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雪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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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再见：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活着再见：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作者：邵雪城排版：梦工厂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2-10-19ISBN：9787550209992本书由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必须一枪毙命1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的前夕，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他们相互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说：“向我负责。”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偾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挨个儿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2
我们被直接拉到位于密云深山里的一个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情况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领导是否已经忘了我们这档子事了。
郑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时候他又在一旁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点的内蒙羊腿肉吃。哦，这里没煎饼馃子，回头咱去天津，吃最正宗的。”
郑勇把筷子一蹾，冲我翻白眼：“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动不动就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赶紧跟在他身后出门，上了他的车。徐卫东把车开得飞快，一路无话狂飙了三个小时，半夜时分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住进了当地支队的招待所待命。
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宁志淡淡地说：“我估计是演习。”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也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也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徐卫东两个月前从105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排不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儿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宁志和郑勇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车停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灯，扔给我们一人一副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摸索着下了车。徐卫东掀开后备厢，说：“来，一人一支。”
后备厢里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徐卫东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人形的靶子我打过，人形的人是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是早晚的事，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真的听到要荷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区区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眼前这个叫徐卫东的人，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尽管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但这毕竟是杀人。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拽回现实。我定了定神，见三辆依维柯囚车在八辆越野车的护送下已经到了现场。一个中尉军官跑步到徐卫东面前立正敬礼，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徐卫东唰唰签完字，军官接过，转身朝囚车跑步过去。
徐卫东对我们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
我们齐声应道：“是！”
徐卫东一脚踹到我腿上：“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郑勇的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隔着头盔和墨镜，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笑。我压低声音说：“好笑吗！”跟了徐卫东之后，我们都不由得跟着他养成一个说话刻意压低声音的习惯，这样说话老让人有种错觉，总觉得附近有人在偷听你讲话。
郑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还频频点头。
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三个犯人，一共九人，双手被反绑得结结实实。押运战士将头一批三个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架着他们，他们一定会瘫在地上。
徐卫东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利索点儿，一人一个，打完跑步回车里待命。”
郑勇第一个冲下车，边跑边拉枪栓，枪口朝下向犯人快步走去。看得出他的步伐有些凌乱，好几次鞋底都蹭到了地面上凸起的石块。我和宁志忙下车跟在郑勇身后跑步前进。
厚重的头盔将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只听得见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渐渐地，觉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三辆车雪亮的大灯正正地照在每一个死刑犯身上，几个武警战士手持着枪，面朝外呈半圆形处于警戒状态半包围着现场。
这方圆几百米像是被这世界暂时遗忘了似的，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
郑勇第一个就位，在距离犯人一米的地方抬起枪对准犯人的后脑，没有丝毫迟疑就开了枪。“嗒”的一声枪响，犯人应声一头朝前栽去，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郑勇凑近一步低头确认犯人已死，转身返回。
我只觉得嗓子发干，想咽口口水，却发觉嘴里更干，硬着头皮走到犯人身后抬起枪对着那犯人的后脑，耳朵里开始轰鸣起来。我长舒一口气，死盯着准星，很快我的眼里除了准星和准星对准的目标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心一横，牙一咬扣动了扳机，身体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快速有力地晃了一下，恍惚中仿佛听到了子弹冲出枪膛、穿过犯人头颅打入沙石里的声音。
听着回荡在晨曦空旷野外的枪声，我勉强低头看了一眼栽倒的死刑犯，转过身咬着牙拼命甩了甩头，想晃醒阵阵发昏的大脑。往回走时两条腿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使不上劲，我大口地喘着气，连拖带挪地朝车的方向移动着双腿。没走出两步又听见“嗒”的一声，那是宁志开了枪。我的双脚在那声枪响之后更加发软，无论怎么用力都不听我使唤，好几次若不是在用枪撑着地，我几乎就要瘫倒在地上。
挣扎中一抬头，只见车门内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指着我。我知道那是徐卫东的手，他的身体隐没在车厢内的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示意我，如果我真的瘫倒，那么就会立刻出局。
我拼命把注意力转移开，试着让自己去想学院里那些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那不就是为了能够让我早一点丢掉菜鸟的标签去执行任务吗？现在任务来了，执行了一半，总不能因为结果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就掉了链子，那以后恐怕连去边境派出所都不够格了。
我一边咒骂着自己这两条不争气的腿，一边调整着呼吸，咬着牙一步步地往车里走去。好容易挪到车跟前，我腾出一只手抓紧车内的把手，生生把自己连人带枪提溜到车内。刚坐下，就听见赶到车边扶着门框的宁志的干呕声。“吐出来你就给我走人。”徐卫东抬头看着车外说，“准备第二个。”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见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墨镜的法医正在验尸，宁志见状扶着座椅靠背又是一阵干呕，全然没了昨晚的兴奋劲儿。倒是郑勇握着枪的手轻微地颤抖着，跃跃欲试地朝外张望，还不忘扭头挖苦宁志：“你怀孕了？”尽管隔着墨镜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脸，依然能感觉到那头盔后骇人的杀气。
第二拨犯人因为看到了之前的行刑过程，已然没了之前那一拨的淡定，几乎是被战士们强行拽到行刑点的。有一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远就看到他的鼻涕拖出来老长，在微微的晨光下亮闪闪的。还有一个声嘶力竭地求着饶，那凄惨的声音让人汗毛一根根往起竖。徐卫东冷冷哼了一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人随便哪一个都够枪毙八回的。”
徐卫东刚一摆头，郑勇就又第一个冲了出去。这次宁志先我一步下了车，像是想要把刚才丢了的面子再挣回来，三步并两步竟然超过了郑勇，端起枪对准其中一个犯人的后脑“嗒”就是一枪，完事扭过头，头也不回地跑回车内。
因为是远距离射击，那犯人的脑袋愣是被轰掉了一半，脑浆混着黑红的血在地上溅开一大片。毙第一个的时候天色暗，我没有清楚地看到血。这时候天色已经麻麻亮起来，视线渐明的同时嗅觉也跟着灵敏起来，一股奇怪的味道冲进我的鼻腔，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腥味吧。紧接着又是“嗒”的一声，一个犯人倒在了郑勇的枪下。
很显然，我落后了。
我赶了一步，将枪口顶住犯人的后脑，还能听见那人喉咙里绝望的呜咽声。我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在犯人栽倒之前，我就迅速转身一路踉跄着朝车奔去。
回到车里坐下后，我突然好想问问这批是些什么性质的死刑犯。如果仅仅因为好奇心而发问，那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与宁志和郑勇无法眼神交流，但我知道他俩此时想提问的冲动不亚于我。“最后三个。”徐卫东大概是闻出了我们的好奇，轻声又补了一句，“完事我告诉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死。”
当最后三人被押到行刑点时，我们在徐卫东下达命令后，几乎是争抢着往车下跑。并不是我们杀人杀上了瘾，而是只要被别人抢了先，那么死在前面的犯人的血和脑浆就会没遮没拦地糊满你的眼睛，刺鼻的血腥味会立刻弥漫在头盔里让你无法呼吸。而且根据刚才的经验，越往后被处死的犯人一旦近距离看见别人是怎么死的，尽管被堵住了嘴，那种挣扎着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会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郑勇眼看跑不到我们前面去，索性在七八米外就瞄准，一枪将一个犯人的头盖骨生生掀飞。头盖骨在空中飞快旋转着画了一道抛物线落在地上，在微寒的空气中，甚至能看清那上面冒出的热气。我一看这情形，说什么也不想靠近了，停下脚步举起枪在五米外瞄准了一个犯人，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我瞄准的犯人却被宁志抢先开枪击毙。我转头狠狠地瞪了宁志一眼，余光瞟到囚车边站着的法医，此刻他也顾不上遮掩自己的脸了，掀起墨镜诧异地看着我们。大概是从没见过像我们这样不按章法行刑的吧。
最后那个犯人挣扎得格外厉害。徐卫东刚说了，必须一枪毙命，不然就滚蛋。为了保险起见，我只能硬起头皮凑到跟前，他剧烈的扭动使得我的枪口总是滑开。我心一横，一脚踩住他肩膀压在地上，枪口死死抵住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
这一次，为了在徐卫东面前挽回自己第一次软脚虾的形象，我保持着标准的节奏跑回车边，故作轻松地掀起头盔，一边在沙土上蹭着沾着血的鞋底，一边对徐卫东说：“老徐，有烟吗？”
徐卫东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没吭声。他这不明朗的态度让我有些尴尬，只好悻悻地爬到车内坐好。宁志掀起头盔说：“我有。”摸出烟给大家散了一圈，递给徐卫东时，徐卫东伸手拒绝，宁志刚要收回，徐卫东又一把拦住宁志的手说：“来根吧。”
我赶忙掏出打火机帮他点上。他斜扫了我一眼说：“德行。”
法医验完尸后，远远地对着我们的车敬了一个军礼。徐卫东坐回驾驶位，说：“任务结束，弹药离枪。”
车很快开出了刑场，驶上公路的时候，一轮红日正好跳出天际。郑勇指着火红的朝阳对宁志说：“看那颜色，眼熟不？”
宁志眯着眼朝外看了一眼，胃里立刻发出翻滚的声音。我一看太阳那夺目的红色，也马上想起血，一胳膊肘朝郑勇砸过去，郑勇闪躲着仰起头哈哈笑起来。
我们没有回招待所，而是直接往北京方向返。途中，郑勇问徐卫东：“头儿，刚才那几个人犯的是什么罪？”
徐卫东从后视镜里看了郑勇一眼，答得极快：“不知道。”
郑勇愣了一下：“那，你刚才说……”
徐卫东猛地一脚刹车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吓了一跳，被晃得东倒西歪却不敢出一点儿声。“我下命令让你们把他们击毙的，这个理由行吗？”徐卫东冷冷地说，“你们谁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连看都不敢看他，低着头小声说：“没了。”
没什么理由比服从命令更充分了。3
最终，我还是没找出自己和宁志以及郑勇之间的共同点，更别说什么特殊的优点。那为什么105个同级同学中单单选了我们？
这个问题恐怕要困扰我一段时间了。
晚上在电教室看资料，趁休息的时候，我又想起那个问题，不禁对着桌面发呆。郑勇点了根烟问我：“你没事吧？两眼老发直。”
我想了想，把问题丢给了他。郑勇嗨了一声说：“这还不简单？越是高尖端的任务，越是需要看似平常的人去执行，这样在人群中很容易隐蔽。为什么要在人群中隐蔽起来呢？那是因为任务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是非黑白、打打杀杀。”
我说：“就你？枪毙死刑犯的时候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数你动作夸张，你往那儿一站，身上的杀气就把你暴露得淋漓尽致，还谈什么隐蔽在人群中？”
郑勇瞪着我说：“老子那是头一回，难免兴奋得过了头，往后别说枪毙死刑犯，就算让我杀你，我都能做到从容不迫。”“我也是！”宁志站在我们身后幽幽地说。
我和郑勇双双打了个寒战。宁志自从执行完那次任务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回来的路上一句话都没说，从那开始就浑身散发出一种骇人的阴沉劲儿。郑勇凑到我耳边说：“小宁没事吧？你看他眼睛红的，我看着都瘆得慌。”宁志听清了郑勇的嘀咕，慢慢抬起眼皮，两手插在裤袋里，盯着郑勇，一步步地靠近。郑勇梗着脖子，喉头动了动，说：“你要干吗？”
宁志一言不发，俯下身子看着座位上的郑勇，脸越凑越近，突然“呔”地大叫一声，吓得郑勇差点儿从椅子上出溜下来，说：“你他妈疯了吧。”
宁志呵呵地笑了，坐在郑勇的椅子上说：“我一直在想那几个死刑犯挨枪之前是什么心情，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时又在想些什么，我越想心越寒，越想越觉得害怕。”
我说：“那你还想？”
宁志说：“你们说，当时他们是希望我们走慢点儿，还是走快点儿赶紧打完了拉倒？”
郑勇说：“要是我就希望赶紧挨完算了。”
宁志发了会儿呆，往桌子上一趴，头埋在两只胳膊里瓮声瓮气地说：“我有心理阴影了。”
郑勇说：“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我们也算为民除害。你这个人立场有问题，处决那种人还有什么心理阴影？”
我承认，我也时不时想起那些死刑犯垂死挣扎时绝望的呜呜声，但没敢深想，就是因为越想越害怕。经宁志这么一提，积蓄了几天的情绪瞬间就翻涌了上来。我抓着铅笔想在纸上乱画几笔，手指都特别无力。
这时徐卫东走了进来，坐到了我们对面。屋里特别静，只有他低缓的声音在说话：“以后，你们要对付的罪犯可不会像这次一样背对着你们，乖乖跪在那里等你们开枪。你们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要么将他们制服，要么被他们打死。或者，他们会从你们背后开枪，你们死都不会知道敌人是什么样，所以你们脑袋后面都要长眼睛。”
郑勇说：“我明白，就是要机警果断。”他显然对自己在刑场上的表现很满意，热切地看着徐卫东，像是在等着徐卫东的夸赞。
徐卫东看着他，说：“如果要你击毙的人是个女人呢？是个漂亮的女人，或者是个面目慈祥的老太太，又或者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你还能做到吗？”
郑勇想了一下，哑了。
宁志还趴在桌上，头也没抬说：“只要是任务、是命令，我管他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
徐卫东深深看了宁志一眼，点了点头，站起身说：“需要的话我安排总队的心理医生给你们。”
我说：“我不需要。”
宁志抬起头说：“那心理医生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
郑勇说：“还是给我们安排新任务吧。”
徐卫东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丢下三个字：“待命吧。”
徐卫东没有对我们那次执行的任务做任何评述，既没有祝贺我们成功，也没有批评我们失败。可是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是有生以来第一大事了。面对着徐卫东没有半点儿表情的脸，我们谁也不敢多嘴去问，只能听从他的命令继续接受训练、待命。
周日的傍晚，我们三人正坐在操场的双杠上抽烟、聊天，徐卫东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郑勇嗖地从双杠上跳了下来，整了整衣服。宁志像是没看到徐卫东一样，嘴里叼着烟哼着歌，一条腿挂在杠上来回晃悠。
徐卫东看都没看我和郑勇一眼，走过来站在两杠间，将手里的一沓资料丢到宁志怀里，双手按住双杠将身体撑起来轻轻一甩，与宁志坐在一起，眯着眼看着落日舒了口气说：“挺会挑地方。”
我和郑勇这才意识到，刚才一着急，忘记了徐卫东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有明显军姿出现的事，彼此对视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徐卫东对我们轻轻摆了摆头，示意我们坐上去。我和郑勇赶紧争着抢着往上跳，动作没轻没重，结果我们是坐了上去，却把徐卫东和宁志都晃了下来。我和郑勇看了看站在地上的徐卫东和宁志，僵直地坐在杠上面面相觑。
宁志打开文件夹，刚翻了第一页就惊讶地看着徐卫东：“七大项目？”
我赶紧伸头去看，果然是“七大项目”的训练科目表。以前在学校，我们需要在学习保密条例后，才能在电教室里观摩“七大项目”的录像演示。按教官的话说就是：看看知道怎么回事，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接触并实践那些训练科目。
郑勇挠挠头，说：“这些科目，一个科目一个月，怎么也得七个月才能轮一遍吧？”
宁志盯着科目表轻轻地摇摇头说：“这上面说下周一开始，现在距离下周一还有三天。我觉得这三天咱们想吃点儿啥就赶紧吃点儿啥，有啥未了的心愿都抓紧吧。”
对于我们三人而言，如果几秒后“嘎巴”一声就要死了，问我们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的话，那就是没有执行过一次正式的任务，没有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处决人犯那次可不算）。
简单地说，我们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有为自己曾经宣读的誓言流一滴血。
徐卫东从宁志手里拿回那沓资料，分成三份，往我们每人怀里丢了一份，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给我达标。”
郑勇说：“全部？达标？我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两年吗？”
徐卫东说：“明天起，一天一个项目，一周正好一轮，完不成就滚回去。”
我腿一软，从双杠上出溜到地上，不敢相信地看着徐卫东，又看看宁志。宁志撇撇嘴，一耸肩说：“我早就说没那么简单。”
徐卫东说：“怎么，有问题吗？”
我想，我们一定是没有达到徐卫东的选拔标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知难而退——“七大项目”里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单元，都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一天完成一套也许有可能。但连续每天都不间断，别说连着一周，就算是连着两天都不可能，因为那根本就不科学。与其这样，不如主动退出。
我一挺胸说：“我有问题。”
徐卫东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冷冷地一笑，低沉地喝道：“执行命令。”他扭头朝教学楼走去，头也不回地说，“去小会议室看你们手里的资料，我一小时后到。”
一直到会议室，我们三人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翻看训练资料，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把项目简单比作铁人三项的话，那就是每天要来一次，而且每天的项目都不一样。要在徐卫东规定的时间里达标，简直是痴人说梦。最让人绝望的是，“七大项目”要比铁人三项更加严酷。
我又想起“我们三个被徐卫东选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从入校起的各项成绩都记录在案，光看分数就可以判断出我们的实力。换言之，我们三个根本不是玩“七大项目”的料儿。就算是，也不是连续一两个月不间断地玩。
我把封面盖着“保密”印戳的资料往桌上一摔说：“这哪里是训练，根本就是自杀。”
宁志说：“你得多恨你自己才用这种方式自杀？这叫虐杀。”
我们看向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郑勇，他摇摇头说：“打死我，我也做不到，就算勉强做到，也绝对不可能达标，老徐刚才是说不达标就滚蛋的吧？”
我和宁志一起点头。郑勇长长地叹口气，沮丧地瘫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不再言语。
徐卫东来的时候，我们连和他打招呼的心气也没有了。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垂头丧气缩在椅子上的我们，找个位置坐了下来，问我们：“都没有想说的？”
我们三个对视了一眼，又低下了头。“其他几组都过了，是你们不行，还是我挑人的眼光不行？”徐卫东像是自言自语地点了根烟。
郑勇说：“其他几组？”“你们不会以为整个特案组就你们三个吧？”徐卫东把没抽几口的烟掐灭在烟缸里，起身就要收走我们放在桌上的文件夹。我们三人几乎同时跳起来，揽护住面前的资料。我问徐卫东：“其他人全过了？有多少人？”“恐怕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问特案组的事了。”徐卫东伸手过来要拿走文件。我忙把手背到身后，挺起胸说：“那我们也行。”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在这之前，“七大项目”在我心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以为只是因为我们不合格，徐卫东用这种方式赶我们走而已。现在他这么说的话，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不合格，只要按训练计划做到达标，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特案组探员了。
郑勇将资料夹在腋下，站得笔直说：“对，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徐卫东将目光落在宁志身上。宁志说：“早就想试试这‘七大项目’了。”
徐卫东嘴角微微一翘，说：“其他小组也不是全都达标，你们三个能留下两个就算成功，没事早点儿休息，明天开始训练。”
看着徐卫东背着手走出会议室的背影，我心里清楚，这个训练项目才是真正的淘汰赛。这个传说中的训练科目除了考验个人体能外，更多的是考验战友间的配合、协作能力，否则以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
宁志说：“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不如我们三个全部达标，震他一下怎么样？”
郑勇咬着牙说：“嗯，震死他。”
我伸出一只手说：“要留都留下。”
宁志用力握在我的手上说：“要走，就都走。”
郑勇把手放上来，憋了半天，说：“话都让你们说了，反正我也就这个意思。”
那天，我们三人都有些激动，好像第二天要上的不是训练场，而是战场，彼此许下了同生共死的誓言。
四十天后，当我们挺着胸，瞪着眼，竖起耳朵，听到宣布我们“七大项目”全部达标的那一刻，三个人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我们在一间病房里一口气睡了两天两夜，才被徐卫东挨个踹醒，命令我们三十分钟内洗漱着装，准备归队。
当天下午，在一个只有徐卫东和总队一位首长在场的授衔仪式上，我们三人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军衔只记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肩章，因为我们不再有军装了。
授衔仪式结束后，我们来不及庆祝，就又被徐卫东叫进办公室。他正式通知我们，我们三人被列为一个单独的行动组，叫特案第九组，简称特九组，主要负责枪支毒品的走私、制造和贩卖的相关案件。
我有些吃惊：“我们之前有八个组都达标了‘七大项目’？”
徐卫东整理着手中的文件，头也没抬地说：“没有，你们是第一拨。”
我说：“你说其他组都达标了。”
徐卫东破天荒地一咧嘴有点儿笑脸，“逗你们玩呢，其他组连人还没招齐。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全部达标是可以做到的。”他用手指了指我们说，“你们就是其他人的榜样。”
我扭头看郑勇，见他脸色发红，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狠狠地瞪着徐卫东。徐卫东走到郑勇面前，双手插在裤兜里，与郑勇保持着不到二十厘米的距离，盯着郑勇看，一直看到郑勇平息了呼吸，低下了头。
徐卫东把我们领到一间宿舍里，说：“从今天起，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在一起，目标就是——不管你们谁一撅屁股，其他人必须知道你要放的是什么屁。”
听说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行动组，有负责间谍案的，还有专门负责经济案的——当然，这些只是听说，我听宁志说，宁志听郑勇说，而郑勇是听我说的。
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应该问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三人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训练，一起看资料，互相熟悉着彼此的一切。日子过得流水一样分外的平静又轻快，这让我们都有些含糊，一切好似又回到了起点，这跟在学院里的日子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徐卫东叫到了档案室。老习惯，他足足看了我们有五分钟，才说：“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齐刷刷地立正，昂首挺胸：“准备好了。”
徐卫东抄起桌上的一大摞文件就往我们身上丢，声音低沉却差不多是在吼：“你们他妈的给老子喊什么？老子耳朵不背，你当你们还是大头兵吗？那么喜欢立正就滚回学校去出操，要不到门口站岗去！”“准备好了。”我和宁志赶紧小声说，郑勇马上学着我们的样跟着一句：“准备好了。”我们低着头收拾散落一地的文件，集中到我手里后本想毕恭毕敬地放回桌上去。刚抬起头就见徐卫东正盯着我的手，好像在等着我犯错误似的，我赶紧装作随意地将文件放在了手边的柜子上。
徐卫东说：“依我看你们还欠点儿火候，回去吧。”
郑勇转身就走，走出两步发现我和宁志没动。宁志说：“您还是给我发活儿吧，再这么待下去就真废了。”
徐卫东说：“搭档就要亲密无间，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甚至呼吸频率的改变，你们都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才行。”
我上前一左一右搭着宁志和郑勇的肩膀说：“我们已经很亲密无间了，他们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他们想拉什么、拉多少、是什么颜色。”
宁志也搭上我肩膀说：“是啊是啊，再这么待下去，我们有人就要怀孕了，那时候怎么办？要请产假谁负责？”
徐卫东站起来说：“少废话，都给我滚回去。”
我们灰溜溜地回了宿舍。宁志认为是郑勇没能和我俩保持统一步调，在徐卫东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只有郑勇转身就走，虽然立刻意识到错误，但为时已晚。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入手，首先要解决郑勇总是不在状态的问题。
但是郑勇认为，老徐说我们行就行，不行也行，说我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既然命令我们滚回来待命，我们只需服从命令就是，说其他的都是闲扯淡。
他们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希望我能表个态。我实在没心思跟他们斗嘴，有气无力地说：“看这意思，无论你们谁说得对，我们都要在这儿继续熬一段日子了。”见他们眼神黯淡下来，我又补了一句，“既然他费那么大劲儿把我们招募到这儿来，一定比我们更着急要我们出去执行任务。”
宁志说：“话虽这么说，可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郑勇一拍桌子站起身说：“走，练格斗去，那个败火。”第二章尽量留活口1
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和郑勇、宁志正在射击场打靶，突然接到徐卫东的命令，让我们立即出发前往军用机场，搭夜里一点的飞机去甘肃，配合处理一起私造枪支案件。
有用的信息很少，只知道是在平凉地区一个没有人烟的山坳里，盘踞着一伙亡命徒，利用复杂的地形，躲在一个废弃的矿坑里制售枪支。当地武警中队要铲除这个窝点。“你们的任务是抓一个人，这个人叫洪古，是个柬埔寨人，他是这些枪支制售团伙最大的买家。这个洪古基本上控制了我国境内贩卖枪支弹药的主要渠道，抓住他对打击这类犯罪非常重要。但对于他的情报，我们掌握得非常有限，除了我说的这些，其他一无所知。得靠你们自己去甄别并把人带回来，你们有没有问题？”
我说：“只知道这人的名字？这个团伙有多少人？”
徐卫东说：“二十多人，我再说一次，只知道他叫洪古，柬埔寨人，其他一无所知。”
我说：“我没问题了。”
宁志说：“二十几人？人数不确切，我怕有漏网的我们都不知道。”
徐卫东说：“具体数字时刻在变化，因为当地武警也在行动，死伤在所难免。”
郑勇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弹又没长眼睛，打死怎么办？”“在能保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留活口。”徐卫东眼里闪着一种令我感到很陌生的光芒，他巡视了我们一圈，见我们没再提问题，抬手指着我说，“秦川，你负责指挥此次你们特九组的行动，直接向我负责。我没有别的特别要求，只有一点，你的这两个搭档，怎么从这里带走的，怎么给我带回来。”
闲了这么久，突然接到正式任务已经让我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更没想到的是，居然让我负责指挥。看着徐卫东沉稳坚定的眼神，我意识到此次行动虽然有危险但不会太大，那为什么不派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带带我们？我有点儿不确定地问：“就我们三个吗？”见徐卫东不说话，我只好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都没有经验……”
徐卫东哼了一声：“你的意思是，还给你派个保姆跟上？”
我忙说：“不是那意思，保证完成……不，你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徐卫东丢给我一个档案袋说：“资料你们在路上看吧，出发。”
出了办公室，郑勇说：“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上面选人永远都是选最普通的，不然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你来当这个负责人。”
我停下脚步说：“要不我去跟老大说说，不做这个领导，让你来？”
郑勇说：“刚才老大可交代了，你怎么把我们带出去的，怎么带回来。你最好对我客气点儿，不然我死给你看。”
我正想反驳，背后传来徐卫东的呵斥：“郑勇，你刚嘀咕的什么？跑步回来再给我说一次。”我们转身见徐卫东披着外套，正站在办公室门外。
郑勇小跑过去，立正站好说：“报告，我刚才开玩笑呢。”
徐卫东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郑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能听到徐卫东的目光像箭一样穿透郑勇身体的声音，走廊里死一般地沉寂，郑勇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滚！”徐卫东突然大喝一声。
我们从来没听见过徐卫东发出这么大的动静，郑勇一个哆嗦，竟然被这声逼得退了一步，就连我和宁志都浑身一激灵。郑勇满脸通红，低着头经过我面前时，轻声说了声“对不起”。
我心里有些突突跳，徐卫东说让我把人安全无恙带回来的话，也许不是说说而已。不然，他不会对郑勇的玩笑话反应如此激烈，这让我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沉重起来。从下楼到上车，我们三人一句话都没说。
赶到南苑机场的军用停机坪前，我给警卫看了证件，警卫敬了个礼说：“正等着你们呢。”
跑道上停着一架老式的俄制螺旋桨飞机，两个战士正往机舱里搬东西。我身后跟着郑勇和宁志，一路小跑到飞机跟前，我问其中一个战士：“需要帮忙吗？”他戴着棉手套的手把盖住眼睛的棉军帽往上推了推，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自己身后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箱子，喘着气说不出话来。我心想还是别假客气了，忙说：“那好吧，需要帮忙别客气，我们先上去了。”
敞开的机舱门前堆了两个木箱子权当是舷梯，门边结着一层薄冰，没法下手抓，我们三人你扶我、我拽他地爬到飞机里。郑勇说：“咱这是搭飞机吗？我怎么觉得是在搭老乡的骡车？”
两侧是大号铆钉固定在机身上的木头长椅，后舱门敞着，两个战士正往里堆放着箱子，一张尼龙网罩隔开就算货舱了。冷风一个劲儿地往里灌，我踅摸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能稍微舒服点儿的地方。我敲了敲驾驶舱门，门从里面“嘎吱”一声拉开，里面的两个飞行员扭过头看我。我问：“什么时候飞？有点儿吗？”
其中一个说：“带烟了吗？”“带了，什么时候飞？”
飞行员起身走出驾驶舱说：“快来根烟。”
我给宁志使了个眼色，宁志摸出烟给了他一根。他缩着脖子竖起衣领，摸出打火机啪啪地点不着火。我摸出自己的打火机刚想递给他，一眼看到挂在驾驶舱门上写有禁烟标志的铁牌，又看了眼他手中的烟，递打火机的手犹豫地悬在空中。他走过去把那块铁牌翻了过去，接过我手中的打火机将烟点着狠狠地抽了一口，嘴里喷着白气说：“靠，真他妈冷。你们是搭便机那三个吧，什么时候起飞，得看什么时候把外面那些箱子装完。”
郑勇搓搓手说：“要不我去帮他们？”“首长明确指示，必须他的警卫员亲自搬，就是下面卖力气的那两位。”那飞行员走过去，脚蹬在机舱上双手拉住把手，用力一拽关上了后机舱门，总算把冷风挡在了外头。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
我们几个抽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又等了约莫半个小时，那些箱子才装完，两个战士爬上飞机呼哧呼哧地喘个不停。飞行员检查了一遍机舱，说：“坐好，安全带别绑太紧了，颠得太厉害的话，怕后面的箱子飞过来你们躲不及。”又拍拍宁志的肩膀，“谢谢你的烟啊，你们想抽烟随便，别乱扔烟头就行。”
飞行员“咣”的一声关了驾驶舱门，没有了空气的流通，机油味顿时浓烈起来。随着引擎的轰鸣声，飞机像是云霄飞车一样拔地而起。我咬着牙忍着忽然变换高度后心脏的不适感，只盼着快些到达目的地。
我实在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了。2
这架飞机停在停机坪时，除了破旧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飞行员吊儿郎当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带着我们在本来禁烟的机舱里抽烟的时候，除了觉得不靠谱之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当这看起来不靠谱的飞行员驾着这架破飞机冲上夜空的时候，我们三个紧张了。
郑勇斜靠在舷窗边，看着黑漆漆的窗外不停地看表。宁志没完没了地翻着出发前徐卫东给的那沓资料。我正在想该找个怎样的话题，来打破这种紧张带来的沉默，宁志用胳膊肘捣了捣我说：“这地方你去过没？”
他把手里的地图铺在我面前，我接过来一看，不禁有些头大。
那地方位于甘肃与宁夏的交界处，我们曾在档案室里见过，该地区有无数宗枪支制售的案例，从民国初年到现在就没消停过。尤其是地图上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收缴流落在民间的枪支，这个地方是一朵奇葩，年年缴枪都大丰收，而且年年增产。问题这丰收的不是小麦、高粱或者水稻，而是要人命的枪支弹药。
更夸张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收缴的，就是当年美国支援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收缴到现在，还是这些东西，连型号都没变过，就那么几样。鬼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盘踞于此的军阀马鸿逵到底藏了多少军火。当然，其中也有明显的仿制品出现，后来越仿越像，到现在就真假难辨了。
要知道，这批次型号的军火都是为了战争用的，普通的治安警察怎么会有能与之抗衡的武器？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资料显示，贩售集团正打算把这些枪支通过售卖网销往内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只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心里有块石头压得越来越沉，一时有些心烦，把地图往宁志怀里一塞，说：“没去过。”
郑勇抢过地图看了一会儿说：“谁没事跑这种地方去？”
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执行任务，本来都有些紧张。加上之前徐卫东的那一声狮吼，更让我们心有余悸，到现在都不敢轻易说点儿稍微轻松的玩笑话，只好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在震耳的引擎声中想着各自的心事。
我翻看着那个矿场的卫星地图，不停地在脑海中架构着地形，想象着可能会遇到的危机，越想越乱，越乱越拼命想。
郑勇烦躁地站起来，使劲儿拍着舱壁吼：“真他妈慢，还要闷多久？”
刚才抽烟的飞行员打开舱门，探出头说：“抓紧了，我们赶赶时间，不舒服就吐到椅子下面的桶里，一会儿到了地方，自己把自己吐的带走丢外面去。”没等我们细问，“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飞机猛然提速，机身不规律地抖动起来。宁志就不行了，脸色煞白忍着胃里的翻腾。我说：“你拿着你的桶找地儿吐去。”
宁志挣扎着从座位底下摸出一只套着塑料袋的小铁桶，扶着椅子在机舱尾部找了个角落，一头扎到桶里，再也没有出来。
飞机降落在平凉时已经是深夜。舱门刚打开，一个理着平头、扛着少校军衔的军官迎了上来。简单的寒暄之后，我和郑勇搀起宁志，随他上了一辆没挂牌照的越野车。
车窗上贴着深色车膜，一路朝北飞驰着。坐在副驾位上的少校军官扭头对我们说：“三位首长，我就不客套了，我叫孙强，我们现在直接去那个矿场。”
我下意识地瞥了眼他的肩章，他叫我们首长，一定是向他下达命令的人特意强调了我们三人的重要性。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有多严重？”“二十多号人，躲在一个废弃矿场的生活办公区里，我们还没惊动他们。”他大概看出我们的疑惑，自顾自点了支烟，抽了口说，“哦，说是生活办公区，就是一个将近300平米的院子，里面围着一圈房子。据可靠的情报，他们已经造出数量惊人的枪械，藏匿在某处，具体流向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请示上级，上级说派专人来帮我们把把关，没想到……你们这么年轻。”
宁志说：“我们不是首长，级别……和你差不多，对了，车里能抽烟吗？”
孙强忙给我们让烟，我摆摆手说：“我不抽。”孙强帮宁志点了一支烟，接着说：“这个团伙是最近几个月才由几个小团伙凑在一起的。以前是各玩各的，凑在一起后，他们整合的不仅是造枪的机器设备，也包括各种势力关系，比以前要难对付得多，不过也好，这样可以一网打尽。”“这伙人你们交过手没有？有没有活口？”我一直惦记着那个柬埔寨人洪古，希望得到更多关于此人的情报。但在不确定孙强是否知道我们的任务核心前，我不能说太多。
孙强摇摇头说：“没有，上面不让打草惊蛇，务必一勺烩。不过你们来之前，北京的一个首长指示我们尽量留活口，唉……这就麻烦了，这个命令一旦传下去，我们的战士手下就会留情，对那伙人留情，就是对自己残忍。”
我见徐卫东已经跟他提过留活口的事，那么不妨告诉他原因，于是说：“因为这团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如果拿下他，以后这样的案子会少很多，我们会少流血，少牺牲。”
孙强眼睛一亮，大概想问点儿什么，职业的敏感度使得他还是没有问出口，说：“好，好，我们一定配合，我这就传命令下去，希望明年不会再有战斗减员。”“那你们的计划呢？”我问。“因为地势比较复杂，我们提前一天就设置了包围圈，等到晚上一网打尽。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外围还有人，一旦行动起来可能会有漏网之鱼。”
郑勇问：“咱们多少人？”
孙强说：“一个县中队，除了留守和执勤的，全都来了，一共三十人。”
郑勇说：“算我们三个了吗？”“没有。”孙强迟疑了一下说，“我直说吧，你们是上面派来的，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所以你们不能直接参加行动。”
郑勇跳起来一把揪住孙强的胳膊说：“你什么意思？”
孙强看了一眼郑勇的手，由他揪着，说：“请问哪位是秦川？”
我这才想起从见面到现在，都没有向他介绍过我们三人，忙说：“我就是秦川。”我瞪了郑勇一眼，郑勇不服气地松开了孙强的袖子。
孙强整了整衣服说：“上面的确是让你们参加行动，但是得听我统一指挥。你们出了事，我担不起，所以请你理解。”
我说：“能出什么事？”
孙强抽了口烟说：“这一带枪支制售猖獗，打击任务一直由我们中队执行。我们中队编制五十人，每年都补满，每年都得补。这次就算加上你们三个，也只有四十七人。”
他一句话让我们陷入了沉默，按照他说的人数，他们今年到现在已经牺牲了六人。
一直以来，我最担心自己被分配到这种单位，觉得这种县级中队不过是和普通的治安警察差不多：节日期间巡巡逻，维护地方治安，处理几个喝醉闹事的小混混儿，最多也就是协助刑警追捕个逃犯而已。现在才知道，他们也要面对真正意义的暴徒，也要流血、牺牲。
郑勇有些不好意思，拍拍孙强的胳膊说：“刚才真不好意思，你别见怪。”
孙强笑笑没吭声。宁志靠在头枕上闭目养神，时而抽口烟，一言不发。我偷偷用胳膊捣了捣他，他眼都没睁地说：“你们聊你们的，我在听，顺便构地形图。”
两小时后，车子开始减速，关闭了大灯缓缓驶下公路，在几乎看不见路的夜色中又向前行驶了大概五六公里的样子停了下来。下车后发现这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柏油路，路两旁是直刺夜空的钻天杨。刺骨的寒风一个劲儿地往脖领子里灌，我把衣领竖了起来，双手抱在胸前抵御着北风的侵袭。
孙强往手上哈着热气：“真他妈冷。”在原地蹦了几下说，“这条路是这个矿废弃前为了满足货物运输自己修的。”他冲司机摆摆手，车子无声无息地掉头，消失在夜色中。
郑勇像是被点了穴一般，耸着肩膀、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地戳在地上。
我说：“你没事吧。”“他一南方人，哪儿领教过这种天气。”宁志拍拍郑勇的后背说，“长见识吧？”
郑勇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别他妈动我，我适应一下就好了。”
我努力适应了一下黑暗，勉强看到脚下的路。宁志拿着夜视望远镜转圈看了一圈，说：“黄土高坡在陕北吧？”
孙强说：“这里地形差不多，地广人稀，深沟很多，很容易藏人藏物。三位跟紧我。”
我们跟着孙强走下公路，穿过一片不知名的灌木，猫着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二百多米后，前面浓墨一般的夜色中听到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操他妈。”
孙强压低声音对那个方向说：“他妈死了没人埋。”
那边闻声稍稍嘈杂了起来，吸溜鼻涕和咳嗽声此起彼伏，很明显不止一个人。那个声音说：“队长，接到北京来的首长了？”
我们又向前摸了几米，见到了埋伏在沟里的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宁志自语道：“操他妈，他妈死了没人埋。”频频点头赞许，“你们这口令真是性感啊，得把这经验带回去，这种口令有意思多了，还解压。”
郑勇扭头对身旁的宁志说：“操他妈。”宁志马上接道：“他妈死了没人埋。”他俩一本正经地握了握手，宁志说：“同志，可找到你了。”
孙强笑着说：“让你们见笑了，没办法，这地方的人贼着呢，要是听见有人说‘口令’两个字，人家就明白这儿埋伏了人。”
我说：“我们的武器呢？”
孙强丢给我们一人一件防弹衣：“你们先穿。”然后对身边一个战士说：“去把枪拿来给首长。”
郑勇赶忙接过去一件套上。我把防弹衣穿好说：“你们最近一次大的行动是什么情况？”我想通过以前的作战经验，来判断孙强及其部下以及对手的特点。
孙强说：“半年前在另一个地方，差不多一样的事，我们埋伏的战士发觉有人过来，在对口令的时候被发现，结果对方直接扔过来一颗自制手雷，当场炸死我们一个战士，残了一个。”
这时，一个战士过来递给我们一人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和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匣，轻声对孙强说：“队长，五点了，没一点儿动静了。”
我问：“他们几点熄的灯？”
那个战士说：“夜里两点多，现在应该是睡得最沉的时候。”“有没有哨？”“据我们观察，没有。”
宁志拿着夜视望远镜看向那个方向：“要是我，不可能不放几个哨。”宁志又看了一会儿说，“至少有两个地方可以设狙击手，要格外留意。”“对，还是要提高警惕。”我对宁志说，“把图画出来，尤其是可能埋伏狙击手的地方要标出来，让每个战士都了解位置，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孙强搓着手看着宁志说：“还是你们水平高，这都能构图。”他回头对战士们说：“看到没有？北京来的首长牛逼不？”
几个战士惊喜地看着宁志，低声说：“牛逼。”
宁志有些不好意思，干咳了两下收起望远镜，很快画了一张草图出来给大家讲解并传阅着。孙强见时间差不多，说：“准备行动，我们计划是包围，能生擒就生擒，尽量避免火力冲突。”
我检查了下枪械和弹夹，分别与宁志、郑勇确定枪械没有问题后说：“你下命令吧。”3
孙强见我们的架势，知道终究拗不过我们，只得答应我们随队，但是必须要跟在队伍最后面，否则宁可放弃行动。我想真行动起来，谁还顾得上你在队伍的哪个位置，连连答应。孙强这才发出了“行动”的命令。
我们和其他战士一并，弓下腰尽量放慢速度朝目标靠近。我们三个大多时间都在城市里，即便是深夜也会有光亮。在这种空旷的野外，一时很难适应，前后绊倒了好几次，嘴里都是沙土，怕发出声音，都不敢用力吐，只能不停地用袖子擦着舌头。
北方隆冬的凌晨五点钟，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北风呜呜地掠过地面，虽然风力不大，带来的寒冷却没有半点儿折扣，无情地吹透了我们的身体。这需要我们不停地活动手指，不然很快就会被冻僵。
在距离目标地只剩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孙强下令停止前进，派出三个狙击手提前到位，找好位置埋伏起来，着重监视宁志在草图上标出的可能会埋伏狙击手的地方。这样一来，如果宁志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就不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当我们的包围圈缩小到把整个小院围得水泄不通时，孙强让狙击手利用风声掩护，先把院子里的四条狗全部击毙，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
现在的射击环境非常恶劣，射击精度会受到风速、光线以及消音器的影响，孙强强调一枪击毙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不能让狗在挨完枪后还有命哼哼；其次，不能让子弹落到任何坚硬的东西上。这两点都是为了保证不发出声响，如果对方没有埋伏狙击手，那么我们继续前进就减少了很多被发现的风险。就算对方埋伏有狙击手，这样打草惊蛇对方狙击手必然会反击，可以避免直接往里冲时可能中埋伏的风险。
我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孙强丰富的战斗和指挥经验。
趴在地上注视着黑漆漆的前面，一直没有听到宁志和郑勇说话，我有些不习惯，轻声问：“你们怎么这么安静？”“没事。”宁志口齿非常含糊地说。“你怎么了？”“你烦不烦？我张开嘴让口水带着嘴里的土都流出去，这土咸点儿就算了，关键也太牙碜了。”“管用吗？”郑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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