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l客文艺：聚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小荷 董啸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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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客文艺：聚响试读：

很早以前纽约客文风的创始人E.B.怀特写过一篇文章，医生问特雷克斯勒先生有没有过异想天开的念头，在结尾处，他脑海里面虚构出了一棵树，长在街角。“在他和路灯之间，冒出一棵小树，生长在那里，浸透了黄昏景象，每一片镀上金边的叶子都美轮美奂。美景当前。”

从来没有评论家分析过这棵树的寓意，若干年以后它变成了待解之谜，“骚客文艺”有个疯狂的读者群，每天日活上万条信息，聊生活聊书聊电影聊人生，但是有一天，一个读友提出了一个让人沉默了很久的问题：读书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如此准确而粗暴，像一枚激光制导炸弹直击人心，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和“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样，本质上是无解的。

可是，特雷克斯勒先生也无解啊，他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回答医生的问题，直到他走过街道，踱过公园，直到他的脊椎里自然有所触动，第一次感到如此轻微的震颤，他就知道，他想要一棵简简单单的树，长在那里。

我们可以拿特雷克斯勒先生的感受来形容初读余华洪峰，遭遇先锋文学时候的那种颤栗吗？就像很多年以来都有人在问我们，你想要做什么，我们不回答，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未必清楚。直到绕过街角，路过太阳的余晖，看到那个街角，和街角处的空隙。

应该有棵树。

2017年6月8日，“骚客文艺”正式上线。开篇文章来自洪峰，这是一个来自文学史上的温暖名字。作为首届恢复高考的当事人，他回忆起艰难时世之后的人生转机——《1977年：高考，大雪与爱情》。

2017年6月17日，“骚客文艺”的推文为《我的三个现实与梦想》，作者余华。这篇稿件意味着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余华首次在新媒体平台发表原创作品，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拥抱了互联网。

接下来，阿乙、阿丁、任晓雯、苗欣宇、孙一圣、周云蓬、钟立风、杨树鹏、张发财、王元涛等更多的优秀作家陆续并入“骚客文艺”的队列中，他们中既有持续创作的文坛中坚，也有才气逼人的新锐力量。这些有趣的作家同时呈现出文学、艺术的宽度和广度，每日更新的推文题材与风格各异，又具备了奇妙的协调和共性。“骚客文艺”既是平台，又是舞台，将优秀的作者和作品放在聚光灯下，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有趣的灵魂从来不孤独，他们终将在“骚客文艺”相遇。这是个信息流动呈几何级爆炸增长的时代，人们每天要接收和处理海量内容。泥沙俱下之余，审美难免流于粗鄙——人手一个或多个移动终端，碎片阅读只能抄的是感官的底，人们被调动的也是最基础的情绪。移动端泛滥着廉价的愤怒、欢喜和感动，"10万+”成为唯一的成功。

然而，文字终究还是要触及灵魂的。

触及灵魂的文字需要一个集散地，此地没有东拼西凑的烂俗网文，没有翻炒冷饭的洗稿抄袭，它是一个品格和品位俱佳的原创平台，精心书写与安静阅读的所在。“骚客文艺”试图去做这样的努力——在互联网阅读的浮躁时代，重拾中国文字的审美。

一个朋友有天送了我一个比喻，她说读书能读出颅内高潮，理想的读书境界跟性经历一样，写作者是灌输者，读者是回应者——也正如同使人愉悦的情爱经历。

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心》当中有一段数据，说一个在纽约住了几年的印刷小工，也许遇到过75120个女人，却只会对一个一见钟情。

这次，“骚客文艺”把美好的文字集结在纸上，不组队，也不跳广场舞。就让它们保持各自原本的样子，或坐或立，这样就好。

想想看，浩瀚的书海之中，有那样一篇文章，使你脊背颤栗。仿佛漫长的不知所谓死水不兴的人生定式之中，有那么一瞬间，瞥见了鸟儿艳丽的尾羽。

所以，何妨拿出这么几十分钟，读一本书，像发一次烧，感受一次情爱一样。作者简介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余华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85后，山东菏泽人，现居北京。曾做过酒店服务生、孙一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和农药厂实验员。著有小圣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还有若干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前体育记者，前《南都周刊》主笔、编委，专栏作易小家、诗人。前“七个作家”主编，现“骚客文艺”出荷品人，“搜历史”出品人。1989年出生于湖北，现居北京，青年作家。蒋方舟著名小说家，现居云南，中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被洪峰称为文坛射雕五虎将之“北丐”，高考制度恢复后于1977年底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多部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演过金马奖影片，不严肃设计师，非正经历史写作张发者。现居南宁。财专栏作家，主持人，扑克爱好者。金马奖获奖影片演王小员。2016年“十大最具影响力纪录片”《探秘新丝路》山主持人。歌手，诗人。和王小山一样是金马奖获奖影片演员。周云蓬作家、新闻记者和专栏作者。曾为《南方周末》高级李海记者、《第一财经周刊》专栏作家、《GQ》专题总监、鹏《人物》杂志主编。现任《时尚先生》全线产品出品人和杂志总编辑。原名艾国柱，做过警察、编辑，现在是作家。著有小阿乙说集《灰姑娘》《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本书摄影。居杭州。笔名夜班工人丙、七等生等。前金毅媒体人，现金融民工。喜文字，好摄影。著有诗集《渴望青鸟》等。新华社、“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吉林长春人。诗人，专栏作家，“骚客文艺”主编。董啸前小说作家，前媒体记者，前图书编辑，现任专职奶苗欣爸，著有《仓央嘉措诗传》等百万余字。未来不知道，宇打算有生之年把买的书都看完。长沙人，历史爱好者，尤嗜近代史，著有《战天京》谭伯《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牛沉》等书。吉林人，曾任《巷报》主笔，韩国《亚洲经济》总编王元辑，著有长篇小说《我的朋友孔丘》《汉城汉城》等。涛现居深圳。著名音乐人，歌手，写作者。博尔赫斯乐队主唱。曾钟立出版《像艳遇一样忧伤》《欲爱歌》《短歌集》《书旅风人》《爱情万岁》等音乐专辑，文字作品若干。其作品不仅深受普通乐迷喜欢，也深受诗人、艺术家们推崇。男，七零后作家，新锐画家，当过医生、记者、编阿丁辑、图书出版人。现居宋庄，跑步画画，偶尔到外地开个画展。生于1974年，江西临川人。著名小说家、批评家、诗黄孝人，“量子文学观”创立者。著有长篇小说《旅人书》阳等，另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多种著作。作家。现居上海，自由写作。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李西在《收获》《天涯》《作家》等刊物发表大量文学作闽品。出版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小说家。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系列等，作品被任晓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雯电影导演，作家。代表作品《我的唐朝兄弟》《少年》。杨树出版故事集《在世界遗忘你之前》，诗集《我买下的绝鹏望地》等。原名郑朋，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著有小说集郑小《1921年的童谣》，长篇小说《西洲曲》，随笔集《你驴知道的太多了》，曾获多种文学奖项。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呓语爸爸出差时余华

我第一次看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是什么时候？应该是1994年，我的记忆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儿子出生不久。一位中国的导演借给我一盒录像带，说你应该看看这部来自南斯拉夫的电影。就这样，我在家里看了《爸爸出差时》，没有中文字幕，里面人物的台词我完全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自己看懂了。过了几年，我在北京街头的地摊上翻找VCD电影时，突然看到有中文字幕的《爸爸出差时》，还有库斯图里卡的另一部电影《地下》。我拿回家重新看了《爸爸出差时》，屏幕下方一行一行出现的中文字幕证实了我几年前的感觉，当时我确实看懂了。

我在中国“文革”时期的成长经历让我迅速抵达《爸爸出差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我背着书包去小学路上，最担心的就是看到街上出现打倒我父亲的标语，一天又一天的担心之后，这样的标语终于出现了。当时我和哥哥一起走向学校，看到标语后我畏缩不前，不敢走向已经不远的校门，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若无其事，他说怕什么。他勇敢地走向学校，可是还没有走到校门口他就转身回来了，走到我跟前说，老子也不上学了。我哥哥确实比我勇敢，他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学，我请病假在家里躲了几天，然后提心吊胆去了学校，我不知道同学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当我小心翼翼走进校门，走到操场上时，几个同学奔跑过来，热情地向我喊叫，你病好啦。那一刻我被解放了，压抑已久的恐惧和不安瞬间消散，我奔跑过去，跑到同学们中间，加入到应得的生活之中。

我父亲很幸运，没有被关押，他被发配到了农村。就像《爸爸出差时》孩子跟着母亲去父亲那里，我和哥哥也去了乡下看望父亲，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坐火车，也不是母亲带我们去，她不能离开工作，请一位同事带我们坐上轮船去了乡下。那是在中国南方河流里行驶的轮船，大概有五六十个座位，前行的速度很慢，只是比岸上行走的人稍快一些而已。我记得自己不时走上船头，迎着风吹，惊讶地看着轮船划出的波浪，还有远处广阔的田野。那位阿姨担心我会掉进河里，把我抱回船舱，趁她不注意时，我又会走上船头，接着又被她抱了回来。

我在看没有中文字幕和有中文字幕的《爸爸出差时》时，也在看一部有关自己往事的纪录片。所以我要说，一部伟大的电影后面存在着千万部电影，不同的观众带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去与这部电影接触碰撞，发出共鸣之声。这样的共鸣之声或多或少，有时候是一两句台词，有时候是一两场戏，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故事。这共鸣之声也是引诱之声，引诱观众置身电影之中，将自己的人生加入到别人的人生里，观众会感到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因为这时候别人的人生也加入到自己的人生里了。所以一部伟大的电影会让观众在各自的记忆和情感里诞生出另外一部电影，虽然这部电影是残缺不全的，有时候可能只是几个画面和几句台词，但是足够了。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之外，都拥有一个虚构世界，很多的情感、欲望和想象存放在那里，期待被叫醒。电影、文学、音乐、美术，所有形式的艺术如同叫醒闹钟，让人们虚构世界里的情感、欲望和想象获得起床出门的机会。然后虚构世界开始修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开始修改虚构世界，这样的相互修改之后，人生不知不觉丰满宽广起来，并且存储在记忆之中。当然记忆会有误差，误差是在相互修改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在时代差异、文化差异、人的差异等差异之中出现的。

举个例子，一位中国的文学博士想见我，请他的导师联系上我，我们在一家街边的茶馆见面了，他提出来想做一个简短的访谈，我说可以。访谈的时候，有一个话题是关于作家写作时如何把握叙述分寸，我提到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说亨伯特为了得到洛丽塔采用的伎俩是和洛丽塔的母亲结婚，亨伯特一直想着洛丽塔的母亲怎样死去，我觉得纳博科夫也一直在想如何让这位母亲死去，如果她不死的话，亨伯特无法得到洛丽塔，纳博科夫也无法写下去，所以她在小说里死了，一个简单的细节让她死了。她读到了亨伯特狂热色情的日记，才知道亨伯特的目标不是她，是她女儿洛丽塔，她情绪失控夺门而出，冲到街上时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这样的处理似乎是一些平庸电视剧和平庸小说里的处理，不应该是纳博科夫这种级别的作家写出来的，但是没有问题，纳博科夫毕竟是纳博科夫，他在此前的叙述里做了不少铺垫，让亨伯特在想象里一次次弄死洛丽塔的母亲，比如一起游泳时如何潜水过去拉住她的双腿，把她拉进水里淹死，造成她游泳时不慎溺亡的假象。纳博科夫应该觉得这样还不够，在车祸之后又让那个卡车司机带着一块小黑板来到家里，一边用粉笔画车祸现场图，一边向亨伯特解释不是他的责任。我告诉这位文学博士，这个车祸之后的小黑板的细节尤其重要，让这个车祸之死处理变得与众不同了。

这位文学博士回去把访谈录音整理出来发给我，同时在邮件里告诉我，他查了小说《洛丽塔》，那个卡车司机不是带着一块小黑板来到亨伯特面前，是带了自制事故图。这位文学博士觉得我记忆误差里的小黑板比自制事故图更有意思，他想在访谈里保留小黑板。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小黑板确实比自制事故图更有意思，可是对于英美读者来说也许自制事故图更有意思。我给这位文学博士回信，说我们还是应该尊重纳博科夫的原作，把访谈里的小黑板改回自制事故图。

还有一个记忆误差的例子我待会儿再说，我现在继续说说自己的“文革”往事。在那个压抑并且摧残人性的时代里，我目睹了很多不幸，经常有同学的父亲或者母亲突然被打倒了，有的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批斗游街，这些同学背着书包来到学校时都是低头不语的模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忘记了发生在昨天的父母的不幸，汇入到我们操场上的嬉闹之中。有一个同学的遭遇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忘记了他父亲是因什么罪名被打倒的，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批斗游街和羞辱殴打之后，这位父亲决定离开人世，我在他临死那天的黄昏见到了他，从街上走过来，右手搂着他的儿子，脸上留下被殴打过的淤青，他微笑着和儿子说话，他儿子正在吃着什么，显然是父亲刚刚给他买的。他们与我迎面而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正沉浸在自己的美味里，没有看见我。第二天这个同学哭泣着来到学校，我们才知道他父亲在深夜时分，趁着家人睡着时悄悄出门，投井自杀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哭泣，无声地哭泣。那时候女同学热衷玩跳绳，男同学热衷打乒乓球，不是在正式的乒乓球桌打球，只是一个长桌子，中间用砖排成球网，男同学们在长桌子的两端排成长队，每人只能打一个球，输了的下去，赢了的继续打球，我们向着这个哭泣的同学喊叫，要他也来排队打球。他走了过来，排队时仍在哭泣，轮到他打球时不哭了，他赢下一球，又赢下一球后，我们听到了他的笑声。

生活是那么的强大，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爱《爸爸出差时》，因为库斯图里卡剪辑出了生活里最为强大的部分，然后以平凡的面貌呈现出来。我记得有两场戏，一场戏是梅沙和妻子激烈吵架，似乎家庭就要破裂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库斯图里卡给大儿子一个流泪的特写，极其感人的特写，接下去的一场戏是一家人并排坐在床上快乐唱歌，坐在中间的梅沙拉着手风琴。我在没有中文字幕的版本里看到这连接的两场戏时深受触动，后来在有中文字幕的版本看到时再次深受触动。我一直在想，只有对生活有着非凡洞察力的导演，才能让生活呈现出非凡的表现力。还有一场戏，妻子带着儿子坐火车前去监狱看望丈夫梅沙，晚上入睡之时，给经常梦游的小儿子马力克脚上系上绳子，绳子另一头挂着一只铃，这样马力克一下床他们就能听到铃声。夫妻久别重逢，欲火燃烧，用中国的话说是干柴遇上烈火，梅沙把水龙头打开，让水声来掩盖他们接下去做爱的声响，可是他们刚刚进入热身阶段，马力克就来捣乱了，动动脚让铃声响起来，他们只好起身去看看儿子。当妻子终于让马力克入睡，回来时看到丈夫梅沙已经睡着了，好比干柴看到烈火睡着了。库斯图里卡没有在电影里着力表现梅沙在监狱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来自精神的压力，他的睡着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当然这场戏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止这个，我意识到用文字复述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是多么无趣的工作，我硬着头皮讲述是为了接下来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强大”。生活的强大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庞然大物招摇过市，而是在微小之处脱颖而出。

我有机会说说另一个记忆误差的例子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翻译成中文出版，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所以是一本没有版权的出版物，后来没再重印。2012年终于正式出版，出版商邀请我参加这部小说的读者见面会，我根据20多年前的阅读记忆，向中国年轻一代读者讲述这部小说里的一个细节。

我说马尔克斯用沉着冷静的笔调描写了阿里萨和达萨年轻时期的爱情，读者阅读的时候却是热血沸腾，两个年轻人爱到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分开，可是小说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爱情中途夭折。他们是怎么分开的？达萨的父亲威胁阿里萨要杀了他，阿里萨却骄傲地说没有比为爱情而死更光荣的事，父亲只好带着达萨远走他乡，可是仍然阻止不了他们之间联系，这位父亲用电报把行程告诉了亲戚，行程泄露了出去，作为电报员的阿里萨把各地的电报员联络到一起，于是一份份爱情的电报来到两个年轻人手上。差不多三年时间，父亲觉得达萨已经忘记阿里萨了，决定回家。马尔克斯的描写将他们的爱情推向了巨大的高潮，当读者觉得不可能分开时，马尔克斯用微小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了。回家的达萨和女仆去市场采购，阿里萨看见了她，尾随其后，马尔克斯用几页纸来描写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市场里的男人们用色眯眯的眼睛盯着美丽的达萨时，阿里萨却因此脸部扭曲了，这时达萨刚好回头看见了阿里萨的可怕表情，心想天哪，三年来日夜思念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男人。马尔克斯这么轻轻一笔就推翻了强大的爱情。

我说完以后，一个同样应邀参加读者见面会的西班牙语文学专家，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熟悉马尔克斯的作品，笑着对我说，你说的这个细节是你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确实如此，正确的应该是达萨走进了“代笔人门廊”，那是一个充斥着淫秽明信片、春药和避孕套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不是体面小姐该去的地方，达萨不知道这些，她是为了躲避中午的烈日走了进去，阿里萨紧随其后。她兴高采烈走在门廊里，买了这个又买了那个，她听到了阿里萨的声音，阿里萨说这不是你这样的女神该来的地方。达萨回头看到阿里萨冰冷的眼睛、紫青的脸色和僵硬的双唇，这是被爱情震撼之后的恐惧表情，达萨却因此掉入了失望的深渊，那一刻她突然感到此前铭心刻骨般的爱只是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当阿里萨笑了笑想和她走在一起时，她阻止了他，说忘了吧。

我的记忆总是出现误差，没有关系，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存在着千万部作品，这千万部作品就是由各自不同的误差生产出来的。我在这里讲述《爸爸出差时》也同样如此，我有近20年没再看过这部电影，录像带版早就还给了那位中国导演，VCD版已经没有机器可以播放，可是我还想再说说《爸爸出差时》。

我十分迷恋胖乎乎的马力克的梦游情景，我觉得这孩子走在神行走的路上，那条狗的突然入画可谓神来之笔。艺术家经常会为神来之笔倍感骄傲，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当然他们有理由骄傲，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恩赐，是对才华和辛勤创作的恩赐。

亲爱的库斯图里卡，请你不要告诉我这条狗是你拍摄前让道具组找来的，即使你这么说，我仍然认为这条狗是意外入画，因为我现在所说的不是20多年前那位中国导演从欧洲某个城市带到北京的《爸爸出差时》，这是我用近20年的记忆存储之后从北京带到贝尔格莱德的《爸爸出差时》。世界上最悲伤的七千字孙一圣

契诃夫总让人安心又担心，安心的是他似乎从来不出错，担心的是害怕会遗漏掉他的每一句话。《洛希尔的提琴》才七千字。开头是这样的：“这个城镇很小，还不如一个小乡村。住在这个小城里的几乎只有老头子，这些老头子却难得死掉，简直惹人气恼。医院里和监牢里需要的棺材也很少。一句话，生意坏透了。”

开头足够意外也足够好，越看越喜欢。詹姆斯·伍德曾专门讲了这个开头的好，相信你能多少看到一些，就不啰嗦了。

这么个小说讲了一个棺材匠，一半的收入来自棺材，另一半的收入来自提琴的演奏（婚礼乐队）。大悲大喜都有了。他穷，吝啬，生下来就是为了存钱似的。可他总是只能挣很少的钱。似乎是为了挣钱他才喜欢做棺材，可是不喜欢做小孩的棺材，总不愿意干这种“七零八碎的活儿”，好像是因为不挣钱。小说半途他老婆死了。老婆临死前他终于想起来他从来没对老婆好过。“他们在小木屋里同住了五十二年，这五十二年很长很长，可是不知怎的，事情竟会弄到这样：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次也没想到过她，关心过她，好像她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似的；而她却每天都在生炉子，烤菜，烤面包，出外取水，劈柴，跟他同睡在一张床上。”

他终于领悟到他对他老婆是那么坏，于是给老婆做了一副棺材。做完以后记下棺材的花费“两卢布四十戈比”，这真是一笔绝妙的记述，不是为了体现他的吝啬或者一丝不苟，而是一下子就把棺材匠这个人物给推到了你我的面前。而读者只能颤栗着去看他。他是如此的真实。如果只到这一步，你也会说，契诃夫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好的作家都能做得到。是的，没错，这似乎只是不可缺少的一笔。然而请不要着急，继续看，当老婆死后，棺材匠举行了一场简易的而又不失体面的葬礼，“这件事办得合乎规矩，体面，便宜”。接下来经典的契诃夫回来了。最后送别老婆，“他最后跟玛尔法告别的当儿，用手碰了碰棺材，心里想：‘这活儿干得挺不错！’”好得令人恐慌。这样经典的一幕我在果戈理的《外套》里，“裁缝做好外套给了主人公追出去看了又看，又折足从另一个方向追看那件令他心痒难耐的外套”时见过一次。现在又见到了，极震撼。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契诃夫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写什么。

好的作家好像总极力藏起他最想写的东西，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碰着自己最想最极力要表现的东西。当我在看普希金那本薄薄的《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深有感触，普希金藏得最厉害，几乎篇篇都是。《射击》里面藏，《暴风雪》里藏的更是小说的关键情节。

契诃夫同样吝啬写他最想写的部分。

在我看到小说结尾的时候，棺材匠死掉了，我看到了提琴。小说的题目也是至关重要的提琴，贯穿始终的是提琴也是必然。但是，我总心存疑惑，到结尾的时候契诃夫为什么没说棺材的事情。按照棺材匠对棺材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出现了刚才那个对棺材的满意程度，棺材匠根本不会对自己死后的棺材毫不在意。更为夸张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在棺材匠碰过老婆的那口棺材以后，整个小说都没有再出现过“棺材”二字。

这里面当然有原因。

老婆临死之前，问棺材匠是否还记得一棵老柳树和他们的小女儿，小女儿已经死了。但是棺材匠毫无印象，他根本想不起来有过这么一回事，健忘的棺材匠想，那应该就是老婆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办完葬礼，棺材匠心情不好，随意溜达了一阵，看到了河边的一棵老柳树，也想起了女儿。

这时候我们回想小说开篇不久，契诃夫就讲，棺材匠不喜欢做小孩的棺材，总不愿意干这种“七零八碎的活儿”，好像是因为不挣钱。这时候我们就能找到棺材匠记性不好的原因了。因为死了女儿，他伤心得不愿再去想女儿，甚至忘记了女儿，但是没有忘记的是他不愿做小孩子的棺材了，好像天底下最好的小棺材他已经做给了女儿，他已经不愿再碰了。契诃夫的钢笔跟棺材匠一样，同样忘记了他们的女儿。

然而，关于女儿的死因和棺材匠的伤心，契诃夫没写一个字。小说有没有告诉我们女儿的死因呢？我不得不抄写一个自然段，因为这里契诃夫不但告诉了我们女儿的死因，也告诉了我们棺材匠的伤心程度。“他在这棵柳树底下坐下来……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在他的一生中，最近四五十年以来，他一次也没到这条河边来过，或者，即使来过，却没注意过它。要知道，这是一条相当大的河，并非不值一提的小河，在这条河上原来可以捕鱼，再把鱼卖给商人、文官、车站小吃店的老板，然后把钱存进银行；也可以驾一条小船从这个庄园赶到那个庄园，拉一拉提琴，各种身份的人都会给他钱；还可以试一试用船运货的生意，这比做棺材强得多；最后还可以养鹅，冬天把鹅宰掉，运到莫斯科去，单是鹅毛一项恐怕每年就可以挣十个卢布。可是他白白错过时机，什么事也没做，多大的损失！哎，多大的损失啊！如果把这些事一齐干起来，又是捕鱼，又是拉提琴，又是用船运货，又是杀鹅，那会挣下多大一笔钱！可是这些事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生活白白过去了，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一点欢乐，完全落空了。以前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了，往后看呢，什么也没有，只有种种损失，而且是可怕的损失，简直叫人浑身发凉。为什么人们都不能好好地生活，避免这些损失呢？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林和松树林砍掉？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亚科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捏着拳头要打人，欺侮自己的妻子呢？请问，刚才有什么必要吓唬那个犹太人，侮辱他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

从这里推断，小女儿很大可能淹死在河里了。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条相当大的河”，是不可能让人忽略的河，却偏偏让他四五十年以来都没注意过它。他在逃避，逃避河流，更在逃避女儿的死，甚至不惜让自己如此刻薄和穷得叮当响。你突然就原谅了他前面让你讨厌的刻薄，也更知道了棺材匠老婆的隐忍。你对棺材匠有多大的原谅，他老婆也就有双倍的隐忍度。然后，对棺材匠的原谅立马减少了一半。这是一个极为吊诡的计算式。

现在老婆也死了，他又做了一副上好的成人棺材给老婆。按此推理，他以后也不会再做棺材了，更不会给自己做棺材。所以，后半部都不会有棺材戏码了，这里契诃夫的钢笔跟棺材匠是一样的悲伤。

那么不写棺材写什么呢？提琴就该是重新出现的时候了。

尽管作者说了很多主人公多么喜欢这个提琴，甚至看到提琴就心里揪紧舍不得死，这样肉麻的话都说出来了。最终提琴不是主人公的提琴而是别人的琴，所以题目叫作洛希尔的提琴。洛希尔是一个备受主人公鄙视和欺负的犹太人，而棺材才是棺材匠的棺材。

其实提琴也不是洛希尔的提琴，那是谁的呢？大概谁的也不是。每当洛希尔拉提琴的时候，或许是谁的女儿在“啊啊啊……”地哭泣吧。火把天点着了易小荷

姜文有一次和阿城的对谈中，说到《鬼子来了》里面的音乐，他不懂谱，但是他听马斯卡尼的音乐“像一团火，把天儿给点着了”。

阿城的回复说：“人的脑子里有个很古老的部分叫作嗅叶，它最初只有两层细胞。第一层管接收气味，第二层管通知神经，指挥身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后来嗅叶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因而情感中枢里也就有一个嗅脑部分。”

这场对话让我恍然大悟，在我脑海里何以会有些稀奇古怪的气味，和各种奇怪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比如写诗的女孩，有着雨水的清新；爱情有着木头的松香；小孩有牛奶的软滑；童年是老房子里长满了的苔藓味道。

不止视觉产生味觉，听觉也可以。“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本味》）

伯牙鼓琴以声类形，钟子期赏琴以形类声，以一种感觉代替另一种感觉，修辞学称之为“通感”。

胡兰成回忆张爱玲的《民国女子》里有一段文字这样说：“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是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一定是敏锐得如同晴天白日里的焰火，否则同样是“穿袍子”，直男鲁迅感受到的是“皮袍下的小”，张爱玲感受到的则是“那袭华丽的袍子上，虱子般的烦扰”。

诸觉敏锐某种意义是种后天的磨砺，人生经历是把美工刀，一点一点地把花开花落、生老病死、雨丝风片、悲欢离合，那些使人沉落的庞杂削掉，放大感官体验，唯有经过此种过滤提纯，人生本来的色泽才会显现出来。

张爱玲17岁时向父亲提出想要出国留学，惹得父亲暴怒，于是跑去与母亲同住。在父亲看来，这是一种昭然的背叛。

回家后，遭到继母的责打。然后继母又反诬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地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父亲把她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的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掉。

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我对引述的这个片段深有感触，少女时候，我并不合群，因为身高因为学渣因为自卑。

有一次公布考试成绩，数学老师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的次序发下试卷，以100分为满分计算，她拿出一把厚厚的尺子，每被扣掉一分就要伸出手挨一下尺子。

我是最后一个去领试卷的——大概那时候，站在那里浑身冷汗的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我不认识自己是谁，所有的场景都是虚幻的，那一刻我急切地盼望世界马上毁灭，仅仅只是要埋了我一个。

那天，我开始注意地上的蚂蚁，它们和我一样卑微行走，无声无息，赤裸于天地之间，偶尔被雨水淹没，倾家荡产，便复又麻木到循环来过——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这只黑色的蚂蚁和那只黑色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它们路过的蔷薇和蔷薇是不是同一种香气？

1947年，张爱玲搬出了与胡兰成发生过很多故事的爱林顿公寓。尽管张爱玲已无多少钱养活自己，但是她还是在给胡兰成的分手信中，寄去了两部电影的稿酬。并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就像她还自己母亲的钱一样，了断了和胡兰成的关系。

爱的时候，她可以低到尘埃里，闻到“别人不喜欢的味道”——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张爱玲《谈音乐》）。不爱的时候，便决绝如碧落黄泉。

彼时“仓促时代，更大的破坏即将到来”，决绝的张爱玲裂衣而去，所以她在《倾城之恋》中才有那样的表达：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乱了，只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恋爱故事。

这种记忆与嗅觉攸关的片段，偶尔也能从杜拉斯那里读到——比如她写自己的初恋，那个中国情人和她幽会的地方“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

——这味道，其实就是情欲的味道。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的情欲如何可以包容这么多纷杂繁复的细节，难怪杜拉斯直到肉体衰老，依然保持着对于爱情孜孜不倦的需求。

在此处强大的感官体验也等同于旺盛的荷尔蒙。1980年，66岁的杜拉斯遇到了27岁的扬·安德烈亚，他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扬是杜拉斯的情人、秘书、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16年，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去世。当年，扬是因为杜拉斯的小说《塔尔奎尼亚的小马》而迷恋上她的，在这部小说里，一群在海边度夏的人都嚷着太热了，她们不要爱情，却又蠢蠢欲动。

这篇小说所传递的欲望与《情人》依稀类似，其实杜拉斯在她的大部分小说里面都表达同一种类似的气息：四周的空气干燥闷热，男人和女人的各种堕落（她曾说过，她如果不是当作家，也许会是个拥有五十个男人的妓女），腐烂与挣扎混和在勃勃生机之中，在明亮的阳光里，灿烂得像一场梦。

我很喜欢毛姆在《刀锋》当中的一句话：“一个人不仅仅是他自身，也是他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把他造成现在这样。”

提到味道，就躲不过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

格雷诺耶一生下来就没有气味，并因此被乳母当成魔鬼的化身，以至不愿意继续喂养。他之所以近似疯狂地谋杀26个少女以获得最迷人的香水，其实是出于自卑。在他的世界里，气味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而他没有气味就等于不存在。“气味”不只是身份的确凿，也是不可描述的隐喻。很多年以前我还在读大学，特别凄惶。有一天初恋从北大西门骑着自行车找我，我刚刚走过一段垃圾堆满的小巷，鼻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腐臭味，远远的他看见了我，笑了，等我扑到他怀里，他顺势低下头亲吻我。

世界突然寂然，所有的背景声音隐去，空气不再低垂和冰冷，我突然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他的一次呼吸——非要打比方的话，就如同火烧着的味道，那是一种把天地之间属于过去的一切都烧掉的绝望的味道。

我应该感激生活，无论工作里的挫败，感情中的失落，都如百味交织。有的味道至今依然深藏于嗅叶深处的某一处，只是彼时我并未意识到，此后的年月还将继续不断揭掉枯干的死皮和坚韧的硬壳，无数暮色渐起时，我仍将持续嗅到自己绝望的孤独。海明威的自行车、性和不忠蒋方舟

我见过很多有文学热情，但是缺乏文学才华的青年声称自己喜欢海明威。喜欢海明威和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性质一样：他们的象征意义胜过他们实际的成就，海明威象征着孤独、不羁、抗衡。

海明威一生热爱过很多运动，在非洲大草原打猎，在古巴的深海中捕鱼——他曾经捕获过一条重达1175磅的枪鱼。在他的众多爱好中，自行车是并不被后人注意到的一项。

当他居住在巴黎期间，曾经疯狂地爱上了自行车大赛，他常常穿着一件如同环法自行车大赛运动员一样的条纹上装，在外面的大道上来回骑自行车。他把头埋在自行车车把中间，两膝齐耳地用劲骑行。并且买下了一辆昂贵的自行车。

海明威是这样形容他骑自行车的快乐：“透过自行车，你才能最深刻地认识一个地方的样貌——所有的山坡都得挥汗征服，尔后再滑行而下。也因此，你可以真正体会它真实的一面。开车的话，你大概只会记得那些较陡的坡，而且对这个地方的记忆，无法跟骑着自行车征服时所获得的经验相比拟。”

但当时的海明威其实非常贫穷。他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乎没有生活来源，他一方面为了钱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依然不愿意降低生活水准，喝高档葡萄酒，同时还要为自己的昂贵的兴趣买单。他时常给自己和妻子买票进入冬季自行车赛场，一连看六天的比赛，在赛场上吃野餐，并且吆喝他所有的朋友来一同看。

海明威是那种你很想屏蔽他的朋友圈的人，因为他有一种狂热的个性，想怂恿所有的朋友都迷上他当时着迷的东西。

比如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拳击手”。他从九岁开始学拳击，但是他究竟打得怎么样却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很屌，他曾经连续单挑过三个壮年男子并且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有人说他是完全不懂打法的业余爱好者。但毋庸置疑，他是个不怕死的拳击手。他曾经把热水瓶里灌满了酒精，灌醉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让他和自己来一场赤拳格斗，然后毫无悬念地被KO.他爱运动，就怂恿作家朋友和他对打，比如加拿大作家卡拉汉，然后让菲茨杰拉德帮他们计点数。

在海明威迷恋自行车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拳法和不怕死的性格成了他赚取自行车赛门票的手段。他受雇在蓬图瓦兹大街上的一家体育馆里做职业拳击手的陪练，每打一轮只收入可怜的10法郎。

海明威的朋友比他的太太要幸运得多，当朋友们厌倦了海明威的爱好，他们可以翻白眼，转身离去，但是他的太太必须挺他到底。

凌晨三点钟，在冬季自行车的高层看台上，他可怜的太太必须陪他坐一夜，当她困得不行的时候，她会蜷缩在长椅上睡一会儿，而她精力充沛的丈夫却还在热烈地为他最喜欢的骑手们欢呼。

如果研究海明威的写作习惯，会发现它们和他所迷恋的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他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时，开始写作时非常困难，就像骑自行车上坡一样，写了一本又一本笔记。直到几个月后，才变得顺利，他形容：“临近结尾时，我就像是在自行车比赛中冲刺一样。我不想为了做爱什么的而放慢了速度，因此我就让妻子和她的两个朋友到卢瓦尔去旅行。”

海明威形容他写作的状态，就像形容运动状态：“我写得太快，我的激动统统是为了自己，对书却几乎毫不动情。”比起福楼拜失魂落魄地说：“包法利夫人死了！”海明威的无情与激情更像一个在竞技状态中的运动员而非是作家。

他因为想快速完成作品而戒色，把太太送到外地，可当他快速冲过终点线之后，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空虚和孤独之中，因此，他开始找姑娘通奸，他形容：“由此而进入那种恐怖的、可怕的、头脑绝对清醒的状态，那种只有不信仰上帝的人才了解的安身立命之所。”

海明威对于婚姻的不忠诚并没有随着他小说的完成而结束，他又勾搭上了鲍丽娜，情人和海明威一起说服太太接受这种“三人家庭”。太太后来非常酸楚地回忆道：“三个早餐盘子，三件晾在绳子上的湿浴衣，三辆自行车。”

令女性读者解气的是，海明威后来抛弃太太，娶了情人之后，他暂时失去了性能力，甚至不惜用电疗和喝牛肝血的方式来恢复性能力。

看海明威的早期婚姻，发现自行车的存在仿佛是某种隐喻。开始的时候是一辆昂贵的自行车，那是海明威的兴趣；后来是两辆自行车，那是他的太太对他爱的妥协与容忍；接下来是三辆自行车，那是海明威永远膨胀，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又是两辆，代表第二段婚姻；最后又是一辆自行车，自己与欲望孤独的抗衡。

有一位和海明威有些相似的作家，叫作亨利·米勒，也是一个以不羁放纵爱自由闻名的作家，也同样陷入过这样不忠而吊诡的三人关系，和妻子、情人生活在一起。后来，他的情人把这段关系写成了日记。

日记被改编成电影《亨利和琼》，拍得非常性感，太太的饰演者是乌玛·瑟曼，高贵优雅；情人的扮演者是玛丽亚·德·梅黛洛，连女人都招架不住的小妖精。电影里的人以郊外骑车作为约会的方式。上一个镜头是越来越缠绵激烈的做爱，下一个镜头就是气喘吁吁地骑自行车。

自行车和性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我并不是指上上下下的动作，更确切地说，自行车与被压抑的性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它是通向性解放的标志之一。

对女性来说，自行车的发明大大扩展了她们的活动范围，让女性可以去步行去不了的地方，同时还不需要其他女伴儿的陪同。

比如在讲述女性出轨的日剧《昼颜》里，最常见的镜头，就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女主角骑着大大的自行车奔赴在被情欲调动和感染的每一天，奔赴去和情人短暂的约会中。

而最能描述自行车和性解放之后关系的例子，是世界上有个奇怪的电影节，叫作“自行车情色电影节”，奇妙的是，它最受欢迎的地方是保守和宗教氛围浓郁的地方，那些伴随着性压抑长大的一代人，从那些把自行车作为性爱辅助工具、挥汗如雨的镜头中得到了莫大的释放，感受如同骑着自行车俯冲下山坡的海明威。影像我与东亚余华

这是朴宰雨教授给的题目，这个题目很大，什么都可以讲，作为一个作家理应讲讲自己的写作，可是我讲了三十多年了，关于我的写作，关于我对文学的理解，不知道讲了有多少，堆起来不是一座大山，也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伴随这些话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个半死。我还写下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先是分散发表，后是结集出版。不少了解我的读者已经熟悉我的套路，所以我开始遇到这样的情景，我在台上夸夸其谈时，有时会看到台下听众里某张陌生的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我就知道刚才说的那些话他或者她已经听过了，可能还听过不止一次，然后我就得绞尽脑汁说点新的什么出来。今天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韩国和日本，可是你们比很多中国读者还要了解我，很可能我说了上半句你们就知道下半句，我不想看到你们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当然我也不指望你们脸上会有惊讶的表情，你们无动于衷就行了。

我想起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和一位作家朋友约好了与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吃午饭，我们两个在书展现场各有活动，我的活动先结束了，就走到他那里，坐在下面听他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讲得很精彩，结束时德国听众给予热烈的掌声。我很了解他，读过他不少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很多次一起出席这样的活动，所以他那些深受德国读者欢迎的话在我听来都是熟悉的话。他从台上下来我们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以后我们不能批评官员们说套话，我们的话重复说，也是套话了。

我曾经以为另一位作家朋友是个例外，我读过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出席过文学方面的活动，这家伙有个本领，每次说出来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人，可是他花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里的篮球、足球、网球什么的，还要花时间整理自己的小花园，他睡着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哪来那么多的新东西？后来听说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他有几篇演讲稿始终不发表，让读者们看不到，让我也看不到，每次演讲时根据不同的对象把那些演讲稿里的内容挑选着说，即使听过他演讲的人，也会有第一次听的感觉。前几天我遇到他时问是不是这样，他有些得意地承认了，随即有些沮丧地说以后可能不灵了，因为他的一位教授朋友要编辑一套作家谈文学的丛书，他这些压箱底的宝贝都要拿出来出版了。等着吧，过不了几年，他的铁杆读者再听他演讲时就不会觉得是第一次了。

接下去我讲些什么呢？我知道你们是想听我讲讲自己的写作，这次不讲了，下次见面时再讲，这次就讲讲我的作品在东亚的遭遇。

东亚四个国家里，朝鲜没有出版过我的书，我也没有去过那里。我有两个朋友去过朝鲜，一个回来后告诉我，朝鲜只有一个胖子，其他的都是瘦子；另一个回来后说，平壤的空气真好。现在这个时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朝鲜，14日凌晨朝鲜第七次试射弹道导弹，还有第六次核试验至今引而不发，威胁着整个东亚地区。中国的媒体渲染朝鲜有万门火炮瞄准首尔，想想有些荒诞小说的意味，在万门火炮瞄准下，我们在这里进行“余华与东亚”研讨会，这个房间也不大，一颗炮弹就能解决我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到首尔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战争威胁下民众的生活。刚才饭冢容教授说了，他来首尔之前，几个朋友劝他不要来，因为日本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一样也在渲染战争威胁。本来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一位中国教授，因为想象自己有可能魂断首尔，不来了。高玉教授比较勇敢，他来了。可是我们到了首尔，看到的是歌舞升平景象，大街上行走的人笑呵呵的，商店里人头攒动，餐馆里的吃喝声都传到街对面的餐馆里去了。韩国的朋友告诉我，战争威胁已经有七十年了，已经喊了七十年狼来了。这个会议结束后，我还要参加首尔国际文学论坛，此后要去罗州，去韩国电力公司进行一场演讲。本来我觉得用十天时间来了解更多的韩国人如何看待朝核问题会很有意思，现在觉得不会有什么意思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韩国和日本的汉学家里面，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是饭冢容教授，事实上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好像是1990年的时候，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日文杂志《现代中国小说》，里面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他的一封信和一张名片，那时他是助教授，现在他是大教授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的，日本汉学家收集资料的能力是世界汉学界公认的。此后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我记得他九十年代来北京时经常住在红十字宾馆，我们在那里有过几次愉快深入的交谈。

虽然饭冢容是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但是我在日本的情况远不如韩国，韩国几乎出版了我全部的作品，日本只出版了七本书，而且是由四个出版社出版的。根据我的经验，作品被翻译到其他国家后出版社多的话意味着不那么成功，如果你的作品真正成功了，原来的出版社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一直出版你的书。我曾经开玩笑地对饭冢容说，这是你的责任。饭冢容谦虚地点头说，确实是我的责任。

当然不是饭冢容的责任，这是命运的责任，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我在日本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活着》，这和张艺谋的电影在日本院线上映有关，饭冢容好像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翻译完成了。那是2002年，角川书店出版，第一版印了八千册，几年以后才卖完，角川书店没再加印，他们本来是指望电影可以带动小说，结果并不理想，他们放弃了这本书，也放弃了我这个作者。

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兄弟》，这本书的日文译者是泉京鹿，其他六本书都是饭冢容翻译的。文艺春秋当时对《兄弟》寄予厚望，专门邀请我去东京做宣传，提供头等舱机票，住在东京最贵的酒店里，还在《读卖新闻》上做了大幅广告，他们花了很多钱，可是《兄弟》只售出了两万套（分上下册），一万套单行本，一万套文库版。文艺春秋非常失望，他们期待的销售数字应该远远高于两万套，他们用无声的方式和我道别了。我作品的命运之舟驶入日本后在角川书店搁浅了第一次，在文艺春秋搁浅了第二次。

然后我来到了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我曾经希望角川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此后又希望文艺春秋是，现在我希望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八千册和两万册的销售对于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来说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很满意，为何角川书店和文艺春秋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前者希望借助电影让《活着》畅销，后者投入很多宣传费用希望《兄弟》畅销，结果都没有畅销，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多。我知道这不是《活着》和《兄弟》的命运，它们应该是自由成长的命运，不应该是拔苗助长的命运。《活着》最早在中国出版时只印了两万册，几年都没卖完，1998年以后突然受欢迎了，现在总的销售超过七百万册了。《活着》英文版2003年出版时，美国兰登书屋的编辑认为售出五千册就不错了，结果超过了五万册，现在每年还有两三千册的销售。法国的Actes Sud出版社自1997年开始出版我的书，一本又一本，一直销售不好，直到2008年《兄弟》的畅销，把此前的书也带动起来。美国兰登书屋和法国Actes Sud都不指望电影什么的来带动书的销售，也不花钱做宣传，所以他们对我很满意。

我的书在韩国也是自由成长的命运。在此我要感谢白元淡教授，1997年她把我的《活着》带到了韩国，带到了绿林出版社。还有崔容晚先生，他翻译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等，还有李旭渊教授，还有金泰成，还有其他译者，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我后来在韩国出版的书都是绿林出版社和文学村庄出版社找的译者。

刚开始不受欢迎，2000年的时候白元淡代表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邀请我访问韩国，有不少采访，有些采访是光明正大做的，有些采访是偷偷摸摸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白元淡是左派，她不允许右派媒体采访我。比如《朝鲜日报》，白元淡讨厌这家在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出版社才不管什么左派右派，给我安排了采访，被白元淡挡了回去。然后呢，我们躲着白元淡，做贼似的把采访做完了。白元淡看到《朝鲜日报》上刊出的采访后对我说，你这个人有问题。然后她又说，《朝鲜日报》影响大，这样也不错。

当时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还邀请了一位越南作家和一位法国作家，越南作家很朴实，我们成了朋友。那位法国作家很傲慢，言行举止全是有钱人的派头。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是有钱的，多少已经忘了，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是韩国著名诗人金正焕，他把应该给法国作家的钱分给了我和越南作家，金正焕说这个法国作家很有钱，不需要钱了。我记得法国作家演讲时迟到，有人焦急，主持会议的金正焕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晃来晃去和人聊天，焦急的那个人问金正焕，法国作家要是不来了怎么办？金正焕说，她爱来不来。那位法国作家迟到了半个小时，她把法国驻韩国大使带来了，结果下面没有听众，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的几个工作人员就坐到下面去充数。

我演讲的时候下面坐满了人（会议室不大），全是白元淡的学生。白元淡是一位独裁教授，她命令所有的学生必须来听我演讲，不来的不准毕业，还让两个学生拿着花名册站在门口点名登记。

我那次在韩国住了十五天，去了不少地方，离开时，绿林出版社的金惠景社长和我告别拥抱时说，有这么多的采访发表了，你的书还是卖不出去。

我回到中国两年以后，来自绿林出版社的信息是《许三观卖血记》突然受到韩国读者欢迎了，其他的书也开始慢慢受欢迎了。

接下来我应该说说中国了，我在自己国家的故事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想了想还是从头说起吧。朴宰雨教授要我写三到四页A4纸的发言稿，马上就要进入第四页了，加上刚才的临时发挥，应该超过四页了，我这个从头说起也就是说一个开头，不会滔滔不绝，我把开头当成结尾来说。

我是1982年开始写小说的，中国从“文革”的浩劫里出来没几年，那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文革”时停刊的文学杂志都复刊了，还有很多新的文学杂志创刊出来。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杂志几乎都是文学杂志。我们这一代“文革”后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写短篇小说，熟练了再写中篇小说，又熟练了开始写长篇小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候出版成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

我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被退回来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社寄，我的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比我后来三十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叭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我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我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其他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他们给我写约稿信。我从胡乱投稿变成应约写稿，当时的感觉好极了，我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我父亲展示，父亲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出名了。生死问题，立此存照洪峰

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滇北那个江边小镇住着，时不时假装贵族加小资（贵族和小资都说热爱大自然）地坐江边或者山脚。那种感觉说不上好和坏，重要的是我比较喜欢。

有一天珞妮妈妈患病时的主治医生打电话来，她说又遇到了一个能给她的临床研究提供病例的患者。我也很替她庆幸，说：“这个病例如果能完整，你的课题就更有说服力了。”她说：“唉！市里一直不给经费，要么也不至于这么困难。”

有必要解说一下经费问题。

珞妮妈妈的主治医生是搞妇科肿瘤的，她在癌症治疗方面主张尽量不做器官切除术。通俗解释就是保留病灶部位以便于监控，动手术容易造成癌细胞流失，一旦转移和扩散，治疗就非常困难了。但这种治疗时间长费用高，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意执行这个方式。按照老燕的治疗情况看，这个医生的方法对患者的身体伤害比较小，癌症治愈后基本不留后遗症，肝脏肾脏基本不受损伤。

通过数年的了解，我推想大部分癌症患者都有治愈的机会，但由于恐惧和经济原因都采取手术加大剂量放化疗的方式。复发率相对很高，而一旦复发，就意味着转移和扩散，生命就到了终点。所谓不治之症，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这个阶段的状况。

主治医生有个大胆的结论，她认为癌症的治愈患者自身的精神状态在治疗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占三分之二，至少六四开，她说珞妮妈妈的精神状况积极是治疗效果好的重要原因。

她的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子宫癌患者。

这个女人住院的时候是二期癌症，也就是说治疗及时应该有可能痊愈。但她不愿意按照医生的方式治疗，也不愿意动手术。她很有钱，丈夫是做工程的，估计几千万家产不是夸张。

说起来这个女人很可怜的，她虽然有钱但丈夫并不关心她的死活。我的意思是说她丈夫在外面养小奶，他只是负责交钱给医院。每次都是他的小奶跟着他一起来医院的，很漂亮的小姑娘。说是秘书。其实土大款的秘书基本就是小奶，这个不用隐晦。

医生说你应该陪陪老婆，他说我陪她谁挣钱？你们医院会不收钱就治病吗？

他理由充足，你要他陪老婆他哪里挣钱去？不挣钱哪里来的钱治病？这属于据理力争，和感情无关。

主治医生说：“你就是再跩，也别带女人来医院吧？你妻子看见会受刺激，对治疗不利。”

丈夫说：“是秘书！我带秘书来交钱的！”

岳父岳母看样子不敢招惹女婿，他们只敢对医生不满。患者的母亲经常在怀里藏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神药，趁医护人员不在就给女儿喝。女儿喝完药就说感觉好一点了，但真实的情况不可能好。这时候她才会坦白，于是医生就骂护士。

有一天她突然就失踪了。医院急坏了，出动了120救护车满大街找。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把病人找着了，她已经累得坐在地上光剩下张嘴喘的力气了。原来女人是拿了手术刀要杀人的，她找到丈夫的公司，没找着；又找回家里，没找着；又试图去工地，结果半路上就累倒了。

医院里因为这个查了几天，但最终也没搞清手术刀是从哪里出去的。反正找到她的时候，手术刀就藏在袖筒里。

主治医生跟我说：“她的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再这样折腾估计就没希望了。”医生说这番话之后不到半个月，女人就必须做手术了。拉开一看就缝上了，“已经开始扩散了。”主治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我相信她能治好珞妮妈妈就是因为这个人和大部分医生不太一样，她对病人不麻木，有时候看见病人痛苦异常又没钱治疗，她就尽量找一些便宜的药给患者，不要钱。我还看见她因为一个患者的死亡哭过，这样的医生一定是值得信赖的。

土大款的妻子知道自己的病情恶化，每天都叨咕：“我就是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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