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岳云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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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变中医——瞿岳云教授别具一格的中医理论解读(深入浅出解读中医基本理论 索古探今辨析中医心悟心法)试读：
前言
所谓“悟”，是指在学习的基础上，对圣贤之言和经典论述，或某些问题念念不忘，殚心思忖，反复琢磨，终于心领神悟，获得独特见解的一种思维方式。“变”者，乃灵活多变性之谓也。就中医学而言，清代喻昌《寓意草自序》云：“闻之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内经》所谓微妙在意者是也。”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悟或曰“心悟”“心法”，是中医学认识发展史上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清代陈修园在《医学心法》序中云：“师以授之弟，父授之子，皆本心法，以为心传，医道何独不然……心悟乎古人之言，能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能曲绘古人意中之言。辨其是非，判其偏正……殆所谓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矣。”心悟与佛教所说的“顿悟”“悟性”有所类同，在早期的中医学著作中，常被描述为“慧然独悟”“昭然独明”等。清代医家吴体仁云：“诚以学非精详，不可以云学，学必会通，乃可以言悟，悟不先之以学，则无师而所悟亦非，学不要之以悟，则固执而所学亦浅。”说明了学与悟的关系。
如何悟？程国彭云：“学者读书之余，闭目凝神，时刻将此数语（指经典的某些命题），细加领会，自应一旦豁然，融会贯通，彻始彻终，了无疑义。”（《医学心悟·医有彻始彻终之理》）心悟，必经一个艰苦的思考过程，如吴鞠通自言“十阅春秋，然后有得”（《温病条辨·自序》）。正因为如此，故在中医学浩瀚的文献宝库中以“心悟”和“心法”命名的著作层出不穷。如程国彭之《医学心悟》、尤怡之《金匮要略心典》、朱丹溪之《丹溪心法》、薛己之《外科心法》、刘完素之《伤寒标本心法类卒》、吴谦之《伤寒心法要诀》、万全之《痘疹心法》、高秉钧之《疡科心得集》、镏洪之《伤寒心要》等，这种认同现象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独无仅有的。
由于心悟、心法的宗旨首先是着眼于领悟经典的要义，于是便有了《内经知要》（李中梓）、《本草备要》（汪昂）、《医学六要》（张三锡）、《素问要旨》（刘完素）等为名的医著应运而生。又因为心悟、心法因个体而异，且获得某种独有心得非一日之功夫，于是反映中医学家的这种难得之体会的著作，如《外台秘要》（王焘）、《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素问论奥》（刘温舒）、《伤寒蒙秘》（陶华）、《伤寒微旨》（韩祇和）等大同小异的模板。这些著作，基本上皆是基于“取其精华，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吴鞠通）的心悟诸法的结果，它确实是中医学家发展理论的基本形式和思维方式。
理论和实践雄辩地证明，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一般常规理论和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清代陈修园在《医学心法》序中云：“心悟乎古人之言，能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能曲绘古人意中之言。辨其是非，判其偏正……殆所谓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矣。”中医学理论，古朴而灵活，讲求知常达变。然而，其常者，知之犹易；其变者，决之甚难。但一般中医学理论专著，论其常理者众，言其变通者寡。吾有感于此，广泛搜集各种文献中历代医家和当今学者关于中医学“变通”理论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心悟见解，将向日零散之拾，条贯成文，索古探今，对中医学基本理论、诊法、辨证、病证、治法、方药及经典著作、各家学说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索性的反思辨析，遂结集为《悟变中医——瞿岳云教授别具一格的中医学理论解读》，以作引玉之砖。
观全书悟变之论，大抵可分为4类。
其一，对经典之论的悟变：中医学的经典之论，贯穿于中医学诸多理论之中，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当人们试图对某一理论或实际问题进行肯定或否定论证时，常常“引经据典”以证之。然而科学的发展，使关于科学上真理和谬误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种把真理与谬误绝然分开的观点已经陈旧过时，渺无市场了。因为科学研究往往并非在两个不同体系中确定一个，否定一个；或肯定一个为真，另一个是谬。今天，普遍适用的方式是通过理性的分析，对它们分别作出科学性、有效性和局限性等方面的评价。正是有鉴如是，本书以诸经重要论点为题，辨识其本根之意，分析各种诠释注解之误，以昭其本质，揭示真谛，以冀后学对这些经典之论有更为全面的正确理解。
其二，对史说之观的悟变：古今名医，各具风格，然史说但述其奇，而不能全面观之，如对金元四大家的认识即是如此。在中医学发展旅途的那场学术争鸣高潮中，他们最终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不同学派注目的代表人物，正是在这种“代表人物”盛誉的光环闪烁下，一经提到他们，沉积于后世医家及至今天中医学者头脑中的，抑或仰慕敬佩他们的，往往就只注重他们学术思想中最闪光、最耀眼的“亮点”（李氏善补脾胃、张氏长于攻邪、朱氏专独滋阴），这样就往往容易自觉或不自觉误入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泥潭”。因此，倘若能客观地分析他们形成不同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系统地研习其书其论，考辨其案其方，则定能察其全貌，对这些“学术代表”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而不失偏颇。
其三，对疑惑之点的悟变：中医学博大精深，却也遗留某些理论盲点。这些盲点究竟是历代医家著述的疏漏，还是文献整理汇集之不全？笔者不得而知，未敢信口定夺。然而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这些盲点欠缺的理论，却恰恰折射出与中医学传统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法度存有相悖而不完备之处，更需要我们去深究、辨析和反思。这样不仅可在理论上补其不足，使之更为完善系统，而且还可在临证中开启思路。
其四，对常理之说的悟变：这类专题颇丰，诸如盗汗不尽是阴虚，自汗非皆属阳虚；浮脉不独主表，沉脉非专属里；目通五脏，非独肝窍；可按者亦有实，拒按者亦有虚；五脏者藏精气亦泻，六腑者传化物亦藏等，为本书的重轴戏，它充分揭示了中医学理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医学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没有“终极真理”傲然出现的一天，人类对医学真理的探究也就永远没有止境。因此，本书所论专题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有些专题仅以案代辨，限于学识，笔到而意未尽之处颇多，敬请各位专家予以热情指导。
此外，本书之作得益于中医学术界众多智者及前辈的启示，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实为同道诸贤学者的共同结晶，本人未敢掠人之美，均在文中或节末一一注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书中所有心悟的命题，虽然提出了新的认识。说“新”，不是说历代医家从未论及类似的意思，而只是从另一层面、另一角度，在综合各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思考和领悟，提出的一己管见。所以，书中的某些认识，仅供读者参考。诸君若能从中得到哪怕一点点启悟，吾甚以为幸。湖南中医药大学瞿岳云第一篇 泛论先导1 当世之下纵横论中医
中医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在我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底气、最有后劲，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纵眼观天下，经验的自然科学，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相继被淘汰了。唯有我国的中医学，它不但把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保留至今，而且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医凭借着它卓著的临床疗效而具有无穷的魅力。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大奇迹。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医之源
中医药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医的典籍莫不贯穿这一思想。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阴阳五行，就不可能学好中医。有人认为中医学理论太玄，是古代的东西，因而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其实，这是不懂中医。当今之世，有的人总要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解释不通就说中医不科学，这就如同用芭蕾舞改造京剧、用足球规则裁判篮球比赛一样的“不可思议”。离开了中华文化的阴阳五行，不仅学不好中医，解释不了中医，而且永远理解不了中医。
古人云“十个秀才九个医”，就是因为过去要参加科举，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而读通了四书五经就很容易理解医理，也容易成为医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张仲景是汉代长沙太守，常常在大堂之上为人诊病。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宋代大文豪苏轼、科学家沈括，明代文学家高濂等皆是中医大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深通医学。可见，熟读经典，“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然而，中华文化从来都是海纳百川，它能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今天，但凡现代科技对中医有用者，中医自然会吸纳，不必什么都高喊中医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西医用的仪器设备，只要有利于患者的诊疗，我们当然可以用，那并非西医的专利。然而，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中医的用处是有限的。如CT、磁共振可以确定肿瘤位置、大小，但中医治疗时却往往“见瘤不治瘤”，凭望闻问切进行全身调理，辨证论治。可以说，没有必要如此“延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这就是中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在中医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传统文化和医疗实践经验结合的成果。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皮，中医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朽的著作——中医“四大经典”“引经据典”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引，援引；据，依据。意即引用经典著作作为论证的依据。关于“经”，《说文》云：“经，织也。”即布帛的织线为“经”字的本义。经者与纬之对也，纵曰经，横曰纬。“典”意为标准、法则，典范性的书籍。因而，所谓“经典”，是指在某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起到奠基或划时代作用或作出重大贡献的著作。就像儒家把《诗》《书》《易》《乐》《礼》《孝》《论语》等列为经典，当今把《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称作马列主义的经典一样，中医学则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奉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
人们都知道，建筑高楼大厦、飞架江河大桥都要有坚实之基。中医学术殿常之兴也自有其理论基石，它就是中医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等学说。中医基础理论，发源于先秦时代，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就像许多学科、学派有自己的奠基著作一样，中医学也有奠基之作，它不仅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且持续影响两千余年，至今仍被奉为中医学之规范，习医业医者必读、必通之经典。它就是我国现存最早、自成体系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书之取名，像我们人取名字一样，其中多含有某种寓意。《黄帝内经》书以“黄帝”之名，是一种崇古假托，也是汉代的时尚。黄帝为华族始祖，为世人仰慕之圣人，所以历代文人学士都以自己为黄帝的子孙为荣。托言黄帝以成书，其朴素的含义，乃溯源崇本，以示学问有根。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探究道理、规律）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意思是为了使人们相信自己的理论，就打着神农、黄帝这些传说中的古圣贤作旗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似于今日之某书承蒙某某著名教授审阅、某某专家为之作序，藉权威之名，以取信于人。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预防等医学基础理论内容，使长期积累的医药知识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建立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为学者不可不学，为医者小可不习。《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书。这部中医经典著作是以黄帝与其老师也是臣子的岐伯、伯高、少俞等以及学生雷公之间的问答讨论形式写成的，类似于现代出版的医学“疑难问题解答”之类著作。《内经》称“经”，意即本书为十分重要的典籍，医学之规范。该书记述了古代关于哲学、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是中国古代少见的科学巨著，故有学者将《内经》称作是以医学为主体的“古代百科全书”。
书中的黄帝是帝王，但这个帝王在岐伯面前，是问题的提出者，是以学生的身份出现的。书中的岐伯是黄帝的先生。黄帝问，岐伯答，一部《内经》就产生在黄帝与岐伯的问答之中。所以中医又称为“岐黄之术”。孙中山先生曾说自已是“学崇孔孟，业绍岐黄”。岐指岐伯，黄指黄帝。“岐黄”的称谓之中，老师的位置在前，学生的位置在后。《内经》这一写作形式，亦向后人讲述了这样一条重要的道理：早期的为帝为王者，并没有以最大的学术权威自居，他会虚心地向贤者请教自己所不懂的问题。虚心的黄帝，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永恒的榜样。
继《内经》之后，相传系扁鹊所作的《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该书以解《内经》之“难”为写作动机，故名曰《难经》。它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挥和创见，内容简要，辨析精微。
2世纪，中国诞生了一位医学巨人，即张机，字仲景（150-219），被后世尊为“医圣”。《内经》是一部理论性医学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范式，而中医临床医学的形成，则是以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它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其人，虽然名垂医史，却像许多著名科学家、医学家一样并不见于正史，其在《伤寒论·自序》中论述了他写作《伤寒杂病论》的缘由，因为疫疾曾使张仲景宗族的两百余口人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死去三分之二，以“救贫贱之厄”为己任的张仲景，“感往昔之伦丧，伤横天之莫救”，勇敢地面对严峻的现实，发愤钻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伤寒杂病论》后被分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主要是论述感受外邪所致疾病的证治规律，而《金匮要略》则主要是论述以脏腑功能失调为主的杂病证治规律，理、法、方、药俱全。后世的中医临床各科，均视《伤寒杂病论》为圭臬。被誉为中医“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其书为万世宝典，其人不愧医圣之才”。直至今日，《伤寒杂病论》仍是中医学子的必读经典。
在药物学方面，则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东汉以前在药物方面的实践经验，把中药学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该书收载药物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了药物的配伍理论，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这样，就分别以“四大经典”为基础，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临床病证辨治、药物功效等独特的中医药体系。缺一不可——大师与粉丝
中医要发展，固然需要一批技术精湛、医德高尚能妙手回春的大师级人才。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首先要让百姓了解中医、认识中医、信服中医。一句话，就是让老百姓有病能看中医，使中医服务有对象，实践有机会。否则，没有足够多的临床治疗历练，没有殚精竭虑、劳神尽心的摸爬滚打，是成就不了名医大师的，这就如同没有深厚的土壤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道理是非常明白的。名老中医，大多名震一方，名闻遐迩，可谓是学验俱丰之士。国医大师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民族的瑰宝，医界的精英。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学识和经验，更多的是中医文化的精神和风采，他们昭示着中医的未来和希望。为了弘扬中医传统，发展中医优势，使名中医，尤其是国医大师的精神、技艺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加紧培养中医名师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中医更需要“粉丝”。在中医历史上，不存在“粉丝”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命健康保障的唯一医学技术，而且是融入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人们熟悉中医，就像熟悉穿衣吃饭一样。对于中医的历史和文化，人们有目共睹，耳熟能详。首先，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免除重大疾病的劫难，保障民族体质品格的形成，其所达到的成就，是世界上别的任何一种民族医药所不能比拟的。像欧洲历史上动辄几千万的瘟疫死亡人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医药的巨大贡献。其次，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日益精进，由此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绝不是中医经验理论的简单堆垒，而是先人探索生命奥秘的智慧结品。其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把握生命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于是，中医的理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法则、价值取向，无不渗透到男女老少各个阶层，贯穿于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影响至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中医学作为利民保身之仁术，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关注与研习。早在《内经》中就指出医学之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从而把医学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医圣张仲景则大声疾呼居世之士，要“留心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魏晋著名医家皇甫谧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人之立世，于忠于孝都有学习医学精通医道的必要，从而加快了中医民间化、民俗化的过程。像“姜汤祛寒、糖茶暖胃”式的中医常识，也几乎是妇孺皆知。1000多年来，中医就是这样如鱼水般地存在于百姓之间，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自从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找中医看病的人相对过去少了，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等，看中医的人更为减少。时下的中医，似乎成了只看疑难杂病的专家，或者是在西医宣判无法治疗时，才无可奈何去找中医寻条活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的严重缺位，导致一般老百姓已经不知中医为何物，既不完全了解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也不了解中医能看哪些病。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信服中医、追寻中医呢？因此，中医要培养自己的“粉丝”，让最基层的老百姓有病能了解怎样看中医、吃中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老百姓的推崇，没有人愿意看中医，中医只能是高楼深院里被研究的对象，或者像京剧那样成为文人雅士的欣赏艺术，甚至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中医临床实践的缺位，何谈中医事业的发展！科学发展——中医的普及与提高
大自然生其人，养其身，治其疾，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但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些并不是标注好了，而是需要通过人的发现、实验才得以知道；然后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分析、总结，掌握了一定规律和方法，用在防治疾病上，就形成了中医学。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充分体会到，现代社会需要中医，中医可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但必须忠于和勤于中医，最大限度地应用中医学科技，吸收所有能为中医利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医学的进步。也就是说中医学要提高、中医学要发展。
但中医更需要普及，只有中医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人们才不会面临科技越进步治病越贵的局面，也不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由于中医普及的局限，本来可以用中医普通科技来治疗的疾病，为数不少的国人不得已而选择了“高科技”治疗，这样治病的“难”和“贵”就难以避免了。例如，本来一般感冒2～3剂中药二三十元钱就解决了问题，但现在，多数人上医院检查化验，加上输液购药动辄上百元已不稀奇，也就是说，相比现代医学，不少疾病中医治疗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身体的或经济的都要小得多。如果中医能得到更大限度的普及，人们就会乐于选择中医。因而，加强中医的普及，提高群众对中医药的信任，不仅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要措施，也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出路。
中医学的临床范围是广泛的，临床阵地也是宽广的，不但能解决常见病，而且能治愈顽疾和一些西医的“不治之症”。人们的信仰和观念，取决于他们所见的事实，虽然看到的是具体的医生个人，而认识的却是中医。人们只有得到中医带来的福祉才能信服中医，也才会了解中医。中医学理论和技术是可以掌握的，只要我们踏实地学好用好中医，中医才能会具有更蓬勃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西医之别——人的病与病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例：甲某平素没有不适的感觉，但在体检时发现血压为160/95 mmHg，于是就被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可是使用降压药将血压降至120/75 mmHg后，反而出现了头晕乏力、四肢倦怠、眼花朦胧等症状，致使生活质量大为降低；乙某自觉身体非常不舒服，感觉到明显的乏力头晕、疲倦纳差、心烦失眠，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却仍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诊断，因为各种检查化验的结果都显示为正常。这时，对诸如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亚健康等治疗，西医也就束手无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西医学概念中，化验和检查的结果是诊断疾病的唯一依据，它只是注重单个指标的数值大小或是某脏器形态发生了变化，不管这种异常对你的正常生理状态是否产生了影响和破坏，这时西医就会告诉你这是“病”，就需要治疗。治疗后只要指标正常了，治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当人体生理状态受到影响，产生了各种不适，但在化验检中又发现不了什么异常的时候，西医就不承认这是疾病，化验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有病。既然不是病，那当然也没有治疗手段，这就是只注重化验检查而不注重人体内在平衡在疾病中的意义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西医注重的只是人的病，而中医注重的却是病的人。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个组织器官和各种物质成分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样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才能够完成复杂的生命活动。因此，人体在复杂而完善的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状态时，系统就能正常运转，机体就处在健康状态，反之则是疾病状态。在这种整体平衡理论指导下，中医学就提出了一个与西医学迥然不同的健康与疾病的概念，那就是不把单个的化验、检查指标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准，而是将机体的内在整体平衡状态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准。中医并不是排斥现代的检查，而是强调把检查和人体内在平衡有机的结合起来，将人体内在平衡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最终依据，“阴平阳秘”即是健康状态，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就产生了疾病。
因此，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不仅只是治人的病，而更注重治病的人。这犹如一潭发臭发黑的死水，通过水质的化验发现，水中的腐败菌大量滋生繁殖，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腐败菌是潭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希望用杀死腐败菌的方法来改善水质，那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可取。因为这忽略了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是潭水失去流动性后，其整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形成了适合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如果不从根本上去除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如引入活水，恢复水潭的生态平衡，而采用杀灭腐败菌的方式是不可能使水质得到根本改善的。中医学对“人的病与病的人”辩证关系的认识，亦于同此理，只有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疾病观，才能既治人的病，又治病的人。2 迎难而上柳暗花明——论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思路与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都是由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决定的。医学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由它的临床疗效所决定的。临床疗效是医学的核心问题，没有临床疗效，医学也就没有生命力。中医学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正是它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疑难病症，给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危害，因而不仅受到医学界，同时也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医学界近几十年来，对疑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其中若干疾病病因病理的阐述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在治疗上鲜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治疗疑难病症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当世之下，对疑难病症以西医病名和诊断为基础的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各施其长，优势互补，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云：“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病不贵能延医，而贵能延真医。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难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难病也。难其事之难也，斯非常人可知；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景岳全书·传忠录·病家两要说》）纵观中医发展史，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疑难病的诊疗上有所突破，或建立新方新法，或临床疗效卓著。疑难病症的辨证治疗，是中医学研究的新领域。深入开拓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研究，是现实临床实践的急切需要，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度，新的疑难病症又不断增多，现代人类不少疾病，西医学亦苦无良法，疗效不佳。因此，加强中医对治疗疑难病症的研究，发掘、探索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理、法、方、药规律，不仅是临床的客观需要，更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战略之一。疑难病症的概念与范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后，中医学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疑难病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论及中医疑难病学科，首先应搞清几个基本概念，诸如什么是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的范畴。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治”“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科自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疑难病诊治的临床报道及概念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众多中医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认识、理解及视角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患者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
2.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
3.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
4.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
5.中医与西医疑难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义；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疑难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
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什么是中医疑难病学？中医疑难病学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对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辨证治疗及护理、预防保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医疑难病学，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并吸收现代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认识的先进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仅限于疑难病范围。其研究内容为：
①疑难病的发生原因；②疑难病的发展状况；③疑难病的转归机制；④疑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⑤疑难病的临床护理；⑥疑难病的预防及保健。其研究方法是应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进行理论与临床综合研究。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可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辨治疑难病是反映学术水平及技术水平的标志。
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临床实践的需要。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临床实践的总结。加强中医疑难病研究，发掘整理前人积累的防治疑难病的临床经验及诊治疑难病的理法方药，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疗法及方药，从而建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又去指导中医疑难病临床实践，可避免盲目实践，重复研究，节省人力物力，从而可迅速推动疑难病辨治出现新局面，使疑难病防治整体水平提高，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措施。
中医学历数千年而不衰，也正因为它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如果中医在防治疑难病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进步，或者在某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医药学，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积极发展中医疑难病学科，解决一些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那么中医学将会引起全球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也必将推动中医药人才交流，扩大中药材国际贸易，推动中医学国际化进程，使中医学成为全球人类共同财富，并将推动世界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疑难病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从医学诞生之日起，就广泛存在着的。这些医学难题迫使历代医学家们去苦苦钻研探索，寻求解决方法，医学也正是在这探索追求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我们传统医学工作者应加强研究与探索，必将会给古老的中医药学创造一个美好而灿烂的未来。“气形”理论对疑难病症发生学的揭示
疑难病症的诊治若要取得突破，必须研究疑难病症的发生学，而首先又必须研究生命甚至整个宇宙的发生学。中医学理论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提供了独特的见解。《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化生精，气生形。”现代“大爆炸”理论证实，世界的所有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真空能”状态的原始宇宙经过百亿年的逐渐演化而来，人同样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气生形”），人是分化系统，是“自组织”的产儿，而不是原子的组合。依据发生学观点，世间万物（尤其是生命）首先必须内禀能够产生自我的功能A（“气”），由功能A产生并维持结构（“形”），这种结构又负载功能B。疾病的发生，首先都是源自功能A的异常，进一步发展则表现为结构改变。西医学已认识到器质（结构）性病变与功能B病变，但忽视或否认功能A的病变。中医学强调“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侧重于功能A的调理，要求我们应该向器质性病变之前（功能A异常）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开拓，疑难病症研究理应瞄准这一方向。
西医学的对因治疗、对症治疗、病理治疗、补充治疗或替代治疗等疗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情况下对常见病症可以做到手到病除。但对疑难病证则往往显得“黔驴技穷”，而且由其导致的毒副反应与医源性疾病等弊端已日益暴露。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人体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致病的、治病的、愈病的枢机是什么？中医学给出了明确回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现代科学认为，生命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人是自组织的最高典范，致病的、治病的、愈病的因素都要通过人体自组织发挥作用。只要理解和承认自组织机制在发病与愈病中的作用，就必须提出和研究治疗层次问题。疑难病症大多都是人体最深层次“生命节律”的紊乱或崩解，不达病所或不触枢机的对症治疗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大家王冰对《内经》的经典注文：“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明确地把病变、病机分为3个层次，即“阳光”和“阴翳”、“水”和“火”、“水之主”和“火之源”，要求把治疗的作用点放在最深的那个层次，即水之“主”、火之“源”，而不是“阳光”和“阴翳”，也不是“水”和“火”。努力探究导致各种疑难病症的“主”和“源”，并创立相应的应对措施，正是摆在中西医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战略高度开拓研究思路，中西医学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法（原）则。“实者泻之，虚者补之”；“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即中医学之治疗法则；“见炎消炎，见毒抗毒”；“心衰强心，失液补液”……即西医学之治疗原则。通常情况下，这些法则是科学的，有效的，必须遵守。但对于疑难病症，这些法则大多失灵。问题在于，“虚、实、炎、毒”只是病症过程中的一个表象或判据，在病症表现为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链的情况下，按照上述法则治疗必然起效，而疑难病症大多表现为原因不明、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各异、转归难以预测、规律不易把握的“混沌”现象，犹如一团乱麻，但不可以快刀一斩了之，可谓“急则愈坚其结，缓则可清其绪”。这样就不得不从“最高一级的一般”的哲学高度来思考，不得不提出一个高于一般治疗法则的法则——治疗战略问题。名老中医诊治疑难病症经验形成规律探析
在整个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代、近代、现代名医辈出，群星璀璨，他们有的穷一生之智、竭一身之虑，著旷世奇著；他们有的历千辛万苦，以神农为榜样，立一家之医药巨著；他们有的以博大的爱，活人无数，而又就一腔热血，成一家之说；他们有的由博返约、衷中参西，献奇妙之方药，为后人在难治大病、重病上留下心得验录。他们这些令吾辈汗颜的经验，汗牛充栋，浩繁纷杂，是我们吸取和发掘的“富矿”，他们的经验也是他们成为名医的最充实的力证。宏富经验的形成是否有什么“奥妙”可言，有规律可循，是否能在自己刻苦努力的前提下，循规蹈矩而事半功倍地尽快登堂入室，担当起救民于疾苦之中，弘扬我中华国医之重任，是吾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课题。
学者葛元靖等，通过对许多名老中医的成才经验和治学方式梳理；深究其学术思想之精华和人生厚重的阅历；极尽深挖精思勤悟之能事，认为可归纳为几条共性的规律。
1.博览群书，重视人文精神，注重人格魅力的煅铸：酷爱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及其派生出来的文化，是名老中医们成才的第一要旨。大凡中医学历史上留下“活人无数”“屡起沉疴”“效若桴鼓”美名的名老中医们，尽管他们诊病专业领域不同，性情禀赋各异，但都有着爱生命、爱人类的博大胸襟，有着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执著追求，有着扎实深厚的人文素养，有着能托举自身人生价值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他们博览群书，文、史、哲、天、地、生无所不涉猎，达到了“治学三境界”。第一境界：了解中医、洞悉其理论内涵，如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钻研中医学理论做学问，弘扬中医。成就中医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须经历刻苦辛劳、呕心沥血的学习和实践，呈“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经反复学习、探索、研究、创新的历练，终获成就。功夫用到便会豁然开朗，有所发明和发现，心有所得，验有阐发，临证挥洒自如，受用无穷。真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读书的境界正是他们酷爱中医，欲为大医之信念所致。这三种境界本身就是成功的人文精神所体现，也是煅铸人格魅力的具体方式。这是他们攻克疑难奇病杂症的基础的基础，精神的动力，攻关的勇气，是他们成为具备“高超的中医理论水平，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三大基本素质大医、名医的总纲。
2.崇尚中医经典，善于用经典，指导临床迷津：视临床为从医之本，是名老中医攻坚克难的共同特点和规律。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而疗效在于经典。古代医学经典浩瀚，其中《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誉为是中医学的“四大经典”。所谓经典，是指在某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起到奠基或划时代作用而作出巨大贡献的著作。《博物志》云：“圣人制作曰经。”儒家把《诗》《书》《易》《乐》《礼》《孝》《论语》等列为经典，当今把《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称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是这个道理。在当代高等中医教育中，不少学者正大声疾呼：“四大经典”绝不能丢！
正如一切不朽的古典著作一样，《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中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医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说明阶段，为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自这部著作问世后，它就成为医道之渊薮，医家之圭臬，在中国医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寒暑交替已经历了两千多载，但《内经》阐述的医学基本原理，至今仍是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和创新的源泉，指导、规范着一代又一代医药学家的临床实践和思维。中医学确实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度里，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通邑大都抑或穷乡僻壤，司医药者都使用同一种术语，信奉这一共同的理论。《内经》是中医学的不祓之祖，这个结论不必引证历代医家对《内经》所作的无法再高的评价，也无须统计历代注解、发挥《内经》的医著数量，只要翻一下今天各级中医基础教材的任何一本，便昭然若揭。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用《内经》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治疗，在很多方面能够达到现代西方医学难以达到、无法解释的医疗效果。如对某些疾病的奇效，使不少西方学者瞠目。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在科学史上确属罕见。这是历史的肯定。
谁重视经典，谁下苦功夫研读并不断地践行经典，在继承经典上创新，谁就能将中医发扬光大，由经典历练出来的诊治疑难病的经验，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纵观中国医学史，不读懂经典，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不可能成医学大家的；不会用经方，就不能治大病、难病。张仲景熟谙经典而成为上救君亲下救贫贱之厄的医圣。历代中医大师的辉煌成就和学术观点，无不受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深刻启迪。这就是当代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提倡的“读经典，做临床”培养“铁杆中医”之道理所在；这就是国家要花巨资培养“传统的高层次中医临床研修人才”之道理所在；这就是现代派博士中医要提倡师古而不泥古、活用经方攻顽症之道理所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中医学会要搞“经典大温课”学术活动，今天全国再提“重经典，用经方，早临床，多临床”之道理所在。现在一部分西医处理上比较棘手的病症，之所以中医不敢和西医竞争，缘于真正会用经典理论和经方辨治疾病的高手太少了，缘于真正明白《伤寒杂病论》精髓的中医太少了，懂得并善用经典理论指导辨证，圆通活法运用经方的中医太少了。而按照西医的思路使用中药的中医却大有人在。炎症，有的中医师便认定是“热”“火”，而大上清热解毒类方药；动脉硬化，有的中医便附和是“瘀血”，赶紧开一堆活血化瘀类方药；高血压，有的中医便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肝阳上亢”、立马用上平肝潜阳类方药等，不一而足。如此这般不讲“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特点，不以个体脏腑阴阳整体平衡来辨证、立法、遣方、用药，而简单地套用西医某些理论来开中药及中成药，看似简单、容易、快捷，但实是思维上的懒惰，理论上的弱化和盲从，严重脱离了、矮化了中医独特而严谨的理论和思辨体系，疗效大打折扣。
以经典理论为指导，源自临床和经典中经方的深悟。独步医林，独领医界风骚，凡在临床各科有建树的名老中医，最具有总结几十年针对各病症用药的丰富经验，更有甚者以善用某药而疗病效若桴鼓。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因擅用附子，精研四逆温阳之辈，结合云南地域特点，重用附子，推重阳气，崇尚经方，后人称他为“吴附子”，饮誉全国。现代名医李可老先生，参透玄机，道在江湖，“用药让人胆战心惊，疗效让人目瞪口呆”打破常规，有时可重用附子200 g，可谓步“吴附子”之后尘者。南通之朱良春老先生善用虫蚁之药，数量及配伍妙不可言，常用之于重患疗效出奇，是善用心者之榜样。北京学者焦树德教授更以善用藤类药物治痹证之顽症声名远播，络石藤、海风藤、忍冬藤、石楠藤、鸡血藤等的加减化裁，经方用之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自古而今，凡诊疗疑难病症有宏富经验者，必有自己总结的独特之用药经验，更有因用药配伍精、准、验而以药饮誉病患之中和杏林之中。
3.知常达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医学术历来重视发挥灵活性，讲求知常达变。达变能力的高低常是衡量医生临床水准的重要指标，然“知常达变”之功非一日修炼可成，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具备一定的临床阅历，更要有悟性。所以，学习中医要在“悟”字上下功夫！
中医临床是中医学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尽管有人说：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是不科学。对此科学与不科学之说，在此暂姑且不论。但一代伟人邓小平曾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中医药来说，“有疗效就是硬道理”。正如当代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教授所云：“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本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我们必须在临床实践方面多下功夫，在实践中探索，探索当然渗透着理论，而成为一名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临床家。探索实践是医药理论的源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临床相的观察导致病理机制研究的展开，所有疾病都靠临床来发现，一切疾病在活体上的表现及其变化规律，也得靠临床活动加以确认。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就是中医学在这方面的典范。
4.倡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临床：用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指导临床，病证结合，以临床疗效为准绳，验明自身知识储备，拾遗补缺这一条多为现代名中医所遵，以便有更多机会与西医对话，中医治疗疑难病症的疗效之所以常常受到西医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医疗效在现代医学关注的“疾病”关键指标上显示度不够，也就是说缓解症状可以，改善指标难。中药药理研究基于病理生理展开，针对疾病、靶点明确，为提高疗效提供了有力武器。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不仅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也是成果验证的最佳途径。通过对现代药理研究的有效成分、组分所属的原药材进行传统药性回归，将辨病、辨证、现代药理、传统药性整合于现代中医临床诊治思维中提高辨病疗效。同时对有效成分、组分的传统药性回归研究又可丰富和完善传统药性理论。中药现代药理研究是针对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展开的，与辨病论治却没有直接联系，因而临床应用时无从下手。拿来就用，恐组方杂乱无章，不像中医。不拿来用，治疗“疾病”疗效又不理想。因此需要一个能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连接起来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病证结合”思路。上海学者施杞乃中医骨伤名医，用现代科技结合中医骨伤理论长期开展脊柱退行性疾病、骨代谢性疾病、骨肿瘤等中医药治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出“动力失衡为先，静力失衡为主”是颈腰椎病发病力学基础，创立了“从痹立论，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痰瘀兼祛，肝脾肾同治”的脊柱退行性疾病治疗学术思想。开展了具有中医骨伤科特点的模式动力病理学研究。他可以说是提倡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骨伤科临床才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些大师们动用自身知识储备，选方用药衷中参西，总结出准绳，当一药多效时择其主要药效，当一药药力不足时可选择多药组合共同针对疾病的“靶点”，佐使药可择其相同功效但药性相反的药佐制原药性以负太过伤正。用现代科技成果武装中医，用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指导临床，加上自己现代科技、药理知识就能归为敢于创新、寻求突破，用药峻猛而出奇制胜的高手。因为他们懂得“科学地阐明中医药疗效机制，要比说明中医药的疗效难得多”。
纵观古今名医，不论是名于何处，均能在疾病中找到他们的擅长，以擅长中找出他们的学术智慧和学术经验。找准切入点很重要，这就要多读书、多交流，有个由博返约的过程，这个切入点似战争中的战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切入点也像科研的设计，“设计有误，结果肯定不对”；这个切入点也是从医立志为之奋斗一生的转折点，找准找好后，才谈得上“刻苦努力”，“挑灯夜战”的奋斗，坚守而不浮躁，终能有“春华秋实”的一天。这是我们研究名医治难治病的终极目标。
5.尊师重道，不耻下问：他们师从有名或者无名，擅像海棉一样吸取无论来自何方的为医治疗经验和一技之长，完善自己的学识，充实自己的诊疗经验，终成大家，终于青出蓝而胜于蓝。所有名老中医在讲到古今名医时总是滔滔不绝，讲他们的学术思想精粹时，对先贤们充满尊师重道之感。充满崇敬就更坚定习医研读、勤于临床的动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对历代医家的学术经验多有发挥，多有钻研。由于临证各医家研究重点不同，形成许多学派，而学派都是有“掌门人”的，这些掌门人都有讲不完的临证知常达变经验，都是活人无数的名家。由于他们学名医临证之经验，他们也就成了后世之名医。经方派、时方派、寒凉派、温补派、伤寒派、火神派、补土派、滋阴派等无一而足，学术思想可说是多如星河。学习他们也就不难理解现代名中医也喜提到自己是哪门、哪派了！也有的名医只有一技之长，但诊法奇特者有之，治法奇特者有之，用药精妙者有之，外治独特者有之，而他们应算有心的医生而不是名医，现代的名医也对他们的学术经验不耻下问，“行千里路，取万条经”完备自己的学术经验，他们也善于师从民间的医生来成就自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真是不胜枚举。充实了自己，完善了自己的学术经验，自然他们就成名医了。志存高远，恬淡虚无，体健神清，终能成名医、大家。凡能出奇制胜诊治大病，难病的名医不论古今，大多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志，宽阔的胸怀。他们恬淡虚无，真气内存，不被浮躁所影响，不为世乱所动摇，数十年如一日，专攻难病、大病、急病，视救人于水火为医之最高境界；他们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外世纷繁不能诱惑，不能使他们放弃诊脉救人。他们要达到以上境界，不体健神清行吗？杂念太多行吗？疑难病的规律何在，有精力去精研吗？名医者寿——这也算一条规律吧！一个经验都还没来得及继承就夭折的中医师，还能“创新”“发微”“成家”“立业”吗？！疑难病症的辨治思路
1.详审病因、病性、病位的常与变：在临床中杂症百病丛生，不但表现繁多，而且在病因、症状、治疗上具有“疑”“难”“杂”的特点，在病因、病机上很难把握，因此治疗也颇为棘手。患者为何会无端患病？疾病表现为何会千奇百怪？如何来处理疾病？在临床上没有无原因的证候，任何疑难病的证候都是在某种原因的影响和作用下，患病机体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反映。传统辨证论治手段对于指导分析和诊断普通疾病尽管已经非常完备，但在临床中却往往遇到患者病情“疑”“难”“杂”的特点，这时就需要采用了独特的思维方法。
中医病因，侧重整体。尤其是对疑难病病因的个性探索，不仅要理解多病共因，也要追究百病百因，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完全满足于“三因”学说。审证求因要做到不囿表面所见，临床细究病因，拓宽思路，辨证入微。
辨病性，疑难病的病性复杂难辨，临床多见阴阳错杂，虚实并存，寒热兼夹。辨病位，任何疾病大都归属五脏六腑，这是无疑的。然而，疑难病的病位，又应结合临床思辨来定位。在疑难病的治疗中，没有一个诊断、一套治疗方案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疾病发展而定位。如肝硬化腹水，病位在肝，但当出现腹水时，就应看到肝硬化波及脾肾的因果关系，此时则重在调理脾肾。换言之，肝硬化在通常的条件下，以疏肝软坚散结为治，而在腹水突出的情况下，治疗又应侧重脾之运化，肾之通调功能。
2.冲破西医病名的禁锢：许多医生临证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拘泥于西医病名或检验结果，不同程度地束缚了中医传统辨证论治的临证思路。中医治疗疑难病，必须遵循传统的理论体系，学好用好辨证论治，突出中医特色，不要拘泥于西医的病名诊断，要从整体观、动态平衡观、天人相应观、七情与脏腑内在联系出发，运用中医诊察疾病的方法步骤，对整个病情进行分析、判断，辨出病证，然后进行论治。
3.辨识真假疑似：疑难病的证候往往表里不一，症状杂乱，许多病都有种种假象。许多疑难病疗效不佳就是由于真假难辨，或真假误辨所致。故临床要特别注意鉴别阴盛格阳、阳盛格阴、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情况，还要注意脏腑主病主症与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对一些证候、病状、舌脉不一致的病证，要善于从舌脉方面认真加以审辨。辨别真假，还要注意识别某些西药引起的假象，如服用雌激素可致舌质红，服用某些抗生素可致舌苔增厚出现黄褐苔、黑毛苔等。随着应用西药的情况日见增多，对于识别因某些西药所致的舌象，唯有以辨证为依据才能提高疗效。
4.延长“四诊”，微观辨证：有些疑难病症用宏观辨证施治得不到满意的疗效，应借助微观检查，以探明病因，重新审视组方，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是这类疾病一部分浅表病情已表现，另一部分深层病情尚未出现。后者多有实质性病理变化，处于主导地位，不治后者，前者无法解决，使宏观辨证无效。
5.增加新说，开拓思路：（1）参合辨病，优势互补：辨证是从宏观整体入手，对于局部病理往往考虑不够，有失之于过疏、针对性不强的缺陷；辨病则多着眼于局部微观改变，其针对性虽强但常有短于过偏、忽略整体的不足。辨证结合辨病，辨病使辨证进一步深化，则更有利于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许多表现不循常理的疾病，只有精于辨病，才能正确、完善地辨证。（2）拓宽知识广度：一定要拓宽知识广度，才能面对杂乱的症状进行全面分析。如眩晕一症，既往多从肝阳上亢、痰湿中阻、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等方面辨证，而颈椎病导致的椎动脉痉挛或狭窄、椎基底动脉系统供血不足所致的“颈性眩晕”，若以传统方法辨证虽不悖医理，但由于针对性欠强，以此引导治疗，效果可能不甚理想，至少疗程较长。结合辨病，则此病有瘀血阻络、脉络失畅、脑失奉养的病机存在，治疗重点应参入活血化瘀之法，并结合传统的全身辨证，对解除脑供血不足的疗效较为迅捷。再如倾倒综合征，中医典籍并无此病记载，乃胃切除术后并发症，该病症状奇特、繁杂，辨证无成熟思路可循，临证之时颇有无从下手之感。结合辨病考虑则较为方便，此疾乃因胃疾术后，中土受损，脾阳虚弱，运化传输无力，以致水饮停于胃肠，水谷不得化为精微而输布全身，上奉髓海，治宗温阳化饮，运脾升清，每能取效。（3）关于临床诊断标准：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来自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反映了疾病的真实性，随着医学的进步而不断完善，以便科研和学术交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更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然而标准是疾病的共性，是一般规律的总结。随着历史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某些疾病也表现得不那么典型了。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疾病，人们并不熟悉，故医学诊断标准永远不会有终点。
6.突破常规，另辟蹊径：一些疑难病，采用中医传统治法，即使辨证准确，用方用药合理，但其疗效却不一定满意。对这类病症，不必一味拘泥于传统辨证或固守某法某方，而是应开拓思路，融汇新知，老法新用，中西结合，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实践证明把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与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用于治疗一些疑难病，是一条大有潜力的途径。从总体讲，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不断地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为我所用，补己之短，以求发展，而不能孤芳自赏，固步自封。
仔细分析病情，拓宽思路，另辟蹊径，往往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临床上耳聋多从肝胆、肾调治。然而许多耳聋患者，并无肝胆、肾经见症，反有肺卫不和之状，取宣肺之品疗效甚佳。具体方法有：①久病复杂，多法联用，攻补兼施；②阴阳真假，反激逆从；③多法兼备，严谨组方；④虚不制邪，养正徐图。
7.“心中有西医，眼中无西医”：所谓心中有西医是在对疑难病的诊断上，在治疗效果监测上，在预后的判断上，应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和技术，尽量做到诊断明确，使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疾病，它的目前治疗水平怎么样？西医有无特效的治法和药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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