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灵桂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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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Ⅱ）试读：

近年来，灵桂同志学术成果不少。记得五年前为他20年呕心沥血之作《中国伊斯兰教史》写过一篇序，叫作《汲来江水烹新茗》，旨在肯定他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造诣。去年冬至日，他给我拿来《对综合安全的现实思考》书稿，第一个感觉是压手、开门，感到作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的四年中，将关于国家安全、治疆安边、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社会治理、反恐维稳等诸领域的思考化为丰厚的文字，应予以充分肯定，故为其新作再撰一序，叫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序言中，我用了“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说法，对其深入的思考予以褒奖，勉励他说“未在其位者未必不能谋其政，也可以像决策者那样来思考战略与安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希望他继续保持为党忧国、殚精竭虑的状态。

2015年7月的一个周末，灵桂同志再次携厚厚的书稿来访。这次他跟我讲，目前国外大约有800余家智库、千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关注中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故事，值得关注。目前，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按照“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专题，做了大量前期基础工作，并准备以“全球智库论中国”为总题，形成系列专题，目前已经完成了《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国外智库看“亚投行”》两卷，并在年底前再出版4～6卷专题，希望我能为其撰一总序。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是灵桂先生对安全与战略问题思考的再次跃升，我自然欣然应之。

中国崛起、中国故事是一本厚重的巨著，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甚或发达国家诸多重要启示。中国声音、中国文章因之成为各国媒体的热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好中国；正因此，中国战略、中国模式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悟透中国，对此，世界智库刮目相看，趋之若鹜，高高挂起中国研究的金字招牌。正如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所指，中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历史，令了解它的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中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习近平主席正在把中国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称赞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展开全球交往以及制定法律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她在演讲中说：“这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两者的命运因此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乃近百年来首个和平崛起的全球大国，此乃大国崛起500年历史长河中的奇迹。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与之共存、共富、共进？中国道路打破了大国崛起范式，变“高峰型”国际战略格局为“高原型”，美国国力的一枝独秀不再，群雄并起成常态，此乃机遇还是挑战？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龙虎榜者越来越多，证实了财富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中国红利的溢出效应如何精算，会否成为未来的财富来源？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中国仍然是个谜。

智库者，国之重器，在庙堂之上有“踱方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庙算”的特殊政治责任要求其能“遍观天下事，惊醒世间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美国兰德公司、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南亚分析集团（印度）、国家安全研究院（以色列）、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俄罗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布鲁盖尔研究机构（比利时）、德国马歇尔基金（美国）、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全球关系委员会（印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巴基斯坦）、地缘政治监控中心（加拿大）等数十家世界级智库顺时而谋，一直在着眼、着墨、着手描绘中国战略、安全、经济新景观，拆解谜题；讲中国故事，用故事讲思想，用思想启智慧：致力于写出关于中国的“好文章”。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一是丝路基金、金砖行、亚投行打破了国际金融领域垄断，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推动了国际体系规则建设。二是“一带一路”计划乃“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延伸，横跨欧亚大陆，从陆地、海洋两条路打开通往欧洲的经济合作大门；涉及世界各地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彰显共赢理念。三是“亚信”“上合”始于亚洲，终及亚欧，政治伙伴关系意义大于货币往来，起于经济，着眼安全；老房子尚未扫净就另起炉灶，制定规则。四是中国的国际存在、国际竞争力更加有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正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五是多极化导致国际舞台扩大，中国或先从区域安全着手，建立亚洲安全秩序，最终实现利益与命运与共。六是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大国，想在和平崛起、共同繁荣、同舟共济的前提下与周边国家一起迈入新阶段。七是中国在负责任地参与世界经济秩序的维稳，以及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协调，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

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浏览世界智库的研究课题与文章著述，分享其学思结合、思研结合的成果，由衷感到，到底仙山不俗，静虑深密；果然功力上乘，命题宏大。当然不能否认，其中既有羡慕、好学，希望分享成功秘诀，也有警觉、嫉妒，试探中国谋求共利天下的真意，进而敲定本国的战略调整。不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各大智库的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值得肯定。正所谓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

缘此可知，世界智库的几种境界：一是战略性：将相才能儒学问，眼光紧盯战略博弈，脚步紧跟时势演进。二是前瞻性：开阔眼光、看穿世界，号准世界脉搏。三是对策性：脚跟站稳持定力，步步小心，层层着眼。四是动向性：仰观云飞、静听风过，看得出云移山欲动，水漾石疑浮。

正因此，国家战略智库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三种意识：“箭在弦上”的跟踪意识，切勿一觉醒来落人后。“永在路上”的进取意识，事业无穷年，奋楫争先。“扛在肩上”的责任意识，始自学术，终及国家。

总之，“中国学”博大精深，上述世界智库命题宏大，破题不易，“欲知堂奥幽深，更进一步；要识门庭广大，如在孤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此乃历史性的中国机遇，“有意烧香，何须远游西方；真心学佛，东土便是名山”。

信笔写此点滴，且作为小序，与读者共勉，向灵桂先生和他的团队致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2015年8月2日 于京郊廊桥东里序言蝴蝶的翅膀

本书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之第三卷，也是本书系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第二卷。作为本书系的主编，除了选题策划、阅读智库、审核稿件、政治把关以外，照例还要为本卷写一序言。经再三思量，借用“蝴蝶效应”的说法，把这卷书的序言题目定为《蝴蝶的翅膀》。

十分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研究员为本书系所撰总序的大气磅礴，感谢他穷究治学之术、治学之理、治学之道在总序中给予的殷切教诲与无言鞭策。他在题为《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的总序中，提出国家战略智库要具有三种意识：“‘箭在弦上’的跟踪意识，切勿一觉醒来落人后。‘永在路上’的进取意识，事业无穷年，奋楫争先。‘扛在肩上’的责任意识，始自学术，终及国家。”这十二个字、三种意识要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团队每每辗转秋榻，夙夜难眠及晨，“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杆人不知”，为的是“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以达“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之目标。

当下，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与落实，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要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连收音机调频90.0赫兹里播放的外国音乐，都冠以“丝路音乐”或“丝路之声”之名；一夜之间，国内诞生了上千家研究“一带一路”的各类研究机构，中国知网上可查阅到的相关文章多达数万篇，且正以几何级的速度递增；各类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或听到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论坛、研讨会、座谈会等已经召开，或正在召开，或即将筹备召开。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实业家们，正在琢磨着如何把剩余的产能转移出去，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再复制若干中国版的“铁公鸡”。

这些，本无可厚非。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体现的是一种立体的综合发展观，绝非简单草率、一厢情愿、轻而易举之事。诸葛亮曾深有感触地说，“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个大战略秉持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等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注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其基本定位和目标既要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利益诉求，又要符合沿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因此，对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我们理应慎重研究、积极推进。而智库在其中的智力保障和引导作用，怎么形容，看起来也不会过于夸张。

因此，面对“交响乐”般的国家宏观战略和“国之大事”，如果我们国家战略智库的思考和思想，也仅停留在技术和实务层面上，不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则有负“庙算”之称号；不能做到“总贵确实而戒虚捏”，而“阿附随声”，则会辱没“庙算”之精神。因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对此，战略家孙子的结论是“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庙算者，即谏者。用老话讲，其职责应当是“为国谋”“为君谋”。孙子曾就此解释道，“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这也就是知彼知己、知进知退，方可百战不殆的内在道理。

用现在的话讲，智库应当是“眼光紧盯战略博弈，脚步紧跟时事演进”，“开阔眼光看穿世界，号准世界脉搏”，“脚跟站稳持定力，步步小心层层着眼”，“仰观云飞、静听风过，看得出云移山欲动，水漾石疑浮”。也就是陆忠伟老师在本书系总序中所精练的智库四重境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动向性。这也正如古人所云，“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

要当好庙算者，达到四重境界是主要标准。其中，具备敏锐性，是必备之条件。楚国的美男、文学家宋玉，在其《风赋》中写道：“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后人续写宋玉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说，仿写了“浪成于微澜之间”的对偶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的句子，其特指人的敏锐性。宋代大文豪，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洵，在其《辨奸论》中也写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苏洵的见微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说法，也成了敏锐性的代名词。可见，讲究敏锐性，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已经有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根基。

在对敏锐性的表述上，今人也毫不落后。远的不说，前几年国内有首流行歌曲叫作《两只蝴蝶》。歌词写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其表明即使在浪漫温馨的爱情生活中，也要对可能的危险保持足够高的警惕和敏锐性。

国外也拿蝴蝶说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位气象学家，叫作洛伦兹（Lorenz），他在1960年提出一个看似很无聊的说法，认为南美亚马逊热带森林中的蝴蝶，同北美的飓风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难得的是，这位老兄还在反复论证之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作《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在文中，他提出，亚马逊河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并将这一现象称为“蝴蝶效应”，意思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也可能带来巨变。这个理论开始并不流行，但到2004年1月23日，也就是洛伦兹教授发表论文44年后，美国导演埃里克·布雷斯的科幻惊悚电影《蝴蝶效应》在美国正式上映，并于当年获得全美“青少年选择奖”之“最佳惊悚电影奖”提名，2005年获得美“土星奖”之“最佳科幻电影奖”提名。一时间，“蝴蝶效应”这个气象术语名声大噪，成为敏锐性的时髦代名词。笔者也赶一把潮流，用《蝴蝶的翅膀》作为本卷序言的题目。

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意思是说，激荡的水流可以冲走石头，是由于它奔腾的水势；飞速的大鸟可以捕捉猎物，是因其合适的节奏。“当今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经济竞争前沿、文化交锋前哨、军事博弈一线；国家安全之舟驶入国际战略主航道及安全深水区，惊涛骇浪扑面：地缘战略条件、科技革命冲击、战略同盟关系重组，国际战略形势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烈度之大，致中国身处‘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乘风破浪，如何把握“势”、如何控制“节”，是时代赋予智库的难以回避的艰难课题。其中，从蝴蝶翅膀的振动就开始留意事态的起源与发端，应该是我智库学者的治学路径之一。

陆忠伟先生在为笔者《对综合安全的现实思考》所作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贸易、金融、能源、气变、文化、环境诸多领域，面临残酷的‘复合力’‘大竞争’。中国先天地缘战略环境恶劣，与部分周边国家围绕领土、领海的冲突未决；与部分国家围绕网空、天域、极地的‘大博弈’形势严峻，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不仅‘美国蝴蝶’的振翅——华盛顿、华尔街的风吹草动会影响中国，就连卡拉奇的示威、内比都的游行、朱巴的内战，均会影响北京的战略设计或外交日程。”陆先生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国力发展的雷霆万钧之势引发了国际战略上‘龙出大海’与‘困龙浅滩’两股力量的大博弈。一位长期旅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2013年出版新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认为当前美国统治阶层的对华战略，即是‘慢火煮蛙’与‘屠龙’战略。正是从2005年开始，华盛顿用‘慢火煮蛙’的策略来对付中国，并且逐渐把火调大，妄图重创直至扼杀中国发展。该书揭露的由华盛顿精心策划的‘屠龙’战略触目惊心：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农业战争、健康战争、军事战争、经济战争、环境战争、媒体战争、中欧大陆桥等诸多安全领域。目标中国，一场蓄谋已久、触目惊心、无硝烟的邪恶战争已经打响：招招险境的‘套中套’，步步为营的‘链中链’脚本，已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上演”，“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相信，怒海行舟，一路安否，并不单单取决于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谓熟水性，好撑船——更多是靠掌舵人的智慧、勇气及战略定力。当今天下，作为世界级大国的入场券、速通卡，各国都在储备、调配、挖掘、运用战略思维资源，以在这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竞争’中保持不败、在世界民族之林保住‘球籍’。为此，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等安全文化成了大国决策高层的必修课”。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职责和作用，已经上升到保护中国“球籍”命运的高度。所以，关心蝴蝶的翅膀如何振动，也自然成为国家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大手笔、大视野、大战略、大举措”，是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之和平友善之举。但是，对此各个国家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少的解读，赞同拥护者有之，心存疑虑者有之，故意挑拨捣乱者亦有之。而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之一就是各个国家的智库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蝴蝶的翅膀，可能仅仅是自娱自乐地扇动翅膀而已，也可能是为了创造条件形成知时节的好雨，也有可能是为了制造危害巨大的飓风暴雨而为之。但是，总体来说，关注蝴蝶的翅膀很重要，对我们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第一卷）的基础上，在最短时间内，又推出本卷，并准备一直努力做下去，形成若干卷，为大家看清楚蝴蝶如何振动翅膀提供必要的参考。这也是我们工作团队的初衷和目标。

在关注并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外国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发表的报告也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鲜有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议，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使“一带一路”搞不下去，如何在“一带一路”上铺蒺藜，如何让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产生疑问和猜忌。看得出，“老大”对“老二”的工作不怎么支持，猜忌疑虑、挑拨离间的成分有，使绊子、下套子的成分有，直接棒杀、试图使之胎死腹中的成分也有。本卷对美国14家智库的31份报告的观点加以摘录，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看法。不过，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不管美国的众多重量级蝴蝶们怎么拼命扇动翅膀，目前在60多个沿线国家的上空，尚没有出现吹熄“一带一路”和平火炬的飓风暴雨，估计也难以形成。

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开个会，研究点儿什么事，建立些友好的交往关系，造福彼此，这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个事儿，也不应该算个事儿。但是因为是中国，因为出现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些不是事儿的事便成了事。不信？你看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有名的大牌战略智库，看见中国和欧盟开个峰会便显得忧心忡忡；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铁哥们儿”来往密切些，便被贴上“轴心”的标签；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一些务实性的合作，召开双峰会（金砖国家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便被描述为两国缺乏浪漫情怀；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不断加强，布鲁金斯学会便发出中国为什么要走向欧洲的疑问。

2015年6月29日，中国-欧盟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顺利召开。此前，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结束。在该峰会召开前3天，即6月26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欧盟-中国峰会：美国不注意时会发生什么》的报告，认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似乎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两次会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与刚刚在华盛顿闭幕的第七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不同的是，欧洲和中国探讨网络问题和南海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在欧洲国家当前领导人的带领下，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想让中国不舒服。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可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竞争者’。我们很难想象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塔斯克（Donald Tusk）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会触及此类敏感话题”，报告同时提及欧洲人的容克计划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出了“长达11000公里的‘新丝绸之路’”能否延伸到欧洲的疑问。

作为全球智库“大咖”，布鲁金斯学会不会不懂得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不会不明白俄欧关系交恶的真实原因。但是，面对不断深化的中俄关系，其在《俄中欠缺浪漫关系》的报告中，明知故问地发出“放眼全球格局，我们不禁会感到迷惑。就在昨天，俄罗斯还在约会欧洲；而今天，克里姆林宫却试图说服世界各国（以及自己？）它已经爱上了北京”的疑问，并指出：“我认为关于俄罗斯转向亚洲以及其与中国交往的所有推论存在故意误导的性质。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是一种叫作‘假装’的新游戏的印象，在这场游戏里，俄罗斯和中国十分清楚它们参与的是什么。然而，新‘便利轴心’（便利谁？）的成员清楚它们之间的交往将把它们带至何方吗？”同时，报告把近期中俄领导人签署的各项条约、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庆典和在北京出席“9·3阅兵式”上的友好交往、中俄联合军演、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中俄天然气协议等互惠中俄两国长远利益的举措，统称为“一系列‘狂热的’活动”，并故意悲天悯人地恶意宣称，“应该警告莫斯科不要卷入这一不自然的伙伴关系中。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中国保持这种伙伴关系的弊远远大于利”。

中欧之间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种种迹象表明，中欧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为什么中国要走向欧洲》的报告，专门提醒欧盟国家“中国与欧盟之间每天的贸易额都超过10亿欧元，但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与中国的关系完全符合欧盟本身一贯倡导的原则与规范”，“中国将自己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一带一路’工程——看作未来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欧洲贸易往来的纽带。但是欧盟对北京提出的‘16+1合作’机制感到吃惊，因为该倡议增强了中国与中欧和东欧的经济合作，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欧盟与中国发展更强的战略关系”，并建议“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必须加强内部的互相合作来保证不被分化”，欧盟“各国单独对付强大的中国会削弱欧盟的力量”，“就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个问题，欧盟成员国必须加强内部讨论……鼓励中国积极按照区域准则和国际惯例来行事”。《作为区域和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进入新阶段》是美国智库为数不多的、较正面的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报告。报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美国政府努力劝阻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的徒劳做法，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外交挫折”。报告承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互补的”。但是，其仍固执地认为中国倡议融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是贸易和投资的“硬件”，虽然对加深一体化十分必要，“但不足以完成一体化”。而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才是一体化的“软件”。这种对事物认识上的错位，使得报告虽然承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更有可能加深亚太地区的一体化”，但是也强调“中国与美国之间具有竞争性的倡议可能导致区域集团的产生以及贸易体系的瓦解”。

与布鲁金斯学会相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显得更为务实一些，也更巧妙一些。比如，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该会的报告一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安抚日本这个传统盟友，而同时又必须有效地应对中国”，“因为美国是日本的盟友，所以在日本与中国的纠纷问题上，美国愿意倾向于日本”。同时，又宣称“美国试图‘牵制中国’的说法完全不具有真实性”。钓鱼岛问题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该智库还是“智慧”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其声称，“习近平的‘新丝绸之路’倡议就为中国与西部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机会。确实，中国应该寻找新的可能性，并采取发展其周边外交政策的新措施，而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当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上”。

在《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第一卷）的序言中，笔者曾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智库对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及印度因素产生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近一个多月以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当今危险委员会、史汀生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美国智库陆续又推出不少报告。总体浏览下来，感觉新的报告与之前的其实有些大同小异。其总的出发点，看起来是不断地提醒印度，“正在崛起的中国变成印度邻国的最重要的区域外合作伙伴”，“印度已经不能单纯地希望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的唯一方法是扩大其自身与所有邻国的合作，包括国防领域”。

伊朗核问题谈判、阿富汗问题等中东事务，历来是美国智库关注的话题。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大西洋委员会、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中东论坛的报告中，均能见到它们的各种评论，与过去相比，近来唯一的变化和区别在于它们把上述问题放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背景下去考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题为《中国与伊朗核问题谈判》的报告说，“稳定的伊朗以及和平的中东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不止石油供应”，“但是该计划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的局势是否稳定。中东地区处于‘一带一路’的西部交叉点，它将成为实施该计划的重要地区，而且可能会成为最早获得成效的地区之一”，“然而，仅仅关注经济层面是不够的。一些区域国家已经批评中国的中东政策太过利益化”。大西洋委员会的报告则露骨地表示“与ISIS（伊斯兰国）旷日持久的冲突，将挑战我们应对冲突的能力，而且对经济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和盟友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敌人是谁。21世纪我们需要调整全球外交政策以及安全政策，并且使其像100年以前的‘美国世纪’一样繁荣稳定”。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报告《伊斯兰哈里发国遇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妄猜中国的现行政策，明显有将ISIS（伊斯兰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拉郎配的意图，宣称“比起西太平洋的军事冲突，北京把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局势视为更大的安全威胁。中国担心无法保障能源供给路线的安全，因为这种危机将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是巩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与中国一样，ISIS（伊斯兰国）对于宝贵的伊拉克石油也十分感兴趣。通过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量油田并通过黑市卖石油，已经成为其筹集活动经费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14年12月，伊拉克外交部部长易卜拉欣透露，通过为伊拉克军队提供空中支援，中国已经加入对抗ISIS（伊斯兰国）的行列。此外，中国和伊朗将可能就打击在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展开合作”。这些评论明显有祸水东引的味道，使人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警觉。

美国智库中东论坛接连发表了两篇报告——《中国的足迹在中东日益扩大：以色列的机遇》《奥巴马政府失策助伊朗成为区域霸主》。第一篇报告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可能成为历史上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宏大的计划……以色列在该计划中的作用与土耳其的作用相同，甚至可能超过土耳其的作用”，但是，“以色列将依然是美国的盟友，而且这种联盟严格地界定了以色列与中国合作的范围，即使是在这些界限范围内，以色列依然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也拥有影响中国在该地区实施某种战略的机会”。第二篇报告故意混淆现实，宣称“中国对始于新疆、横跨中亚地区的项目进行巨大的投资，这是北京对未来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展望。而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称，他们要成为中国此项目的战略噩梦和意识形态噩梦。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可能阻碍北京实施其‘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在中土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该论坛却说“虽然中国将土耳其设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终点站，但是它对土耳其秘密支持中国‘东突’分裂势力的行为耿耿于怀”，并援引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故意强调“在受调查的中东国家中，对中国最没有好感的国家是土耳其。69%的土耳其人对中国持有消极的看法，57%的土耳其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对土耳其没有好处”。

中俄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务实合作，始终是美国智库高度关注的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学会、詹姆斯敦基金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接连发表了系列报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亚丝路联盟：俄罗斯-中国达成共识？》报告对此则是轻描淡写，“吞并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一年多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巨大的裂痕。所以，莫斯科努力与亚洲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举动不足为奇”，但是“俄中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而且双方的内部分歧将阻碍两国之间形成有意义的伙伴关系”。该智库在乌法峰会之后发表《长城内的另一个金砖国家组织》报告中还写道，“克里姆林宫除了希望获得国际声望外，预计也会通过两项地缘政治项目从此次峰会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回报”，“上合组织将会提供一个平台，将俄罗斯与中国在欧亚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项目连接起来，也就是普京与习近平在5月8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展望的欧亚经济联盟（EEU）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能通过承认莫斯科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而为俄罗斯提供精神支持，中国参与乌法峰会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不是感情用事。虽然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变得越来越紧密，但是中国不一定会为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构中的野心作出让步。北京把金砖国家组织当作提升中国金融超级大国地位的众多工具之一”，“鉴于中国已经拥有‘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它就可以静观早已失去重要性的上合组织慢慢瓦解的过程”。

而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观点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观点，似乎有些对不上调。其在《上合组织扩展带来的风险与回报》报告中指出，“莫斯科已经提议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EU）——由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构成的贸易集团——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跨越欧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计划）连接起来”，“俄罗斯希望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展来获得全球政治合法性及大国地位”，“然而，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可能降低该组织的凝聚力。印度的民主治理以及与美国紧密的关系使得其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存在巨大差异。印度可能提倡上合组织在反恐以及情报交流行动中提高监督标准和加强对人权的保障。一个民主国家的加入可能迫使上合组织改变自身的反‘颜色革命’姿态”。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众多智库中剑走偏锋，专门就中国和俄罗斯的农业合作说三道四。2015年6月10日，《中国日报》报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浙江公司中捷资源投资公司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管理部门签署了一份49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租赁至少5万公顷的牧场和另外6.5万公顷的荒地用于种植蔬菜、小麦和其他农作物。这一协议的总价值预计达2840万美元。如果这一项目的初始阶段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到2018年中国农民将有权租赁另外20万公顷土地。目前，贝加尔湖地区有超过80万公顷的土地处于空闲状态，重新耕作这些土地将能够创造至少1000个工作岗位，其中的75%为俄罗斯公民。对此，詹姆斯敦基金会在《“出租土地”案例显示俄罗斯-中国关系的脆弱性》报告中，不谈该项目为当地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发展利益，却借这份协议谈论另外一件事，“尽管2010年官方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在此地区的人数不到贝加尔湖地区总人数的0.1%……‘20年内贝加尔湖地区的中国人将会比俄罗斯人还多’，这无异于使得该地区‘被中国兼并’”。报告在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谈道，“这一例子清楚地表明俄罗斯-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更为广泛的影响，这使俄罗斯陷入一种极其不利的境地”。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欧亚天然气的开发持乐观态度，但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国维持其经济发展和优势的努力包括建立‘新丝绸之路’——这一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体系将从太平洋扩展到大西洋。如果建成，其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天然气在这一项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带一路’尤其突出天然气项目……是这一倡议的‘骨干’”，但是“如果要真正实施，中国应允许西方国家的公司，包括北美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公司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事业中，从而加强中国自身的安全以及与整个世界的合作”。

在应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一事上，美国智库看起来比美国政府还要着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为什么美国国会必须通过TPP？》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应对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倡议，最后得到的却是令人丢脸的外交失败。中国已经推出并承诺为连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新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OBOR）——投资，旨在加深中国与其邻国的相互依赖”，“美国的11个友好国家把自己的未来押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因为美国能够通过这一协定继续与这些国家保持相关的联系，这是美国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关键因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提出的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直接投资和贸易来加强邻国与本国的经济联系。我认为，中国这么做是为了更加吸引长期对其小心翼翼的邻国，并削弱美国对这些邻国的吸引力。这是中国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抗衡，而且中国看起来十分严肃。现在该是美国严肃的时候了，成功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立法计划将是这一行动的开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美国对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和动向也比较关注。总体来看，美国智库对安倍晋三政府能始终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的《日本会有超越TPP的经济大战略吗？》报告认为，“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第二大创始成员国，东京方面在设置世界经济最强劲地区的未来规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需要把日本视作全球舞台上的主要经济参与者，制定亚太地区的新规则……不仅有利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一定会给世界带来繁荣。‘新经济秩序’将由两个主要经济大国共同制定，即日本和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支持其‘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应该努力，“使它有机会去取代中国的举措”。报告在最后恨铁不成钢地写道，“当年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议被美国断然拒绝，就像现在亚投行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强烈反对一样。但与中国的亚投行不同，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提议无疾而终”。

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中，印度的关注点始终有两个：一是愿意参与，但要有规则制定发言权；二是对其邻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的密切合作抱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在11个印度智库的数十篇报告中，普遍能看出这种关注的明显痕迹和复杂心态。

印度智库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态度，与莫迪总理的态度变化节奏基本上保持一致。莫迪执政后，公开表示要将其在古吉拉特邦执政的经验推广到全印度。此前，莫迪总理在执掌古吉拉特邦时，成功地将其打造成了印度的“广州”，造就了振奋全国的经济奇迹。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莫迪政府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印度洋地区推广“海丝之路”和“海茶之路”，并在访美期间高调宣布，21世纪将是“印度时代”。愿景设计得很好，但是他遇到了资金问题。没钱，图画只能挂在墙上。为此，莫迪上台伊始，即出访美国和日本，但效果并不佳。在日本，他虽然得到安倍政府未来5年向印投资350亿美元的承诺，但在民用核电和高铁这两个印度期望值最高的领域，却无果而返，且350亿美元的口头承诺对亟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印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在美国，奥巴马比安倍政府还抠门，虽然走了红地毯，见了不少政要，发表了演讲，两国关系看起来得到提升，但在出钱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更是金口难开，要钱之行几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特别过分的是，奥巴马不但不给钱，反而借机敲诈莫迪，以高价同印度签订了军购协议。后来，好不容易把奥巴马请到了印度，好吃好喝好招待，希望美国大叔能多掏些银子，结果手头拮据的奥巴马只能拿出4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还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莫迪发现，属于“民主系统”的国家，真的是既吝啬，又“为富不仁”。“民主兄弟们”在一起扯扯闲篇、侃侃大山，说说理想、谈谈理论，给“非民主系统”国家找些碴、捣捣乱，弄些“颜色革命”之类的把戏，只要不动用自己口袋里的钱，怎么着都行，但是真要让“民主兄弟”掏出些真金白银，帮穷哥们儿解决点儿实际困难，日本人靠不住，美国人更靠不住，何况美国“老大哥”现在也是罗锅上山——钱紧。无奈之下，莫迪开始找自己人出钱。在美国有不少大财阀、大地主、大企业家是印裔，他们口袋中有钱，又是自己人，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因此，莫迪在访美期间，频繁接触在美印裔财主们，动员他们慷慨解囊、为振兴印度经济出力。但是，结果令莫迪大失所望。这些财主们不但不准备继续在印度加大投资，而且纷纷表示要撤出目前在印度的企业和投资。他们的理由是，印度政府含混不清的经济政策、难以预测的红头文件、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以及令人头痛的腐败现象，让印裔美国人吃尽了苦头。难怪莫迪在日本、美国转了一圈之后，不得不重新开始想别的辙弄钱。

这还不算完，一门心思攀富亲戚、爱较劲的莫迪突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他执政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印度对华出口下滑了近20%，而进口则增长了18%，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了近30%，达到历史性的480亿美元，接近印度贸易总逆差的三分之一。这还了得，进项没有，开销却越来越大，怎么再在印度复制若干“广州”？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精明的莫迪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中印崛起真是零和博弈吗？两国发展路径和利益的重合真会导致冲突与对抗吗？“一带一路”真的会压缩印度的发展空间吗？中国真的想取代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权吗？印度的人口红利和战略价值能换来西方国家的慷慨解囊吗？面对这些问题，估计莫迪总理应该是伤透了脑筋。

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家拉贾·莫汉（Raja Mohan）评论说，“莫迪正在抛弃针对中国的过时战略，他已经认识到，如果赋予安全部门对经济政策的一票否决权，印度就不可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建立严肃的经贸关系”。当然，莫迪总理抛弃过时的对华战略，依然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指出，印度有潜力成为“丝绸之路”上服务业的中心，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印度媒体也多次报道说，中国正在向印度学习有关服务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这种现象，印度智库研究员有所察觉，但他们对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则津津乐道。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发布的《澳部长寻求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报告，对2015年4月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再次访问印度以确保自由贸易协定的顺利签订津津乐道，甚至不顾印度的实际国情说，“澳大利亚的奶牛产量是印度奶牛产量的五倍，通过两国之间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这种差距将会缩小，从而更好地造福于印度人民”。

在南亚区域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德里政策集团、地面战争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观察研究基金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南亚分析集团、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等智库均发表了自己的报告。德里政策集团的《南亚的努力：在中国反常的影响中寻求一体化》报告承认“南亚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因为南亚各国间存在信任赤字，南亚地区的区域安全机制无法发挥其效力”，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成为南盟的正式成员国，并且将会获得对南盟事务的否决权”，“中国与南亚各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可取的……中国也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并真诚地面对南亚各国”。地面战争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就印度国防部部长访华为切入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估，最后强调“经济走廊更适合被称为战略走廊，因为它将使中国在波斯湾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印度将会根据该经济走廊带给中巴两国的红利来制定相关政策”。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战略崛起是寻求区域霸权还是和平崛起进行了实质性分析，认为“中国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使中国成为地区及全球的贸易主角……‘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将推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作为促进民间交流的通道，这标志着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其软实力”，“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的怀疑也不无道理。美国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的确令人怀疑”，报告建议“美国如果想要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建设性战略与中国交往，而不是遏制中国”。该中心罕见地以三个惊叹号作为报告的标题——《连接中国！！！》，其强调了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一带一路”对印度的意义，指出“中国大使馆对本智库的帮助暗示了加强两国间的战略信任是十分关键的”。

观察研究基金会则在观察印度面对“丝绸之路”倡议时的两难处境，指出“印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的远远超过经济意义……虽然新德里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其官员提出最终无论是接受或拒绝北京的邀请，在此之前印度都要了解该倡议的具体细节”，“印度必须权衡支持与不支持该倡议的战略后果，而最后印度必须打破这种困境，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应对北京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该智库在《为什么印度应该加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报告中认为，“中国也诚挚地邀请印度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度对此的态度仍旧很冷淡。印度的这种冷淡反应的原因在于不确定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实施，怎样实施，以及是否符合地缘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否充分考虑到安全因素”。综合分析后，报告指出，“印度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机会，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项目中来……积极参与其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印度如果不参与进来就可能被南亚国家孤立”，“印度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中国的邀请，同时也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在区域问题上的眼光显得比较开阔，其发布的《印度洋：多边主义站稳脚跟》报告认为印度洋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印度一家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印度洋“海上安全形势清楚地表明其需要基于共同的文化、问题和挑战建立起多边机构并共同协作”，当前可行的旨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举措主要是北京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联合开发海上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进而强调中国与其他印度洋国家的‘共同命运’”，报告认为，“未来印度洋将会继续吸引外来大国势力和多边机构如印度洋沿岸协会的关注，这些多边机构有可能在‘管理竞争’和解决‘不安全感’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南亚分析集团认为，印度应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战略空间。题为《印度为中国进入其东部地区腾出战略空间》的报告这样写道：“印度似乎也决定加入中国提出的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BCIM）经济走廊项目，该项目旨在在南亚和中国西南部地区之间开通陆上通道”，“将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与印度的东北部连接起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有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可能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反过来，整个地区的繁荣也有助于孟中印缅项目的实施。也许这就是莫迪总理决定与中国共同完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从而搁置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这一历史问题”，“印度必须承认某些事实，即印度将为中国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进入其东部地区分享战略空间，这与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致的。这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和政治影响力在相关地区的扩展铺平了道路，而且这可能会以牺牲印度的利益为代价。印度数百年来一直是该地区的霸主，地区偏见以及昔日的民族冲突，使得印度失去其优势，这导致冲突、管理不善和缺乏发展的恶性循环”，“印度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会巩固其‘东进’政策，同时扩大其与邻国互联互通的总体战略，通过实现整个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战略目标从而增强本国的软实力”，但是“印度必须密切监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的进展和运作，以免其与中国之间的主权问题影响其东北部地区的长远发展”。

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对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十分感兴趣，但态度表现得介于友好与不友好之间。在《中巴经济走廊：前景与问题》报告中，其认为“互联互通是一种原则，它对一些项目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引起印度战略和安全机构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促进互联互通会导致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通过通信线路和信息情报渗透到印度，这当然会对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印度-中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报告还认为“在战略层面，这条走廊被认为是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建设从新疆到瓜达尔港的战略陆地桥或大陆桥进入印度洋”，“从长远来看，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中巴经济走廊有可能使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断增强”。报告认为，“尽管中巴经济走廊的部分目标可能会实现，但是这一项目将不可能以原来构想的形式实现……印度也需要加强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存在，并采取适当的反击措施来抵制中国在瓜达尔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布局：夸大、危害与经济影响》报告中，该智库认为，“460亿美元（中国宣布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这个数字不仅成了新闻头条，而且其背后的细节也被无限夸大了”，“巴基斯坦、印度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就是这个数字，其他关注点是：中国将如何成为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如何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并将如何改变该地区的战略平衡等。但是，夸大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宏伟计划似乎有点过头，而印度必须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保持密切关注，当然印度也不应该对每一次中巴合作都反应过度”。报告建议，“就印度而言，它最反感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将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力度逐步增强，这将对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印度没有理由过分担心，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是要“包围印度”——这似乎并不是这一项目的重点”。

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方面，观察研究基金会发表的《为什么印度应该加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报告认为，印度被称为是确保“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能够成功的关键国家，“考虑到印度巨大的发展需求及其庞大的市场，中国应该利用双边合作（海事方面）的巨大潜力与南亚国家改善关系”，“总体来说，正如印度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样，它也应该参与到‘一带一路’计划中来，中国人似乎认识到，印度将对该项目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印度确实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目前中国在钢铁、机械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既有多余的资本，也有过剩产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似乎已经表达了自己与中国扩大经济和商业联系的意愿”。该基金会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政策》报告中，借用南亚智库代表团之口，认为“南亚智库代表团成员普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概念，尽管他们也提出一些担忧。其中也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挑剔和指责，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对该倡议是‘只管兜售概念，却不解释具体细节’，中国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细节，每个相关国家都需要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整合其国内经济与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塔克西拉研究会的《印度和“一带一路”模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带一路”的内容，以及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会使欧洲发达国家连接在一起，也会使东亚国家连接在一起。印度需要十分谨慎地对待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指出“古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带来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正在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重演。印度政府希望其可以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来，例如建设数字化印度以及实现印度与‘信息丝绸之路’（通过光纤、主干线和海底电缆促进各国电讯的互联互通）的完美连接。印度可以从参与全球挑战性项目（如‘一带一路’）中获得巨大利益”。

南亚智库根据莫迪总理的竞选演讲和访华谈话，就中印关系如何发展进行了阐述。其在《印中关系将如何发展》报告中，认为“莫迪访问中国期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铁路系统，尤其是‘动车’。中国的动车运行时速可达每小时300～350公里”，“莫迪在其竞选演讲中表示，将搁置中印边界问题，但同时警告北京停止‘扩张’”，“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总人口超过25亿，它们共同拥有400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中国正准备尽快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而印度也打破自身发展的桎梏，正在发展成一个经济和政治强国。因此，两国应该相互合作，互惠互利”，但是“印度不仅要与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且要严格执行‘信任，但要核查’（这是1987年美苏中程核武器协议谈判时，里根旁敲侧击地对戈尔巴乔夫说的一句他最喜欢的俄国谚语，意思是他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承诺，但还必须有个有效的验证机制。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一句不朽格言）的政策”。

欧洲国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和推行的重要区域，也是两条丝绸之路的重点。着眼于布局欧洲，拓展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转圜空间，应该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战略目标之一。具体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德国、荷兰、意大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通过东南亚、南亚，再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两条丝绸之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和拓展，将对沿线国家起到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对这一战略的终点欧洲来说，无论是地处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德国的汉堡港口，还是位置相对偏远的英国、法国等，其都将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行的重要战略支点。

2015年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欧盟总部。这是继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欧盟总部迎来的又一位中国贵宾。两次访问唯一的区别是，欧盟领导人已经换成了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不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范龙佩和巴罗佐了。与巴罗佐相比，容克在振兴欧洲经济方面的急迫性更强，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热情显得更高。他上任不久就推出以刺激欧洲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总额超过3500亿欧元的“容克计划”。根据该计划，3500亿欧元的庞大资金只有部分来自欧盟本身，其余的需要依靠外部的支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容克计划”获取外部资金支持的重要来源。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无疑又为“容克计划”的融资提供了关键渠道和重要平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与“容克计划”对接吗？这是欧洲的智库和各国政府、媒体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此，其翅膀在拼命扇动，力图形成“好雨知时节”的融洽气氛，努力寻找和论证两个战略对接的利好理论。目前看来，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容克计划”对接的氛围已经基本具备。首先，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一个团结的欧盟和一个发展的中国，是彼此的共同期待。对欧盟来说，希腊债务违约问题、英国试图脱离欧盟问题，其核心都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欧元区和欧盟将面临解体的风险。这是欧盟领导人最头痛也最害怕的局面。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形成的巨大产能如何释放、经济如何转型，“中国制造”如何升级、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关键“瓶颈”。解决好了，中国的发展将上一个新台阶、迈入新阶段、打开新天地。中欧双方面临的不解难题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迎刃而解。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欧盟国家进行投资和建设，这将是解决中欧发展战略难题的“良丹妙药”。尤其让欧盟领导人感动的是，在希腊因债务违约可能会成为史上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盟总部时，提到“希望希腊留在欧盟”，回应了容克和欧盟的期待。

其次，“容克计划”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极大的内部需求，前景光明，但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实施。目前，欧盟主要依靠由欧洲央行主导的针对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开动印钞机，加速印刷欧元纸币。这种靠打“强心剂”的方法，短期可行，但长期为之，后遗症将十分严重。“容克计划”要真正实施，欧洲经济要实现振兴，欧盟必须走出目前的量化宽松路子。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及其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经准备好了足够资金和相关配套措施，正在积极找锅下米。目前的局面是，欧洲有锅，中国有米和柴火，彼此理所当然一拍即合。

最后，2015年是中国和欧盟建交40周年。在40年的交往历史中，双方虽然经历了制裁和反制裁、光伏纠纷、政治较量等一系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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