为题撰文（载19％年12月20日《镇江日报））说：“但愿经历了一审、二审败诉的袁成兰女士，也能像吴祖光老先生一样，去拥抱那法律所给予的最终胜诉”，只是那时我不敢妄断这讼案的结局，所以又说，“究竟如何，也还有待于法庭的终审判决，我们且不妨等着瞧”。如此“瞧”了百余日，到底“瞧”出分晓来了：4月2日，江苏省高院撤销了一审、二审判决，判定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不构成侵权。法律是将最终胜诉的彩球抛进你的怀抱了！我为你高兴，为你祝福！

这最终的胜诉，不只属于你个人，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社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它表明，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杂文，需要杂文参与正当的舆论监督，需要杂文参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杂文作者的这种参与权将受法律保护。尽管，法律的保护有时也不免经受曲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从中读了一部时代的“福音书”。

江苏杂文界的一位前辈，曾谆谆告诫写杂文的朋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成兰女士，记得你似乎说过，你的杂文就是你“性灵的泼洒，真情的流淌”，这是我非常赞赏的。不过，杂文要勇于揭示假恶丑，也要善于运用辩证法，要尖锐泼辣，也要讲究分寸。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杂文作者的必修课。《惊人的相似》一文，曾提及吴祖光胜诉后的大度风范，吴先生说：“官败民胜，甚为罕见，就算不易了。再浪费精力也就不必了，也够难为法院的了。”这种大度，我相信你也同样会有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你曾用单线勾勒过一幅小平同志穿针的肖像，题名《缝合》，并写诗两句，赠与美国友人。我愿借此诗句与你共勉：

用真诚缝合爱的创伤，

用爱缝合民族的裂痕。你的朋友1997年4月14日（原载《镇江日报》1997年4月22日）

风景这边独好

我有幸作为特邀旅游团的一员，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参加无锡2000年“神州世纪游”首游活动。首游开幕式过后，我们旅游团一行40余人，驱车来到江阴市鹅鼻嘴公园。这园内高高耸立着一座据说是中国第一的观光塔，游客们登上那沿塔身旋转上升、状若飞碟的观光室，便可一睹铁臂舒展、托起江尾海头新港城的江阴长江大桥的壮美英姿了。

鹅鼻嘴公园内左侧不远处，有一排售些旅游用品之类的小店面。许是一种缘分吧，当我踏人园门，刚跨前几步时，眼光便被店面小屋山墙上的一幅醒目广告吸引了，那广告上写着：江帆杂文《南腔集》签名售书处，云云。江帆先生竟在此构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与江帆相识，是在数年前江苏省杂文学会年会上，其时，他赠我一本《江帆杂文》打印稿，读之，甚奇其文。那书稿中的杂文，无不追求独见，笔墨纵横开合，词锋犀利而幽默，颇见一种难得的鲁迅风骨。后来几经接触，又逐渐识知其人了。江帆本名缪人龙，江阴人氏，据他说，他因慕江上云帆，常诵李白《行路难》佳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故自号“江帆”为文。其人一如其文，坦率热忱，敢于直言，不据傲，不卑躬，谈吐幽默，办事认真。记得1990年《江苏杂文选）出版后，他曾背着此书在江阴城乡四处宣传，结果竟售出数十册，而所得书款悉数上交，他自己则不取分文。这又使我甚奇其人。如今，他又于公园内独辟一席之地，为个人杂文集签名售书，此举大约可谓当今杂坛第一人吧？

我于是疾步上前，与他握手相见，彼此都为此次巧遇惊喜不已。江帆告诉我，《南腔集）印了5000册，他利用节假日在此售书，现已售出4000余册了。我对此不无感叹，叹其不易，更叹杂坛中人莫怨知音难觅。江帆售书时，备有一本相当精美的读者签名册，他翻开那册子，高兴地对我说，省领导季允石也在这签了名，还书写了赠言墨宝。由于时间匆促，江帆催我快快赶上众人，莫误了集体活动，故对季允石的赠言我是记不真切了，这多少有点遗憾，不过我想杂文作者签名售书，难得省领导如此关爱，知此一点，足矣。

江帆以《南腔集》一册赠我，此情绵绵。在此书的扉页上，江帆敬录了江泽民同志《为（长白山诗词选＞所作七绝二首》，这里不妨转录如下：一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二又是神州草木春，同商国计聚京城。满堂共话中兴事，万言千语赤子情。

作为杂坛中人，对于江帆敬录此诗的深意，我自当细加体味，以求心领一二。（原载《镇江日报）2000年1月21日）

略论乐秀良杂文的个性特点兼及其它

乐秀良同志的杂文，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勇于直接地干预社会生活，善于艺术地是是非非，抑恶扬善。这个特点，使他的杂文作品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

问世于70年代末期的《日记何罪！》，是乐秀良同志的著名代表作。这篇作品，大胆地揭开了因日记而获罪而催难的社会病灶，深深地烙刻着一个时代的印痕。作者在作品中“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呐喊出人民心底的呼声，这就不能不令读者的灵魂为之震颤，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作者在作品中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启示社会从一个侧面审视历史，评判现实，在这种审视与评判中，推动了党的政策的落实，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篇作品，正是以其自身的价值生发出顽强的生命力。直至今日，人们对它还记忆犹新。《心碑》一文（载1986年1月9日《人民日报》），是乐秀良同志的另一篇代表作。这篇作品，采用双线式的表现手法，对不同人生观的人们对待身后事的不同回答，进行了褒扬或贬抑。从外在线索看，作者不过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10周年之际，撰文‘仅就他对身后事的高尚情操，发表一点感想”罢了，所以作品中有对总理遗言的动情追忆，有对当年人民为总理送葬情景的感人描述，更有作者对总理高尚情操的崇敬与颂扬，等等。然而，细读此文，读者不难发现，作品是以针贬一些人对待身后事所表现的“浓厚的封建思想”为其内在线索的。这针贬，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是有感而发。因为，"20世纪的80年代，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身后事操心，其中也包括一些久经沙场，早已视死如归的老共产党员。个别人竟然向组织提出厚葬立墓的要求”。这与当今的时代、与共产党人的本色都是格格不人的，自然也是“令人惊异”的了。作品正是通过这一表一里，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实现了与读者心灵的沟通“真正的不朽是活在人民心中”，这便是“心碑”。值得指出的是，这篇作品对于“个别人”的贬抑，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独特个性，而且表现了作者无私无畏的勇气和胆识。这是让人钦佩而难以忘怀的。

乐秀良同志在谈及怎样写杂文的问题时，曾经说过：“写杂文要有感而发”，“杂文要为人民讲话，要符合党心民心”（《杂文百家专访》）。这就是说，杂文作者不可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无病呻吟，或空发议论，而应勇于直面社会，干预生活，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抑恶扬善，敢讲真话。这一见解，无疑为他杂文作品的个性作了极好的注脚。

曾彦修同志多次说过：思想性是“质”，艺术性是“文”，“文质彬彬”，然后杂文才能成立。纵观乐秀良同志的杂文作品，其中不乏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佳的上乘之作。这里仅以《心碑》为例，此文的艺术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作品在逻辑论证的结构框架中，嵌入形象的勾勒，揉进情感的抒发，寓理于形，寓理于情，形与理相互渗透，情与理自然交融，由此作出了美与丑的评判和抉择，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此其一。其二，作者的贬抑固是善取类型，不讲情面的，但其语言的运用却也很讲分寸：对于身后事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的，只是那么“一些人”，而要求死后厚葬立墓的，更是“个别人”。这符合生活的真实，因而令人信服。

有人说，杂文姓“杂”，杂而有“文”，文者，文采也。此说似也不无道理。所以，那山水闲情，读书谈艺，风俗时令，天文地理，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一类的文字，倘做得幽默洒脱而富有情致，也不妨归类于杂文。在杂文大家庭的座次上，当有这类作品的一个席位。

然而，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在干针贬时弊。因此，就杂文家族的主体而言，面对社会生活，应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战斗的阜利通”。这是杂文的木色。“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夏衍：《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不过，在今天，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却也不是勇夫手中乱放的“炮”。它的针贬时弊，既要尖锐泼辣，也要力求谑而不虐，哀而不伤，严而不厉，等等。这是由于今天的时弊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缘故。乐秀良同志的杂文作品，正是在正确把握和坚持杂文本色这个根本问题上，显示了它的可贵之处。（原载《杂文报》1992年11月20日）

真与美的和谐统一

乐秀良杂文集《日记何罪》，收人了作者写于1943年的《感触与意见》、《我们需要有血有汗的文艺》两篇作品，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所以说“非常引人注目”，那是因为：其一，在这个集子里，除了这两篇作品外，其余的作品都写于1979-1992年，而在全国解放后的50,60年代，乃至7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作者竟未能为这个集子收人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杂文作品。历史老人似乎在这里跟作者开了一个玩笑，让他留下了一片“杂文荒摸”。其实，留下这“荒漠”的，也非他一人，有的作者虽也在广漠的沙土上植了一些杂文“红柳”，但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却也尝尽了人间的苦涩与辛酸。这种“荒漠现象”，也就难免不让人凝神注目了。其二，这两篇作品所表达的创作思想，概而言之，是说杂文家绝不可消极遁世，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无病呻吟，而应合着时代的节拍握笔为文，讴歌光明，鞭答丑恶，抑恶扬善。在我看来，这种创作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未过时。

乐秀良同志说：“只要有助于扶正祛邪，去腐生新，用杂文歌颂值得歌颂的，批评应该批评的，都是可以的。不过，正像相声与漫画更适合于讽刺一样，杂文这种文体，似乎更适合于批评”（《解牛自须泡丁手》）。纵观集子里的作品，多是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内容的，其间也有一些论人生、谈交友、忆故旧一类的散文小品。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在这些作品中，似乎少有洒脱飘逸的幽默，少有淋漓尽致的讽刺，也少有曲径通幽的含蓄，而就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而言，似乎也是传统的多于现代的。这就在总体上显出了作品艺术性的略有不足。然而，展读集子里的作品，却又不能不深受感染而为之动容，原因何在呢？

一个成熟的杂文家，无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属于他个人的独特风格。“风格即人”，作品的风格是作者人格的外露与物化，是与作者的思想、气质、情操、个性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秀良杂文的风格，全在一个“真”字，在于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表现着他对于高尚人格的执著追求。这种风格之真与人格之美，是能够赢得读者之心的。

乐秀良的《日记何罪》一文，早已是万口传诵的当代杂文名篇了，而集子里的一些作品，如：《为杂文说几句话》、《心碑》、《烤面包红烧肉糠窝头》等，似也堪可与之媲美。读着这样的作品和文字，你能不为作者敢开第一腔的胆识和勇气所折服么？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敢于仗义执言的精神，也很令人感动。张志新一封家书的坎坷遭遇，激起作者忧愤，他奋笔写下了《通信自由》一文，呼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称赞张志新是“敢于冲破现代迷信的英雄”，是“伟大的公民”。他有感于一些领导部门对于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以《知识分子的“复杂”》为题作文，辩证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所谓“复杂”，指出知识分子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作者针对严肃书籍“出书难”的社会弊端，于1989年一年间连续写下了（“上帝”也要分层次》、《茫茫书海觅知音）和《也谈畅销书》3篇文章，这呼号之热切，不知是否唤醒“我辈何颜见书生”之社会良知？集子里的《掌声和心声》、《忙些什么？》、《“一言三拍”》、《懒懒散散何时了）、《岂能如此“百忍”）等作品，都是在对社会生活的审视与评判中，以深刻独到的见解和辩证分析的方法启示人，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炽热率真的情感，情理交融，以情感人。总而言之，读者从这些作品中所触摸到的，是一颗追求高尚的灵魂，感悟到的是风格之真与人格之美的和谐统一。（原载《杂文报》1994年7月12日）

政论的填密与杂文风采的完美结合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剧变，使和平演变已不再是哲学殿堂里的研究命题，而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现实了。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对于这个严峻的现实，不会也不能视而不见。

于是，杂文界的许多战士拿起了“投枪”、“匕首”，跃进堑壕，投人战斗了。在这群战士中，著名杂文家林放是堪称智勇双全的。他发表在8月28日《新民晚报》上的《哀王孙》一文（以下简称《哀》文），便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一篇反和平演变题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里不揣浅陋，对《哀》文作点简要剖析。

一年前，东德与西德合并，进而统一。这是两德人的事，别人无需饶舌。然而，两个德国为什么没有统一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呢？人们对这个问题，却不能不予以深深的关注和思考。林放老运用形象说理的杂文形式，写下了不足千字的《哀》文。文中用平实而洗炼的笔触，勾勒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把这形象“化”于说理之中，引导读者一步步寻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作者像一位高明的导演，在《哀》文一开篇，便将那个典型人物引到了前台。此人便是克伦茨。这个克伦茨取代了昂纳克，继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职位，并且还兼任了其他要职，曾“显赫一时”。接着《哀》文推出了两个典型的“场景”，让读者“领略”了克伦茨“惊天动地”的“表演”。一是克伦茨拿来民主德国的宪法，亲手删去“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二是他亲自出马，“开放东德边境，开放柏林墙”。这里的描述虽只寥寥数笔，却是摄魄钩魂。人们从中清楚地看到，克伦茨及其支持者们从法律上取消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主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么一来，其后果自然便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了。再接着，《哀》文采用素描的笔法，在克伦茨作出开放柏林墙之类“新政”的背景上，勾勒出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为之欣喜若狂的神态来。这神态，巧妙地透露了作者的一个暗示：东德的剧变，也有其国际的原因，它适应了西方的需要。不仅如此，《哀》文紧接着又采用“借题发挥”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东德剧变的社会原因，那就是“马克”代替了“马克思”。“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西德马克，淡化了马克思，于是柏林墙就倒塌了。”行文至此，作者便把问题的答案，完整而艺术地交给了读者。

从作者所给予的答案中，人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坚持我们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反和平演变是多么的重要！这便是《哀》文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对此未着一字，但读者却能心领神会，这正是作者为文的高明之处。《哀》文的艺术特色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借助于形象来说理之外，尚有笔调的“婉而多讽”，语言的“反话正说”等等。这些艺术手法，在《哀》文中几乎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它们的综合运用，使作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杂文不同于政论。然而，以反和平演变为题材的杂文作品，却应力求具有政论的填密而又不失杂文的风采。在这方面，《哀王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原载（杂文报》1991年11月15日）

附：哀王孙

报上有个标题说：克伦茨失业后终获“新生”。这个克伦茨是何许人也？说起来，他是大有来头的。

前年十月，民主德国人把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昂纳克轰下台，继任的总书记就是这个克伦茨。他还兼任7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显赫一时。

可惜的是，他的好景不长。十月间上台，干到当年十二月初，他也被轰下台了。先后不过六个星期，是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家。

但是，执政时间虽短，短短的时间里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是他亲手删改了民主德国的宪法，删去了“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第二件大事是开放东德边境，开放柏林墙。

柏林墙一开放，涌向西柏林的人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天里超过五十万，十天里签发一千万私人旅行证。联郑德国和西柏林方面给每个到那里去的民主德国公民发放一百个联邦马克的“欢迎费”，使出了马克攻势。

这就是克伦茨执政时干的“新政”。特别是开放柏林墙一事，美国布什总统称之为东德“自由”的大事件，英国撒切尔夫人认为是“自由的一个伟大日子”，西德总理科尔称赞这一天是“极其愉快的时刻”。

以后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西德政府打出了两德马克一比一的比价，骗取了东德的“民意”，最后终至于两德合并。

所以有人说，民主德国的剧变，只是“由于一字之差”。什么“一字之差”呢？那就是：“马克”代替了“马克思”。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西德马克，淡化了马克思，于是柏林墙就倒塌了。

而现在，这位一手开放柏林墙的克伦芙又是伤感、又是庆幸地说：在失业了二十个月之后，感谢地产大王布罗伊尔，让他改业经济管理，他将在地产大王那里获得一个“饭碗”。

原来是一个工人党的领袖、政府的首脑，终于要向一个地产商人乞讨一口“吸来之食”。这真是一场春梦，忧同隔世，历史是太无情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不禁使人联想起流落在路隅啼泣的末路王孙。“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穷途末路的克伦茨总算碰上了一位“慈悲”的大老板，开始他的“新生”了，愿上帝保佑他！

耐人寻味乃上品

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有人称之曰形象性的议论文，或曰议论性的美文，等等。杂文一方而要通过议论，让人明白道理，即具有思想性，另一方面，要运用形象说理，给人以美感享受，即具有艺术性。《杜甫卖诗》便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杜甫卖诗》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描述杜甫迫于生活，带着自选诗集，先后到皇家学术出版社（可见是高档次的国家正式出版社）和个体书商那里去碰运气，结果“都是碰的一鼻子灰”。“是杜甫发出了“诗歌于我何有哉？万言不值一杯水”之类的啃叹。作品在诙谐幽默的基调中，略带着凝重与冷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采用暗喻的手法，在作品中艺术地嵌人了职称、下海、倒卖书号、拳头加枕头等等极富现代气息的热门字眼，将所写的古人古事与现今的某种社会现象拉近了距离，使读者在联想中实现了两者的艺术贴近，作品也就透溢出喻古今、讽世情的艺术魅力。

显然，《杜甫卖诗》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但这讽喻却决非冷嘲。作品中的杜甫，在“市面上连钞票都有假”的情况下，“他就偏不肯拿一行粗制滥造的诗句去应市”，而在个体书商要他将诗集加工成拳头加枕头的畅销书时，他则又愤然离去了。可见，作者这里所勾勒的，是一个鄙弃拜金主义而坚守人格贞操的文人形象。杜甫的碰壁，暗示了文化市场的失衡，而他的慨叹，也实在是在无奈中对文化市场整顿与改革的呼唤罢了。这是艺术的含蓄。作品的主题由此得到了升华，因而赋予了作品以较高的思想价值。

一篇杂文作品，其思想内涵愈深，艺术品位愈高，则杂文味愈浓。《杜甫卖诗》之所以耐人寻味，正是由于它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的缘故。（原载《杂文报》1994年1月7日）

附：杜甫卖诗

诗这劳什子，如今可是一天比一天难卖了。

难怪杜甫先生一肚皮牢骚。他老人家虽是诗界泰斗，但是因为外语不过关，没有申请到职称，所以老婆孩子都只好寄居原籍，他一个人在京城里混。诗歌创作所早已门庭冷落，靠朝廷下拨的经费发工资都不大够，奖金还是两三年前发过一回。再不设法卖几首诗，这日子就没法过。偏偏越穷越找不到灵感，越急越写不出佳句，加上老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脾气，尽管这年头市面上连钞票都有假的，他就偏不肯拿一行粗制滥造的诗句去应市。没法可想，只好听从老朋友广文先生郑度的建议：编一本自选集，到出版社去碰碰运气。

不料连续跑了两家，都是碰的一弃子灰。

他先到皇家学术出版社，找过去上门来索诗稿的老编。君。那时杜甫的诗红遍全国，一首传出，万人争吟，洛阳纸贵并无半点夸张。A君为了保证拿到杜诗，总是先预支稿酬若干，让他高高兴兴去找广文先生喝几顿酒。可是这回去找A君，学术出版社剩下一个又聋又口吃的老传达，结巴了半天，才弄明白：朝廷早就没补贴，出版社诸君一起下海。

杜老头子一气之下，跑了回来。生了一夜闷气，无法可想，只好再跑第二家了。

这是郑皮的一个远房亲戚，名曰郑经。是个体书商，已经幸倒卖书号私印书籍赚足了银子。看在郑皮面上，郑经对杜甫倒是很客气，池茶让座，自己随即将诗稿翻一遍。马上说：“杜先生，您太思想不解放了！难怪这集子没人接受出版。现如今，赔钱的买卖谁肯干呢？”看杜甫急得青筋突兀满面苦紫，又说：“其实，要畅销也容易，就不知道先生愿不愿再加工加工了。”

走投无路的杜甫连忙洗耳恭听。

郑经说：“地摊上最畅梢的书，不外拳头加枕头。这拳头么，写得最好的是金庸金老爷。您老的（公孙大娘舞剑》就蛮有基础。怎么着连起一串打斗的故事，您老可就成了诗界的金庸了。至于枕头么，您那（丽人行）写得再落点，比如丽人如何与她的情人拥抱亲吻，如何……写不出手？画框框么！有道是一框一框又一框，一连画上7个框，画个括弧在一旁，注明自删多少行。 多好！文字审查既找不到您老的麻烦，又可以引发读者无穷的想象，真是何乐而不为……”

郑经尚未说完，杜甫早已走远了。一路走，一路双诵着当年酒醉之时蜡给郑皮的诗：“……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俄死续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当沪卖酒），子云识字终投阁（自杀未遂）……诗歌于我何有哉？万言不值一杯水！”

哎，当初真不该这么写，谁料就真的成了诚语！

路上的人都听见杜甫先生那一声长长的叹息。可惜生意太忙，谁都顾不上理会这位诗圣。

精心剪载 叙事析理

2月3日“芙蓉楼”副刊发表的杂文《甘棠柳树泡桐》，是一篇弹奏主旋律且以情感人的好作品。

这篇作品，融写人、叙事与说理为一体，在叙事中勾勒形象，审视人生，也在叙事中生发联想，阐明事理。作品写了焦裕禄的为造福兰考人民引种泡桐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柳宗元的被贬柳州却“不以己悲”而好作“思人树”，召伯的为了百姓而劝农、听讼于甘棠树下……着墨俭省，形象感人，可谓绘几笔而形神毕现。作品的叙事，则以人物为中心，以泡桐之类的树为线索，力求叙事不枝不蔓，说理贴切自然，这叫取一点而精髓俱出。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所写的人与事“贯而察之”，作出了要“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的哲理思考，感悟到了百姓们护“甘棠”、思“柳树”、敬“泡桐”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寄托，并由此发出了“这就是魅力，这就是真情”的由衷赞叹。正是在这种热切的感情袒露中，作品呼唤再塑“心碑”的主题，被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这篇作品，从现实生活与历史典故的浩瀚材料中，选取了几个具有某种共性的典型材料，精心地加以剪裁，而读者则在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中，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并乐于接受作者的哲理思考。作品采用随笔式的表达方法，夹议夹叙，娓娓道来，且行文转换较多，意蕴空灵淡雅，给人以意趣甚于思辨之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颂扬美好事物是这篇作品的主旋律。但在现实生活中，美与丑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所以作品也很有分寸地鞭答了少数人醉心于“五子登科”的不良现象，这就在美与丑的比较中，给了读者更多的启示。

这里，值得顺便一说的是，杂文是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揭露为主，就一篇作品而言，要视题材与内容的需要而定，其实并无固定模式的。杂文不是无情物，关键是，作者需有一颗爱党爱人民的炽热之心。（原载（镇江日报》1994年3月1日）

附：甘棠·柳树·泡桐

记得上小学时，我从“党的好干部”、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感人肺腑的事迹中，第一次认识了“池桐”。那时，只觉得她作用真大，不但能挡风沙，还能治盐碱，给兰考人民除灾造福，对不畏瘤魔，带领技术人员艰苦试脸引种泡桐的焦书记自然更为崇敬了。爱树及人，因人思树，这“树”与“人”的密切关系，便首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朦胧地扎下了根。

上了大学，从唐诗中我又认识了柳宗元，并读到了他那首鲜为人知的（种柳戏题》。此时，诗人已由京官贬诵荒僻之柳州为刺史，然诗人“不以己悲”，反而热心为柳州人民兴修水利、铺路植树、办学兴教等。尽管如此，他依然感到“渐无惠化传”。难怪柳州人民要为他建立“遗爱碑”了。

再后来，从（诗经）的（甘案）篇中，我又认识了“甘索”（即裘梨），由“甘索”进而认识了两千多年前的周王之巨召伯。召伯在辅助周宣王征伐南方淮夷时，曾劝农、听讼于甘索树下，为平民百性办了许多好事，人们感其功德，都自觉保护甘索而不准任何人、畜对其有丝毫损伤。后世遂以“甘索”来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这委实是一个反映官、民关系，充满审美教育意义而耐人寻味的绝妙好辞。

由“甘棠”而“柳树”而“池桐”，贯而察之，我的思绪顿然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而飞翔起来。召伯、柳宗元、焦裕禄，他们之时代、官职、功绩有异矣，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所在，那就是：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正因此，人们才能因召伯之为民听讼而对“甘索”发出“勿翁勿伐”的郑重整戒，才能因柳宗元之“好作思人树”而建“遗爱碑”，才能因焦裕禄之为引种池桐里生死于度外的崇高精神而永远怀念。这就是魅力。这就是真情。

而今，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之大潮中，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抱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雄心壮志，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不忘为民办实事，森得了群众的赞誉。但亦有少数党的干部则与之相反，不是把精力用于为民办实事、谋福利上，而是醉心于位子、车子、房子、儿子、票子。面对如此诸公，人们不时有怨声才怪呢。“水能载舟，亦能及舟。”我们不是可从人们护“甘案”、思“柳树”、敬“池桐”的这种朴素而深厚的感情中咀嚼出一点滋味来么？

官品·人品·文品

余耀中同志的《官德感言》一文，发表在近期的《镇江日报》和《杂文报》上。这是一篇随感式的杂文作品，细品其味，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乃是作者对于官德的理性感悟。

官场不是君子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同其它任何人际场一样，官场中的万千气象，也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一定的法制条件下，官场中德行高尚的人，追寻和创造着真善美，而那些德行卑微的人，则追逐和制造着假恶丑。于是，人们从官场里看到了官的差异，看到了清廉的官与昏贪的官，刚正的官与圆滑的官，躬勤的官与庸惰的官，务实的官与耍虚的官，为民谋利的官与为己谋私的官。又于是，人们感悟到官德的客观存在了。《官德感言》的开篇语“官德乃官之魂”，正是作者感悟官德的剀切之论，也是一颗呼唤高尚官德的心灵的搏动与倾吐。

这篇作品，把握随感式杂文博观而约取、言简而意丰的艺术特点，多视角地摄取了共产党人认识官德的不同侧面。诸如：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官德的集中体现，官德不只是道德追求，也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折射，官德反映官风，也深刻地影响着民风和社会风气，有德的官、缺德的官、无德的官并存于官场之中，官德与官职之间没有天然的等号，如此等等。本文作者也是一位官场中人，且长期担任地市级领导职务，作此面面观，一方面得益于他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者敢于突破官场中的种种关碍，“跳出庐山看庐山”，采取客观求实的创作态度。

杂文应真切地反映时代的哭歌，要激浊也要扬清，要扶正也要祛邪。这就要求杂文作者兼备坦诚正直的人品和文品。坦诚正直无疑是做人和为文的美德，但它不免有些棱角，往往要碰伤一些人的纸冠。试想：缺德的官扮演丑角，无德的官扮演反角，买官者缺德，卖官者更缺德，读职和滥权是为官无德的“最精彩的亮相”，《官德感言》中诸如此类的警策之言，不正体现了一种坦诚正直的品格么？这种蕴含于作品中的人品和文品，是令人感佩的。

作者在作品中倡导“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写点文章”之类，这自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一件大好事”。而且，笔者还以为，那些离开“秘书拐杖”便难以行走的官，其形象似乎不太美妙，倒也很该学点文章写法ABC的。再则，领导干部所写的文章倘是杂文的话，那就尤其值得称道了，因为他要向读者奉献自己的杂文作品，首先得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官品与人品的答卷！（原载（杂文报》1997年12月19日）

附：官德感言（节录）

官德乃官之魂。

做人可以一生不仕，为官不可一日无德。

共产党人并不讳言当官，更不讳言官德，因为，我们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党人官德的一个集中体现。

一个清醒的为官者都会懂得：当上级授予你官职的时候，不可能同时授予你官德。

德，包涵着为人民，为社会的公德，同时也包涵着个人的品德。在一个优秀干部身上，德和才都是统一于兼备之中，形成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内在的、自我激励的动力源。

官德不是面具，也不是摆设，以成假来胃充官德，虽可蒙混于一时，到头来，只能证明自己更卑劣、更缺德。古人刘舰留有名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此言对于识别官德的假冒，不失为“火眼金睛”。

为官之人若官德高尚，很少因为自己官高位显的特殊身份而压抑和扭曲自己的感情，总是以一身正气受人敬慕。

官德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既体现着为官之人道德追求，也折射出为官之人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官德是为官者的从政之本，立业必先立德，此“本”万不可丢失。

有德的官、缺德的官、无德的官，往往并存于官场之中，各自扮演着正角、丑角，甚至是反角。

买官、卖官，透过这个怪现象，不难看出：买官者缺德，卖官者更缺德，买官者与卖官者是一对缺德的“双胞胎”。

渎职和滥权是为官无德的一个“最精彩的亮相”，人们就是从这里看出了“马脚”。

官德的好坏，实际上也是官风的好坏，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影响着民风和社会风气，因为，为政者自身的德行对社会的影响，如影之随行，响之随身。

为官者理应把官德如何，作为检查、衡-t自身素质的一把尺子。

懂得人生真正价值的为官者，不必把官位看得太重，而应把官德看得重于泰山。“公生明，廉生威”。公正的本身是在明德，清廉的本身是在展现自身的官德。

领导干部若要求索为官之道，不妨先从为政以德步入坦途，既躬身为官，甘当人民公仆，又坦荡做人，身正行端，为人表率。

官德，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乃从政之德，是一种与权力相连接的特殊的职业道德。

为官之人重官德务必重学习，因为，学习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道德实践。

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写点文章，读氛书，吟诗作赋，丹青翰墨，本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一件大好事，不能以为官即是文人，文人即是官的那种历史现象简单地等同视之。

世象掠影篇

人生本是一个大戏台，每个人都在这戏台上充当着一个角色。我们不妨自问，在社会里，在生活中，我所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岳飞、少年歌手及其他

王夫之在《宋论》里曾慨叹：“誉岳侯者适足以杀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汹，可畏也夫！”这话多少有些道理。

高宗君臣南渡之初，拥重兵而主战之将非独岳飞一人，但岳飞的被赞誉却远非他人所能及，公卿大夫、文人学士竞著诗文以咏叹，行伍士兵、乡理百姓争播歌谣以赞美。这不禁使高宗生了猜忌之心，而奸邪如秦桧者流则更对岳飞侧目而视，于是两相勾结，制造了所谓的“莫须有”罪名，终于置岳飞于死地了。

实在说，赞誉不过是对被赞者表示深爱或推崇，原本并不坏。但何以会“誉之适足害之”的呢？那是因为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事情走向了反面，这是誉之者所始料未及的。“誉之适足害之”的事现今也有，其所害大抵在扼杀人才，倒未必非得导致砍杀人的脑袋不可。这便是所谓的“捧杀”人才。

说来真也可悲，现今的“捧杀”人才者，除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吹捧家”外，竟也还有被“捧杀”者的父母辈和社会的某些“名流”在内。不妨随手拈来一例，也可见这“捧杀”的厉害。某地的一位初三女学生，因在一次文艺会演中获奖，被一些“吹捧家”誉为“小天鹅”之类，于是一些单位纷纷邀她演出，把个“小天鹅”弄得飘飘然上了天似的。而她的父母竟将她当作了“摇钱树”，不惜荒废其学业为她寻得演出挣钱的机会，声乐界的某些“名流”，则认她作了“干女儿”，替她介绍演出或陪同演出，自然也少不得从中得些好处。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少年歌手，便从三好学生变作了留级生，“小天鹅”成了“丑小鸭”！

这位少年歌手和一些别的什么“新星”、“新秀”们的被“捧杀”，自有他们自己的过错，何必别人一吹捧，你就飘飘然起来，竟至于迷了向呢？但细一想，他们倘有这种自知之明固然好，可他们毕竟还很年轻，有的还是少年啊，对于他们的“恨铁不成钢”，也委实多了几分苛求！于是我想，那些雕塑他们心灵和形象的父母辈、社会的某些“名流”和少数的“吹捧家”们，怕倒是很该深省一番的。但愿他们能自悔其过才好！(原栽《菖蒲》1986年第1期)

“假、大、史”表演

五十年代后期，湖北某县提了一个口号：“宁可少活十年，不能落后一天。”这口号引来了百姓的议论：“怎么，上面要我们少活十年？”“那是对干部说的。”“啊呀，连干部也要少活十年，我们社员就活不成啦！”百姓心里明白，这口号不过是说过也便“做过”，夸的“海口”，讲的空话而已。所以挪愉了一番了事。“假、大、空”五十年代有，六十年代也有，尤其十年浩劫，林彪一类更是公然提倡。多少大大小小的人物，则以假话害人，用假话取宠，靠假话平步青云。三中全会后，政治清明，“假、大、空”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但其余韵犹存。倘使你到“文山”中去看看，到“会海”里去听听，到某些表彰会去访访，到一些检查团检查的地方去溜溜，或者索性到寻常百姓中去聊聊，那你便不难看到种种“假、大、空”的表演。“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一些人装作“鹤鸣”搞“假、大、空”，是给“天”看的。他们相信，只要上面听之悦耳，看之动容，那就总有一天，名誉、地位等等的好东西会投人自己怀里。“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大、空”盛行之处，势必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分，讲真话、办实事的正气被压抑，党的事业遭损失。我想，我们的各级主事者，一面要警惕自己莫做“假、大、空”之事，一面要谨防自己莫中了别人“假、大、空”之圈套，一旦发现，绝不姑息。

报载：有个县委书记，在“翻了一番”上做了一番“假、大、空”的表演，很是神气了一阵子，但到底东窗事发，加上他仗权谋私、依势压人之类的劣迹，最近就挨了党内处分，掉了头上的乌纱帽。这对弄虚作假的表演者，当是一声棒喝。好，好！（原载（镇江日报）198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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