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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孝阳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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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试读：

楔子

我是在公园的躺椅上见到这份被丢弃的手稿的。本想捡起它擦脚下被露水与破碎的泥土草叶弄脏的皮鞋，可随意瞥去

一

七

它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并不具备所谓“真实”的力量，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卢梭著《忏悔录》，声称“发自心，切之肤”，可通篇不无矫情浅薄的虚饰，这个“确信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天性”的人在本书篇首声称：“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但他母亲其实是那位牧师的侄女。

我喜欢小说，那种不确定的小说。它们像马铃薯，在土里匍匐生长，向着

四

八

亲爱的读者，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抄写它。在抄写的过程中，我同时感觉到真诚与虚伪、勇敢与懦弱、正直与无耻等。这些互相矛盾的词语，是描绘这位手稿主人肖像不可缺少的线条。我无意臧否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人们臧否历史人物与艺术作品，必定基于某种有限的审美尺度，而非一种确凿的真理，故而常失之于轻率），我只是好奇：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共处的？

世界或由悖论构成，或由可能构成，由震动的弦构成。我的好奇也常让自身困惑。在许多黄昏下雨的时候，望着屋檐外低低掠过的燕子，我有时突然会不能理解那个枯坐于案前敲击着键盘的“自己”——他更应该撑把木柄油伞，在雨中漫步，多呼吸一些负氧离子，多看几眼身边经过的红男绿女。但在另一些时候，我明白：他喜欢敲击键盘，喜欢这样一个漫长的就像是水滴敲击着石头的过程。

敲击，而不是阅读，不是写作，不是诠释，不是判断。这个描述“手指与键盘之间关系”的词有纯粹之义，仿佛是禅定的法门，手指是木槌，键盘是木鱼。

光阴是用来虚度的，生命是用来浪费的。亲爱的读者，人间世，那只是一颗虫蛀干瘪的梨。也许是高血压导致的耳鸣。我常在飘满月光的屋子里，听到耳朵里的鹤唳、猿啼、马嘶、虎啸、狼嚎。它们使我分裂，不是单细胞自我繁殖时的分裂，众多细小的我在体内狼奔豕突，化身为那姿态优雅的鹤、在古木间敏捷翻腾的猿、桀骜不驯鬃毛披散的马、金黄色的嘴中嚼着玫瑰的老虎，以及一匹奔跑在天寒地冻草原上的独眼狼。它们甚至还能在我的舌头底下匿伏起来，让口中所吐出的每个字词皆非我的本意。

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借用手稿中这个频繁出现的词语），我不熟悉自己，也不了解别人，手指上有一些湿黏的球状液体。它们滑落于躺椅下的青石阶，轻轻弹动——如同手稿主人所言“这些柔软、安静、轻盈的球体的深处藏着阿莱芙的秘密。偶尔，这种秘密通过球体表面不规则的光斑朝着世界伸出翅膀，而当我们投去匆匆一瞥时，它又马上缩回去”。

活着的人，请听我说。听一下我这个蜷缩在鸽子翅膀下的浪荡子的述说。天空湿润宛若婴儿的眼睛。那无望的翡翠色的空，扶摇直上，是鲲之翅翼，不知几万万里。天地之虚无，竟至于斯，无可见，亦无可闻。那人间万象，于这茫茫然不可测的一团浑浑噩噩中，是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点。这让人悲伤，几欲号啕出声。

头顶的阳光直射而下，感觉就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我用手掌擦去脸庞上那些可疑的液体。四周阒寂。在正午的光芒里，草地上的花朵闪耀着黄色的光辉。我好像刚从梦境深处返回，内心深处是摇晃的水。而眼前万物脉络清晰，条理如线，却是此般不容置疑。一个声音在耳朵里嗡嗡响——

起初我们并不存在，无尽的虚空都藏在一个肉眼也无法窥见的奇点里。这个点悬浮在那儿。是的，那儿，也只能是那儿。那儿没有光，没有暗，是一种不可思议、超出人类理解与想象的存在。你无法用世间任何一种语言来描述它。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刹那间，时间开始了。一个光辉的时刻突然诞生，奇点发生爆炸。力产生了，四种基本力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它们分别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个直径超过1600万亿公里的物体出现。我们拥有了宇宙。“在宇宙无形的笼子里，一只巨鸟振翼扑击着四野。”

活着的人啊，谁能告诉我，宇宙是什么，它又如何获得了规律、组织，以及一切使其得以成为宇宙的物体与原因？物理学的精神已经渗透至许多人的心灵，但至今我们还是无法很好地解释实在、时间、空间等基本概念。又如果说宇宙就像一部影片：正在放映的影片是现在，已放映过的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构成未来——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演员。那么，谁在播映，谁在观看，谁在影片结束的那一刻哈哈大笑？一

檌城，上帝造的城，由天上消失的星尘所聚。人们知晓它的名，并非是曾有人窥见过它隐匿于万丈云端之上的城楼。人们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只明白它是无限的——这是信仰的结果，而非理性的结论。任何由理性催发的认识，在“无限”的尺轴上皆应忽略不计。“有限”不能给无限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或许想象可以接近它，接近那无限纯粹的蓝，那在凡·高笔下出现过的带着强烈旋转的蓝，那一层层簇拥在白云边、深邃的蓝，那在深海水母身上缓缓飘浮的蓝，那在雪白的布料上洇散、充满呼吸的蓝。

檌城真是蓝色的么？旅人的眼神中带着狡黠和桀骜。一切词语在檌城面前都是徒劳无益的，都属于别有居心的尝试与虚妄的企图。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思想方式，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又或者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特殊的行为与品质”。它不是道德与说教、山川与水源、历史与神话、城垣与炮楼、疆域与谶语。它在眼耳鼻舌身之外，在规章制度条文仪式之外。它没有任何一个普通城市所应该具有的，但当人们抬起头仰望天穹，蓦然被一种赤裸裸的寂静扼住灵魂的时候，或能在那时看见檌城。它可能是几粒星辰、一阵清风、数声鸟鸣，也可能是星辰、清风与鸟鸣的总和。见过檌城的人，都是有福的。而更多的人，因为跟随他们的足迹，内心璀璨。

世界的地图在脑海里打开，一根看不见的手指在荒漠、海洋、孤岛、平原与群山之间缓慢地滑动。我用唾沫搅拌着这些出现在舌头底下的句子，就像一个建筑工人搅拌着水泥、黄沙与水。水中有我的倒影——我不是那咯索斯，并不喜欢顾影自怜，但还是愿意在水边、镜前、街头橱窗、电脑显示屏，以及镜头等一切具有光滑表面的物体前寻找自己的影像。

影像，酷似别人的人、陌生的兄弟、另一个宇宙的我、“我是谁谁是我”……借助于它们神奇的自我写照和自我反照的属性，或许，我们能在某些时候忘掉那些“突飞猛进的控制、征用物质世界的理性手段”，或许还能更进一步，摆脱那些“日益非理性的理性制度的挟持与操纵”，进而躲避开现实使人变成岩石的目光。偶尔，我们还可能会因此瞥见灵魂模糊的表面，那让我们不安，也使我们心荡神驰的表面。

草木青翠，阳光澄清透明。细碎的光影在竹子的叶尖与细枝间摇晃跳跃，仿佛许多细小的鸟儿。它们的叫声像它们的身体一样细小。它们似乎就是以阳光为生，一旦阳光移开，便立即死去。我注视着它们，想起林海峰说过的一句话：“棋下到这样，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老了，曾以为自己不会哭泣了，现在回想往事，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

九

亭子的影倒映在水里，静悄悄的，似乎潜入水底就能到达亭顶。水波映出天光云影。因为南边刮来的风，水面宛若轻轻晃动的摇篮。摇篮里，有数枝自淤泥中濯清涟而出的莲花。它们是脸庞娇嫩沉睡着的孩子。当风大了，它们醒过来，望着世间万物快活地笑。这是神圣不灭之物，昂首挺展，既艳且鲜。其根如玉，其茎虚空，其叶如碧，其丝如缕。三界众生，以淫欲而托生；净土圣人，以莲花而化身。如我是者，只能跪伏于莲花台下，求那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观音菩萨，饶恕我行下的罪，犯过的错。

白云的倒影在水面移动，它们没有破坏水面的平静。蜻蜓沿着木亭翼角飞下，一只火红，一只青黑，都有着同样长的窄而透明的翅。它们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动物，它们又看见了什么？我俯下身，头埋入莲叶底下。每逢午时，莲叶下会游来几只红白锦鲤，巴掌大小。最小的一条常把我的鼻子当成可以吃的饵。它们摆动腰肢。

鱼戏莲叶间，莲叶何田田。

水裹紧耳鼻眼嘴，整个身体仿佛都处于女性温柔湿润的腔道内。我流出眼泪。这种古怪的灼热的液体不会再刺疼脸颊，也不会招徕异样的眼光。泪珠泌出眼角，消失在水里。水里充满细微的气泡，是暗夜里冉冉升起的焰火，在以一种接近于死寂的速度缓缓生灭。焰火深处，是他们的脸庞。这些影像恍惚是一阵阵渺茫的歌声，从不知何处飘来，进入我的头颅。我无法判断自己是在做梦，还是身处于博尔赫斯所描述的那个圆形废墟里。

没有谁能证明神的存在，但神始终存在。

万物皆由不净带来，有始终，有穷尽。我还能说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都已被梦过。我的忧愁悲伤苦恼是这样可笑。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样混乱且自相矛盾。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究竟有多么失败，我在这里向大家老老实实汇报。话说起来有点长。大家别笑我啰嗦，人老了，就靠一点回忆过日子。我无意说，“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心态，真实的思想，真实的个人丑行，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灵魂……除了真实别无所有”，只是期望大家，若能从中找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东西，我这辈子也算活得有点价值。

我出生在一九

五

一切都具有那种不祥的味道，如一趟即将失控的列车。

在咣啷咣啷的铁轨撞击声中，一个叫李万铭的，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位前国民党青年军士兵，成了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

二

六

骗，算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奉为武经的《孙子兵法》即是一部骗经，“兵者，诡道也”。又有《二

十

明人张应的又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讲市井闾巷里的二十四种骗术，所谓“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可这个叫李万铭的骗子，想来也是刘项式人物，根本不玩智力，壮着胆，私刻公章、编造履历、伪造高级领导的亲笔签名，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一直行骗至中央，在案发前还坐上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宝座，娶上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这事有点荒唐。也不荒唐。用我妈的话说，那时代的人特别老实，哪里还记得《辞海》里关于骗子的词条，都认为他们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李万铭案发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艺术家们发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一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一部《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老舍先生随即以“李万铭”为原型，于一九五六年创作了五幕话剧《西望长安》，轰动全国。我那时小，在母亲怀里吃奶。后来也未有机会欣赏这部由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于村、金山、吴雪主演的话剧。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在北京保利剧院观看了由娄乃鸣导演、葛优主演的话剧《西望长安》。

娄乃鸣说：“老舍剧本里写的是一个骗子，但他把大伙全能骗了其实就是一个表演大师，恰好葛优也是一个表演大师，正好是表演大师演表演大师。”坦率说，我对该剧的感觉并不大好，感觉是春晚小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变成道具。剧本没有抖开包袱，重新撰写后的张力明显不够，血肉干瘪，基本上是靠葛优嘴里吆喝的几句“著名台词”来撑场面。前半段混乱，后半段冗长。那些关于灵魂的词语并未登上舞台。它们浮现于观众的脸庞上，在一张张口鼻之间悄无声息地挣扎。平缓上升呈扇形展开的观众席如同一条隐秘又壮阔的影像之河，在穹形的剧院下方发出神秘的回响。他们为舞台提供一面自我观照的镜。我望着他们，打量着那些从他们内心深处浮出的静默的词语，感觉身体在缓缓下沉，意识到自己脚底下出现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屏住呼吸，在幽暗下坠的空间内中想象着那个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的李万铭的心情。

岩石上覆盖着的是苔藓，盐碱地上结出的只是盐。

口吃很重的李万铭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被抓。许多李万铭式的人物还在大地上游荡，试图在新与旧的夹缝里，寻觅着荣华富贵的机会。我生父即是其中一员。

我不记得生父的模样。我母亲说，他一笑起来，就会把牙齿吐在外面，跟狗一样。生父看完这部话剧后，被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扼住了脖子。他一癫一癫地跑回家，抓住我，抛向空中。我那时正在津津有味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嘴里已有细密的牙齿。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母亲被我咬痛了，惊怒起身，掩好衣襟，戟指大骂。生父哈哈大笑，一只手托起我的臀部，另一只手拨弄我双腿中间那个指甲盖大小的玩意儿说：“我想好了。我儿，李长安。”

名，万物之始。“人有姓名，就像挂上一张符。这张符也许要来指引他，也许要来毁灭他。名字的得失那是包含着天经地纬的玄学道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大师说的，住鸡鸣寺后面的那位。”“你看那个在老菜市口摆摊修鞋的，上个月被车撞了，断了一条腿。老婆也带着女儿在几年前跟人跑了。知道他是谁吗？姓朱，名温。朱温这名字好不好，你多念几遍，是不是感到不祥？朱是猪，温是瘟。朱温就是猪瘟。有这个名字的人必定终生坎坷。”“唔怕生错仔，最怕改坏名。名字这东西本身会产生某种影响命运的能量，再加上五行六神八卦之类的配合，一个好名字足可以荫佑你的一生”。“念一遍不够，起码得要九百九十九遍，否则菩萨听不见。还得用心念，念得自己涕泪俱下，那才算有了

三

一个范姓老板告诉我，他每天都要默默念叨自己的新名字，就像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坚信是他原来糟糕的名字导致了他的生意破产。

姓名与人生，我是不懂的。“同治七年，江苏常州的举子王国钧参加殿试，因为名字的谐音是亡国君，为慈禧不悦，断送了锦绣前程。又或者说：光绪三十年，河北沧州的刘春霖又是因为名字的缘故，为老佛爷所喜，成了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的关门状元。”这两个典故，我听大师们说多了，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我也知道历史上还的确是有一位朱温的。《幼学琼林》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须如李亚子，朱温叹存勖之词。这朱温据说“酷爱女色，淫乱如禽兽，连儿媳们都不放过”，但这个贱民称帝、开创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皇帝确实是一代枭雄，偌大的长安也被他付之一炬，那么多强横的宦官也被他一刀宰尽。姓朱的，又名温的，能混到这份儿上，还是“猪瘟”吗？

长大成人后，我常在恍惚中呼喊“李长安”。舌尖前弹，再缩回放平，让喉间涌出的气流急速涌出，最后轻轻落在牙床上。

有什么稀世罕见之物，在这个不久便被遗弃之名当中，发出了声音或是毫无声息地破碎了吗？又或者说，如果我这辈子都叫“李长安”，这个附于蝴蝶之翅翼上的世界会怎样？

长安，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的首都。当纽约、巴黎、伦敦、柏林还仅仅是一个几千人口的小镇或小渔村时，它已经是人口逾百万的大城，是世界的中心。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城垣方正端庄，街道平直宽广。一条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与11条南北向的大街和14条东西向的大街，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整齐划一的里坊。

城内又有宫城与皇城，琉璃红砖，金戺玉阶，状极巍峨，尽极绮丽。每日午时，有青牛玉辇、白马香车自宫阙内奔出，金鞭络绎，无人胆敢侧视。宫殿之外，人流若过江之鲫，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极富繁华。又有东西两市，皆为异邦商贾云集之所，货物山积，珍奇遍地。有南海鲛人之泪化成的珍珠、蛟龙血经万年凝结而成的翡翠、极北之地奇兽雪白的巨齿、远古黄帝炼丹的铜鼎、大漠深处的黑铁陨石，以及来自交趾国的雄狮猛虎。

再往前行，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名士簪花，凭栏徙倚。游侠豪杰，结党连群。辩论之士，弹射臧否。更有女娥行而长歌，丽服飏菁，眠藐流眄，一顾倾人，再顾倾城。歌声清畅，内有八景：

一曰骊山有晚照，入暮疑是烽火西来；二叹灞桥落风雪，都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三唱曲江池边天子赐宴，坐对迴波醉复醒。又复咏“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四诵终南山下，后秦王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前生因果，后世轮回；五日太白积雪六月天，山腰下青绿、山顶上雪白；六看朝阳峰上，五指分明，宛如仙人左掌；七惜咸阳古渡，天空雁鸣，水上白鹭；八见大雁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下窥指鸟高，俯听闻惊风……

也许我曾是长安城里的一位金吾卫，朝九晚五持戟守护这座巍巍帝都的大门。一些戴尖顶帽的美貌胡女，裸露出雪白的肚皮，在我面前跳起胡旋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波斯商人，弯着腰往我手中塞过盛有金银的皮囊，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告诉我有关西域的种种传说与奇闻。极西北处有子利国，人一手二足。二手二足的人去了那里要早早用布把自己另一条臂膀缠住，要不就可能被逮到铁笼子里供子利国人观赏；又有异兽，大如狗，虎豹见之即低头匍匐不敢动。这异兽名“瀦”，唯有处女方可接近。国有“瀦”，大祥；还有异虫，长一两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常有异邦商贾不知这虫之厉害，结果白白葬送了性命；更有汗血马，极神骏，为天马种。

说的人自觉稀奇。我听多了不免懒洋洋打哈欠。

便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他们那边的王刚剥掉了一个叫摩尼的人的皮。剥皮并不稀奇，但把皮剥成一圈圈狭长的环形细带就让人叹为观止。人皮在油里浸过，坚韧无比，孩子们踩在上面，像踩在风火轮上。虬髯碧眼的波斯商人，头上缠着古怪的白布，嘴里呼出的气息仿佛是熊熊燃烧的烛火，腋下好像藏着

十七

他说：这个伟大的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名，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隐喻。在不远的未来，它将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它所有的王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失。会有吐蕃人的占领，回纥人的洗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谋反，不断折磨着它，羞辱着它。一场大火将把它最后的荣耀也付于灰烬。在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将首都设置在这个曾经的帝畿重地。它将被太阳晒蔫，像一颗烂白菜。二

我逮捕了出言鲁莽的商人，把他送进监狱。长安不需要这种喜欢危言耸听的家伙。在漫长的岁月里，我见过太多先知，他们多半是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和尚、道士。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人除了添乱，就不会再干出什么有益于国家的事。但逮捕扎还是让我有点难过。他是我的朋友。我从他那里买过一架千里镜。那种神奇的东西能把整个世界都拉到眼前。可扎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我夺走扎的财富与他不远千里带来的数十名胡女，用铁链锁了她们呈送给国家，以示自己的赤诚之心。不幸的是，在这个可怕的押送过程中，我爱上了她们中间一个叫娅的舞姬。

娅长着玛瑙般的眼睛，脖子比象牙还要白，乌黑的铁链缠在上面活像一条可怖的蛇。可娅一点也不怕，照样赤脚扭动身躯。她的舞姿是那样曼妙，如火在扭动，让护城河的鱼儿也跃出水面。士兵们看傻了眼。我不得不挥起皮鞭抽打他们，也抽打她。尖啸的皮鞭撕裂了娅的衣裳，接着又撕开了她雪白的肌肤。她叹息着跪伏下身，把跳到路面上的鱼捡起扔回水中。她说，“将军，等我把鱼扔回去，你再打行不？”

她的唇上有蜜，隔着空气，我嗅到了那丝甘甜。她的声音美得像春天里从河面上流过的冰。这种水与火缠绵的感觉让我手中的皮鞭颓然落地。我不得不求助于浑身漆黑有着一双惺忪睡眼常在城门根酣睡的昆仑奴。这位老兄并没有像《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的那位昆仑奴一样，把娅用“三重棉絮、六层绸缎、八层轻纱”裹来，而是把娅扛在肩头，连夜奔出长安，急行数万里，乘槎浮海而去。

我来到关押娅的教司坊，捡起地上那根命中注定的铁链，挂在脖子上，再用铁镣反铐住双手，拖着灰暗的影子，去了监狱。犯了错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我自然不能例外。我遇上了扎。这个已经被各种刑罚折磨得几无人形的商人，眼里冒着骇人的精光。他一眼认出我，露出幸福的笑容。他说：“你来啊。”我点点头，注视着这间囚室，它的地板与墙壁皆是坚硬的青石。在离地面三丈高处有一个拳头大的洞。要想看见囚室外面的世界，就得像蜘蛛一样沿着两扇墙的交角处爬到天花板上。囚室里没有惯常的血腥与腐烂的气味。石头缝隙里长着密密的青苔。扎抓把青苔喂入嘴里：“你来了，我也该走了。”然后，他用碧绿的指甲在地面划下最后重重的一道，头往一边歪去，就这样死掉了。我在石头上和衣躺下，眼睛里空空荡荡，在百无聊赖中，突然意识到这颗狭小狭窄的囚室可能就是自己的心脏。

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这样漫无边际的幻想。我无意在囚室里寻找那个“古老的、不会毁坏的、永恒的形式”。我清楚：神的文字，那个由十四组偶然（看来偶然）的象形字凑成的口诀，已经被卡霍隆金字塔的巫师带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神的遗弃之地。

檌城的形状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差不多，皆由宽大的青石砌成。城分三层，底层宽千里，到处是杂乱无章、迷宫般的建筑，蹲在街角用手抓冷窝头干咽的人；中层宽百里，房子如火柴盒一样沉闷乏味，被整齐地堆放。在路上匆匆走动的人形状基本相似，偶尔有人抬头看几秒钟阴沉的上空；高层宽十里。这里的房子精美无比，犹如音乐，连墙壁外面都装饰着让人目眩神迷的青铜雕塑、白银窗棂、水晶与瑰丽的宝石。应该说，这种建筑结构在旅人眼里并不稀奇。它是“不平等”的最通俗的呈现，但人类这种两足无羽生物所追求的即是：不平等。一切权力皆来自于不平等。一切人类所谓的美德皆是对不平等的服从。这种渴望“我比你好”的驱动力让被封闭的世界流动（有时流得快，有时流得慢），继而呈现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复杂性，所有的词语因此得以诞生，所以它遍布人迹所至处。

在漫长的旅途中，旅人把玩过这种城的各种材质的模型。它们是混乱的，是道德的堕落，是对天堂的向往、欺诈、肉体不死、“人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和个体的异化。它同时是明确的、对梦想的渴望、勇气与灵魂的结合、四季更替、永恒的崇拜……很难理解这些在脑海里不断闪现的词汇，也许它们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闪现。或许是深刻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但令旅人诧异的是，檌城显然与他原来所见过的金字塔城不一样，这种区别不仅体现于“三个阶层各自内部本身相对、动态地平等”，更重要的是：每隔七年，檌城便会倾斜，像古人计算时间的沙漏，逐渐颠倒，成一个倒金字塔，再恢复原状。这段时间通常要持续数月。原本住在顶层穿绫罗绸缎的上等人，就像水，突然从高处跌到低处。底层一小撮的胆大妄为者，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一些幸运者一跃而上，来到顶层，并建立起新的对“青铜雕塑等”的阐释文本。这个循环过程周而复始，其中又充满不可思议的暴力、想象力与美，这也相应孕育出一幕幕让世界赞叹不已的悲剧与各种艺术形式。旅人的视线没有再停留在“不幸，并没有底线。否极泰来，只是书上的一个成语罢了”这种句子上，他掏出笔，把这个城描绘下来。

这些长短不一的句子，是扎留在囚室地面上的。

生活与想象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母亲说，我生父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为荣的人。这个无所事事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时刻都在磨刀霍霍，翻着变天账准备反攻倒算。长安，那是封建王朝的国都，他把我命名为长安，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幸好党和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在我五岁那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他。

母亲说这番话时已经老了，坐在一把有年头的竹篾藤椅上，像一枚干瘪的枣核。这种没有被时间磨掉的恨让她的脸更显得衰老不堪。阳光照着她鬓角的白发，照得发亮。母亲把玩着一面塑料柄的三棱镜。这种小孩子的玩具可以把阳光分解。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皱皱巴巴的手，以及在三棱镜下呈现的红橙黄绿，想象着生父的模样。母亲在看我时，眼里有一丝或许她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憎恨。也许是因为遗传基因让我与生父拥有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也许是因为其他。那是

二十

在有阳光的地方坐久了，就要有一种身体渐被分解融化的感觉。墙壁外有孩子们的欢笑。风带来了几张纸屑，它们翩翩起舞，落于母亲头上。我替母亲拈掉。母亲又看了我一眼，转过话题。那是母亲在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对我提及生父。母亲是试图用这些谎言掩饰什么吗？或者说，母亲之所以要使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词汇，是为了确信自己当年的正确，以减轻内心深处的不安么？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生父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他夜夜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人肉沙包啊。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日记。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生父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的生父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三

母亲出身贫民，吃的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等词儿搁在还是少女的她身上就太平庸了。反正我生父，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人生理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生父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一个雨后黄昏，明眸皓齿的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时，被小流氓拦住调戏（我对母亲的措辞深表怀疑。那可能只是一个马路求爱者。他的行为，若是搁置于现在的语境，恐怕只能定性为登徒子式的性骚扰）。中间发生了什么，母亲没说。可能是雨天湿滑小流氓不小心掉下桥，可能是小流氓一时激动要跳桥表决心，还可能是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母亲在这里用的是春秋笔法，笔下并无憾意，只依稀残存有昔日的惊慌。大水淹没了那个年轻人。母亲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生父看到这一幕，便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生父的要挟，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摊摊泪痕。日记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母亲给我哺乳时，恶狠狠地把乳房塞入我嘴里。若我咬痛她，她便一个耳光打过来。我若是呛了，她宁愿把乳汁挤在地上，也不愿意用它们来喂饱我，任凭我饿得在地上翻跟斗。三个月后，母亲拒绝再给我哺乳。邻居看不过眼，说没见过做妈的有这样心狠的。我才得以有一口稀饭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用糖纸包裹的石子儿，便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哽住了，两眼翻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醉醺醺的生父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杈，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石子儿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生父打得鼻青脸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母亲号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样难受。那时的我又怎么能理解这些大人的恩怨？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成了畜生。

我离家出走了。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县汽车站，在破烂的长条椅上躺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短头发女人嫣然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她是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用树枝拨蚯蚓，或者拿块瓦片在地上勾勒各种疯癫癫的图案。我也画她的大眼睛与短头发。

我喜欢女医生。她住的小屋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

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移动。我跟着她细细长长的指头在中国旅游。

南方的天空飘着吴侬软语，戴斗笠的农人牵着牛赤足行走在田埂上，河流在碧绿的田野上打出蝴蝶结，银子一样闪闪发光。林子里盛满鸟叫。鸟叫声让性格最急躁的人也心平气和。

东方的大海澄清剔透，海面飘满肥美透明的海蜇。岩石罅隙里的螃蟹挥舞大钳。大小黄鱼在水底悠然来往，闲谈着龙宫太子与哪吒的那场争斗。有福气的人能看见海天一线间的海市蜃楼，那是天上的街市，那里没有谎言、欺骗、烦恼。

西方的山峰比天空还要高，山巅终年积雪，连鹰隼的翅膀也没法抵达，却有一只豹子风化的神秘尸体。有的山不停地吐出浓烟与岩浆，那是唐僧取经时路过的火焰山。孙行者手中的芭蕉扇并未彻底熄灭大地深处的火种。沙漠里虽没有一丁点绿色，但出产最耐苦寒的马。它们扬鬃奋蹄，与地平线一起消失在远方。

至于北方，那更让人心驰神往。雪花比席子还要大。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在冰上凿洞，鱼会从洞里一只只跃出来。河边的树上挂满冰霜。幸福的人们坐在热炕头上，讲故事、剪窗花、纳鞋底，边做游戏，边在火盆里烧烤着土豆、地瓜、黄豆粒、苞米粒。一股股的香味在屋子里飘荡，整个世界又甜又香。

女医生让我对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充满好奇。我迷恋上这张地图，去她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根本不怕父母亲的打骂。我不想回家。她那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的小房子是我的天堂。只要看见它，哪怕是坐在医院后边的山坡上，我的身体里也会出现燃烧的火把。母亲找来了，在医院门口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动手扯落她几绺头发。我很伤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她不是希望我早死吗？为何还要管我？也许我只是一件归母亲所有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砸烂了，也没关系，但让别人拿走了，就不对，得弄回来——过去，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理解的。

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在母亲做的稀粥里拌入一袋老鼠药。这是我捡来的。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过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生父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生父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生父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体内迸出一道道光线。生父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生父的胸膛。几天后，生父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谈论这些事情让人心酸。

主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天地间有轰隆隆的声音，耳朵好像被捂在贝壳里。一些细小的光点在水面浮动，并保持着神秘的战栗。短头发女人的死，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人是什么？一群互相掠夺的病毒。掠夺必然要通过暴力。暴力不止是血浆流溢的瞬间，它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是一种自然的形态，是深入人之骨髓的本能。它有两种：身体暴力与思想暴力。前者作用于肉体，后者追捕灵魂。

人类的文明史，从表面上看，是与暴力这场噩梦作斗争的进化史。实质，是暴力的轮回史。每个人类历史的细节，释放了野蛮与残暴的暴力必定在场。事实上，文明即来源于暴力，正因为粗野的原始酋长通过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权力，才把自身改造为令人敬畏的国王。

国家，暴力之机器。

法律，国家规定的并以暴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暴力的本质是什么？暴力是《低俗小说》里往日生杀予夺的黑帮老大在被鸡奸后的痛哭流涕？是《杀死比尔》里那一把把被笼罩在淡淡光晕之中的武士刀？是《杀死阿一》里血迹斑斑的断肢残体？是《罪恶城市》里的斩首镜头？是《大逃杀》里被国家以神圣名义赶到荒岛上自相残杀的学生？是《天生杀人狂》里始终弥漫的狂热与愤怒？是《搏击俱乐部》里对着虚空挥出的拳头？是《暴力史》中的汤姆和杰克？是《辛德勒名单》里的纳粹分子？是《拯救大兵瑞恩》里那个在抢滩登陆中被射杀的无名美国大兵？是《现代启示录》里那伴随着“女武神”之乐疯狂射击的枪声？是《英雄本色》里的江湖道义与微笑的小马哥？是《无间道》里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警察？是《落水狗》里被包围的小木屋？是《美国往事》里那个躺在朋友怀里说“我不小心滑倒了”的孩子？是《末路狂花》里两个女性疯狂的自我表达？是《本能》里莎朗·斯通分开的性感双腿？是《英雄儿女》里的“向我开炮”？是《发条橙》里没有功利前提没有心理负担没有逻辑前提的恶，它在那里升华成艺术？“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这些乏味的议论让我厌倦。

要理解檌城的存在是困难的，它为大多数人所不知，又确实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是一个矩形，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气势壮观。在这个巨大平面上的建筑一半是永恒的，必然的，不可毁坏的；另一半是瞬间的，短暂的，偶然的。

这使檌城呈现出一种残忍的诗意，如同一只有着千百万张嘴的独角猛兽，皮毛绚丽，激情澎湃。喉咙、口号、林立手臂、被灰尘弄脏的脸……人们听闻檌城的存在后，立刻抛弃了自己的语言、风俗、生活、思想，纷纷从各地赶来，并迅速为漂浮在檌城上空的一些极其简单、极端且夸张的符号所支配，在经过一番歇斯底里的同时让自身不断崩溃的奋斗后，又两手空空回到原地，而他们中最浪漫的英雄，无一例外，被他们吊死在檌城高大的城楼上。这个“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过程中而复始，每至“黄宗羲定律”所明确的年份，便在檌城如期上演，如唱“奉天承运”的京剧。不变的是脸谱，变的是戏子。而这一切又马上被谱写成诗篇，在世界各地传唱。

来到檌城的旅人啼笑皆非，同时亦被檌城庞大的体积、几万里的霓虹与街头浓妆艳抹的妓女、迟暮的气息、面容疲惫的原住民弄得头昏脑涨。旅人感觉自身仿佛置身于一艘剧烈摇晃着的没有船舷的船上，身边更无一处可觅得真理、公义等词语。在度过了最初的惊恐之后，他的内心开始充满伤感与悲悯，发誓要为那些浸泡在痛苦中而不自知的不幸的人奋斗终生。但很快，旅人震惊地发现：那些耗费了他一生的词语本身即为虚构之物，其功能是使世界（至少是檌城）如钟摆，维持某种可笑却必要的平衡。正如恐惧来源于想象，正如信仰来源于想象，檌城是人对自身最深刻的想象，是对自身的全盘接受。

发现没有止境，是否定之否定。几个月后，旅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痛苦地也不无兴奋地认识到：檌城即是真理、公义、正直、尊严、自我牺牲，以及对国家与民族无尽的爱。四

光笼罩下来，如神的灵，运行于水面。

这个曾在脑子里呈现出的荒唐梦境是这样真实。至今我也还能摸到那夜脊背上渗出的汗水。汗水中包裹着几只青灰色飞蛾的尸体。它们的翅膀有我的巴掌一样大。通体黝黑，间有红、黄、绿的花纹。花纹的形状构成了一双人眼。这让我恐惧。也许要消除暴力，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博尔赫斯在《神的文字》中所描述的：那个叫齐那坎的，被异族人打得遍体鳞伤囚禁在阴湿地穴里的祭司，在一头美洲豹毛皮的启发下，掌握了神的力量。他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但这个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人的国家毫无意义”，所以他躺在暗地里，等待时间将他忘记。而不是念出口决，让黑夜进入白天，让众神为他祈祷。

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语无伦次的表达。我所说的，并非一定就是内心所渴望要表达的。语言与文字充满歧义，是落日下逐渐萎谢的玫瑰。试图运用它们，去构建一座直抵云端的通天之塔，再来拼写神的脸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寂静的混沌之意本不可言说。说了就是错。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无法沟通。我们与他人交谈的过程，当是与他们谋求共性的过程。这种寻找必然要损害个性。我们是无法真正“抵达”他人，只能无限接近，接近那一片透明的蓝。岛屿在我们中间。我们各自坐在两端。回旋在礁石边的激流揉碎我们彼此的容颜，那些泡沫此生彼逝，如同鱼的嘴。那些渺茫的话语在微微发颤的林梢轻轻跃过。

我五岁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沸腾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撰文宣布：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伟大领袖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一九五九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

有多饿呢？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想把它拈入嘴。我就吃过苍蝇。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吃苍蝇是有技术含量的，撕掉苍蝇的翅膀用口水打湿再囫囵咽下，那只会让一起玩的小朋友看不起。得全须全尾放入嘴里，用舌头缓慢地把妄想在口腔中打转的苍蝇抵至上嘴腭。苍蝇脚在舌苔上激烈地挣扎，微痒，麻麻酥酥，感觉就真的太爽了！这时再用牙齿咬住苍蝇的翅，把苍蝇头小心抿下，呸一声吐出苍蝇的肚腹，这才算大功告成。

现在看一些书，说人饿了，想吃鱼呀肉呀，那是扯淡。人真饿到一定的份上，就只想啃白米饭。其他什么香的甜的辣的鲜的，那都是肚子里有东西嘴巴又闲着才会想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跟鬼魂一样，时不时沿着乡村通往县城的路蹿来。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癫狂，抓起地上的瓦片与锋利的石头，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讲大人吃小孩子。说是交换着吃。据说有户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活活打死，尸体也被分着吃了。这是不是谣言，那时的我是没有能力分辨的。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有“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就要被拍走，就会稀里糊涂地跟着那人走，还会自己把自己洗涮干净再跳到烧了沸水的锅里去。这话说得恐怖，但我不大相信。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与伙伴们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青蛙、昆虫都少见，更别说美味的野果。真饿啊。大家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大家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儿弄来小半袋发霉长芽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等到那凶悍女子打累了，再回去一看，土豆长腿不见了。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生父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一声长两声短。继父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壮的黑色毛发，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喊什么呢？喊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

那时我对他们干的勾当似懂非懂，对这种声音无比愤怒。它就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

我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往常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神采焕发。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我好像是在做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裸体的青蛙复活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记得母亲曾瞒着继父偷偷吃过活蝌蚪，后来不知为什么就不吃了。很多年后，借助于一本“文革”记忆的小说，我才弄明白原来母亲吃活蝌蚪是为了避孕，据说那是“简便、省钱，稳当可靠和无任何副作用”的避孕法门，当然这种毫无功效的伪科学在五八年左右就得到纠正。令我诧异的是，母亲当初为什么会想避孕？母亲这一生实在有太多琢磨不透的地方。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二

十五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

十六

饥饿让人们生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两碗饭。充分吸收了水分的米粒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于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经常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爽啊。这些腥的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专人点数，食堂里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薄膜袋子。我找到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的顶端，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蛋清稀里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利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则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身子随着颠簸的车厢一跳一跳。车厢两边面对面坐着六个人，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手里拿着鞋子，在互相扇嘴巴。他脖子上吊着的木牌子上写着“盗窃国家财产”几个黑字。别人都把头高高地往后仰着，他不，把头往前凑去。他的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的劲真大，把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老头打哭了。五

人民历来都是粮食短缺的承受者，被大批饿死的现象向来不绝于史书——尽管革命总是以他们的名义进行。而他们的革命目标也往往只是在革掉皇帝的命以后，自己来做皇帝。这种农民起义在教科书中虽然有着所谓的推动时代前进的意义，但给当时的士绅阶层与更多的平民百姓所带来的常是灭顶之灾。“黄巢兵围陈州，因军粮短缺，便将附近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赶以特意打造的巨型石磨中，舂为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便纵兵四掠，俘人而食。”

一个个庞大的王朝在时间之河中轮回。饥饿于文明史若附骨之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老老实实地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我无意指责什么，也不想提那几年茅台酒的产量有多少（酿造一公斤茅台需要消耗近五公斤粮食。以六零年912吨的数据计算，约折合952万斤粮食），更不愿意去已经解密的曾经尘封多年的外交档案里查核那几年中国对外援助额，只是想说，在度过这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母亲反而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她得了浮肿病。政府对浮肿严重的人发了糠饼。糠有利尿的作用，吃了能消肿。虽然糠饼发了一段日子就不发了，但母亲还是常常念叨：“若没有那几块糠饼，我早就去向马克思报到了。”母亲把一腹怨言都给了老天爷与苏联老毛子。

母亲原本在一家纺织厂做女工，嫁给我继父后，调到该厂财务室做会计。她没受过什么教育，非常聪明，很快学会了借贷记账。纺织厂在山边，与县医院一个在山南一个在山北。母亲做女工时，我溜去车间玩耍，那时的机器始终在轰鸣巨响。车间里还装着喇叭，在不断地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蒙着口罩的女工们在一排排锭子间往返奔走。她们没有半刻停歇，一天也不知道要走多少公里。因为太疲倦了，有时人会突然歪倒，被旋转的锭子打得头破血流。大家就赶过来掐她的人中，给她喂水。受了伤的女工在医务室做过简单包扎后，马上回到锭子旁。这让我很奇怪，难道她们都是铁打的吗？而且，母亲在回到家后还要做饭、洗衣，屋里屋外忙个不停。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天是阴的，没有雨，与青蛙的白肚皮差不多。我去纺织厂玩，兜里揣着一块面疙瘩。这是我用一块磁铁、几枚大头钉与一只很罕见的蓝蜻蜓和另一个绰号青皮的孩子交换来的。吃苍蝇吃得最好的是青皮。他比我大两岁，极瘦，肚子却大，也不知里面装了什么。面疙瘩我一直舍不得吃，实在饿了，拿到鼻尖嗅嗅，捏来捏去，捏成黑糊糊的一团。当我爬过几条涵管，试图翻越工厂的围墙时，看见母亲的同事明姨。我本来很喜欢她。她老爱用鼻尖蹭我的脸，还爱用结满老茧的手捏我的鼻子。她有个儿子叫大头，与我玩得很要好，五九年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鼻子里流出乌黑的血，一下子人就傻掉了，每天趴在地上吸泥巴吃。

明姨靠着一面凹下去的墙站着，两只手扶着墙。一个男人弓身站在她后面。我不认得他是谁。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他们的裤子褪到膝盖下，身子一动一动。我懵掉了，不敢动弹，联想起母亲与继父晚上那些古怪的姿势与发出的声音，嗓子眼儿伸出一个小巴掌。明姨脸上有着让人害怕的表情，眼球子瞪出来，里面布满血丝。那男人忙活完了，开始拎裤子。明姨转过身，摊开手掌，嘶哑着嗓子说，“拿来”。

那男人一愣：“昨天不是给了两块吗？”

明姨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那男人嘀咕着，从兜里摸出一个东西递过去。那种东西我们管它叫“馍的”。是一种用糠、米、椿树叶一起蒸制出来的半圆体，很耐饥，吃一个能管一天。我的胃不争气了，叫唤起来。我小声咳嗽，猛地下定决心，捡起石头朝他们扔去。那男人一惊，把“馍的”扔在地上，撒丫子沿着山路往下飞蹿。明姨吓着了，低下身往墙壁下的涵管里钻去。她太慌乱了，连裤子都来不及系，却记得伸手去抓“馍的”，结果裤腿绊倒她，她摔倒在地，头撞在涵管上，手中的“馍的”顺着山坡滚到我面前。明姨低低呻吟，仰起头往我这边看。她头上已淌下血。我也真是吓着了，像被枪打了，捡起“馍的”钻入另一条涵管，翻过山坡一口气奔到远离纺织厂的野外。

人这种两足无羽的生物，骨子里都坏透了。

我别说忏悔自己的罪，还得意洋洋地把自己作的孽到处宣扬。我那时已成了一群孩子的头，很威风，自封司令。日日夜夜率领着这帮顽童四处作恶，还跑到明姨家朝她屋子里扔石头。直到今天，我都不敢相信年仅七岁的我居然会行下这样大的恶。明姨的名声很快便坏透了。她丈夫把她关在屋子里绑起来打，绑在柱子上，用那种很结实的麻绳反捆住。我们趴在屋脊上津津有味地看。一开始只是扇耳光。明姨不吭声，让她丈夫打，把脸打得胖胖的。那个小男人打疼了手，就拿扁担抽。明姨说：“你打死我吧。”那男人愈发愤怒，嘀嘀咕咕说了许多话，喝起酒，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应该是厂里的工业酒精。小男人没多久又是哭又是笑，突然拿瓶子敲在明姨头上。明姨的头朝一边歪过去。男人扑倒在地，呼呼睡去，鼾声响亮。

还记得我开始说的那些“磁铁、大头钉与蓝蜻蜓”吗？青皮在一边捅我的腰，说：“你敢把那东西挂到她脖子上去，我就把它们还你。”青皮的手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一双布鞋。那是一双破鞋。破鞋在那个年代的意义是每个孩子都能心领神会的。我当时真被鬼魇住了，并没有犹豫多久，或者说，若有犹豫也只是犹豫被抓住的风险。

我舒展开双臂，沿着墙壁轻滑下去，掂起破鞋，蹑足来到明姨前面，小心翼翼地挂上去。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甚至还朝被绑在木板床上正用迷惑不解的眼神瞪着我的大头，吐出舌头，露出一个可怕的鬼脸。“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

我在水里睁大眼。狐狸、野兔、翠鸟、刺猬、黄鼠狼、色彩艳丽的蛇、古怪的猫头鹰，还有那《罗生门》中的樵夫、行脚僧、强盗、女巫、杂役、武士与武士的妻，在水里依次出没。我无法相信哪一幅景象才是真实可信的，直到它们离开，我也无法做出判断。锦鲤游向远处，由它带来的涟漪终究归于无痕。莲花的茎仿佛是那湿漉漉的热带雨林。水的压力让眼球感觉到疼痛。

没有谁能证明神的存在，但神始终存在。

眼帘深处现出一道白色的帷幕。水面之上，温和的阳光下，一个哭泣的孩子蹲在岸上，肩膀处长出黑色的鱼鳍。这个世界在融化成水。每种生物都逃不出去，它们都要学会游泳，就算学会了，它们也逃脱不掉被溺死的命运。“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一个寂静的声音拖着蓬松的尾巴，出现在我耳朵里，是那样缓慢，犹如一匹从梦境里走出的白马。

说说檌城吧，这个在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城。

檌城确实与众不同。就像马铃薯，它并不服从传统的等级与秩序，斜逸横出，不可预测——每根茎的末端都可能结出一个果实，一个超脱人类理性范畴的表现。又或者说，檌城是众多大小不等的檌城的总和。

我打量着马蹄下方的檌城。这一片冒着浓烟，堆满瓦砾，充满尸臭的废墟，是一个人类所有的恶的集合，塞满种种的罪、龌龊的欲望、淌血的利刃、扭曲的痛苦、老虎被剥下的皮毛、卑微阴暗的火焰。

要描述此刻的檌城的形状是困难的，它并非直尺与圆规所能定义，完全迥异于传统，不是球体、圆锥、圆柱体、长方体等，但又同时包括了这些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图形。它或许应该是数的空间，是无穷小，也是无限大。这必然导致了两种针锋相对又各自意味深长的看法：

檌城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它被不断产生出的种种恶阐释，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又或者说，檌城本身即是一个已经完成构造了的东西，所有的恶只在它的内部发生反应，并不会随着时间溢出檌城。

有人活着，有人死去；有人离开，有人到来。

疲惫的旅人被牵着来到檌城，他需要一杯水。没有人理会他。街道两边是宛若人体的头、手、躯干、足的建筑物，它们随着日升夜落不断扭曲变形，用一个个匪夷所思如同梦魇的场景，阐述着“檌城人”这种生物内心最深刻的绝望。檌城人的脸庞像是受过酷刑一般，线条扭曲，额头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滑稽、荒谬与愚蠢。这“滑稽、荒谬与愚蠢”并非无害，只是惹人发笑的。他们有着动物鬃毛般凶恶的头发、铁钉状冷酷的手脚指、被欲火或疯狂折磨成畸形的躯干，以及极度空虚的双眼。哪怕是被他们看上一眼，那也是可怕的，就仿佛被恶狗咬了一口。但老实说，他们又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如被随意摆布的木偶，被随时取代的螺丝钉，被随便抛弃的垃圾。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在被谁摆布，被谁取代，被谁抛弃。这让他们的日常行为令人费解——时刻不忘羞辱别人，也不忘羞辱自己，甚至把“烦琐无趣的公文、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冗长沉闷的新闻报道、拙劣的谎言、用苏丹红腌制的咸鸭蛋、矫情与恶俗”等当成了生命的全部。

万物如同被棱镜分解的光，如涡流、被鞭子抽赶的马、腐烂的鱼块。

旅人捡起地上一个失去双臂的女体雕塑。她怀孕的腹部是一个装满液体的陶瓷器皿，乳房是两个涂黑油漆的小玻璃罐，左脚是削圆的木头，右脚是根废锌铁管，恐怖狰狞的面容由橡皮泥捏成，还鼓起着蚯蚓一样的青筋……它是混乱的，恶毒的，与事物的本质毫无关系的。它没有逻辑，没有道德，乃至没有真理。但，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真正令旅人诧异的是，在雕塑菱形身体的背部，有一行风格迥异的工楷小字：

熵，一个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词汇。因为它，所有曾撼动人心的影像与文字，都不可避免地沦为陈词滥调。这过程不可逆，仿佛熵增。“世界是一盆大火，万物焚身于其中。”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趋向极端，趋向对抗，而最终的结果是：热寂。或者说审判日。“如果说檌城是恶的集合，还不如说它是熵，是混乱和无序的度量。可这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不是空洞的，不是教条、乏味与死气沉沉的总和。”旅人皱起眉头，舔了舔干渴的唇，还是没抛下这个让他甚感不安的雕塑，揣入怀中，准备离开。一把生锈的匕首突然自暗处暴起，捅入他腹中，并在其中转了两转。

河水有着豹子皮毛一样的花纹，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漩涡在这些花纹里滚动。我在水的里面怅然望着，望着鱼的嘴、水草、泥迹斑斑的螺旋管道……那些莫名其妙的瞬息即逝的片断，以及蓦然出现在某个片段里的娅。

娅的美貌异乎寻常，嘴唇是珊瑚色的，睫毛好像矢车菊花瓣，洁白如银的身子随时随刻散发着玫瑰和百合花的芬芳。夕阳映在水中，燕子低飞过桥头。娅低低地说：“告诉我，你会永远记住那只燕子吗？不是随便什么燕子，不是那儿的那些燕子，而是迅速飞过的那只燕子？”

桥栏上立着一个少年。他们都热泪盈眶。那少年腰间挂着羯鼓。少年披散着头发，手指在鼓面轻叩，身体还做出各种动作，突然接连几个空翻，从这个桥栏上的汉白玉狮子头顶，跃至另一只狮子头顶，双腿一飞，稳稳地骑在那只绕着石桥飞来飞去的燕子背上。少年笑着说：“当然。”伸手便把娅托上了急速飞翔的燕子。他们一起热泪盈眶。然后，他们的脸庞突然如洇在水里的纸，在石桥下梦一样消失了。

世界在某一刻，仿佛一枚滚动的硬币突然静止下来，四周被一层淡金色的光芒所笼罩。天上的阳光真好。好得一切都仿佛是不真实的。我在水中依次看见：被铭刻于青铜器上的寂静、死去之人的脸（向日葵一样灿烂）、到处泛滥的贫穷、蓝色的桥梁、水一样的旋律、刀、诅咒、爱人的手指、一只倒毙在溪流尽头的蓝虎、抹香鲸。抹香鲸庞大的身体上有一些奇怪的装饰着花纹的文字……这些文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可以被理解的吗？“世界是时间与事件的排列。关于世界的叙述不计其数。”阳光在水面上叫了两声。我的眉毛跳了跳。

时间像发亮的水流过。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汗衫的孩子们又蹿回到大街上。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儿嗨哟……”我们排成方队，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于萍。于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于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于萍骄傲地说道，你懂不懂，这是我爸说的。

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啊！毛主席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造谣！这是诬蔑！这是恶毒的蒋特分子在攻击我们党，我们伟大的祖国！可惜那时还没有红小兵的提法，要不，我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小兵。我的拳头飞出去。于萍奋起反击。我们所率领的部队捉对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卷起七十二路烟尘。我方人多，他们人少。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仍不屈不挠。我成功地把于萍压在身下，用烂泥巴糊了她一嘴。她绝望地喊叫，拳头在我背上无力地捶打。不知为什么，我的小鸡鸡硬了。不是一般硬，是非常硬。我都以为是于萍从裤兜里摸出棍子顶在我下面。

风吹起来的沙粒飘到眼睛里。我流下泪水，用手指去揉眼眶。太阳是一个烂掉的变了形的鸡蛋黄。街道两边贴满标语的低矮平房宛若一头头怪兽。在远处朝着我们指指点点挎着菜篮的大人的样子就跟木偶人差不多。这些原本熟悉的景象与其他孩子的叫喊在泪水里发生很古怪的变化。它们仿佛是逐渐远去的水流的声响。我突然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带有腥气的寂静，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以及被我骑在身下的女孩儿。然后，我想起去年那个阴冷的早晨，想起自己挂在明姨脖子上的那双破鞋。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发现于萍的两条细麻腿已被我分成一个大字。我觉得很羞耻，放开她。我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被伙伴们发现裤裆里可耻的变化。于萍爬起身，一腿踢来，蹬在我裆里。我正发怔，哪来得及避？睾丸吃了一脚，当场在地上打起滚，嘴里迸出可怕的惨叫。大家吓坏了，讪讪地互相松开手。青皮在旁边尖声叫道，于萍，你踢烂李国安的卵，你得嫁给他做老婆了。于萍哭了，撒腿飞奔，边跑边回头看，似乎是害怕我追上来把她弄去做老婆。她率领的部队顿作鸟兽散。我方大告全胜。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个词竟有这等威力，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打，叫青皮这个狗头军师在阵前叉腰戟指说一声，你得做俺司令的老婆就万事大吉。六

所谓“硬”，可能只是我的幻觉。我在成人后读过一点关于儿童性意识的书籍，里面论述了儿童的各种性行为，比如拥抱亲吻、抚摸生殖器、扮病人与医生检查身体、过家家、比赛谁尿得远等，但没有谁告诉我：一个八岁大的男孩究竟会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勃起。

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包括那些看上去真实可信的细节，有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二零零五年一月，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大脑中有一种“守门人”的功能，能对涌入大脑内的信息进行分类，即分成需要保留的和永远忘记的两类。而且，如果记忆同喜悦、恐惧或激动这些感觉结合起来，就会特别深刻。换句话说：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想记住的，忘掉我们想忘掉的。

大脑不仅会自动过滤掉那些它认为毫无意义的信息，还会对所保留下的信息进行处理，进而演绎，以便让这些信息更吻合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的形象。这并不是我们故意要撒谎，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留存于脑海里的影像确实是发生过的事。又或者说，谎言并不存在。人的谎言是构成时间之河的一种基本元素。鲁迅先生指出的“瞒和骗”并非是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而是整个人类的品性。今天未发生的事，明天要发生；你未遇上的事，他遇上了，这些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况且历史本身固有着自己壮丽的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行进秩序。不管是否有那么一群人试图“据事直书”再“予夺褒贬”，有些东西必然化作沉没之鱼，沦为虚构之物。

天空湛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了，人们脸上又浮出精神抖擞的笑容。六三年，有一个名字震动中国大地，他的名字叫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我念书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成绩也不差，或许是看多了不花钱的小人书的原因，“人、手、足、口，山、水、田、土”等自然不在话下。我所着迷的是要当“学雷锋标兵”，不过，竞争太激烈，比起现在的考研还困难。一个班的学生有五十多名，只有一名标兵。我最大的对手就是于萍。

冤家路窄，这个黄毛丫头成了我的同学，特别爱劳动，能把教室里的玻璃擦得让苍蝇也滑了脚——事实上，没一只苍蝇胆敢飞入校园。无数双狂热的眼睛在虎视眈眈。上缴苍蝇的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为此，我在上学路上也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寻常路，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不谦虚地说，我抓苍蝇是努力的。成绩也卓有成效，每天能弄到几十只苍蝇。令我郁闷的是，于萍上缴的苍蝇尸体总是全班最多。活动进行到最高潮时，她仍然能每天抓来数以百计的死苍蝇，还不缺胳膊少腿，个个可以拿去当标本。我非常纳闷。难道于萍家专门孵苍蝇？我跟踪了她。

我真蠢。真的。我跟踪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未发现于萍的秘密。我怎么也没想到于萍在女厕所里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抓苍蝇。我还以为她便秘了。我蹲在女厕所外面，脚蹲麻了。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进厕所抓苍蝇？可见我的智力是有问题的。或许这不能怨我。毕竟在厕所里抓苍蝇也有技术含量。因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县里的几间公厕一天有十几趟人马来打扫。要逮苍蝇，必须翻过隔板，到后面的粪坑，还不能直接用拍子往苍蝇聚堆的地方拍，那样屎尿会溅一身。得用一个大纱网，越大越好，把新鲜刚出炉的屎捡进去一坨，屏住气息，等苍蝇飞来。看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收口，打上结，再拿回去浸在水里，淹死苍蝇，就大功告成了。当我在有心人的指点下，终于发现问题的要害所在，我愤怒了，马上跑回学校向老师检举了于萍同学的这种恶劣行径。老师奇怪了，说，厕所里的苍蝇就不是苍蝇？

我无话可说，立刻往厕所里蹿，脚跟都打在后脑勺上。那天，我忙到黄昏，逮到成百上千只苍蝇。我把它们装入纸袋，骄傲地拎在手中，带回家，放在枕头旁边。我想老师明天会表扬我的。我都在梦里笑出声。第二天，我一大早去了学校。我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眼，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学雷锋活动”不抓苍蝇，改帮孤寡老人挑水劈柴，要让他们感受到雷锋就在身边。

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沮丧。我恨死于萍了。

说起打苍蝇，或许应该提一下五八年抓麻雀的事。那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我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中央提出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所谓“四害”，指的是麻雀、苍蝇、蚊子、老鼠。其中又以打麻雀、老鼠声势最为浩大。这是有原因的。毕竟苍蝇与蚊子不与老百姓嘴里抢食。我听大人讲，县里开大会，干部在大会上算账，说，一对麻雀，一年能孵出四十只小麻雀。一只麻雀一年要消耗四斤粮食。县里起码有一百万只麻雀，乖乖啷个咙，这得吃掉多少粮食？县里的干部最终也没给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无疑麻雀就是坏蛋，与蒋光头一样坏。当然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围而歼之。那是何等壮观的一场围剿啊！全县人民不分老幼妇弱，一起出动，敲锣打鼓，手执弹弓、竹竿，还拿鞭炮放在洋皮桶里炸。麻雀到哪，人就到哪，口号是“不让麻雀吃食、休息，使它无藏身之处，无立足之地，务必以疲劳战术，饿死它，活活累死它”。可惜那年我才四岁，要不我抓到的麻雀数量一定要比于萍抓到的苍蝇数量多。

在水的极深处，藏着一面牛皮鼓。当它被敲响，夜色会像一只大得看不见形状的黑鸟突然收拢翅膀。天空还是黄澄澄的，公园外面的霓虹已在悄无声息地逐一亮起。它们把一杯杯摇晃的红酒倾入池塘中。原本寂静澄明的水化作一片潋滟。光影中的荷叶若沉默的智者，容颜悄然隐遁。我从水里抬起头。蜻蜓不见了，飞来两只麻雀，站在太湖石上啾啾鸣叫。在它们的对面，围墙之上，是一个曾无情驱赶了它们的稻草人模样的霓虹广告牌。那些在公园里游荡的人朝着门走去，脸庞渐渐模糊。

门，掩盖藏在它内部的事物，给人提供想象。偶尔，它打开自己，让想象成为现实，让我们理解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玻璃门不是门，它是窗户，是炫耀以及对忙碌的表达。门，这种隐蔽的内心，如光线般切开空间，切开人们的生活。门里是独享的秘密。门外是公众所需的阅读。或许可以说，墙是死的，门是活的；墙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障碍，门是一种包含障碍在内的灵活。事实上，从穴洞中进出的是动物，从门中走出的是文明。文明的发达程度即体现在这种灵活性上。

门，这种建筑形式，其本质是社会关系。但这种乏味的话语让我们厌倦。应该说门是一种神秘。开门和关门，饱含了人类所有的情感：愤怒、狂喜、忧伤、平静等。这种神秘还衍生出各种八卦消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野战军兵围太原。太原有两座城门，一曰“迎晖”，二曰“迎泽”。在阎锡山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有人献策：“晖”是日军，所以当年日军攻入太原；现在“迎泽”门要把毛“泽”东迎进太原。派人去拆了迎泽门，太原之围自然可解。

门，还可以是量词，如一门炮；是动词，如门皂、门吏；是生物学上的分类类群中的一个等级；是稽查、征税的关卡；是水路、陆路必经的出入口；是诀窍；是家族；是学术思想或宗教的派别；是帮派；是一种具有一个或多个输入端但只有一个输出端的开关电路系统；是中医理论里的经气循环出入处、针孔、境界等。

一个姑娘走进屠格涅夫笔下的《门》，迎接那不可知的命运；一个敲钟人把女孩抱进巴黎圣母院，向世界关上门；一位叫K的先生想进城堡，终不得其门以入；一个叫雷蓓卡的寡妇躲在《百年孤独》那扇门后遗忘了人类，也被人类遗忘；一个叫李世民的在玄武门边谋杀了哥哥和弟弟，成为千古一帝；一个叫牛顿的科学家，为一条大狗一条小狗的进出方便，在墙壁上开了两个大小不一的门；一个叫杨修的在门边玩文字游戏，说什么“一人一口酥”，结果被砍了脑袋；一个落魄画家在墙壁上画了一扇门，墙壁那边是他喜欢的女人；一个年轻人站在两扇一模一样的门边，等待公主的眼神以及老虎或者铡刀；一个叫阿里巴巴的青年对着石头，大喊“芝麻开门”。

门，沉默地站着，站在我的视线里。守门的老者走出值班室，不耐烦地朝着三三两两的游人呼喊。白炽灯泡的光线穿过值班室的杉木门板，在铺满铁栅栏投影的地面上绘出一个椭圆。一些肉眼看得见的尘埃在这束光里面做布朗运动，像被大风摇动的树的细枝，但光是静的，并且透明。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块明亮的光斑在燃烧，布满纤细的阴影纹路，先是边缘，然后是中间，逐渐沸腾，并吐出一个个更明亮的泡泡。

这个椭圆的光斑是打开世界的大门吗？精灵、大火、被猎杀的翼鸟、与狮子搏斗的国王、被淹没的高山、鳄鱼沾满血的牙齿、少女的哭泣、动物仰起的头颅与前足……一个个奇妙的词语自泡泡中生出，颤动着蓝色翅翼。它们与那些自日常生活中所萃取的词语完全不同（后者不能预见未来，只能根植于过去，试图解释现在。而世界在这个笨拙的气喘吁吁的解释过程中，早已掉头而去。或许还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是对过去的某种阐释，但要理解这种阐释，就必须使用当下的语境以及各种技术物，而最重要的是：想象。就像《黑客帝国》中的救世主尼奥说的那样，汤匙并不存在。电梯迅速向上），饱含着真理，散发着来自宇宙最本原的能量，其音节盎然如蜜，每念诵一次，即有气流振动全身。

我站起身，走向公园深处。万物如同细碎的绒毛，在夜色里撒落。我竖起耳朵，听见它们的微弱嘶哑的声音。

遍宇宙皆是檌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切都是檌城。

那个超越时间、空间和因果作用的也是檌城。宇宙绝对本体亦名之为檌城。

受命去构建檌城的工程师激动不已。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万物都将按其原有比例被复制于城中：万里长城、金字塔、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阿耳忒弥斯神庙、早已成为传说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直往天际的迪拜塔、像一堆银色矩形的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的“鸟巢”等。

檌城，永恒的、不朽的存在。整个宇宙即是它的波动。它是众妙之门，是一切事物的总和。

手握铅笔的工程师在短暂的狂喜后，陷入深思。复制，这种来自流水线上的节奏必将摧毁艺术的神性，抹掉那些“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无形的诗”和“石头写成的史书”中的唯一性，使上帝之子的脸庞与芸芸众生毫无区别，而神性被剥夺就将导致：天堂消失。艺术不再是“此处”抵达“彼岸”的船与桥梁。挂着艺术品招牌的被“生产”出来的充斥街头巷尾廉价的消费品只是所谓现实世界的狗，时不时冲着匆匆旅人狂吠几声。换而言之，檌城是淫秽的。因为它将唤起的并非是多种意图、内心的水、有节制的美、神秘的超验价值、老虎与玫瑰，它所能提供的乐趣只有一种，却可以用刺激性、混乱性、商品性等概念来界定，这与色情作品一致。

究竟是谁下达了修筑檌城的命令？

工程师没再思索下去，各种急需他重新编排、组合和移动的建筑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那个由形状、块面、线条和色彩组合的不可言说），如同狗接受了骨头。

复制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复制连绵无尽的墙垣与山体是容易的；复制墙垣上的苔藓、蝼蚁与路旁红、黄、绿、黑、灰、白杂色相间的山峦是容易的；复制冷风、薄雾、盔甲、夕阳、沟壑、倒毙的马、静谧的村落、道路、漫无尽头的艰苦工作给人带来的虚无感和绝望感是容易的；复制那些像孩子一样容易希望又容易失望的建造墙垣的人群与下达修建墙垣的那个威严、疲倦、虚弱的声音同样是容易的，甚至说复制孟姜氏凄凉的恸哭声和她夫婿的尸骨也是容易的。

困难的是：如何复制那块屡被毁坏又屡次被砌进墙垣同一位置的石头？

它曾经是石灰岩、花岗岩、玄武岩、大理岩，是一方青石、一根骨头、一块褐色的金刚石、一件鱼化石；曾经瘦骨嶙峋，曾经打磨精细，曾经有过箭矢留下的凹痕，曾经被秦朝勇士用来支撑被砍断的腿，曾经被辫子军的大刀砍出数点火星，曾经长久地泡在牛羊的尿溺粪便中。

疲惫的建筑师躺下身。满天的星斗照耀着他衰老的脸庞。檌城在他身下，如同亘古夜幕下苍老的浮云，遥远而又神秘。所有的困难最终都得到了克服。他心满意足地微眯起眼，想起焦裕禄、孔繁森、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鲁班、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满城尽带黄金甲》、MP4、手机、海子的诗、杜甫……他突然看见墙垣下的一组雕塑，是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孩子。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孩子的眼里有盈盈泪光。他辨认了许久，终于发现，她是他的妻，那孩子是他的儿子。这组雕塑做得太好了，他感到胃疼，为自己当初的设计忍不住低声赞叹。月光泼下，泼湿他的衣裳、他的脸与他的眼。他情不自禁地起身去摸孩子的额头，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像毒蛇袭击了他。他尖叫起来，所有的动作猛然僵住了。

翌日清晨。一辆卡车在他身边停下，一大桶水泥倒在他身上。他成为了这组雕塑的一部分，成了檌城的一部分。

树丛与树丛之间的空，微微地漾动，好像蚕吐出的丝缠绕我的手指。

坡地慢慢地矮下去，变得像一张摊开的报纸那样平坦，接着在夜色中又慢慢地隆起，又好像是少女正在发育的蓓蕾。路沿着树丛逶迤延伸，引导着我。不是我走在路上。是已被铺设好的路决定着我的方向。而这些小径分岔的用碎片、木头铺成的路皆服从于公园的意旨。公园有两种。一种是展示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强调其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意义的国家公园；另一种是景观经过人工设计，以游乐为目标，供城市居民娱乐休闲的主题公园。它们都是意义的彰显处。我们更熟悉后者，它使城市区分于乡村，试图为朝九晚五的人们提供一个清洁的肺。

一个人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排遣内心的寂寞，在扫过头顶的树叶哗啦声中，凝视着草、树木、白鸟、水与水面上生出的茫茫气雾，想起童年的喧哗，倒掉胸腑间积存的日常生活的渣滓和垃圾。人们彼此观望，惦念着童年在草地上追逐的那只皮球，不必担心因过分接近所造成的恐惧，又因为近在咫尺的陌生脸庞上所散发出的体温，感受到暖意与同为“人”的气息——他们是一群刺猬，不断接近，不断分开，始终无法彻底忘怀围墙外面的城市所提供的经验教训。若是两个人，就不妨在公园里拥抱相爱。这里可以找到一切可指向内心缠绵的词语。花前月下柳边水畔，乱红飞过秋千去。公园里的种种景观充分地激发他们对异性的依恋，渴望去爱，去拉起那只值得依赖的手，揽住那轻轻细细的腰，看着彼此的眼睛许下一生的诺言。也有三个人并肩走着的，一个是穿西装的男人，一个是穿旗袍的女人，另一个是牙牙学语的孩子。蹒跚的孩子走在中间，牵着父亲的左手、拉着母亲的右手，嘴里牙牙作声。这是一个完美的图腾。

在这些美之秩序的笼罩下，这块包含丘陵、溪水、树木与各种游乐设施，被苦心孤诣设计的土地，有着盎然诗意。我嫉妒行走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祝福他们。我衷心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比他们过得更好。但我知道，人类史不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不能用所谓的“螺旋式上升”来形容。

现在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技术可视作是一种进步，同样可视作是一种衰落。技术所催生的汽车、手机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最能刺激感官的快乐，它照耀人类，让我们不必因为祈求来世双膝跪倒。但“物”并未因为技术得到真正的增加，不过是改变了其内在分子的排列次序、换了一个名称罢了。社会不会因为技术更富有自由度，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反而会增加其复杂度。更重要的是：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人自身。人类对技术的依赖，还会导致人本身某些能力的衰弱。如对电脑的广泛运用将导致人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的普遍衰退。人在世界上，所做的，比如，把石油从地底下挖出来，提炼出塑料，制成手机外壳，等等这一系列严密的近乎不可思议的经济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毫无意义，无非是制造熵。谁能告诉我财富到底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财富极可能就是一种幻觉。与人类所谱写的神话实质一样。都是为了激动人心。一团无用的激情。“我深信，只有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从宏观的经典物理和微观的量子物理角度，从数学和诗的角度，从宗教与文化的角度，通过各种力、场、粒子，通过善与恶、道德与正义、经济与法律等，我们才能最终了解自己，了解我们的家——宇宙背后的意义。”夕阳落下去，落到丘陵那边。云，像一整副摊在天穹上的塔罗牌。

夕阳落下去，落到丘陵那边。天空中呈现出一块青，像一口青色的井，美得让人窒息。井边的云是一块块形状迥异的积木，搭建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模型，有的像小丑与马，有的像武士与战车，有的像隐者与教堂……所谓人类史的模型当即是其中一个。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也没有能力去预测其变化与趋势。我只能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副塔罗牌中的一张。

所有的词语必须全部存在，哪怕它们彼此矛盾，这副纸牌才能够包含所有最基本的元素（元素是有限的），在重置中不断变化、暗示、隐喻、阐释，仅凭其摆放顺序就能繁衍出无数的故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整个宇宙庄严的面貌。种种变化不可计数，若恒河之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才能获得词语的命名，找到某种为我们所能理解的形式与意义。

活着的人啊，人，并非万物之主。万物的存在并非是由于人类的意志，树木河流不是为了悦人耳目；鱼羊马狗不是为了填人类的肚腹。在宇宙演变史上，人类是微不足道极其偶然的一环。这种偶然性不比一只踩在键盘上乱蹦的老鼠最终却在时间长河中书写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概率大多少。若说真有一个超越万物的绝对意志的存在，它也不会因为人类的兴衰有什么情绪波动。

宇宙渴望复杂，这是它对自身唯一的要求。对宇宙这部大书来说，所有我们认为伟大的、可笑的、荒唐的、愚蠢的，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若说宇宙有思想，那么它从来就不想变得更好，也不想避免更坏（人类渴望这样。这种试图改善同时代人处境的渴望，也是最大之不幸的根源所在，往往具有种种骇人听闻的破坏性）。它只是呈现，把美的、丑的、好的、恶的，摊在夜穹上。有的是流星。有的是所谓的恒星。就具体的每颗星辰来说，它们全是昙花一现；但就星辰这个整体来说，是永恒。

宇宙有界无边，在它外面，因果或许并不存在。在它里面，因为四种基本的力，因果必定存在，且阴阳互根，互为始终。即：所有的美，与不美是同根所生——这个根是人类的心。它们一起蹑足潜伏于任何事物的内部。客观的那个不为人们意志改变的“美”与“丑”并不存在。光是粒子，也是波。这是因为我们的观察方式。公园是美的，也是丑的、恶的。七十年前，它是几千被日军杀死的平民的葬身之所。绿草如茵的土地下，积有累累白骨。在暴雨如注的夜晚，坐在木亭子里，能听到那些在灵魂深处突然响起又很快湮没的惨呼。生命在那瞬间，好像被一把匕首夺了去。

或许说，那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与当下无关。那我愿意重复一下所谓的公园的定义，“它供城市居民娱乐休闲”。换句话说，在中国

十三

守门的老者叫夏老头。江苏盐城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头像一个顿号，有点歪，上面尖下面大。腿还是瘸的。不管何时，他手里总捏着一个扁平的酒壶。里面装的是五十六度的红星二锅头。他的脸好像是在酒精里浸泡过多日又再揉成一团的纸。嘴巴一张开，就露出一个吓人的大洞。他的两颗门牙都没有了。那是被曾与他相依为命的亲孙女弄掉的。那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儿，叫夏芒。我见过她的相片。坐在公园的旋转木马上，穿着一件百事可乐的T恤衫，光着两条长腿，脸颊上有一层透明的茸毛，像一颗被剥了壳的鸡蛋，又像一粒刚上市的新鲜热带水果。她爱上一个把自己推入火坑的男人，并心甘情愿用自己年轻的肉体供养他。当夏老头去阻拦，她把爷爷搡倒在地，并往爷爷的坏腿上踢了两脚。这有点像韩国导演金基德拍摄的电影。但这并不稀奇。在我目前所置身的这个城市，只要打开报纸，就总能看到这种新闻。那个男人，该怎样称呼他？他最终是为了夏芒死了，死得很英雄——当他们经过一处建筑工地时，一块钢板从天而落，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一把搡开夏芒，把死留给了自己。有多少罪恶假爱的名义而行？但什么样的爱是没有罪恶的种子？又或者说，有什么事情是没有罪恶在场？“一位女孩，她的父亲死了，在葬礼上，她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生，此后不久，她的姐姐被人谋杀，警方破案后，发现凶手就是这个女孩。她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姐姐？因为女孩要制造一场葬礼，以便再看到那个让她心动的男生。”

活着人的啊，纸牌交错摆放，被不断重洗，在上帝的手指上跳着舞。但不管这只手如何轻逸、迅速、确切，或说性格鲜明、花样繁复，结果并不确定。摊开在桌上的牌面每一时刻都有着无穷的变化，是随意的、偶然的、破碎的、混乱的。它衍生出无穷尽的故事。我们并不清楚变化的目的，也很难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它们既不能消除我们的人格分裂，反而会扩大；也无法满足我们内心那种不可言说的渴望，只会越渴。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桌前？或许我们迷恋的是变化本身，就像一个孩子窥看万花筒，但我们已深知里面藏着的不过是一些几何形状的小纸片。这种绝望的痛苦，将带领我们穿越纸牌搭成的迷宫，来到云端之上。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我有点不解，毛主席明明说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为什么国家还要去搞这只纸老虎，并在成功后举国欢庆？疑惑一闪即逝，我的目光被“草原英雄小姐妹”吸引住了。

十一

我发誓要痛改前非，打算每天去做一件好事，并用日记本写下来，以备到时交给由班主任代表的组织审查。但做好事的机会又何其之少！我总不能把教室墙壁上的砖也拆下来洗。我很想拾金不昧，但就捡不到一分钱，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纽扣。我鼓起勇气敲响去年曾经去过的几户孤寡老人家的门，结结巴巴说明来意，他们阴沉下脸，重重地关上房门。我很羞愧，这不怨他们没礼貌，我们曾打碎了他们的碗，弄坏了他们窗户上的玻璃，在帮一个干瘦皱瘪的老妇人洗头时，拽落了她几绺白头发。我得承认，高举着“学雷锋做好事”旗帜的我们，就是一群蝗虫，所过之处，无不人心惊惶。

学校附近有一个养猪场，里面有不多的几头猪，看上去都比较老实，就是嘴巴特长，懒懒洋洋地趴在粪便与污水中，偶尔抬头看一眼我。我观察几天，准备去那打扫卫生。当我雄赳赳气昂昂扛着扫把潜入猪场下到圈栏后，猪们突然一起惊慌地叫，把蹄子举过头顶，冲出圈栏，满世界疯跑。它们终于获得自由，虽然只是比猪圈大不了多少的自由，所以它们完全不领会我来为它们做清洁卫生的好意。或者说，它们开始的老实都是伪装，是诱使我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为它们打开木栅门。我吓傻了，双腿战战兢兢，徒劳地张开双臂。一头黑猪蹿过来，钻进我胯下，把我扛到背上，急奔出栏，再一个干净漂亮过肩摔，扔下我扬长而去。我眼看要被它们踩成食物，暴怒的饲养员冲过来，顺手给了我一巴掌，喝道：“小兔崽子，给我滚。”我想滚，他马上反悔了，一把揪住我衣领，嚷道：“你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一次多么令人难堪的辩白啊。我被一群近似凶神恶煞的大人迅速包围。我没法子不眼泪汪汪。我快哭得背过气了，可还是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做好事的，不是蒋光头派出的特务。一个脸上有酒涡的金鱼眼反复问我，是否懂得这些猪是国家财产？这是可怕的陷阱。我想起偷鸡蛋的老厨师。我想，我也该打自己嘴巴，于是，抡起巴掌用力打。我一打，他们全笑了。我就打得更起劲了。我一边打，一边交待自己的姓名、年龄、就读的学校，以及父母的名字。当我说出继父是谁后，金鱼眼怔了下，小酒涡就在脸上不断浮动漂移，变化出各种表情。半个小时后，继父匆匆赶来，他俩紧紧握手，就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与座山雕，说一些日常问候的话，也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继父拍拍我脑袋吩咐我叫叔叔。我乖乖叫了。金鱼眼蹲下身，用手掌抹去我衣衫上的猪的粪便，笑道：“这孩子真聪明，都晓得来替国家打扫卫生。”继父也笑，领着我回家，边走脸边黑下来，走到半路上，在路边草丛里撸起一把手指宽的青叶，往巴掌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搓软，敷在我的腮帮子上，说道：“是他打的？”我摇摇头，嘴巴上火辣辣的疼一下子就被一种清凉所取代，仿佛有一条狗拖着毛茸茸的舌头在上面来回舔着。我差点惬意地呼出声。继父又问：“那是谁打的？”我只好承认是自己。继父用很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吐出一口气，没问我为什么要打自己，也没问我为什么要去猪圈，摇晃着身子，在金色的阳光里甩开脚步。我走在他身后，躲在他的影子里。我突然幻想金鱼眼会写封感谢信到学校去，这样我就可以在班主任面前骄傲地挺起胸膛。

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在郁闷了几天后，终于有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主意。这还是从去猪圈后获得的灵感。我的班主任是女的，是寡妇，丈夫死得早，家在学校里，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门有几株喜树。女班主任有一位两岁的儿子，每每蹲在树下拉屎。我决定去帮这个小东西揩屁股。为此，特意把报纸裁出巴掌大的形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我皱着眉头把报纸往眼前这个细嫩的臭烘烘的屁股式下时，小东西成了小畜生，鬼哭狼嚎尖叫不休，声音那个瘮人，方圆几里的玻璃都砰砰乱跳。女班主任卷起一阵风沙，暴走而至，说我把她儿子按地上吃屎。这太委屈人了。虽然小畜生嘴边的确有一丁点大便，那属于意外，是不小心，可以原谅，至少我的动机是好的嘛。这一次，继父没能救我。女班主任通知了我的母亲。母亲气坏了，赶来后，抓住我拳打脚踢。我被打成猪头，雄心壮志一时尽付尘土。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社教”在各处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人争表忠心。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里读出不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于萍做了班长，与我同桌。老师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于萍有红领巾戴，我没有。那条三角形的红色布条儿区分了我们的生活。

于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于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于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在老师眼里，凡于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于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学校流行起斗蟋蟀。到了晚上，墙头屋角田边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们屏声静息，搬开砖石，一手拿网罩，一手用枝条，轻拨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险恶，进退间蹦入网内。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装了土的玻璃罐里，喂以饭粒，待其养精蓄锐，第二天一早，饭也不及扒上几口，玻璃罐藏入书包，匆匆赶去学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园偏僻角落，纷纷涌上，围成一团，或要一洗昨日的耻辱，或要争得今天的光荣。擂台由几张报纸折叠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各自搁入里间，用小草秆赶，使两只蟋蟀碰头，看它们振翅张牙挺斗。那不肯斗的虫，若嘘嘘几声仍无效果，便被小主人掼出，一脚踩死。擂台里搁入泥土细沙。开斗之时，人头攒动，还真发生过外面的人压倒里面的人，把那蟋蟀也压烂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斗黄虫，黑黄、油黄、乌背黄、乐陵黄；再斗黑虫和紫虫，淡紫、深紫、真紫、粟壳紫等；到晚秋时节，斗的是青虫，有正青、红牙青等。我并不懂蟋蟀的学问，学校里就没有谁懂。管这些蟋蟀叫方头、圆头、尖头、铁头、黑崽、油葫芦，或者恶眼狗、沙皮狼、大腿将军。斗蟋蟀，也从不按个头、种类、重量分级别开打，赢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会因此得意到自己的这只蟋蟀被活活累死或被另一只蟋蟀咬死为止。这种斗，多带彩头，输者得给赢家抄写作业，或是一小袋葵花籽、半截甘蔗。斗蟋蟀，得屏住呼吸，不能透大气。若谁朝擂台里呵气，蟋蟀就跳。人多脚杂，能逃出生天者寥寥，十有八九要被踩破，踩出乌黑的肚肠。一个孩子扯住另一个孩子的衣领哭喊，你赔我的蟋蟀！被扯住衣领的孩子争辩，不是我踩死的。于是只好自认倒霉。

我是这种活动的狂热分子。但我的蟋蟀老被别人的虫儿咬断腿。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抓到一只极凶悍的蟋蟀，遍体纯青，头线金红，六足洗玉，牙色乌金，听到其他虫鸣便四处觅斗，才一露面，与其对峙的虫往往不战而退，往后逃，方拧转身躯，这虫已跃起，咬住对方脖颈直至咬死才松口。可惜当我把头埋在课桌抽屉里津津有味与它玩耍时，于萍伸来一只手，两根指头拈起虫儿，再一巴掌拍在桌上，把这只为我赢得无数骄傲的虫儿拍成肉酱。我想杀她的心都有了，还没动手，于萍举起那只好看的小手向老师报告：“老师，李国安上课时不专心听讲玩虫儿。”我气白脸，骂去一句脏话，老师听见了，喊上讲台罚站。下课铃响后，我打算去弄来一只癞蛤蟆搁在于萍的书包里，或者是搁上一坨屎。我还未动身，于萍喊住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李国安同学，你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拿什么报效祖国？”

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我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想起了自己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誓言。我万分羞愧，终于看见自己与于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我真的想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想拿“三好学生”快想疯了。尽管这年我的语文数学都考了双五分，可年年的“三好学生”都是几名班干部的自留地。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老师的评语是：该学生学习有长足进步，要求上进，但需要改正撒谎的毛病。我不知道我哪里撒谎了，我恨不得用小刀剖开胸膛让老师看看我那颗红彤彤的心脏。可老师说有，那就一定有，这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的弟弟李国泰出生。

中年得子的继父在母亲肚皮上奋斗了近七年，终于取得辉煌战果。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父母不可能不偏心。他们不是法官，不可能手中握着一台天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十根指头也有长短。我从父母的眼睛里消失了。望着那个比我小

十二

这年，神州大地风雷激荡，万千红色遮蔽天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六六年八月

十八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孩子们热血沸腾？这些火热的话语烧得骨头发烫。几年前，学校里就有“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所谓亲不亲看出身。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出身，指的是阶级出身。出身不好，那就是罪。低人一等自不必说，甭想参加少先队，评三好学生。托继父的福，我在各种表格上所填写的家庭出身是继父的工人。这多少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我害怕别人知悉我亲生父亲的秘密。这秘密跟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当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时，我是那样义无反顾。我渴望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来吧！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来和我握手，快来和我握手！今天，毛主席接见了我们革命群众，我握了毛主席伟大的手！……我们手挽手，紧跟毛主席向前走，彻底摧毁旧世界，把红旗插遍全球！”

我决定去北京，去握一握被毛主席握过的手。十二岁的我在九月的一天动身去北京了，未与父母打一声招呼，身上没一分钱。我没想过一路上的吃喝问题，更未考虑到了北京后如何去找到那只让我灵魂发抖的大手。我也不知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九月五日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讲的免费乘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的通知精神，我只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等着我。这就足够了。“天安门前飘红旗革命声浪动天地！欢呼敬爱的毛主席，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上路了。本来在我的鼓动之下，还有两个同学，但临行前的早晨，他们放弃了，说爸妈不同意。我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表示无比的轻蔑。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我会带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在脖子上系了一根偷来的红领巾来到省城。省城已成红色的海洋。大片大片的红把天空烧亮。天方破晓，万千攒动的人头已汇成壮丽的河流。人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被汹涌的人流挤上火车。我是第一次看见火车。这是怎么样的一只钢铁怪兽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通体碧绿。我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奇迹，是要让美帝苏修蒋光头魂飞胆丧的伟大奇迹。我热泪盈眶。

火车上都是去北京的学生，每寸空间挤满了肉。我身子小，被几双大手硬塞在行李架上，头晕目眩，额头滚烫，耳朵里满是巨大的声浪。所有的学生一律欢欣鼓舞，放声高歌，几万条喉管一起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们唱一句，我跟着唱一声。若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登上这辆驶往圣地的火车。火车呜呜地吼叫。被铁轨反复打磨得锃亮的车轮铿铿铿地吐出内心闪亮的火花。一个十七八岁的尖脸姐姐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她摸了一下我的头，惊叫起来：“你烧得这样厉害？”我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在光荣即将来临的时刻病了。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了愤怒，我恶狠狠地叫起，说：“我没发烧。”但我的声音不比蚊蚋响。嘴唇生出被体内火焰療起的小水泡。我都想脱了裤子撒几滴尿喝下去。腹腔中好像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尖脸姐姐迟疑几秒钟，从随身带的书包里取出一个柚子，剥了几瓣，小心地喂入我嘴里。我的舌头发了麻。我还是第一次吃柚子。我几乎要把舌头吞下去了。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点微苦，还带着清香。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闭上眼睛，晕迷过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省城，是在省城的医院。医生说，有位女学生把我送来的，还替我交了看病的钱。然后急匆匆走了。我不知道在我晕迷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只能是想象。也许是尖脸姐姐本人，也许是尖脸姐姐匆忙中所托付的某人，她停止赶赴北京的步伐，中途下车，把我送回省城医院，还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我所在学校的名称，又找到电话，说服了电话的主人，打给县教育局，让教育局的人把我的消息告诉学校，又转告到我的父母。这个过程有点绕，说起来都嫌麻烦。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不久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县另一个独自去北京的高年级的学生，他也在火车上发病，就死在车厢内，尸体随之被抛在路边草丛。

说起来，当时的电话真是稀罕物。黑色摇把的，也就公家才有。老百姓要往外地打，要去邮电局，还要单位先开证明。电话打起来费力异常，即使顺利的话，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先拨总机，让话务员接通要的线路，再不停地摇啊摇啊。尖脸姐姐能打通电话，应该与当时的混乱情况与她臂膊上的红袖章有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这口号真不是说笑，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构在内，见了这些毛主席请出做客的红卫兵那都发怵腿软。

总之，当我试图逃离医院去追赶尖脸姐姐时，继父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一个黑脸黑口的魔鬼，二话不说，把我摁回他驾驶的那辆解放牌卡车。我的书包里有一个柚子，被剥去了一小半。我捧着柚子，号啕大哭，说：“让我去北京吧。我要去见毛主席。”继父不说话，把车开得飞快，比兔子还要蹿得快。我回到家。母亲给了我一巴掌，说我怎么就不死在火车轮子下。我忍住眼泪，蹩脚进屋，在经过李国泰时，伸手重重地在他屁股蛋上一拧。

我一直舍不得再吃那个柚子。晶莹剔透的月牙儿一般形状的柚子肉是多么美丽。我找不出更妥当的词汇来形容它。我是幸运的，我不断地想起尖脸姐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希望她一生健康平安，希望她现在儿孙绕膝。

柚子肉终于枯萎干瘪。我折了一只纸船，把柚子肉放进去，把船放进县医院旁边的河里。所有的河都会流入大海。我希望有一天，这位尖脸姐姐来到大海边时，能看见它。我还把柚子皮做了一个灯，在皮上雕上我记忆中尖脸姐姐的模样。到了晚上，点燃里面的小蜡烛头，就能在地上看见尖脸姐姐的影子。

在公园的深处，有一个大脑袋的孩子。也许他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洁净的鬼魂。深夜，在睡着了的公园里，总能看见一些微弱的火光——等我走近后，火光就不见了。夏老头告诉我，那是游荡着的走路鬼。它们有满腹冤屈，所以舌尖上有火。它们要找人诉说，说完把人的骨头咬碎，吃到肚里去。这些鬼需要替身才能去投胎转世。它们的怨气太大了。它们只找心里有鬼的人。当他们看见它们后，脚下会出现千万条路。这些小径浮在月光里，跟小溪流一样会发出潺潺流水般的响声。所有的路最后都通过黄泉。在路的尽头，走路鬼会把脚悬挂在树上，把长长的舌头从他们的后脖颈里一直拖到脸颊上。夏老头的话让我心里有点空。我不明白走路鬼为何不从树林里跳出来一口吃掉我。被鬼吃掉并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我还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可它们没这样干。这可能是因为我心里藏着一只比走路鬼更凶猛的鬼。它们是惊骇着了。当我的影子还没有飘到它们近旁，它们就鼓起红色的眼珠飞快地飘走。

我缓步前行，拐上石桥，绕过一座土坡。在一排落叶松的后面，是一幢接近完工的塔。塔有七层楼高，通体青黑，八角形状，被四角射灯照住，在夜幕下颇有庄严之意。檐角梁头下悬挂着八盏铜钟。铜钟上方的檐脊端部各蹲伏着一只貔貅。塔并不算高，但给人一种要被天空吸进去一样的感觉。塔的东南角方面，有一堆还没有被运走的沙。月亮泼下光，沙粒像银子一样闪亮。

那个大脑袋的孩子果然就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砌着他砌不完的城堡。

这是一项他已经非常熟悉的活。他身边有足够多的建筑材料、断砖、木板。他能用这些简陋的材料在几分钟之内，在这堆沙丘上建起一座城堡，然后推倒它，再重建。他在这样干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也许他前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家，所以他现在想建一座完全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城堡。也许他前生是一个很蹩脚的建筑家，所以他现在想建一座能够满足上辈子遗愿的城堡。

城堡，在孩子的手下慢慢垒立，摇曳在闪着微光的湿润空气中，宛若一个处女湿润的脸庞。这种景象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人潮退去后的大寂静。它包含了一种对宇宙真相最深刻的认识。

千百次推倒重建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给人一个幻觉，那些在时间之河深处飘走的脸庞并没有真正消逝，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回到现场，在孩子的手指尖重现。推倒是有快感的，重建是有盲点的。这是日常经验所告诉我的常识。所以宇宙若钟摆？上帝造了我们，就像孩子造此城堡？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不为那根生死之链所束缚的绝对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个永恒的谜语。把这个谜语藏在体内的宇宙是一本书，我们所书写的文字、吐出的话语，皆是这书中的一部分。这本书不会变多，也不会减少。它始终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是一个精确的整体。

城堡从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志。我的日常经验并不一定就适用于孩子的世界。月光抹去万物坚硬的表面，影子在地上晃动，是摇动的水。孩子没抬头看我。这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在大人面前，没有一点慌张。夏老头追赶过他，他一闪身跳进树丛里，就不见了。等夏老头走了，他又回来了。他又是从何得知我不是公园里的工作人员？八

空气中有潮湿的纸浆油墨的味道。在昏暗的路灯下，这几张曾经承载着人体的木头躺椅略为泛黄。我在椅子上坐下，抽烟，吐痰。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来到公园的，他不可能贿赂夏老头。公园四处攀挂满爬山虎的藤蔓。围墙外面，是几幢房子，通体透出光线。也许围墙的某处隐藏着一根涵管。他在里面钻来钻去，通过那条隐秘之路，自由地行走于这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或许他还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藏在涵管里面，几本小人书、一包铁钉、几颗玻璃球，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大约有一个星期，他每天都会出现在这塔下，时间或早或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身边没有同龄伙伴。一般来说，流浪儿都是三五成群。他脖子上还系着一条脏兮兮的红领巾，这在当下，简直是一种奇迹。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喜欢凝视他的脸庞。在做事的时候，就该有这种认真的态度。孩子缩起脖子，把一小片落叶拈入嘴里，用唾沫黏湿，贴在城堡穹形的屋顶下。

在屋顶下活着的人具有七张脸庞，他们是檌城人。他们的脸庞可以在十二个时辰里随时改变。第一张脸是贪婪，第二张脸是傲慢，第三张脸是淫欲，第四张脸是嫉妒，第五张脸是懒惰，第六张脸是饕餮，第七张脸是暴怒。比檌城人更奇妙的是檌城本身。其形状似船，却有类似大鱼的鳍，尾鳍向前游动；腹鳍主要起控制作用，或者向后游动；其他的鳍负责使檌城始终保持平衡，不至于在光阴的河流中倾覆。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檌城竟有七层（七，一个神秘的数，它具有某种非数字的性质）。

第一层是纯粹的光。它完全超出人类的理解与想象，恍恍惚惚，若有若无。它包含了世界。无形、无象、无声，无可名之。或曰为万物之始。

第二层是金木水火土。这是五种运动形式，五种物性，五种分类，五种原则。当为万物之母。“水曰润下，作咸；火曰炎上，作苦；木曰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作辛；土爰稼穑，作甘”。种种词语自此间生出，互相指认、质疑、辨析、观照。它们是构成物质的基本颗粒，是世界的基础及来源。它描述因果，勾勒万物的形状。

第三层又分五处，东方是日月星辰，西边是山川河流，南方是花草树木，北边是禽虫鱼兽，居中的是那古老的、包罗万象、主宰一切的词。它既是本质，又是具象，是豹子身上的花纹，是一片在水里漾开的神秘。因了它，万物得以存在，得以明暗、强弱、快慢。它是一点光，照亮四方万物。

第四层是诸神的领地。诸神的面孔变幻不定，是盘古与女娲，是梵天与湿婆，是宙斯与雅典娜，是善神阿胡拉与恶神阿里曼，是真主与安拉，是“我们的上帝比诸神都要伟大”。诸神以信仰为食，各有子民，且各有其司……若有逾越，即堕落为魔。

第五层为众魔之所。魔常作龙身种种异形、可畏之像，形迹诡异，爱在黑夜出没，且以灵魂填饥。有十种，曰：蕴、烦恼、业、心、死、天、善根、三昧、善知识、菩提法智。但他们远没有诸神所宣扬的恐怖，相较于诸神具有的闪电一样的容貌，他们的模样更为和蔼可亲。

第六层是妖精的居处。它们与人类的容貌相仿，却是诸神与魔的排泄物所化。秽物通常包括眼泪、血、精液、唾沫四种。落于树，生树精；落于花，则出花妖。因其本源不同，妖精分善恶。诸神为善，众魔作恶。善者以色相诱人入彀，恶者凭暴力择人而噬。其性情又分四种，由唾沫而化者，好说哲学与宗教；由精液而化者，喜谈科学与爱情；由血滴所化者，常言政治与经济；由眼泪所化者，最喜巫术与诗歌。

第七层是人世间。人世之大，浩浩不知边际，其无始，亦无终。初冬的阴雨天、悲剧、种族主义、《百年孤独》、跳楼讨薪的民工、波音飞机、《黑客帝国》、穿紧身衣的舞女、刀子、金融风暴、邮局、下水道、殉情的少女、警察、手机、数学模型、杂交水稻……这些事物仿佛是那极薄极淡的雪，被“万有引力、电磁力、控制核子聚在一起的强力、控制原子核衰变的弱力”推动着，向着“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滚去。雪球越滚越大，终有一天，会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而在那时，檌城将毁坏，犹如雪崩，所有的甲板将在刹那间溶于水，就像雪深于水中——檌城人的七张脸庞亦将在这个奇异的时刻合而为一，成为一张没有任何内容的二维平面。

我摁灭烟。任何词语之诞生，皆为照亮世界的晦暗，必然在其脚下投射下一个不断拉长的阴影——时间让它们肿胀，变异，气喘吁吁。意义自它们体内长出，犹如块茎的匍匐生长。在这个繁殖过程中，词语原初的意义不可避免地逐渐隐退，如同那掷向水面的石块，在当下激起一圈圈涟漪后，沉入水中，为黑暗所包裹。

檌城究竟意味着什么？

黄昏被夜的担架抬走。浩瀚星穹，压着树梢低低地飞。树枝在空中划出的线条，是那样优美，让人嘴里不敢发出喘息。在塔的西北角，有一幅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广告牌。雪白的探照灯照在上面。那里有一双美腿，极为修长，像一柄象牙玉骨的折扇打开着。这副广告画具有非常强烈的性挑逗的意味，让人忽略了这美腿的主人的脸以及本该成为广告主角的那两只晶莹剔透的高跟鞋。这不能不说是鞋商与广告人的失败。也许不是失败，甚至可以称它为一副旷世杰作。这两双美腿的曲线刚好构成了鞋商的品牌标志。这是一个多么性感的V字啊！还有什么创意比它更能掠夺人们的眼球？眼球就是生产力，眼球就是人民币。

我不是很明白女人为什么这样喜欢穿高跟鞋。

它是男人的阴谋。他们发明它，再把它给了女人，声称这是女人的专利。他们别有居心地提起童话中那双诱惑了王子的水晶鞋，说：“不穿高跟鞋的女人就谈不上性感。”其潜台词是：一个不穿高跟鞋的女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获得爱情？一只只高跟鞋在他们所拍摄的影片与书写的文字中走来走去。这只纤细欲折的鞋跟，是一个脆弱的暧昧的不稳定的符号，它阐释了消费时代的本质：病态。他们所赋予高跟鞋的各种内涵，只是为了让女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成祭品，以便他们更好地消费女人。他们告诉女人，高跟鞋是时髦的，漂亮的，是能够对抗乏味的梦。它在让女性妖娆自信的同时，还提高女人的高度，使她们更接近天堂——缩短了若干厘米。他们说，高跟鞋让女性有希望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鞋跟下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是音乐的节拍。这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华丽舞台。只有走上舞台，才能拥有掌声。比如那穿着高跟鞋站在地铁排气口的玛丽莲·梦露，《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里的莫妮卡·贝鲁奇。这些是诳言。若非要说高跟鞋是舞台，那它一定是倾斜的。女人每迈出一步，都要承受男人所无法想象的疼痛与随时摔倒的危险。她们被弯折的脚掌，挤在狭窄空间里的脚指头，以违背上帝旨意的方式，支撑着身体的全部重量，维护着那艰难的平衡。她们在行走时，努力收腹挺胸翘臀。这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不比走钢丝容易。男人们望着那些尖细的鞋跟，脸上露出含义复杂狡黠的笑容。他们对高跟鞋所负荷的那个女体所凸显的曲线充满幻想。

女人，因为高跟鞋，沦为充气玩偶。她们放弃自身的意志，屈服于男人的欲望，摆出一副丰乳肥臀小蛮腰的样子。鞋是一个隐喻，与情欲有关，准确说，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时尚杂志上高跟鞋的广告画总使人联想起柔弱、受折磨的以及隐约的色情意味。在SM们眼里，它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或许，与其说高跟鞋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使女性身体更加无能。究其本质而言，高跟鞋与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并无两样。“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美观。”我们现在说，戕害身体的三寸金莲是男人对女性的无耻掠夺，是对丑恶的玩味，是中国人最野蛮的三桩陋俗之一。百年后，后人如何点评这风靡了全球的高跟鞋？

任何看法，都不是那个绝对的意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作杞人忧天状的我是可笑的。任何物，具体的物，都包含着宇宙的意志，可以被当成观察的奇点。这很奇妙，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安放望远镜的支架，让我们得以眺望星空；另一方面，它本身被无穷尽地阐释。不管我们需要什么，都能在它内部找到。同样是这只高跟鞋，我们能从中找到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的情欲、《偷穿高跟鞋》里对家庭伦理的思考，以及“只有穿上高跟鞋才能将地球和男人踩在脚下的女权教条”等等。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嘴里所述无一不是所谓的历史和语境使然。我还能说什么？

起风了。天空摇摇欲坠，任何一颗星辰都随时可能自我们眼中失落。是谁说的？“那满天的星星，就像你衣服的扣子，不管多么结实，早晚有一天，它们会一颗一颗掉下来”。幻灭之神敲打着夜的帷幕。那一小团黑，在青光中渐渐鼓起。所有的一切，好像已被长安城里那脖子上套着铁链的女人，用筷子一小块一小块夹入嘴中。通过X光的照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是如何被胃酸溶解，形成粪便，最后在括约肌的作用下被排出体内。人消失了。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所有我们曾自以为是的深度在这茫然的时刻皆被夜色抹去厚度，成了一张比纸还要薄的平面。

我在这张平面上蠕动，那个孩子也在这个平面上蠕动。在他的手下，出现了一座我原来从不见过的城堡：

大门口的两根柱子，一根短粗矮胖，另一根细长滑稽。墙壁上开着许多不成比例的小方窗，有的像眼睛，有的像葵花，有的像被晒干的鱼。窗户之间装饰着形状各异的碎玻璃片。这是一种各种建筑风格的大杂烩，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风格。我的视线落在这个城堡的顶部。上面竖着根小旗，小旗上绑着一个避孕套。这个大脑袋的孩子吸吸鼻子，手里撸出一把鼻涕，解开裤子，对着越来越小的月光，掏出蚕蛹大的那玩意儿，开始撒尿，嘴里嘘嘘地叫。我笑起来。革命不仅仅是动刀拿枪，还是请客吃饭，或者男下女上。很后现代的。

一九六七年，学校停课闹起革命。“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的号角吹得地动山摇。时间翻过一页，真正属于红卫兵小将的时代到来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自此铺天盖地，人人都写大字报，上至白发老者，下至黄口小童，其内容蔚为大观，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有妻子揭发丈夫的，有儿子批斗父亲的，有控诉隔壁老头拉屎时唱《东方红》的，有状告对门邻居十年前借了一块钱不还的。商店里的红纸墨水一时荡然无存，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光天化日下勒令售货员打开库房的门，把为数不多的几卷红纸席卷而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街头成了红海洋。斗志昂扬的人们，在左胳膊上套起红袖章，高举红旗，冲进一扇扇大门，揪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牛鬼蛇神，扭转其双臂，往那个颓然垂落的头颅上戴上一顶高帽，然后敲锣打鼓，沿街纵声欢呼。牛鬼蛇神毕竟是少数。而各种组织像那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就遍布县城的每个角落，连我家的那个大院里的几个小脚老太太也搞了一个战斗队，嚷着要把某个走资派押来批斗。“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我的女班主任被学生从那几间平房里揪出，剪了阴阳头，被墨涂黑脸，环操场爬行。还罚跪。大热天，头上顶着一盆水。若水倾覆了，就有人抓住她的头发扇耳光，皮带没头没脑地抽下。抽的还格外阴险，专抽胸乳。也许女人更了解女人的弱点在哪，尽管手拿皮带的人还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是于萍。一夜之间，她成了红小兵的头。不再系红领巾。扎两条小辫子。胸口挂了个毛主席像章。腰间勒了一根三指宽的军用皮带。左胳膊上套一个红袖章。她父亲是革命干部，这是最高的阶级出身，这意味着她先天性地拥有惩罚一切的权力。女班主任无法理解，晚上回家，上吊了。她的儿子，那个已年满五岁有点弱智的儿子，在门口喊“姆妈……绳……”，见没人理会，拿剪刀，架起椅梯，试图剪断勒在妈妈脖子上的麻绳，梯子翻了，剪刀插入心口，也死了。

六七年死的人真多。街头不时会出现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上面落满苍蝇。再也没人去抓苍蝇了。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那些中学里的红卫兵已经不满足校园这个战场，挥舞皮带、棍棒冲向全社会。

人，真是凶残的怪物。至今想来，我都不敢相信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竟然能想出那么多的能让来俊臣之类的酷吏也自愧不如的折磨人的法子。坐喷气式飞机之类的人身虐待不必多提，那太一般，不新鲜。我说几个不大见之于报刊文章的。一是把老鼠（又或者是猫和鸡）放进人的裤裆里，裤裆下方用绳扎紧；二是用老虎钳拔指甲，再用烧红的针把十根血淋淋的手指头钉在木板上；三是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再往他身上涂蜂蜜，放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暴晒，不一会儿，这人身上爬满蚂蚁；四是用木槌锤睾丸，以求让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断子绝孙。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嘴硬，顶撞了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被一个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当众扒下裤子。女红卫兵拎起长嘴铁皮壶，把壶嘴塞进女人的阴道，往里面灌进半壶开水。天可见谅。这位不幸的妇女现在还活着，大家叫她清婆婆。这位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在不久后的武斗中被人用刀剁成肉酱。死之前，受到非常残忍的虐待。她的肉，还被煮熟，摆到她母亲的面前。那位可怜的老母亲被要求把这堆“反革命”的肉咽到肚里去。就不说这些事吧，免得污了我们的汉字。

我也参加了红小兵。因为去过北京，虽未真正成行，也有几分炫耀的资本。

但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贵重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扉。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文征明的画赫然在目，标价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一边，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喝敌敌畏、用菜刀抹脖子。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老婆长得漂亮，被革委会的头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这是一位把悲伤留给自己、把快乐送给他人的人。当他的妻子上台指控他“长期反对毛主席，还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他沉痛地忏悔道：“我错了，我怎么能把妻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呢？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还有一个农业局的老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这个人抓上台批斗时，有人把他儿子也抓上台勒令其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限。他儿子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结果千百人齐声高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一生古板正经的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也更具有喜剧色彩，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龇牙咧嘴鬼哭狼嚎。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但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的。

自杀的人都试图用死来威胁党，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大家那时也不晓得世上还有“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望着窗外的浮尸，都得出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县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红卫兵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

十四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她还是在李国泰的配合下，粉碎了我几次妄图逃窜的阴谋。我家离一中不远。肉嘟嘟的李国泰整天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盯着我。有一次，我用小刀割破手指头写下了一封表决心的血书，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李国泰跑回家，说，“老师表扬了哥哥”。母亲一愣，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受老师表扬。母亲跑去学校问清端倪，大怒，等继父回来一说，继父去了学校，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老师再看我时，眼神就有点恐惧。

我在长椅上躺下身。风在耳朵里簌簌作响。孩子走了，不知何时。一眨眼间，这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夜色在几株已落尽叶的梧桐树枝丫间勾勒出一些几何图案，大部分是三角形——它们并非是稳定的，每根枝条在下一个时刻，都可能要改变立场。湿润的空气罩在口鼻上，提醒着树下的人：所谓现实种种，不过是一阵阵耳鸣，无从描述，更难以捕捉。

月光里渗出带有腥味的液体。月光下的云几乎没有改变形状，它们睡着了，是一头头疲倦的羊。八角塔在灯光下宛若男人的阴茎，孤独地挺立。天地间有着很奇怪的气息。远处的高楼在昏暗的光线下，宛若一只只打着瞌睡的老虎。这是我熟悉的一把长椅。它抵住我的脊背，温和又富有弹性。靠背上方被人用小刀很仔细地雕刻了一行字，“李小燕我日你妈”。长椅右侧的下方，有一个窟窿，我的手指曾在无意中摸到那里，摸出一个湿黏的避孕套。或许，那个在几分钟前还高挂于城堡上方的避孕套也是自这个窟窿里长出来的，就像是蘑菇从树里长出。城堡已荡然无存，沙堆恢复了白日的模样。那孩子好像并不曾在这里出现过。我闭上眼，幻想长安城的模样。

那个叫扎的波斯商人来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否理解了囚室的意义。无非是《规训与惩罚》，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刚开始盛大的接近于狂欢的杀人场面，接下来近乎窒息的禁锢时光，还有边沁的圆形监狱，全景敞视主义与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一个叫福柯的法国人，在未来的时空里对这两个词语已经做出足够清晰的阐释。肉体即是灵魂的囚室。又或者说：哪怕是一些高僧，能在某些时候脱了肉体去，可他的语言、思维仍然是囚室的墙壁。灵魂依然没有办法来到墙外的世界——但墙外是什么呢？若还是法天象地的长安城，试图挣扎出囚室是没必要；若是摆脱了时间、空间的虚无之境，灵魂又何所焉附……人唯有在监狱里才有可能得到救恕和释放，在生命消逝的一刻，监狱没有了，而人也死掉了。

我的话让扎咯咯地大笑起来。他就像一只昼伏夜出的猫头鹰。他的左耳也确实要比右耳大一点。扎自怀里取出一坛酒。天地间有馥郁芳香氤氲泌鼻。是浙江绍兴三十年的女儿红，琥珀色，透明澄澈。“最好的女儿红得是埋在桂树底下的。埋三十年。时间短了，或长了，都不妥。”扎双耳直立，双眼在暗中炯炯发光，又取出两只青玉杯。这杯甚是奇妙，酒液盛满其中，玲珑剔透，隐约可见有半裸女子于一片蒙蒙青光中载歌载舞。那是娅吧。我吐出一口长气。酒液慢慢高于杯缘，却不溢出半点。扎斟满两杯，一杯自己饮了，咂咂嘴笑道：“这雕花酒本该是对着那穿红袄的温柔女子而饮，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最好还能有几盏烛影，几个大红灯笼，与屋檐上滴下的几滴春雨。我这般牛饮，却也是浪费。没法子，天生一个饕餮相。”

我把滚烫的酒浆送入嘴里，小口咽下。也许这酒是因为娅的舞姿才这样滚烫。舌尖生出甜味、酸味、苦味、辛味、鲜味、涩味。我没问扎这些年都去了哪里，没问这酒中为何会呈现娅的影子，也没问他囚室外的这个长安城是否还是昔日模样。那存在的，终是幻影；那永恒的，并非人心。囚室里的光线仿佛是冰凉的雨珠，落满胸口。借助于扎那双碧绿的眸子，我看见自己的胸口上已长满绿苔青藓。

扎缓缓说道：“南方之南是那无尽的大海。须乘船行上三年，才能抵达彼岸。那船之大，不是你我所能想象，高百余丈，如摩天之崖；长数十里，又若威严群山。长安苑里的交趾国进贡的巨象若来到它的面前，无异于蚂蚁。这么大的一艘船怎生划得动？又需要多大的桨？可它偏偏行走如飞。甲板上也少有戴着青铜面具臂力惊人的武士。一些盘着高高发髻的女子聚在船头，边舞边唱。不知她们唱的是什么，那歌声薄如蝉翼，但听了鼻子要发酸，让人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长安的方向。我很好奇这船是怎么在海面上航行，没想到它肚腹中却能生熊熊火焰。火焰把一种黑的石头分成光与热。这船就受此驱动，在茫茫大海里飞速前进。”

扎的声音若水花打在我的脸庞上。我微笑起来。关于船，我有所闻。据说，“船是想象力最丰富的源泉。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将会干涸，间谍取代了探险，警察取代了海盗。”我没吭声，扎突然把食指竖至唇边，嘴角有不可捉摸的笑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我看见了一些古怪的船：一艘船的桅杆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树的枝丫间有一些面目可憎的鸟类；另一艘船的桅杆上缀满黄金，但船体已经大火熊熊；还有一艘船的桅杆其实是一个巨人的胳膊，巨人在不耐烦地挥舞手臂；另一艘船则仿佛由魔鬼的头颅、草屑、泥土所搭建……这些船，无一例外挤满了酒鬼、饕餮之徒、淫荡的教士和修女、贪婪之辈、宫廷弄臣，以及在种种欲望的折磨下难以脱身的人。“那是什么船？”我问。“愚人船。世界因为这些愚人的罪过而濒于虚幻。”扎的声音低沉下来，“在很久以前，世上是没有船的。当然也没有人，只有猴子。”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树上跳下来的猴子，因为上帝的恩赐，学会直立行走，却始终学不会相亲相爱。他们无休止地厮杀争斗，大部分的猴子不是炮灰，就是炮管。这让一只猴子非常伤感，发明了“猴道主义”，整天劝说同胞要和平共处。某日，这只聪明的猴子在森林边发现一根大圆木，木头上有一个洞。猴子跳进木头洞里，把木棍插入水里前后划动，圆木随之前进或后退。这只猴子非常高兴，把它叫做船，跑去招呼同胞，指着对岸的森林与在森林中奔跑的野兽，说，现在我们有船了，不要再打架了，让我们去那里打猎吧。猴子们赶走它。它们不肯放下手中的兵器。也许不是不肯，是不敢。猴群的历史中有着血淋淋的教训，所谓“刀俎鱼肉”。这只脑袋进水的猴子，以为自己声音太小，以为别的猴子都很愚蠢，便以启蒙为己任，跑到猴军对垒处喊话，并且涕泪交加。没有哪只猴子愿意理会它。当战鼓响动，一把刀割过它的喉咙，再一旋，剥下它的皮。这皮马上被制成盾。战争仍在继续，不仅仅是为了争夺食物，雌猴以及其他任何一种微小的因素都将导致战争爆发。

一只小猴子出生在这个荒谬的尘世。它长大了，非常困惑。它困惑的不仅仅是猴子为什么要打架，而是“猴子是怎样从根本不存在变成某种存在，然后那种存在的一小点儿又怎样变成现在的这种样子。”要知道，在过去三十八亿年的不同时期里，哪怕进化发生最细微的一点偏差，猴子们也许就要用头顶的鼻孔吐出空气，然后钻到十八米的深处去吃一口美味的蚯蚓。小猴子跳上船，划了几千公里，来询问部落里最有智慧的鼻毛比雌猴头发还长的老猴子。老猴子看着小猴子驾来的独木舟，面容哀戚。小猴子问老猴子为什么要难过。老猴子指着独木舟说：“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小猴子说：“它叫船。所有的猴子都这样说。”老猴子说：“它叫诺亚方舟。”老猴子落下眼泪：“上帝在宇宙中遨游，将物种撒播星球，再次回来之日就是收割食物之时，整整四十天的暴雨，万物皆被吞食。上帝有一个巨大的胃。他离开了，他在那洪水之上留下诺亚方舟，让生命的种子得以在延喘息，以便再次收割。”老猴子的狂乱谵语，有着像探照灯一样强烈的光芒。可怜的小猴子在这一瞬间明白了，明白了所有的因所有的果所有的过去所有的未来。它暴怒起来，试图去拆毁那船。但等它停下手，那里就马上出现了一艘跟过去一模一样的船。

扎咳嗽着，从坛中倾出一杯酒，饮了；从坛中倾出一杯酒，又饮了。他饮酒是双手端杯，酒到杯干，身体就像个装不满的大酒瓮。事实上，他不是在饮酒，是在吃酒。青玉杯原本光滑的杯沿已被他吃出一圈小豁嘴。扎终于放下杯，屈指成拳，用力地捶捶后背。囚室中发出金属的訇然回响。扎用指甲刻于地上的句子，随着这响声一块块剥落凸起，浮在空中，渐渐现出各种颜色，犹如蜻蜓，在飞，闪动翅膀，轻盈地俯冲，突然凝住，瞬间消失在扎的身后。“认识这些可怜的生物吧。它们细长颤颤的尾翼、青褐色或深蓝色的胸腹以及那双美丽的复眼就已是它们不可饶恕的原罪。孩子们挥起网兜、黏有蛛网的竹竿还有扇子，黏住它们或打晕它们。然后快乐的女孩子把蜻蜓的尾翼翘起来塞入它嘴里，拍手欢叫，蜻蜓吃尾巴罗，蜻蜓吃尾巴罗。男孩子自是看不起这种小打小闹，或者扯下它的头颅扔在蚂蚁窝边，或者用线系住，一根线上系一只，手上拿着十几根线头，大大小小的蜻蜓就绕着自己飞，飞到后面，线打起结，怎么也解不开，就在线团下再绑上一块石头，把一团乱七八糟的蜻蜓扔在河里，看水是怎么把它们淹死。”扎用手背擦去嘴角的酒渍，眼睛里有嘲谑之色，双手拇指紧按太阳穴，喃喃说道，“我出发，行向众神的庙，我所行驶的船名叫灵魂的集合所……”

屋子越来越暗，仿佛有一阵风吹入囚室中，定睛看去，却像是一条细细的灰色影迹，自囚室上侧的洞口中泻下，泻得缓慢，似乎比时间还要慢。地上却很快出现一艘船，指甲盖大，桨橹桅帆，一应俱全。而随着扎的祷告，这船还在长大，又好像只是眨眼间，这船有了寻常大小。扎纵身入船，向我招手。

他是在招呼我进船么？我迟疑地望向四壁，等我再扭回头，船已没了踪迹。我望向地面，扎曾留下的那些句子都不见了，地面光滑一若娅的脊背。

扎，南方之南是无尽的大海。大海那边又是什么？是檌城么？

檌城从未被某本书籍记载过，但它确实存在。

当月光自大海深处涌出，宛若一头头身躯庞大的洪荒异兽，在原本平静、黑色的海面上奔走，有人突然在倾斜的甲板上听见了鲸歌。歌声摇曳着自暗处升起，犹如水追逐着水。这种奇异的声音能够刺透任何一种哺乳生物之灵魂，让那些有幸听闻的人黯然神伤，又喜极而泣。无数悦耳的音符，仿佛是一株散发着清香的梨树上所掉落的洁白繁密的花朵，纷纷扬扬。海面悄悄恢复了平静，月光所化的露水让大海变得水晶一样清澈。人们惊讶地瞥见海底出现一堆堆蓝色的浑圆石头。它们犹如天上之星辰，高亢而邈远，又仿佛是一个接一个的美梦，让人目眩神迷。“那是檌城啊。”一个黑头发的人欣喜若狂地大叫出声。

没有人回应他的鲁莽。

大大小小的石头在海底无声无息、迅速改变着形状。每堆石头的形状都不一样。哪怕是同样一堆石头，也同时包含了野虎、海棠、奔马、景泰蓝瓷与一朵曾佩带于诸神衣襟上之玫瑰的形状。唯一不变的，只有充溢石中的纯粹的蓝——色彩不是中性而无辜的，它们各自携带隐喻与含义。蓝，比红色轻，比黄色重，比长度长，比宽度宽，且每时每刻都在向自身的中心收缩。这是一种理性的深度，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隐藏到宇宙尽头的奥秘。是这样么？

船靠近了一堆琥珀状的圆石。人们屏气静息凝视着琥珀中的昆虫、苔藓、地衣和松针……一瞬间，人们又瞥见了一个端庄妇人、一个黑头发的愁眉男子、一个赤裸着身子的少女。

少女是那样美。上帝在制造玫瑰时也制造了她的脸庞。

也许仅是情窦初开，少女爱上父亲，想把美好的身体交给她心目中最好的男人。这遭到拒绝。女儿不死心，设计了一场车祸，弑母，并伪造母亲的笔迹，说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父亲信了，只是沉默，被爱人曾经的背叛折磨着。几个月后，父亲偶然发现女儿的秘密，这让他彻底崩溃。杀死自己爱人的，是亲生女儿……每个人都在圆石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局。它们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轻叹一声。

图案又发生了改变。仍然是那少女的脸庞，悄悄隐藏在一幢巴洛克风格建筑物的二楼的丝绒窗帘后。她脸上有泪痕。这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白天。奥匈帝国王位的继承人弗朗西·斐迪南坐于马车上。人们高声欢呼。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从怀里掏出手枪。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因为这一声枪响发生。但，就在这时刻，那少女或许是因为目睹了未来，用力扯开胸衣，露出两个浑圆的乳房。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停止在这一刻，好像被上帝施了魔法。

唯有那少女嫣然轻笑起来，她破涕为笑，沿着木梯走下楼，在经过马车时，顺便还捏了捏亲王翘起的神圣庄严的唇髫。少女踱到年轻人的身边，用乳房抵住枪口。枪口垂落，年轻人重新拥有了行动的能力，他一把将她拽入门洞内，与其交媾。马车恢复前行，人们再次振臂高呼。“这就是檌城么？”黑头发的人喃喃自语。他的眼中已满是泪水。“世界在变，而我始终如一。”他又说了一句，掏出一把左轮手轮，塞入嘴里。檌城不见了。大海发出骇人的咆哮。所有的人如梦惊醒，齐声惊呼。他们忘掉檌城，也忘掉了那个黑头发的人。船在黑色的海面，如一点萤火，飞入檌城的灌木深处。十

一九六九年到了，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皆兵，备战备荒。这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在高呼“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一般要再补充一句“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不过越喊越无聊。牛鬼蛇神是泥巴里长出的草，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我有点烦了，觉得很憋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唯一令我有点兴趣的是三月份打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大军压境的直接后果是，空气中有了火药味，大批的民兵武装喊着号子排着方队在街头跑来跑去。我跑去看他们打靶。说来也可笑，那些人练习的时候扔的是木手榴弹，当一个民兵脚底打滑不小心木手榴弹扔在脚边时，那位黑脸膛的民兵营长马上扑过去，胸脯压在上面，高喊一声卧倒，然后嘴里长吟，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事还上了县里的广播，说这位民兵营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及时粉碎了“帝、修、反”分子的疯狂反扑。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两年看过的《王杰日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韧带出奇的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她在舞台上的时候，世界就像一棵树被轻轻放倒。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一九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凌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堆得这样俊俏。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一两具冻死饿死的尸体。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如果我妈死了，我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六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两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青皮的二哥小名二狗，那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青皮打小就没少仗他二哥的势横行霸道。也就是我爸是开车的，能有好吃的，要不小时候哪轮到我做司令，他做军师？不过，长大以后，因为不在同一个学校，交往倒少了。见面点个头。

二狗是六八年戴大红花去的贵州，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得泪如雨下，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锻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去溪里摸鱼、捡螺蛳壳。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搂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

不过，广阔天地，乐趣无穷。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那些乡下婆娘真是活泼泼，眉眼儿俊，手底下勤，对付起那些吃她们口头豆腐的老男人来毫不含糊。三言两语，几个婆娘四面围上，扒下那老男人的裤头，摔几个屁墩儿，大笑着跑开。老男人捂着下身，跳进草丛，唱起山歌。唱什么山歌哟。就是扯黄腔。什么随你后生啷个硬，经妹炉灶软如绵。什么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什么郎姓毛。姐姓毛。赠嫁个丫头也姓毛。毛家囡儿嫁来毛家去。半夜里翻身毛对毛。

也开批斗会，主题是永恒的斗私批修，但哪有我原先见过的那般惨烈，完全是妇女工作大会。几名地主婆轮流讲她们当年虐待长工丫环的故事，讲得柳腮桃红眉眼汪汪，细节特别丰富。大队书记开会时一本正经；开完会，就与那几个地主婆眉儿来眼儿去。傻瓜都晓得大队书记与这些地主婆人人都有一腿。

有个笑话，说县里的工作组来村里，吃过饭，开过批斗会，大队书记把几个地主婆分头送进工作组成员的房里。一个工作组成员是年轻人，唬得跳出房。

大队书记在外面见了就问，怎么不在屋里干革命工作？

年轻人纳闷了，问，干啥子革命工作？

大队书记说，操×啊。

年轻人差点跌倒。

年长一辈的大队书记赶紧解释，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骑一骑地主婆，这就是革命工作。

年轻人大者说，这个我干不来。

大队书记一笑，压低声音，指指工作组组长的房，说，首长现在都干得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猛干，你不干，你不就成了反革命？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假若有，我很佩服这位大队书记的谈话水平，有逻辑有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大队书记的英明以及地主婆们的身子，这个村里的气氛还算比较祥和。日出而作，日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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