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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一直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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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香随笔集试读：

人文仰望

“第一流”和“一个人”

群居不依，独立不惧

“个人因素”驱使的学术

天下公器

“不仅仅是科学”

谁得奖与什么得奖

鲁迅情结

“我们没有鲁迅”

鲁迅买药记

鲁迅遭窃记

群行群止看识见

精神之“钙”

“捧钱”记偏

老实得像火腿

青鱼沉底鲢鱼浮

笨是治学的本钱

致敬和对得起

向艾青致敬

先贤的粉丝

仿“钱学森之问”

文章测绘

自己的脑袋

老辣文章

厚味文章

“四清”文章

无水不文章

脚底板下出文章

“三通一平”话文章

战战兢兢地写作

专业写作和业余作文

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读比写重要

作文习惯症

写作不能承受之“快”

“饿”而后工

简单文化再生产

文笔境界

“古意人”的故事——读《这些人，那些事》

三喜三怕读散文

书香近嗅

读其书，想其人

书生与理想的人

“读书种子”赞

好书如屋可住人

精神“偏食”症

不读热闹的书

爱憎之间，所宜详慎

普及有方，功德无量

读古书和服中药

小孩的尿赛如药

厕上书香

“人间”长驻有“书话”

安得藏书上万卷

“不散之散”和“大散若藏”——话说晚年散书

语文CT

“的的不休”可休矣

成语不“成”和俗语不“俗”

语文和爱国

虚词情结

时时处处有语文

语文上的无知

帮倒忙的编辑

“服时请摇晃”

有趣的语文读物

现世相的神髓

求精求细，避俗避滥

遇人不“速”

文字是肉做的

与语言“肉搏”

高雅的“荤话”

豪语和慷慨党

书画遥感

书画艺术和文化自信

余墨为文饶有味

懒人无孬活，笔简春意多——读王春江画有感

笔墨的“把玩”和“激扬”

知艺且知人，识才更荐才

有德有才者爱才

“知己有恩”话知音

由名家板书说起

是真佛只说家常

“画不坏”和“好好画”

读书图中“不”读书

美丽的错误

于无声处演大音

聊借画图怡倦眼

翰墨棋缘

用心“听”画

广陵非复旧时城

“人不知而不愠”

艺坛五题

乡村书法轶事

人生标高

“慈济”心和竞善力

志愿礼赞

志愿者无分青壮

报恩和感恩

尊重他人即伦理

山河澄正气

“小确幸”，大恩典

清浅且快乐着

“作甚是甚”

英气人生

老法男人

坚净人生

执着如厉鬼

逐鹿者不顾兔

幸福就是父母健在

幽默之根

性情中人

人有俗气的权利

化无聊为有益

人生药酒“泡”有成

胜负谁先

棋人名言与人生哲理

人生“三七开”

后记

在流行颠覆、解构、搞笑的当代语境中，具有庄敬意味的人和事或受质疑，或被嘲笑。在很多人的辞典里，已没有“致敬”一词。其实，人一旦对任何事物没了敬重感，他本人也就成了一副轻骨头，最对不起的还是他自己。“第一流”和“一个人”

被誉为“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数学大师陈省身，在逝世前两年（2002年）答记者问时说：“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一群人讨论的结果。”想起钱穆曾说：“学问之事，贵能孤往。”（“孤云”是其为数不多的笔名之一）而钱锺书所谓“学问是荒江野岭中几个素心人彼此间的事”流布甚广。一个国际顶尖的数学家，一个“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一个有“文化昆仑”之誉的“学者中的学者”，在业内无疑都是“第一流”。但无论从这三位的夫子自道看，还是其一生的治学历程，其“第一流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说“是一个人做出来的”。“第一流”的业绩和“一个人”的“孤往”，大有关系存焉。

无论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抑或文学写作、艺术创作，真正能传世的、堪称经典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都是靠当事人“一个人”独自“闷头闷脑”地“闷”出来的。抗战时陈省身随西南联大南迁，在昆明的煤油灯下“闷”出两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数学权威杂志《数学纪事》上，业内方家认为达到“优异数学水准”。1943年，32岁的陈省身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凭个人的“努力和灵感”，“闷”出了“一个人的创见”——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由此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

同样和西南联大有关，钱穆亦南迁到昆明，但他有意在省城外围的小县择居而住，有课务才赶到昆明，平时便在此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而成。陈寅恪到此访友，叹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后来钱穆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撰成50万言《〈史记〉地名考》。晚年他回忆这两段经历，自称“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其“孤往”之深，连陈寅恪也为之叹服。而钱锺书凭着那罕有其匹的书生痴气，无与伦比的个人学识和不着尘埃的“素心”，“闷”出一部《管锥编》。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伊甸园之东》中说：“群体从来不会发明任何东西。珍宝藏在一个人的孤独的心灵中。”善哉！“一个人”。“第一流”和“一个人”，例证多多。仅以百年中国来说，缟衣枯形的弘一法师之于南山律宗，少年时只身去国的吴清源之于围棋，沿街卖艺的瞎子阿炳之于二胡演奏，晚年“著书只为颂红妆”的陈寅恪，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于莫高窟，长期贫病潦倒的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全译，艰难困厄中的顾准之于真理探求，“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的木心在海外之于文学写作，日常生活中“低能”的陈景润之于哥德巴赫猜想，湖南双峰县那位自号“田园宰相”的画家王憨山之于中国画，在文学圈外乐当散兵游勇的王小波之于小说创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诚不我欺也。

当然，这里的“工作”有特定含义，指那些可由“一个人”来做，而且当由“一个人”来做的个体创造性精神劳动。如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基础研究、文史哲研究、非综合性的文艺创作等。而另一类“第一流的工作”，像“两弹一星”、“神舟六号”之类的宏大项目，需要一大批科技精英和无名英雄的团队协作。至于像“三农”问题等兹事体大的国家要务，则是和党政官员、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公民都相关的事情。

如今人们重交际、讲公关、拉关系，且不说社会上俗吏、奸商和小市民们的庸俗关系学，就是所谓的教授、博导、作家、诗人或别的什么专门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勾肩搭背、拉帮结派，弄成一个“小圈子”，以便打造声势或相互标榜，或弄出一点后台喝彩，再不济也要在场面上混个脸熟。这种人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业内外的名气、地位和收入是否“第一流”，至于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第一流”已无心问之。于是，“第二流”、“第三流”乃至“不入流”俯拾即是，随时可遇到“一群人”、“一伙人”，越来越难看到“第一流”和“一个人”。放眼文坛，像王小波那样踽踽独行的“一个人”安在？

当然，团队合作是必要的。如陈省身所说：“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信不信由你，至少我是信的。（原载于《联谊报》2007年3月17日）群居不依，独立不惧

文学创作是纯个体精神劳动，有自尊、有风度、有形而上追求和终极关怀的作家，大多有“群居不依，独立不惧”（苏东坡语）的风骨，如同在丛林里披荆斩棘的散兵游勇。

认定某种价值取向，以“过客”般的姿态进行孤独的精神长征。他们通常是寂寞的，寂寞已成为灵魂的滋补剂和精神洗礼的圣水。以寂寞的方式而生存、发展，耐得住寂寞是其自觉选择。如《周易》所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不依、不惧”者不傍关系、不赶新潮、不凑热闹、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瞎起哄；不屑和急功近利、哗众取宠、邀功请赏、汲汲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低级趣味同流合污；对沾沾自喜、好大喜功之类也避犹不及。他是“闷”在那里十年磨一剑的痴汉，是“逐鹿者不顾兔”（《淮南子》），“一生心事在书题”（刘禹锡语），“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王安石语），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瓮中捉鳖而非漫天撒网。一言以蔽之：是自觉自愿的自律和自制。他听从内心的律令，虽难免会孤芳自赏，但更多的是自尊而非自负，自重而非自傲，自警而非自戕。而且最好像木心说的那样：“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

张炜说：“有风度、有自尊的作家不可能跟着哄来哄去……一个好的思想家、专门家、艺术家，有时就是要回避那种很外向的活动。”一度“风头正健”的才女陈染也说：“与作家们交往是件挺累人的事，他们没有生活里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来得自然。”她还说：“我懂得交谈是没有结果的，哪怕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恳谈会’。”如今虽说是倡导公关和自我推销的时代，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事实上，写作（包括其他严肃的精神产品生产），正需要散兵游勇式的“群居不依，独立不惧”。

写作不是赶集，哪里热闹往哪里凑；不是球场上看球，可掀起一阵阵排山倒海的人浪；不是开群策群力的讨论会，三个臭皮匠，就可顶个诸葛亮；不是拔河或兴修水利，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量；不是拍集体照，大伙都要衣冠楚楚地一齐亮相；不是拉车上坡，旁人伸出手就能帮上忙。而是独自“闷在那里”，孜孜以求。唯其如此，才可能“不依，不惧”，践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鲁迅在《彷徨》扉页上题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撇开其时代背景，后两句正是“不依、不惧”的形象写照。（原载于《美术报》1997年12月22日）“个人因素”驱使的学术

近代以降一流人文学者之著述，时有学问外的心志寄托或情怀流露。如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之变法考量，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之旷世孤愤，费孝通写《江村经济》之欲为中国底层社会寻一条活路。躲在象牙塔中的钱锺书，抗战避难时写《谈艺录》，初版序中也有夫子自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这不妨看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艺文传统在学术圈中之折射。学人埋头治学于书斋而未忘国难民艰和感时抚世，仰承中国历史上“士”之传统，固可敬也。但也有学者出于“个人因素”的驱使，穷年累月执着于某学问、某课题的钻研，孜孜不倦，乐在其中。

治学作为个体精神创造活动，动因不妨可多方面或多样化，但某种具体而微的、富有个人独特色彩的“个人因素”之驱使，也许比对国家、民族情势等外在宏观元素的感念，更能提供动力、焕发热情、保持恒心，至少对当事人来说，更加“体己”。相比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说的有“志”于学术之总体规范，“个人因素的驱使”，添加了一份源于学者内心的呼唤或个性化了的认定和期许。学术固为“天下公器”，但学者对这“公器”的锻造，倘多有“个人因素的驱使”，只要无碍于“公器”之“公”，那么，比起那些一味“大‘公’无‘私’”的学术，“灰色”的理论当多添一份生命之树的常青。当然，这里的“个人因素”，主要指学者生命履历或学术生涯中的某种因缘际会，全然不牵涉当事人利益得失上的一己之私。

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堪称“五四运动”研究（或曰“五四学”）的奠基人。其由单篇论文扩写而成的55万字的宏论《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再版7次，影响颇大（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五四运动史》译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出版）。此后他又编《五四运动研究资料》，收入“五四”时期上千种报刊、资料中的相关文献。罗素夫人曾致信于他，感谢作者在书中反映了罗素1920年访华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在英文初版自序中，作者虽循例谈了此项研究的史学意义，但特别提到“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驱使我去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少年时代在长沙，对‘五四运动’就已感兴趣……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钦佩。那时，我已经写过上千首的旧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第一首白话诗，题目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后来，在一所国民党办的大学念书，校方通常禁止学生运动，那更增强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生于1916年的周策纵，虽无缘亲历“五四”，但青少年时期对“五四”余绪的切身感受及学运情结，使其很早就“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这促使了他1948年赴美留学后，花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此课题。出于“个人因素的驱使”而形成的治学原动力及恒久心，大多具有超常的强度和韧性，通常非外力所能阻挠。

同样是史学研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其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共6卷约300万字），初始也同样出于“个人因素的驱使”。1751年夏，年方14岁的牛津大学生吉本，陪父亲走访某乡村别墅。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说：“我很高兴我看到了那里的优美之处，但更高兴的是我发现那儿的图书室收藏的《罗马历史》续篇。在我看来，君士坦丁以下的历代王朝宛然就在眼前。我沉浸于哥特人跨过多瑙河的那一段文字之中，而晚餐的铃声却强制把我从正在享用的知识盛宴上拖开。”正是少年时对古罗马历史这“匆匆一瞥”，“并非满足而是激发了”他对这段历史超强的好奇之心。从此他四处搜罗这类书籍，到16岁时，就把可从英文著作中读到的相关史料基本读完了，后来又大量研读法文和拉丁文的相关著述。当他28岁在罗马废墟旅游时，写罗马帝国史的念头已在心中牢不可破。40岁时，《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又过了12年，六卷本出齐。从14岁时的乡间偶读，到28岁时的壮志笃定，再到50岁开外时的巨著告成，38年的孜孜汲汲，只是发轫于青葱少年时的“匆匆一瞥”。这一瞥余光之深远绵长，穿越了整个青壮年。“个人因素的驱使”，一如响应神的召唤。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中的“志业”，用的是“vocation”一词，该词在英文中的表层意是行业、职业、正规的工作，尤其指一个人较为适合或能胜任的职业。深层意是响应神召、天命，担负起某种工作，尤其是和宗教有关的事务。“个人因素的驱使”，多少暗合“vocation”之深层意思。其实，在韦伯看来，以学术为志业，同样需要热情。“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leidenschaft）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

吉本之于古罗马帝国史撰写、周策纵之于“五四”研究，固然离不开学者的冷静、史家的明智以及专业上的博览和精研这些常规治学要素，但因“个人因素的驱使”而对研究对象怀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可持续”热情，在学界因普遍稀缺而弥足珍贵。当然，学术研究自有其特定规范和要求，刻意渲染或过于放大“个人因素的驱使”对于治学的“鲜美”意味，那是把鸡精当饭吃、把猪油当矿泉水喝。

余英时1997年为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所写的《陈寅恪研究因缘记》坦陈：“我从来没有过研究陈寅恪的打算，这本书从萌芽到成长都是意外。”但他说到陈寅恪二女儿陈小彭后来告诉他，陈老当年读了余的《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余教授大为感喟：“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觉得无论我花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这次增订版加写了《儒学实践》和《史学三变》两篇研究性的长文，也是为了想对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这句评语。”余先生还说：“所以我宁可不避自炫之嫌，也要坦白说明：寅恪先生‘作者知我’一语是本书增订版问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动力。”“个人因素的驱使”，凝聚在“作者知我”四字之中。而其中况味，又成了“驱使”我等后生爱读余之著述的“个人因素”。“作者知我”——“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韦伯标举以学术为志业者独有的幸福观——“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是也。

学术之外的艺术更是如此。丰子恺画《护生画集》之初衷，是将画册作为寿礼送给尊师弘一法师，初集1929年在上海出版。十年后，弘一60寿辰时，丰子恺在抗战流亡中完成了第二集的60幅（前两集画作均由弘一题字）。弘一不仅嘱咐弟子“画集应是通俗的艺术品，应以柔美的音调，让阅者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而且希望“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为此，丰子恺对尊师有“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之庄重承诺。后来相继完成了三、四两集。1965年，在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又完成第五集90幅画。弘一90岁诞辰是在1969年，提前四年画完，也许是画家预感到什么。实现“定当遵嘱”之承诺，还剩最后百幅。1973年画第六集时，画家距去世只有两年。置身于那时期的社会政治氛围，续画此系列，与其说不合时宜，不如说“大逆不道”。但缘缘堂主人一意孤往。六册画集，从开始到最后“遵嘱”完成，历时46年。其心志坚毅如此，虽不能说和身为居士的佛家护生信念无关，但显然和师生深情及“遵弘一法师嘱”之“个人因素的驱使”，密不可分。总计450幅的《护生画集》，固然是画家的创作，也是居士的志业，但更是弟子对尊师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的践约！

学界“个人因素”驱使下的成功，有点可遇而不可求，文学史上因“个人因素的驱使”而催生杰作的现象，就是家常便饭了。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标举书斋内的学者当不失社会关怀。而学者倘在“人间情怀”中葆有“个人因素的驱使”之“私己情怀”，其学术大多带有自己生命的烙印、心志的律动、情感的寄托，甚至是灵魂的安放。

这种“个人因素”来自当事人生命的履痕、心灵的体认、记忆的积淀、情感的萦回，乃至肉身的感受，是学者生涯中用之不竭的原动力，是学术积累中不可替代并且唯我独享的珍稀资源，是在学术成果中看不见而又横亘于研究过程中的无形背景，是治学道路上如汩汩活水般的心性源泉，甚至是某个学人之学术生涯的宿命使然。这种因“个人因素的驱使”而做出的学问，多有可观或大有可观。只是人文学界，如今满眼是官方、半官方立项课题的驱使，职称职务评定考核的驱使，或干脆是孔方兄的驱使，不“观”也罢。（原载于《中堂闲话》2013年2月）天下公器

梁启超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名言。如果说人文科学是这样，那么，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更无愧此誉。“天下公器”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科学的实质和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有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折射了世俗功利心态，但也体现了“天下公器”无往而不胜的伟力。“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斯宾塞语）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它是智慧的产物、文明的结晶。科学本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使它成为可以超越国家、民族、政党和阶级的“天下公器”。科学作为客观真理的具体表现，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系统化了的科学知识体现了物质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天下公器”之命题要求在各项实践活动中，遵照科学规律办事。那种以“一言堂”的长官意志、“想当然”的一厢情愿或“瞎指挥”的我行我素来代替科学决策的做法，违背、歪曲、抗拒科学规律，将受到“公器”的无情惩罚。“天下公器”的命题还意味着科学是为人类谋福利的重大手段。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而科学的最高目的也就是在帮助人类认识自然的同时，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英国政治家罗斯金曾说：“科学的价值在于没有私欲的服务，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科学并不是科学家的私有财产。科学家好比银行的出纳员，拥有锁着大量财宝的钥匙，不过这些财宝并不属于他私人。把科学成果作为个人显耀，乃至邀功请赏的资本，显然有悖于科学宗旨。

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放弃领取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茨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第一个弃奖者。在这位成功破解了百年难题——“庞加莱猜想”的奇才眼里，数学并不是给个人带来名利的工具，尽享数学之美才是对数学家的最高奖赏。

社会固然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但科技专家也应有奉献于科学、服务于人民的情怀和境界。优秀科学家往往具有博大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意识，他们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为攀登科学高峰呕心沥血。然而，因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尤其是和科技项目有关的专项资金多有漏洞可钻，一些丧失底线的科技专家，受贪欲驱使，以“公”谋“私”，将“公器”化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私器”，不啻对科学的亵渎和玷污。反腐利剑当直指乱象丛生的科研领域，以维护“天下公器”应有的公平和尊严。学术腐败虽不像官员的以权谋私那样被草民感同身受，但对科学事业的危害绝不可低估。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正越来越显示出作为“第一生产力”不可替代和估量的作用。认识科学作为“天下公器”的严正属性，在全民中树立普遍的科学意识，倡导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更好发挥“天下公器”应有的效用，同时也维护“天下公器”应有的尊严。（原载于《科技日报》1997年3月25日）“不仅仅是科学”

科学史上有个著名的小故事。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迫于来自宗教界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在要求他放弃地动学说的誓约上签字。当他签完名，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尽管如此，可地球仍在转动呀！”从中可强烈感受到科学家忠于真理的良知和勇气。伽利略说：“我出卖了我的职业，科学行列里就不允许我的存在。”很显然，他在特定场合下强调“地球仍在转动”，既是出于面对外来高压仍不信邪的人格品性，也缘于作为科学家自觉而强烈的职业操守。今天的地球人，虽不再遭遇伽利略的难题，但科学良知和伦理问题，仍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话题。

在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某个掌握某种尖端技术的人出于个人目的，利用手中的科技反叛科学和社会，甚至成为科学狂人。西方科幻影片中多有此类剧情。如《超人》中擅自发射核导弹的家伙，《断箭》中做核弹交易的空军飞行员，《侏罗纪公园》里出卖恐龙基因的大胖子，等等。这虽是好莱坞式的幻想，但未必全是痴人说梦。比如“克隆”技术引发人伦失范的担忧，就有待于科学良知和理性。科学这东西虽和人类福祉密不可分，但它也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当掌握科学的人本身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严重偏差或在道德品性上出现重大问题，双刃剑危及的就是人类自身。科学能量的大小和其造成的危害可能成正比。

伽利略说：“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科学家应为大多数人着想。”而“为大多数人着想”这一点，显然和科学家的职业良知、伦理道德直接相关。如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的哈伯，19岁便成博士，是合成氨工业的科学奠基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盲目的爱国心和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驱使下，出任化学兵工厂厂长，研制、生产氯气、芥子气等毒气并付诸实战，造成逾百万人的伤亡，遭受科学界的强烈指责，其夫人也以自杀方式抗议丈夫的罪行。还有因研究阴极射线卓有成就而于1905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德国人勒纳，后来沦为纳粹帮凶，竭力奉行希特勒的种族理论，疯狂攻击爱因斯坦，成了学术丑角。至于五花八门的伪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则多自招其辱。

随着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加速递增和其地位、作用的无可替代，科技伦理规范，科学家职业道德、人格良知等问题，越来越有必要引起科学界和全社会的关注。一言以蔽之：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面对的绝“不仅仅是科学”。（原载于《联谊报》1997年10月4日）谁得奖与什么得奖

每年“诺贝尔周”各奖项将陆续揭晓，遂想起一则旧闻。美籍华裔科学家李远哲博士是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平时潜心于科研的李博士得奖后难免要对付许多应酬。1987年他在北大演讲时说：“在美国，我在许多场合都要讲话，还要在晚会上讲笑话……这样下去我就不会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小丑了。”为此，他颇感不安。

有一次，李远哲参加曾得多项大奖的著名化学家赫尔曼教授的寿宴。席间，他向教授坦露心曲：“科学家在研究中得到的兴奋和满足，并不是一两个奖所能比较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奖呢？有这种必要吗？”这固然反映了超一流“理工男”献身科学、不计名利的高尚境界。赫尔曼教授的回答别有见地：“你这话不全对。虽然真正的科学家并不需要这些奖励，他们努力做出贡献，不完全在于博得社会承认，但我们的研究工作，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会需要设立这些奖项。”李远哲觉得很有道理。事后他常告诫年轻人：“奖励某个科学家，对这个科学家来说并无太大的意义，而是通过这种奖励来告诉社会，科学家到底在干些什么。这是一个获奖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这话耐人寻味。对科学家本人来说，显示了对待名利的高风亮节，而对芸芸众生来说，难道不正是需要知道一点“科学家到底在干些什么”吗？至于文学艺术类奖项，则是另一回事（况且“文无第一”）。不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只要知道莫言得了诺奖就足够了，不必关心这山东汉子写了些啥而获奖。而中国“鲁迅”、“茅盾”文学奖之类，几乎已沦为文坛名利场的博弈，谁得奖与什么得奖，不闻也罢。

科普工作可从两端着手：一方面当然是科学常识之普及；另一方面，还应包括对新兴科学、前沿科学、尖端科学之进展和动态的介绍和宣传。遗憾的是：国内许多媒体，往往只着眼于宣传某科学家得了什么奖（奖项级别越高、奖金越多，就被视为越有新闻价值），对“科学家到底在干些什么”而得奖以及这些得奖成果之意义和作用，大多语焉不详或不甚了了。把科学奖励这件事单纯地作为新闻消息来炒作，显然有悖于赫尔曼之说的精义。长而久之，很多新闻受众也就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人得什么奖上面，而对得奖成果之内涵和实质漫不经心或一片懵懂。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奖，从媒体宣传效果来看，看不出与隔壁阿三中了“体彩”或“双色球”大奖有何区别，都是“得奖”罢了。一次原来可借机宣传有关前沿科学进展和动态的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了。我们仍不知道“科学家到底在干些什么”。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位得主，因发现大脑定位系统细胞的研究而获奖。大脑定位与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关系密切。对于不少定向感差的“方位盲”来说，有朝一日，也许能受益于此项科研成果。

如今，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科技奖励不断增多和加重。暂且不论科学家对待获奖的态度，作为新闻受众，希望媒体在告诉我什么人得奖的同时，也能告诉我“科学家到底在干些什么”而得奖，使我辈借此多少了解（哪怕似懂非懂）一点前沿科学的最新动态。回到赫尔曼的观点上，这才是各种科学奖显著的社会意义之所在。诺贝尔在天之灵有知，当不会有异议吧。（原载于《科技日报》2002年2月3日）鲁迅情结

有人夸赞柏杨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远不能望鲁迅之项背。有时，忍不住作偏激之想：一个不读鲁迅或没认真读过鲁迅、乃至读不懂鲁迅的人，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国文人或文化人。“鲁迅情结”，其来有自。

在我书案上有一帧印刷品，是裘沙先生作的鲁迅头像素描。当我凝视着此画，眼前常会出现一片幻觉：画面上先生那蓬乱的头发，化成了新文化的原始森林，多少个世代也采伐不尽；倾斜的前额，伴随着世纪的冰川，已演变成思想的高原，越是险峻奇绝的地方，越是风光无限；高耸的颚骨，是民族精神的制高点，俯瞰原野、沼泽和山川，指点道路、星月和云彩；就是那浓密的黑胡须，也成了茂密的芳草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胆和诗心。记得英国人当初曾说宁可没有印度的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不妨说：鲁迅也是一座万里长城，中华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

据说痛苦有热情的与冷静的之分。热情的痛苦几近于诗人气质，而冷静的痛苦容易产生思想家。两方面各趋极端而又存于一身者，鲁迅也。私忖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文人。由此想到他吸烟甚剧，仿佛在吸入普天下的忧患，以致肺腑竟被苦难蚀穿！

记得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该国有一文化代表团访华，鲁迅应邀出席其中一宴。席间有一日本记者问先生：“你是否后悔生在中国？”先生沉思了一会，然后用低缓的语调答曰：“比起其他地方，还是生在中国好。”这是迄今我所受到的最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如把中国文化比作气象万千的黄山，那么，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天都峰，相比之下，就是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锺书，也只是黄山七十二峰中诸如“梦笔生花”而已（决无对钱先生不敬之意）。而一个没上过天都峰的人，能算真正到过黄山吗？

鲁迅这座中国文化的天都峰，不仅仅是由才情学识所构成，甚至也不主要依靠气度和识见所垒成，其真正的内在板块，是强劲的人格力量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猛士精神，是正气、勇气、骨气、硬气和锐气，而没有一星半点的俗气、窝囊气、小家子气和乌烟瘴气。当我感到萎靡退缩之际，先生的目光不啻一道寒光逼人的剑气；当我陷于蝇营狗苟之时，先生的风范，告诉我什么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当我走入昏愦迷茫之途，先生的醒世箴言是一帖醍醐灌顶的清凉散；当我沦于玩世不恭的消极之境，先生的谆谆教诲又是我得以解救和升华的天梯；而当我倍感心灰意冷，又是凭借先生的燧石，重燃心火……

读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这两部难得的鲁迅评传，欣喜地发现心怀鲁迅情结者，不乏人在。看来我们不仅可继续“读点鲁迅”，也可谈点鲁迅了。（原载于《浙江日报》1995年9月22日）“我们没有鲁迅”

国内某经济考察团出访韩国，席间，我方人士在感谢主人盛情招待之余，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表示敬佩。谁知主人听了却说：“哪里！哪里！我们没有鲁迅。”这话颇可让人反思。

据“鲁学”界的人说，韩国是境外鲁迅研究最深入的国家之一，鲁迅作品也一直在这个国家较受欢迎。这不奇怪。大韩民族在历史上也多灾多难，特别是在近代和现代，更同中国一样，深受日寇的掠夺、欺压。这个民族对自身苦难的深切体验和顽强抗争，使他们有可能接近和理解鲁迅。拿体育竞技（在某种程度上折射民族精神）来说，韩国男足就让人多有感佩。

由此想到鲁迅那种“骨头是最硬的”精神，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心态。韩国男足在某次世界杯上，被联邦德国队连灌三球后，仍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顽强抗争，扳回两球。我对韩国人萌生好感，最初和其男足有关（虽然在绿茵场上他们屡次击败国足）。听到韩国人说“我们没有鲁迅”时，感触良多。

中国人有鲁迅。鲁迅者，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也。张炜在《怀疑与信赖》一文中说：“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商品经济上……最终决定着人类幸福的，大概还不是商品经济本身。”“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素养和思想的力量，却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拿出来比较的，不能在这些方面落后，这样会引起深深的自卑。”韩国人说“我们没有鲁迅”，倒未必是“自卑”，而是缘于对文化的重视，对高峻深邃之精神境界的推崇，对强劲人格力量的仰视。联想到国内有一小撮“蚍蜉”撼鲁迅之大树，令人齿冷，也令友邦人士叹气。难怪有平素温柔敦厚的长者，在某研讨会上听到有人肆意诋毁鲁迅时，不由得拍案而起。

试问：如今中国人自己究竟还有没有鲁迅？或者还有多少鲁迅？（原载于《联谊报》1995年12月8日）鲁迅买药记

买药乃日常生活之事，大文豪鲁迅自然也不能免。然鲁迅之买药经历颇多意趣，有文字为证。在《华盖集续编》里的《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中，鲁迅多次写到买药经历。这两份日记在鲁迅杂感中较特殊。先生虽有每天记日记之习惯，但那“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回却专为发表（因刘半农编《世界日报》副刊之约）。在这些杂感体日记中，鲁迅借买药之事，以小窥大，窥出“国民性”之一斑，颇堪玩味。

1926年6月25日，鲁迅因胃痛而请许寿裳之侄子开一药方。但他对普通小药房不很信任，“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配来的药倒很有效，“一瓶没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配来的第二瓶药，虽是“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分明是药里有些蹊跷”。于是第三次配药时，“附带了严重的质问”。而这次配回的“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鲁迅由此感叹“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并对中国人“小事不妨胡涂点”（伙计“连量杯也懒得用”）的“雅量”很不以为然。6月28日，即第二次配药那天，鲁迅“恭恭敬敬地将药方和药瓶捧呈给一位分开头发的同胞”。“‘八毛五分钱’。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说。”而先生听了却甚为恼火，因为“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于是，先生就“喂”了一声。那“分开头发的”听到这声“喂”，“立刻懂得，将五分钱让去”。鲁迅不无讥讽地说他“真是‘从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风度”。“我想：对付这一种同胞，有时是不宜于太客气的。”试想一下，倘如没这声“喂”，那么，五分钱也就白白被讹去了。但接下去的问题是这回配来的药水味道不同了。

另一则趣闻是鲁迅于同年7月6日“到前门外去买药”，拿到药水后就在柜台前喝了起来。“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悄悄地向伙计道：‘那是戒烟药水罢？’”回答“不是的”之后，那人竟直接问鲁迅：“这是戒大烟的罢？”好在先生不乏幽默感，“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于是“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答以：“唔唔……”“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

从上述鲁迅生平中极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可窥见先生处世接物风格之一斑，大致有四。

一是对买药、配药、吃药之类事关自家身体健康之事的重视，不愧当年是学医出身的。

二是从对药房之选择及“五分钱”事件上，显示出他作为消费者自觉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这正是如今各级“消协”所倡导的。鲁迅少年时有一段几乎每天出入当铺和药房（为其父买药），可谓资深药客。对药房伙计不诚实做派（想私吞五分钱）或“小事不妨胡涂”（不用量杯）之作风，他既火眼金睛，又深为反感和憎恶（“附带了严重的质问”）。这回鲁迅也算亲历了“瞒和骗”之国民性，而那“分开头发的”伙计遇到这个貌似大烟鬼的小个子，真是自招其辱。虽没被讹去五分钱，但这次的“药味可是不同一了”。在这件事上，鲁迅和那伙计可谓两败俱伤。这也说明普通消费者维权之难，“五分钱”的正当权益得以维护，买到的却是不正宗的药水。

三是对那些好管闲事的无聊之徒和热心无比的看客心理，颇感无奈。

四是在自我尴尬情状下（被人误以为是鸦片鬼），善于自我调适和近于恶作剧的顽童心理（“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答以：“唔唔……”）。

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日常琐事中，鲁迅显得更真实、亲切，就像隔壁的张老伯、李大叔。（原载于《中国医药报》1999年1月24日）鲁迅遭窃记

家中遭窃，无论对谁都是一件糟心事。鲁迅对此又如何反应呢？近读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上卷1932年3月间的书信，接连有六封讲到自家遭窃事。虽是事后和亲友讲述，但透露的心态不乏可玩味处。

其时，鲁迅家住上海虹口区横浜路景云里。该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晚，日寇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而鲁迅住处就在火线一带。次日，鲁迅全家就避居内山书店。2月6日，由内山书店的朋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家中遭窃就发生在避难期间。

在这六封信中，讲遭窃事最早、最详尽的是写给母亲的那封，写于1932年3月20日夜，避难后回家第二天。信中详列被窃的许广平和海婴之衣物件数和品种，还有“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计值洋七十元，损失尚不算多”。同时还说到“两个用人，亦被窃去值洋二三十元之物件”。而鲁迅自己的东西，“除了不见一柄洋伞之外，其余一无所失”。鲁迅感叹：“可见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在给母亲的家书中细述具体损失，此乃通报家事，很合情理，而“损失尚不算多”、“其余一无所失”也是为宽慰老母。

给母亲写信的同一天夜里，在写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说：“当虚室时，偷儿亦曾惠临，计择去衣服什物约二十余事，值可七十元，但皆妇竖及灶下之物，其属于我者，仅洋伞一柄，书籍纸墨皆如故，亦可见文章之不值钱矣。”次日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说：“然鼠辈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在4月7日给王育和的信中说：“曾经小窃潜入，窃去衣物约值六七十元，而书籍毫无损失，在火线下之房屋，所失只此，不可谓非大幸也。”另外，在给许钦文、李小峰的信中，亦简要述及此事。

从这些书信可看出以下几点。一是鲁迅还是比较在乎这件事的。在近20天时间里，先后六次写信都详略不一地提及此事，而且收信对象亲疏不等，多少有点像反复说“阿毛”事的“祥林嫂”。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鲁迅为释朋友们之担心。毕竟，“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家处火线。

二是鲁迅是个认真细致的人。对遭窃之损失，统计得颇精准，如“厨房用具五六件”、“被单五六张”等，交代得很具体，并经换算，得出“合计值洋七十元”之结论。而不是“毛估大堆、大约模子”地只能说个大概。今人倘遭遇此类事，向公安派出所报案，能准确说出被窃物品种类及数量，想必多少有助于破案，或有利于日后找回失物。

三是在不愉快的遭遇中，鲁迅不失往乐观处想的良好心态。如“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在火线下之房屋，所失只此，不可谓非大幸也”。不过，这似乎说明鲁迅有时也略有几分阿Q心态。另外，鲁宅此番遭窃，有突发战事之特定背景，因避战火而“虚室”。在致母亲信中，鲁迅说：“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对此事，鲁迅并不怨尤，自担后果。

四是说明鲁迅自己在衣着上很不讲究，至少没什么值钱的衣物。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说“计害马（指许广平）衣服三件、海婴衣裤袜子手套等十余件”，他自己只损失“一柄洋伞”，“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小偷总是拣值钱的东西偷，由此可反证鲁迅的“破衣服”之不值钱。

五是面对不幸之幸，鲁迅不忘以文人的幽默加以自嘲。“书籍纸墨皆如故”，“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书籍毫无损失”，固然可喜，但“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那小偷真没文化，入鲁宅而“未尝略一翻动”大文豪的“书籍纸墨”，入宝山而不识宝也。开个玩笑，倘我是那贼，无论如何要窃得几张先生的手稿，用镜框精心装裱，供奉在家中每天膜拜。

小偷是“鼠辈”，在“一·二八事变”之国难当头时入室行窃，更是中国人之败类。而其“未尝略一翻动”鲁迅的“书籍纸墨”，则可谓“善哉”。（2015年10月13日）群行群止看识见

清人金缨所编《格言联璧》有“人生四看”之说（“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在人生各种关口，颇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胸怀、修养和境界。其中“群行群止看识见”这一“看”，对标举“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来说，尤显必要和重要。“群行群止看识见”，当大家都这样做（想）或都不这样做（想）的时候，看你是怎样做（想）的。其时很能见出一个人是否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性、独立不依的价值判断和别开生面的思维路径。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和说明力的当推鲁迅。不贤识小，只拿鲁迅生活和文章中一二不甚起眼的细节说事。

鲁迅喜欢文物，自称于此道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他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了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地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了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

唐弢在《鲁迅的文物观》一文中说：“鲁迅的因吃惊而失笑是势所必然的。我以为一切雅士听到后无不大笑，也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会像土财主那样去干傻事情。但当我们摇头摇脑，得意忘形，欣赏着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青铜器的时候，头脑里应保持一点清醒，心中明白，它原本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这将更有助于去认识一切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东西。”对那土财主大煞风景之举，“一切‘雅士’，听到无不大笑”，鲁迅自然也不例外。但“群行群止”之后，鲁迅毕竟是鲁迅，“接着就变成了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正是土财主的蠢举，才让人们“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在碰到此类好笑之事时，鲁迅别具只眼，正应了“群行群止看识见”之语。

在《“人话”》一文中，鲁迅讲道：“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然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常人会很自然地把这看成是对没见过世面之“农妇”的取笑。然鲁迅别具只“耳”，从讲这笑话的人口中听出了别样的味道。他指出：这笑话“并非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鲁迅一睁火眼金睛，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笑话的可笑性，其实不在于那农妇的孤陋寡闻，而在于说者和听者自以为远比农妇高明和高级，或者说是“高等华人”面对“下等华人”的优越感所致，而和“农妇”同属草根阶层的“下等华人”，倒“并不以为笑话的”。所以鲁迅说这“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极为剀切。因为该笑话在所谓“高等华人话”的语境中才现可笑。“北京的煤油大王们哪里知道捡煤渣的老婆子的辛酸”，一如浙西农妇岂能知晓皇后娘娘的奢靡。可见鲁迅超越“群行群止”之卓尔不群的识力。

咸丰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在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不作战争准备，而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卜吉凶。面对眼前战事，他撰有一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钱玄同后来在《“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一文中引用了该联，认为：“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的说明。”而鲁迅看来，中国人的“持中”，骨子里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详见《集外集·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一字之改，鞭辟入里地揭露了什么才是“持中”的真面目。

再如“话语权”问题如今在学界很热门，学者专家不乏这方面的煌煌宏论。而鲁迅对所谓的“说话写文章”倒别有一番独到的见地。一位署名Z.M的青年曾记录了鲁迅说过的一段话。鲁迅在给孙伏园的信中确认：“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这段话很能见出鲁迅特有的“话语观”。他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正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都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是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这段议论虽和当今的“话语权利”之说不在同一论域，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正因为对“讲话写文章”之实质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讲的话和写的文章，才如此不俗。

陈丹青在鲁迅纪念馆有过题为《笑谈大先生》的演讲，自称“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谈论鲁迅”。他有关于鲁迅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研究和谈论鲁迅的文字汗牛充栋，而陈拈出这两点，迥别于“群行群止”，不失为“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

古代文论家把说理文字的高下归于识见之有无。赵翼诗：“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群行群止”也就是随人说短长，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如此“共识”，不“共”也罢。（原载于《联谊报》2007年9月22日）精神之“钙”

无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自叹，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讥嘲，或是“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鄙夷，文人的常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常是温良、荏弱的，和刚勇、壮烈的硬性风格大相径庭。但古往今来，文苑里并不乏雷霆万钧、正直不阿的刚烈之士。这堪称传统人文精神中闪闪发光的亮色，而光源所在即是骨中之“钙”。重塑“士”之形象，弘扬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离不开增强骨质的精神之“钙”。

刚烈之品性，通常离不开强劲人格力量的支撑。它以对理想无怨无悔的追求和对信仰坚如磐石的执着为前提，在所认定的价值取向或人间道义面前，常是“死心眼”、“不开窍”的。“刚”意味着强烈的硬度，“烈”意味着辉煌的壮烈。高压、威逼、打磨或利诱，对刚烈者都无济于事。正如关汉卿的夫子自道：“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不过，刚而烈之，更多的时候可能会以“悲壮”乃至“凄壮”的面貌出现。“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理想之旗的高扬和信念阵地的坚守，有时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谓“可使寸寸折，不可绕指柔”（白居易）“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一言以蔽之：宁直见伐，无为曲全。当然，文人的“刚烈”，有时也可能和所谓的“书生气”或“书呆子气”夹杂在一起。即在特定情形下所谓的“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王彬彬语）。

从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到文天祥的“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言志》），再到黄宗羲的“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山居杂咏》），还有黄遵宪的“生当作铁汉，死当化金刚”等，无不折射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烈之气和“士可杀不可辱”的男儿血性。壮士雄风和书生意气原来也可相得益彰。鲁迅论及方孝孺时所褒扬的“台州式的硬气”，看重的也正是这种“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和耿耿品性。舒婷有散文《硬骨凌霄》，“钙”之不存，骨安能“硬”？当然，刚烈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道德品质的高低，它还和一个人的性格、脾气乃至遗传因素有关。

别号“怒庵”的傅雷性颇刚烈。其友施蜇存在怀念文章中说：“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间惯用语有“硬头颈”一说，傅雷正当此誉。所谓“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至刚易折，固然让人叹息。而太柔则靡，亦不足为训。如被王彬彬诟病的那些“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令人齿冷。

孔子曾感叹“吾未见刚者”。如今，知识界、文化界有刚烈之性的仁人志士安在？“曲学以阿世”之流，顶着教授、博导、学者、专家等头衔，满地游窜，如过江之鲫，“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也。而“贞刚自有质”（陶渊明诗）的文化人寥若晨星。也许我们都要到“骨头最硬”的鲁迅那儿去补一点精神之“钙”。（原载于《文论报》1999年7月22日）“捧钱”记偏《读书》杂志曾有朱健《“捧杨”记偏》（“杨”为杨绛）一文。套用这题目。说一说我心目中杨绛那一口子——钱锺书。

在大学念书时，初读《谈艺录》《旧文七篇》《管锥编》，感觉诚惶诚恐。这世上竟然还有一个学问如此之多的人。想想我辈也真是可怜，这辈子吃下去的饭菜加起来，恐怕在分量上都难敌这个人所读过的书。读《围城》又惊叹：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又在报刊上读到有关钱锺书一些惊世骇俗的逸闻轶事，更觉敬佩。感叹自己这种“读书人”，相形之下真是“饭桶”。于是，钱锺书在我辈心目中实在是了不得。

离初读《管锥编》《谈艺录》已过去多年，虽马齿徒增，但有一天神经兮兮，突然口出狂言，“钱锺书也不过如此。无非是读书多，记性好，善活用”而已。

此话怎讲？容我慢慢道来：默存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甘于寂寞，令人高山仰止，但于道德境界上能和他媲美的人，并不乏其人；钱先生聪明绝顶、幽默非凡、妙语连珠、梦笔生花，但在中国人里头，其智商、幽默感、谈锋及文采可望其项背者也不是没有；钱先生见识高迈、性情过人，于中西文化更出入无碍，又一辈子“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但颇有见地和个性，一生手不释卷的，也不乏其人。私忖像钱先生那样“读书多、记性好、善活用”之三驾马车能齐头并进的人，在中国学界很难找出第二个。钱锺书之稀世价值，体现在他的《管锥编》（被誉为“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个高峰”）、《谈艺录》上，而非体现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上面。

鲁迅曾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而钱锺书的作品无所谓“朽”不“朽”。两者缺乏可比性。如比较的话，私忖：鲁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钱锺书是美不胜收的文化故宫。前者是黄山天都峰，后者是黄山飞来石或梦笔生花。可惜很少看到钱先生对鲁迅的评价。只记得他好像说过鲁迅较适于写短文章，并嫌《阿Q正传》长了些。他很少谈鲁迅，似有私人因素。“钱学”虽一度有成为“显学”之嫌，但我辈最好不要轻易去议论他（谈谈其轶闻逸事或私下对他表示十二分推崇无妨），尤其不要随意谈论他的学问。近闻北方有个把文学博士发表宏论，说什么倘如《管锥编》是用白话写的，于中国文化才有切实之意义（大意如此）。说这话的人真是把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对夏公（衍）“人们都喜欢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之论，不妨会心一笑。说实在的，杨绛虽自称只是钱先生的“伙头军”，但也委实了不起，尤其是柔弱之身躯所蕴蓄的强劲人格力量，使《围城》中的女流们汗颜。不才如我者，对钱先生还略有微词，他是超一流的文论家，空前绝后的学者，但从来不是一个可让人感到亲近的人。（原载于《联谊报》199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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