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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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建国的历程试读：
创业
1845年出版的《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南》一书，记载了兰斯福德·W·黑斯廷斯与一百六十人结伴远行的一段经历。他们于1842年5月16日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出发，横越大陆：瞧，大伙儿欢欢喜喜，打打闹闹，满怀着美好的憧憬上路了，
我们就这样地向“西部世界”这片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挺进了。
这里弥漫着感情融洽、目标一致、休戚相关的和谐气氛，似乎表
明，尽管在我们那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出现了一些恼人的场面，
但这里始终保持着秩序、和谐和安宁。我们离开安全的故乡，刚
踏上旅程没有几天，一种“美利坚人性格”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所有的人看来都决心要管人，而不要被人管。这里，没有法律，
没有秩序，也没有约束。在混乱和动荡的初级社会的各个局部中，
我们处于自然状态！有些人忧愁，有些人欢欣；勇敢者心怀疑虑，
而怯懦者不寒而栗！在这一片混乱中，领队提出“停止前进”，
支起帐篷，大家来为这支队伍未来的管理制定一部法典，这一建
议迅速得到同意，每个人都按照要求，分担起立法的责任。* * *
这个国家并非创建于一时一地，而是在人们的亲眼目睹下不断地发展起来的。在这西部世界的茫茫荒原中，美利坚人在创建着新的社区，也在改造着旧的社区。在美国革命以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甚至还在内战爆发之前——这个与母国远隔重洋的边远拓居地，竟发展成为一个大陆国家。第一卷 共同性美国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在合众国境内有多种土壤和多
种气候；还有各具特色的不同地区；不能为一切事物定下一个准
则。——哈利特·马蒂诺
美国是在寻求共同性的过程中发展成长的。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这个年轻的国家不是在发现中而是在寻求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它的繁荣昌盛并非由于它的方式方法完美无缺，而是由于这些方式方法的不断变化。它接受一种一贯的信念，即认为世界上会出现其他的或更好的事物。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人们在寻求共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这种文化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完美的理想，还不如说在于甘愿满足低于理想的事物。美国人很乐于让事物发展和前进。试问在这以前，人们什么时候曾把如许信心放在意想不到的事情上呢？第一编 多才多艺的新英格兰人我歌颂新英格兰，因为它在每一片大草原上燃起了它的火
焰……——威廉·埃勒里·钱宁(1)
美国清教徒的这座“山巅之城”繁荣发达，因为它是一座海上的城市。如果他们是在一片与世隔绝的内陆——某种美洲的瑞士，或某个群山环抱的山谷——建立他们的乐园，那么新英格兰，或者美国发展的历史将会是多么不同啊！海洋帮助新英格兰人找到了资源。这些资源并非在陆地上找到的，而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及在全世界找到的。海洋大大地开发了新英格兰人的市场和他们的智慧。
谁会预见到清教徒们竟变成了精明的新英格兰人？在旧世界以僵化的教条主义著称的一种人，在这里怎么竟成了机灵精明的典范？素称目的单纯、守旧的英国人，怎么竟成了新英格兰多才多艺的能人？那些一贯只知道把眼睛盯着天国之路的英国人，怎么竟会产生出一种开拓新市场的非凡眼光和选择投资的奇能？
新英格兰人证明：美国人能走遍天涯而不失故土，他们能固守世代相传的家园。数以百计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们被用船送往国外，他们闯荡江湖而又永不脱离新英格兰。
新英格兰的世界主义，不知如何竟使它成为这个新国家中最具有殖民地色彩的地区。把十七世纪北美洲清教徒从乌托邦思想中拯救出来的那一套组织，如今又帮助他们的后裔去应付层出不穷的种种难题。新英格兰人比大多数其他北美人更多地掌握着旧世界的各种技巧。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旧世界的技巧去抓住新世界的机会。
在国家生活的开创时期，新英格兰人是文明的移植者。如果说，弗吉尼亚的农村绅士好比是英国的乡绅，托马斯·杰斐逊好比是西部的乡绅，那么，波士顿的企业家也就是曼彻斯特的企业家了。新英格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与卑贱移民的一个据点——对于这个新国家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其人口和疆域的比例。它的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和思想倾向等条件，使其成为那不甘心死亡的旧世界与尚未真正诞生的新世界之间的文化上的过渡地带。1 海洋通向世界(2)(3)
海洋是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巴比伦和锡安山之间的直接通道。它既是从殖民地通向母国的水道，又是把移民们同贫穷、堕落，以及王朝纷争隔离开来的鸿沟。它是通向全世界的大道。
海洋对谁都一视同仁。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它输送到任何地方。它把新教徒、《圣经》和神学课本送到这儿，建起了一座山巅之城。它把朗姆酒运到西非洲去换取奴隶，让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劳累到死。(4)它把鸦片从士麦那运往中国。海洋的多才多艺也就是新英格兰的多才多艺。
海洋杳无人烟，除了航海者在船上自己创造的文化之外，海洋本身并没有文化。海洋是新英格兰人的幸福，它使他们能够漫游世界而又不遗弃家园。漂洋过海到新英格兰来的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在船上紧密团结在一起，除了上帝和风雨外，他们无所畏惧。在海上，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五月花号公约”在他们登岸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像温思罗普的以“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典范”为主题的船上布道，把这个尚在航行中的社群紧紧结合在一起。航行中的海上社群，与日后那些走陆路西进的美国人不同，他们不会因看到从未见过的动植物而害怕，也不会受到野蛮部落的威胁。陆地旅行的人们，观赏着各种奇异景色，一路上他们宿营，分散，甚至安家落户。但是把新英格兰人送到他们的乐土的这几艘船，却使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在到达这里时，他们比离开故土时变得更为密切，更为与世隔绝，也更为团结了。
到十九世纪初，新英格兰人就已学会与加尔各答的印度商人，中国的皇帝和官吏打交道了，但是他们的特点是忘不了家乡。儿时故乡的农庄和鸡雏，常常使海上的船长梦魂萦回。一旦他退隐田园，农舍屋顶上的“屋顶平台”就是他追忆海上生涯的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以海为家。杰斐逊指责说，商人是没有故乡的人，这只是南部人的偏见，同时也说明他一点也不了解新英格兰人。弗吉尼亚人很少懂得浪迹海上的新英格兰人的气质，他们航行得越远，思念故乡之心越切。杰斐逊热爱弗吉尼亚，是出于他对蒙蒂塞洛庄园及其在阳台上所见景色的怀旧之情。但是马萨诸塞人对其“故土”的感情——亚当斯家族、帕金斯家族、杰克逊家族、卡伯特家族和李家族的新英格兰爱国主义——虽然同样深刻，但又更为宽广。他们热爱的是一个精神上和商业上的总部。
从马萨诸塞殖民地初期开始，海里的财富就已用来弥补陆地的贫瘠。弗朗西斯·希金森于1630年写道：“海里鱼产之丰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是肯定不会相信的。”第一批殖民地开拓者发现这里不但有鲐鱼、鳕鱼、鲈鱼和大龙虾，还有“鲱鱼、大菱鱼、鲟鱼、红鳕鱼、黑线鳕鱼、鲻鱼、鳗鲡、螃蟹、大梭鱼和牡蛎”。在十七世纪结束以前，捕鱼业是马萨诸塞湾的主要行业。鳕鱼对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价值，就像烟草对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价值一样。如(5)果像那些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所说的，旧领土是建立在“烟雾”上，那么清教徒的共和国则是建立在咸水上。新英格兰的捕鱼人，正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渔民一样，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那种保守性。要使捕鳕人改为捕鲐人或捕鲸人，其难度有时似乎不下于使英国人变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然而，如果说烟草和不久前成为南部主要作物的棉花使南部越来越深地扎根于土地，那么渔业则把新英格兰推向了世界。
海上贸易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它要求当机立断，对于无利可图的船货要能舍得抛诸海中。它要求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奇缺的货物赶紧运去销售。要有随时随地做成意外买卖的本领。如遇战争或风暴危及航行安全时，要能把目的地广州改为加尔各答。如果继续航行无利可图，还必须迅速连船也卖掉。船长和船上的商务负责人，对于变更投资方向，改变航行目标，放弃航行以及回家等等，有全权处理。总之，怎样最有利就怎样干。
1784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会议室挂一条鳕鱼标本，作为捕鳕业对马萨诸塞州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的象征”（这一标志一直在会议室挂到二十世纪中期）。对这种神圣的鳕鱼来说，真可谓过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本身就是新英格兰渔业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正是为了给渔民提供服务，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拓者开始自己造船，从而使英国人有理由对殖民地的商船生起嫉妒之念。马萨诸塞州的反叛者的聚会处所法纳伊尔厅，被丹尼尔·韦伯斯特称为“美利坚自由的摇篮”，这一会议厅系由彼得·法纳伊尔捐赠。法纳伊尔是一位波士顿商人，他就是靠把新英格兰鳕鱼运销远方市场而发迹的。
在新英格兰渔业的全盛时期，新英格兰渔民的捕鱼量更大了，他们的捕鱼所得构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这一情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种盛况在美国革命发生前十年就已消逝了。在革命的年代，新英格兰渔业凋敝，这主要应归因于战事的干扰和战争的需求，而受到英国法令的影响较小。例如，在1774年，查塔姆这个小城镇还有二十七条捕鳕船，十年以后就只剩下四五条了。纵帆渔船被装备成了武装民船，热爱和平的渔民则成了海上的战士。
这场独立战争，对于美利坚人赢得独立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这时，新的财富来自掠捕对方的商船。一个十八周岁就当了捕鳕船船长的乔治·卡伯特，就是这样发了财的。不列颠帝国以外的巨大世界，一度只对走私贩开放，这时引诱着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商人。马萨诸塞州的(6)约翰·亚当斯用“不准捕鱼就不停战”的口号，在1783年与英国签订的和约中获得了在整个英属美洲海域捕鱼的广泛权利。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渔业确已复兴之时，真正使新英格兰人动心的是为老商品找寻新市场，和为新商品找寻老市场。
有关这方面寻求的事例是数不清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早已被遗忘了的人们的故事——在他们的时代，冒险是家常便饭——和一些已被遗忘的商品的故事。塞缪尔·肖少校和销售人参，就是其中一则有趣的故事。
1784年8月30日，第一艘到中国去的美国船抵达广州。那次航行事务的负责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战士，波士顿人塞缪尔·肖少校。当肖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时，他曾转战于特仑顿、普林斯顿和布兰迪瓦因等地，也曾经与华盛顿将军一起在福奇谷共过患难，还目睹过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士兵的叛变。1783年12月，他曾亲聆华盛顿向其属下军官发表的催人泪下的告别演说。翌年初，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重新过起贫穷的负债累累的平民生活。后来，有几个商人买下了一艘三百六十吨的货船“中国皇后号”，而且筹划了一笔向广州出口人参的买卖，他们指定肖担任船上的商务负责人。1784年初，他驶离纽约港，向东航行到佛得角群岛，并欢庆第一次通过赤道这一快事，他看到鲸鱼、剑鱼出没于波涛之中。六个月以后，这艘船终于抵达富有异国情调的爪哇和澳门的海岸，并向广东进发。
在这些新英格兰人的船挂着美国国旗到达中国之前，对于人参——一种产于中国和北美的珍贵药材，为中国医生推崇为一种催欲剂和延年益寿的补品——在整个中国的年消费量，被认为至多四吨。但是仅仅这第一艘美国船就运来了十倍于此数的人参；在第二年内，他们输往中国的人参又超过了一倍。人参的需求量和价格始终维持不衰。在人参交易中，美国商人得到了茶叶和其他畅销的中国商品，这又使他们获得厚利。
肖在其航海日志中说，起初，中国人不太明白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区别。“他们把我们称作‘新民’，等我们摊开地图，使他们对我国的幅员、现有人口及人口增长情况有了一个概念以后，他们对于自己帝国的产品将拥有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显得十分高兴。”
这些新英格兰人的足迹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1784年，乔治·卡伯特船队的一艘船第一次挂了美国国旗航行到俄国的圣彼得堡。从塞
(7)勒姆启航的船只，到非洲西海岸去做买卖，它们从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运来了调清漆用的硬树胶，从巴西运来了橡胶和套鞋。波士顿的船为爱尔兰的饥民运去了食物。它们顺路运来了夏威夷的檀香木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水獭皮，作为偿付中国茶叶的通货。还有一些船则出没无常——在南美或加利福尼亚找到了廉价的兽皮，运回去供应家乡新建的制鞋工厂。他们找到了南半球最好的咖啡，运回制造抗疟疾药奎宁的秘鲁金鸡纳树皮、织麻袋的黄麻、调制漆和油墨的亚麻子油和油漆船只和家具用的虫胶。
对于新英格兰来说，生意无论大小，货物无论珍异平常，它都有胆量经营。塞勒姆很快就成了细小的胡椒子贸易的集散中心，这种东西在发明冷藏技术之前到处需要。1791年由美国加工出口的胡椒粉不到五百磅；1805年时，美国加工出口的胡椒粉达到了七百五十万磅，几乎包括了苏门答腊西北部全部胡椒产量。新贝德福德和楠塔基特的巨鲸，长期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捕鲸人往往冒着生命危险，在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上追捕巨鲸，每次甚至持续三年之久。
在遥远的地方，新英格兰被当作这个新国家的名称。在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水獭皮产地，“波士顿”一词成了整个合众国的同义词。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南太平洋群岛上财运亨通的土著商人以为塞勒姆“是一个国家，是地球上最富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新英格兰的海上冒险事业是断断续续、变化无常的。在革命以前，这一行业大多不受法律的保护。后来，它的许多活动，也像新的海运路线一样，危险而多变。对比之下，过去航海者们的那种冒险精神黯然失色了。在旧世界，海上贸易的利润都流进了传统的渠道。例如，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海上贸易继续为东印度公司之类的机构所主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这类机构有它们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做法，而且也受历史悠久的国家政策的约束。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常为一些碌碌无能的富家子弟提供职位，这并不是偶然的。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海陆军官也都是系出有权势的贵族。几乎从未听说过一个普通海员可以成为大副或船长——因为他缺乏教育，不善辞令，不懂礼貌，也没有“背景”。但是，在新英格兰，年轻人从普通海员做起，可以出人头地，指挥他们自己的船只。贝弗利有一位船长，在塞勒姆的一条船上当过普通水手，他记得他过去那条船上的十三名船员，每个人都已成了一条商船的船长。由于新英格兰没有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也没有任何海上冒险的严格传统，它的航运业受到卡伯特、杰克逊、李、希金森、珀金斯这些暴发户家族的控制，他们都善于为自己找到市场，取得成功。新英格兰既没有军官辈出的贵族世家，也没有英国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的“老水手”那样的航海无产阶级。2 开辟财源——远销东西印度群岛的冰块
新英格兰并不种植胡椒、咖啡、糖、棉等作物，或可以向世界销售的任何其他主要农产品。新英格兰最大的财源就是人们的才智。由于善用海洋，新英格兰式的足智多谋把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变成了商品。有一句流行的挖苦话道：“新英格兰什么也不出，只出花岗石和冰块。”把遍地石头的土地和严寒的冬天转化为牟利手段的能力，就是新英格兰式的聪明才智的绝妙例证。
几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把冰用于夏日消暑还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享受。古罗马人把雪当作一种稀奇的东西从山上取来。有史以来，饮食始终受到季节的限制。一般说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只有在其刚成熟时才能吃到，鲜肉也是现宰现吃，牛奶则是从奶牛身上随挤随喝。大约在1800年，有一张制作乳酒饮料的配方嘱咐家庭主妇说：“一夸脱苹果汁里加上精制白糖，拌入捣碎的豆蔻，然后去挤牛奶，把它倒进果汁。”在使用冷冻法之前的时代，牛奶只能制成白脱或干酪来储存，肉类则要经过晾干或腌制才能保存。所有食物都加上香料，以更换花色品种或借以掩盖陈腐气味。
在十八世纪，在巴黎、伦敦或北美殖民地，只有权贵之家的餐桌上才见得到冰淇淋。在英国绅士的乡间私邸里，偶尔也可见到一只用冰的冷却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皇家总督的官邸、芒特弗农的华盛顿官邸、蒙蒂塞洛的杰斐逊官邸和阿希朗的门罗官邸都有一个冰窖，作为其豪华设备的一部分。在十八世纪末，费城的一些家族合用一个冰窖，在剑桥有一座富裕的庄园建有一个自备的冰窖。1626年冬天，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因在雪中作冷藏一只鸡的试验而患感冒，以致一病不起。从此以后，普及应用冷藏法几乎一直没什么进展。
在同纬度的地方，北美的夏天比欧洲热，因此食物的腐坏也更快。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一些不友好的欧洲旅游者在提到美国的饮食时，总是特别爱把腐败的肉类、变质的鸡鸭、发臭的奶油和变酸的牛奶当作话题。
后来，在美国内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冰的消费量猛增，超过了过去整整一千年。1860年的时候，家用冰箱（这是美国新近创造的一个词）在发展中的美国城市里已经成了普通的东西，一些烹饪书中已把它列为当然的设备。《戈代氏妇女手册》（1850年8月版）中谈到，冰淇淋已经像生活必需品那样成为一种普通食品。据说，宴会上如果没有冰淇淋，就好比是早餐没有面包或正餐没有烤肉一样。纽约的有些家庭甚至整个夏天都饮用冰水。
城市的迅速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远离鲜奶、肉和蔬菜的产地。与此同时，家用冷藏库的不断增加，也扩大了冰的需求量。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新奥尔良一年消费的冰还不到四百吨，而十年内冰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再过十年增加了二十倍，到南北战争前已增加了七十倍。在同时期内，纽约、波士顿这类北部城市的冰消费量几乎同样惊人地增加。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新英格兰商人苦于高税率，同时往返于加尔各答至欧洲航线的波士顿航运业又大幅度下降，这时候，新兴的制冰业为新英格兰的出口贸易提供了一种主要的商品，从而挽救了波士顿港，也连带复兴了波士顿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
美国食品的“冰镇时代”开始了，它着重卫生、营养、提神和健康，更甚于口腹之乐。在二十世纪中叶，“冰”字与许多词结合，提供了大量新的复合词，其数量之多也许超过美国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
有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图德的波士顿人，他在把用冰变成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方面，比其他任何人所起的作用都要大。后来，大家都叫他“冰王”。他是一个新英格兰型的雄心勃勃的生意人，而不是霍(8)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主人公。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具有踏实、节俭的美德，而是因为他具有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精力充沛以及有时不顾一切的劲头。他不是一个体谅别人、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和生活俭约的人，相反，他蛮横、自负、藐视对手、对敌人心狠手辣。虽然他在竞争中劲头十足，但他还是喜欢合法的垄断。他并非穷人发迹，而是像许多殷实的马萨诸塞商人那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去发财致富，包括利用其家族关系和本人的社会地位。
图德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约翰·亚当斯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后来任乔治·华盛顿的军法署署长，然后又执行律师业务，颇为成功。他的三个兄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但独有弗雷德里克从十三岁就开始经商。正是他为他的兄弟们提供了职业，并在最后重振家声。尽管他知识广博，求知若渴，他把工作和实干生活认为至高无上。他不喜欢懒散的“学者”生活。有一次他到哈佛大学去看望他的兄弟约翰，见到约翰的房间杂乱无章，到处乱放着他的同寝室的浪漫派画家华盛顿·奥尔斯顿的画具，他觉得担忧。
1805年冬天图德刚刚二十一岁时，在一次欢乐的波士顿社交集会上，他的兄弟威廉忽然心血来潮地问道，为什么不把附近池塘里的冰收集起来，运到加勒比海的一些港口去销售呢？弗雷德里克采纳了这一建议，似乎要证明，对于新英格兰的贸易来说，任何事业都不会被看作是荒唐可笑，任何商品也不会被认为太普通而不屑经营。他买了一本笔记簿，称之为他的“冰库日志”，并于1805年8月1日在上面记下了第一笔账，这是新英格兰商业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记录。在笔记簿的皮封面上，他印下了一句格言：“一经受挫就退缩，不再进击就丧失成功信心的人，无论何时在战争、爱情和事业上也决非英雄。”
这一年内，他投资一万美元，将一百三十吨冰用船运往酷热的马提尼克岛。所有的波士顿人都笑他是个疯子。然后，他又前往马提尼克岛，亲自教给他的顾客对象怎样保存和使用冰块，以促进销售。1806年3月10日，他从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写信回来说：一个开办蒂沃利花园的人坚持说，在这里做不成冰淇淋，而
且没有等拿到家连冰也全化了！我对他说，我已经在这里做成了
冰淇淋……我还决心要使这些人相信，他们不仅能用冰，还要像
别的地方那样，制作出一切高级的冰冻食品。为此，我定购了四
十磅冰，相当热情地叫他准备好奶油，我将在早上到他那儿去，
给他把奶油冰冻起来。我那样做了，这个蒂沃利人卖冰淇淋第一
天就收入三百美元。从此以后，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在马提尼克岛的这笔生意赔了将近四千美元，因为整船的冰块在六个星期内全化掉了。
图德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把做冰生意变成一个赚钱的买卖。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奋斗：取得冰块生意的合法垄断权；取得在查尔斯敦、哈瓦那、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建造冰窖的独家经营权；控制新英格兰的产冰池塘；在他的船只所能到达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造成人们对冰、冰镇饮料、冰淇淋和冷藏水果、冷藏肉类以及冷藏牛奶的需求。有一段时间，图德出售的冰过的饮料与没有冰过的饮料价格相同，以培养对冷饮的爱好。他还在医院里表演用冰。凡是在他能够建造有效的冰库的地方，他对其竞争者总占着很大的优势：他的冰可以只卖一便士一磅，直卖到他的竞争者船上的冰在码头上全部融化，然后他再提高价格，把利润赚回来。“喝吧，西班牙人，凉快凉快，”他怂恿着西印度群岛咖啡馆里那些汗流浃背的顾客，“我为这种生意吃尽了苦头，也许可以回家去过过富裕的日子了。”
如果他没有征服技术方面的难题，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百折不挠地专心致志于设计一种高效的冰库。他不顾哈瓦那正流行着黄热病，坚持到当地做试验，他试用了各种想得到的隔热材料——如稻草、刨花、毛毡等等。他手里拿着表，站在他的哈瓦那冰库外面，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测定冰融化的水量。他对不同设计的冰库的效果以及打开冰库门对融化速度的影响一一作了记录，终于设计成了热带气候下的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冰库。老式的地下冰库每个季度的融冰损失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图德设计的冰库融冰的损失不到百分之八。
为了向热带地区提供大量的冰，图德必须设计出采集新英格兰池塘里的冰块的好方法，以便于运输和储存。十九世纪初的采冰作业，是用手工吃力地将冰切割成大小不一的形状。如果出现暖和的冬天（如1818年），新英格兰池塘供冰减少，那么一条波士顿双桅船的船(9)长会率领船员冒险用大镐和撬棍去挖拉布拉多的冰山。这种形状不规则的冰块装船很麻烦，储存也很不经济。船长们一般都愿意其驶往南方的船只用冰块压舱，而不愿用石头压舱；但船东表示反对，因为这些冰块无法装得严实，它们在舱里老是滑动，而冰化成了水还会损坏其他的货物。因而很有必要研究出一种方法，从天然冰大量生产出规格统一的冰块。
由于一个幸运的合作，图德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借用了另一位出身名门的剑桥人纳撒尼尔·贾维斯·韦思的才智。此人继承了弗雷什池塘岸边的一部分产权，这个池塘是剑桥地区最好的产冰地之一。韦思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但韦思本人却像图德一样，不进哈佛而投身商界。他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把弗雷什池塘旅馆经营得十分成功。这家(10)旅馆备有划船、十柱戏滚道和其他娱乐设施，成了吸引附近城市游客的消夏胜地。1824年，韦思当了图德的制冰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专门在冬天采集弗雷什池塘的冰。不久，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彻底改革了采冰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机器，很可能无法发展大规模的新英格兰制冰业。
韦思发明的方法很简单，也许是冬天弗雷什池塘冰面上雪橇滑行的痕迹启发了他。他的割冰机由两把相距约二十英寸的平行铁制冰刀组成，由马拖拉。每把冰刀的边缘都刻成锯齿形，马在拖拉这个装置时在冰上刻出两条平行的槽沟。通过反复作业加深槽沟，以其中一条沟线为准，划出其他的槽沟。再把割冰机与原先的槽沟垂直拖拉，就把冰切成棋盘格状的方块。然后，由几个人用撬棒把这些方形冰块撬开，使之漂入一条渠道，这样就很快地制成了大量统一规格的冰块。在渠道的终端，韦思备有一架新颖的马拉吊车，把冰块从水中吊到一条滑运斜槽里，然后再运到池塘边上的冰库里贮存起来。
韦思于1825年投入使用的这些装置，使采冰的成本从每吨三十美分降到十美分。在和韦思的共同安排下，图德控制了所有这些装置的使用权。但是韦思为制冰业所做的发明还不止于此。到1856年去世以前，他一直在精心研制，制冰业的技术装置几乎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他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刮冰机，在采冰前用来清扫冰面，从而制成了更为规范化的产品。他发现木屑可以用来防止冰块在装运途中融合在一起，使冰块在出售时保持光洁——这样，缅因锯木厂里一向作为废品的副产品也随之有了主顾。
但是，韦思不仅仅是一位机械师，1832年后，在他脱离制冰业的五年期间，他曾率领了一支陆上探险队前往俄勒冈地区，并组织了一家公司以开发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大马哈鱼、皮毛、木材和烟草等资源。这样，他就成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先驱中的先驱”之一。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意外事件——在瓦尔帕莱索，他的公司的一艘船遭到了雷击；在皮货贸易方面，他与落基山皮货贸易公司及哈得孙海湾公司之间发生种种斗争——他仍然在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的小道上建立了一个有名的霍尔堡贸易站。由于缺乏资金，不能自己开办永久性的皮货贸易公司，他又回到波士顿经营起制冰业来。他进一步改进了制冰技术。1844年，丘纳德公司的轮船“布列塔尼亚号”因波士顿港结冰而动弹不得时，他的多功能的新型割冰机作了轰动一时的试验；他用割冰机于三天内开出了一条宽二百英尺、长七英里的入海通道。
尽管有来自韦思和其他人的竞争，图德仍保持着“冰王”的地位。可是他的创业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他早年曾经营辣椒、肉豆蔻、面粉、糖、茶叶、蜡烛、棉花、丝绸和红葡萄酒。后来，他又去经营马撒葡萄园岛的采煤业；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抽干底层货舱积水的虹吸管；他设计出一种新型的船壳（如“黑天鹅号”）和双层平底渔船（这也许是对早期捕鱼船的一种改进）；他经营过石墨矿；他用白松木造纸；他还在纳汉特进行过种植棉花和烟草的试验。他还把第一台蒸汽机车头引进新英格兰。这是一台一马力半的机器，可以拉一辆乘坐一人的车厢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在人行道上行驶。他开办了也许是美国第一家娱乐性的公园，他甚至还试验过在弗雷什池塘养殖咸水鱼的事业。
图德经营的五花八门的投机事业，不时使他负债累累，甚至在他的制冰生意稳能赚钱以后，也还是如此。例如，在1834年年底以前，他在咖啡生意上负债二十万美元，但这又促使他加倍努力地去发展制冰生意，他终于在十五年内用制冰生意所赚的钱清偿了他在咖啡业生意上的债务。
这时，图德决心用船绕半个地球把冰运到东印度群岛去。1833年5月，他派他的“托斯卡纳号”载冰一百八十吨驶往加尔各答，这是他生平一次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从波士顿到加尔各答，“托斯卡纳号”必须两度穿越赤道，要保证四个月内这一船冰不致化掉。图德叮嘱他的船长说，以前未曾有过把冰往南运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这是一艘“探险船”。“托斯卡纳号”抵达了目的地，给那里的人们还带去了两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种新的玩具和一种新的糖果。第一船冰赚了钱，图德因而声名大噪。不久，波士顿与远东之间的冰生意就兴隆发达起来。图德运用他在加勒比地区取得的经验，在加尔各答建造了一座大型冰库，怂恿住在印度的英国人购买家用冷藏设备和冷水器；他销售冷藏得很好的、用船装来的苹果、白脱和奶酪，试图改变当地人的饮食习惯。
不久，冰块就从波士顿海运到了世界各地。到1846年，用船运出的冰已达六万五千吨；仅仅十年以后，比此数多两倍以上的冰先后装上了将近四百条船，运往美国各地、加勒比海、南美洲、东印度群岛、中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区的五十余处地方。这样，冰成了一种重要的商品，新英格兰运销世界市场的一种有销路的商品。
有一本小册子建议修筑一条连接弗雷什池塘与查尔斯顿码头的铁路。小册子问道：“冰给南方送去了凉爽，难道不就像煤给北方带来了温暖一样吗？”其他一些人强调冰对于促进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一些健康的人由于不能得到只要冰一冰就变得可口的优质的或一般的水，就把烈性酒当作饮料，这种情况是多么常见呀！”驻英美国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报告说，他接到一位波斯王子的致谢信，感谢新英格兰的冰挽救了许多波斯病人的生命，因为把冰块敷在病人的前额，退去了他们的高烧。
图德的制冰业的影响不仅远及波斯，甚至还进入了附近的沃尔登(11)池塘一带的僻静之处。它惊动了一位想当隐士的梭罗，他于1846—1847年冬天报道说：一百名爱尔兰人在新英格兰监工的带领下，每天从剑桥到这
儿来挖冰。他们运用韦思的不需详述的方法把冰切成块状，用雪
橇把这些冰块运到岸边，然后再迅速拖到放冰的平台上，用马拉
铁抓钩和滑轮吊车把冰堆起来，就像许多面粉桶一样稳稳当当地
堆在一起，横竖成行，整齐均匀，仿佛就是那种高入云霄的方尖
塔的坚固基础。他们告诉我，如果天气好，他们一天可以从池塘
里挖出一千吨冰，大约相当于一英亩的产量……他们还告诉我，
有些冰在弗雷什池塘边的冰窖里放了五年，仍然完好如初，那些
热得昏昏沉沉的查尔斯顿人和新奥尔良人、马德拉斯人、孟买人
和加尔各答人都喝了我的池塘里的水……沃尔登的纯净的水已与
恒河的圣水混合在一起了。3 开辟财源——新石器时代的花岗石
早期的新英格兰农民咒骂地里的石头损坏他们的犁，他们一边吃力地整地，一边将这些石头收集起来，垒成田边的界篱。到波士顿来的第一批定居者偶尔也利用散乱在地面上的大圆石来造房子，但这种形状的石头数量不多，不够用作一种普通的建筑材料。如果房子不用木头造，那么通常用的材料就是粘土、砖头、石板瓦、水泥或者是康涅狄格州的红砂石。巨大而粗糙的花岗岩圆石可用作地基或门前石阶，但即使只派这种用途，不久这种形式的石头也已十分短缺，因而1715年布伦特里市镇会议规定，凡从公共土地上搬走这种圆石的人都要受处罚。为了在波士顿修建国王教堂，人们挖掘圆石，直接在石头上生火，把石头烤热，然后从高处丢下沉重的铁球，把石头砸开。这种常用方法的效果具有偶然性，而且代价昂贵，只能用于一边容易凿取的圆石。到十八世纪中叶，布伦特里的德国移民开始利用火药炸开巨型花岗石（惟愿得到最好的形状），然后用一把有斧刃的锤子，苦苦地在石头上凿出槽沟，再把石头劈成小块。
在十八世纪末，马萨诸塞州有一位精力旺盛的州长，他走遍全州，寻找廉价的石料，以便在查尔斯顿建造一座新的监狱。在塞勒姆附近，他碰到一位石匠，见他运用一种新奇的劈石方法，在石头上每隔几英寸处钻一个小洞，然后沿小洞把石头笔直地劈开。这种切割花岗岩的改良方法被普遍应用后，花岗岩石料的价格降低了一半，于是花岗石第一次成了热门的建筑材料。新开的米德尔塞克斯运河（它的十六个船闸都是用花岗石造的），是从切姆斯福德到波士顿的国内最长的一条运河，它从花岗石产地到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条方便的水上通道。
随之而来的是新英格兰建筑史上伟大的“石器时代”，人们有时(12)(13)称之为“希腊精神的复活”。自从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时代以来，还没有见到过北美有这么多的巨石建筑。在1818年，一批价值二万五千美元的花岗石料运抵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建造一座教堂。不久，新英格兰一些最优秀的建筑师（查尔斯·布尔芬奇、亚历山大·帕里斯、所罗门·威拉德、安米·伯纳姆·扬、格里德利·布赖恩特、H·H·理查森）采用新英格兰的花岗石在美国的东部和南部到处造起了住宅、教堂、市场和各种公共建筑。他们的工程所以能实现，只是因为新英格兰人开办了采石场，发明了新的石料造型，新的搬动和运输的方法，并且靠他们的老盟友大海的力量，从而使石头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出口货。
美国革命也以一种奇特而意想不到的方式，间接地推动了昆西地区花岗石的开发。曾经无意之中第一个建议向加勒比地区销售冰块的威廉·图德（他是弗雷德里克·图德的兄弟），在1822年又是他第一个建议在邦克希尔建造一座纪念碑（“世界上最壮观的柱形纪念碑”），以纪念创建共和国的第一次防御战。邦克希尔纪念碑的设计和工程建筑是所罗门·威拉德的杰作。威拉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虽然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并且是有名望的塞缪尔·威拉德牧师的后代，但他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那一类人，（他的同时代的传记作家说）“这是我们这个国家所特有的那种人，他们与这个国家同时诞生（有的甚至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已出生了），同时成长，并且具有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即使不是它固有的）那种活力”。所罗门·威拉德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只上过公立小学，而且他自己也当过木匠。他自学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勤奋刻苦，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终于成了一位有成就、有名望的公民。在查尔斯·布尔芬奇的指导下，他于1818年制作了国会大厦的建筑模型。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煤矿资源开始开发时，他设计了一种暖气系统。这个系统由一个地下室锅炉和通向各个房间的管道组成，它成了最早被广泛应用的美国集中供暖系统。
1825年，威拉德被聘为建造邦克希尔纪念碑的建筑师和总指挥。在将近二十年的艰苦岁月中，他担负起这个职责。据威拉德估计，这一纪念碑的实际造价要超过十万美元。如果把无偿劳务包括在内，其建筑费用必然要几倍于此。这一工程是完全靠自愿捐款资助的，但波士顿市民建造这座纪念碑所花去的时间，两倍于赢得革命胜利的时间。在1843年的落成仪式上，丹尼尔·韦伯斯特在约翰·泰勒总统及其内阁成员的面前作了重要讲话，在十八年前的奠基仪式上，他也曾发表过他的最有名的演讲。他说，这座纪念碑上没有刻上任何题词——“它也不需要任何题词，因为设计这座碑所要纪念的爱国主义精神，只能铭刻在目见它的人们的心中”。
建造邦克希尔纪念碑的一个意外的副产品，是规模宏大的新英格兰花岗石工业。为了物色适合建造纪念碑的材料，威拉德步行了三百英里去考察各个采石场，直至最后发现了昆西的花岗石采石场。1825年6月，格里德利·布赖恩特把它买下后，又以三百五十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邦克希尔纪念碑协会（这仍使布赖恩特获得了当时说起来是一笔“可观的盈利”）。从昆西采石场的所谓“邦克希尔矿脉”采来了建造纪念碑的石头。为了开采这种石头，威拉德发明了以后用于花岗石工业上的几乎每一件机械：千斤顶、牵引机、起重机，以及其他一些用来移动、安放大块花岗石的设备装置。著名的“花岗石铁路”就是这一建筑计划的组成部分，它是由格里德利·布赖恩特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这条铁路有时被称作美国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一条很原始的、六英寸高的木轨，上覆铁板，下垫石头枕木，花岗石就是从采石场通过这条轨道用马拉到沿海低洼地区。在修建这条路的过程中，布赖恩特造出了他的著名的八轮车厢和诸如此类的其他的基本铁路设施，如转辙器、便携式摇臂吊杆、活动敞篷货车、转车台和雪犁等。
邦克希尔采石场，迅速成为花岗石生产的一个全面的试验场所。威拉德采取按直接成本出售花岗石的方针（只计算直接用于采石的劳力和材料的费用），售价只及市价的四分之一。他虽招致其对手的仇恨，但也确实扩大了市场。在邦克希尔纪念碑完工以后，威拉德可以自豪地说，花岗石得以作为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建造纪念碑过程中生产方式不断改进的结果。“自从这项工程开始以来……一种买卖发展起来了，在方圆几英里的范围内，产值达……三百万美元，要不是因为这项工程，这些采石场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来的，虽然建造这个方尖碑的工作量不过只占三十分之一左右。”
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各城市，最显眼的公共建筑——如海关大楼、法院、商场、银行和交易所——这时都用花岗石建造了。威拉德在搬运和安装石块方面的技术改进，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在此以前，人们大多只是用小块花岗石砌造地窖墙壁、墙基或作过梁。现在威拉德能够把大块的花岗石用于建筑，从而创造出一种气魄雄伟的建筑效果。这种建筑的第一个样板当然就是邦克希尔纪念碑本身了。威拉德满意地注意到，在邦克希尔纪念碑落成后不久建成的查尔斯顿和诺福克的花岗石干船坞，在建筑技术方面又有了改进。他还看到，许多建筑物在“建筑风格和机械化施工方面”也随之有了改进：例如纽约的阿斯特大楼和交易所大楼，波士顿的特雷蒙特大楼、交易所和海关大楼，以及其他地方的大量的公共建筑和仓库。在一个崇尚华而不实风气的时代，花岗石那种难以加工的特点，促使建筑设计趋向于一种简洁明快的格调。
为了同时搞好公共卫生和风景区建筑，一场建造新型的“花园公墓”以代替殖民地时代臭气熏天的积骨堂和杂乱拥挤的坟场的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的领袖是多才多艺的波士顿植物学家和医生雅各布·比奇洛，他于1831年在剑桥创建了芒特奥本公墓。公墓的壮观的埃及式正门、富人和名人墓地的纪念碑和墓碑，以及它那迂回曲折的车道两旁整齐的花岗石镶边，消耗掉了邦克希尔采石场的大量石块。花园公墓的普及，又为昆西采石场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随着城市的发展，对坚硬铺路石的需求量增加了。1840年，所罗门·威拉德在特雷蒙特大楼前首次用这种昆西花岗石铺设路面。到十九世纪末，新英格兰年产花岗石铺路石达六千万块以上。
花岗石的影响向外发展——发展到海边，发展到大海彼岸，发展到在海上工作的人们那里。1833年秋天到1836年，哈里特·马蒂诺在访问马萨诸塞州时，发现在安角僻处一隅的新英格兰人在利用海洋帮助他们收获陆地上的花岗石。她看到，他们用牛车队和雪橇把石块装上船运往国外。“一块块花岗石堆在路旁，上面标明……系纽约或莫比尔或新奥尔良某一大型建筑工程的订货……。我们来到一个采石场，看到不计其数的被凿开的石头。工人们甚至在冬天也设法干活。如果因地上积雪而开凿工作停顿时，他们就清理掉一般的石块，为春天的劳动准备好场地。他们一年创造的产值为二十五万美元，而外界的需求仍在不断地增长。”
波士顿港口迈诺特暗礁灯塔堪称花岗石工艺的杰作，这一工程从设计到建成只用了八年时间。由于该灯塔的位置特殊，只有在海面绝对平静、水波不兴的低潮期才能在那里放置石块。即使如此，也只能用一艘小帆船把两吨重的石块运到那暗礁边上的唯一可以停靠的地点。1860年11月15日，当迈诺特暗礁灯塔首次点亮时，它被赞美为建筑工程和海洋工程上一项奇迹。的确，它不仅显示了花岗石的令人惊异的品质，而且也显示了新英格兰人对付海洋挑战的才能。不久，新英格兰大部分体面的演说家们就把那句流行的挖苦话推翻了。这时，(14)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豪言壮语——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说的：“新英格兰的三大特产就是冰块、石头和人。”4 组织美国的工厂
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注意到有一种与他们自己的制造业制度迥不相同的“美国制造业制度”。他们应当更为确切地称之为“新英格兰制度”，因为在内战前这种制度逐步形成的年代里，几乎每一样重要的生产革新的决定性试验，都发生在我们的东北部。
这种新英格兰制度，就是多才多艺转化成的一种生产方式。它不是从制造某种特定的产品——枪、钟表、纺织品或靴子——的专门技术中发展起来，而是从可以制造任何东西的诀窍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足智多谋和缺乏工艺的产物，是劳力不足和市场广大的产物，是水力资源丰富和原料奇缺的产物，是个人雄心壮志和大规模协作的产物，是商业冒险精神、社团集资、政府补贴和幸运机遇的产物。它第一次把新英格兰在航海事业上的灵活性牢牢地移植到陆地上来。
合并某些生产程序，分解另一些生产程序，用这些新方法来改革生产，使新的工厂安排大大简化了，而这种简化，在墨守成规的旧世界是看不到的。这种把工序合并起来的新方法，就是把制造某种商品的各个不同工序集中到一个厂房来进行统一的管理。恰当地讲，这就是新的美国工厂管理法。这也就是本章所要讲的主题。第二个特点，即把操作的各部分分解开来的一种新方法，则是下一章所要讲的主题。
这种制度，虽然后来看来好像是重大的发明与大胆的发现，但开始时却不过是由一些冲破百年来传统工艺和繁复社会规章束缚的人所进行的偶然试验。如果说，美国的工厂制度是组织工作和合作精神的胜利，那么它同时也是天真无知的胜利，因为天真无知就是从传统习惯和思想方法中解脱出来。无知和“落后”使美国人摆脱了老框框的束缚。一些重要改革所以能实现，不过是因为美国人所懂得的不过如此而已。
美国工业制造制度的几乎每一方面，从新型纺织机械的基本原理到通用部件的概念，实际上欧洲人都早就想到过了。然而，即使有少数欧洲人看到过这种改进的可能性，他们的社会也使他们无力对他们的想法进行合理的试验。与旧办法利害攸关的人太多了。在欧洲，推动工业进步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去打破当时的模式；而在美国，只要愿意对明摆着的想法进行试验就行了。美国人的发明或发现的天才，不及他们的试验天才。
美国航海冒险事业的大本营成了美国工业冒险事业的大本营，这决不是偶然的。两者都要做遥远地区的原料生意；两者都要向世界市场销售其商品。愿意从经营一种商品改为经营另一种商品，下了大笔投资然后又改变投资方向，试验新颖的和希奇古怪的产品，试验开辟新的港口和新的航线——这一切也是新型的制造业者所必有的气质。
海上贸易积累了资金。成功的海上贸易的商人懂得要把他的很大部分的资金保持流动，因为新英格兰的习惯、气候和地形使人们不愿购置大量庄园地产，或为子孙后代建造豪华的宅第。谁曾听说过有什么新英格兰的芒特弗农、蒙蒂塞洛、蒙彼利埃或阿希朗？罗得岛州的布朗家族、马萨诸塞州的特蕾西家族、李家族、卡伯特家族、希金森家族、杰克逊家族和洛厄尔家族，他们都用在海上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财富造起了工厂。比如内森·阿普尔顿，他是以经营海上贸易起家，后来成了美国纺织业的奠基人。他通常至少把三分之一的资金放在手头，以便随时投入新的计划和意想不到的机会中去。他还把这一做法和其他措施看作是他的工厂企业之所以成功，而别人的工厂企业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海洋就是前往全世界的通途大道的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原料的来源。新英格兰能够从南部或从埃及运来大量棉花，从阿根廷或西北太平洋运来大量兽皮，因此就能为生产纺织品或鞋子或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的工厂提供原料。海洋又可以通向世界上所有的主顾。洛厄尔工厂生产的无数英尺的粗布和林恩工厂生产的无数双廉价的鞋子，如果只能销售于当地市场，那么早已成了过剩商品。但是，如果把它们远运海外，运到缺少衣鞋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去，就能大赚其钱了。
新英格兰还有一些间接的刺激因素。它缺乏丰富的主要农作物，也没有富饶的矿产，这就使它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靠固定经营一两种熟悉的商品牟利。所以，新英格兰商人对经营来自佐治亚、埃及或印度的棉花，来自南美的皮货或来自英国的铁，都是一视同仁的。
甚至某些政治上的灾难，也推动着新英格兰去试验新的工厂组织形式。杰斐逊的禁运政策（1807—1809年）和1812年的战争破坏了新英格兰很大一部分的对外贸易，迫使它在国内寻求新的投资方向。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奥尔巴尼、纽约、费城、巴尔的摩以及其他城市，与西部边远地区保持着水路贸易。早已开发的纽约州地区，是波士顿和纽约州以西地区日益发展的市场之间的障碍。新英格兰的主要河流——康涅狄格河、梅里麦克河、肯尼贝克河和佩诺布斯科特河又都是向北流的。因此，新英格兰从外贸转向内贸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很不利的。新英格兰不能再投向海外的劳力和资金，在其向西部大跃进之前，就被吸引到本地的其他事业上去了。
美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反而更容易引进新的工厂管理方法。例如，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英国，对生产的几个阶段早已作了严格的规定：每个阶段都已成为一种职业，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并有各自的职业习惯和操作规程。在英国棉纺厂的生产中，纺纱工、织布工、染工、印工各有其不同的传统，并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种完全独立的工种。每一个阶段的产品各有其不同的市场。在从事棉纱、织品和染料的专业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交换制度。结果，许多集团各有各的既得权益，不愿集中或简化生产。美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早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制造业设施，而美国的大多数行业仍然是一种小型的家庭事业。即使在殖民地时代的末期，北部各殖民地的制造业产品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农村手工业者生产的。农村工匠远离城市，远离他们的同行，使他们不受同业公会的约束。美国人在那时还没有大型的组织模式。
纺织业大概是美国出现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新型行业，在这一行业里，美国人也曾受家庭工业旧体制的束缚。在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农村家庭通常自己纺纱，自己织布。唯一拿到外面去做的工序只有“漂洗”或毛织品的精细加工，这类活是由农村漂布工承担的。人们大多穿皮衣、毛织品和麻织品；棉布仍比较昂贵。自己不织布的美国殖民地居民，则购买英国生产的毛织品和曼彻斯特或远东生产的棉布。
在发明蒸汽机之前，英国工厂的主要动力来源当然是水力。在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使用水力资源的地方，对于小河边的每一个厂址，人们无不觊觎，所以在很久以前，对那些地方的拥有权就已确立、预占和瓜分掉了。任何一个大的水力资源都已划分完毕，被分配给许多小的传统用户。因此，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实际上不可能找到一处足供生产全过程之需的水力资源。相沿成习的动力分割，保持了相沿成习的职业分割。蒸汽机的早期发展开始时甚至加强了这种倾向。英国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广泛使用于制造业，使人们可以利用无数小型的动力来源。这样，经营那种在制造产品时只需一道工序的小型工厂，就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容易。
在十九世纪早期，“不发达”的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与此不同。在铁路时代以前，煤价昂贵得令人不敢问津。蒸汽机应用于制造业的进展缓慢，直到内战时期才普遍取代了水力。因为那里仍有很多从未被利用作水力资源的河流，这些河流的使用权尚未合法地加以划分。因此，如果一家公司要在新英格兰建造一座工厂，仍然可以独家购买和控制一个巨大的水力资源。例如，在沃尔瑟姆建立了最早的棉纺厂的企业家们决定再建一个棉纺厂，于是他们首先“着手去寻找一个合适的水力资源”。他们要寻找一个从未被利用过的巨大的新水源（这样做在英国则成了蠢事）。其中一位叫内森·阿普尔顿的企业家回忆起一个朋友的建议：“他们为什么不把波塔基特运河买下呢？那样他们就能利用梅里麦克河落差可达三十余英尺的全部水力。”他们正是那样做的。阿普尔顿回忆了他在1821年11月访问这一地点时的情景（当时这里还不到十来户人家，但很快就成了繁荣的洛厄尔市），他说：“我们勘察了这里的土地，细看了这一地方的潜在能力，还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能活到看见这里发展到拥有二万居民的那一天。”
因此，不难理解新英格兰人倾向于将其工作集中在大的单元里，并把几道工序集中在一个厂房里。181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工厂，那里制造一种复杂商品的全部工序只须使用一家工厂的动力。现代工厂的组织形式就在这里诞生了，它在一个世纪内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必然要引起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性质、妇女与家庭的地位的重大变化。这种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解释了十八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中叶的生活之间的许多差异。
沃尔瑟姆所生产的并非什么希罕的东西，只产棉布而已。那里也没有什么全新的生产程序。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除了在动力织机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外，在这个大工厂里此刻进行的各项作业跟以前分散在许多小作坊里的作业完全一样。正如这家工厂的创建人之一在其创业史中所作的解释那样，基本的不同点并不在于其生产工序，而在于其组织——“一种旨在节约生产工序转换过程中所需劳力的全新的管理方法”。仅仅是将各道生产工序加以集中和组织，这样，从工厂的一头输入原棉，棉布成品就从另一头出来了。
沃尔瑟姆的这家“波士顿制造业公司”的创业史将在新英格兰以后的几十年中为人们经常反复地提到。推动这家公司的人物就是做进出口生意赚了钱的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他有一次访问英国兰开夏郡的一些纺织厂，这次旅行唤起了他的设想——是否可能在新英格兰创办类似的制造业。1812年的战争打断了其航海事业，使他有了创办一个同类的美国企业的时间和鼓动力。他有幸得到了保罗·穆迪的帮助。穆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后来成了制造纺织机械的最早的美国工厂的创办人。洛厄尔有两个主要合作者：一个是他的妹夫帕特里克·特蕾西·杰克逊；一个是内森·阿普尔顿。杰克逊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爱尔兰移民之孙、富有的大陆会议波士顿代表之子。此人从未进过大学，但他在二十岁时就在一艘西印度商船上当商务负责人，并由此起家，在其同东、西印度群岛的海上贸易中发了大财。内森·阿普尔顿原来打算进达特默斯学院读书，结果却在十五岁时弃学经商了，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家。这些人都是新英格兰企业的代表性人物。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沃尔瑟姆工厂最了不起的一点并非在于它1814年确实开了工，而在于它那道理极简单明白的改革——仅仅把原有的工序加以组合。长期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想到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组织形式，此刻竟突然出现在新世界的穷乡僻壤。
欧洲来的旅行家们对美国新建工厂坐落的地方感到吃惊。他们习惯于认为，工厂应该像在英国那样挤在那种空气污浊、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新英格兰的工厂却在景色如画的农村自然风光中涌现出来。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来访的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谢瓦利埃看到规模宏大的美国工厂“像一个歌剧场面那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惊叹不已”。1837年，哈里特·马蒂诺见到这些工厂与她老家英格兰的工厂形成鲜明对照而感到震惊。她说，确实，在美国的旅游者看到现代化工厂破坏了绝妙的自然风光可能会恼怒。但人们不应忘记这对美国工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生息劳作于那重峦叠嶂、飞湍绕石、景色如画的地
方，而不是在那单调乏味的市郊，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工作也许
不致妨碍自然风光爱好者的视线。看到工匠们在诸如格伦瀑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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