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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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故事：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武昌之行
●邓小平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李鹏说：“国务院自己更要做出表率，大力精简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在武昌发表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车，悄无声息地驶出站台，深夜出京，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此刻，邓小平坐在南行的列车上，回顾刚刚过去的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专列停靠在武昌站的支线上。
邓小平走下专列，他透透气。老人家在月台上慢慢地踱着步。
几个警卫走到月台上，搓了搓手，踢了踢腿，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孩子们从专列上下来后，就像刚刚出了幼儿园，笑声娇嫩、尖锐，刺穿了被薄雾轻裹中的站台上特有的寂静。
腊月，北京的天气是寒冷，武汉的天气则是阴冷。长江的水气和北下的冷空气溶合在一起，像是给武汉披上了一件又湿又潮的风衣。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有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但是，湖北省委的领导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在此停靠20分钟。
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湖北省委领导。
因此，湖北省委领导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等候。
邓小平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仅限于工作中。在生活和对待下属上，邓小平是很随和的。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邓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后，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
这时，时年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是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在此之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
这次见到邓小平时，关广富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
郭树言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关广富只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着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
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一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
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板，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谈完就结束。
待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后，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地将谈话内容整理好后，传往深圳有关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的两位领导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因为，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真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打开电视机，新闻节目半数以上时间都是会议消息，许多领导干部已成了天天亮相的“电视明星”。
未上电视的会议，更是无法统计。各种文件多如牛毛，上下传递，川流不息。
有一位省委负责人曾大发感慨，说他下乡一星期，回来时文件堆积成山，看文件成了最头痛的事。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
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早在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写进了“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
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
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针对目前存在的形式主义，邓小平向各级领导干部、向全党发出了忠告。
虽然，邓小平在武汉只停留了短短的20分钟，但是，这一行动本身，已透露出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内容，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武汉的起步确是晚了一些。
但是，中国的全盘发展，无疑绕不过武汉这个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地理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华中重镇。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快得到了证实。
在同年的5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以此为契机，武汉多层次，全方位地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大规模地改造老武汉，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向现代化的国际性都市不断迈进。
国务院贯彻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在武昌接见湖北省领导，严厉批评形式主义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北京。
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
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
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很快地下达。《建议》要求：
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今后除在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项目之外，各地各部门不要组织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并从严控制和压缩所属单位组织此类活动；确需组织的，要力求节约，并在形式上加以改革。例如，剪彩可用彩线、纸带代替绸布或采用其他简朴的形式。
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党政机关举办的表彰颁奖活动应体现其严肃性、权威性，应有严格的标准，并加以控制，既不能过多过滥，也不能随便提高规格。
该由哪一级表彰就由那一级出面，该在什么范围宣传就在什么范围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或地方的表彰颁奖仪式。
严格执行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有关规定。
今后，凡是部门、地方举办的会议、活动确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由省、部机关办公厅报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办理。
改进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同志的内事活动的新闻报道，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除由中央组织或中央批准组织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
宣传报道的内容要改进，重点应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方面。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应减少一般性会议、活动的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效仿。
在《建议》下达之后，各级领导干部遵照文件的指示精神，严于律己，去繁就简。
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理整顿之后，形式主义之风有了改观，政府机关领导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
二、长沙之行
●窗外掠过一片片浅绿、深绿、墨绿，水牛是黑的，池塘像镜子，田野里有很多劳作的农民。
●邓小平说：“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停留在长沙火车站
专列沿着京广线，出武昌，不久便进入湖南省境内。绿皮车一路奔驰，像一排移动的杨树林，与周围的色调越来越接近。
窗外掠过一片片浅绿、深绿、墨绿，水牛是黑的，池塘像镜子，田野里有很多劳作的农民。
邓小平望着车窗外的三湘大地，他对这块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浓厚的情感。
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过去岁月，邓小平不知多少次来过这里。
特别是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养病，邓小平四次陪同外国贵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
1974年10月20日，陪同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
11月12日，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率领的代表团；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和夫人；
1975年1月16日，陪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
毛泽东每次会见外国贵宾之后，都要留下邓小平谈谈情况，交换意见。特别是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会议毛泽东时，毛泽东的谈话更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一开口，就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表现了毛泽东超凡的幽默和赞许。
……
邓小平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毛泽东鼓励邓小平道。
在毛泽东的扶持下，邓小平才能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并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才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回想起往事，邓小平从专列的书房里踱出来，深情地看了大儿子一眼，问道：“喝水了吗？”
邓朴方笑了笑，回答：“喝了。”
邓朴方自从下半身截瘫之后，就尽量控制喝水，每次上厕所，都像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漫长，难熬，因而，他宁肯渴着也不喝水。
1992年1月18日16时，专列缓缓地行驶到湖南省长沙车站。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当时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到过长沙的游客，都习惯在长沙火车站前拍照留念。火车站高耸的钟楼、钟楼上像红辣椒的红色火炬，似乎成了当时长沙的标志物。
列车在此只停留10分钟。待专列停稳后，早就等候在月台上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人，已经快步登上专列。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道：“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邓小平的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显得很愉悦，引起老人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强调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时，为了充分发挥铁路“大动脉”的巨大作用，搁置多年的长沙火车站新建计划才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经铁道部、省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决定兴建的。
听取湖南省领导汇报
湖南省委领导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熊清泉说：“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
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于是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略地介绍。
邓小平高兴地说：
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
邓小平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在场同志听后，倍受鼓舞，思想豁然开朗。在老人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列车要继续南行了，当地负责同志恳请邓小平返回时能在长沙多住些日子，他微笑着说：“不麻烦了”。
迎送的同志们祝愿小平老人家健康长寿，他愉快地回答说：“大家都长寿。”
随后，邓小平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
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便被永久地拍摄下来了。
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三、深圳之行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在南行的奔驰列车上
专列缓缓地驰出长沙站，继续向南奔驰。
邓小平背着手，望着窗外。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也望着窗外。大自然的景观，几千年没变，春发、夏茂、秋荣、冬枯。而人文的景观，却是一变再变，沉寂、热闹，再沉寂，再热闹。“爷爷，吃饭了。”羊羊跑过来，拉起正在沉思中的邓小平的一只手，走向餐车。
邓小平很喜欢和子女及孙儿辈在一起吃饭。全家四世同堂，到齐了10多个人，得分两桌。
对中午也能在家经常就餐的，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的就被称为“游击队”。
邓小平一上饭桌，看见少几个人，他就会询问：“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的呢？”
如果哪个孙辈不在，他一定会问其他人：“到哪里去啦？”直到得到明确答复为止。
这次，邓小平不用等谁，因为大家都在等他。
菜谱还是在家常吃的那几样。饭桌上可是邓家的“信息中心”。路过的省份，南方的植物，车站的站名，都是话题。邓小平只是轻嚼慢咽，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和调侃。
餐车服务员早已拉上了餐车上的绿色窗帘，柔和的灯光，暖融的气氛，和着有节奏的车轮声，滑过一块块田野。专列驶离长沙，一路再也没停过，一直向岭南奔驰而去。
邓林是邓小平的大女儿，也是一位画家，师从国画家李苦禅。对她的得意之作，邓小平每次的评价是3个字：有进步。
邓林说：
在家里的时候，爸爸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偶然在吃饭时会对大家说些话，对孙子的话则比较多，要他们多吃一点。
他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早上一起来就做体操、散步。一边看电视或录像带的足球节目，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下午和夜晚喜欢打桥牌。
此时，邓小平在专列上，依然保持着在北京的生活习惯。
在奔驰的专列上，有一些不方便。专列在行驶的过程中，晃动得太厉害。邓小平毕竟已是望九之年的老人，不能散步。偶尔会打几圈桥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则处于一种沉默不语的状态。
散步和打桥牌，一动一静，一武一文，是邓小平练身健脑的两大习惯。散步是邓小平长期坚持形成的一种习惯。
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小径走，沉思不语，步子很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圈188米，每次一定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规定的步数。
打桥牌是邓小平晚年的另一爱好。他把打牌当成向自己智力挑战的一种手段，一种让大脑休息的“驿站”。
邓小平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
中国围棋九段国手聂卫平，就多次上过邓小平的牌桌。
聂卫平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15时打到18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19时打到22时。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
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邓小平常用的是精确叫牌法。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在牌桌上，邓小平平易近人，和他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既然是比赛，总会有输赢。老爷子当然力争取胜，但输了就输了，谁也不让着他。有时候他出错了牌，别人不客气地批评：你的牌出错了。他会虚心地听取。要是我出错了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记得有一次，我和邓小平搭档，对手是万里和原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那次他们输得特别惨。我实在是不忍心了，就故意‘放了点水’，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假球’。有一副牌我宕了6个，6个是宕得太多了。
当时，邓小平指着我，对别人说：‘他创了世界纪录了。’事后，老爷子有一次见到我爱人，又专门对她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散步、桥牌、思考，这是邓小平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他的思考却是一种全局性的前瞻性的思考，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一直在思考着，殚精竭虑，一心为民。
下榻迎宾馆的桂园
1月19日9时，专列到达深圳罗湖站。罗湖站是京九铁路大动脉上的一站。
南国春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宠，春意荡漾。
早在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就在来回地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
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
时钟正指9时整，列车停在月台旁边。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儿，邓小平在女儿毛毛的搀扶下，走下车。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伟人的身上。
人们看到，邓小平的身体十分的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看上去神采奕奕。
在月台上恭候多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老人家，发自肺腑地说：“小平同志，我们非常想念您！”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动情地说：“小平同志，深圳人民欢迎您来视察。”
毛毛大声地对着邓小平的左侧，说道：“人民欢迎你，谢非、李灏欢迎你。”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这天是深圳少有的晴天。天刚放亮，太阳就在海平面上跃起：红红的、圆圆的，在两片贴海的白云的遮掩下，变成一幅红红的天嘴：稀罕、少见。
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一起，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的院门口。
深圳迎宾馆，坐落于深圳市闹市区。左有一条小河形成天然屏障，四周古树参天，晨鸟噪林，露珠滴滴，园中有清泉半角，游鱼点点，树动风来，水激石响，是集幽、静、寂、翠于一处的休闲胜地。
邓小平随后走进了为他准备的主卧室，他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又擦了擦手。轻啜了一口清茶。其他的亲属和随行人员，也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深圳市政府接待处处长姚欣耀，对邓小平说：“首长，这是桂园别墅，1984年您住过的地方。”
邓小平点头说：“我记不住了”。
姚欣耀又说：“首长，这房子又装了一下，房间小了一点。”
邓小平说：“房还是小点的好。”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邓小平却毫无倦意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把邓小平安顿到桂园住下后，就来到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的房间，与他商量下午的行程。
时间不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来了。他们还未聊一会儿，就听外面说邓小平出来了，于是李灏赶紧跑出去。
邓小平提出要到外面看看，他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乘车深圳浏览市容
1月的深圳，春天早早地爬上了树梢。北方人看南方，是长夏无冬，四季春意盎然。南方人看南方，就能看出名堂。
马尾树、松树、小叶榕、桉树，都有一层层油绿的小叶顶出来，每一颗树上都有三种绿，新绿、翠绿和深绿。光秃秃的木棉树，此时也绽出一个一个小花蕾，那是为二月、三月准备绽放的红花。
邓小平从寒冷的北京，经过两天的行程，提前感受到了南国的春意，因而浑身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
邓小平一边笑眯眯地浏览市容，一边听着李灏高嗓门的汇报。谢非坐在中巴车车门口的单座上，李灏戏称那是售票员的位置。
李灏和邓小平并排坐在第二排，邓榕和邓楠坐在第一排，同时把李灏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翻译给邓小平听。
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
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
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
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道：“没想到，深圳发展这么快。”
在十字路口、三叉道口，随处可见写有一排排公司、办事机构的指路牌。
酒楼、歌舞厅、购物中心、银行、外汇中心、信息总汇，这些标志着一个大城市，一个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建筑物，被那些白天耀眼、夜间闪烁的广告牌，装点得有声有色。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擎起深圳的蓝天。横跨都市的铁路高架桥上，来往频繁的客车、货车像一把琴弓，娴熟地奏出一个开放城市和谐的新曲。茶色玻璃幕墙，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将深圳之光射向每一个游人的瞳孔。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
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地高兴。
正如他后来说的：
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的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特区姓“社”不姓“资”！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这个火车站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是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火车站的正上方是邓小平亲自书写的“深圳”两个大字。
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地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从火车站参观出来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直奔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人，都在这里迎接邓小平。
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汇报说：“皇岗口岸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通道。”
邓小平登到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
邓小平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以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虽是走马观花浏览深圳的市容，但是邓小平很高兴。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说：
亚洲“四小龙”发展得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停了一会儿，邓小平又补充说：
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皇岗路。
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邓小平走下汽车，来到皇岗大桥桥头。
向南望去，深圳河那边，香港新界的落马洲依然是乡野景象。回首北望，海关大楼、边检大楼、检疫大楼巍然耸立，上百辆汽车通道依次排开。
在皇岗口岸关口，看到那些背着行李、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商人、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向我们已经敞开的大门走来。
那些加长的货柜车、冷冻车、集装箱车，像一条蜿蜒不断的长龙，向深圳这永不落幕的广交会走来。
深圳已不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中国敞开大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深圳的经济发展，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多，原有的罗湖桥、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
经有关方面和香港商定，在深圳的皇岗和香港的落马洲之间，兴建一个新的口岸，由广东省、深圳市与港商三方合资的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上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需要一份证明，深圳就是一份最好的证明。
参观罗湖国贸大厦
1月20日，是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二天。
深圳在这个季节，天气大多是不晴不爽。深圳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4度，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天气晴朗。
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罗湖区的国贸大厦参观。
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中国1992年的第一高楼。雄迈神俊，舒放雍容。楼顶有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南西北。
国贸大厦的女职工们，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声喊：
邓爷爷好！
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邓小平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但见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
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鸟瞰深圳的远山近水，阔街高厦。他看到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手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一样，飘在山中间。
李灏铺开深圳市总体规划图。邓小平没有看，也不用看。他在听，他也不用听。旋转的速度恰是邓小平平日在小院里散步的速度，也使他的思维重新活跃起来。
李灏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
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李灏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邓小平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又说：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
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
邓小平举止历落，神思远播。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道：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还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
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邓小平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约谈了30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事隔多年，一位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的干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十分地激动。他说：
就连我出访外国，有人也作这样介绍，说这是当年陪邓小平视察广东一直陪到底的人。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
我有时对自己说，中国有6000多万共产党员，我是最幸运者中的一个，因为在这11天里，我亲眼目睹了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怎样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交代，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
当邓小平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
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同志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
邓小平也非常的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邓小平是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资格，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系统的意见。
邓小平在53层的旋转大厅，是对着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最高的是省委书记，中间的是市委书记、市长，低一点的是随行人员和接待保卫人员。
但是，邓小平还是要讲，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静默似痴，大智若愚。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这正是邓小平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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