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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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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秘史试读：

前言

这是一个风范十足的时代，

文人与大师挥动衣袖，

带不走那满目的狷介与风流。

这是一个动乱迷失的年代，

当国武夫的野心萌动，

说不尽乱世小民的痛苦与哀愁。

百代的唱片，阑珊的天蝉，不见了《何日君再来》的嗟叹；天涯的歌女，沪上的船王，浪花淘尽了乱世中的容颜。海河之畔，精武英雄的故事依旧萦绕耳边；佛山故里，咏春君子的目光如此谦和内敛。饮一杯红房子的咖啡，唱一声哀婉的《渔光曲》，漫天的飞絮又是哪位影后痴迷的笑脸？广袖翩翩，旷达傲世，大师风度令后人艳羡；我生国死，我死国存，这是护国将军的高亢呐喊。残月升，烈烈风，迷雾尽吹散，汹涌的时代大潮，终会找到历史的出口。这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这一次次欲罢不能的回眸，这一张张黯然远去的面孔，都吸引你走近民国的乱世传奇。

对于民国那段历史来说，或许只有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那段话最为贴切：“这是智慧的时代，这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这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也是绝望的冬天……”在这个风范十足的时代，文人与大师们挥动衣袖，谱写了华夏文明的又一段春秋，北大的读书声，灯火通明的长安大戏楼，默片的兴盛，国学书画的繁衍不休成就了民国文化百家争鸣的主格调；同样是在这个动乱迷失的年代，当国武夫的野心萌动，说不尽乱世小民的离乱与哀愁，荒诞的洪宪皇帝，可笑的张勋复辟，直皖的利益纷争，再到直奉的硝烟战火，成就了民国政治血腥与残酷、背叛与谎言交织的主色调。军阀的刺刀，文人的风骨，女星的光芒，江湖的血色，交织成了一段光明与黑暗纠缠的岁月……

文字是记录和分析过去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十数万字，几十个人物、事件来描述。因此在《民国秘史》一书中，我们力求用白描的手法展现民国历史的真实，通过当国武夫、名士与名媛、江湖与特工、民国奇案几个章节来再现民国历史的部分横断面。我们希望书中生动有趣的文字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大师的过人风采、枭雄的真实面孔；书中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旧上海的畸形繁荣、劳苦大众的辛酸生活；我们希望把厚重的史实变得简明，通过读史让读者变得更富智慧。正如费正清等人在《剑桥中国史》系列中所说的“最伟大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善于反省；最具创造性的国度，不在于千百万年的积累，而在于真与新的发现”，历史原本就是先贤们遗落的钥匙，可以带领我们开启现实的一道道困惑之门。

第一章　当国武夫

从草莽到枭——“东北王”张作霖

杀人离家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在奉天海城县（今辽宁大洼县）。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是当地一个小商人，张作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张作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不算很穷，张有财经营一个小杂货铺，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一些。可惜其父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杂货铺很快就倒闭了。由于家庭穷困，张作霖在亲戚的资助下勉强读了几年私塾，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不久，张有财在赌场遭遇仇家报复，不幸丧命，这让本就艰难的张家雪上加霜。得知父亲被害后，年仅十四五岁的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发誓报仇。当时清政府是极为腐败的，如果你去报官就先要给一大笔钱，如果不给钱，你连官府的门都进不去。你给钱以后，官府就会向被告敲诈，接着再向原告敲诈，最后按照谁给的钱多了结案件。当时张家已经赤贫，哪有钱财贿赂官府呢？于是，张作霖两兄弟决定自己报仇，他们拿着一杆借来的土枪翻墙进入仇人王姓人家！没想到正好被王家一个女用人发现，这个用人以为来了土匪，立即大喊大叫，混乱中土枪走火，女用人被当场打死，张作霖眼见报仇不成，只得和二哥翻墙逃走。事后，王家报告了官府，县官很快就查明了案件是张氏兄弟所为，就派出差役前往张家拿人。机灵的张作霖抢先逃走，张作孚跑慢了一步被当场抓住。为了将儿子救出，张母只得砸锅卖铁地凑钱，然后再上下打点。最终，官府判定开枪杀人的是张作霖，对其进行悬赏通缉，而张作孚仅为从犯，被判处十年徒刑。

张作霖杀了人，又被官府通缉，在老家就待不住了，只得跑到了镇安县（今辽宁黑山县）母亲王氏的娘家躲避。随后，王氏也带着张家另外两个孩子赶来了。由于王氏的娘家也不宽裕，现在一下多了四张嘴，几乎揭不开锅了。眼见全家都快活不下去了，张作霖一咬牙离开了家人，只身去江湖上闯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混乱的时期，政府腐败无能，百姓流离失所，特别是关外地区，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军队肆意横行，土匪武装也到处为祸，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少年想要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最初，张作霖以做小生意为生，在街上卖包子、烧饼，还学过木匠手艺，打过零工。艰难的生活让张作霖走上了父亲的老路，他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整天混迹于赌场之中。不久，他因为欠下赌债不得不四处流浪，最终流落到了高坎镇（今辽宁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一带才找到了工作，也就是在路边的大车店给人打杂儿，这也是一份低三下四的工作。

当时关外的大车店里住的都是来往的客商，东北地域辽阔，一个县城到一个县城往往都有数百千米，所以一般客商全部骑马或者赶大车。这样一来，大车店除了照顾客人以外，还要找人专门照顾客人的牲口。当时店里照顾牲口的工作由一个伙计负责，算是一个半吊子兽医，张作霖刻意地与其交好，学到了不少治疗牲口的本事。不久，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兽医知识开了一家牲口店，治好了不少马匹、牛羊，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兽医。当时东北地区土匪横行，而土匪大多以马匹为交通工具，他们的战马生了病也要治疗，如果马死了，就无法和追捕的官兵周旋，所以土匪对兽医相当敬重，甚至将不得抢劫兽医列为自己的“行规”。张作霖的牲口店中也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也乐于和土匪结交。由此，张作霖了解了不少“黑道”上的掌故，也对土匪这个行当有了一定的认识。

为兵为匪

张作霖有手艺在身，生意也做得不错，很快就进入了当地官府的视线，张老板成了官府的肥羊，被敲诈勒索是常有的事情。一来二去之下，本小利薄、生意艰难的牲口店倒闭了，张作霖再次沦为无业游民。就在这种绝境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屡战屡败的清政府为了拱卫东北这个“龙兴之地”，开始在关外大量招兵，走投无路的张作霖只得加入清军混口饭吃。他投入老将宋庆的毅军之中，当了一名普通的骑兵。由于张作霖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之后又升为排长。然而随着清军在旅顺的全线崩溃，招募来的新兵们一哄而散，张作霖也带着几个月的军饷逃回了老家。回到老家后，张作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然而没等他这个新郎官儿过完蜜月，和张家有旧仇的王家就以抓逃兵为由报告了官府，张作霖再次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好携家带口再次逃亡，这次他逃到了岳父赵占元家所在的赵家庙。当时东北地区刚刚经过战火荼毒，散兵游勇、土匪胡子四处横行，老百姓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民团，赵家庙也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民团。由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所以这个民团一直缺少一个头领，张作霖的到来让这个小民团有了主心骨，在正规军当过排长的张作霖很快成了民团的头目。

张作霖虽然性格暴烈，却颇有军事才能，在他的精心训导下，这个小小的民团多次打败了前来骚扰的小股土匪，很快成为当地声名赫赫的队伍。周边的村庄看到赵家庙的民团如此厉害，纷纷派人加入，张作霖的部下很快扩充到了一百多人。这时，张作霖又惹下了大麻烦，他率领部下清剿土匪时，和当地有名的金寿山匪帮发生了激战，打死了对方数名骨干。这个金寿山是当地一个悍匪的老部下，这股悍匪为了帮其出头，出动几百土匪偷袭了张作霖的民团。

由于众寡悬殊，赵家庙民团遭到了惨败，张作霖携带妻儿率众突围。在逃亡途中，身怀六甲的夫人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是1901年6月3日。突出包围后，张作霖决定前往台安县，想投靠当地的土匪首领冯德麟，然后再带兵回赵家庙报仇。可没想到路过集镇八角台时，当地的土匪头子张景惠仰慕张作霖的为人，把自己的全部人马都交给张作霖统领，这样张作霖意外地在八角台站住脚，也开始了自己的土匪生涯。

趁势而起

1902年，义和团运动刚刚失败，沙俄军队以镇压义和团为名占据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几乎名存实亡，各种地方武装力量纷纷趁势而起，割据一方，张作霖的队伍也不例外。这时张作霖在八角台已经驻扎了两年之久，手下有五百多人枪，算是一方势力。这时张作霖将自己的队伍称为“保险队”，而不是土匪，所谓“保险”就是对周边的村庄提供保护，而村庄定期支付费用，类似于后世的雇佣军。在此期间，张作霖几次遇险，和各种土匪发生过多次争斗。当时有个名叫海沙子的土匪势力很大，还有辽西巨匪杜立三做靠山，打算吞并张作霖的队伍。张作霖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对方，真刀真枪地较量占不到便宜，就用“江湖规矩”将了海沙子一军，提出与对方单对单地决斗，赢的人统领双方的队伍。骄横的海沙子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也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决斗时，两人同时开枪，结果张作霖手臂中弹，海沙子则被打中头部，当场毙命。这样海沙子的部下都归了张作霖，海沙子的二架杆（副手），后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加入张作霖的麾下，后者更加兵强马壮。杀了海沙子以后，张作霖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成了辽西四大土匪中响当当的“北霸天”（张作霖队伍的旗号），东北的土匪们都知道有“张小个子”（张作霖的绰号）这样一号人物。力量壮大后，张作霖不愿再过土匪或保险队的生活，他一心想要“漂白”，成为名正言顺的正规军。他经常对手下说：“枪杆子不认官与民，土匪做大了，就是皇帝。”∷身穿便装的张作霖（中央）和汤玉麟（右二）等奉系将领合影汤玉麟，字阁臣，又名汤大虎，奉系武装的重要将领，也是张作霖起家时的老班底。张作霖出任第27师师长时，汤玉麟就是其麾下的骑兵团团长，是奉系中老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眼看着东北地区鱼龙混杂，土匪横行，无力剿匪的清政府心急如焚，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就出了一招“妙棋”——收编土匪来打击土匪。很快，清政府开始在东北地区大肆招兵买马，这正好给了有心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一个机会。1902年，张作霖率领数百手下，在八角台地方士绅的具保推荐下，由新民知府呈请盛京将军批准收编，增祺任命他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开始了他正规军的生涯。早年混迹江湖的经历和短暂的毅军从军经验让张作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他对上司一律巴结讨好，暗中贿赂大量财物（都是剿匪时候抄来的），比如曾一次性送给奉天巡警总办张锡銮两万两白银。而对于手中的武力，他死死抓住，不但四处扩充兵力，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试图建立起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事武装。

尽管张作霖此时已是官身，但他暴烈的脾气性格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张作霖的队伍驻扎在新民府，和同样驻扎于该地的日本兵发生了冲突，张作霖的两名部下被日本兵打死。张作霖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找到日军军官要求杀人者偿命。日本军官却说日本兵们是“正当防卫”，只愿意赔偿1000两白银了事。张作霖当时没有作声，默默地拿着1000两银子回去。回到府邸以后，他就召集手下说：“你们马上上街去，给我打死三个日本兵。”于是他的部下冲上街头，打死了三个日本兵。很快，之前那个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找到张作霖，逼迫其严惩凶手。

张作霖冷冷地回答说：“根据你们日本人的习惯，500两银子一条命，我这边有1500两银子，你拿走吧。”日本军官哑口无言，一时又奈何不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只得拿着银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日本人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张作霖的队伍只好离开新民府，前往其他地区驻扎。

剿匪立功

1904年到1905年，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也就是历史上的日俄战争。突如其来的战争让东北顿时大乱，张作霖却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最初暗中帮助俄国，从中获取利益，一度被日军俘虏，险些丧命。后来他又见风使舵，为日本人探查俄军情报，从日俄双方都捞取了大量的好处。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张作霖的部队已经扩充为马步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五营统带（相当于团长）。

1905年年底，眼见“外国主子”在自己门口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胆战心惊的清政府这才再次下令清剿肆虐东北的土匪武装，张作霖因为是土匪出身，对土匪武装的习惯和活动范围非常了解，因此被委以重任。立功心切的张作霖也没有让他的上司失望，他首先击溃了辽西巨匪田玉本，将其手下1000多人全部收编为己用，随后又设计擒获了东北最大的土匪杜立三。这个杜立三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祖上数代为匪，为祸一方，到他这一代手下有数千之众，横行于辽河两岸。此外，杜立三贪财好色，凶残暴虐，一手垄断了辽河的水上运输，以致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面对这样一个积年惯匪，张作霖没有正面进攻，而是甜言蜜语地劝说其接受招安，谋一个正经的出身。可等到杜立三得意扬扬地前往张作霖的住所接受招安时，却被埋伏在那里的汤玉麟等人一举擒获，当场处死。随后，张作霖的部下张景惠等人趁机猛攻杜立三的巢穴，一举将群龙无首的杜部击溃。这样一来，沙俄和日本人花费数年都无法铲除的杜立三匪帮，被张作霖轻轻松松地消灭了。

肃清了辽西的土匪以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又将张作霖调往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对付辽宁西北部被沙俄收买的叛匪。这些叛匪人数将近三千，凶残异常，他们在漠北草原上肆意抢劫来往商贩和旅客，不论对方反抗与否，得手后将男女老少赶尽杀绝，不留活口。可由于他们人人配有双马，来去如风，极难捕捉，之前围剿他们的清军屡战屡败，反而被土匪追着进攻。张作霖负责剿匪事务后，放弃以往被动堵截的战术，组成了一支支精干的骑兵部队，只要发现匪徒的踪迹，立即不分日夜地多路追击，直到将其歼灭为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叛匪终于支撑不住，要么被俘后斩首示众，要么在追捕中葬身草原，只有少数匪徒逃往了外蒙地区。因为剿匪有功，张作霖一路高升，被任命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

一方军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溶和蓝天蔚等新军将领进行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了压制新军，采纳部下建议，紧急调动巡防营等旧军入卫奉天。张作霖闻讯后，急忙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赶赴奉天，为赵尔巽助威。赵尔巽对张作霖感激涕零，不但为张部补充军火人员，还任命张作霖为军政部副部长、巡防营务处总办。作为回报，张作霖设计诱杀了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然后又挤走了新军将领蓝天蔚，帮助保皇派暂时稳定了东北的残局。1912年，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立即投靠了袁世凯。同年九月，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阀武装。1916年，称帝失败的袁世凯众叛亲离，张作霖趁机将袁世凯任命的亲信、奉天督军段芝贵逐出奉天。当年6月，黎元洪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地方军政大权正式落入张作霖手中。

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张作霖并没有像一般军阀那样迅速腐败，反而开始励精图治，积极进行地方建设。军事上，他任命留日军官杨宇霆为参谋长，积极进行军队的正规化改编，迅速将部队扩充到数万人；民政上，他任命政绩卓越的王永江为财政厅长，进行全面的财政改革；经济上，他集资2000万元，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批的工厂、矿厂；交通上，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统一建设和管理东北铁路；教育上，他从财政经费中拨出款项，修建东北地区的初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客观地说，虽然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军阀，但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从1903年到1930年的二十八年中，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额仅增长3倍多，而东北则增加30倍；从1921年到1931年，东北地区自建了10条铁路，营业里程共计1521.7千米，占全中国铁路总长度的10%以上，这对于很多军阀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19年7月，张作霖以武力夺取了吉林、黑龙江的控制权，将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势力范围，奉系军阀也从此成为和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军阀势力。

有了东三省作为基地，张作霖的野心并没有满足，反而将目光又投向了关内。1920年，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爆发战争，张作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和直系联手，共同对付皖系。最终，势单力孤的皖系大败，其控制下的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成了张作霖的战利品。可没等硝烟散尽，张作霖的奉系势力又和曹锟、吴佩孚主导的直系势力因为地盘划分产生了矛盾。1922年，直奉之间爆发大战，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大多为绿林武装改编而成，装备虽然精良，但训练、指挥和单兵素质均不如直系，被直军打得大败而逃，狼狈地退回关内。为了和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对抗，张作霖一面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自任保安总司令；一面对奉军进行全面改编，强化军事训练，扩建了奉军的军校——东北讲武堂，还花重金买进意大利的飞机、法国的坦克和日本的重炮，建立了陆、海、空三军，奉军从一支绿林习气颇重的乌合之众变成了同时期国内装备最好的正规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这次张作霖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为军事进攻和政治伐交相结合的策略，他联合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下野的皖系首脑段祺瑞，结成了反直同盟，又秘密策划了直系猛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再加上几十万经过强化训练的奉军武装正面强攻，终于大败吴佩孚，奉系的势力一度扩张到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份，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强大的力量。

就在张作霖志得意满之时，一场巨大的危机向他袭来。1925年11月24日，奉军“五虎将”之一的郭松龄在滦州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宣布拥戴张学良为东北之主，誓师反奉。郭松龄是奉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和张作霖赖以起家的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人物不和，又看不惯杨宇霆等人挑唆张作霖打内战、抢地盘，因此在奉系中屡遭排挤，逐渐产生了打倒张作霖的想法。由于郭部是奉军中精锐的精锐，所以其起兵后势如破竹，轻松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主力直逼沈阳。当时张作霖在沈阳一线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郭部大致相当，但军心士气低落至极，张作霖本人甚至已经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大连。这时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在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作为交换，日本将出兵干涉，武力解决郭松龄。12月23日，郭部和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巨流河展开决战，结果粮弹两缺的郭部先胜后败。两天后，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就义。

玩火自焚

郭松龄的反奉举动大大削弱了奉系的实力，张作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逐渐变为拥兵自保的偏安之心。然而，北洋军阀的时代终究要过去。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正式举兵北伐，孙传芳、吴佩孚等新老军阀连战连败，奉系成了北洋军阀们最后的救命稻草。1926年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会议，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寇英杰、刘镇华等十六人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这个从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绿林人物登上了北洋军阀总盟主的宝座。随后，为了镇压北方的革命运动，张作霖命令北京军警残害了李大钊等革命领袖，北京新闻界著名的报人邵飘萍也在早些时候遭到了枪杀，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华北。然而此时的奉军已经是外强中干，1928年，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国民党的蒋、冯、阎、桂四大集团联合进攻奉军，奉军很快就全线崩溃，张作霖眼见回天无力，决定全军撤回关外。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针对他的刺杀正在蓄谋之中，而执行这一行动的就是一直扶植利用他的日本人。

张作霖在东北发迹之时，日本已经将触角伸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他们一直想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政权为将来侵略东北做准备。而张作霖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就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深知日本人的凶狠贪婪，不过张作霖认为要独霸东北，就必须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于是他表面上和日本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日本人对张作霖也大力支援。1916年，日本为支持刚刚上台的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张作霖贷款300万；1919年，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时，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其后，在奉军的几次大战中，日本都提供了大量的军火物资，帮助张作霖打内战。

而张作霖本人对日本人的野心也有所察觉，他既利用日本人为奉系谋利益，也对日本人小心提防。当时日本人控制着旅顺、大连两个港口，还控制着南满铁路，在沿线驻军，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张作霖准备修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并行的铁路来瓦解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同时他下令建设营口港，以削弱大连和旅顺对东北的影响。对此，日本人极为愤怒，公开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铁路的行为，认为这是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挑衅”，要求张作霖立即停止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一面敷衍日本人，一面加快修筑进程，最终完成了铁路修建。除此之外，出身底层的张作霖还奇招迭出，以各种小手段“折腾”日本人。比如日本人费尽心机获得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居住权，可张作霖暗中下令禁止中国老百姓出租房子给日本人，大批来到东北的日本人没有房子可住，狼狈不堪。再比如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铁路沿线有驻军，张作霖就在每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地方重兵防备，保证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做好了防备日军武装入侵的准备。

眼看张作霖始终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决定摊牌。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要求张作霖兑现其在郭松龄反奉时承诺给日本人的侵略权益，否则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张作霖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从来没有过什么承诺，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同年6月3日夜，也就是张作霖率领奉军主力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前一天，芳泽再次求见张作霖，进行最后的要挟。可张作霖根本不见他，会客室内的芳泽还听见隔壁房间的张作霖用高八度的声音大骂日本人的八辈祖宗，这终于让后者下定决心除掉张作霖。6月4日凌晨5点，张作霖的专列行至奉天西郊的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启动了爆炸装置，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据说张作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赶快通知小六子（少帅张学良），把部队拉回关外，准备和小鬼子干。”张学良随即将四十万奉军全部撤回东北，日军未敢继续袭击。

就这样，从绿林起家，统治东北三省近二十年，巅峰时政令行于多半个中国的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结束了他复杂而传奇的一生，终年54岁。

谤誉满天下——“秀才将军”吴佩孚

秀才遇到兵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吴佩孚父亲名叫吴可成，是当地一个小商人，依靠祖上传下来的杂货店维持全家的生活。吴佩孚6岁时，其父将他送到当地私塾学习，因为聪明好学，吴佩孚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和器重。12岁时，吴佩孚已经读完四书五经，完成了基本的旧式教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然而厄运很快降临，1885年，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因病去世，年幼的吴佩孚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依靠祖传的杂货店艰难生存。当时正值清朝末期，山东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灾区，再加上官府盘剥，兵匪横行，吴家开始入不敷出。这时驻扎蓬莱的清军水师营正在招收16岁到20岁的青年为学兵，每月的军饷为二两四钱白银。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吴佩孚就虚报年龄加入了水师营，成为一名年轻的学兵。吴母心疼儿子，不愿意让他当兵。在母亲的苦劝下，吴佩孚在1891年离开军队，来到登州府拜著名学者李丕森为师，继续求学。就在吴佩孚学习期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山东被日军占领。眼见侵略者在自己家乡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吴佩孚深受刺激，这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6年，吴佩孚参加了山东登州府的科举考试，高中丙申科第三名，顺利得到了秀才的功名。可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这时的秀才头衔也不像旧时那样光彩。在此期间，吴家又有悲剧发生，吴佩孚的新婚妻子王氏染病去世，这让与妻子伉俪情深的吴佩孚深受打击，之后的十三年里他始终没有续∷北洋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娶。当时山东是列强销售鸦片的主要地文虎勋章产生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当时颁布了多项勋区，烟台、青岛、济南、登州遍地都是章令和给勋条例，“文虎”勋章就是其中之一。它设于1912年贩卖鸦片的烟馆，很多人因此而家破人12月，共分九等，分别授予陆亡。刚刚遭遇丧妻之痛的吴佩孚无处排海军中有战功或劳绩者。解情绪，也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不久，吴佩孚发现花销越来越多，这才清醒过来，跑到烟馆吵闹。冲突之下，吴佩孚带着朋友砸了烟馆，这可给他惹来了大祸，烟馆老板告上衙门，准备抓捕吴佩孚。吴佩孚在朋友的掩护下逃往北京，官府以“行为不检，有辱斯文”为名革除了他的功名，吴佩孚靠科举飞黄腾达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在北京城里，吴佩孚举目无亲，仅有的一点儿盘缠很快花完了。为了谋生，他卖过字，也给别人算过命，饥一顿饱一顿，日子困苦。1898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奉命招兵，扩充队伍。曾经在家乡当过水师营学兵的吴佩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找到在北京做生意的堂兄吴亮孚借了一笔钱，然后转道天津，加入了隶属于武卫军的聂士诚部，当了一名普通的大头兵。尽管幼年时接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但吴佩孚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文人，他的军事动作远不如同僚标准，经常遭到主官的责罚。再加上当时军队中的士兵清一色为文盲，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在其中不但找不到认同感，反而被众人视为异类，很受排挤。不过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佩孚发现上司郭绪栋在公文中错用了一个典故，就随手加以改正。郭绪栋知道后，就和吴佩孚交谈起来，得知吴是秀才出身后，郭绪栋大为惊奇，开始和吴佩孚有了交往。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友，还结为把兄弟。在郭绪栋的大力推荐下，吴佩孚很快就从普通士兵转任文书。军队中的文书是相对清闲的，平时抄抄公文，帮着士兵写写家书就行了，薪水还算不错。可胸有抱负的吴佩孚志不在此，他努力学习，准备报考军校。1901年2月，吴佩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开始了军校生涯。当年9月，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平武备学堂也成了袁世凯培养军官的地方。不久，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成立了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也跟随前往保定，学习了一年多的测绘科。毕业后，吴佩孚授衔中尉，被派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

谍海风云

1904年，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和特权，日本和俄国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爆发了日俄战争。当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装备和防御工事都强于日本，后者只能通过准确的情报进行一场搏命的战争。为了获取俄军的准确情报和东北地区的地理图册，日本人找到了亲日的袁世凯，请后者提供一批熟悉东北环境、精通测绘的人员辅助日军。袁世凯就从北洋武备学堂和公所参谋处挑选出二十个年富力强的参谋交给日本人，吴佩孚就是其中一员。日本人将吴佩孚等中方人员和三十名日本间谍混编，然后全部派入俄军控制下的大连、旅顺进行间谍活动，刺探俄国远东舰队的情报。这时，吴佩孚精明强干的特点就表现出来了。他几次潜入港口附近，准确地探听到了俄军的虚实，甚至日本间谍也称赞他是天生的特工人才。

不过夜路走多了还是会出事。在吴佩孚最后一次潜入奉天附近的新民府时，被同伙出卖，俄国士兵将他抓了个正着。俄国人对吴佩孚拳脚相加，逼他交代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吴佩孚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坚称自己只是个小贩。俄国士兵见撬不开他的嘴，就以间谍罪判处吴佩孚死刑，押送哈尔滨枪决示众。就在押送的路上，吴佩孚趁着看守的俄国士兵酒醉疏忽，从奔驰的火车上一跃而下，躲在路边的草丛中逃出生天。随后，他返回间谍的联络点，向日本人汇报了自己的遭遇，主持对俄情报工作的日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老牌的日本间谍，号称中国通）对其大加称赞，授予吴佩孚六等单光旭日勋章一枚，并将他推荐给了北洋陆军第3镇统制，也就是吴佩孚此后追随数十年的“恩主”曹锟。在此期间，吴佩孚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和同乡的李氏成婚，这时的吴佩孚已经31岁，刚刚过了而立之年。

北洋新星

来到曹锟手下以后，吴佩孚自觉找到了用武之地。首先，他的顶头上司曹锟是布贩出身，一身江湖习气，却特别看重颇具文人气质、胆识过人的吴佩孚，将其作为心腹来培养；其次，北洋陆军第3镇也不是一般的军队，它是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上精心创立的六镇军队（镇相当于师）之一，虽然排名第三，战斗力却号称“北军之雄”。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北洋系统的军官就曾叫嚣国民党的军队若能打垮第3镇，北京都可以让给孙中山，可见该部在北洋军队中的地位。能在这样一支凶悍的部队中供职，冷硬骄傲的吴佩孚自然满意，觉得找到了一个施展其本领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吴佩孚刚一进入第3镇就被任命为炮兵第3标第1营管带（营长），军衔晋升为上尉，他的军旅生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急调第3镇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带的防御任务。当年11月，北洋第3镇中的部分军官准备哗变，他们打算先杀死曹锟，然后夺取部队。吴佩孚发现了端倪，密报给了曹锟，吓得半死的曹锟赶紧进行内部清洗，这才没丢掉脑袋和顶戴。事情过后，曹锟对吴佩孚非常感激，认为后者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公开表示有他曹老三（曹锟在家中行三）在第3镇一日，吴佩孚就会被大大地提拔。1912年1月，北洋第20镇新军军官施从云、王金铭等人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以响应武昌的革命军。当时袁世凯正利用清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讨价还价，不希望前者过早倒台，就派出曹锟的第3镇进攻滦州，最终扼杀了这次起义。

1912年2月12日，渔翁得利的袁世凯逼宫成功，清朝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宣统皇帝正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请袁世凯南下南京接任职务。袁世凯知道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坚决不肯南下，孙中山就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特使督促袁世凯南下。这下袁世凯急了，他指使曹锟、吴佩孚发动所谓的兵变，恐吓特使。曹、吴二人相当卖力，他们派出数千名大兵在特使下榻的东安门一带大肆抢劫商铺，枪声响彻云霄，受惊的几位特使仓皇地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袁世凯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啊。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做出决定，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目的达到，袁世凯重赏麾下的诸位“演员”，曹锟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吴佩孚也被提升为炮兵3团团长，进入了北洋军中层军官的行列，这一年吴佩孚已经38岁。

扶摇直上

1913年3月，国民党总理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有重大嫌疑，孙中山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吴佩孚跟随曹锟前往江西进行镇压，曹锟因功升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佩孚则出任师部副官长。两年之后，袁世凯密谋称帝，曹锟这样的北洋嫡系自然是全力劝进。1915年2月，袁世凯正式称帝，曹锟被授予爵位，吴佩孚也被提升为第6旅少将旅长。不久，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曹锟、吴佩孚又率军赶赴四川，围堵护国军。在一次战斗中，曹锟一时大意，被护国军诱入峡谷之中重重包围，幸亏吴佩孚率领几十名骑兵冒死营救，曹锟这才得以逃出生天。此后，曹锟对吴佩孚更为器重，将吴佩孚的战功禀报袁世凯，已经焦头烂额的袁立刻晋升吴佩孚为陆军中将。然而历史的潮流终非人力所能阻挡，兵力、武器均不占优势的护国军屡战屡胜，吴佩孚劝说曹锟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在四川前线与护国军形成对峙态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病死，北洋军由此分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别，这样的乱世也给了吴佩孚这样的枭雄莫大的机会。当年7月，曹锟率部返回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下，其基准武力第3师迅速扩编为九个混成旅六万余人，为直系军阀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1917年初，总统黎元洪和皖系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徐州地方军阀张勋趁机进军北京，拥戴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随即组织“讨逆军”进攻张勋，曹锟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部一马当先，一路攻占涿州、良乡，率先从彰仪门攻入天坛，将张勋派驻在天坛的三千名辫子军一举击溃，张勋本人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曹锟因为讨逆有功，被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吴佩孚也水涨船高，出任了第3师师长，成了直系中的头号战将。

赶走了张勋，直系头号人物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由于这对军阀组合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西南实力派的支持下发动了护法战争。这次吴佩孚独领大军，率领第3师前往湖南与护法军作战。凭借良好的训练和优良的装备，吴佩孚部连下岳州、长沙等地，占领了大半个湖南，吴佩孚也被直系政客称为“常胜将军”。可就在此时，段祺瑞打起了小算盘，将湖南这块地盘赏给了心腹张敬尧，而吴佩孚只得到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吴佩孚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打仗，皖系发财，这如何忍得下去？当年6月，在攻占湖南战略要地衡阳之后，吴佩孚发表和平通电，这为他赢得了举国上下的赞扬之声。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吴佩孚做出了军阀中少有的举动——他公开发表通电，声援学生的举动，反对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不管这一举动是基于义愤、民族感情使然，还是为了拆皖系的台，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皖系一向亲日，段祺瑞政府更是主张签署和约），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吴佩孚也成了报纸争相报道的风云人物，得到了“爱国将军”的称号。当年年底，冯国璋病死，曹锟接班成为直系的一号人物，而吴佩孚成为直系武装的实际领导人，这一文一武成为直系的掌舵人！1920年，规模空前的直皖战争爆发，直奉军阀联合倒段。刚从湖南急行军赶到河北的吴佩孚出任前敌总司令，率领直系主力在涿州、固安一带与皖系边防军展开激战，他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一举击溃皖系曲同丰、段芝贵的部队，皖系军阀经此打击一蹶不振，段祺瑞也通电引咎辞职，直系军阀成为中国头号军阀集团。战后，曹锟被徐世昌政府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并受封上将军衔，成为中国军阀中的新贵。

盛极而衰

直皖战争刚刚结束，曾经好得穿一条裤子的直奉军阀之间又出现了矛盾。奉系老大张作霖觉得直系占了大便宜，山东、河北、北平、河南等地盘都归了曹、吴，吴佩孚觉得张作霖这个马匪贪得无厌，吞下热河、绥远、察哈尔不算，还扶植亲日的梁士诒组成内阁，压缩直系在中央的话语权，双方都磨刀霍霍，准备从枪杆子里夺政权。1922年4月22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随着张作霖一声令下，奉系十二万大军分为东西两路，携带着上百门火炮，气势汹汹地直扑关内。反观直系这边，总共只有不到十万军队，武器装备也不如奉军，不少外国武官都认定此战奉军必胜。可用兵老辣的吴佩孚知道奉军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打顺风仗还行，一旦形势不利必然全线崩溃。于是，吴佩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以部分兵力在固安、永清、长辛店一线节节抵抗奉军，拉长后者的补给线，然后以精锐部队奔袭数百里，一举捣毁了奉军后方的补给站。这下前线的奉军炸了锅，扔下武器就开始后撤，十二万大军最后逃回关外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大批的武器装备也都便宜了直军。要不是奉军“五虎将”之一的郭松龄死守山海关，再加上英、美、日等国不愿看到中国有统一的趋势，纷纷进行干涉，奉系的历史也许就终结在了吴佩孚的手中。∷操练中的北洋军1905年，袁世凯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考察这支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清政府练兵处在直隶河间举行了一次北洋军内部的大会操，史称“彰德会操”。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让吴佩孚名声大噪，他的直属部队扩充到了五个师十余万人，下辖的地盘也包括了河北、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数省之地。当时吴佩孚的指挥部设在河南洛阳，各地的军阀纷纷在洛阳建立办事区，以便与其“沟通”事务，以至于时人称洛阳为“西宫”。1924年4月，吴佩孚五十大寿之时，各地军阀、政客、文化名人、外国使节数百人纷纷前往洛阳为其祝寿，康有为还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作为寿礼，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而作为直系背后的大靠山，美国人也相当看好“吴大帅”（此时曹锟在直系内部已经“晋级”为“老帅”，吴佩孚也就被称为“大帅”或“玉帅”），不但让吴佩孚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美国记者还预测吴佩孚是最有可能一统中国的人物。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他们一定不懂什么叫盛极而衰。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内部日渐骄横，一直想当上大总统的曹锟用贿选和武力威胁的方式“圆梦”成功，成了民国历史上的第六位大总统，这下就把皖系、奉系逼到了一起，后者很快联合南方的护法军政府组成了反直同盟。1924年9月，奉军再度南下，直奉∷寓居北京的吴佩孚双方五十多万大军在山海关展开激战。尽管晚年的吴佩孚早已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但在卢沟桥就在吴佩孚在前线督战之时，直系将领事变后，他又因缘际会地成了各冯玉祥率领部下三万多人突然杀回北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取的对象。所幸的是，吴佩孚立场坚定，表现京，先将大总统曹锟囚禁，接着发表了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倒直宣言。这下吴佩孚可傻了眼，北有穷追不舍的奉军，南有据城而守的冯玉祥部，再加上趁火打劫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和皖系将领郑士琦截断津浦铁路，吴佩孚四面受敌，遭遇惨败。幸好老对头段祺瑞还念香火之情，在塘沽为吴佩孚安排了一条军舰，吴佩孚这才率领残部逃至河南，其实力再也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的规模。

终不投敌

1926年4月9日，曹锟被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释放，他赶到河南投奔吴佩孚。两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见面，彼此无言以对。不久，曹锟前往天津老家寓居，1938年5月17日因病去世。退出北方之后，吴佩孚仍不死心，他利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又与奉系联手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者被迫退往西北，冯玉祥也宣布下野。这样一来，直系的光景似乎又好转起来，可惜这一切只是镜花水月罢了。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首选的进攻对象就是盘踞在湖北、湖南、河南一带的吴佩孚部。此时的直系已经是日薄西山，吴佩孚勉强组织了十万大军对抗北伐军。可他那支只为军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是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敢于为国牺牲的北伐铁军的对手，一败汀泗桥、二败贺胜桥，最后连武昌城都被北伐军攻占，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不久，山穷水尽的吴佩孚宣布下野，在四川军阀杨森的庇护下过起了寓公的生活。

1932年1月31日，吴佩孚从四川来到北平定居。当时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执掌北平军政大权，他对吴佩孚较为尊重，不但将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送给后者，还每月拨出数千大洋作为吴佩孚的生活费。这时的吴佩孚已经年近花甲，平时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度日，再无昔日的傲气与戾气。可树欲静而风不止，野心勃勃的日本人正在华北物色代理人，在他们看来，曾经叱咤一时的吴佩孚就是扶植的最佳人选。很快，日本人找上吴府，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火炮五百门，再加上数百万的资金，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一向以关羽、岳飞为偶像的吴佩孚在兵败之时不肯进入租界，哪里会为了日本人的“画饼”而出卖祖宗，予以断然拒绝。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急需一个有威望的人物出任伪政权的头目，在日本人看来，吴佩孚远比殷汝耕、齐燮元等人更有号召力。一时间，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连带着大批汉奸说客先后登门，可吴佩孚咬紧牙关，就是不肯答应，终保大节无亏。

1939年12月，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引发牙痛、发烧，经过日本人强行介绍的牙医诊治后猝死于家中，时年65岁。根据吴家人后来的回忆，吴佩孚很可能是被日本医生故意害死。回顾吴佩孚的一生，有过穷兵黩武和镇压劳工的污点，这也是那个时代军阀们共同的黑色印记，也有过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卖国求荣的坚持，其是非功过只能由历史来评判了。

混世魔王——“狗肉将军”张宗昌

混迹东北

1881年，张宗昌出生于山东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七八岁时，父亲因饮酒过量去世，张母一个人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只得改嫁同村的光棍汉贾某。贾某虽然是后爹，但对继子张宗昌很不错，几乎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张宗昌后来发达之后也很感激这个继父。不过贾某也是赤贫一族，两人结婚以后家里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全家几乎活不下去。为了生存，年幼的张宗昌被迫出门打工，先后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酒店的小伙计，在街头卖过瓜子花生。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让张宗昌产生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也让他养成了能说会道的口才。可惜在当时的社会，光靠嘴巴厉害不可能养活自己，还是一样会饿死。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在中国北方烧杀抢掠，山东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更是战火不断，年仅19岁的张宗昌眼见在家乡活不下去，一咬牙走了山东穷苦百姓常走的老路——闯关东。当时俄国人正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横穿东北的东清铁路，急需大量的劳工，张宗昌被俄国人雇佣，在铁路沿线打工，干一些重体力的粗活。虽然从小没受过规范的教育，但张宗昌却是个“不学有术”、野心勃勃的家伙，他认为干苦力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必须找到一个往上爬的办法。不久，张宗昌开始和俄国的工程人员学习俄语，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口语对话的能力，很快被晋升为工头，有了份稳定的收入。可张宗昌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反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辛苦一个月赚到的工钱，他常常一天就输了出去。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俄军急需大量精通俄语的中国翻译。粗通俄语的张宗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报名加入了俄军，成为一个普通的俄语翻译。他跟随俄军士兵搜刮粮食，收集日军情报，还参加了俄国人组织的马队，初步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一年后，俄国战败，再次变得一文不名的张宗昌来到了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讨生活。由于懂得俄语，他混得比一般中国劳工好得多，在当地的金矿担任了工头。当时西伯利亚有很多凶猛的野兽，因此金矿的工头普遍配枪防身，张宗昌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内，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这对他以后的军阀生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当时还有很多土匪流氓混迹在中俄边界上，张宗昌在赌场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很快他也成为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可好景不长，因为嗜赌成性，张宗昌将手下工人的工资全部输光，他害怕俄国人的惩罚，只得从海参崴逃回中国，这时的张宗昌已经在东北和俄国胡混了十一年，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三姓家奴

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东北不少的马贼土匪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军，一时间乌烟瘴气。张宗昌觉得机会到了，他带着一批在东北结识的土匪投靠了山东民军都督胡瑛，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当时的山东民军都是清一色的民团武装，基本没有人懂得军事知识，矮子里面拔将军，就将张宗昌提拔为中级军官。不久，胡瑛又把民军拉到了上海，投靠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张宗昌也顺势成为陈其美麾下第3师的骑兵团团长。其实张宗昌并不是真心革命，他这个老粗也不明白革命是什么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给他权，他就甘心卖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了倒袁的“二次革命”，张宗昌眼见北洋军财雄势大，就临阵倒戈，投靠了袁世凯手下大将、江苏都督冯国璋，成为北洋军中的一个师长。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中华民国代理总统，靠溜须拍马得到冯国璋信任的张宗昌也水涨船高，升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冯国璋病死，失去了靠山的张宗昌又在直皖战争中打了大败仗，彻底失去了在直系军阀中飞黄腾达的机会。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一点儿也没犹豫，又改投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开始，张作霖对“三姓家奴”性质十足的张宗昌并不信任，仅仅给了他一个营长的职务。可张宗昌的运气很好，很快就找到了发迹的机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疏于训练的奉军被打得大败，依靠列强的调停才勉强逃回关外。眼见张作霖摔了大跟头，驻扎在吉林的奉军旅长高士傧乘机联合土匪卢永贵公开反奉。当时张作霖刚刚战败，根本无力剿匪，张宗昌就自告奋勇地求见张作霖，表示自己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说服土匪投降。张作霖半信半疑，就让张宗昌带着几个手下前往匪巢。其实张宗昌敢夸下海口是有原因的，匪首卢永贵是他早年混东北时认识的一个酒肉朋友，其部下大小头目和张宗昌都是熟人，张宗昌自信可以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其拿下。果然，双方见面后一番黑话交谈，张宗昌就用高官厚禄和老乡交情说动了土匪，不但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匪患，还为奉军收编了三个团。眼见到张宗昌办事如此得力，张作霖非常高兴，他大笔一挥，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就这样，张宗昌从一个营长一跃成为旅长，还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招兵买马

官升三级并没让张宗昌飘飘然，当时奉军有四十多万大军，各地的混成旅就有近三十个，一个旅长远远不能满足张宗昌的胃口，他心里渴望着更大的权柄。很快，张宗昌又得到了一个扩充实力的好机会。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即将结束，高尔察克等白匪军被红军打得大败，纷纷沿着西伯利亚逃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大批军火也被他们丢弃在中俄边境。张宗昌懂得俄语，在西伯利亚又混迹过数年，对俄军的战斗力也很认同，他趁机派人到逃亡的白俄士兵中大力宣传，宣称自己愿意将白俄士兵收归为自己的雇佣军，还许诺给予很好的待遇。这些白俄军人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进入中国以后就是一帮普通的难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此时见张宗昌愿意收留自己，而且还有丰厚的军饷领取，立刻就有数千名白俄士兵投入张宗昌麾下，包括数百名哥萨克骑兵。

这还不算，一个名叫葛斯特劳夫的白军炮兵军官还向张宗昌透露了一个消息——一列满载白军军火的火车就被丢弃在中俄边境的铁路线上。喜出望外的张宗昌带着手下赶到边境，还真找到了一列车的军火，其中包括数千支步枪和几十门野炮。此后，贪心不足的张宗昌在边境上屡次出手，前后搜刮到数万支步枪、数十门火炮、大批的弹药和两列装甲列车。这样一来，张宗昌的实力迅速发展，部队很快就达到近两万人，其中有一个满编的白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队。按照当时美国驻东北武官的说法，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骑兵经常在长春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枪械，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亡命之徒。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宗昌招募白俄军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对于这个实力飞涨的外来户，张作霖有了防范之心，开始克扣张宗昌部的军饷。张宗昌本就胆大包天，现在看张大帅在军饷上和自己玩花样，更加不管不顾，他公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大量种植鸦片，玩起了以毒养军的招数。此举让东北舆论界一片哗然，报纸纷纷把张宗昌称为“贩毒将军”。可皮厚心黑的张宗昌满不在乎，一副笑骂由人、权财我自得之的无耻嘴脸。

独霸山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准备充分的奉系大获全胜，占领了关内的大片地盘。这次大战中张作霖起用了张宗昌，将其任命为第1军的副军长。张宗昌知道这是个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的好机会，也相当卖力，以白俄雇佣军为先头部队，用装甲列车开道，一路从冷口长城杀入天津城，将直军杀得大败。可没等张宗昌在天津享福，张作霖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后者也知道天津这样的好地方肯定是奉系大佬的禁脔，索性继续南下，等远离了奉系的势力范围，再找机会自立为王。不久，张宗昌的部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后来著名的大汉奸）的部队在江苏、山东一带展开激战。两支军阀部队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关键时候，张宗昌再次派出白俄雇佣军出战，一千多名白俄士兵以刺刀冲锋击溃了齐燮元部，一举占领了无锡、南京等地。眼见自己打下了中国最有油水的地盘，张宗昌对白俄雇佣军非常满意，不但开出了丰厚的军饷，还花重金包下上海的白俄舞女送到前线，以此犒赏自己的心腹手下。得知张宗昌拿下江苏，张作霖就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击败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可此时张宗昌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成为一个中级军阀，准备自成体系了。鉴于张宗昌有脱离奉系的迹象，各派反奉的军阀纷纷前来拉拢他，其中最卖力的当属孙传芳。时任浙江都督的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地盘接壤，为了笼络张宗昌，孙传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店都包∷张宗昌就任直鲁联军副总司令后的军装照下来，供张宗昌花天酒地，夜夜笙歌。1925年，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张宗昌一辈子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很的国民军，直隶的李景林部和山快就在灯火酒绿中把张大帅的命令扔到东的张宗昌部联合，改称“直鲁联军”，李景林任总司令，张宗脑后，不但没有和浙军刀兵相见，反而昌任副总司令。和孙传芳结为异姓兄弟，完全放弃了对浙江的进攻。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的时候，段祺瑞政府（奉系和皖系联合反直系的产物，张作霖推举）任命皖系干将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率部出走徐州。眼见半个自己人受到排挤，扶植段祺瑞出山的张作霖不干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皖系被迫让出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就这样，张宗昌成了山东省主席兼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开始了他荼毒山东的历史。

三多将军

对于军阀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衣锦还乡更风光的事情了。在山东的短短几年内，志得意满的张宗昌骄奢淫逸，可以算得上五毒俱全。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三不知”将军的绰号，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张宗昌深知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要想维持他的地位，就得扩充自己的武力。为了壮大实力，张宗昌不惜一切代价征兵。当时山东匪患极为猖獗，全省土匪不下十万人，在张宗昌的招安政策下，大批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昌麾下的正规军。由于求兵心切，只要来投奔的土匪和民团武装，张宗昌一律照单全收，并且按人头给予奖励。土匪们为了多拿钱，纷纷谎称自己部下的人数，几百人夸大为上千人、一千人夸大为几千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张宗昌麾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部队里面一个团只有一个营，一个营只有一个连，而这个连也只有几十人。这还不算，张宗昌部队军纪极差，就算在山东境内作战也四处抢劫，强买强卖，简直是一帮穿着军装的土匪。抗日战争中曾经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当时是美国驻华武官，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张宗昌的军队，按照他的说法，张部士兵只有30%的士兵有步枪，其他70%的士兵要么拿着冷兵器，要么干脆赤手空拳。对此，当时山东的舆论界讥笑张宗昌的军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除了花钱养兵上不遗余力外，张宗昌在女色上也相当荒淫无耻，按照时人的统计，他先后娶过数十个老婆，其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戏子，有的是青楼女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光加入张家族谱的就有二十多个。张宗昌的妻妾同他本人一样，生活极其奢侈糜烂，每人均配备副官一人，护卫两人，汽车两辆，杂役无数。

民不聊生

张宗昌如此胡乱扩充兵力，生活又如此淫逸奢侈，自然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批钱款的压力自然转移到山东老百姓头上。张宗昌统治山东的三年内，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比土匪还要凶狠。他执政期间，光有名目的税收即达六七十种之多。除田赋外，还开征了契税、牙税（对经纪人所征之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烟酒税、矿税、盐税、奢侈税、宴席税、货物落地税、印花税、邮局包裹税、牌照税、禁烟税、渔船税、青菜税，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捐款”，如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集市摊捐、货车特捐、食盐加价、车票加价、娼妓捐、戏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等。基本上能想到的税收，张宗昌都征收了，老百姓连养条狗都要交钱。最为荒唐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和祝寿捐。所谓大粪捐，就是对进城来挑大粪的农民要钱，亏张宗昌能想得出来！还有更狠的祝寿捐。192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九，张宗昌为其继父贾某操办76岁生日时，强令山东军政各界人员缴纳当年薪水的五成作为贺礼。当时山东公务员收入极低，也是勉强糊口。这一下扣了一半薪水，全家只能喝西北风去，公务员对张宗昌恨之入骨。当时济南老百姓就有歌谣流传：“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由于张宗昌的横征暴敛，仅1927年一年济南就有七百余家商号倒闭。到1928年冬天，有一百万人从山东省移民东北。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除了在经济上压榨老百姓以外，张宗昌还在山东采用白色恐怖的政策，试图用暴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时山东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之运气》一文，讥讽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张宗昌的密友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比作“肾囊与睾丸”。张宗昌听说后勃然大怒，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将林白水枪杀。1925年4月底，由于青岛的六家日本纱厂欺压中国工人，肆意拖欠薪水，青岛的中国劳工忍无可忍，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了讨好日本人，张宗昌出动两千多名军警驱散工人，当场就打死了八名工人，打伤十多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二九”青岛惨案。《青岛公民报》总编辑胡信之发表文章谴责张宗昌的暴行，不但报馆被查封，胡信之本人也被张宗昌下令秘密处决。

仓皇下台

山东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省份，为各方势力所重视。眼见张宗昌在山东胡作非为，民心不稳，各派势力先后对张宗昌出手，争抢山东地盘，其中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张宗昌的拜把兄弟、直系军阀新代表孙传芳。特别是1925年爆发的浙奉战争，张宗昌赖以起家的白俄雇佣军遭到了孙传芳部的重创，其看家的装甲列车被孙军埋设的地雷炸毁，数千名白俄士兵被孙军的重炮、机枪击毙，张宗昌的实力大损。为了苟延残喘，毫无廉耻的张宗昌开始和日本人勾结，不惜出卖了山东省的大量主权，包括矿产开采权、铁路修筑权、治外法权，等等，这些条款堪比当年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也秘密给予张宗昌大力支持，向他提供了可以装备十多万人的军火，这才让张宗昌又撑过了一段时间。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这回张宗昌“山东王”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1927年5月，张宗昌和李景林组建的直鲁联军连战连败，陆续丢失了蚌埠、徐州等地，张宗昌率残部逃回了济南。1928年，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张宗昌将日军第6师团放进了济南城，他自己则率领直鲁联军残部离开山东，撤到了河北的滦州地界。5月3日，妄图阻止中国统一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大肆虐杀济南军民，前后有一万多名无辜平民遇难，这其中张宗昌也间接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失去靠山的张宗昌向少帅张学良恳请出关，张学良知道他为人两面三刀，予以断然拒绝。当年9月，北伐军白崇禧部进抵河北，对张宗昌的残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扔下部队只身逃亡日本，曾经嚣张一时的直鲁联军彻底覆灭。

遇刺身亡

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虽然带走了巨款，可由于他好赌好色，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坐吃山空。眼见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不甘寂寞的张宗昌又准备东山再起，再过一把军阀的享乐生活。1932年，他找上了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张学良知道他有奶便是娘的本性，怕他再次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就给了他一个虚衔，每个月拨给他三万大洋的生活费。可张宗昌本人却觉得日子不太风光，打算返回山东召集旧部。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已经是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叛将韩复榘，这也是一位性格乖张、心狠手辣的军阀，焉能容许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搞风搞雨？一场较量在所难免。

1932年8月，韩复榘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经人介绍和张宗昌进行了会面。一番虚与委蛇之下，韩、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大9岁，就大大咧咧地以兄长自居，时不时向韩炫耀自己有多少老部下还在山东各地，自己一声招呼又能拉起多少人的队伍。韩复榘表面上哈哈一笑，当作没事一般，实际心中非常忌惮，产生了除掉张宗昌的想法。军事会议结束后，韩复榘返回了济南。数天后，他给张宗昌去信一封，邀请其前往济南共商大事。鉴于韩复榘以往的名声，张宗昌的旧部和老友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反对其前往山东，认为韩复榘明显是不怀好意。可张宗昌已经过够了无权无钱的寓公生活，一门心思想重温昔日呼风唤雨的军阀旧梦，他没有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返回了济南。

9月3日，张宗昌在同韩复榘会晤完以后，前往济南火车站，准备返回北平。就在他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两个男子突然冲出人群，举起手枪向他开枪。其中年轻的男人一边开枪还一边大骂：“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张宗昌从军多年，枪法又准，本来也是不怕的。但此时他刚刚从韩复榘的府邸中喝完酒，随身携带的配枪也被韩复榘借机要走，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好跳上一列停在站台上的火车躲避。两名杀手紧追不舍，一路上乱枪向张宗昌射击。眼见张宗昌就要成功逃脱，韩复榘手下的士兵突然出现，他们纷纷向着刺客开枪射击，可刺客毫发无伤，张宗昌却被几发诡异的步枪子弹当场击中，很快就一命呜呼。两名刺客随后束手就擒，其中一人自称为父报仇，情愿以命相抵。原来这又是一段公案，1927年，冯玉祥部北伐河南，张宗昌屡战屡败，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诱降了冯部旅长姜明玉。这个姜明玉也是个小人，不但自己倒戈，还顺手将自己的上司、冯部第8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出卖给了张宗昌。“狗肉将军”正被冯军打得恼羞成怒，也就顾不得不杀高级俘虏的民国惯例，下令将郑金声枪决示众。而现在的刺客正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算是名正言顺地为父报仇。

张宗昌遇刺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张宗昌恶贯满盈，坏事做得太多，所以山东乃至全国的舆论一边倒向郑继成，认为张宗昌死有余辜，郑继成为父报仇属于情有可原。山东各界人士也纷纷电请南京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第二年1月，郑继成被赦免，后被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而张宗昌被打死后，由于名声太臭，无人愿意为其收尸。在他暴尸车站一天以后，才被韩复榘下令安置在安徽乡祠。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棺木由一列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这个民国历史上最荒诞无耻的军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世人的视线。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个外号叫做“狗肉将军”，这里的狗肉将军并非是指张宗昌爱吃狗肉，而是暗指他喜推牌九、好赌博（旧社会牌九也称为“狗肉”）。不过，在当时也有另一种说法。据说张宗昌某次阅操时，一条野狗突然闯入阵中，吓得他的战马狂跳，差点将其扔下马来。张宗昌被惊出了一身大汗，不但将卫兵们每人鞭笞数十下，而且还下令在济南城内打狗。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当时老百姓不知道张宗昌为什么打狗，就传说是因为他喜欢吃狗肉，这也成了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原因的另一个版本。

留作今日羞——“逃跑将军”韩复榘

投身军伍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东台山村。后世流传着一些关于韩复榘的笑话和相声，比如“走路都靠右走，谁来走左边”“给足球队一人发一个足球踢”、《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及其父非要让秦琼和关羽分个高下等等。其实被讥笑为大老粗的韩复榘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韩世泽是清末的一个秀才，以在村里的私塾教书为生。韩复榘幼年时期聪明好学，曾经在私塾学习七八年，完成了旧式的启蒙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韩复榘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曾经到县衙门中担任过书记员的职务。不过好景不长，韩复榘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只要手中有钱就去赌，一直要赌到输光为止。韩父为此气得卧床不起，韩母见管不住儿子，就为他迎娶了一位名叫高艺珍的姑娘，希望家庭的牵绊能让韩复榘变得老实本分一些。可韩复榘性子太野，还是流连于赌场之中，最终欠下了一大笔赌债。债主天天上门要债，搞得全家鸡犬不宁。韩复榘眼见在老家待不住了，就带着妻子闯了关东。

当时的东北也不是伊甸园！正值清王朝灭亡之际，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微乎其微，反倒是日本和俄国这两个贪婪的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中国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韩复榘带着妻子来到了东北的辽阳，他靠打零工为生，当过伐木工、苦力，贩卖过小商品，收入不高，勉强糊口而已。眼见生活同样艰难，迷信的韩复榘就找到一位算命先生，为自己算一下前程何在。惯于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见韩复榘身高马大，眉宇间隐现刚烈之气，就建议韩复榘投身军伍，在厮杀阵中找前程。韩复榘大喜过望，将口袋里面最后几个铜板给了算命先生，下定决心去当兵。韩复榘带着妻子离开辽阳，去新民府投奔了清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这个第三营的管带（营长）就是后来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当时军队中的士兵大多是文盲，而韩复榘文字功底不错，又写得一手好字，冯玉祥就任命他为营中的“司书”（相当于今天的文书）。1934年，蒋介石（前排左一）来到山东视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前排左二）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中间戴白色草帽者）随同而行。

倒戈将军

1912年1月，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从此开始了他复杂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作为西北军中的一员，历经数十场大战，因为骁勇善战，战功卓越，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升任第20师师长，成了西北军中的骨干人物，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首。1928年，韩复榘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河南省省长。不过这个任命却并不让韩复榘满意，因为他嫡系的第20师被冯玉祥交给了西北军将领石敬亭，这让韩复榘牢骚满腹，认为冯玉祥是在变相夺取自己的兵权。其实这种猜疑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1925年，冯玉祥受直系、奉系势力的联手威逼，被迫下野了一段时间，期间韩复榘和石友三两个西北军将领曾短暂投靠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冯玉祥归国后，两人又率部回到了西北军中，但一丝嫌隙已经种下，冯玉祥认为韩、石二人有不忠的纪录，而韩、石则紧紧抓住兵权，生怕被明升暗降。现在冯玉祥虽然给了一个省主席的官帽子，却要把韩复榘的重兵交给与其一贯不睦的石敬亭，这让韩复榘产生了另立山头的念头。

除了兵权之外，西北军的清苦和严苛军纪也让身为一方诸侯的韩复榘无法忍受。由于辖区大多为贫寒之地，所以西北军粮饷奇缺，师长一个月的军饷也不过60块大洋，还不如中央军的一个营长。而韩复榘担任省主席后迅速腐化堕落，吃喝嫖赌样样不落，整个人的习惯已经和冯玉祥对西北军的要求格格不入。此外，冯玉祥治军严厉，颇有封建家长制的一些特点，哪怕是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一旦犯错也是毫不留情地处罚，罚站岗、打军棍是家常便饭，这让好面子的韩复榘非常难看，双方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因为编遣军队的问题矛盾日深。当年5月，蒋桂战争刚一结束，冯玉祥就准备发动进攻，武力倒蒋。早有防备的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石友三之间嫌隙不小，就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每人送出大洋一百万元，还许诺将河南这块地盘交给韩复榘，今后每个月还将划拨给韩部军费60万元。穷了半辈子的韩、石二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处，当即发出通电，宣布拥蒋讨冯。这下冯老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军心大乱的西北军很快就输掉了战争，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1930年，蒋介石集团和冯、阎、桂三派军阀又展开了中原大战。出于自保的目的，韩复榘率领他的第20师继续为蒋介石助阵，与阎锡山的晋军激战于山东、河南一线，以巨大的伤亡挡住了晋军的进攻。战后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次年又任命韩为山东省保安司令，从此揭开了韩复榘独掌山东军政、财经、司法大权，统治山东七年多的“土皇帝”生涯。

治理山东

公平地说，韩复榘治理山东时的表现比前任省主席张宗昌要强得多。和后者纯掠夺式的统治不同，韩复榘比较重视建设，先后提出了“澄清吏治”“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施政方案，也聚集了包括民国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在内的一批人才。当时山东匪患横行，著名的土匪头子刘黑七就在山东流窜作案，其他大小土匪数百股，人数比山东的军队还多。为了稳定地方，韩复榘亲自率军剿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东的土匪问题。接着，他又整顿吏治，对山东的省府公务人员实行考勤制度，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2002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中，民族资本家陈寿亭生意越做越红火，其实就发生在韩复榘治理山东期间，要是放在张宗昌时代，这样的工商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韩复榘还非常重视教育，他在山东建设学校，对山东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军阀，韩复榘身上还有很多恶习，比如他肆意干涉司法，草菅人命，这都是不可否认的。据说韩复榘审案时经常带着执法队，他一不问话，二不查阅卷宗，只是用眼神给犯人“相面”，有罪无罪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常常一场审理下来，几十或上百的嫌疑犯要么无罪释放，要么立刻枪决，很少有判刑和复审的情况，冤假错案也就没少发生。一次，省政府一位议员派了一个小青年送信给韩复榘，恰好后者正在审案，小青年就在一旁看起了热闹。案件审理完毕后，执法的士兵糊里糊涂地将青年押上了汽车，送往刑场。这个青年吓得大叫说：“我叫小道，是来送信的。”韩复榘听到后说：“小盗？这次不杀了你，下次就变成大盗了！拉出去毙了。”事后，那名议员带着青年的母亲找来诉苦，韩复榘就以500大洋了结了此事，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韩复榘的治下时有发生。

眼见山东被自己经营得如同一个独立王国，韩复榘越发自得，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增加。为了拥兵自保，韩复榘将自己手下的部队从一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兵力增加到十余万人。此外，他还玩起了藏军于民的招数，建立了四支民团武装，其装备、人员编制和正规军一般无二。蒋介石一看韩复榘这架势是要当“山东王”啊，开始从经济上钳制韩复榘，原本每月拨给山东的60万元军费再也不见踪迹，打算饿垮韩复榘的武装。韩复榘也是暴脾气的军阀，心想你老蒋不仁就别怪我老韩不义，他派出部队强行接管了山东的国民党税务机关，将盐税、印花税等等财源全部揽入自己手中。当时山东除了韩复榘的第3路军外，还有蒋介石安插进去的刘珍年的第17军，该部占据着烟台、平度等二十多个县城，自行收取田赋，还有蒋介石的中央拨款，一直是韩复榘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和蒋介石撕破了脸，韩复榘也再无顾忌，就以刘珍年策划韩部官兵叛逃为理由，出动数万人马进攻第17军。蒋介石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调集中央军准备救援刘部。一不做，二不休的韩复榘立刻实行总动员，准备来一场大决战。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蒋介石退让一步，第17军被调往浙江，韩复榘得以独霸山东。可这并不是双方仇恨的终结。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回韩复榘又是第一个通电响应，还暗示张、杨考虑武力解决蒋介石。这个举动让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在日后为韩复榘带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与日周旋

时间到了1936年底，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日本人已经取代蒋介石成为韩复榘的头号威胁。山东地理位置特殊，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侵略者觊觎已久的省份。自从韩复榘主政山东以来，日本人没有停止威胁和收买活动，一心想让韩复榘成为己方的傀儡。韩复榘对日本人的图谋心知肚明，他千辛万苦才坐上了土皇帝的位置，绝不可能再去当日本人的“儿皇帝”。另外，韩复榘也知道汉奸不是那么好当的，一旦投靠日本人，那就是遗臭万年的结局，所以他对日本人的示好既不完全拒绝，也不彻底答应，一会儿高叫抗日到底，一会儿又镇压反日活动，试图在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势力之间寻找缝隙，保持自己的割据独立。一次，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借请客为名设下美人计，企图引诱韩复榘上钩。韩复榘是酒照喝，菜照吃，女人照抱，可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花谷正刚拿出一份允许日本人在胶济铁路两侧开采矿藏的文件，韩复榘的部下就冲进房间，谎称南京来了重要电报，请韩复榘立即回府。韩复榘随即推开日本女伎，说了声：“告辞！”然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把花谷正气得七窍生烟。可惜日本既然有意吃掉山东，自然不会就这样放过韩复榘。1935年11月，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多田骏飞往济南面见韩复榘，威逼利诱让韩参加所谓的冀察鲁自治，韩复榘好不容易才糊弄过去。眼见政治诱降不见效果，日本人着急了，日本军部派特使将驻济南的领事和武官花谷正臭骂一顿，要求他们必须迅速迫使韩复榘就范。花谷正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再次邀请韩复榘前往日本领事馆赴宴。韩复榘知道日本人的耐心快到头了，很有可能来个图穷匕见，就精心准备了应对措施，然后才去赴宴。酒宴上，双方觥筹交错，眼见韩复榘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花谷正赶紧拿出一份文件对韩复榘说：“‘华北自治政府’即将组成，希望山东也能加入其中，这份是山东同意加入‘华北自治政府’的公告书，请韩主席签署。”醉眼蒙眬的韩复榘听到这句话，当即把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大骂花谷正瞎了狗眼，居然想拉他堂堂的省主席当汉奸。骂完后，韩复榘起身就要离开。花谷正一看软的不行，决定来硬的，他一声令下，领事馆里埋伏的日本兵蜂拥而出，将韩复榘和他的卫兵团团包围，三八大盖的子弹哗哗上膛，随时准备开火。谁知韩复榘根本不在乎，冷笑着说道：“这里是山东，是我韩复榘的地盘，不是华北，也不是满洲。谁敢和我动手，别怪老子不客气！”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外围的日军士兵跑来向花谷正说领事馆已经被中国军队包围，还架起了重炮准备开火。花谷正这才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韩复榘是软硬不吃，武力胁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了。最终，韩复榘扬长而去，花谷正没能完成他的任务。

虽然没有让日本人称心如意，但韩复榘心中明白山东是日军的必攻之地，仅凭他的十几万军队很难保住这块地盘，必须寻找外援。南京的蒋介石也听说韩复榘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生怕在卧榻之侧再出现一个汉奸政府，于是赶紧给韩复榘升官，将韩复榘的第3路军、东北军大将于学忠的第51军和海军沈鸿烈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任总司令，于学忠、沈鸿烈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同时蒋介石还下令成立第五战区（辖区包括山东和江苏一部），由韩复榘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司令由蒋介石兼任，这些举动让“山东王”暂时放下了猜疑之心，开始准备抗日。

丢失山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当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韩部曹福林的第29师、展书堂的第81师奉命支援第六战区宋哲元的29军。由于都是西北军出身，香火还在，所以尽管韩复榘命令曹、展二人不得主动出击，但韩部的官兵们还是猛冲猛打，连续收复了德州、桑园等地。正当曹、展两位师长要乘胜追击之时，却接到韩复榘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撤回出发地禹城。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蒋介石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新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划拨给韩复榘的一个重炮旅调走。韩复榘得知后气得拍案大骂，他认定蒋介石是借日本人之手铲除他这个地方势力，因此决定全军后撤，绝不当老蒋的挡箭牌。

韩复榘的撤退令一下，韩部官兵骂声一片，士兵们群情激愤到了极点，纷纷表示军官要是再撤，他们就自己留下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鉴于这种情况，韩复榘的心腹将领、第12军军长孙桐萱就劝韩复榘先和日军打一仗，韩复榘只好答应。11月初，韩部在临邑、惠民、济阳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火力、指挥和战术素质处于下风，韩部伤亡不小，韩复榘本人在济阳突围时险些为日军装甲部队活捉，他扔下自己的手枪旅，骑着摩托车才逃回济南。脱险之后，韩复榘对孙桐萱等主战将领大发脾气，声称兵都打光了，本钱拼没了，还怎么在山东立足？此战以后，韩复榘下定决心保存实力，绝对不再与日军死拼。12月23日，日军开始强渡黄河，面对日军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韩复榘却命令自己的数万大军不战而退，放弃黄河防线，将济南这个战略要地就拱手送给了日本人。李宗仁得知济南失守，非常焦急，他命令韩复榘立即反攻济南，如果反攻不成，就要坚守战略要地泰安。可韩复榘根本不听命令，连续撤出泰安、曲阜、兖州、济宁等广大地区，一路撤退到距离河南边境仅仅几千米的曹县，准备随时放弃山东逃往河南。在短短二十天内，由于韩复榘的大撤退，日军连接攻占山东将近一半的地区，行军距离超过200千米，基本没遭遇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全国舆论一片倒韩之声，李宗仁、冯玉祥等高级将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严惩韩复榘。蒋介石本就欲除韩而后快，这下算找到了正大光明的理由。只是韩复榘仍然手握数万重兵，并不好对付。一旦风声泄露，万一韩复榘带兵投靠日本人了，那徐州战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最终，蒋介石决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骗到开封，然后再加以处置。

死于非命

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明确通知第五、第六战区将领必须参加。韩复榘感觉到气氛不对，就打电话给李宗仁，询问自己是否可以不去。李宗仁已经知道蒋介石要收拾韩复榘，就虚与委蛇地劝说道：“向方啊，你太多心了！委员长脾气虽然大，顶多也就批评你几句，你承认个错误就完了。”韩复榘转念一想，丢城失地的将领又不是自己一个，再说自己还有数万军队，蒋介石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这才决定赶赴开封。

1月11日，韩复榘带着他的卫队赶到了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参加这个北方高级将领会议。其实从韩复榘下车开始，情节就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发展。韩复榘下车后走到礼堂大门口，几个宪兵就拦住了陪同的孙桐萱和韩复榘的卫兵，以蒋介石有令为由将这些人安置在礼堂外的休息室。韩复榘略有怀疑，可他看到休息室里非常热闹，各位将领的卫兵上百人都在其中聊天攀谈，就打消∷冯玉祥了疑惑，让部下也前去休息。走到礼堂在后世历史学家的笔下，有冯玉门口时，几名副官又以安全为由请他交祥“善将兵，不善将将”的说出配枪，韩复榘再次上当，将自己的两法。直白地说，就是这位西北军的建立者对士兵平易近人，深得把手枪交出。韩复榘刚进去以后没多军心，但对统兵将领较为严厉，所以西北军中叛将不少，这也间久，蒋介石就走入会场，还跟韩复榘客接导致了蒋冯战争中西北军的失套了几句说：“向方啊，我看你发福了，败。是不是山东的鱼虾把你养胖了？”韩复榘见蒋介石开玩笑，心情顿时放松下来。不久，会议正式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都曾经看到。蒋介石严厉地说道：“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影响极大，危害极大。”韩复榘在座位上听到这段话，如坐针毡一样。接着，蒋介石又怒喝道：“今天我想问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承担？”韩复榘也是个臭脾气，立刻从位子上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我有责任，那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蒋介石一向以丢失南京为奇耻大辱，被韩复榘这样一顶撞，顿时气得全身哆嗦，大声说道：“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还要争辩，旁边的将领刘峙用力拉他坐下，小声地劝说：“向方啊，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这是何必呢！”这时蒋介石话锋一转，没再提山东问题，转而说起下一阶段在河南省的作战计划。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韩复榘气呼呼地起身要走。这时候旁边的刘峙又拉住他说：“向方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别急着走，跟我聊聊去。我这边有点儿上好的西湖龙井，正好一起尝尝。”这一尝就送掉了韩复榘的性命。韩复榘刚跟随刘峙走出会议厅，就被军统特务围住，将他强行拉上了一辆汽车，接着又用火车将韩复榘送到了武汉。专车抵达汉口后，戴笠指挥特务押着韩复榘直达∷韩复榘江岸码头，然后由专轮渡江送解武汉，相比同样出自西北军的吉鸿昌、把他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军法执行总监佟麟阁、张自忠等名将，韩复榘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感慨。如果不是一直避而不战，一座二层楼上。这时已是1月12日的深夜了。门心思保存实力，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两天之后，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韩复榘被处决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韩复榘的遗体被送往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安葬。这位显赫一时的省主席就此消失在了民国的历史舞台。

关起蜀道成一统——“四川王”刘湘

初入军旅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1888年7月1日出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和民国大部分军阀出身贫寒不同，刘湘的家庭颇为富裕，他的祖父刘公敬是清朝的武举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刘湘的父亲刘文刚，也是弓马娴熟，却因为时运不济，始终没有考取功名。当时刘家尚有数十亩水田，刘父就与亲戚开了碾坊，家道还算殷实。刘湘的母亲乐氏，育有三子，刘湘是家中的长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长子一般都是家中重点培养的对象，也是将来顶门立户的希望，所以刘湘从小就接受了较为严格的教育。他儿童时代就读于乡间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1904年，刘湘在父亲的督促下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刘湘从小体格粗壮，在上学之余就在家中干农活，小小年纪就能将数十斤的稻米扛到家中的磨坊，绝不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

本来，刘湘的长辈希望他考取一个功名，然后光宗耀祖，可时局的变化却打破了这一设想。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当时正值清王朝崩溃前夕，四川境内军痞、土匪横行，从小习武的刘湘觉得读书没有前途，反倒是拿枪杆子更能出人头地。很快，刘湘的想法得到了验证。1905年，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当时年仅16岁的刘湘，背着父亲偷偷去雅安县城考试，成绩并不出色的他居然被四川武备学堂录取，成了一名学兵。刘湘的父亲对长子去参军并不同意，但拗不过固执的儿子，只得接受了刘湘先斩后奏的行为，还给了儿子一大笔学费。生性好动的刘湘在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中如鱼得水，不但结交了不少朋友，还得到了教官的好评。第二年4月，刘湘又被选拔进入四川陆军讲习所进修，进行初级军官养成教育的训练。三年之后，刘湘又升入在四川军界享有不错声誉的陆军速成学堂学习。

几年军事学校的经历，让刘湘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军校中的教官们认为，刘湘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军事素质过硬，这些都是常人难及的优势。1909年，19岁的刘湘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根据惯例，他被分配到建成不久的新军第33混成协（旅）第65标（团）当了一名实习军官。一年的实习生涯中，刘湘表现优异，于次年被保送到刚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这种讲武堂在当时算得上高等的军事院校，像云南的讲武堂就曾培养出大量军事人才，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曾在那里学习。不过四川的讲武堂略显寒酸，仅仅办了一期就因为经费问题停办。刘湘顺利完成了“镀金”，被分配到第17镇68标1营前队担任排长一职，开始了他职业军人的生涯。

被任命为排长以后，刘湘所在部队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保路同志军都是老百姓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缺乏战斗力，很快被清军扑灭。此战过后，刘湘被提拔为连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湘所在的第17镇改编为第1镇，后又被改编成川军第1师。期间，刘湘的长官、第2营管带杨森试图率部脱离第1师，刘湘联合速成学堂的同学唐式遵绕开杨森，将第二营带回了第1师，这也为后来刘、杨二人的川中大战埋下了伏笔。1913年，四川九人团系的代表人物、同盟会员熊克武在四川发动了“二次革命”，进行武力倒袁，攻击目标就是亲袁的川军第1师。刘湘此时已经出任营长，他拒绝了熊克武的策反，死守驻地泸州，最终挡住了讨袁军的进攻。泸州之战后，一战成名的刘湘被提升为川军第1师第3团团长，奉命调驻重庆。这时的刘湘已经算是川军中的中级军官，而这时他只有23岁，算得上是少年得志。

左右逢源

和很多军官得志后嚣张跋扈不同，刘湘为人低调，他作战时勇猛异常，战斗结束后却默默训练部队，从不表功，所以较得上级信任。此外，刘湘忠厚老实的外表也为他赚了很多印象分。他脸圆额宽，环眼厚唇，因下眼皮久病未愈，被朋友戏称为“刘瞎子”，刘湘却也并不生气。其实刘湘并不傻，他的低调只是不想招摇而已，这种低调果然也帮了他的大忙。1915年，袁世凯派陈宦进入四川整编川军，基本上就是排除异己的老调重弹。刘湘虽然不是北洋嫡系，但他立过不少战功，平时又深沉内敛，不像是国民党的同情者，最终在上级的斡旋之下，逃过了裁撤的劫难。

1915年年底，护国战争爆发，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进入四川，四川大乱，刘湘受命再次守卫泸州。就在此时，川军第2师师长刘存厚突然宣布支持护国运动，出兵攻击泸州，并且命令他在泸州的部队立即发动偷袭。以一团之众要两面迎敌，其中还有连战连捷的护国军，刘湘面临的局势非常凶险。然而绰号“刘莽子”的刘湘却不慌不乱，先是设计将刘存厚部全体缴械，然后用凶猛的反冲击主动攻击护国军。护国军的先头军队被刘湘打了个措手不及，以为刘湘至少有一个旅的兵力，只得向后撤退，刘湘再一次守住了泸州城。此战成了刘湘军旅生涯中的经典战役之一，袁世凯大为满意，将刘湘提拔为陆军第15师步兵第29旅旅长，陆军少将军衔，并授予三等嘉禾章一枚。

尽管得到了重赏，但刘湘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眼见各地军阀纷纷以护国反袁的名义独立，甚至连陈宦这样的袁氏心腹都改弦更张，他知道自己不能再为袁世凯卖命了。不久，护国军再次进攻泸州，刘湘率领全旅撤退，让出了泸州城。此后的几年中，刘湘左右逢源，时而与其他川军将领联合自保，时而靠向北京政府，很快升职为中将师长。1918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刘湘眼见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一派实力较强，见风使舵的他立刻投向靖国军，熊克武任命他为川军第2师师长。当时川军仅有七个师，刘湘已经成为川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刘湘的第二师奉命驻守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设师部于合川，这样刘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立为王了。他在合川大肆招兵买马，将部队扩编到三个旅两万余人。刘湘邀请老同学进入他的部队担任军官，同时还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培养了一批嫡系军官。此后的数年中，刘湘始终在四川军阀混战的泥潭中游刃有余，他不时地倒向一方，背叛一方，时机把握之精准已经算是老辣的军人政客了。1918年7月，他被熊克武任命为四川第2军军长。次年2月，刘湘在熊克武的支持下击溃四川头号军阀刘存厚，刘存厚被迫下野，刘湘正式成为四川军阀速成系中的首脑人物，麾下的兵马也扩充到八万余人。不过刘湘的内战生涯的高潮阶段还未来到，他马上就要迎来两个劲敌——杨森和刘文辉。

击败杨森

时间到了1925年，经过了数年内战，四川军阀杨森异军突起，成为四川省内最强大的军阀。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有了所谓“中央委派”的名义，杨森开始着手一统四川。他开办军校，大力培训下级军官；委派部下王兆奎兼任四川省团务督办，训练所控制的地方武装；还建立了四川兵工厂，日夜赶造枪支弹药。至于四川军阀们都非常头疼的军费问题，杨森也有了解决办法，他派兵强行夺取了自流井盐税，这可是一个聚宝盆，每年能提供近千万的收入，一向是让军阀们眼红的所在。

当年6月，杨森在成都召开了出征大会，会上向所部官兵许诺：统一四川后，提高官兵待遇，参加作战者一律升官。之后，杨森分兵五路，向省内其他派系军阀全面进攻。此时杨森部已经非同小可，真是挡者披靡，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四川七十二个县城，控制了大半个四川。杨森的部队和听命他的军阀部队加起来有近二十个师、十多个混成旅，总兵力十万多人，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此时的刘湘则是连吃败仗，部队已经锐减到了三万多人，地盘也丢掉了一半。按照常理来说，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刘湘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可军阀混战并不是单独比拼军事实力，政治嗅觉和人脉关系也非常重要，刘湘知道杨森已经成为川内各派系共同的敌人，就大力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实力派军阀。这几个军阀纷纷被刘湘说动，组成了一个“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总兵力增加到六七万人。刘湘还不满足，又向贵州军阀袁祖铭求援，组成了所谓的“川黔联军”，总兵力又扩充到八万余人。有了充足的兵力，刘湘开始谋划对敌作战。他认为杨森部实力虽强，但士兵素质不高，抽大烟的太多，土匪改编的军队也太多，只要首战打掉杨森的士气，取胜就并非难事。7月，刘湘组织的联军和杨森的部队展开激战，刘湘以一部诈败诱敌，将杨森的先头部队王兆奎部诱入了己方的埋伏圈，再以优势兵力加以歼灭。果然，杨森部初战失利，士气大为低落。刘湘抓住时机，对杨森发在这张照片中，手拿礼帽、身穿动全线进攻。就在杨森苦苦支撑的时西服的男子就是曾经担任过四川候，他的铁杆部下王瓒绪又被刘湘策省主席的刘湘。刘湘性格内向，深沉含蓄，他多年与蒋介石虚与反，这下杨森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被迫退守嘉定。看着手下的残兵败将，杨森知道大势已去，就向刘湘求和。刘湘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一面挥军猛攻，一面要求杨森必须交出全部军队，离开四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森只好接受刘湘提出的解除兵权的条件，表示愿意只身出川“游历”。11月1日，杨森乘船离开四川，前往武汉。击溃杨森以后，刘湘开始对昔日的盟友下手，先是迫使袁祖铭的黔军退回贵州，然后再一个个地收拾赖心辉等人，为独霸四川做准备。

二刘之战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湘宣布接受广东革命政府改编，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其实刘湘选择广东政府倒也不是有心革命，而是他的老对手杨森一直是北洋政府的代言人，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关系莫逆，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刘湘才做了上面的选择。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进行所谓“反共清党”，刘湘再次表示拥护，被蒋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1932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刘湘为第七路军总指挥，下辖六个师，总兵力十一万人。就在这时，意图统一全川的刘湘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也是他的族叔、保定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刘文辉。

刘文辉，号自乾，也是四川大邑人，按照家族谱系还是刘湘的幺爸（族叔）。刘文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川内的邓锡侯等人是同学。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文辉先后在刘存厚、刘湘等人手下任职，他在夹缝中求发展，很快就自立一方。在刘湘与杨森的交战中，刘文辉出力甚多，收益也不小，不但接管了杨森的川东地盘，还得到了四川军务帮办的职务。到20世纪30年代初，刘文辉已经下辖十多万军队，拥有地盘七十多个县，实力和刘湘不相上下。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夺“四川王”的交椅，这对叔侄都开始扩军备战。1931年，刘文辉斥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大批军火，结果军火从水路运经四川万县时被刘湘扣留，刘文辉多次向刘湘索要，刘湘都不予理睬。为了报复刘湘，刘文辉采用了分化收买的策略，暗中馈赠刘湘麾下的范绍增、陈兰亭两位师长数十万大洋。可没想到有“哈儿师长”之称的范绍增如实向刘湘做了汇报，老谋深算的刘湘也不含糊，一面将贪图富贵、隐匿情报的陈兰亭撤职关押，一面大手一挥，将大洋全部赏给了告发有功的范绍增。刘文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利用哥老会的关系，派出杀手去暗杀刘湘。可这毕竟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在数万大军之中暗杀一军之长谈何容易，刘文辉派出的刺客功败垂成，还被刘湘的部下活捉。这回刘湘勃然大怒，收买手下还是夺权，这刺客暗杀是要命啊，太不守军阀之间的规矩了！1932年10月，刘湘部全线出动，四川的二刘大战正式开幕。

战斗刚一开始，刘湘出师不利，不但被刘文辉逼得连连后退，连依附于刘湘的李家珏、罗泽洲等人也被刘文辉痛击，刘湘一时陷入危局。可就在这个顺风顺水的时候，刘文辉出了败招，他不顾和刘湘等人作战的现实，竟然分兵向对他有怨言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川中实力派进攻，摆出了一副一统四川的架势，这就把全四川的军阀都推到了刘湘一边。这样的大礼刘湘怎能不笑纳，他一面用重金收买刘文辉部下倒戈，一面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共同对付刘文辉。这下刘文辉可扛不住了，到第二年5月，刘文辉部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成都向西康地区撤退。不过刘湘并没有赶尽杀绝，他认为刘文辉已经溃败，不会给他构成太大威胁，不如留着刘文辉来牵制杨森和邓锡侯。于是，刘湘下令停止追击，还向蒋介石保举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击溃刘文辉以后，刘湘的兵力暴增到十二万人，已经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成为毫无疑问的“四川王”了。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这一年刘湘已经47岁。

病逝汉口

刘湘好不容易“统一”四川，却又面临新的对手。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围攻下，从鄂豫皖苏区突围，经长距离行军进入了四川，在四川和陕西交界处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作为旧军阀的代表，刘湘在四川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早在1927年3月，重庆市民两万余人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曾在打枪坝举行集会。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军队冲击集会，当场就打死打伤群众上千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共产党员杨公等人就是惨死在刘湘部的屠刀之下。现在红军进入四川，刘湘自然不会冷眼旁观，他纠集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等人对红军发动了所谓“六路围攻”。尽管刘湘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兵力和武器也优于红军，但他的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大小军阀彼此并不信任，作战时更是发扬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这次历时十个月的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刘湘损失数万人马，元气大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经过广东、湖南、贵州以后，前锋逼近了川南地区，准备从这里渡江进入四川，而跟在红军身后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九万多人。刘湘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采取了“北守南攻”的战术。1935年1月，刘湘派遣爱将郭勋祺率领川军最精锐的教导师和模范师，在贵州土城、松坎一线阻击红军，暂时阻挡红军进入四川的步伐。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战略性地转移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到达四川境内的大渡河一线。蒋介石当时严令刘湘出兵拦截，刘湘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让川军和红军火拼，然后借机解决川军，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基本没有再和红军作战。

这时蒋介石对刘湘已经产生了杀意，1935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入重庆。不久，参谋团改称为重庆行营，全面负责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这时驻扎在四川的中央军已经达到十几万人，杨森等实力派军阀又态度暧昧，刘湘逐渐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权。当年2月，刘湘在蒋介石及其参谋团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下，开始统一四川的军政大权，最大的举措就是取消了防区制。这个防区制实际上就是四川军阀反对全省统一，确保自己地盘和势力的一种割据手段，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内将军、政、财权合一，附加征收甚至预先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取消防区制，其实就是抓住了四川军阀们的命门，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经费来源。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在四川裁军，到1937年8月，川军部队被裁撤掉三分之二。刘湘虽然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削藩之举，但在实力不如人且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也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勉强接受了裁军方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全国支持张、杨的地方势力并不太多，只有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和四川的刘湘，这也让蒋介石对刘湘十分不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湘公开支持抗战，表示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钱财和大批粮食以支持抗战，这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不久，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让他率领川军出川作战。这时刘湘已经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体力、精力都已经无法指挥军队作战，但刘湘仍然坚持赶赴南京。当时有部下劝他以身体为重，刘湘却说：“过去多少年都是在四川打内战，脸上实在不光彩，今天枪口对外，正好为国家效命，借以洗刷自己的污点，岂能在后方苟安？”1937年11月23日刘湘在视察正要赶赴上海作战的川军时，胃病突然发作，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又被转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次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

客观地说，刘湘的人格是复杂的。他一面是爱国的抗日将领，而他的另一面则是心狠手辣的反动军人，他的身上浓缩了旧中国军阀的许多特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四川军阀的绰号在民国时期，四川军阀中派系众多，各自占山为王，军阀们的绰号也是五花八门，很有意思。“四川王”刘湘的绰号是“刘莽子”，这倒不是说刘湘粗鲁莽撞，而是形容他在战斗中悍勇无比，敢于搏命，屡次靠肉搏突击击溃敌人。刘湘的族亲刘文辉的绰号是“多宝道人”，看过《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法宝众多的神仙，刘文辉得此绰号主要是因为他智谋超群，针对不同的对手能够采用不同的策略，这才能将麾下的一个团在数年内扩充到一百多个团，解放战争后期他又能明晓大义，走上了起义的道路。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的四川军阀也有自己的绰号，比如第30师师长邓锡侯的绰号为“水晶猴子”，这是说其机灵通透，善于审时度势；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的绰号为“王灵官”，这是因其心狠手辣，曾一手制造了重庆“三三一”大惨案；第33师师长潘文华的绰号为“潘鹞子”，这是因为其自幼习武，身法轻灵；第4师师长范绍增的绰号是“范哈儿”，这是因其外表憨厚……

专题　抗战名枪盒子炮——毛瑟手枪

神枪出世

提到毛瑟军用手枪，很多军事迷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轻武器设计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毛瑟兄弟，这两位大师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步枪武器的发展。不过，毛瑟军用手枪并不是毛瑟兄弟的作品，而是由毛瑟兵工厂的职员费德勒三兄弟一手打造的。毛瑟军用手枪的设计始于1893年，在1895年3月15日完成样枪制造，它发射毛瑟兵工厂7.63×25毫米毛瑟手枪弹。毛瑟军用手枪采用枪管短后坐式自动原理，闭锁方式为闭锁卡铁起落式，弹匣供弹，枪管内刻有6条右旋膛线，并首次采用了空仓挂机机构。这些结构原理的发明，使得毛瑟军用手枪比同时期的其他手枪性能更为优越。

虽然毛瑟军用手枪是费德勒三兄弟发明的，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个人不得申请武器专利），该枪的专利权最终归属毛瑟兵工厂。1895年12月11日，毛瑟兵工厂取得了该型手枪的专利生产权，次年正式生产，命名为C96型7.63毫米毛瑟军用手枪，也称为费德勒半自动手枪。毛瑟军用手枪面世的时候，欧美的自动手枪产业刚刚起步。和传统的转轮手枪相比，自动手枪威力大，射程远，装填速度快，制造也相对容易，更能满足军事作战的需要。可在19世纪末期，自动手枪还是新鲜事物，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将其列为制式武器。毛瑟兄弟是欧洲军火界的资深大佬，他们知道毛瑟军用手枪要想成功，必须要拿到军方的大合同，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可毛瑟兄弟动用了一切的商业和政治人脉，却始终未能说服保守的德国军方将毛瑟军用手枪列为制式武器，反倒是意大利海军在1899年采购了一小批作为水兵武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陆军才勉勉强强地采购了13万把C96型毛瑟全自动军用手枪，这也是毛瑟军用手枪在欧洲大陆最大的一笔订单。实战中，∷使用木制枪托的毛瑟军用手枪德军官兵对毛瑟军用手枪的实战性能反毛瑟军用手枪使用木托时，可以应良好，但由于该枪价格太高，就算是较为精准地打击150米距离上的德国这样的军事强国也无法大量购买。目标，而且可以连发射击。如果单靠双手握枪射击，在这么远的直到1939年毛瑟兵工厂停产为止，毛瑟距离上是很难有精度可言。在抗军用手枪都没能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战题材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和《雪豹》中，都真实还原军队的制式武器。一般来说，一种型号了这个使用方法。的轻武器如果得不到本国军方的大量订单，仅仅依靠民间的少量需求，那只有缩减生产线，走“高精尖”的珍藏品路线。可毛瑟兵工厂却反其道行之，在1896年到1939年间一共生产了100万把以上的毛瑟军用手枪，其他国家仿制的数量更是高达几百万把。毛瑟军用手枪能够保持如此大的生产规模，主要依靠的是海外订单，波兰、美国和苏联都曾进口过这种手枪。当然，最为可观的采购合同大多来自遥远的东方，也就是战乱不断的中国。

走进中国

毛瑟军用手枪在中国的广泛性称呼是“盒子炮”，除了这个称呼外，中国人还称它为驳壳枪、自来得、快慢机、匣子枪等等。从清末革命党起义，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再到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毛瑟军用手枪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块炮火硝烟的战场。根据毛瑟兵工厂的统计，该公司在四十年内生产的毛瑟军用手枪约有100万把，其中70%都销售到了中国。按照常理来说，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能够购买70万把同一型号的手枪，那这种手枪一定价格低廉，应该比普通手枪更具价格优势。而事实上毛瑟军用手枪的单价高达25美元（20世纪30年代的25美元几乎相当于现在的上千美元），远远超过普通手枪几美元的单价。如果再算上运费、中间商赚取的差价和贿赂外国官员的费用，中国人用来购买毛瑟手枪的花费超过了一亿美元。那么，是中国人太傻，才大量购买这种价格昂贵的武器吗？其实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两个民族，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亏本生意，毛瑟军用手枪能够在中国大量使用，有其必然的原因。

从欧美人的眼光来看，毛瑟军用手枪并不是一种优秀的武器：它的价格过高，重量过大，外形也不利于隐藏。做手枪使用，威力过大；和步枪相比，威力又太小，性能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总之一句话——不适合欧洲和美国军队的需要。

其实毛瑟军用手枪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价格，当时普通手枪的单价也就几美元，毛瑟军用手枪的价格高达25美元，相当于普通手枪的四五倍。同时，用手枪这种武器装备部队动辄就需要几十万把，这个价格即使是富裕的欧美国家也承受不了。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欧美国家不能承受毛瑟手枪的价格，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就更不用提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世界各国对当时的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军事禁运，上到飞机大炮，下到步枪子弹，无一不在禁运之列。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勉强可以制造一些老式步枪和弹药，至于连发武器根本制造不出来。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算是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守着全中国最大的奉天兵工厂，却连步枪的完全自产都未能实现，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军火商（大部分是日本人），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走私武器。控制富饶东三省的奉军尚且如此，其他军阀就不用说了，比如四川的军阀部队使用自产的残次步枪，子弹出膛都不走直线；贵州军阀部队更惨，一部分士兵连步枪都没有，必须手持大刀长矛作战，被称为“徒手兵”；青海、宁夏的军阀部队装备的武器更是差劲，步枪都是晚晴时期的燧发枪，枪的年龄比士兵祖父的年纪还大。∷《战斗在古长城上》1940年秋，八路军战地记者沙飞在河北涞源浮图峪长城拍摄的著名抗战照片《战斗在古长城上》。照片中八路军指挥员使用的是毛瑟军用手枪，而机枪手使用的是日本大正十一年式机枪，也就是俗称的“歪把子”机枪，这两种武器算是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经典配置。

步枪是步兵中远程的火力支柱之一，军阀部队中老式步枪尚且装备不全，那么属于“先进玩意儿”的自动武器更别说了。当时各军阀部队的装备基本都是步枪和少量机枪，一旦实施近距离作战，步枪和轻机枪的威力很难发挥，只能进行肉搏战。由于用于近距离作战的火力装备不足，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仍然只能将刺刀拼刺、大刀搏杀作为撒手锏，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买不到，造不出，那么近距离作战就真的只能靠拼刺和大刀？要知道肉搏战的打法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的伤亡比都是1:1，算得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打法是得不偿失的。也正是在这种对近距离火力装备强烈需求的背景下，毛瑟军用手枪进入了中国，演绎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

需求决定购买

当时欧洲人认为手枪是防御武器，所以手枪并不在禁运之列。就像购买外国猎枪那样，只要中国人有钱，要买多少把都可以。西方人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当时销售到中国的手枪，无论左轮手枪也好，自动、半自动手枪也好，它们确实是防御性武器。左轮手枪威力小、射程近，大多数时候只能在25米内有效杀伤目标。更要命的是，左轮手枪的装弹速度较慢。在“一战”以后，除了英国外，左轮手枪几乎退出了各国现役部队的装备之列。那么另一类所谓的撸子手枪呢？它们主要是勃朗宁系列和鲁格系列的半自动手枪，这些手枪虽然比左轮手枪更适合军用，但是射程也很近，一般不超过25米，50米就是极限，而且射击精度不高，无枪托和短枪管的设计让优秀射手也很难做到枪枪命中。这两种手枪用作军官自卫，对付一两个近距离的敌人还算可以，无法承担军队进攻任务。

毛瑟军用手枪就完全不同了，它从设计之初就是手枪界的另类，它的威力、射程、精度、火力持续性都远远超越普通手枪。首先，它的枪管长达140毫米，比普通的手枪枪管长了将近一倍，枪身也长一倍以上，有将近300毫米（从物理学的角度上说，枪械的瞄准基线长，对提高射击精度很有帮助），这让毛瑟军用手枪拥有了远超其他手枪的射程和精度。在不带枪套作为枪托的情况下，它可以在50到100米内的距离上有效射击。带上木制枪托，它可以射中150米距离内的目标，就射程和精度来说，它丝毫不亚于冲锋枪。其次，毛瑟军用手枪装弹量分别为6发、10发和20发。使用20发弹夹时，由可拆卸的弹夹供弹，也就像现代手枪那样，一个弹夹打完，再装上一个弹夹就可以继续射击，火力持续性非常强大，几乎可以媲美捷克式轻机枪，足以满足近距离残酷作战的火力需要。更重要的是，毛瑟军用手枪的射击方式分为半自动和全自动两种，半自动也就是可以一发发地连续单发射击，全自动射击就是可以像冲锋枪那样，连续扫射。当时军阀部队的士兵使用的都是单发后拉式步枪，必须拉一下枪栓才能发射一发子弹，近距离的火力密度还真比不上毛瑟军用手枪。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老土匪头子田大棒手持两把毛瑟军用手枪连续射击，打得十几个手持步枪的民兵无法抬头。

实战辉煌

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毛瑟军用手枪大显身手，在实战中的杰出表现也确立了该枪数十年的“江湖地位”。北伐期间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一个团两千多人只有几挺重机枪，10几挺花机关枪（德国造MP18冲锋枪），毛瑟军用手枪成了独立团敢死队的标志性武器。1926年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的战士们登上武昌城头，先头部队士兵手中的武器就是一支毛瑟军用手枪和几枚手榴弹。当时军阀部队最害怕的就是北伐军的毛瑟军用手枪。当时机枪很少，步枪发射速度慢，叶挺团的每个连装备有9把毛瑟军用手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装弹量也比步枪多一倍，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在1939年12月的昆仑关战役中，桂军的敢死队由于没有冲锋枪可用，于是每个士兵手持两把老式毛瑟军用手枪作战。在实战中，拿步枪在山地丛林中冲锋完全属于半自杀行为，而毛瑟军用手枪火力强，装弹多，可以压制几倍于己方的敌人。结果这支敢死队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击毙了大批日军，完成了战斗任务。

抗战时期的敌后游击队、侦察兵和特工部队由于装备差、远程火力弱、兵源素质的差异较大，所以大多采用近距离突袭作战的战术，一下子吃掉对方或者打一下就走，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就更需要装弹量大、火力强的毛瑟军用手枪。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便衣部队都装备大量毛瑟军用手枪，在近战中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当时，中国军人喜欢使用毛瑟军用手枪以全自动射击的方式射击，在近距离一梭子扫射过去，连续击倒数个日军，然后火速撤离战场，而受到突袭的日军往往惊魂不定，不知道子弹从何处射来。在日军老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东史郎的战友和中国便衣多次交手，每次都是日军全军覆没，甚至还出现了五十名日军被杀四十多人的情况，侵华的日军士兵始终处于对毛瑟军用手枪的恐惧之中。

明星武器

客观地说，毛瑟军用手枪也只是一款在特殊条件下威力出众的武器，并不是什么令人高山仰止的“神兵利刃”。但是，它的高精度、远射程和强大的连续火力都让它成为优秀射手的杀人利器，许多中国军人将它的威力发挥到了极限。据说抗联名将赵尚志将军一次为了争取土匪抗日，和土匪头目比试枪法。土匪因为子弹极为匮乏，所以一般都苦练枪法，射击技术惊人。土匪头目首先开枪，一枪击落一只飞鸟。赵尚志将军其后开枪，一枪击中了在风中晃动的高粱秆，大大震惊了土匪头目。这些土匪由此很是佩服赵将军，最终加入了抗联行列。∷训练中的士兵1927年，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士兵在使用毛瑟军用手枪进行射击训练。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驳壳枪几乎无役不与，和中国的现代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东北的深山老林，到西北的大漠戈壁，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在中国的影视剧作中，毛瑟军用手枪也是明星级武器，电影《湘西剿匪记》里面的土匪马老五，手持双枪可以在100米内枪枪击中蜡烛；《红高粱》里面的土匪秃三炮，更是三枪击断了三根细铁链。由于毛瑟军用手枪具有极高的射击精度，许多优秀射手射击时根本不用准星。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右手的一支毛瑟手枪就被锉去准星，以方便拔枪。李向阳在整部片子中的射击都没有瞄准过，只是根据手感射击，没有一枪打空过。不过毛瑟军用手枪毕竟只是手枪，如果不使用枪托，就不适合连续自动射击。一旦进入连射模式，枪口会剧烈跳动。一般前一两发子弹可以击中目标，但是后面的子弹基本都会飞上天。经验丰富的射手一般都是以两三发点射为主，或者在近距离将枪身放平，这样连发射击的枪弹，就会借着枪身轴线的上跳，很自然地成一个水平扇面横扫出去，在水平面内形成散布，对密集冲锋的敌人形成扫射的效果。

实际上，外国人一般认为毛瑟军用手枪的全自动射击仅仅是理论上的，实战无法有效使用。而中国人用一招简单的手枪平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中国人对这支轻型单手武器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经验。

钟情与离去

毛瑟军用手枪和普通的手枪不一样，它的结构精密、复杂，像瑞士产的钟表一样，是擅长生产精巧机械的德国人的得意之作。生产这种手枪的加工难度非常大，一把毛瑟手枪要经过几百道工序才可以完成，费时费力。但是由此生产的手枪性能也比其他手枪要强得多，很多中国军人都把毛瑟军用手枪当作武器和艺术品的结合产物，对其爱不释手。就像西部牛仔喜欢左轮手枪，日本人喜欢武士刀一样，中国军人对毛瑟手枪几乎是一种酷爱，以下几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冀中地区，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建立统战关系，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将自己心爱的20响毛瑟手枪赠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当时吕司令很舍不得，政委黄敬一再做他的工作，并答应将自己的毛瑟手枪换给吕司令。出于统战需要，吕司令这才将枪赠予对方。这份“大礼”让乔明礼对八路军产生好感，最终在抗战胜利后与高树勋将军战场起义，投向了解放军。“东北王”张作霖也有一把长期佩戴的毛瑟军用手枪，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时还佩戴着这把手枪。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指挥作战中使用的也是一把口径7.63毫米警用型毛瑟军用手枪。这支毛瑟军用手枪后来刻有“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的字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每遇战斗最紧张时，朱德往往拿着毛瑟军用手枪亲自带队冲杀。共和国元帅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时，他所配用的就是一支M1932式毛瑟军用手枪。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只有高级军官、警卫人员和敌后武工队才能携带毛瑟军用手枪这种大威力的武器。

毛瑟军用手枪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是到了朝鲜战争中期，它逐渐被苏式托卡列夫手枪所代替。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毛瑟手枪是旧中国武器装备低下的产物，一把加工最精致的毛瑟军用手枪，也无法和一把粗制滥造的冲锋枪对抗。冲锋枪的火力（至少400发/分钟）、射程（50米到200米）、精度（比短管的手枪要准确得多），都远远超过毛瑟军用手枪。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虽然都装备了一些冲锋枪和轻机枪，但是数量不多，所以毛瑟军用手枪仍然有使用的空间。到了朝鲜战争中期，五零式冲锋枪（波波沙冲锋枪）大量装备部队，毛瑟军用手枪就没有继续装备的必要了。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突击步枪的兴起，攻击手枪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的进攻手枪，也只能在警界、特工界和射击比赛中发挥他们的威力了。

第二章　虎贲雄姿

军中名士——蒋百里

将军身世

蒋百里，名方震，百里乃为其字号，取自《易经》中震卦“声闻百里”之意，后人叫百里先生叫顺了口，将军也就以字闻名，倒是原名蒋方震却要让人思量一下才能反应过来了。

百里将军的家乡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海宁市，此地自古就是文风兴盛之地、人才荟萃之乡，从南宋起就声名在外，近现代鼎鼎大名的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等文化大师都是生长于斯，尤其徐志摩的家族更是与蒋家还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二人乃一生的挚友。

硖石蒋氏，在当地也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蒋百里自幼在乡里的私塾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并在16岁那年通过科举乡试成为秀才，如果不是晚清的乱局，本来硖石蒋氏是又要出一位纵横于官场的士大夫的，但是事世艰难，腐朽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的根基，要想图存，必须开眼看世界，西学的传入犹如给近代的中国人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江浙，近代化教育的书院如火如荼地开办起来。刚刚高中秀才的蒋百里受到这些维新思想影响，果断抛弃了四书五经，转投西式的课堂，学习能够救国的“实务”。他先是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浙大前身），进而又在地方官员的资助下于1901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

在当时的中国，留日是一种时尚，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刺激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神经，一个素来为他们所轻蔑和鄙视的弹丸小国，却通过近代化的变法图强一夜间改头换面，转过身来就将自己所学习和侍奉近千年的“天朝上邦”打回原形——清王朝的太平梦到了该醒的时候了。心怀国事的士子们从日本的迅速崛起中依稀看到了国家变革的方向，于是一批又一批怀着强国梦的青年人纷纷远渡东瀛求学，希望掌握这个国家近代化改革的一切成果，来为自己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开出一剂救亡图存的良方。

那也是一个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的年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不同的青年各自选择了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前行，有致力于政治革命的，有埋头搞实业救国的，也有如鲁迅先生一般提起笔唤醒世人的，而秀才蒋方震的选择是投笔从戎。1904年他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准备学习军事以此报效国家。

这个选择，奏响了他未来传奇人生的序曲。∷蒋百里蒋百里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人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盖棺定论，他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

陆士岁月

20世纪初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既是后来的“二战”甲级战犯诸如东条英机、荒木贞夫等恶魔的初级养成所，也是孕育未来中国革命先驱的摇篮，比如蔡锷、蒋百里、蓝天蔚、李烈钧等一大批未来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从陆士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蒋百里考入的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步兵科，同班同学里有个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日后被戏称为“东条上等兵”的首相东条英机，据说他上军校都是那个当陆军中将的爹走了门路，被陆军教育总监特批考了三次才考中的。

天分极高的蒋百里自然没有东条这么笨，虽然还有些语言上的障碍，但陆士的课程他基本上是学得游刃有余的。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科目分为“学科”与“术科”，前者是教授关于战术、兵器、地形及筑垒、交通等军事领域相关的理论教程，后者则是针对军校生的特点，在训练场进行的队列、刺枪、马术以及日本剑道等方面的体育操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文弱秀才出身，但是蒋百里在术科上的成绩并不逊色于那些一路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中学直升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本同窗们，尤其是他的骑术，在整个陆军士官学校都是出类拔萃的，甚至把一些骑兵专业出身的“善骑者”都比了下去。在当时的陆士，人们把浙江的蒋百里、湖南的张孝准和早一年入学的蔡锷并称为“中国三杰”。在学习军事的同时，蒋百里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联络同在日本留学的浙江同乡，办了一本叫做《浙江潮》的革命刊物，亲自执笔撰写一些倾向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评论文，期间发表的诸如《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文章，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在旅日学生中传诵一时。其才情连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亦赞赏不已，后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受其勉励又捡起了学问，蒋百里后来所以成为一名能文能武的儒将型人物，与梁启超这种亦师亦友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就在这种一边习武、一边写作的陆士留学生活过了整整一年的时候，爆发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越发激烈起来，前线日军官兵大量战死，连累着基层军官也匮乏起来，急了眼的日本军部就把主意打到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头上。1905年，随着大本营一声令下，蒋百里所在的陆士十七期学生和刚入学仅半年的十八期学生统统提前毕业充实军队，连带着同期的中国留学生也失了学。

虽然是提前毕业，但该有的毕业典礼总是不缺的，陆士的传统是毕业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可以得到皇室成员的接见并赐予怀表。网上有资料说这个荣誉属于蒋百里，而且他这个中国人的身份还很让日本人尴尬了一把。但据可靠的查证来看，陆士第十七期的首席毕业生应该是筱冢义男中将，没错，就是那个在《亮剑》里边屡屡被李云龙羞辱的侵华日军驻山西司令官。而蒋百里虽然也成绩优异，但毕竟是留学生的身份，碍于当时要上战场鼓舞士气的考虑，日本人也不会把这个首席的名额给他的。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蒋百里将军的兵学研究是在陆士开始入门的，他独到而深邃的战略眼光此时也崭露头角，比如他在离开日本回国的时候，曾经对来送行的日本同学不客气地评价道：“贵国有两样东西最学不得，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在当年留日学生普遍对日本的一切怀有盲目崇拜的大氛围中，蒋百里乃是难得的清醒者，岛国民族短视的特征注定培养不出有大气魄的政治家和合格的职业军人。而后来的历史走向也证明了他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到：失败的教育政策使得日后的日本政界越发人才凋零，乃至最后让东条英机麾下的“三奸四愚”这类货色把持政府。而日本陆军则在保守、疯狂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终拉着整个国家为他们陪葬，而这些不合格的军人和政客，统统都是按照日本的军事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精英”接班人！

留学德国

从日本回国后，蒋百里暂时栖身于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幕府，担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负责编练东三省新军的工作，其职责相当于盛京将军府参谋长，以不到25岁的年龄骤得此高位，即使在当时的留日“海归”中，也是相当难得了。

但很快，蒋百里就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首先他年纪轻轻便手握大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旧军官的嫉妒，而编练新军更是等于砸了这些“军头”的饭碗，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竭力阻挠蒋百里的施政工作。这里面闹得最凶的一位也是历史名人，日后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这位红胡子出身的张大帅虽然没有蒋百里的才情学养，但论谋略心计却是不输的，遇到这个强劲的对手，饶是蒋百里一时也无计可施，毕竟险恶而复杂的官场环境，实在不是他这样一位想做些实事的留日毕业生所能改变的。眼见官场是非多，蒋百里只好又把目光转向了他最爱的军事理论研究，当时世界公认的陆军第一强国是德国，那里的总参谋部是每一位有志于军事研究的人心中的圣殿，在日本的时候蒋百里就曾注意到德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也多有涉猎，如今仕途不顺，难以施展，他又动起了去德国留学、跟这个军事强国“亲密接触”的心思。

当然给赵大人的话是不能这么说的，蒋百里提出的理由是他在日本陆士所学的都是连、排级军官掌握的军事知识，难堪军队改造大任，欲要高屋建瓴，还是要更进一步学习高级军事知识才可。正为新军建设头痛的赵尔巽深以为然，大笔签下了同意蒋百里留德的批文。于是1906年，任职于盛京将军幕府的蒋百里再次背起行囊远赴欧陆，与他同行的有张孝准等人，他们将一起在德国待满四年，于柏林的陆军大学学习更进一步的军事知识。

柏林的日子是紧张而充实的，除了孜孜以求地汲取这个陆军强国的军事知识之外，蒋百里还迷上了欧洲的文学和美术，赵大人汇过来的留学经费，多被他花费在游历和读书上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他皆能朗诵，而对意大利各地文物古迹的实地考察，更是他日后写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第一手资料来源。以今人的眼光看，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贯中西，才高八斗，标准的民国名士范儿。

陆军大学的文化课程修满，蒋百里也跟其他学员一样打起背包下连队实习。恰巧他的军官团长居然是未来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当然这时候“一战”还没爆发，兴登堡还没遇到那位日后助他在东线名扬天下的天才参谋长鲁登道夫，所以蒋百里对这位体魄魁梧的普鲁士老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实习期结束，二人也就分道扬镳了，史载兴登堡倒是对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下属青眼有加，多次称赞他的军事能力。通过在德国四年的所见所闻，蒋百里初步形成了根据中国实地情况、建立现代化国防体系的军事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在战略层面提出的建军理念，也是蒋百里一生最大的兵学贡献。后来他写出《国防论》，对这一思想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和完善。

军校校长

从德国归来，蒋百里已经是名声在外，盛京将军幕府这处浅滩自然已经留不住他，很快他就被陆士的学长，同时也是清廷的实权人物良弼调任京城禁卫军，“以二品顶戴听用”，这一年他也不过28岁而已。当然，已经在东西两洋接受了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蒋百里肯定不会再为清廷这个腐朽朝廷卖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悄然南下，投奔了光复后的浙江都督府任参谋长。1911年民国成立，对其学问大为欣赏的袁世凯又把他请回北京，担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及总统府的军事参议，第二年，又委任他为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教学水平最高的军事教育场所，对这一任命，蒋百里满心喜悦，认为找到了一处可以尽展所学，初步实践他为中国培养合格的国防人才，实现“军队国家化”理想的地方。但是北洋“兵为将有”的军阀本质已经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他还遇到了一位尤以揽权著称的顶头上司——时任国民政府陆军总长的段祺瑞。这位号称“北洋之虎”的人物，一生耿介清廉，酒色财气从来不碰，但就对一样东西瘾头大得很，那就是权力。早先当师长想抓兵权不惜给北洋同僚使绊子，后来当了总理想抓政权不惜跟大总统闹“府院之争”，而现今在陆军总长任上，自然一切培养、训练、提拔军官的权力统统都要归他段老总把持着。于是蒋百里这位有着巨大名望，深得人心的军校校长也成了段祺瑞的大敌——虽然这时候还没出另一位蒋姓名人靠当校长起家的案例，但是当了校长就等于掌握了军官的道理任谁都是明白的。

一心为公的书生蒋百里还没意识到他挡了人家的路，依旧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扑在军校教育的事情上，恨不能即刻为国家变出成千上万合格的军官来充实部队。但是不久他就发现，军校的经费越来越难批准了，他在军校的各种改革措施也屡屡遭到陆军部的责难和非议，而军校内部也经常有一些阳奉阴违的举动让他愤怒不已，而这一切似乎都是针对他一个人来的……蒋百里虽然书生意气，但并不愚直，静心一想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关窍，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绝望。眼前的场景又让他联想起了当年的盛京将军幕府，一个个把私心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旧军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彼此攻伐，钩心斗角，全然不顾国势倾颓，没人想到要做些什么，而且还会阻挠那些想做事的人！他绝望了，对当时军界、政界人士的所作所为，他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他的公心受到了这群人无情的践踏侮辱！而作为一个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对春秋战国的士人精神充满向往的学者、军人，蒋百里很自然地想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气高骨硬的蒋百里用自杀表达他对社会的反抗，这是勇敢者对命运的自决，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所幸子弹偏出，蒋百里居然奇迹般生还，并在养病期间与看护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产生感情，两人终成眷属，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也许将军的气骨也影响了家人，这位改名蒋佐梅的夫人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将军去世后，不辞劳苦，在误解和怀疑中独自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甚至去世时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也是“蒋佐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当初的承诺。

颠沛流离

既然矛盾已经激化到自杀的地步，那蒋百里与北洋的合作关系也到了头。伤养好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凝聚了他数载心血的保定军校，即使学生们数次挽留，并曾抵制段祺瑞派来的新校长“曲辫子”曲同丰，蒋百里也再没过问过保定的事务。但是毫无疑问，他在保定的短短半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中国初步具有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军官团，日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如陈诚、白崇禧、薛岳、顾祝同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中央军中还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保定系”。虽然相遇时间很短，这些人还没有领会蒋百里先生高尚的理想，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日后中国抵抗外侮的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6年，蒋百里辗转来到四川，投奔老同学蔡锷的护国军，共同讨伐窃国称帝的袁世凯。艰苦的战斗耗尽了蔡锷的体力，在护国战争取得成功的时候，蔡锷也重病缠身，不久不治身亡。蒋百里就这样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当年那个跟他一起发誓要建立现代化国防军的陆士同窗好友，随风而去，将军拔剑四顾，却发现四周已无一个知己，他只有孤军奋战，在建设十万国防劲旅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于是为了这个理想，蒋百里开始了一段在各路诸侯中颠沛流离的日子，先后就职于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等或老或新的地方派系麾下，期待能借这些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夙愿，这段境遇颇类似创办黄埔军校之前的孙中山先生，也是期望借旧军人的力量来达成革命目标，但结果也是类似的，他们都失望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军阀。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军人中，有好名声的并不多。无他，都沾了“军阀”二字，手里有钱有枪，就忽略了身为职业军人该有的操守，动起了干政的邪念，为一己之私擅动兵戈，闹得生灵涂炭，国事倾颓，自己也最终不免失败下野、遗臭万年的下场。∷蒋百里和夫人蒋佐梅的合影两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也在这种大趋势中，品性高洁的蒋百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妻子。里将军便越发显得与众不同，遗世而独立，在那一片纷纷扰扰的乱世中独领风骚，也注定要一世蹉跎。固然，百里将军的才情韬略已令人激赏，但真正让他在民国诸人中出类拔萃的，还是将军那高尚的人格、过硬的风骨，以及贯穿一生的言行中散发出来的以国家为己任、为民族辛苦探索出路的精神。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国人已久违的上古时期“士”的气度。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不图官位，不图钱财，一生流离于风起云涌的各路诸侯之间，帮理不帮亲，坚持在自己认为正义的那条道路上踽踽独行，即使为之身陷囹圄，兵败身亡，也虽九死而不悔，他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懂他的人不多，能帮助他实现心愿一展宏图的更少。可是将军就是这么执着地努力着，在这肮脏的乱世努力保持自身的清洁，以身作则，言必信，行必果，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手段来向世人昭示“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

1929年，在他的保定学生唐生智“通电”反蒋介石失败后，蒋百里作为唐的老师也受到牵连，被同样是保定门生的蒋介石“监视居住”。但因为百里先生名声在外，蒋介石一时也不知该杀还是该放，陷入两难。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蒋百里“出洋”，这也是当时失败下野的军阀们惯用的伎俩。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并讽刺道：“没有刮地皮，无钱出国！”张群当即表示上海当局可以支付5万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最终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保定系的大佬斡旋以及社会各界名流的搭救下，蒋百里重获自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负责国防大纲的拟定事宜，开始了他晚年军事研究与著述的生涯。

撰《国防论》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蒋百里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警惕。在他看来，这个东亚近邻短视、冲动，军人权威太盛且爱走极端，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背后是仍停留在封建时代的僵化思维和决策制度，还有千年不变的对中国的野心，将来中日必有一战。在1933年赴日考察回国后，蒋百里更是坚定了这个信念，提出中日战争不可免，国民政府应及早备战，并拟就多项国防计划。而这些思想的总结，就是他那本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作《国防论》。

这本著作很薄，但思想内核却是很厚。将军借鉴了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战略思想，结合民国以来中国军事战争的现状，力图把西方“总体战”的军事思想引入中国，建立全面的国防动员和战略防御体系，以御外侮。而主张持久战的思想也是贯穿全书的，将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是制胜的唯一方法（后来白崇禧将军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另外将军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担忧，“清末编练新军以来，兵为将有，长于内争、怯于御外”——这些很不幸都在淞沪会战中被料中了，历经长期军阀混战，调去参战的中国军队从军官到士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居然在从未经历过实战的日军师团面前落了下风！可见将军强调“治兵首在择敌，为国要立必胜之志，策必胜之道”是多么的睿智！

至于具体的大战略，蒋百里的书中提出了建立民军和国防工事的组织大纲，其中一条提到了建设的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这是针对中国京汉铁路以东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现状，而以西正是处于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附近，地势变得陡峻，有地利可借，这明显比南京国防部的德国顾问们在江南平原大筑堡垒的战术高明（长三角的堡垒群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没发挥作用），而后来抗战时中国军队的防御态势正与将军的设想不谋而合！应该说，这本书是蒋百里一生兵学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作为优秀战略家的直接证据。兵学确实是讲究天分的，有人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战场上随机应变，但就是没学会从战争全局思考问题，例如沙漠之狐隆美尔。而百里先生正是另一个典型，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却不是优秀的战场指挥者，虽然他当参谋长的时候在战场败多胜少（当然这里面有军事主官刚愎自用的因素，但确实也说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他的理论研究国内却无人可敌，一如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或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而他们施展才能的最佳位置，也许就是军校校长，而非总参谋长。

将军才情

相信从上文的讲述中也不难发现，笔者一会儿称蒋百里“将军”，一会儿又称呼他“先生”，这是因为后人实在无法分清这位到底是军人还是文人。也许是家庭出身的缘故，蒋百里一生热爱与名流结交，与文人雅士唱和，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将军虽然先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职务，肩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但是他无论跟北洋那群军阀还是南方的黄埔系都合不来，一生的至交好友都是响当当的文化人，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任何一位的名头捧出来都够骇人的。尤其沾亲带故的徐志摩与将军最善，两人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花钱如流水的时候，是蒋百里慷慨地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而转过年来，蒋百里受唐生智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义气大发，嚷嚷着要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报纸一登出，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南下效仿，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最终也是让南京总统府里面的另一位老蒋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放了自己这位既是同乡又是本家的军界前辈。早在中秀才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小有文名，这段经历给将军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留学东西两洋的经历又让他能够学贯中西，所以将军的文才也很是了得，远不是一句“儒将”所能包含的。

1921年，欧洲考察完毕，蒋百里就将自己的游历心得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寄给老师梁启超请他为之作序，然而可爱的梁老先生一激动，笔下便刹不住车，待到停笔一看，比人家的原著字数还多！只好重新开笔另作短序，然后又把这篇巨长无比的序文加以整理，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相约共同出版。至今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是中央美院的教材。百里先生这样的天才，怕是只有一句“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可来形容了。就像《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的：“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做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渊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1938年，抗战伊始，蒋百里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迁移，因为事多繁杂，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终于心力交瘁，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享年57岁，终于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但是抗日战争的种种格局，却早就是被他料定了的，也正在他的病榻外一步步变为现实。抗战胜利后，将军的遗体被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这里既有岳武穆、于谦双少保的铁骨铮铮，也有苏东坡、白居易的文采风流。也许，这里正是将军上佳的安眠之所。

护国军魂——蔡锷

湘西英才

蔡锷，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一个贫寒农家，时人习惯地理上把湖南省划分为湘西、湘北和湘南三个地理区域，统称三湘大地，蔡锷的家乡是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属于习惯中的湘西。湘西地势奇峻，风景秀美，民风强悍武勇，同时又是难得的人文荟萃之所，后来享誉世界的沈从文、黄永玉等艺术大师都是从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来的，而蔡锷自然也是标准的湘西子弟，既刚毅武勇，又文采斐然，与师弟蒋百里一样，都是民国史上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蔡锷的父亲是位普通的裁缝，颇有文化素养，这从他给刚出生的蔡锷取的原名“艮寅”就可以看出一二。艮是八卦之一，代表山，正应和了蔡锷表字“松坡”，而寅属十二地支，属虎，历史上很多名人也取名为“寅”，比如唐寅唐伯虎、曹寅曹雪芹。可见蔡父对孩子的期望是很高的，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似乳虎一般茁壮成长，又能像二位先辈一样才高八斗，文采风流。

天资聪颖的蔡艮寅没有让父亲失望，他6岁入私塾开蒙读书，10岁即能作八股文，12岁拜当地颇有名望的宿儒樊锥为师，学习经义和八股。在两年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的院试中，年未及冠的蔡艮寅的文章让前来考查学子的湖南学政江标啧啧称奇，当场将他补为县学生，等于未满14岁就取得秀才资格。在年底的岁试中，蔡艮寅再创佳绩，名列一等，让一众年龄大他一倍有余的同窗既羡且愧，叹服不已。如果一直这样刻苦攻读下去，也许蔡锷会一次又一次打破湖南科举考试的年龄纪录，乃至最后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但是次年的一次际遇，还是改变了他往后的人生轨迹。1897年，15岁的蔡艮寅跟随恩师樊锥去省府长沙参加当年的乡试秋闱。虽然并未中举，但他的年龄和天才还是得到了湖南督学徐仁铸的赏识，在后者的大力推荐下，蔡锷得以进入当时湖南最好的长沙实务学堂，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正是这两位的悉心教导，让少年蔡艮寅往后的人生变得精彩万分，也成就了未来那个拔剑南山、顶天立地的蔡锷。他们的名字是梁∷蔡锷将军启超、唐才常。蔡锷将军和小凤仙的故事已经成梁启超的大名鼎鼎自是不用过多叙了民国史上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据说蔡将军逝世后，各地述，而唐才常的事迹却是值得在这里耗报刊刊登了一些托名小凤仙的挽费篇幅稍微一表：他与戊戌六君子之首联、悼文，比如“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不过这的谭嗣同早年是同乡同窗的至交好友，些大多为后人杜撰。真实的历史并称“浏阳二杰”。谭嗣同在变法失败、上，蔡将军究竟是否有这样一段感情纠葛，已经成为谜案。壮烈就义之后，唐才常擦干眼泪，发誓要沿着好友的未竟之路走下去，于是在长沙创办了实务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同时秘密地与孙中山等人联络，预谋起事，不幸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最终也像好友一样牺牲在了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上。

有这样两位导师的教导，未来的蔡锷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不问也可知了。

投笔从戎

对于蔡艮寅，梁启超尤为欣赏，他从这个天资聪颖、性格刚毅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跟蔡艮寅一样，梁启超也是15岁就考中举人，名震四面八方的才子。所以对蔡锷的教导尤为用心，而用后来梁启超文章中的话说就是“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虽然梁任公先生先前变法图强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只要中国有蔡艮寅这样的少年在，那么早晚还是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

1899年，在梁启超的鼓励号召下，蔡艮寅离开家乡湖南，来到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南洋公学入读，随即又跟随老师远赴日本留学，修习救国救民的近代化的思想和知识。在前篇的蒋百里传中笔者也提到过，当时的日本不单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也是革命党和维新派的大本营，前来留学的青年们根据各自的信仰，也分别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和学会。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政治哲学的蔡艮寅自然也不例外，在校期间，他曾以笔名“孟博”“奋翮生”，投稿于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又和同乡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进行思想宣传，后来又加入老师唐才常的“自立会”，筹划反清起义。

唐才常此时的计划已经到了倒计时的节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轰轰烈烈展开，清政府自顾不暇，看到机会的唐才常遂带着得意门生蔡锷回国进行活动。他在上海与沈荩、毕永年等创立反清组织“自立会”，对外则托名是搞文化的“东文译社”，组织自立军，自任总司令。当年的七月一日，唐才常出面在上海愚园邀集维新人物，召开“中国国会”，推举叶浩吾任主席，宣布“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保全中国自主”等事项，并由首位中国留学生容闳以英文起草对外宣言，谓“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同时大会选举了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会后决定自立军分七路共同起事，定于半月后的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发动，再造一个革命的、崭新的中国。但不幸的是，因为日本方面的经费未能及时送到，原来拟定月中发动起义的江南几支队伍被迫延期至二十九日发难，但在安徽淮南大通的一支部队却未得情报，仍按期起事，随即遭到了失败，自立军的计划也迅速被清廷得知。唐才常亲自主持的湖南一路自然也逃不过清廷的耳目，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非泛泛之辈，唐才常密谋造反的证据他一拿到手，便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对革命党人的搜捕，唐才常不幸被抓，慷慨就义，临终前题写“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以生命为代价给了好友谭嗣同一个回应。

年轻的蔡艮寅则在进步人士的保护下逃过一劫，恩师的鲜血让他夜不能寐，他把名字由文绉绉的“艮寅”改为象征刀剑锋刃的“锷”，立志要流血救国，继续完成师长的未竟之业，用武力推翻这腐朽的清廷！再度来到日本的蔡锷放弃了横滨东亚商业学校的文科学业，投笔从戎，考入日本的成城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他立志要用自己掌中的三尺长剑，还天下一个清明太平。

军校教官

光绪三十年，在经过漫长的四年陆军士官学校生活后，蔡锷毕业回国，先后出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做着为国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此时的蔡锷，年轻有为，举止潇洒，每天蹬着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扬鞭跃马，威风凛凛。在指挥练兵和教授军事知识的时候，他见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军事武器和制度上的全面落后，终于痛下决心要从根本上进行全面的军事改革。在北方，袁世凯小站编练六镇新军；在南方，清政府逐一要求各省必须至少编练一镇新军，以实现全国军事现代化。但统治者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举动让新军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新军的军官多是留日归来的军校毕业生，多数在国外都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让他们去掌握军队训练士兵，必然会让新军成为培养革命党人的温床，清政府本来是为了自己苟延残喘想出的这条生路，却恰恰加速了这个腐朽封建王朝的灭亡。

有趣的是，本来应该是革命先锋的蔡锷却在广西任上遭到了学生的驱逐，学生竟然以为他是“保皇党人”“朝廷的拥立派”。想必是蔡锷吸取了唐才常匆匆起事反遭失败的教训，平日韬光养晦，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革命的准备工作。结果引起了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的误解和不满，认为这位蔡长官“不革命”，结果蔡锷就被以“革命派”自居的一干人等驱逐了，被迫离开广西，转往他处。

当然也有资料说是这场误会背后其实牵涉了一个本省人与外省人权力斗争的问题。蔡锷因为所谋者大，所以行事机密，有些革命思想只敢给信任的湖南籍学生透露，平日也只跟这些老乡来往。引起了广西当地的学生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蔡老师“偏心”同乡，而蔡锷又不好公开解释，导致误会越来越深，广西本土学生组织起来发起了抵制运动，蔡锷被迫离开。翻阅当时的学生领袖名册，赫然出现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未来桂系大佬的名字，以这些人日后展现出的心机、志向和手段，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但也正如唐诗所云“天下谁人不识君”，虽然在广西并不如意，但是蔡锷的大名已经享誉西南五省，时任云南总督的李经羲就向他抛出橄榄枝，着力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蔡锷接受了邀请，1911年初他来到云南，准备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征程。

到达云南之初，蔡锷因为无所任事，所以开始潜心研究兵法，他十分推崇湘籍前辈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思路，主张“治兵之道，以择将为先”，要求为将应赏罚分明，“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来纠正当时中国军队中武备废弛的风气，还亲自编纂了《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军校的教材，这本书后来又被另一位曾国藩的崇拜者所赏识采纳，成为了他管理下的黄埔军校的教材，也就是蒋介石。该年7月，清廷终于发下命令，蔡锷担任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而此时距离武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已经不足三个月的时间。

革命督军

新军的编制仿自日本，一镇下辖两协，故蔡锷的职位应相当于日军的旅团长，这已经是可以挂少将肩章的高位了。年仅29岁的蔡锷终于有足够的权力和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来进行军队的训练和改造工作，但是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历史给他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起义和斗争正在酝酿之中。蔡锷所掌握的新军19镇和云南讲武堂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对此蔡锷自然心知肚明，他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唐才常遇害的一幕他始终未曾忘怀，蔡锷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支持”。

同年9月，“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影响波及周边数省，东边的湖北更是借势而起，利用省内清军调去入川镇压、府城防务空虚的机会，一举发动了武昌起义，“首倡义举”获得成功。随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清廷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土崩瓦解。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自然也不会脱离革命大势，手握兵权的蔡锷同云南省的革命派人士李根源、唐继尧商议后决定举兵响应，逮捕云贵总督李经羲，夺取政权。在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李经羲自然没有反抗的余地，蔡锷本人宅心仁厚，毕竟李经羲在过去对他有过知遇之恩，所以并未太过为难这位注定要过气的前清官僚，在攻打总督府的时候还喊话让其去法国领事馆避难，以免被炮火波及。后来又派人礼送其出省，可谓仁至义尽，不失君子本色。

1911年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戴为云南都督。他一面派遣部队进入四川和贵州来巩固革命成果，另一面开始着手解决云南的内政问题，尤其是政治、军事方面的积弊，例如自定都督月饷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等；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行政部门——军都督府及立法、司法等机关，然后次第进行兴利除弊的工作。这些手段结束了革命初期省内的混乱，成功掌握了人心。因为他的正直清廉、果敢能干，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拥戴继续担任云南省都督，但蔡锷认为“军人干政”乃是时弊，在任职不到一年后坚决拒绝了云南父老要他留任的请求，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政府的陆军部任职。

京城困局

不得不说，辛亥革命之初蔡锷对袁世凯是抱有幻想的。这位单纯的军人只看到了袁世凯才干卓越、经验老到、做事纯熟的一面，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非袁世凯这种强力人物不能收拾局面，甚至发电称赞其“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所以在革命后的南北议和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中他都是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支持者，这并非是出自对袁世凯本人的愚忠，而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公义，至于蔡锷真正认识到袁世凯“大总统”脸皮背后那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阴谋，那是在他去北京任职之后了。作为独裁者，袁世凯有着所有独夫的通病——疑心很重，尤其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各省督军更是他的心腹大患，即使在“二次革命”中这些人对他表示了支持，他也不放心，平定“二次革命”后他立即将各地方都督召到北京，进行笼络并监视，这其中自然包括蔡锷。

蔡锷这个人袁世凯是了解的，一心为公，思虑单纯，乃是举世无双的高尚人物。老袁自知跟他不是一路人，索性放弃了用金钱美女加以笼络的心思，只是在官爵上把蔡锷拔得高高的：昭威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衔不要钱似的给蔡锷加封，就是不让他接触实际的军务。∷蔡锷将军使用过的指挥刀

蔡锷也是在这时慢慢觉出了不对劲儿，当时西南边境形势紧张，用蔡锷自己的话就是“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为此他伏案秉笔，拟定了对国家极有战略价值的《西南五省边防计划》，呼吁中央尽快予以落实，以保一方国土。可是袁世凯在干的事情则是忙着镇压国内反对派，回收各地督军的权力，甚至为了扩充北洋军不惜向外国银行财团举债借款，对于国防却是不理不睬或者一味应付，完全没有一国领袖该有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蔡锷意识到，也许自己认错人了，固然这位袁大总统有一统中国的“雄心”，但是他的私心远大于公义，所作所为都是从自身和北洋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哪是一国领袖该有的样子？这种人当权，并非国家之幸啊！但是蔡锷这时兵权已失，一时也没办法可想，只好埋头于军事学术研究，希望找出一条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可行性办法。

1915年，袁世凯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无法抑制的地步，他开始公然撕下“革命功臣”的面具，毫无顾忌地指使手下在舆论上谈论起了“复辟”的问题，窃国称帝的念头已如司马昭之心，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同年5月，《二十一条》的签订让蔡锷彻底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袁世凯已经走火入魔，为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此贼不除，国将不国！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了！

巧妙周旋

虽然蜗居北京已逾一年，但是蔡锷相信，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多年来经营的基础，只要能够回到云南振臂一呼，滇军还是会跟着他奋战到底的。眼下袁世凯窃国称帝已经是板上钉钉，大街上各种“称帝请愿团”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到让他无法直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正直军人，蔡锷是坚决不会接受袁世凯称帝的，让他给这个窃国大盗下跪叩首，他宁肯玉石俱焚！袁世凯也知道自己称帝的行径不得人心，所以他随时关注舆论动态，对蔡锷这样在地方上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更是严加提防——基本是从礼遇变成了软禁，蔡锷发现自己外出的时候随时会有人盯梢，更可怕的是，他已经不能离开北京了！

怎么办呢？蔡锷决定去找同样在北京的恩师梁启超商讨对策。此时梁任公已经逐步淡出政坛，专心学问，但是同样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行径气愤至极。眼见自己的这位学生胸怀天下，欲“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自是十分欣喜，决定尽自己一切可能来帮助蔡锷脱离北京，而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麻痹袁世凯。于是蔡锷做出一副热心的样子，表面上衷心拥护袁世凯称帝，实际上却悄悄将母亲和家眷分批安排送离北京。随后经友人周善培策划，故意装出一副浪荡公子的模样，整日在市场、戏院、八大胡同冶游，并引出了一段民国史上的佳话，即他与一代名妓小凤仙的爱情故事。

受小说演绎以及电影《知音》的影响，现代人多以为小凤仙在蔡锷虎口脱险的经历中出力甚大，甚至参与了一些核心机密的谋划。但是实际情况却可能要让人失望，实际情况是蔡锷确实与小凤仙有纠葛，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使其误以为蔡锷流连于烟花柳巷，胸无大志，从而减少了对蔡锷的监视。接着一个月之后，蔡锷又装病，先入北京的日本医院，然后串通医院出具证明书，要蔡锷赴日本治病。经梁启超帮助，蔡锷随即逃出北京，奔赴天津，经水路脱离虎口。后来，蔡锷从海上取道越南回到云南。12月25日，他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至于蔡锷是否真与小凤仙产生了感情，这其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回忆，其生母潘夫人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凤仙出双入对，说明他俩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护国讨袁

上文说蔡锷将军是装病从北京脱身的，其实也对也不对，固然为了逃离虎口，医院在他的病情描述上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其实将军的健康在那时候已经不理想了，北京寒冷干燥的天气让身为南方人的蔡锷极不适应，水土不服加之心情郁闷，让他的喉部生了严重的疾病，咳嗽不止，不然也不会瞒过精明的袁世凯以及他手下一干幕僚。而如果蔡锷确实是按照医生所嘱咐的，于此时到日本进行治疗的话，很可能也不会英年早逝。但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而且将军目前确实有比治病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那就是护国讨袁。

他来昆明前已与梁启超商定：“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日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12月25日，即袁世凯“登基”前一个星期，蔡锷通电全国，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恢复都督府，唐继尧任都督，并组织护国军，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入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率军由滇南经百色入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由此发动了声讨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蔡锷指挥的第一军主攻方向是四川，计划是率四个旅约八千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四川宜宾）、泸州等战略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与湖南方向的护国军会师武汉。

此时蔡锷麾下将星闪耀，顾品珍、刘存厚等在民国史上留下名字的将领们都是蔡锷部的团长、营长，而未来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元帅，这时也在蔡锷军中担任支队指挥官，而且朱德部队还一度杀到距离泸州仅几千米的地方，是第一军在护国战役中推进的最远距离。袁世凯派去与蔡锷对垒的是北洋军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此人心狠手辣，敛财成性，但是论起军事指挥却与蔡锷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他手底下八万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居然与前后算起来不过两万人的蔡锷部打了平手，固然护国军限于兵力和后勤补给的劣势没能实现先前会师武汉的战略意图，但是泸州的拉锯战牵制了袁世凯大量的兵力，使其眼睁睁看着其他地方的护国运动此起彼伏而无可奈何。最终，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灰溜溜地取消帝制，宣布下台，复辟闹剧无果而终。

护国战争胜利结束后，蔡锷一度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他的喉部疾病已经严重到了非医治不可的地步了，他只好放下手边事情，真正地去日本开刀治疗。然谁曾想这一去却是永别，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医治无效，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逝世，享年34岁。

蔡锷的一生光明磊落，生平不爱钱，不恋高官厚禄，常说的是“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不当军阀、不谋私利的真正军人。正如他的莫逆之交陶菊隐先生所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蔡锷的灵柩运回上海时，“执绋万人，举国摧痛”，孙中山致送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他比作东汉的班超和马援，给予了高度评价。1917年4月12日，以国葬礼葬于长沙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山上，占地面积1620平方米，成为享受国葬待遇的民国第一人。

蔡锷的死让他的老师梁启超悲痛欲绝，他在挽联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六年以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驻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

蔡松坡将军以他短暂而绚烂的一生，为我们演绎了一曲真正的少年中国之歌！∷云南讲武堂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

耿耿忠魂——张自忠

临清少年

烟波浩渺的大运河沟通南北，千百年来繁荣了两岸无数的市镇乡村，而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境内的临清县，就是大运河山东段的一座重要的码头。得益于便捷的水运交通条件，临清商业兴盛，物阜民丰，是山东境内一处人杰地灵的宝地，张自忠将军就是于1891年出生在这里。

张家在临清并非寒门，而是很有名望的官宦世家，张自忠的父亲张树桂就曾任江苏省赣榆知县，张自忠也是自幼随父亲在南方长大，受其言传身教，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但在1905年，张父不幸因病殁于任上，留下了未及成年的张自忠与母亲相依为命。

少年失怙，让14岁的张自忠成熟了不少，家中的顶梁柱没了，以后的路一切都要靠自己。这一年也恰逢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全国各地废除科举，大办新式学堂，待陪伴母亲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故土安葬后，张自忠也放弃旧学，进入当时家乡唯一的新式学堂——临清高等学堂读书，两年期满后又来到了中国北方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天津，考入北洋系开办的天津法政学堂攻读西方法学。法政学堂制度一律向西方看齐，天津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故校园内部各种追求进步的新思想、新主张传播相当广泛，这给了来自传统士大夫家族的张自忠很大的冲击，原有的建立在孔孟典籍上的世界观逐渐被打碎，新的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价值观念在头脑中成型，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他影响很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张自忠一生的信条。

1911年，张自忠在学校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浪潮中。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容易，虽然革命党人已经在南方诸省起事成功，但北方的直隶、山东等清政府统治核心的省份仍然被袁世凯控制在手里，尤其天津更是北洋系起家的大本营，革命党人很难在这些地区求得突破，一时全国陷入南北对峙的僵局。

当年年底，经过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丁惟汾的努力，山东各界的进步力量终于联合起来，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革命的曙光似乎出现于北方。远在天津的张自忠听闻此讯，兴奋不已，立刻启程南下，转入济南的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他踌躇满志，准备投身于家乡的革命事业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旧中国终究是靠实力说话，一场南北和议，革命党人的嘴上功夫终究没能敌过北洋军的快枪火炮，转过年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山东也落入了北洋军的手中。袁世凯的鹰犬们进入山东，大肆捕杀同盟会会员，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山东的革命之火就这么被迅速扑灭，张自忠也被迫出逃。

在这个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气势汹汹与革命党人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深深刺激了张自忠，同志们被捕后的鲜血也让他恍然明白，要想实现革命意愿，仅靠令人口干舌燥的奔走呼号是不够的，必须要伴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才能让革命的目标得以真正贯彻执行，正所谓“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那一年，刚满20周岁的张自忠决定投笔从戎，用手中的钢枪与剑，而不是学生的书籍和本子，来达成他救国的理想。

矢志从军

但是书生从军，又谈何容易？尤其张自忠想加入的是一支有理想有朝气的革命军队，而不是老兵油子充斥的北洋陆军，所以虽然有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但是蹉跎了一年多，张自忠还是没有找到一支肯接纳他的队伍。

转眼时间到了1914年，张自忠从族中兄长口中获悉，有一位叫做车震的临清老乡，在驻扎奉天（今辽宁沈阳）的北洋军第20镇当标统（相当于后世的团长），这支部队思想进步，辛亥革命期间曾一度发动“兵谏”，要求清政府接受革命党人的主张，很多基层的军官和士兵也都有同盟会背景，去投奔这支部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暑假，张自忠约了五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千里迢迢奔赴东北，当面拜会车震，提出要参军。阅历丰富的车震当然不会相信这六位白面书生的话，在他看来这只是青年人一时头脑发热而已，予以了婉拒，但是张自忠等人也是抱着信念来的，如何肯轻言放弃？一行人就在军营里赖了下来，坚决不走，车震也只好暂时让他们安顿下来，姑且听其言，观其行。

当时正好赶上麦收，第20镇的官兵要都下地去帮忙收割庄稼，学生们也主动提出要搭把手，车震笑着同意了。他暗想这些家庭条件都不错的洋学生怎么能吃得了这份苦？果不其然，有五个人干不满两天就败退了，嚷嚷着坚持不了要回家，却只有张自忠一言不发，顶着毒辣的日头把农活干到了最后，丝毫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车震见其人沉稳坚毅有恒心，也觉得人才难得，就同意他留了下来，世上从此有了军人张自忠。

但是考验远没有结束，在熬过了一年多脱胎换骨的新兵训练之后，张自忠的军人生涯又遇到了新的打击——老长官车震在1916年镇压护国军的战役中遭遇惨败，所部全军覆没，遇此打击心灰意冷，索性兵也不带了，辞了军职回乡隐居。他一走，张自忠在军营也没了去处，也只好带着不足两年的军旅生涯，饮恨回家。车震知道张自忠不甘心，也有心要帮他最后一把，眼下虽然车震已经无意于戎马生涯，但是驻扎在河北廊坊的老伙伴冯玉祥却是在招兵买马，摆出了一副延揽天下英才的架势。车震决定趁着去天津办事的机会，把张自忠推荐给冯玉祥。冯玉祥眼光老到，见张自忠体格魁梧，相貌堂堂，心中先有了八分欢喜，又听了老友介绍张为人沉稳坚毅，有大将之才，更是暗呼挖到了宝贝。于是，冯老总把那套笼络人的手段搬出来，当时就任命张自忠为中尉见习排长，下连队学习带兵。25岁的张自忠，在冯玉祥的麾下开始了正规的军人生涯。

应该说，25岁对一个军人，已经过了黄金岁月，别的且不说，单以军中资历论张自忠就已经落后年龄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等人一大截，这也是后来这两位能列“西北军十三太保”而张自忠无缘晋身的原因。但志存高远的张自忠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兴奋终于能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官位、职务之类，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东西。

也许是读法律出身的缘故，张自忠带兵很注意军纪严明，执法极为严厉，当他的兵很少有不挨军棍的，但另一方面，张自忠每次体罚都有理有据，从不滥施淫威，让当兵的心服口服。所以虽然他有个“张扒皮”的诨号，但是在部下那里却是极得军心，他的部队每次考核，名次也是在全军前两名。1918年，张自忠进入冯部军官教导团深造，对半路出家的张自忠来说这是难得的补习军事知识的机会，所以他的学习兴趣极为浓厚，勤勉刻苦加之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被教官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道：“在教导团中，他（张自忠）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张自忠在承担汉奸污名后，张自忠将军一直想以死报国，以证清白，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生则国亡，我死则国存。”在枣宜会战前夕，他曾经亲笔写下文章——“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非我等为其而死，否则毫无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们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断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名将之路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自忠在冯玉祥军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从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学兵团团长，这时已经是1924年，深刻影响到冯部未来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应该说这场军阀混战的主角仍然是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大帅，冯玉祥虽然已经做到了一军司令官，但在战争初期还是没有资格跟这二位叫板的，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战争的最终结束却是因他这个直军第3军司令官抓住机会，趁吴佩孚在前线和张作霖作战的时候突然倒戈杀回北京，直接端掉了直系的老家，吴佩孚大败亏输，从此再也无力染指中央政权，而冯玉祥则借势而起，最终发展出了一支能逐鹿天下的西北军力量。

张自忠于此战中接受的任务是率部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因为直系军心已丧，所以此战并没什么难度，当然也体现不出张自忠作战的高明之处，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琐事，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当时张自忠部奉命移驻丰台车站，但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当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这群眼睛瞪到天上的英国人竟不准中国军人进入，双方发生争执。一般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人无权干涉！”英国人见交涉无效，干脆摆出帝国主义的架势，包围了丰台车站，并进行挑衅射击。但张自忠不为所动，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坚决予以还击，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英军士兵哪曾想中国人还敢还手，只好灰溜溜撤退。但驻守在铁路沿线的英军仍不准中国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军队之手。“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但是很遗憾，当时控制中国的大多数军阀们是没这么高觉悟的，并非这些军阀们不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放在心上，只不过在他们的理念里，要想强国御侮，那也要在本大帅一统天下之后才行，翻译过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积弱的国势就在这些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一天天衰败下去，似乎没有终点。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又接连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尝到了政治投机的甜头，麾下的西北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张自忠的职务也从团长提升到了第6师师长，成为冯玉祥帐下的高级将领之一。

威震中原

到了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尤其在北方，似乎除了占据东三省的张学良和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外，谁也奈何他不得。这自然引起了占据着“中央”名分的蒋介石的不满，一贯好耍弄权术的蒋介石便以裁军的名义搞了个“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把上述几路诸侯诳到南京，席间威逼利诱，妄图让中央军一家独大。但好不容易打出如今局面的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等人又如何肯撒手？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裁军终究没讨论出个结果。

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打了。于是1930年5月，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北方的两大势力第一次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冯玉祥这次赌上了全部家底，手下的精兵猛将配合以阎锡山的丰足钱粮，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双方的战斗基本就是沿着南北向的两条铁路大动脉——平汉线和津浦线的争夺开展的，再加上居中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整个战场就是一个“凹”形。

张自忠部的第6师最开始是在西边的平汉线打前锋，一路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中央军在他手下很少有一合之将。当时蒋军徐源泉部已经占领许昌，把握住了平汉线的战略主动权，但是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发动夜袭夺城，用迅猛的攻势一夜翻盘，克复城池之后又据而死守，一月之内打退蒋军数次围攻，令对手士气丧尽。等到6月，冯部援军上来，张自忠又果断出城反击，转守为攻，打得士气低落的蒋军四散奔逃，全线溃退，眼见平汉铁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冯玉祥在这个时候却把打得正顺的张自忠给调走了，第6师被重新安排到陇海铁路，预备阻击蒋介石的精锐援兵。从军事角度看，冯玉祥当然是下了一招臭棋，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如果张自忠能带兵持续攻击南下，直插信阳，那就等于是给蒋介石统治区域的腹心来了一刀，战略意义相当重大，后来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如此。然而冯先生没能看透这一点，只是对己方陇海铁路的安危忧心不已，甚至把在前线气势如虹的强军也要调回来加强守御，变外线作战主动进攻为内线作战消极防守，把战场的主动权交给了敌人。

这些统帅考虑的事情不是张自忠所能左右的，他唯一能干的就是尽好一个军人的职责，既然来了陇海路，那就在陇海路尽力打好。当时在陇海路与张自忠第6师对峙的是蒋军精锐的教导第2师，师长叫张治中，也就是后来国共谈判中被老蒋痛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的那位爱国者。张自忠这次是棋逢对手，教导2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远在6师之上，不能力拼，只能智取。张自忠经过仔细分析，决定还是祭出西北军擅长的近战、夜战这两大法宝，第6师用手里的刺刀、大刀和手榴弹与蒋军展开肉搏，硬是在实力占优的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蒋军战线动摇，全面溃退。教导2师在担任掩护的时候又不幸被张自忠追了上来，生生被撕掉一大块肉之后才勉强撤退，元气大伤。经此一役，张自忠名气大噪，他作战勇猛，指挥若定，俨然已是一代名将的风范。军中同僚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西北军中从此又崛起了一员将星，只是冯先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用他了。

战争进行到七八月份，冯先生开战以来一点儿一点儿犯的小错误终于累积到了质变的阶段，战争态势开始朝着不利于联军一方发展，而阎老西和桂系这两个队友不靠谱的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等到9月18日，一直在关外看风景的张学良也宣布支持蒋介石，冯先生便彻底大势已去，而且他这次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了。

由于冯玉祥一直以来的家长制作风，所以他在西北军的高层中其实并无多少人望。当他顺风顺水之时，众人尚能在他威风之下齐心，然而一旦他落魄，僚属们就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所以在中原大战败局已定的时候，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而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也宣布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在这种大趋势下，张自忠的坚持就难能可贵了，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6师尚有约五千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如果能自立门户或者投靠蒋介石，少不得升官发财。但是面对西北军的土崩瓦解，张自忠却选择了带领第6师跟随冯玉祥渡河北上。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

抗倭御侮

有句老话讲“形势比人强”，虽然张自忠足够忠义，但是冯玉祥到底还是失败下野，西北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此不复存在。而那些不甘于归附蒋介石的残部则在后来相继进入山西，公推宋哲元为领袖。1931年1月，他们被张学良收编，给了一个军的番号，这就是那支后来以大刀出名，在抗日战场杀出威风的29军。

张自忠担任了29军38师师长，因为该部是杂牌中的杂牌，故装备水平极为低劣。虽然有一个整编师的架子，但部队甚至做不到人手一枪，火炮等重武器几乎没有，于是只好继续发扬老西北军的传统，用大刀等冷兵器作为补充。虽说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震慑效果，但是这种透着无奈的悲壮，还是令人不禁一声叹息。

此时国事日渐败坏，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志得意满，精锐尽数入关抢占地盘，老家东北的防务一片空虚，结果就被日本关东军抓住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蓄意的阴谋过后是东三省尽数沦陷敌手，一年前张少帅捡了粒中原大战的“芝麻”，却没曾想在今天丢了东北老家这颗“西瓜”。东三省的轻易到手，让日军欲壑难填。1932年，势力已经渗透到长城沿线的日军频频向中国军队挑衅，妄图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满洲国”。这已经是完全触及了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底线，无论再怎么“攘外必先安内”，丢了故都北平和经济中心天津的责任他们也担不起，但是怎么打，打多大，政客们也是犹豫不定。

1932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29军从山西阳泉出发，移防华北的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线。很显然，少帅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想用这支不是嫡系的部队试探一下日军，到底是大举侵略还是试探进攻。在抗倭御侮的精神激励下，29军上下对于即将面临的战斗并无怨言，用张自忠的话讲：“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作为一个矢志报国的军人，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多时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不全力以赴？

当年3月，在日军一连串的攻势下，前线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好据喜峰口关塞死守。当月7日，张自忠与29军另一位师长冯治安率部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三十千米，张、冯在此设立29军前线指挥所。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张自忠鼓励部下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当然打仗光有决心是不行的，29军装备低劣的问题直到上前线都没人给解决，以枪都配不齐的两万人马跟日军硬拼是不行的，只有在战术上想办法抵消劣势，张自忠还是拿出了西北军夜战肉搏的看家本领，与冯、赵二人计划，组织一次大刀队夜袭。11日夜，王长海率领217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224团，李九思指挥226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混乱中日军顾此失彼，很多人睡梦中糊里糊涂被砍掉了脑袋，此役29军杀敌上千，同时110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消息传出，全国一片欢腾，各界纷纷写诗作词赞扬29军的抗战功绩，尤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更是唱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在河北保定督战的蒋介石也感到颜面有光，难得大度地决定电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一年前还与他作战的将领赴保定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说，长城抗战到底只是蒋委员长的“面子工程”，29军打得不错，给他争光了，也就可以了，进一步反击收复沦陷国土，蒋委员长压根没考虑。所以1932年的抗战是虎头蛇尾的结局，中日双方以长城为界，包括热河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丧敌手。

不白之冤

1935年，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眼也不眨地又把在华北驻军、行政的权力给丢掉了，中央军全部撤离华北，不属于嫡系的29军再次临危受命，担当起了驻防华北的重责，张自忠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第38师师长，后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

眼见中国军人严阵以待，局势一触即发，狡猾的日本人又放出了“和平”的烟幕弹，邀请冀察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访问日本。这不过是日本人为全面的侵略战争拖延时间而已，但是为了“曲不在我”，宋哲元还是下令让张自忠率团访日。日本人这条计策可谓相当之恶毒，因为按当时的舆论情形，谁敢去日本，肯定会背上一个“亲日派”“汉奸”的骂名，属于往火坑里跳的行为，但是张自忠别无选择，因为不去就会给日本人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这种责任他担不起，老长官宋哲元也担不起，为了给这位西北军的老大哥分忧，这个黑锅只能他张自忠来背了。

1937年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虽然他一再强调此行仅仅是考察日本工业，但在日方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此行就变成了“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国内舆论也是一边倒，访问伊始张自忠就被国人骂为汉奸。当然我们不能指责媒体记者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终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自忠、宋哲元那种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心境，又有几个媒体报人能心有戚戚焉？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现在普遍认为这是全面抗战的起点，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发给宋、张二人的电报含糊其辞，强调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所以张自忠一时也不敢做主将38师拉到战场跟日军决战，结果这更坐实了他“主和派”的骂名，平津舆论界乃至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难听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接下来的形势又峰回路转，认清形势的国民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抵抗。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表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讲话虽然大快人心，但客观上等于是把之前严格遵循中央“不扩大”命令的张自忠给卖了，尤其老百姓看到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壮烈殉国，宋哲元带领损失惨重的29军撤到保定，而张自忠却毫发无损地出面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的“善后”职务。一时舆论哗然，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凡提及张自忠必称“张逆自忠”。这时，张自忠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昔日战友袍泽的鲜血让他不能辩解，也无力辩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早脱离虎口，南下抗战，用事实来回击舆论对他的误解和指责。

一雪前耻

当年8月，待第29军的袍泽平安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便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据这时见到他的人讲，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张自忠一直面黄肌瘦，疲惫不堪，常常一个人凝目沉思，呆呆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

10月10日，在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张樾的陪同下，张自忠在南京市与蒋介石见面，以军政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2月迁至武汉后，下令张自忠升任为第59军军长，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张自忠终于有机会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了。

1938年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华北的日军第2军开始分东西两路南下向徐州开进，其中东路的板垣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出发，一路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战略要地临沂。而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名为一个军团，其实只有一个军五个团的兵力），也是老西北军出身，装备低劣，交战二十余日后伤亡近半，急需援军。看过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影迷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场面：张自忠来到徐州的五战区指挥部，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询问他是否可以增援庞炳勋，李宗仁却岔开话题，表示自己准备让廖磊的21集团军（桂系部队）增援临沂。而这时张自忠却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李长官，如果信得过我张自忠，可否让我增援临沂？”李宗仁听完后哈哈大笑，连说：“你能去就太好了，我是怕强人所难啊！”电影中之所以会这么讲述，其实是有原因的，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在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叛冯投蒋，曾经袭击过张自忠的指挥部，张自忠身负重伤，全靠部下拼死抢救才保住性命，张、庞两人之间可谓有杀身之仇。然而在张自忠看来，私怨必须让位于国仇，他率领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仅仅休整了一天一夜，第59军就强渡沂水，向日军侧后发动猛攻，试图以攻代守，吸引板垣集团回军，减轻第3军团的压力。然而日军同样是孤注一掷，死战不退，张自忠所部经过3天苦战，伤亡超过七千人（第59军全军不过两万五千人），一半的营长因为伤亡被更换，连级军官伤亡近八百人。眼见张自忠部伤亡过大，徐祖贻询问张自忠是否需要后撤，停止进攻，张自忠却认为59军伤亡虽大，日军伤亡也不小，59军在苦撑，日军同样在苦撑，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击溃对方。就这样，经过五昼夜激战，张、庞两部合力保住了临沂，日军第5师团最终被击溃，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率残部向莒县方向逃窜。

由于第59军在临沂的奋战，日军第5师团与第10师团夹攻徐州的企图没有达成，这才有了矶谷廉介带着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最后被中国十万大军围歼的景象。对于台儿庄大捷，张自忠可以说功不可没。经过这次战役，社会舆论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汉奸”的帽子被彻底甩空，这是一位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击非议的大丈夫、真正的军人。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壮烈殉国

武汉会战过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基本就是中日双方沿着中国的地理第二棱线展开拉锯战，尤其在湖北鄂西山区，因为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所以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尤其激烈。

从1939年往后，张自忠一直便战斗在此地，5月的随枣会战，年底的冬季攻势，张自忠都指挥部队给予日军很大打击，他本人也因战功加为上将衔，并颁四等宝鼎勋章。按常理来说，有这位悍将的存在，日军应该放聪明点儿，避其锋芒。但是因为突破鄂西攻入重庆的诱惑力实在太大，所以尽管一次又一次失败，但第二年鬼子总会卷土重来，大有不击败张自忠誓不罢休的意思。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打通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六个师团，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驻守的枣阳与宜昌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拉开了枣宜会战的序幕。此时张自忠部因为连续作战不得补充，缺编情况十分严重，虽然番号有五个师之多，但实际作战人员仅有两万余人，面对日军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兵力捉襟见肘，张自忠只好把部队集中起来，以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捏合队伍，四处“救火”。张自忠本来的计划是，以主力暂时规避日军南下的重兵集团，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但是在重庆的蒋介石被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居然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而张自忠的部队，其实却连敌人兵力的一半都不到。∷张自忠墓张将军忠骸运抵重庆北碚后，权厝于雨台山麓，冯玉祥亲题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立于墓前。同时，冯玉祥借用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书“梅花山”三个大字，刻于墓前石栏。

但凡失败的军事统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好插手前线的军事指挥，希特勒如此，蒋委员长也是如此，这种瞎指挥的电文经常就断送了一员虎将和一次胜利。张自忠虽然知道命令荒唐，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好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又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

得知张部兵力空虚，大喜过望的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一千五百余人被近六千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不得不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激战一直持续到16日拂晓，日军伤亡也很大，但是因为知道包围了张自忠，所以也攻势不减，一昼夜发动冲锋居然达九次之多，张自忠部损失殆尽，血战殉国的时刻已经到来。按照战后缴获的日军资料记载：在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个名叫藤刚的日军一等兵和他所在的小队冲上了杏仁山阵地，忽然见阵地上一个大个子的中国军官站起，其人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眼睛却死死盯住藤刚，后者被吓得愣在了原地。这时，藤刚身后的日军士兵向中国军官开枪，后者的脸上微微露出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刚也被枪声惊醒，向那个高高的身躯刺出了一刀，这位中国军官失去了最后的力气，像一座大山一样轰然倒地。这就是张自忠将军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段影像。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辨认出了他的遗骸，以一口上等棺木好生收敛，对这位壮烈殉国的将领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据说日酋还曾集合部队向将军鞠躬致敬，以示对其武勇的尊崇。随后，侵略者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停止了日常广播，播出了发现中国将领张自忠遗体的消息。蒋介石获悉后，命令前线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将军的遗体。当天夜间，38师师长黄维刚亲自带领便衣队，突袭南瓜店，几进几出终于抢回了张将军的遗体。5月28日，张将军的灵柩运抵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前往迎接，蒋介石扶棺痛哭，在场人员无不落泪。

同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安葬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一代名将就此长眠于国土，而他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后人。

沪江上空的鹰——高志航

追风少年

说起高志航的家庭出身，总会让人联想起一部电视剧，那就是曾唤起无数人回忆的电视剧《闯关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志航的父亲高景文几乎与这部电视剧中的主角朱开山有同样的人生经历：同样的山东大汉，同样闹过义和团，又同样避难来到东北，淘金、挖参、垦殖土地，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像一座山一样给儿女树立了坚实的榜样。高志航的母亲也并非等闲的家庭主妇，据说当年家里遇有冤屈，16岁的她就敢独自上府城告状，这份胆气和见识，远不是一般的小脚女人所能比肩的。

父母都是宁折不弯的性格，高志航自然也不例外，他从小便活泼好动，思维敏捷，遇事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有敢于抗争到底的骨气。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可能此时的高志航还从没有想过他以后会驰骋于蓝天，但是一个优秀飞行员所应有的一切性格特质，他已经具备了。高志航的父母一共养育了八个孩子，作为家中的长子，高志航很早就懂得了持家的艰辛，小时候为了省下纸笔的花销，他就把草木烧成灰练写字，稍大后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虽然家距离学校很远，可是放假回家，他从不坐车，而是省下钱来买几个馒头回家给弟妹吃，即使鞋穿坏了，也从不声张叫苦。

13岁那年，凭借过人的天赋和毅力，高志航考入了著名的奉天中法学校，这是一所中国跟法国合开的教会学校，高志航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法语底子。四年后学业期满，同样是出于减轻家庭负担的考量，高志航没有报考大学，而是转入了免费的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就读，正式投身行伍。东北陆军军官学校是当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办，虽然这位张大帅是胡子出身，但是见识却不差，十分注意军官素质的培养和军队装备水平的提高，在他的一力倡导下，东北组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空军，装备水平也非常高。

还是在炮兵科上学的时候，高志航就听闻少帅张学良有意要选拔一批优秀的军校生到法国学习飞行，有法语学习背景的他不禁怦然心动，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他1.67米的身高没有入得教官的法眼，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17岁的高志航委屈不已，号啕大哭，但也没人安慰。后来他不甘心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放弃，想了个主意，用法语给少帅张学良写了封请愿信，还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高铭久”改为“高志航”，以示要加入空军的决心。张学良被这种执着所打动，再加上高志航在军校的成绩、法语等各方面素质都非常优秀，于是破格录取，派其赴法国牟兰纳高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法兰西的岁月是充实而浪漫的，经过法国牟兰纳航空学校严格的体检后，高志航接受了初级飞行训练。初级教育毕业后，他又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学习驱逐机专业，毕业后又授军士军衔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第23驱逐机联队见习。在留学期间，高志航的刻苦有目共睹，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便练就了高超的飞行技术，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教官也感到佩服。同时浪漫的法兰西文化也让性格活泼的高志航如鱼得水，他特别爱跳舞，舞艺精湛，即使回国以后这种洋派的作风也不改往昔，深深影响了他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美丽邂逅

1927年1月，高志航学成回国，被编入东北航空司令部飞鹰航空队，授衔少校。一时志得意满，前来高家说媒的媒婆几乎踩断了门槛，其中不乏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千金，然而高志航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位流亡中国的白俄女子结为伉俪。

这说起来是一段非常浪漫的故事：当时高志航的部队在内蒙古执行任务，一天去商店购物的时候邂逅了这位美丽的白俄姑娘葛莉亚，她是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俄罗斯贵族。在购物的时候因为只会讲俄语和法语而无法与店员沟通，正为难的时候高志航上去给她解了围，两个人就这么相识了。

也许缘分真的是天注定，相识后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高志航便瞒着家里与葛莉亚在满洲里完婚。这种在如今的社会尚不太被人接受的举动，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石破天惊的新闻。所以当高志航带着新婚妻子回来见爹娘的时候，被气坏了的二老坚决不让两人进门，而性格同样倔强的高志航也不为所动，愣是跟妻子在家门口长跪不起，最终还是父母心软，老爹冷着脸说了一句“不用跪了”算是默许了这个异国的儿媳妇进门。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情场、职场、战场场场得意的高志航遭遇了一次挫折。那是一次新飞机试飞，因为机械故障，降落的时候飞机的操纵杆失控，直接把高志航的右腿打断，只好送医治疗。第一次给他接骨的是个日本医生，也不知此人是单纯的庸医还是用心险恶，居然没对伤口进行清理，直接连着碎骨头就给高志航接完了事。结果腿虽复位但变成了罗圈腿，大腿肌肉也开始萎缩，眼见就要废掉不能上天了。葛莉亚看出苗头不对，赶到哈尔滨找到了一位熟识的犹太医生复诊，多方奔波才确定了要重新手术方能康复，高志航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当时麻药技术不过关，很多军人都担心会影响神经而拒绝打麻药，高志航也是如此，所以接骨的时候他的腿就是硬生生被重新敲断重来的，这比起刮骨疗毒，不知道痛苦多少倍。

术后高志航得以重新飞行，但因为治疗的延误，留下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后遗症，所以有人戏称他为“高瘸子”，但是提起这位瘸腿飞行员的技术，所有东北空军的飞行员都要竖一下大拇指。∷高志航将军1935年，高志航被派至意大利考察航空一年。后在飞行表演中表现出众。意大利飞机商为了推销已经落后了的飞机，曾试图向高志航行贿，也被高志航断然拒绝。

逆风而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高志航当时正在机场当值，闻听日军在国土上大肆烧杀，愤怒的他几乎咬碎了钢牙。然而当想驾机参战的时候，得到的命令却是“不抵抗”，郁闷的高志航只好含恨而退。没过几日，沈阳沦陷，东北空军的200多架飞机悉数落入敌手，高志航和一代东北航空人的心血毁于一旦。这次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让高志航彻底认识到了亡国奴的屈辱，他不甘心就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过着任人宰割的日子，于是告别妻女流亡入关，辗转来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航空队，他要在这里重新起飞，让侵略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从东北军到中央军，等于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以前的荣誉地位甚至学历都烟消云散不说，高志航还屡屡因为出身的问题受到排挤。很难想象一个在国外接受过系统飞行训练的精英飞行员，在这里居然还要跟后生晚辈一起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还不能开飞机，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从少校到少尉，从教官到见习学员，这中间的屈辱与无奈，只有高志航自己清楚。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空军有禁令，不允许飞行员有外国配偶，一心驾机飞天、血战报国的高志航只好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和妻子葛莉亚离婚。据说，葛莉亚后来回到高志航的通化老家，拜别公婆，独自一人踏上颠沛流离之路，从此杳无音信。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后来托人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莫斯科打听生母消息，都没有结果，葛莉亚的去向和命运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有道是“付出总有回报”，高志航可以被打压，可以被排挤，可以离婚，但是他精湛的飞行技术是谁也夺不去的，只要给他一次机会，雄鹰的光芒是无法遮掩的。在1932年春航委会第一次检阅时，航校为了应付差事，不得不让飞行技艺高超的高志航以学员的名义参加飞行表演，高志航的飞机虽在起飞时出现过小小意外，但其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娴熟技巧却给在场的所有观摩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做的各种高难度特技动作让在场观众无不瞠目结舌，连陪同的官员也为之叹服。航校学员中要求他出任飞行教官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高志航得以提升为第8中队中队长，开始执教中央航校驱逐机班学员。此后，他通过刻苦自修，很快就掌握了在国际上堪称一流的夜间不打灯起飞、倒飞和弧形飞等飞行绝技，并在第二次检阅时名列第一。随后他成为航校驱逐机班的上尉教官。半年后，他又晋升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1936年，蒋介石的50岁生日当天，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其间，他以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空中尽情展示，博得场上各国嘉宾的阵阵喝彩，亦使几支欲争高下的外军特技队相形见绌。表演结束后，蒋介石对他的高超技术赞不绝口，很快，消息就通过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传了出去。从此，高志航的名字在军中几乎人人皆知。

捍卫领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争范围扩大到全中国，蒋介石决定以上海为中心打一场淞沪大会战，全国的精锐战士纷纷调往上海，一时三军云集，兵强马壮，在杭州笕桥空军基地的高志航也终于等到了向日寇报仇雪恨的那一天。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次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就从台北派出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对中国机场进行狂轰滥炸，恰巧就有9架赶来杭州笕桥，撞到了高志航的枪口上。当时天气状况很差，能见度极低，日军为了完成轰炸任务不得不低空飞行，高志航率领第4航空队的飞行员们驾驶美制霍克III式战斗机起飞迎战，日军见状慌忙丢下炸弹企图加速逃窜，但已经到手的猎物高志航如何能让它轻易溜走？只见高志航驾驶的霍克III从空中呼啸着俯冲而下，一个点射就击毙了日机的后座机枪手，然后跟同僚通力合作，把这架已无还手之力的日本轰炸机送回了东洋老家。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而自己仅有1架战斗机轻伤，首创中国抗战中空战3：0的光辉战绩，这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人心士气，一雪倭寇蔑视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的耻辱。此后一个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借以纪念那些奉献热血的空中勇士。

吃一堑，长一智，在九六陆攻损失惨重后，日军再也不敢派出这种笨重的轰炸机深入中国领空，而是从停泊在上海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派出舰载的轻型轰炸机继续狂轰滥炸。但是这种老旧的八九式轰炸机依旧逃不出4大队的手心，高志航发现八九式轰炸机仅机身后部配有机枪1挺，且射速不快，霍克III完全可以从多个方向进行攻击，敌机难以防御。8月15日的空战中，高志航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中攻击敌方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完成了他的第2架击落记录。在他的带领下，4大队其他飞行员也纷纷大胆地逼近日军飞机，充分利用速度上的优势进行衔尾攻击，此战共击落、击伤日机18架，迫使日军两个航空中队长切腹自杀，而日军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哀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也！”

令人遗憾的是，高志航右臂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负伤，没能接下来参与对日军的反击行动，等到伤养好再次上天的时候，已经是9月下旬了。饱受打击的日军这时终于收起了对中国空军的轻视之心，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派出来给轰炸机护航，九六式虽然不如它的继任者零式战斗机那么臭名昭著，但毕竟也是第一代全金属蒙皮的单翼战斗机，与老迈的双翼霍克III相比还是有极大的优势，中国空军开始出现伤亡。9月26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13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率5架九六式战斗机掩护12架轰炸机由上海起飞轰炸南京，与高志航率领的4大队下属的12架霍克III狭路相逢。慌乱中，日军企图以战斗机缠住中国空军的霍克III机群，掩护轰炸机下降高度溜掉，但4大队赶上去一阵攻击，当场在栖霞山上空击落了一架九六式战斗机。

高志航没有参与缠斗，而是紧紧盯住了敌方的长机追踪而去。虽然高志航不知道驾机的就是号称日本海军航空队“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但是按照常理推断，能驾驶九六式战斗机的日军飞行员绝对是日军中的王牌飞行员，打掉他更有实战意义。高志航全神贯注地和山下展开空中格斗，从高空打到低空不足100米的高度。两人彼此衔尾多次，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频繁出现，最终高志航把山下驾驶的银色九六式战斗机套入了机枪瞄准具，双枪并发，山下的座机立刻冒烟，开始向上海方向逃窜，最后迫降于苏州以东太仓县。山下七郎本人和他所驾驶的126号九六式战斗机被中国军队俘获，这是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俘虏的军衔最高的日军飞行员。

魂兮归来

高志航再次带领中国空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这时双方的国力差距开始显现出来，日军的飞机都是国产，被击落了可以再造，而中国空军的霍克III都是进口的宝贝疙瘩，损失一架就少一架。此时美国已经宣布对作战双方进行“武器禁运”，零部件的损耗和缺乏让中国空军的雄鹰们面临着没有武器可用的局面。

1937年10月底，几乎打光了所有飞机的中国空军含恨撤出淞沪战场，失去了空中威胁的日军气焰则更加嚣张，频频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阵地，平民和伤员也成了他们逞凶的目标，高志航看着日军的恣意妄为怒火中烧，恨不能肋生双翅，飞上天去与日军决死一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关键时候有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国家出手帮了中国一把，这就是北方的苏联。出于让中国军队牵制日本的考虑，斯大林决定援助中国抗战，苏联空军方面很慷慨地派来了志愿飞行队，还送来了一批性能不亚于霍克III的伊—15/16战斗机。高志航作为最顶尖的飞行员，被分配到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熟悉这种飞机的性能，尽快形成战斗力，让中国空军重新上天。为此高志航远赴西北，在兰州，他不经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讲解，在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便驾驶伊—16单飞，还连续做出了一系列高级特技动作，当场就镇住了所有在场的苏联援华航空队人员。在熟悉了飞机的性能后，他又担任带队长机，引导苏联志愿队飞行员由兰州飞往中国内地。同时高志航自己首创六盘山航线，组织战队直接取捷径飞越六盘山，经西安、洛阳、周家口飞到南京，紧急投入到日益紧张的南京前线空战中。他这时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唯一的想法就是快些赶回前线，把日军驱离领土。

11月20日，高志航再次带队越六盘山后飞抵河南周家口，本拟加油后直飞南京，但是南京急电：“南京大雨，气候恶劣，切勿起飞。”次日，高志航正在组织部下发动飞机准备起飞之时，防空警报突然拉响，几乎是片刻之后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队的16架轰炸机便飞临周家口。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飞机，高志航冒着日机的俯冲轰炸冲上座机，可他刚进入机舱就被日军战机投下的炸弹弹片击中，当场殉国，时年30岁。同时殉国的还有第4航空大队军械长冯干卿、到机场送饭的伙夫郭万泰等六人。令人伤心的是，直到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一代空战英豪，就此魂归天际，沪江上空的鹰，从此成为绝响。

誓扫倭奴不顾身——戴安澜

海鸥遨长空

戴安澜将军原名戴炳阳，字衍功，1904年生，家乡是位于巢湖沿岸的安徽省无为县。将军的父亲是一位平日以养鸭为生，年节时则登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虽然家境清贫，但是老人对下一代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送孩子到私塾念书，平日里也经常以戏曲中的忠奸人物教导子女要明辨是非，崇尚正义。

年幼的戴安澜知晓读书不易，十分刻苦，14岁那年他的文章被桐城派散文名家周绍峰先生所赏识，得以有机会拜入其门下接受教导，周先生是传统的老派名士，十分重视道德气节的培养，平日经常以《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弟子要一身正气，使戴安澜受益匪浅。

在周先生门下学成后，戴安澜返回家乡，以师长们为榜样办起私塾，一边读经，一边传道解惑。1923年他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在这里他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尤其喜欢历史、军事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加上传统教育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这位年满20岁的青年遂有效忠民族、献身人民之意志，他给自己改名“安澜”，号“海鸥”，以示日后要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向，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像与风浪搏斗的海鸥一样“虽千万人吾往矣”。

1926年，位于广州的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开始。戴安澜在叔祖父戴端甫（武昌陆军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参加过武昌起义，当时任粤军团长）的勉励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他文化水平高，作战勇敢，受到了上司赏识，很快升任排长，第二年又被保送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三期学员。黄埔军校的鼎鼎大名在此不多叙述，第三期的学员虽然不如一、四期那么将星闪耀，但是也有王耀武、方先觉、戴安澜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的著名人物，如果对《人间正道是沧桑》有印象的话会发现，主人公杨立青和杨立仁兄弟俩，也是三期毕业的，当然这都是虚构的人物，不过电视剧里对于黄埔军校的生活还原，还是相当真实的。

由于黄埔军校的前几期都是速成班，学制只有半年，所以戴安澜在毕业的时候北伐还没有结束，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排长，后擢升为连长，继续随军北上。

1928年5月，北伐军到达济南的时候，遭到城中日本驻军的无理阻挠，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前去交涉，反被日军虐杀致死，而后丧心病狂的日军又对济南城中中国军民大肆屠杀，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当时戴安澜所在的部队就在济南城外，他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对此恨之入骨，誓言日后战场相遇，一定要与日寇拼杀到底，直至将他们赶出中国。

外侮需人御

北伐结束后，戴安澜调任国民革命军教导第2师追击连连长，参加了中原大战的陇海路方向作战，右臂负伤。后相继晋升为营长、中校副团长，第二年又调任第4师补充团团长。1933年1月，第4师扩编为第17军，戴安澜调任该军第25师145团团长。其实第17军这次扩编也是有目的的，因为国家的北边出事了。在“九一八”事变中尝到“甜头”的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妄图吞并热河，威胁华北。1933年元旦伊始，日军就频频在两军实际控制线附近制造摩擦，华北局势紧张，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从“剿共”前线将17军抽调出来，驰援华北。

时间到了1933年3月，北方形势突然急转直下，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居然一枪不发转身就跑，临了还不忘装了二百多辆车的金银财宝和鸦片一同去往天津租界享福。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他手下的几个将领也是尚未交锋就投降或逃跑，日军仅用一百二十八名骑兵就占领承德，热河省全面沦陷。这种意外之喜甚至连日军自己都没想到，但是很快侵略者就反应过来，兵分两路扑向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华北大城市，而此时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喜峰口和古北口这两座长城上的关塞而已。第17军负责的是古北口的守御，因为汤玉麟临阵脱逃，导致战场局面十分被动，关麟征师长不得不带着打前锋的25师昼夜行军跟敌人抢时间，好歹在日军杀来之前将部队带到了阵地。还没等喘口气，日军的前哨就杀到，双方立即展开激战。这是戴安澜第一次与日军交锋，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作风极为凶悍，而中国士兵却多为农民出身，不懂战术，有的士兵甚至枪还没摸熟便走上战场。双方甫一交手，中国军队就被全线压制，士兵死伤惨重。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戴安澜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却被日军侦察部队望到，用机枪对他足足封锁了两个多小时。这种“待遇”也不光给了戴安澜一人，基本上25师的高级军官都受到了日军的特殊“优待”。带头冲锋的师长关麟征被手榴弹炸伤五处，浑身是血地退出了战斗；149团团长王润波更是在肉搏中被日军战刀砍杀。在长官们身先士卒的激励下，25师官兵士气大振，奋力与日军搏斗，145团有七名士兵携带轻机枪据守一座小山头，多次打退日军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日军前后伤亡一百余人，而七勇士巍然屹立。恼羞成怒的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反复轰击，几乎要把这座山头削平，但这七名壮士紧握机枪，没有后退半步，直至全部牺牲。这种血战到底的精神也使敌人不得不表示敬佩，最后将他们的尸骨合葬在一起，题为“七勇士之墓”。

古北口血战持续三昼夜，25师虽毙伤日军两千人，却付出了四千多将士伤亡的代价。戴安澜作为一线指挥官，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及训练上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1937年8月，已经升任第25师73旅旅长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为‘九一八’六周年。困难重重，悲愤已极！而现今军队复有多数不肯战斗和不能战斗，更令人焦急。”∷戴安澜将军戴安澜将军殉国后，国民党政府于1943年4月1日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其举行了国葬，并追赠陆军中将；蒋介石亲赠挽联：“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成，虚予期望痛何如？”

师称机械化

也许正是这种对双方军队素质差距的忧虑，让戴安澜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部队训练和人才培养上，他认为长城抗战的失利，“非器之罪，乃人之罪也。要转败为胜，非有训练之指挥官，以后才有强悍之军队”。但是时不我待，这时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戴安澜只好把整军备武的念头先放下，带着部队抗击日军。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安澜指挥部队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当面之敌后撤，战后获得华胄勋章一枚。稍后又率部在鲁南中艾山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

直到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中日双方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戴安澜才有时间和精力重新整军，他的计划是训练出一支兵员素质和战斗力都不逊色于日军的劲旅，让日本鬼子好好尝尝中国人铁拳的滋味。也是事有巧合，在1938年3月到6月间，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抗战物资到了，其中包括83辆T-26轻型坦克，以及一些BA-3/6/10型和BA-20型装甲车，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机械化装备，国民党决定将原有的装甲兵团扩编成第200师，原装甲兵团指挥官杜聿明担任第一任师长。在长城抗战的时候他曾经接替受伤的关麟征指挥部队，也是戴安澜在17军的老长官之一。

其实说起来戴安澜跟装甲兵系统的渊源还不止于此，时任装甲兵司令、机械化学校教育长的徐庭瑶，以前正是17军的军长，而且他还跟戴安澜有一层关系——同是安徽无为县老乡。于是在1939年1月，200师进一步扩编为第5军，杜聿明高升军长的时候，200师师长的位置由戴安澜接任，也就不足为奇了。第5军作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政府自然是宝贝异常，蒋介石不但特意给了一个独一无二的“200”打头的番号，而且在人员的挑选上也是煞费苦心，要嫡系，要有能力，还要有作战经验，最后该军下辖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1师（师长郑洞国）和22师（师长邱清泉），都是国内响当当的拳头部队，各师长官也是黄埔前四期的“天子门生”。而且还特别嘱咐，第5军一年时间内无作战任务，专心整训，砥砺锋芒，务必要在出鞘的时候成为一柄国之利剑。能在这样一支部队作战，自然是每个军人的梦想，戴安澜也很兴奋能有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平台来实现练兵的理念。他不负众望，刻苦钻研，很快取得了成效。1939年3月，第5军开赴广西参加全国军队校阅，第5军名列第一，200师为第5军第二名。

铁血昆仑关

1939年年底，沉寂许久的日寇突然又有了大动作，以三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配合军舰、飞机在广西沿海登陆，主力直扑南宁，妄图切断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通道——南宁到龙州的补给联络路线，以达到困死、饿死中国抗日军民的目的。打头阵的正是一年前在华北战场凶名赫赫的广岛第5师团，该师团为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欠下了中国人民累累血债。

国民政府方面沉着应对，在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将军一再要求下，蒋介石终于咬着牙把一直舍不得用的第5军拉到战场直面第5师团，一场王对王的激烈较量即将在华南的昆仑关打响。山地攻坚，精锐对精锐，机械化碰机械化，这是一场毫无技巧可言的硬碰硬的角逐，双方的将领较量的不再是华丽的战术和诡谲的兵法，而是一场意志和钢铁的比拼，战场似乎回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陆战场，谁的火力凶猛，兵力雄厚，谁能咬紧牙关，豁出性命，谁就能笑到最后。

12月23日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两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在这种枪林弹雨中攻势一再受到阻遏，乃至在桂林督战的蒋介石也急了眼，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200师作为最精锐的机械化师，被赋予了正面强攻的任务，广西的地形地貌并不适合机械化作战的开展，所以戴安澜将军只好让士兵都下车，当普通步兵来用，坦克作为机动的火力点对敌进行压制射击。这也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为数不多的以高密度火力压倒日军的一次战斗。在200师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日军士兵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甚至当面之敌酋，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在战斗的白热化阶段，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的兵力，以大刀、工兵铲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不怕牺牲，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九个步兵连，其中七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这时戴安澜仍然坚守在前线，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不停地巡视检查阵地，指挥战斗。突然间，敌人的炮弹在他附近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左背，身负重伤，不得不后送治疗。为了奖励戴安澜的战功，国民政府颁授他四等宝鼎勋章。后来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召开南岳会议，检查昆仑关战役，高度赞扬戴安澜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30日，昆仑关外围已被中国军队全面肃清，关里的日本精锐——“钢军”主力第21旅团已成瓮中之鳖，杜聿明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这支顽敌。已陷入绝境的日寇困兽犹斗，战斗异常艰苦，但是在第5军兵力、火力和气势完全压倒日军的情况下，任何反扑只会招来更猛烈的打击。12月31日，中国反攻部队终于扫荡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这只凶顽的敌人被中国军队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粉碎，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皇军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这来自侵略者的哀叹，是对戴安澜将军，对200师，对第5军官兵最大的褒扬。

浴血同古守

这次重伤让戴安澜几乎休养了一年多，伤愈归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疯狂无比的日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此前中国人民孤立无援的艰苦抗战终于有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战争的前景一下就光明了起来。

但是在1942年，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虽然已经转入战时体制，但是让这个超级大国真正发挥实力还要一段时间。而英军则更惨，远东的英军部队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其东南亚殖民地的局势摇摇欲坠。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焦头烂额、无暇东顾的大英帝国，不得不低下了一贯高昂的头颅，向中国盟友求援，请国民政府出兵帮其守卫缅甸。

缅甸是中国争取国外援助的最后生命线，如果滇缅公路不保，接下来源源不断的外援即无法进入中国，与日本的作战也将陷入补给不足之劣势，因此中国方面极力争取与英国间的军事同盟以保障作战资本，组建远征军出国抗战也就势在必行。戴安澜的200师就是计划中第一批出国远征的部队，但是英国人这时候又犯了矫情，他们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害怕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会动摇其殖民统治，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直到1942年1月底，英军在日本人的攻势下一路溃败，眼见仰光不保，才松口放行。

1942年2月底开始，第5军军长杜聿明暂时统一指挥入缅的第5、第6两军入缅，布防战斗。但是，此时有利时机已经丧失。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失守，战局极端恶化。尽管英军这个队友的“坑爹”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但是远征军本着同盟的目的，还是答应尽力帮助英国人收拾残局，戴安澜奉命带领200师驰援战略要地同古，在那里把来势汹汹的日军堵住，给盟友争取撤退时间。

此次作战200师上下官兵士气高涨，军运卡车上贴满了用中、缅两国文字书写的标语：“中国军队为保卫缅甸人民而来！”“加强中英军事合作！”“缅甸是中国最好的邻邦！”“驱逐倭寇，扬威异域！”“为国争光，不胜不还！”

3月7日，日夜兼程的官兵终于到达战斗第一线，与侵缅日军第55师团在同古城外发生激战，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日军没料到会在这里遭到侵缅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仔细一瞧才发现是中国军人来了，仓皇迎战。大战一连打了三天，第55师团第143、第144两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疲软势头，不得不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此时戴安澜已经把部队开入城内，依托市区各交通要道，修好坚固的堡垒，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只等日军来碰壁。战斗打响后，他和参谋、后勤人员到各个阵地奔走，甚至亲自拔枪参与战斗，打退日军进攻。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四倍于己的日军苦战十二天，战局危急时刻戴安澜甚至立下遗嘱：“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在仰光失陷的不利形势下，同古作战掩护了英军撤退，为远征军的后续部队赢得了时间，更重要的是此战也极大改善了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形象，时人评价：“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戴安澜师长和200师官兵理应得此荣耀。

驱倭棠吉归

3月30日晚，在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之后，200师主动从同古撤退。虽然这次阻击狠狠挫败了日军的势头，但是远征军将士的确一点儿也轻松不起来，因为英国盟友的表现实在太过奇葩，经常以几倍于日军的兵力被包围、被击溃，连累中国军队几次作战都以虎头蛇尾告终。

这时蒋介石也坐不住了。4月5日上午，缅甸眉苗，时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蒋委员长，乘飞机抵达设在这里的远征军前线指挥部，部署作战。蒋介石除了跟远征军高级将领商定作战方案外，还特意召见戴安澜来询问，留他一同进餐，留宿行辕，勉慰有加，甚为倚重，后几日戴安澜几乎一直不离蒋左右，备受青睐。4月20日，史迪威和罗卓英轻信英方关于在仁安羌和乔克柏当之间有敌军三千余人的情报，命令第200师长途奔袭至乔克柏当。第200师到了乔克柏当后，发现没有日军，只有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撤退。而后又退回到棠吉，结果这一趟无用功浪费了宝贵的3天时间，使日军抢先攻占了棠吉，戴安澜只好带领部队再把棠吉打回来。

4月23日下午，200师向棠吉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于4月25日18时占领棠吉。一天后，在日军猛烈攻势之下，第6军被迫放弃雷烈姆，日军从雷烈姆北进第5军侧翼，因此时防守棠吉已无意义，第200师遂于4月26日主动放弃棠吉。日军第56师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千米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远征军后方的腊戍、密支那等城。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中国远征军返回国门的咽喉之地便一一失守，数十万忠勇子弟被断绝了回家的道路。

壮志也无违

兵溃如山倒。5月10日，远征军混乱的大部队退至以环境险恶著称的胡康河谷，结果又遭到先来一步的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一哄而散，争相逃入山林，不料这里是环境复杂、能吞噬人生命的野人山，进去就出不来。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也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本来第200师从棠吉出发时是计划以后沿途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回国，但现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

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安澜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于是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近乎弹尽粮绝的中国士兵悲壮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发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26日傍晚，200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遗恨而逝，年仅38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戴安澜将军过早地离去了，没能看到反攻胜利，两年后远征军的战旗重又飘扬在缅甸的那一天。戴安澜去世后，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1943年，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故里。

专题　火力支柱——捷克式ZB-26轻机枪

2009年，战争题材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红极一时，军事迷得以重温了中国远征军那段铁血悲凉的历史，重新见识了那些或熟悉或陌生，但都为抗战大业做出过莫大贡献的神兵利器。神神叨叨的团长龙文章永不离手的是一把恩菲尔德步枪，斯斯文文的张立宪把沉重的巴祖卡扛在肩膀上，唯唯诺诺的豆饼将Mark II手榴弹挂满身上……不过，要说最阳刚的人物和最威猛的大枪还得是东北大汉迷龙和他的捷克式轻机枪。

历史渊源

作为一款抗战名枪，捷克式轻机枪的造型特殊，棱角分明，极有立体感，一般看过抗战题材影片的中国人都应该非常熟悉这款武器。和其他的抗战武器有所不同，捷克式轻机枪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大量使用的一款武器。从五次反围剿开始，到八年抗战，再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大量地使用了这款武器，其中抗战期间使用这款武器的数量最多。“一战”结束前，捷克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奥匈帝国中，捷克的地位非常重要，捷克贵族充斥着奥匈帝国的贵族阶层，捷克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奥地利文化，当时的捷克军队是一水的奥匈帝国装备，总体水平比较精良。然而好景不长，奥匈帝国所在的同盟国集团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家族风光不再，整个帝国分崩离析。捷克在法国的帮助下脱离了奥匈帝国的控制，宣布独立。“一战”结束后，捷克投入了英法两大强国的怀抱，法国为了在东欧建立一块防德反苏的阵地，对捷克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助，其中的重点就是军火武器。但是法国人很快感觉到“培养小弟”难处不少：由于捷克刚刚独立，军工底子薄弱，捷克军队的武器装备五花八门，除了“一战”时期遗留的奥匈帝国制式装备、英法援助的部分武器，还有从美国和日本进口的部分步枪和十几种口径弹药，几乎算得上“世界轻武器的博览会”。这些武器不但口径各不相同，零件无法互换，维护和补给简直变成了一场噩梦。无奈之下，捷克决定在法国的帮助下实现武器的本土化，其中捷克式轻机枪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小国制造

1920年，捷克枪械设计师哈力克在布拉格军械厂开始设计一种全新的轻机枪。哈力克是一位出色的枪械设计大师，他凭借自己的天赋造出一把样枪，取名为布拉格一式。这把样枪的供弹方式和重机枪一样，都是使用马克沁机枪的帆布弹带供弹，当时轻机枪的概念并不成熟，这种设计思路可以理解。不过当时的捷克军方对这把机枪并没有好印象，也没有予以太多的重视。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布拉格一式在测试中的表现和当时著名的勃朗宁、麦德森、维克斯机枪不相上下，部分性能甚至还超过了这些大名鼎鼎的枪械。喜出望外的捷克军方立即要求布拉格军械厂在布拉格一式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哈力克欣然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1944年，一个中国机枪小组在抗日战场上捷克式轻机枪是一种性能优异、装备国家众多，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虞啸卿对捷克式的评价是——“和它相比，日本人的歪把子就是‘孱孙’。”

1923年，捷克军方向国内、国外的军工企业发出竞标邀请，为本国军队挑选制式的步枪和机枪。这次，哈力克携带他的布拉格二式参加了测试，结果他的新枪测试成绩仅次于丹麦的麦德森轻机枪（世界上第一种大批量装备的轻机枪）。哈力克对此并不满足，他继续改进自己的设计，终于研制出了布拉格I—23型轻机枪。这款新枪采用伸缩式枪托，可以迅速更换机枪枪管，装有稳定的两脚架，已经具备了现代轻机枪的全部特征。在性能方面，该枪不但射击精确，而且火力持续性和稳定性良好，曾在测试中连续射击数千发，精度没有任何变化，让各国的枪械设计师们惊叹不已。再加上它又是捷克本国设计，最终被捷克军方选中，成了捷克军队的制式武器。不过此时布拉格军械厂的经营出现了问题，无力大量生产这款武器，所以在1925年11月，布拉格军械厂与国营勃诺兵工厂合作生产。新枪在1926年4月为捷克军方验收合格，同年正式大量生产，定名为国营勃诺兵工厂26型机枪，简称ZB—26。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捷克国内的经济并不发达，维持军工企业正常运作相当困难，所以ZB—26除了装备捷克军队以外，还大量出口到国外换取外汇。整个20世纪30年代，捷克式轻机枪一共对外出口12万挺，中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智利、瑞典、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都成了这款机枪的客户，当然VIP客户还是中国。

简单就是王道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捷克式机枪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武器，其零部件过多，部分零件还需要细致的加工，并不像“二战”时期苏联的转盘机枪和“二战”后的轻机枪那样便于生产。但是，放在20世纪30年代去看，捷克式的结构已经是非常简单，加工也不需要高难的工艺，只要有相关的详细图纸，受过基本训练的技工利用较少的机器就可以制造，最好的例子就是捷克式在中国的大量仿制。20世纪3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重工业，能够大量生产的大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武器。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军工企业仿造了4万挺左右的捷克式轻机枪，几乎相当于捷克式外销总量的三分之一。除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外，地方军阀控制的军工厂也大量仿制了该枪。有趣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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