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论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全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京华论丛”编委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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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论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全2册)试读：

峥嵘六秩，岁月如歌。金秋十月，首都师范大学将迎来60周年华诞，文学院将迎来60年院庆。值此“双庆”之际，我们整理编选了这部《京华论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旨在汇聚萃取老师们的教学、科研成果，纪念文学院（前身中文系）发展至今的难忘历程，同时通过这本集子，缅怀先辈，鼓励后进，弘扬学术精神。

从建院时的一年制中文专修班，到如今的中国语言文学、高级涉外文秘、比较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文化产业、汉语国际教育等6个系11个教研室，文学院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前贤们的筚路蓝缕，离不开广大教师员工的辛勤耕耘。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批又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执教于文学院，正是有了他们，文学院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天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水平、综合性院所。

本文集分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文教育学、影视文学、文秘学、文化产业管理、书法教学十个学科门类，另设有“教学改革”专题部分。

在此次文集的编选过程中，无论是前辈先贤们，还是在职在岗的诸位教师，都给予了广泛关注，积极主动地馈赠佳作。这些文章大都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或论文汇编中撷取，是老师们潜心研究、笔耕不辍的成果，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年届九旬的廖仲安先生，他的杜甫研究发覆标新，可谓开创学科先河。亦是耄耋之年的王景山先生，他的鲁迅研究，无论对鲁迅著作的爱好者，还是专业的鲁迅研究人员，都影响至深。其他先生的学术研究，其时乃至今日仍厥功甚伟，不一而足。

囿于篇幅，每位作者的文章，均只择其一。虽为憾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院的学术和教学改革发展状况。各学科文章大致按照作者年龄排序，兼顾研究方向。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京华论丛”编委会2014年8月一中国古代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化艺术中杜甫的潜在影响廖仲安【论文提要】近百年来，我国呈旷古未有之变局，学习世界先进潮流，创造中国新文化，已成趋势。然而，杜甫诗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中鼓舞人民在忧患中奋进的优秀传统，并未随历史之巨变而减价。

清末之康有为，民国初年之陈独秀，时代背景、思想学术不同，而皆嗜爱杜诗，能背诵杜诗全集。“五四”之后鲁迅与胡适虽政见不同，唯评论杜甫却笙磬同音。抗战以来，杜诗又随着深重的民族灾难逐渐普及和深入不同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之中，更加深入人心。“五四”以来，重新估定传统文化价值，而讨论杜诗之论著源源不绝，皆治杜诗学者所共知。而新文学家们，自觉地弃旧图新。但许多作家都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走上新文学道路后，还保持写旧诗的积习，杜诗的影响也灼然可见。

可见杜诗的潜在影响，不仅不因新文学之胜利而消失，而且会随着新文学之胜利而长存。【关键词】近百年 文化艺术 杜甫 潜在影响

近百年来，我国内忧外患日深，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均呈旷古未有之变局。学习世界先进潮流，创造中国新文化，已成必然之趋势。然而，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饱经忧患之民族，我国文化中并不缺乏鼓舞人民在忧患中奋进的传统。杜甫的诗正因为代表着这个优秀的传统，并未随历史之巨变而减价。我们先看这两段史料：

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余能记诵百余首。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顷阅章衣萍《秋风集》有云：“马一浮一日谓人曰：君知当年寄居杭州萧寺时，有一人能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者乎？此人即今之陈独秀也。”郑逸梅《千百年后之杜陵知己》（《草堂》1982年第2期）

这两段史料分别介绍了两位众所周知之历史风云人物，一是清末首倡变法之康有为，一是民国初年领导“五四”政治文化新潮流之陈独秀，两人不惟时代背景不同，思想学术亦罕有共同语言，而其嗜爱杜诗之深，能背诵杜诗全集一字不遗，独先后无殊，可谓奇矣。康之弟子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以“笔锋常带感情”之政论文字风靡一时，不啻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先驱，晚年为后生说诗，亦特标“情圣杜甫”以为号召。陈独秀于“五四”前创办《新青年》，响应胡适“文学改良”之倡议，举“文学革命”之大旗，打开白话文运动之新局面。而在答胡适文学革命之书信中，则谓“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陈独秀选集》第53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亦独将杜甫一人辟为专章。其比较李杜则曰：“（李白）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曾经加入《新青年》，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30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郁达夫、刘大杰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众所周知，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已与胡适分道扬镳，唯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依然与胡适笙磬同音。

鲁迅对杜甫的深怀敬意并不是偶然的。1936年7月，也就是在鲁迅逝世之前三个月，冯雪峰受身染重病的鲁迅先生的委托，在一本鲁迅短篇小说捷克译本上写了一篇《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论述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雪峰在文中指出：

他（指鲁迅）的文学事业，有着明显的深刻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他的散文的形式与气质。其次，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城一个精神上的系统。这些大诗人，都是有着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会热情的人。……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个方面，鲁迅是继承了他们的一脉的。（见《雪峰文集》［4］）

这篇文章是鲁迅亲自过目，并且曾经和作者共同讨论而后定稿的，这一段话不仅是雪峰对鲁迅的深刻评价，而且也反映了鲁迅对杜甫发自内心的敬意。这里正体现着中国文学史的伟大传统。

抗战以来，杜诗又随着深重的民族灾难，逐渐普及和深入不同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之中，一批批东北、华北、中原、华东的作家、学者流落西南的经历，与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感受，颇多相似之处。当时流落到昆明的冯至教授就说：“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一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这两句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我们读这些名诗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杜甫与我们的时代》，见《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流落在四川的贺昌群教授也说：“如今我们避倭寇之乱，六七年来留滞四川，对着这残山剩水，也是‘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也是‘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当时在重庆实际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工作的老舍先生在总结《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一方面以“有一师笔兵”“赶上前线”而自豪，但是另一方面又意味深长地感叹：“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老舍文集》第十五集）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杜甫那首《闻军官收河南河北》的名作打动了无数乱世中流亡者的心，不仅中共《新华日报》的著名评论家乔冠华把它写入日本投降后该报第一篇充满激情的政论《天亮了》，而且还被哲学家冯友兰用“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的动人警句写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自“五四”以来，随着时代之变化，重新估定传统文化价值，已成学术界不可抗御之洪流，讨论杜诗之论著，亦源源不绝，若胡小石、郭绍虞、闻一多、罗庸、洪业、林庚、程会昌、翦伯赞等，皆治杜诗学者所共知。远在1928年，新诗人闻一多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杜甫》一文，称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钱锺书《论中国诗与中国画》谓“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见《旧文四篇》）。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后》，亦谓“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为成都杜甫草堂题写对联，称杜甫为“诗中圣哲”。后来毛泽东主席参观草堂，更称杜甫为“政治诗人”。学术界集体编撰之《中国文学史》则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们，大都是在社会生活变化的刺激下，自觉地弃旧图新，学习和借鉴西方进步文学而走上创作道路的。但是许多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老舍等人在走上新文学道路前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走上新文学道路以后，还继续保持写旧诗的积习，他们为了支持诗歌革命，有意识地不在报刊上发表，只是敝帚自珍，在少数朋友中交流。以鲁迅来说，他不仅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的专著，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修养，这种修养不仅表现在旧体诗的深厚功力上面，而且也使他的小说、散文带有沉浸浓郁的诗味。杜诗对他的影响也灼然可见。他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等等诗句，情思之悲凉沉郁，格调之苍劲老成，都显然受过杜甫近体诗的影响。至于他的小说、杂文，以浓缩洗练的文笔，抒发深广的忧愤，和杜诗风格亦颇有近似之处。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杜诗的潜在影响，不仅不因新文学之胜利而消失，而且会随着新文学之胜利而长存。自古迄今，没有哪一个作家不向他的前辈学习，区别只在于谁更善于学习，谁更善于选择传统。正如鲁迅所说：“关于取用文学遗产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原载《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洪范》晚出新证牛鸿恩【论文提要】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及其弟子刘节发表关于“五行”来历、《洪范》成书战国末年的文章。此后《洪范》成书于战国，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提出新见，颇有不当否定而否定者。于是有人以为“《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定”，见于刘起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等作，这也是对顾颉刚先生一再表示“赞成”刘节说的否定。文章列举三证：孔子之世流行“六府”、“五材”，《洪范》尚未成书；《洪范》倡导君主专制、绝对权力，属战国思潮；《洪范》用耕、阳合韵，是战国韵例。《洪范》容有战国以前资料，但其主体成书于战国前期，君主“作威作福”之说应出于战国晚期。【关键词】六府 五材 五行 惟皇作极 作威作福 耕、阳合韵

司马迁是伟大史家，《史记》是伟大史著，这是我们的共识。梁玉绳《史记志疑》匡谬正疵，三大卷百万字，无伤司马迁的伟大。为[1]什么？这就是朱熹所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以一人之力，写三千年通史，岂能没有瑕疵。假如无《史记》一书，很难想象我国先秦史是个什么模样。清代研究夏商周历史的专家、人称“马[2]三代”的马骕说：“《史》之失，在轻信而多疏。”《史》之粗、疏在细处。这里所说，也只是司马迁的一例“轻信”，他相信前人说，把后出的《尚书·洪范》当作殷周之际箕子对武王的谈话，全文收入了《史记·宋世家》。

我们认为传本《洪范》，应当有战国以前的资料，主体部分在战[3]国前期即墨子著书时、《左》《国》成书之际，应已流传，但《洪范》中君主专制内容，与战国中期秦法家、齐法家是同一调门儿，特别是君主作威作福之言，很有可能出于战国晚期。1928年初梁启超弟子刘节氏发表《洪范疏证》，认为“其著作时代当在秦统一中国以前，[4]战国之末。”

1930年，顾颉刚表示“十分赞成”刘节的见解（同上，页404）。这是怀疑经书《洪范》的开始。1957年钱穆先生从文体断言：[5]“《洪范》乃战国末年晚出伪书。”近年，刘起先生反复论证：“《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经过了加工，至春秋前期，已基本写[6]定成为今日所见的本子。”其实《洪范》出于战国的例证很多，这里略举数证。一 孔子之世流行“六府”、“五材”，《洪范》尚未成书《洪范》开头说，周武王问箕子治国理民常道，箕子讲上帝曾赐禹“洪范九畴”，即九类大法。其第一畴就是“五行”水火木金土。这等于说，“五行”起始于大禹时。《管子·五行》又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正）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创立五行的又成了黄帝。《汉书·艺文志》有“《孔子三朝》七篇”，沈钦韩《汉书疏证》：“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7]《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三朝记》之一、今在《大戴礼记》中的《四代》，却有如此记载：

子曰：“夫规、矩、准、绳、钧、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水、火、金、木、土、穀，此谓六府，废一不可，进一不可，[8]民并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

这一番话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果如上述，周武王和孔子先祖辈箕子时代已经有了“五行”，到孔子说这话时，足有五百年，孔子对“六府”怎么还说“废一不可，进一不可”？《诗》《书》是儒家经典，孔子自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他不知道五百年前就有了“五行”，还是他反对“五行”？五百年以前就有的，他这时才出来反对？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应当看看相关的记载。研究者认为，“五行”是从“六府”、“五材”发展而来，孔子之世有“六府”、“五材”，也有了“五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先秦典籍中六府、五材与五行发展演变的过程。续表

由此表可知，“六府”、“五材”的记载凡六次。“六府”三次见于《尚书·禹贡》、《左传》文公七年和《孔子三朝记·四代》，时代最早者在孔子生前五十一年，《四代》的年世在孔子晚年。《禹贡》成书时代众说纷纭，徐旭生先生赞成古史辨派所定“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9]国”之说，并说墨子没有引用此篇，“或此书当日还未传播出来”。徐中舒先生说：“《论》《孟》讲大禹和《禹贡》不同。《左传》已引[10]了《尧典》，仍和《禹贡》不同。”这是说孔子、墨子、孟子与《左传》作者都不曾阅读今传本《禹贡》。有学者以《禹贡》“言六府不言五行”，作为它“著成于春秋时”的一个理由，则可反证“六府”之说存在于春秋，大致可以知道在春秋后期的130年间，约公元前620～前476年时段内。“五材”三次记载，最早的出现于孔子生前约[11]220年，其次是孔子6岁、21岁时。“五材”约在公元前774～前531年的时段内。这六次记载，有五次在孔子之世或稍前后，据此推论，孔子之世是“六府”、“五材”流行的时代，他晚年对“六府”的议论则是有力的证据。依据《左》《国》，“五行”六次记载，有五次在孔子出生二十余年前到他四十二岁之间（前580～前510），这一时段“五行”的出现频率很高，突出表现在鲁昭公时期。《左》《国》成书于“五行”流行时，“五行”记载有提前，正如“岁星记事”战国占星家本以公元前365年为元始年，而《左》、《国》作者却把推步所得之岁星位置写入春秋时七世纪，后人如以岁星记事发明于春秋时，自是大误。“五行”记载有一次大例外，即《洪范》记载于孔子前五百年，实在说不通。果真殷、周之际已有“五行”，人们早就熟稔于心，哪能还说六府“废一不可”？体会孔子语意，只能承认，孔子时代是六府、五材的流行期，同时又是五行的初现期。孔子晚年坚持“废一不可”，应当就是对于“五行”的表态。这应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什么“五行”产生于商代、产生于西周，都没有事实根据。事实上，学术界多数人都持《洪范》成书于战国说，郭沫若、冯友兰、徐中舒、钱穆、顾颉刚、徐旭生、屈万里、陈梦家、童书业、庞朴等人都主张《洪范》成书于战国，说一句明白话，即“孔子时《洪范》尚[12]未成篇”，当然又有战国前期、中期、后期之不同。依此，我国“五行”的确立期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不应晚至战国中期。《洪范》主体部分的写作不晚于战国前期，肯定在引用《洪范》的《左传》《墨子》成书之前。刘节说《洪范》作于战国之末，据实际情况尚有距离。

刘起说：“很可能原篇没有周武王访问一节……后来在早期‘五行说’出现以后，加编了一套宣扬五行的周武王访箕子的故事，[13]成了今天所见的《洪范》。”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洪范》作者请出箕子、武王讲述“五行”，有效提高了“五行”身价。此即《庄子·寓言》和《天下》篇所说，使用寓言“藉外论之”，所谓“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借用先王、先哲之口论述五行，[14]通过耆艾圣哲之言加强可信性，即“以重言为真”，作者的目的因而圆满完成，从此“五行”深入人心，“五行说……遂二千年蟠据[15]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

至于刘先生说《诗经》中西周末年的作品《小旻》全抄了《洪[16]范》的“肃、乂、哲、谋、圣入诗”，这是说，“‘九畴’全文”出于西周，所以西周末的《小旻》得以抄录它。诗歌不是来自“志之所之”，而是“全用”论文的语句，这是奇说，大约用不着辨析它的是非，而且郭沫若早就说：“是假托《洪范》者利用了《小旻》，并[17]非《小旻》诗人引用《洪范》。”《洪范》中有早期用词，如“百穀”，所以我认为《洪范》并非全篇皆晚。但“五行”出现之后，“五味”、“五音”、“五色”、“五霸”、“五帝”、“五兵”等“五×”之词便风起云涌，凡百事物，都想纳入“五×”之中。《诗经》时代只说“百穀”，到“下《论》”后五[18]篇和《孟子》、《墨子》成书时代，就只说“五穀”了。“五×”之词之有无、多少，对于判定作品时代很有参考价值。请看先秦几部典籍中“百穀”、“五穀”和“五×”出现的频率（《左》《国》《孟》《墨》的“五×”指“个”数，其余均为“次”数）：“百穀”出现于《洪范》2次，所以我认为不能说《洪范》全篇皆晚。《尧典》初写在春秋，主体部分完成于“战国前期”，“定型在战[19]国后期”，它虽然有很早的资料，但从它“五×”之多来看，已经受到“五行”思想浓重的影响。就此而言，《洪范》与《尧典》有相近处。《洪范》有“五福”、“五纪”、“五事”、“五行”四词，出现凡10次，与《尧典》11个“五×”出现13次，可以比肩。《洪范》中“五×”的思维模式，已经笼罩全篇。咸、苦、酸、辛、甘，五味，一也；继“五事”之后，恭、从、明、聪、容，“五×”二也；肃、乂、哲、谋、圣，“五×”三也；雨、霁、蒙、驿、克，“卜五”四也；谋之对象心、卿士、庶人、卜、筮，“五×”五也；雨、旸、燠、寒、风“五者”六也；休征五，七也；咎征五：狂、僭、豫、急、蒙，八也：八加四，就是12个“五×”了。但就《洪范》中很多“五×”尚未明确概括出来，倒可能是战国前期的烙印。《荀子·非十二子》痛斥子思、孟轲“造说……五行”，一些先辈学者即以为《洪范》五行当出于子思、孟轲，并由此推定《洪范》的时代。马王堆汉墓、荆门郭店楚墓先后出土帛书、简书《五行》篇，都是讲仁、义、礼、智、圣“五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即[20]是荀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一系传承的五行说”，这就澄清了思、孟“五行”与金木水火土无关，这也证实了梁启超所谓阴阳五行[21]说“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是可信的。二 《洪范》倡君主专制独裁，属战国思潮

西周的分封制，至春秋而王纲解纽，形成“春秋无义战”的分裂混乱局面。孔子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深表不满。到战国，有惩于国家分裂，百家争鸣，提出各种治国主张。其中就有君主集权、专制，且形成一种思潮。先是墨子提出“尚同”：“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22]天子。”墨子弟子徒属更变本加厉：“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厉，不敢为淫暴。”“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23]巧乃闻，不言也，发，罪均。’”是说周武王的《大誓》规定了告奸连坐制度，使全天下人都处在受监视的恐惧中。郭沫若称此为“墨子之政治独裁”，是“以一人的意志为天下人的意志，以一人的是非[24]为天下人的是非”。告奸连坐是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制度：“令民为[25]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与商鞅同时而在韩国执政的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26]王。”申不害重权术，是“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后期儒家荀子也主张君主集权、统一。荀子游秦，对秦国政治评价很高，说是“四[27]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接近于“治之至也”。“四世”，即包含商鞅治秦的孝公之世。荀子弟子韩非，更主张严刑峻法：“夫严家无[28]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墨子、荀子和韩非等，不讲五行。另一方面，齐法家以《管子》、《周礼》为代表，既讲五行又主张严刑峻法。《管子》：“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惟令是视。”“非号[29]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杨向奎先生说：“《周礼》作者是[30]严刑峻法的主张者。”这就是《洪范》君主专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所以，《洪范》主张君王要有绝对权威，臣民要绝对服从君王。《洪范》的核心内容是第五畴所讲“皇极”，即君主至上法则：如君主掌握赏罚大权以操控臣民；天下人一律以君王的法则为法则，即“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天下人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意志为意志，“遵王之义”、“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即遵守君王指定的法则，奉行君王规定的道理，走君王指示的道路；天下所有人，必须把君王宣布的最高法则当作教戒，必须按最高法则行事，以亲附天子，即“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这是作者对君王专制思想的明白表露。第八畴还说：“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孔传：“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孔疏：“喻人君政教失常，从民所欲，则致国乱。……不得从民欲也。”[31]注疏所说攸关大局，对不对呢：刘起说：“旧注疏家都把这说成月之行道失常，从星所好，以致风雨，用来比喻君臣政教失常顺从民欲，就要招致大乱，谆谆告诫统治者要加强其体制而不可听从人民[32]的愿望。”由刘说，可证孔传、孔疏所说符合文义。周武王所作《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尚书·召诰》曰：“天亦哀于四方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康诰》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乐平安）。”《无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酒诰》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西周政治家战战兢兢，高唱“敬德”、“保民”，表述的是民本思想。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尚书》……《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古之圣人亦岂无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胙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33]‘德’与‘民’二字。”王国维讲周初治国“精义大法”排除了《洪范》，因为很明显，《洪范》与“《康诰》以下九篇”有根本性不同，它所表述的是君本思想，彼此正好顶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以此辨《洪范》可以深中肯綮。《尚书·吕刑》也是晚出之物，其文曰：“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吕刑》和《洪范》一样，都和《召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大唱反调。不仅如此，《洪范》还鼓吹君主作威作福，享受绝对特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国。”一味扬君王抑臣民，完全为一身一姓着想。商鞅相秦富国强兵，表达的是国本思想，韩非的思想则是君本位，《洪范》、《墨子·尚同》都是君本位。主张君王“专威福，为美食”（孔传），这是罕见的政治主张，不要说以民为本者反对，以国为本者也不这样说，所以这几句仅见引于《韩非子·有度》。这几句有可能最晚出。春秋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高扬，《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哀公元年说，国家兴亡，关键在“视民如伤”还是“以民为土芥”。大约刘起先生感到《洪范》这一套思想，无论安排到西周还是春秋都格格不入，而他又主张商周之际《洪范》主体已经成书，自然不会安排到战国。于是他说：“寻之于我国历史上，只有商代才可能是这样的。因[34]此本文的中心思想，只能是商代奴隶主专政时的统治思想。”可是《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不论大小事件，田猎祭祀，阴晴风雨，无一事不卜，商代是“神权独尊、巫[35]祝贞卜至上的神本时代”主宰商王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帝和商王的祖先神，即占卜。武王伐纣，宣布他的大罪，就有“昏弃厥[36]肆祀，弗答”，即蔑弃祖先的祭祀，不答报鬼神《史记·殷本纪》说，武乙无道，辱神射天，被暴雷震死于河、渭间。丁山说，武乙射天是[37]“射杀蠥神”的风俗，实际是西征兵败而死。纣王骄奢、淫戏，但《尚书·西伯戡黎》载，他的臣子敢于当面斥责他“淫戏”，他并没给予处罚。孔子弟子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38]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洪范九畴”不可能出于箕子。试想，箕子刚刚深受淫戏拒谏的君主之害，因此而亡国，随后就去传授臣民绝对服从、君王作威作福的“大法”，岂不大背情理？君主专制独裁的思想，不在西周、春秋，属于战国的思潮，这才是正确的结论。李亚农对专制主义研究的结论是：“中国上古时代，根本上没有什么[39]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萌芽于商鞅。”这与郭沫若的论述相近，都是说专制主义存在于战国。《洪范》的最后一畴“五福六极”，至《逸周书》仍称“六极”，但明确得多：“六极：命、丑、福、[40]赏、祸、罚。”到《管子》，则简洁明快地称为“六柄”：“生之、[41]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由此可以看出《洪范》与战国法家的关联。

统计刘起先生《尚书学史》第二章第一节所列先秦引用今文《尚书》的资料，《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大戴礼记》《公羊传》引《尚书》38次，没有一次引用《洪范》。而《管子》《周礼》《逸周书》《韩非子》，引《尚书》13次，其中《洪范》占5次；《墨子》《荀子》引《尚书》25次，其中《洪范》占6次。这真真是泾渭分明，明白表现出正统儒家对《洪范》的疏离态度，这是《洪范》接受者对于它表现出的鲜明态度吧。

朱熹释“皇极”为：人君“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之为标

[42]准”，马融释“极之敷言”（君主的法则所陈述的话）为：“王者[43]当尽极行之，使臣下布陈其言”，本义是对臣民的要求，马、朱都变成了对人君的要求，因为他们心里牢记着《周书》中周公、召公的谆谆教诲，习惯性地认为《洪范》应是此意，实则《洪范》完全不是此意。三 《洪范》耕、阳合韵是战国韵例

第八畴“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则以风雨”一节，刘节据前人说以为应属第四畴。刘曰：“此章‘成、明、章、康、宁’为韵，上章‘明、恭、从、聪、容’协韵，下章‘同、强、逢’协，皆与《诗经》不合。战国时东、阳、耕、真多相协，例在《荀子》最多，《老子》亦然。《诗经》则分别甚严。”并举《荀子·乐论》“行、清、成、明、平、宁”与《老子》二十二章“明、彰、功、长、争”，“此两证皆‘成’与‘明’协，乃战国时协韵之通例，亦可为《洪范》[44]作于战国时之一证。”我们分析这段话，分为两层意思，刘节氏说三处为耕、阳合韵（“此章”）和东、阳合韵（“上章”、“下章”），“皆与《诗经》不合。”这是一层意思。《诗经》中确无耕、阳合韵，但有一例东、阳合韵，“皆”字误，不全面。说“战国时东、阳、耕、真多相协”，而《诗经》中已有3例耕、真合韵，与实际也不完全相合。则刘节说不完全符实。但到西汉初《淮南子》东阳合韵已为[45]63例、耕真合韵已为75例，确实是“日渐增多”。下面所举《荀子》《老子》例都是耕、阳合韵，即“此两证皆‘成’‘明’协，乃战国……通例”。这是第二层意思。说耕、阳合韵，是战国“通例”，“《诗经》则分别甚严”，语意明，所说没有问题。我们看《洪范》“与《诗经》不合”的耕、阳合韵一节：

岁月日时无易，百穀用成（耕），乂用明（阳），俊民用章（阳），家用平康（阳）。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耕），乂用昏不明（阳），俊民用微，家用不宁（耕）。

这是道地的耕、阳合韵。《诗经》中此种韵一例都没有，《楚辞》[46]中只在《招魂》篇出现一次。徐复观先生、刘起先生痛斥刘节《洪范》“东、阳、耕、真”协韵为战国通例说，以为“全是无稽之谈”[47]；刘起说东阳合韵、耕阳合韵“都合于西周及《诗》用韵通例”，“西周金文《宗周钟》、《大克鼎》、《召伯虎簋》，春秋金文《晋公》皆东、阳合韵……《尹钲》则耕、阳合韵；《沇儿钟》亦阳部紧合耕部”。又说：“不知段氏已在其《古合韵》中指明：《诗·烈文》东、阳合韵，《豫·象传》、《讼·彖传》东、耕合韵，《萃·彖传》[48]耕、阳合韵。”刘起把“此两证……乃战国……通例”扩大成“东、阳、耕、真”，并且把耕阳、东阳打包说，用《大克鼎》等东、阳合韵涵盖耕、阳。他可能认为这样就驳倒了刘节。从行文逻辑推测，刘先生应当是以《易·萃·彖传》属春秋，仍认为《易大传》出于孔子。已有学者指出《彖传》思想受孟子影响，用韵接近《楚辞》《老》[49]《庄》。我们与刘先生不同，还是相信“《易大传》确非孔子所[50]作。”“《系辞》、《彖传》是战国中期的作品。”把《彖》《象》当作春秋作品，没有说服力，这里无须多说。大克鼎、晋公、《诗·烈文》确为东、阳合韵，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但所举耕、阳合韵仅有[51]《尹钲》《沇儿钟》，都是春秋晚期徐国铜器，徐在周公东征之前，居山东境内，又称舒、邹、邾，周公东征以后，徐多次迁徙，周宣王时已迁至淮河北岸，今安徽东北角泗县和江苏泗洪一带，被称[52]为“南国”、“淮浦”，鲁昭公三十年（前512）灭于吴。在当时其地偏处东南。除这两篇铭文之外，春秋时期含《诗经》中春秋中期以前作品在内，未见耕、阳合韵。这种韵例可能最先见于这两篇铭文，是徐国的方言现象。而《彖传》《楚辞》等有耕、阳合韵，则恰好证实刘节之说。综合以上事实，可证刘先生所说耕、阳合韵“合于西周及《诗》用韵通例”，没有任何根据，完全不能成立。承蒙以金文为博士后研究课题的梅军博士特为进一步检索，西周金文确实不见耕、阳合韵，与《诗经》一致。除《老》《荀》外，我们翻检战国出土资料，耕、阳合韵确是战国常见韵例。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黄老帛书·称》以“当、亡、刑、殃”为韵，《经法·六分》“亡、成、宁”为韵；《四度》“方、正、平、长、爽”为韵；《十大经·姓争》以“阳、行、成”、“当、名、刑”为韵；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其《八阵》以“兵、广、兵、幸、王、命、情、经、诤、将”为韵；《兵情》以“轻、听、将、正”为韵，都是耕、阳合韵。这应该可以说是战国“通例”了吧？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统计，西汉初的《淮南子》[53]一书中耕、阳合韵达54例之多。西周没有，春秋晚期仅见，战国屡见不鲜，至西汉初年而大行其道。耕、阳合韵出现、演变过程，事实显然。说“全是无稽之谈”，“无一能成立”，“与西周是完全相合的”，显见与事实悖谬。

上述《洪范》“家用不宁”下面尚有一节：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这里既是句句用韵，又是隔句押韵，句末用鱼部韵“雨、夏、雨”，其余各句“星、风、行、星”为韵，属于“耕、侵、阳、耕”合韵，这表明《洪范》在这里也用了耕、阳合韵，并不是只用了刘节氏指出的一次。不在句末而在他处用韵，《诗经》早有此例，《周颂·烈文》全诗三个句号，八个小句，其中五个小句用韵，但只有一个句[54]号所在句用韵，两个句号所在句无韵。一篇之中两次使用耕、阳合韵，其频率也就不算低了。

刘起花了很大力量说东、阳合韵，其所说大克鼎、宗周钟、《诗·烈文》时代在西周，《晋公》为春秋末，证明靠东、阳合韵定《洪范》时代，确实不可信。有学者说：“《诗经》有一例阳东合韵的情况，《楚辞》有一例。而《管子》有3例，《庄子》有1例。《老子》有6例……《韩非子》5例，《吕氏春秋》有15次……这说明，阳东合韵自战国后期已经出现，到汉代逐渐多起来，《淮南子》中已有63[55]例。”对存世文献搜集详备，《吕氏春秋》15次，《淮南子》63例也证明了阳东合韵存在的趋势，但说“战国后期已经出现”，显然忽略了刘先生所说金文中的情况。这提示我们，研究问题，全面占有资料的重要性。

但就刘节氏所说耕、阳合韵而言，仅春秋晚期金文中初见，大量见于战国，大行于西汉，却是无法移易的事实。刘起先生对《洪范》用韵看得很重，反复申述：《洪范》……都合于西周及《诗》用韵通例。

有不知西周至东周用韵情况，侈然言《洪范》只合战国用韵通例者。《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经过了加工，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56]定成为今日所见的本子。《洪范》之耕、阳合韵，既不合于西周金文用韵，也不合于《诗经》韵例，以此认定它写于西周，没有根据；认定它写于“春秋前期”，同样没有根据。（原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1] 《朱子语类》卷134，中华书局，1994，第3202页。

[2] 马骕撰、王利器整理《绎史》卷7，中华书局，2002，第81页。

[3] 《左》、《国》成书于“西元前三百四五十年前后”，见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中华学艺社民国二十二年，第423页。又拙作《天文学史的发展表明〈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载《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57～64页。

[4]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02页。

[5]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三联书店，2009。

[6]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218页。

[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第79页。

[8]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第924页。

[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第26、181页。

[10]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218页。

[11] 《郑语》的预言“晋……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韦昭注：“鲁闵元年，晋灭魏、霍，僖五年，灭虞、虢也。”前者在公元前661年，后者在前655年，已在周幽王八年之后一百一二十年，入于春秋中期。可证《郑语》写定时代之晚。

[12]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29页。

[13]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207页。

[14]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第948、1098页。

[15]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53页。

[16] 刘起：《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第17页。

[17]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161页。

[18] 《论语》前十篇即“上《论》”，成书早，后十篇即“下《论》”，成书晚；而“下《论》”中后五篇时间最晚，参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页321《〈论语〉后五篇之可疑》、页616《论〈论语〉前后十篇文体之异》、页617《〈论语〉篇章辨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6、34页。

[20] 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第97页。

[21]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53页。

[22]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第68、69页。

[23]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第80、88页。

[24]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第97页。

[2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2230页。

[26]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第291页。

[27]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303页。

[2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第461、447页。

[29]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284、290页。

[30]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50、267页。

[31]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22页。

[32]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194页。

[33]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242页。

[34]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207页。

[35]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第104页。

[36]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72页。

[37]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第156页。

[38]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203页。

[39] 《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1090、1091页。

[40] 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卷一，第5页，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第120页。

[41]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909页。

[42] 《朱子语类》卷79，中华书局，1994，第2044页。

[43] 司马迁：《史记》三家注，中华书局，1959，第1615页“集解”引。

[44]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94页。

[45] 见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商务印书馆，2010，第34、39页。

[46] 王力：《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7] 徐复观：《中囯人性论史》，第481页。徐复观以为《洪范》“明”字如果读为“芒”，则不协韵，不知何所据。鸣、明与盲、芒，都属阳部韵，正如“行”字，无论读háng或xíng、，都不变其为阳部韵。耕，读gēng或jīng，其上古韵部并无改变。

[48]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210页。

[49]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172～176页。

[50]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第22、23页。

[51]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第386、387页。

[52]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徐和淮夷的总序》一节有详细考证，中华书局，2011，第800页。

[53] 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商务印书馆，2010，第28页。

[54]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90页标注。

[55] 张双棣：《淮南子用韵考》，商务印书馆，2010，第34页。

[56] 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209、1218、1220页。论贾母段启明【论文提要】贾母是《红楼梦》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个话题：一是贾母特有的阅历、才情使她成为贾府的“太上家长”，贾府需要她；二是贾母在贾府的地位，除了作为“老祖宗”之外，还有很微妙的另一面；三是贾母享乐之中的品位与智慧；四是贾母溺爱宝玉是事出有因。【关键词】红楼梦 贾母 享乐 溺爱

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人物画廊中，为读者最熟悉的“老夫人”形象，一是“西厢记系列”里的老夫人郑氏，一是“杨家将系列”里的佘太君。前者，作为崔莺莺之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为维护门第利益，不惜食言赖婚，以阻挠女儿的爱情婚姻；后者，作为老令公杨业之妻，百岁挂帅，卫国出征，成就了杨府一门忠烈。她们的故事，她们的鲜明的性格特征，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多侧面的、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她们显然不及《红楼梦》里的“老夫人”贾母。《红楼梦》中的贾母，以其丰富的阅历、超人的才干、高贵的情操及复杂的人性，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老夫人”模式，她是曹雪芹笔下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一 贾府需要贾母

贾母出自“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红楼梦》第4回。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史”家，故人称“史太君”；在贾府，她是最高权威，是全家的“老祖宗”。因此，在所谓“四大家族”之中，她既绾合“贾”、“史”两姓，左右逢源，又在贾府高居“太上家长”的地位（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1页），说一不二。

贾府，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贵族之家，主子之间、主奴之间、奴仆之间，无不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利害冲突；而贾府与朝廷及整个外界社会，也处于很多微妙的矛盾之中。因此，《红楼梦》中的贾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衰败过程之中的家族。这样一个家族的前景，不外有三：迅速垮掉；苟延岁月；中兴再起。究竟选择了哪一种，除了时代、社会的诸多因素之外，就家族内部而言，关键在于有没有足以使家族复兴的“人”！而贾府，最大的隐患，恰恰是后继无人：“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一代不如一代，故复兴无望，败落难逃。但是，衰败中的贾府，毕竟没有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七零八落，而是在“外面的架子尚未尽倒”的状态下延续岁月，用探春的话来说，即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实，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是一种“现象”，究其“原因”，则除了其他种种因素之外，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贾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祖宗”——贾母，则绝对是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贾母的“存在”，首先是贾府的“需要”！

那么，贾母作为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何以能担当此任，“主政”如此庞大的一个贵族之家？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突出特征，是“尊神敬祖”，尤其是对祖宗的敬畏，更是亘古不变。贾府的荣华富贵，无疑是宁、荣两位“国公爷”挣下的。按照焦大的说法，是“（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所以，在这个家族里，“祖宗”的功勋、恩泽，是最崇高的。荣国公之子代善袭官，已亡，留下夫人史氏，即贾母。因此，贾母实际上成为贾家健在的“祖宗”辈的代表人物。贾府的“敬祖”意识，除了体现在宗祠祭祖的礼仪，则主要表现为对贾母的敬重、孝敬与奉承。这是贾母在贾府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的原因之一。

贾府的辉煌，除了祖宗的功勋遗泽，则主要是因为出了一位皇贵妃（贾元春）。在书中，“文”、“玉”、“草”三代男性，已经没有公侯爵位：贾赦，袭一等将军；贾珍，袭三等威烈将军（此类封爵在清代本属宗室，且多虚衔。贾家并非宗室，是为雪芹虚拟）；贾政，任工部员外郎——如此而已。而贾府却依然是炙手可热的钟鸣鼎食之家，其根源显然是作为“皇亲国戚”而得到了皇权的庇护。而贾母，正是这位贵妃娘娘的亲祖母。细读《红楼梦》文本可以看到，贾府里真正有权势者，当首推王夫人。其原因当然有她的娘家“金陵王”的强势，但最主要的也在于她是皇贵妃的母亲。所以，贾母、王夫人的这个特殊身份，确定了她们在府中的特殊地位。

如果说以上两点属于“客观条件”，那么，贾母独具的阅历、才情与清醒的头脑，则更是她居于贾府顶端的根本原因。《红楼梦》第39回写贾母初次见到刘姥姥时，曾问她多大年纪，刘姥姥回答说75岁，贾母说：“比我大好几岁呢。”（《红楼梦》第538页）可见贾母出现在书中时，也是一位（至少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当然，书中也有多处提到了这位“老祖宗”年轻时的情景，说她比王熙凤还要精明干练，还要“来得”。她在贾家几十年中，经历了无数大惊大险，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子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第650页）。高贵的出身，丰富的阅历，铸就了这位老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使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在很多方面依然能够掌控着贾府，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她保留着最后决定权，而且“杀伐决断”。这里，我们不妨举以下两例，略加说明。

在第46回鸳鸯抗婚事件中，贾赦与邢夫人的一系列行动，最初贾母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直到鸳鸯当众哭诉、剪发明志、以死抗争，贾母才知道。这对老人家来说，无疑是“突发”事件。而正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贾母则表现出断然裁决的老辣。在那样一个典型的封建贵族之家，贾赦作为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大老爷”，而且是贾母的长子，他的要求，应该如何对待？他的“脸面”要不要维护？在长子与一个丫鬟之间，贾母应该做何选择？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而贾母在“气的浑身乱战”的情况下，毫无犹疑，当即决断，痛斥贾赦、邢夫人，维护了受害者鸳鸯。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母的言辞（见第642页），不是简单地为一个丫鬟“撑腰”，或者说为了保护身边的一个丫鬟，而是把贾赦、邢夫人的行为，视为对母亲的大不孝——“见我待他（指鸳鸯）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这就把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使任何人都无法做出任何妥协的试探。“老祖宗”实在高明！

我们再看第73回。当贾母听说“宝玉被吓”，则立即指出：“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探春回应说，园内的人确实“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为了夜里“熬困”，常有“三四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近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贾母听说，立刻质问：“你既知道，为何不早回我们来？”进而晓以利害道：

你们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自为耍钱常事，不过怕起争端。殊不知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寻张觅李，其中夜静人稀，趋便藏贼引奸引盗，何等事作不出来。况且园内的姊妹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贤愚混杂，贼盗事小，再有别事，倘略沾带些，关系不小。这事岂可轻恕。

于是，在贾母亲自过问之下，把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然后，贾母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下令：

将骰子牌一并烧毁，所有的钱入官分散与众人，将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撵出，总不许再入；从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钱，拨入圊厕行内。又将林之孝家的申饬了一番。

下人犯错，打、罚、撵出，本属常情。而这里的“难点”在于，“为首者”，即三个“大头家”，皆非一般奴仆：一个是“林之孝的两姨亲家”，一个是“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之乳母”，特别是迎春之乳母，可谓“有头有脸”之人。但是，当黛玉、宝钗、探春等替她向贾母“讨情”时，贾母则毫无妥协，指出：

你们不知，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原比别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挑唆主子护短偏向。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拿一个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

由此可见，贾母要整饬家规，毫不手软，特别是对这些“奶子们”，实已早有此意，正“要拿一个作法”。其所以如此，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根据她几十年的经验——“我都是经过的”——深知这些“奶子们”的“可恶”。因此，无论宝钗等如何为迎春乳母“讨情”，贾母都绝无松动，并申明：“我自有道理。”

然而，贾母的才情、魅力，并非仅止于整饬家规的“杀伐决断”。权威的地位及无可争议的威望，并没有使贾母成为一个威严、可怕的封建家庭的家长。她的言谈做派、接人待物，在善意与宽和之中，显示着无比的高贵与魅力。我们常常称赞着《红楼梦》在情节发展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而实际上在一些“场面”“场景”的描写中，通过人物的极其简洁的语言、动作，同样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气质和韵味。且看第42回写贾母偶感风寒，请王太医来看病的一幕：

一时贾珍、贾琏、贾蓉三人将王太医领来……只见贾母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王太医……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生的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王太医）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劳动了。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

这是贾府里一幕极其寻常的生活场景。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到，尊贵的史太君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也绝无矜持与冷漠，有的是随意与温和。而在与王太医的几句对话当中，却又分明显现出老人家的“高屋建瓴”和无可质疑的“资格”：与你的“叔祖”即有交往，所以我们是“世交”。这就使双方的关系自然地密切起来。这就是贾母！

总之，贾母，作为贾府的“太上家长”，既有掌控贾府的才干，却又绝非一般的故作庄严、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她以自己特有的品格，凝聚着这个庞大的家族。二 微妙的另一面

贾母，是贾府当年鼎盛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因此，她对眼下贾府的衰败，内心深处是十分敏感的，特别是族中子弟不肖，更是她心中之最痛。书中有两处颇有对比意义的情节，很值得玩味。

第43回写的“凤姐泼醋”那场闹剧的起因，无疑是贾琏的淫乱。但经过一番混乱（凤姐大哭大闹，贾琏仗剑要杀人）之后，贾母却当着邢、王二夫人及凤姐等众人之面，说了下面一段话：

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指凤姐）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又道：“你放心，等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

如此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真可谓“百炼钢成绕指柔”，这是贾母的独到之境。但是，对贾琏之流的这些混账事，贾母果真毫不在意吗？且看第47回：贾母正与凤姐等玩儿牌，贾琏来找凤姐，贾母借机痛斥贾琏“鬼鬼祟祟”“什么好下流种子”，并重提他与鲍二家的淫乱丑事，怒不可遏，最后慨叹：“我进了这门子……连头带尾五十四年……从没经过这些事。”最后，忿怒已极，当众赶走贾琏：“还不离了我这里！”这样看来，贾母前回所说“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云云，虽然并非完全是违心之言，但其“主题”毕竟是几句安抚凤姐的辞令，而内心里对贾琏之流则实在是深恶痛绝的。

贾琏作为荣府的管家的主子，他在贾母心中的“印象”却是“鬼鬼祟祟”“下流种子”。这似乎已足以反映出贾母对眼下家族的感触、看法。此外，她老人家对贾赦、邢夫人的冷淡，对贾政的尖锐的斥责（见第33回“宝玉挨打”），对赵姨娘之流的厌恶，等等，都说明眼下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家族，在她心中已是今不如昔了。但是，这位“老祖宗”还必须撑持下去，还必须依靠贾琏之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不得不采取某些特别的变通手法。比如，第47回中写了贾琏通过鸳鸯成功地“偷出”贾母的东西去变钱的情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位“老祖宗”也太容易被蒙骗了，而鸳鸯也似乎太胆大妄为了，其实读者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我们的曹雪芹在这里又用了“狡猾”笔墨，巧妙地由平儿说出根由：“平儿笑道：‘……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因此只装不知道……’”显然，这不过是老太太的一点微妙的小“手腕”，实际上也就是对贾琏凤姐持家的一种支持。但从这里我们却可以体会到“老祖宗”的不易：虽然对贾琏十分不满，但又不得不支持他们撑持家族的门面；而这种支持，又不能公开，还必须“只装不知道”——可谓惨淡经营矣。

贾母虽然位居“太上家长”，尚可掌控贾府，但是，她的真实处境，亦有“微妙”的一面。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王夫人实权在握！前文已略有论及，王夫人是皇贵妃贾元春之嫡母，是“四大家族”之中贾、王、薛三大族之纽带，其兄王子腾现居高官显宦，管家奶奶王熙凤是她的娘家侄女，“衔玉而生”的贾宝玉是她的嫡子……这一切使她在贾府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与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祖宗”贾母的处境当然就难免有些“微妙”了。

请看在“鸳鸯抗婚”的情节中，贾母听了鸳鸯的哭诉后，勃然大怒——

贾母气的浑身乱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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