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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临春,江英飒,潘坤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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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概论试读：

序言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教师是人才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于高校而言，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完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任务。当然，教师素质涵盖了诸多层面，例如，专业技能、学识修养、思想政治素质等各个方面，但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来说，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则是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教师综合素质中居于首要地位。就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而言，政治学习无疑是提升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和最为普遍的形式载体。所以，如何切实增强政治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并以此提升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败，乃至于对整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任务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正是基于对上述意义的深刻领会，本书作者们在2010年先后成功申报了四川省重点思政课题“增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基于创新政治学习机制的探索”和四川农业大学重点社科研究课题“新时期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并就此展开对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理论研究工作。本书作者何临春、江英飒、潘坤、尹君、杨娟、陈从楷、韩庆龙七位同志均为我校党务职能部门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有着合理的学缘专业结构，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程度的学术敏锐性。他们在课题基金的支持下，历时两年时间，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先后对四川省内8所高校做了扎实的调查取样，获取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在总结提炼田野调查数据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对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历史溯源、主要内容、基本原则、现状剖析，以及如何科学考核评价政治学习的效果做了深入的探讨与切合实际的设想，并结合四川农业大学多年来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政治学习，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经验和近年来实施的部分有益探索，对如何在当前多元文化挑战和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进一步创新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张。纵览全书，我认为，本书突出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视域上，本书历时性地分析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武装思想的政治学习演变历程，综述了大量反映高校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自我思想变革的文献材料。这对于完善我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其次，作为一部思辨性和抽象性都很强的作品，本书没有单纯地停留在空泛的理论阐述和政策宣讲上。相反，在本书第六章（高校教师政治学习评估与反馈）中还大胆地运用了统计学的现代分析模型工具，对如何科学地评价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效果提供了较为可行的指标体系。这表现了本书相对于同类理论作品的方法论勇气。

最后，在学术观点上，本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表述。例如在阐明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面，作者提出了针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源教育”功能；在网络话语背景下，作者提出了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活动应该把握好话语情感、方式和语境的调整等主张，这些都是本书增色出彩的亮点之笔。

当然，囿于成书时间比较仓促和调查取样的局限性等诸多制肘因素，本书难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相信，一切不完美的创新依旧是创新，并且会在经历读者的阅读和检验后不断趋于完美。这也正是我对本书抱持乐观肯定态度的原因所在。

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界定为高校的一项基本职能；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社会主义高校而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旋律予以有效引导。本书作者着眼于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研究，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为了思考如何有效地促进高校师生领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建设，并以此思考如何大力推动高校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书的付梓，恰逢贯彻实施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一周年之际和全国上下喜迎十八大胜利召开的历史节点。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既应该视作是四川农业大学在探讨校园先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上的一次有益尝试，也可以看做是四川农业大学喜迎十八大在理论创新上的一份献礼。

是为序。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学习并快乐着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概论》，一下子让我想起71年前毛泽东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那个时候，毛泽东是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闭塞眼睛捉麻雀’, ‘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而写的。

眼下，是中国共产党走过90余年历程的辉煌时代，不仅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步入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在此，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弘扬，最要紧的就是“学习”。

学习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值得张扬的精神，孔子的《论语》开篇便谈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学习，并且不断地学习，不仅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情，而且还能够与一批远道而来的志同道合的人一块儿学习，更是让人快乐。

学习并快乐着。

学习求得的就是快乐。通过学习，了解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学会为人，不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意十分明确，在孔子看来，懂得学习的人不如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快乐的人。求学为己，不以他人忧而苦闷，不以他人乐而欣喜。

学习之所以能够快乐，不因学习所求的一技之长，而在于学习是一种全面的人性修养。学习者如此，为人师者更当如此。我面前的这本《高校教师政治学习概论》不是教人一技之长之书，它的意义更在于使人懂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正确思考政治学习、如何正确把握政治学习、如何正确实践政治学习。

我们知道，由于政治在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经历了上下5000年的封建专制性发展后，政治给绝大多数人的直观感觉，就没有良好起来过，总有许多的人自觉与不自觉地对政治“谈虎色变”，甚至殃及对政治行为人的情感态度。

其实，政治是一个好东西。它在真正的意义上，是以人的良性发展为依托的，直接指向性是人类的善。人们就是为了解决相互之间的权益问题，才赋予了政治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正如古希腊人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开篇不久就说道：“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充分说明，人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的倾向性，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本性要求。古希腊人相信：人只有通过政治活动才能实现或完善其本质。

今天来看，排除理想主义色彩，政治却又有着它的历史缺陷性。当政治被引入权术，仅此作为工具被运用来维护个体的、家族的和极少数人的权益时，相对于同一社会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政治就具有了恶的倾向性，与政治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

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政治呢？这就必须不断地学习。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从管理的视觉认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此一解释堪称简明，然而古今中外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由于人们所居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对于“管理众人之事”便有着形形色色的理解和看法。怎么管，如何管？我国政治学家吴恩裕先生说：“政治乃是用公共的强制力对于众人之事的治理。”英国政治学家麦肯齐却认为：“政治是‘参加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的进程。”前者具有国家政府本位的意念，而后者却显然具有人本主义的味道。同时，政治的确具有公共的管理性质，但是，并非所有众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都需要超越个人之外的他人或机构来管理。

所以，政治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有多少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就有多少对政治概念的理解。无论是将“政治”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还是将“政治”定义为：“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治必定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并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现实活动过程，而这种社会活动过程又必定是为公共权力的获取和占有，及其随之而来的利益的分配和享有所展开的。同时，这种公共权力的获取和占有，利益的分配和享有必定具有权威性的保障。

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关系，它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政治作为独立的概念，相对于政治活动现象而言要晚出得多，它初现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奴隶社会时期。在西方，“政治”一词读作“Politics”，词源于古希腊的“polis”、“polity”和“politeria”。在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政治一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对后世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影响极大。在中国，“政治”一词早见于《尚书》，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毕命》）又《周礼》有“掌其政治禁令”（《周礼·遂人》）等说法。

从政治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性来看，政治是以一种权威的形式，为维护一定社会中的一定人群的共同利益，以及协调这种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规约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而形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总之，政治是为“善”而存在的。

今天，我们倡导政治学习，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政治学习，不仅是一种对政治文化了解的需要，而且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到极大保护和发展的“善”的需要。应该说，在当今社会，人们不断地关心民生，追求民主；关心改革开放，追求生活富裕；关心个人利益，追求幸福指数。学政治，讲政治，就应当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然而，让人揪心的是，对于不少的人来说，学政治、讲政治似乎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不少人常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但却难得去弄懂利益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有”的权威性所在。更有甚者，自己对政治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不断地走向辉煌，是中国人民作出了三大历史的正确选择：一是正确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二是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三是正确地选择了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首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地学习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90余年，严格说来就是在不断地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壮大自己的历程，这个历程也就是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历程。因此，我们才能够如此自信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0余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康乐业。

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不断地政治学习，来源于对政治学习的不倦的态度，来源于一种对待政治学习欢愉的心情。学习是快乐的，真正懂得如何获取自身利益的权威性保护，就必须懂得加强对政治的学习，而且应该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欢愉的学习。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曾经写过不少的书，但难得请人作序，自己也从未代人作序。此次真有些盛情难却，也就开了先河。谈学习，尤其谈政治学习，我就以前面的话，以一种负责任的快乐心情来谈，也希望大家真有一种快乐的政治学习心情。

此为序。2012年4月于四川大学

导论

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无产阶级政党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我们党的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和保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是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泉和动力。（一）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大力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阴霾满布，黑云压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崭新的伟大起点，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整个中国也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虽已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壮大，但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除了人数少之外，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思维方式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20世纪初的世界，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使得中国更加积贫积弱，政府软弱腐败，民不聊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希望，也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学习新的理论和借鉴新的经验。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掀起的爱国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不二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探求真理，认真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比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并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而且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也使得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李达、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在内的一大批先进分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资源。实践证明，只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才能相继成立。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创建的先决条件之一。（二）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我们党能够开辟红色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时期，朱德、毛泽东领导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坚持斗争，保证了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关键一点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由于边界红军来源于潮汕叶贺旧部、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浏的农民、湖南的农民、水口山的工人、许克祥等部的俘虏兵及边界各县的农民，因此红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为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必须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此外，我们党还采用文字宣传，如写标语、写口号等，加强对士兵的教育。“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同时，在党的组织内强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犯错误的。”“并且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为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组织、对党领导的军队的侵蚀，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彻底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和原因，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并且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是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使官兵充分认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有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求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得我们党能够力挽狂澜、转危为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面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围剿，三支主力红军进行了战略大转移，完成了长征计划。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红军长征向途经的11个省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红军长征“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长征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重视学习，而且还必须善于学习。“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典范和最好证明，也是对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最深刻的诠释。

在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中，针对“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以明确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责任，要求“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要求干部加强学习，组织上也要有意识地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要求党员和干部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单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的革命经验所得出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贯彻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希望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四）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既要让科学的理论掌握群众，又要让广大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而且“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政策，不光要领导者知道，还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五）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坚定了党中央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的立场和态度，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组织对中央的各项重要文件，必须“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而彻底胜利的关键时刻，面临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新课题，党中央指出：“军队不单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单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刘少奇同志也说过：“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前进，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学习！学习！再学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横枪跃马，穿越激流险滩，克服艰难困苦，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也必将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我们党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我们党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既是重视学习的结果，也是善于学习的结果。

二、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制度的创立和发展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高校教师的政治学习是与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状况，把知识分子科学地分别划归于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即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正确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又具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基于对知识分子性质、特点的认识，党中央认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提拔他们。”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急需大批干部。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综合报告《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提出：“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然而，面对这一紧迫任务，中央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干部可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了反动分子们，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同时蒋区干部学生大批回乡，等候大军进入，也是一个大来源”。但是，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弱点，“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道路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因此，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要担负起革命工作，无论是思想还是作风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尽快缩短这个距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进行短期的集中培训。正是通过这种短期的整风式学习，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区知识分子走上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人生之旅。毛泽东说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由此，这种学习理论、联系实践、分清敌我、改造思想的学习方法，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模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阐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思想，不仅在当时指导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集聚了力量，而且成为以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指导下，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争取、团结，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状况，又加入了教育、改造的内容，从而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最终形成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一直认为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二）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制度的历史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由红军学校改称的红军大学，培养营、团级以上的干部，分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四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何长工为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专职教职员16名，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肖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许多中央领导干部也在此兼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给红军大学学员作过报告或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军大学兼课。周恩来曾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课，刘伯承作过军事报告，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红军大学讲过课。他们既给学员讲课、作报告，又加紧自身的理论修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武装，同时坚持“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的教学原则。后来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坚持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坚持加强教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多方面帮助教员成长进步，努力打造高水平的教员队伍。毛泽东曾于1936年12月深刻指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从1937年1月起，毛泽东一直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历任领导，如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罗瑞卿、莫文骅、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等，他们不仅久经革命斗争考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很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和领导水平。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抗大的思想政治建设，反复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培养训练军政干部的学校。这一性质就要求抗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确保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抗大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培养输送合格的军政人才任务的完成。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深入抗大作报告，与广大教职学员交朋友，做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毛泽东，他把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讲坛，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路，宣讲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抗大广大教职学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当毛泽东听说一些教员不安心在抗大工作，想到前线去的想法后，立即找他们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这个教员，其实教员是最无私的，一不谋官，二不为利，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乐得桃李满天下，乐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我们当教员的光荣。”为了提高抗大广大教职员对从事院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还专门到抗大作了一次报告。他说：“学校中每一个教职员都是‘干部的干部’，是‘老母鸡’，教育事业是非常光荣的事业。”虽然那时教职员的政治学习还谈不上制度，但是教职员本身就是党的领导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保证了教职员队伍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严格意义上的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制度则开始于1951年秋至1952年底，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继续给予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予其他的适当安排。在政治方面，党不仅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并且认真而又广泛地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鉴于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这既阻碍了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影响了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据此，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在谈到这个政策的历史背景时说：“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党中央认为，不要排斥他们，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应当说，在团结的基础上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不但是共产党的既定政策，也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此，通过借鉴解放战争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思想观念，从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担任新区干部的成功经验，党的各级组织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目的在于改造教师的思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了解、对共产党的了解，以及对新生活的适应都还有一个过程。为了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水平，组织他们集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师的时事政治学习，要求教师自觉地参加学习并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9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是这个学习委员会的分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还给他们作报告。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邀请，1951年9月9日周恩来为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3000名教师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际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了。”他要求高校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特别强调在学习和工作中立场和态度问题极为重要，指出，“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而“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在态度问题上，没有保持中间的可能。

只要各个阶级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但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个过程。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改造的学习，这种改造“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至于态度的转变，周恩来指出：“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能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的观点。”

可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教育，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促使其思想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提高其政治觉悟，明确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和科学发展的方向，提高他们的政治判断力，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正确地估计和使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也是党在过渡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改造的途径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帮助知识分子获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其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业务能力，从而信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是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对于确立知识分子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根除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并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开始了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转变；激发了知识分子（教师）的积极性，推动了教学改革；在高等学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和思想教育制度；在高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课。为了巩固和推进学习运动的成果，使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指示》，指出政治理论学习的组织领导“应由学校党组织或政治辅导处领导”，学习小组的划分“可根据各校情况，以工会小组或教研室小组划分”；学习时间应为“每周2～3小时，不得任意增减”；学习的方法“一般以自学为主，辅之以小组讨论、专题报告和必要的讲授”。正是根据这一指示的要求，思想改造运动以后，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转入正常化，开始系统地学习《联共（布）党史》和哲学。以此为标志，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以系统学习为主要原则，以（集中）开会为主要形式载体，并以严格规定学习时间作为基本特征的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宣告形成。（三）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制度的发展

由于对知识分子认识的不断变化，高校教师政治学习也随之波澜起伏，尽管如此，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没有变。1955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统战部长座谈会期间指出，经过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锻炼，民主党派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将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将成为共产党员。党中央也认识到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以自己的收入养活家庭，并且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同资产阶级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他们原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里还有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存在，也不应该将他们与资产阶级等量齐观。他们的旧思想、旧习惯已经不同程度地有了转变，是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状况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对知识分子现状的真实把握，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讲道：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这是一个大前提，即肯定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敌人。他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他又提醒人们：“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估计：既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又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改造。

基于以上认识，高校教师政治学习仍然以思想改造为目的，学习内容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各种文件、会议精神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被停止，不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教师的政治学习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到“五七干校”、“五七农场”劳动锻炼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主，特别是“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高校教师参加政治学习就是接受批判，有的甚至遭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政治学习被政治运动取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四人帮”“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满含深情地指出：“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他要求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绝对化、庸俗化，使得知识分子对政治有一种恐惧和厌恶，甚至谈政治色变。因此，他们对政治学习有一种反感，往往采取躲避和应付的态度，而且认为政治和政治学习是领导的事、政工干部的事，作为教师教好书、干好自己的业务工作就行了。在调研中，教师认为搞思想政治是“虚”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占55.69%；认为思想政治学习主要是搞思想政治工作教师的事占27.9%；选择忙于教学科研业务工作，没时间进行政治学习的占49.66%；认为只要不违法乱纪，思想政治就没有问题的占30.07%（见图1）。图1 你认为目前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状况中出现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哪些（多选）

高校本身对政治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参差不齐，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高校没有能够坚持教师的政治学习制度或者流于形式，许多领导干部和教师也把政治学习当做一种负担。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他还强调：“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了重要位置，牢固树立阵地意识、责任意识，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高校这块阵地，坚持教师的政治学习，严格执行制度，持之以恒，一以贯之。进入21世纪以后，高校党委进一步加强了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理论建设，高度重视教师的政治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教师头脑，帮助他们成为业务精湛、师德高尚、诲人不倦、为人师表的教师。宣传部门重点安排、精心组织，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三、高校教师政治学习与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是美国学者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在《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中提出的管理观念。该理论认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其涵义为遭遇剧烈的外在环境，组织应力求精简、扁平化、弹性因应、终身学习、不断自我组织再造，以维持竞争力。学习型组织是关于组织的概念和组织成员作用的一种态度或理念，是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组织的思考。在学习型组织中，每个人都要参与识别和解决问题，使组织能够进行不断的尝试，改善和提高它的能力。学习型组织的基本价值在于解决问题，它常常是通过新的观念和信息而不是物质的产品来实现价值的提高。一般来说，学习型组织应包括以下五个要素：（1）建立共同愿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愿景可以凝聚组织上下的意志力。因为透过组织共识，大家努力的方向一致，个人也乐于奉献，为组织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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