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林飞,顾庆良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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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试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形成[1]以全球价值链（Globa.Value Chain, GVC）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Globa.Production Network, GPN）。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了一次重新定位，将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张辉等，2007）。在此过程中，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层次，总体地位还不高，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汪斌，2006）。因此，中国产业如何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提高国际分工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自20世纪20年代起，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刘俊海，199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资本地位不断上升，而世界劳工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因此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问题（常凯，200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全球跨地域流动以寻求最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和生产使得跨国公司不受当地劳工立法的制约，减少了对生产工人的直接管理与保障。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商。在跨国公司的这种“订单转移”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争取到订单而不得不陷入一种“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强制加班、严格管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同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兰荣国，2006）。资本在全球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的“向下竞争”，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余晓敏，2006）。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批评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并纷纷发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Anti-sweatshop Campaigns）。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Responsibili-ty, CSR）运动（张忠，2005），个体的利益相关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组织等对公司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谭深、刘开明，2003）。受全球化和竞争的双重压力，跨国公司也通过制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COD）来规范其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领导者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如COD、SA8000认证）来约束其各生产环节中成员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当今社会最流行的概念之一（Kagnicio-glu＆Kagnicioglu，2007）。
以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的[2]入世和扭曲的全球纺织品贸易体制——多边纤维协定（Multi-Fiber Agreement, MFA）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有效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总体上来说，大量出[3]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品牌贡献率较低，服装出口单价也出现[4]下降的趋势。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议价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面对着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劳动力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一大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地方政策导向变化等因素导致我国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关停，但“劳工荒”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熟练工”依然存在较大[5]缺口和隐患。解决“民工荒”的主要路径只能依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员工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这就意味着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这又给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加工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2010年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多连跳事件”是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极端和集中体现。作为一家优秀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构建了“高品质”（“技术领先的客户化体现”、“客户快速响[6]应”和“总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为了与上端研发产业及下端市场接口，不得不在制造环节加大设备和技术投入，而对人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从而降低总成本。但随着产业发展升级，制造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由2000年前后的20%左右下降[7]为目前的5%左右。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的数据表明，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8]售价的2%，少得可怜。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链布局和竞争[9]压力传递机制，直接传导到产业链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造成整个产业系统持续的关键问题在于：已有劳动法的国家执法的缺失；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低工资、过多或强制性的加班；充分的劳动者管理代表[10]的缺失等。劳动者的压力无处传导就用极端的“跳楼”形式表达，惨痛地体现了代工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在两难困境的情景下，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解题？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一种投入转化为产出，使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提高本地供应商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议价权？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供应商与买家、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凝化剂，使得企业的网络组织更为稳定？这些问题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产业升级”这一焦点问题展开，需要学术界作出解答，为企业界走出困境指明方向。
二、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主要沿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重点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发展、动因及其绩效；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升级路径及其模式和内涵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Zhao＆Gu，2009a）。以Gereffi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以东南亚的服装产业为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本地供应商一条从组装（Origina.Equipment Assembling, OEA）—委托加工（Origina.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自主设计和制造（Origina.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DM）—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 OBM）的产业升级路径（Gereffi，1999；Bair＆Gereffi，2003；Humphrey，2004）。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Barrientos etal.，2008）。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有四种模式：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Humphrey＆Schmitz，2002），不同模式有着不同的创新行为和绩效（Kaplinsky＆Morris，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al.，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al.，200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所替代，研究的重心也逐渐转向社会升级问题，关注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al.，2008）。
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及其策略（黄永明等，2006；刘芹、陈继祥，2006；胡丹婷、汪佩霞，2007；梁文玲、李鹏，2008；卓越、张珉，2008等），而对纺织服装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不多。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等暗含着关系（Bair＆Gereffi，2001），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Remesh，2007）。Ahmed和Peerlings（2009）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和Gu（2009c）对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企业不同的经营模式与体面劳动的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经营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Zhao＆Gu，2009a）。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得到实证检验。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从理论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通过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相关的结论。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1]
似乎国内多数学者将其表述为“全球生产网络”。如Shahid Yusuf等（2005）；刘春生（2006）；刘德学等（2006）；鲁邦旺等（2007）。笔者认为，“Globa.Production Network”所涵盖的范围涉及特定产业的设计、生产、营销和物流等所有环节，而不仅限于生产环节，用“全球产业网络”一词更合适。因此，在本书中采用“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同样的，文嫮（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采用了“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吴晓波等（2007）则用了“全球制造网络”的表述。
[2]
M FA/A TC是设计通过限制更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的进口（比如中国）以保护美国和欧盟的国内产业（Thoburn，2009）。
[3]
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232页。
[4]
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服装行业发展报告，第59页。
[5]
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116页。
[6]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姜汝祥），中国经营报，2010-05-31。
[7]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吕峰），中国经营报，2010-05-31。
[8]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刘步尘），中国经营报，2010-05-31。
[9]
资料来源：金碚，从富士康事件中吸取教训，中国经营报，2010-05-31。
[10]
Forstater M.Sectora.coverage of the globa.economic crisis：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financia.and economic crisis on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sector.Internationa.Labour Organization（ILO）Sectora.Activities Programme，2010：5.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是本书两个核心概念，涉及的文献颇多，本节仅择其要，对两个概念的演变进行梳理，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础。总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经历了从“责任”到“战略”的演变，而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则从一般理论转向产业实践，其研究视角出现微观化趋势。
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从“责任”到“战略”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可以看成是两条平行路径的结果（Vurro，2006）：一是政策制定者和组织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而推出的概念。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可持续发展协会（WBCS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U）等。二是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模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管理工具和行为指导原则的明确界定的演进过程。
在学术文献中，CSR是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Hatch，2007），Carroll（1999）回顾并讨论了学术文献中25个关于CSR的不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定义是由Bowen（1943）给出的，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寻求其政策，做出其决策，或采取令人合意的行为底线的义务”（Perrini etal.，2006）。Carroll（1991）的金字塔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Donaldson和Preston（1995）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则包含了利益相关者的思想。Kotler和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通过企业自主决定的经营实践和企业资源的贡献而提高公共福利的义务。Sacconi（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的延伸模型。刘俊海（199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卢代富（2002）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陈永正（2004）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归结为企业与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对于企业利益的实现机制的重构。
不同的学者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过程。De Bettignies（2002）回顾总结了1955—2002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含义，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划分为十个阶段：企业慈善（1955）、企业伦理（1960）、企业社会责任（1965）、利益相关者模型（1970）、企业社会响应（1975）、企业社会绩效（1980）、企业社会公正（1985）、可持续发展（1990）、三维基本底线（1995）和企业公民（2002）。Juholin（2004）根据Frederick（1994）和Vercic（1994）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五个阶段和类型：CSR0（Public Responsibility 1900s—1930s），强调公共利益；CSR1（Corporate Socia.Responsibility 1930s—1970s），企业社会责任，关注普通公众；CSR2（Corporate Socia.Responsiveness 1970s），企业社会响应，重点在于公司社会关系管理；CSR3（Corporate Socia.Rectitude 1980s），企业社会公正，强调双向均衡的公共关系；CSR4（Corporate Socia.Reason 1990s），企业社会动机，强调企业的公共关系不仅仅在于有效、正确地管理公司的关系，而且应该完全地参加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沈洪涛和沈艺峰（2007）则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五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司社会回应（20世纪70年代）、公司社会表现（20世纪80年代）、利益者相关理论（20世纪90年代）、公司公民（21世纪初）。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由最初的“责任”转向“战略”思想。Kotler和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A Shift fromObligation to Strategy）”。Perrini等（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等内容，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orter和Kramer（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姜启军、顾庆良（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的是企业竞争力，对员工流失率、企业声誉有影响且有显著性差异。Zhao和Gu（2009a）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主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二、产业升级：从一般理论到产业实践
传统的产业升级理论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宏观，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经济现象（芮明杰，2005）。产业结构的演变可以带动经济结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和升级（王述英等，2006）。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理论有西蒙·库兹涅茨的总体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以及钱纳里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型。
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在第三个重要因素——结构变化研究中，不仅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总量增长的一般关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其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变动率都比以前高得多。首先，假如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相联系时，生产结构的变动率大致上也是高的。其次，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动率。相反，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这表现在：不发达国家传统结构束缚着60%以上的劳动力，使之聚集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着经济增长；制造业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增长对它提出的要求；需求结构变化缓慢，消费水平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刺激。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是总体增长高速度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的费用（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罗斯托则认为，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是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形成过程，也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主导产业部门之所以能带动其他部门经济增长，不仅因为它本身有相当高的增长率，而且还由于它具有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另一方面，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产业经济结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主导产业的建立和扩展，主要是由于引进新的重要技术，进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地集结和组合新的生产要素，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时引起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更新。因此，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结果（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钱纳里（1986）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并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多国增长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结构变化造就了增长率先增加而后下降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重要得多，反之劳动力增长对发达国家效果更显著，而投资则是对两组国家都重要的增长因素。制造业加上社会基础设施的崛起，是结构转变后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厉无畏、王振，200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出现了微观化趋势。虽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产业升级的概念及内涵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有不同的表述。厉无畏、王振（2001）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质量的提高。产业升级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二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工业化阶段理论和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进行描述）；三是各个行业内部，包括传统行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a）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和/或技术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转移的过程。Poon（2004）则将产业升级视为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移过程。尽管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进行界定，但可以看出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研究对象出现由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由国家（区域）层面转向产业层面乃至企业层面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使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提高生产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来了机遇。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张向阳、朱有为，2005）。
在全球价值链中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源于Gereffi等人始于20世纪[1]90年代中期所作的东亚服装产业研究。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Gereffi（1999a）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产品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经济活动升级，包括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的提升；三是部门内升级，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部门间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他指出这一升级框架不仅可用于国家（区域）的升级研究，也可用于产业乃至企业的升级研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四是部门间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也称链升级。这种四分法在目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这一升级规律基本上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进程来加以佐证。
20世纪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延续Gereffi等人的早期研究成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可以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等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张辉等，2007）。由上可见，西方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实质上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源。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当然产业升级也有部门维度，并且因不同产业集群的特点而有所差异。中国产业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仅占据附加值较低的环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地方特别是沿海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面临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压力也越来越大，基于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纺织服装业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黄永明等（2006）运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分析框架，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三种企业升级路径。胡丹婷、汪佩霞（2007）分析了中国服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提出了通过制造样衣以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品牌国际化以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的由价值链低端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升级路径。赵君丽（2007）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升级问题，认为中国服装产[2]业升级可按照OEM——外包或制造三角——OBM模式进行，升级的关键在于纺织服装企业是否具有创造产品差异的能力。刘芹、陈继祥（2006），梁文玲、李鹏（2008）分别分析了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升级的策略。卓越、张珉（2008）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机制，认为国内纺织服装业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分工收益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道路中，形成了以跨国采购商为主导的俘获式全球价值链。跨国采购商所决定的分工格局以及对升级的控制，将作为代工者的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牢牢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使国内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陷入“悲惨增长”。中国服装业只有摆脱跨国采购商的升级控制，培养自己的高级要素，实现由俘获式全球价值链向均衡式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才能走出“悲惨增长”困境。
汽车和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升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段文娟（2006）、沈洊（2006）分别探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以及国际分工转换背景下的中国汽车产业的价值链重置和升级问题。文嫮、曾刚（2005）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问题。文嫮（2006）对上海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王如镜（2006）则对苏州IT制造业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升级进行了研究。
产业升级的研究还与地方产业集群紧密联系。张辉等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作了大量的研究（张辉，2004a，2004b；张辉，2005a，2005b；张辉、喻桂华，2005；张辉、王缉慈，2006；张辉，2006；张辉等，2007）。黎继子等（2005）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整合问题。张向阳等（2005）对苏州和温州两类以不同模式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升级路径进行了研究。朱允卫、董美双（2006）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温州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不同发展路径的鞋类企业的升级途径进行了研究。汪斌、侯茂章（2006）考察了杭州14个典型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探讨了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模式选择和总体思路。汪斌、侯茂章（2007a）进一步分析了浙江杭州区域创新体系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关联。
毋庸置疑，国内学者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从以上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关注中国产业升级问题，其研究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网络内成员之间关系及其权力的分配研究不够深入，因而也忽视了中国产业的社会升级问题。而社会升级恰恰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另一研究路径。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成为本书的立足点，本研究将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下，从经济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讨论中国产业的升级问题。这也是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
[1]
Gereffi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Commodity Chain, GCC）的分析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也由全球商品链转向全球价值链。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进一步讨论。
[2]“制造三角”指拿到发达国家的订单，然后部分或全部外包给其他低工资国家或地区。见赵君丽（2007）。
第三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有两条平行的路径：Ernst等人的研究和Herderson等人的研究（Roper＆Grimes，2005）。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也是由Ernst和Herderson等人在1999年于同期平行提出的[1]，但两人研究的起点及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也存在差异。
Ernst等人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是基于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的，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是一种组织创新，通过一种平行的过程，将不同等级层次的网络参与者进行整合，使跨过企业与国家边界的分散化的价值链集中起来。其本质特征在于范围（全球产业网络包括价值链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生产环节）、不对称性（旗舰主导和控制着网络资源和决策）、知识扩散（知识的共享是网络维持生长的黏合剂）三个方面（Ernst，2003）。基于此，Ernst将研究重心放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以旗舰为主导的）以及本地供应商的能力升级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上（e.g.Ernst＆Kim，2002；Ernst，2001a；2001b；2002；2003a；2003b）。
Herderson等（2002）对Ernst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评述，除了肯定其贡献外，也提出了其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不足：第一，其分析框架狭隘地集中于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旗舰”公司的作用，而缺少对网络供应商的关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揭示全球产业网络中竞争成功的源泉。第二，其分析框架忽视全球产业网络中服务功能（从设计到营销）的作用，而服务功能对全球产业网络的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过多强调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等正式机制的作用，而较少注意隐性知识的扩散作用。
Herderson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建立在Gereffi等人的关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基础上，同时，其分析框架致力于提供一个与Ernst相比更为严格和完整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及其组成要素和研究背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全球产业网络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提出的，将包括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融入多种形态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研究内容上，Herderson等更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Herderson etal.，2002b）。在方法论上，其全球产业网络观点直接关注：网络中的企业融入特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中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组织；网络中企业势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体制、政府机构、工会、雇主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对融入产业网络的企业战略的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对嵌入网络的不同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升级、价值增殖及获取、经济繁荣等的影响（Herderson etal.，2002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研究框架相比，Herderson等人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国外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如Taudes等（2002）研究了产业网络内的组织学习机制；Levy（2005）则研究了全球工厂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霸权地位；Roper和Grimes（2005）研究了ICT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不同城市ICT产业发展的特征。Coe等（2004）构建了区域发展与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Henry Wai-chung Yeung（2009）则以东亚地区为例，研究了区域发展和全球产业网络竞争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国内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2]“全球产业网络”一词在国内出现得相对较晚，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少见，大致可分为理论和实证研究两大块。理论方面主要探讨新一轮国际分工特点及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及其特征；实证方面主要研究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问题。两大内容涉及的文献相当丰富，本节仅择其要进行回顾与述评。（一）国际分工新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形态的深化发展，总体上使得传统的以垂直型分工为主导向混合型分工为主导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多样化形态。当代国际分工格局[3]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汪斌2006）。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的过渡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刘春生，2007）。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产业层次的高度化，还取决于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所以，国际产业分工形态的深刻变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于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汪斌，20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国际分工的另一个显著的新特点是国际分工的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也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质量（刘春生，2007）。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的位置，取决于其知识要素的拥有状况（汪斌，2006）。
以要素分工为表征的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这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可以增加世界各国的总收益。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易锐、何晖，2008）。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因而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看法，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白树强，2000）。
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世界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和由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共同构成的一个混合体。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主体，不仅仅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重大影响，更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全球化运作的跨国公司不仅突破了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传统限制，而且体现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要素的分工体系和分工协作体系，从而令当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日趋深化的特征。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决定性地位，因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全球战略。同时，某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高低变化，也取决于该国各类微观主体在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金芳，2003；汪斌，2006）。因此，企业竞争优势是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形成的微观基础。企业竞争机制主要是企业运行的更新能力机制和创新能力机制，充分体现在企业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和相应活动创新（刘春生，20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与各类国家（地区）贸易已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共生共存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其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开始体现在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总体上制造业有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从特定行业或产业内贸易来看，中国工业产业及其产品中一部分只是占据提供一定价值量的不完全竞争环节，大部分工业行业及产品占据的是提供很少价值量的完全竞争环节，与发达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最多价值增加值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如何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由工业大国真正发展成为工业强国，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一个非常需要和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汪斌，2006）。（二）全球产业网络的动因及运作机制
对于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原因，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释。鲁邦旺（2007）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成因：（1）政策层面。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贸易投资政策的改善，为生产网络的地区化和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又降低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成本。（2）产业层面。制造业的模块化发展促进了高效的全球产品价值链布局的形成，并最终推动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与发展。（3）企业层面。跨国公司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关键推动者，直接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产物。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除了与多数学者认为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等因素有关外，与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关的开放经济政策，从而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以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生产的费用。另一方面，竞争压力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由简单一体化战略逐渐向复合一体化战略转变，采用网络的方式在全球配置资源，根据各区域竞争优势，通过内部分工体系将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全球生产网络。
刘春生（2006a）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是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原动力，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规则正在逐步完善，并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必要环节和进行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而跨国公司本身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载体和节点，利用其“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体现着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
卜国琴（2007）则从静态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内生比较优势、不同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差异、投入品比例差异、交易费用和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的产生和演变。
刘春生（2006b）研究了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区位布局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生产网络不但涵盖了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还囊括了技术研发、物流配送、市场销售、品牌管理等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包含的职能是相当全面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主体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合作。典型的全球生产网络通常包括各种级别不尽相同的层次，从拥有系统整合能力而控制整个网络的领导厂商到通常规模较小的各种本地专业化网络供应商。领导企业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加以管理和控制的资源，其运作过程往往是由领导企业作出战略决策和进行组织管理的；而后者，反过来对于领导企业的战略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领导企业通过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具备便利的技术创新条件以及拥有协调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知识交易和交流的能力等诸多有利因素，从而可以更进一步地增强自己的实力。
苏桂富、刘德学（2006）则指出全球产业网络中领导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不同节点的协调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主要供应商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直接与核心主体进行交易，他们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R＆D和战略性营销环节被领导厂商控制外，主要供应商他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一般供应商直接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交易，他们很少与核心主体打交道，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主要承担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全球产业网络组织的运行效能依赖于以信息资产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管理和伴随着信息资源管理的学习机制，其协调机制则是基于网络内成员的声誉、承诺和信用。
苏桂富、刘德学（2006）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网络的出现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微观基础，其本质在于包含了多种不同深度合约的复合网络组织形式，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次重要的组织创新活动，兼容了传统二元治理模式的种种优点，使生产组织得更有效率，也使居于网络中的某一企业尤其是领导厂商更具竞争力。尹建华（2004），尹建华、王兆华（2004），刘志强（2008）等探讨了资源外包网络的治理问题。任胜钢等（2010）基于企业的内外部网络视角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一般将全球产业链中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本国，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安排在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广泛的竞争机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将资源转移到价值链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价值活动中去，还有利于降低不利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推动技术升级（刘春生，2006b）。
刘德学等则着重分析了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问题（刘德学、苏桂富，2006；刘德学等，2006；卜国琴，2007）。邬关荣（2007）以服装产业为例，研究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徐雪刚（2008）则讨论了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的中国外贸企业转型问题。
从以上内容看出，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关注社会嵌入问题，但国内学者还是延续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经济升级问题，对社会升级关注不多。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将成为本书的立足点。
[1]
参见Herderson等（2002b），第8页。
[2]
国内较早出现“全球产业（生产）网络”一词的文献为苏桂富、刘德学的《浅析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经济学本质》一文，载《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期：41-43。
[3]“多层次”指不仅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并存着各类国际区域分工子体系，而且在各区域内存在的各国产业结构体，也以不同类型的分工关系联接在一起；“多边”指当代国际分工在多国经济体之间展开；“交叉叠加”指一国不仅与域内国家，也同域外国家发生分工关系，即各国间交叉叠加地发生分工关系。参见汪斌（2006）：27。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运用“情景—战略—绩效”（Context-Strategy-Performance, CSP）的研究逻辑，探讨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所导致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从而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择纺织服装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搜集相关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从微观个体出发揭示宏观规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成因及其本质，通过与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网络治理等理论的比较，剖析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特点。（2）基于全球产业网络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的构建。首先，在追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传递机制；其次，分析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网络不同分析框架下产业升级的内涵，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将产业升级分为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最后，构建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3）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方法，运用AMOS统计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对模型进行修正。（4）结果讨论与建议。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资料，运用聚类分析法验证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不同行为和战略，对研究结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结合案例分析，揭示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成功升级的路径，并提出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1）理论研究部分采用案头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总结，综合运用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网络治理以及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
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成本与交易的相关理论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与企业和市场相区别），运用网络治理理论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比较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差异，剖析全球产业网络的内涵及其要素，确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其次用文献综述归纳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战略”，能给企业带来正的绩效。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约束传递机制，这种约束传递机制与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机制存在关联；分析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产业升级的不同内涵。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双重特征，因此产业升级包含着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企业势力和价值代表着经济升级，体面劳动代表着社会升级。
最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理论模型，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反映经济升级）、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四个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相关的假设。（2）实证研究部分运用问卷调查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搜集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根据理论模型选择反映四个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通过合理的问卷设计，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搜集相关的数据。
其次，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书采用Cronbach摧sα系数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再次，运用Amos软件用最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以提高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在违犯估计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检验，并利用MI进行修正，得出相应的结论。
最后，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企业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反应型两类企业，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行为表现，为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3）案例分析部分，选择两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分析其在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的不同升级路径，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4）结果讨论和对策研究部分，对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归纳总结，对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和创新
一、本书的结构
本书运用“情景—战略—绩效”的研究框架，探讨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在对相关文献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提出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分析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及内涵，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治理机制。
第三章，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回顾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过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传递机制。
第四章，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产业升级。对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进行回顾，分析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产业升级的新内涵，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从经济升级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五章，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分析全球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讨论动态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中国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结合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调研，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现状。
第六章，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根据理论模型进行研究设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
第七章，案例分析。以有代表性的两家纺织服装企业（“申洲”和“雅戈尔”）为典型，探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成功路径。
第八章，研究结论和建议。归纳研究结果并提出促进中国制造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建议、研究的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1）在系统阐述全球产业网络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内涵及要素以及全球产业网络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传递约束机制。（2）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运用新的分析框架，赋予产业升级新的内涵，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突破了现有对社会升级和经济升级平行研究的路径。（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全球产业网络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结合全球产业网络的特征，经济升级包括企业价值和企业势力两个变量来测量，社会升级则用体面劳动来测量，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第六节 本章小结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升级的两难困境。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现有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两条平行的路径，更多的研究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升级问题，但从网络的角度对社会升级的关注不多。本研究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情景下，运用新的分析框架，突破现有对社会升级和经济升级平行研究的路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结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用典型的案例分析进一步支持研究结论。
第二章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
从广义来讲，全球化指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交互联系和整合，这种交互联系体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Sturgeon，2000）。贸易自由化、技术进步和激烈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Ernst＆Kim，2002），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经济在全球空间上经历了剧烈的重组和再构，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组织方式。新的组织网络的出现给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框架，全球产业网络既有别于跨国公司，又有别于产业链（或商品链、价值链），有其新的特征及独特的内涵。
第一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
一、企业、市场与网络
产业网络，作为通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而相互关联的职能和运作之联接，不仅在组织上更加复杂，而且在地理范围上也日益全球化（Herderson etal.，2002b）。网络内的交换也更加社会化，更多地依赖关系、相互利益和声誉（Powell，1990），而非基于传统的交易成本。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与企业和市场有着不同的性质。
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新古典经济学的“黑匣子”理论，把企业高度抽象成一个完全由外生技术决定的生产函数y=f（K, L），输入各种生产要素，使资源组合以最优的方式进行产出，从而构成优美的经济体系，微观上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宏观上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在遵循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和交易费用为零等瓦尔拉斯教条下，该理论赋予企业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阐明了企业的生产性质，但并未解释企业产生的根源。
经济学家科斯的开创性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将企业设想为一种治理结构，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企业作为“黑匣子”生产功能的理论，解释了企业产生的根源。科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指出替代市场的企业协调机制以权威为特征；二是企业替代市场资源配置的条件是两种交易成本的边际比较。张五常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以一个要素市场的契约替代了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一系列契约。之后的二三十年，现代企业理论依据以不确定性思想为核心的阿罗—德布鲁范式，沿着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备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方向发展。威廉姆森从纵向一体化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机会主义存在的可能。当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在组织某些交易产生过高的交易费用时，企业作为另一种组织交易的规制结构（纵向一体化）就会产生，企业作为长期契约存在有效性。采用市场方式还是企业方式组织交易，关键取决于交易本身的特性。
在新古典的企业本质研究范畴里，企业和市场处在交易治理机制的两极，资源配置是两种非此即彼的组织形式。尽管威廉姆森也认为治理结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中性特征的混合状态，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组织状态。在长期内，或者滑向市场，或者滑向企业（他们在合约中所加入的第三方规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事后纠偏，不可视为独立交易组织方式）。然而，全球生产网络等网络化组织的出现，提供了一种例证，资源配置并不仅有企业、市场两种组织形式，并非概率上简单的0～1离散分布，还存在网络这一创新组织形式。当采用市场与企业形式组织完成交易不符合个体理性时，交易还可以通过网络完成（苏贵富、刘德学，2006）。
事实上，企业的创新与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网络，网络化增强了网络主体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扩大了企业利用的资源与能力范围，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组织单元之间点到点联系使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与企业之间基于互惠互利、互补分工等原则建立起来的长期合作关系（网络）已经严重地模糊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的边界。企业、正式功能和市场组织相互渗透，随着网络这一组织形式发展成熟，企业的边界不再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而变成一个模糊的过渡区域。如果把原来的组织形式看作属于市场与企业两极的0～1分布的话，今天的交易安排已经演变为0～1之间连续分布的无限组织形式。在这种连续分布中，企业可以看作完全内部化的合约安排，市场则是完全外部化的合约安排，其间按照合约的深度不同则是处在不同程度的部分内部化、部分外部化的网络化的合约安排（图2-1）。这些不同程度的合约安排反映了网络化的程度，现阶段从低到高包括外包、战略联盟、合资等形式，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由于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或者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越来越多的新合作形式必然会出现，日益充实网络化交易的组织形式。
市场、企业和网络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有着不同的特征（表2-1）。在市场交易中，交换是基于利益的，与信任无关，交易的合约受到法律规制。而网络内的交换是互动的情景下基于关系进行的，互补和相互适应是成功的产业网络的基石。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在网络组织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成员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基于信任的交换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双方讨价还价以及搜索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绩效。因此，网络这种创新组织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图2-1 交易的组织形式
资料来源：在苏贵富、刘德学（2006）的基础上修改。资料来源：Powell，1990：300。
网络这种结合了企业和市场特征的混合组织方式，改变了原来单纯两极治理方式下的成本与收益曲线，使得交易变得理性（苏贵富、刘德学，2006）。企业这种内部化方式有可能因交易量过小、单位成本太大而使交易不可行；而市场这种外部化方式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太大而导致交易不可行。当两种情况同时产生时，网络化交易便成了一种有效的选择。如图2-2所示，假设三种交易完成[1]时所带来的收益相等，企业和市场两种机制下的成本（MC）要高1于收益（MR），使得交易不可行。但由于网络内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成本曲线下移至MC，使交易变得可行。2因此，网络是完成企业与市场不能完成的特定交易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可看做是节约交易费用产生净收益而产生（移动了成本收益曲线），或“一个网络内的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市场契约”，并且“网络内的市场”交易是基于“长期稳定的网络合作关系”，而不是“企业内的要素市场”交易下的等级权力，同时网络内的“市场契约”涉及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地理上也出现全球化的特征。因此，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微观基础。图2-2 不同组织下的成本收益曲线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内涵
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是由Ernst和Herderson等人在1999年于同期平行提出的，其内涵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Ernst提出了全球产业网络的旗舰模式，重点关注领导企业的行为；而Herderso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注重对其要素的分析。（一）旗舰模式
Ernst等人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是基于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进行的，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是一种组织创新，通过一种平行的过程，将不同等级层次的网络参与者进行整合，使跨国企业与国家边界的分散化[2]的价值链集中起来。它“包括领导企业与子公司、附属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及供应商和分包商、分销渠道和增殖经销商（Value-added Resellers, VARs），还包括其研发联盟和一系列合作协议，如：标准联盟（Standards Consortia）”（Ernst，1999）。其组织结构如图2-3所示。图2-3 全球产业网络的组织结构（旗舰模式）
资料来源：Ernst＆Kim，2002：1421。
该概念突出了两个重要的内容：（1）交易和协调形式从企业内[3]向企业间的转移；（2）网络范围的日益扩大。全球产业网络将旗舰、自己的子公司、附属企业和合资企业与其分包商、供应商、服务支持者和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Ernst，2003b）。其领导企业（旗舰）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具有战略和组织领导权，其他成员在其直接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其分析框架关注领导企业的行为：资源的分配和创新。企业寻求全球化的驱动力来自于三个决定因素的相互作[4]用：技术、制度和竞争（Ernst，1999；2003）。网络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旗舰提供快速和低成本的资源、效率和知识等与其核心竞争力互补的要素。
Ernst认为全球产业网络有三个本质特征：范围，全球产业网络包括价值链的所有阶段，而不仅仅是生产环节；不对称性，旗舰主导和控制着网络资源和决策；知识扩散，知识的共享是网络维持生长的黏合剂（Ernst，2003）。基于此，Ernst将研究重心放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以旗舰为主导的）以及本地供应商的能力升级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上（e.g.Ernst＆Kim，2001；2002；Ernst，2001；2002；2003a；2003b）。
Herderson etal.（2002）对Ernst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评述，除了肯定其贡献外，也提出了其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不足：[5]首先，其分析框架狭隘地集中于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旗舰”公司的作用；而缺少对网络供应商的关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揭示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竞争成功的源泉。其次，其分析框架忽视全球产[6]业网络中服务功能（从设计到营销）的作用，而服务功能对全球产业网络的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过多强调研究与开发、技术转移等正式机制的作用，而较少注意隐性知识的扩散作用。（二）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家Herderson等人在其经典之作《全球产业网络与经济发展分析》（2002）中并未明确地提出一个全球产业网络的定义，但完整地阐述了其分析框架及其要素（如图2-4所示）。但在其随后的文献中，对全球产业网络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定义：通过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而具有相互联系功能和运作的全球组织联结（Dicken etal.，2003）。图2-4 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Herderson etal.，2002b：20。
而Roper和Grimes（2005）将Herderson等（2002）所阐述的全球产业网络概括为：“由企业、机构及其他经济代理人等通过知识和财富的创造、提升和开发，企业、集体、机构等的组织权力，以及空间和网络的嵌入等基本过程形成的全球网络。”其定义突出了全球产业网络的三个要素：价值（Value）、势力（Pow-er）和嵌入（Embeddedness）。这也是Herderson等人提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1.价值
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观点，也包括主流的经济租观点。价值的创造（Creation）、提升（Enhancement）和获取（Capture）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
价值的创造与加入到特定GPN的每个企业相关。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企业在不同的要素条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掌握关键产品和流程的技术；组织租：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技能，如JIT（Just-in-time），生产技术和全质量管理等；关系租：变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生产链接，战略联盟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关系管理等；品牌租：在主要市场树立知名品牌；额外租：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等（Kaplinsky，1998）。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源泉。
价值的提升问题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发生在给定的产业网络之内与外部的技术转移的性质及范围；（2）网络内的领导企业与其他主要企业支持供应商和分包商提高产品质量和精密技术的程度；（3）伴随着技术支持，给定劳动过程的技术需求是否随着时间而增加；（4）当地企业能否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租、关系租和品牌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机构（政府机构、工会、雇主协会）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可能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全球产业网络中的社会结构对价值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
价值的获取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政策，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决定着所有权结构及利润的回馈；（2）企业所有权问题，涉及企业内资和外资的比例，以及合资企业的共享权益；（3）企业的治理基础，利益相关者原则和股东优势原则会影响特定地点所产生的价值是保留还是用于公共福利。价值的获取问题突出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期望、权力和职责问题——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势力
GPN中势力的来源及其作用的方式对价值的提升和获取乃至发展和繁荣的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全球产业网络中主要有三种权力形态：（1）企业势力（Corporate Power）。GPN的领导企业在企业势力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具有基于其自身利益作出相关决策及资源定位的能力。然而，如果权力总是在产业网络中不均衡分配，次级企业有时（也基于协同的原因）会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发展和实践自己的升级战略。此外，至少在原则上，加入到产业网络的次级企业有可能联合其他的次级企业以提高该集体在GPN的地位。（2）机构势力（Institutiona.Power）。GPN中的机构包括国家和地方机构、国际组织（如EU、ASEAN、NAFTA等）、世界组织（如IMF、世界银行、WTO等）、联合国机构（特别是ILO）等。不同的机构在GPN中所拥有的势力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方机构，韩国以及改革开放开放后的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就要比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机构的影响更大一些。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是潜在的，存在着弱作用力。世界组织则通过制定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政府强制实行，对企业和社团产生非直接的影响。而联合国机构对企业的影响相比而言更不重要，其作用力不是直接的，而且也仅仅体现在道德和劝诫层面。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行的体面劳动项目。此外，信用评级机构对领导企业会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会间接影响国家政府的信用风险评估。（3）集体势力（Collective Power）。GPN中特定区位的公共机构寻求对企业、各自的政府及国际组织等的影响。常见的集体机构包括工会、雇主协会，以及关注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试图对特定网络内一些特殊的企业产生直接影响（如工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的保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推行的CSC9000T等），或者对国家政府或国际机构产生间接影响。
3.嵌入
GPN不仅通过职能和地域将企业联系起来，还联系着社会和空间安排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嵌入网络的企业战略、价值和优先权，[7]还影响着管理者、劳动和社会的期望。GPN中的嵌入有两种形态：（1）地域嵌入（Territoria.Embeddeness）。GPN并不仅仅定位在特殊的地点，其区域的定位会受地方已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如领导企业会利用地方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建立其分包或附属业务。此外，领导企业的区位选择会卷入已有的企业并吸引新的企业加入，从而产生新的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嵌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获取全球机会的关键因素。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如税收、培训项目）会对嵌入产生影响。地域嵌入的模式决定着地方企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对企业价值创造、提升和获取产生重要影响。（2）网络嵌入（Network Embeddeness）。GPN不仅仅是以地域嵌入为特征，还包括网络成员之间与其原地域无关的联系，特别涵盖了“架构（Architec-ture）”、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以及GPN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及其演化等方面的内容。网络嵌入可以被认为是网络成员之间建立信任过程的产品，对成功和稳定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Herderson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的概念建立在Gereffi等人的关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基础上，其分析框架致力于提供一个与Ernst相比更为严格和完整的全球产业网络概念及其组成要素和研究背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全球产业网络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提出的，将包括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经济和社会在内的各个方面融入多种形态的经济全球化中。在研究内容上，Herderson等更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Herderson etal.，2002b）。在方法论上，其全球产业网络观点直接关注：网络中的企业融入特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中及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组织；网络中企业势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体制、政府机构、工会、雇主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对融入产业网络的企业战略的影响；以及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对嵌入网络的不同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升级、价值增殖及获取、经济繁荣等的影响（Herderson etal.，2002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研究框架相比，Herd-erson等人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三、全球产业网络的定义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将全球产业网络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网络组织。该定义包含三个要素：（1）价值，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也是价值的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性；（2）结构，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基础，反映社会性；（3）地域，产业网络根据资源和要素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反映着网络的地理分布以及地方经济体的嵌入，是全球产业网络形成的条件。
[1]
假设企业和市场两种机制下的交易成本相等，事实上两者的交易成本会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理论上的分析。
[2]
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又称之为旗舰（Flagship），如见Ernst（2000）、Ernst＆Kim（2002）。
[3]
Ernst将旗舰分为两类，但对分类的名称似乎有些混淆。在较多的文献中，将旗舰分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和合同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s, CM）。前者发动其市场力量销售全球品牌，不管设计和生产是自己完成还是外包；后者建立自己的全球旗舰网络（Globa.Flagship Network, GFN）为OEM提供整合制造和全球供应链服务（通常包括设计）（参见Ernst，2002，2003a）。而在部分文献中，又将前者称为品牌领导者（Brand Leader, BL）（参见Ernst and Kim，2002）。
[4]
Ernst强调技术变迁和信息交流技术（ICT）在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及其转型中的作用，而Herd-erson等人认为技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相反地，信息交流技术是一个GPN的内在要素，构成网络连接的发展和维护的基础；而技术作为全球化的引擎之一，影响着在不同地方的价值链的创造过程以及权力形成的路径（Herderson etal.，2002b：9）。
[5]
Herderson等人对Ernst等人提出的“旗舰公司”概念有些“感冒”，认为该称呼意味着特定全球产业网络中权力关系导向的前提假设，而不是将其视为偶发的。特别地，所谓的“旗舰”在其第一次出现时并不具有说服力（Herderson etal.，2002b）。笔者认为，Ernst等人“旗舰公司”概念是与其研究背景——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的特征相适应的，作为制造商驱动的全球产业网络，其领导厂商具有“旗舰”的特征。这也说明了Ernst等人的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单一层次性（one level）（Herderson etal.，2002b）。本书中运用其他文献一般采用的“核心企业”或“领导企业”等称谓。
[6]
事实上，这也是与Ernst等人单一的研究背景有关系，典型的制造商驱动产业（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中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产业网络（如服装产业网络）中，设计与营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还有其他学者对嵌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Granovetter（1973，1985）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前者指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可用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以及相互服务的内容等来判定强关系或弱关系。而结构则是关系之间的分布情况，反映关系结构的特征，主要采用关系联结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和密度等测度指标。Gulati（1999）则强调关系嵌入是网络中作为共享优质信息的机制的直接结合关系，而结构嵌入或网络位置的观点则显示网络结构中成员所占的位置的信息价值。Zukin和DiIMaggio（1990）则提出了认知、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四种嵌入机制。其中认知嵌入主要关注个体或企业行动者的认知来源及其结果等问题；文化嵌入主要指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等影响组织行为、结构与过程的形式，认为文化因素对于组织行为、组织结构及组织过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对组织战略和目标的集体理解、规定个人行动的意识形态以及组织的控制系统和组织的规则系统（郭劲光，2006）；政治嵌入则关注经济交换如何受到政治势力以及行动者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势力差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企业相互作用的情景，从而对个体公司及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Dacin, Ventresca＆Beal，1999）；Andersson, Forsgren和Holm（2002）把嵌入分为业务嵌入（Business Embeddedness）与技术嵌入（Technology Embeddedness）。他认为，业务嵌入是企业理解变化的业务环境的能力以及企业如何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反映了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技术嵌入是网络中企业间产品开发与产品过程开发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关系到企业能否从企业网络中获取新的技术。Hagedoom（2006）提出三个层次的嵌入：环境嵌入（Environmenta.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Interoganizationa.Embeddedness）与双向嵌入（Dyadic Embeddedness）。其中环境嵌入包括宏观与中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嵌入指在国际环境中，国别差异影响企业合作关系形成的可能性，中观层次的嵌入指产业特点带来的企业间合作的倾向性；组织间嵌入是企业群组中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的网络，反映了企业与其他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的经验及其参与多种网络的历史；双向嵌入与信息的非对称性、熟悉与信任等相关，需要在两个企业间不断重复的关系情景中理解。
第二节 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众多理论基础之上的，并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外不少学者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理论渊源作了追溯，本节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该理论的发展是与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密不可分的，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理论；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和网络治理理论。“网”的理论是在“链”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链”和“网”表达着不同空间概念。“链”描绘的是商品或服务诸多生产和流通活动的一种垂直序列关系，侧重一系列经济活动在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如何安排和切分；而“网”主要研究将一系列企业组成更大规模经济集团的企业间关系的程度和范围，侧重企业间关系的特性和界限（Sturgeon，2001）。因此，“网”的理论更注重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治理问题。
一、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理论
商品链的概念首先是由Hopinkis和Walleratein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并于1986年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商品链是一个劳动力和生[1]产过程的网络，其最终结果是一个成品的商品。Gereffi与合作者于[2][3]1994年首次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框架，认为全球商品链是由一系列通过一种商品或产品集聚的组织间网络，将家庭、企业和国家相互联系到一个世界经济体中。这些网络在情境上是具体的，在社会上是结构化的、当地整合的，强调经济组织的社会嵌入。商品链中具体的过程或片断以节点为代表，联系着整个网络。一条商品链中每个连续的节点包含着输入（原材料和半成品）、劳动力（供给）、物流、营销渠道和消费（Gereffi etal.，1994）。
全球商品链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投入—产出结构（Input-output Structure）。商品链是由原材料、知识、生产性和服务功能等通过不同的价值增殖活动在一条给定的产业链中串联起来的一系列流程。（2）地域性（Territoriality）。与链相关的活动的空间模式，尤其是在空间的集聚或分散化及其地域范围。（3）治理结构（Governance）。给定链内的企业内及企业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及其在链条内不同节点之间的流动。（4）制度框架（Institutiona.Framework）。主要研究国内和国际体制背景（包括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及其在各个节点上对链所产生的影响（Gereffi，1994；1999b）。但在实际上，Gereffi和其他大多数合作者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集中在链条的治理结构这一分析层面，部分关注投入—产出结构关系（仅限于服装和鞋类产业），而对其余两个分析层面很少有关注（Herderson etal.，2002b）。
在全球商品链治理结构这一分析层面，Gereffi（1994；1999a）提出了两种理想的全球商品链模式：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和[4]制造商驱动（Producer-driven）（图2-5）。采购商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张辉等，2007）。采购商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那些成熟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是链条的核心和驱动力之源，这些企业控制并形成如下的空间分工协作网络：总部设在核心国家，半边缘地区负责协调，生产则集中在低薪资的边缘地带。采购商驱动的商品链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如鞋业、服装、自行车和玩具等。制造商驱动的商品链则主要集中在汽车、航空、计算机、装备制造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一些新兴的现代制造业。其核心环节对下游生产环节的控制一般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完成；而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生产环节则大多由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代理商等通过外包网络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合约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Gereffi等人的研究重心由全球商品链转向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如Gereffi和Meme-dovic（2003）；Gereffi等（2005）。
制造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商品链
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商品链图2-5 全球商品链两种驱动机制
资料来源：Gereffi，1999。
二、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的概念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矿物出口经济发展路径的分析（Girvan，1987），用来描述一个产品或劳务从概念、通过中间的生产过程（包括物理转变的结合制造商驱动的商品链与各种各样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传递至最终消费者及使用后的最终处置等整个活动范围（Kaplinsky，2002）。Kogut（1985）将价值链概念用于分析企业在全球产业和构建战略性配置决策的竞争定位，而Porter（1985，1990）运用价值链的概念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关注卷入链条的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含义。价值链分析有三个要素：进入壁垒和租金、治理、系统效率。其中治理是其核心，分别有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执法治理三种模式（Kaplinsky，2002）。
随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复杂化和渗透，Gereffi等人在世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特别地将价值链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相联系，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用于弥补早期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的不足[5]。当价值链上的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即生产过程定义，含技术、质量、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要素）、何时生产、生产数量和价格等五类。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核心内容，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机制（黄永明等，2006a）。Humphrey和Schmitz（2000）根据成本交易经济学和企业网络组织等理论，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科层制、准科层制、网络型和市场关系型。Sturgoen（2000）分析了在产业重组和空间配置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三种治理模式：权威型生产网络（Authority Production Network）、关系型生产网络（Relationa.Production Network）和虚拟生产网络（Virtua.Produc-tion Network）。Sturgoen和Lee（2001）以产品和过程标准程度为基础，比较了三种类型的供应关系：商品供应商（Commodity Supplier）、领导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和交钥匙型供应商（Turn-key Supplier）。Sturgoen（2002）进一步将依赖交钥匙型供应商的生产系统称为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Production Networks）。在上述研究基础上，Gereffi等（2005）归纳了五种全球治理模式：市场型（Markets）、模块型（Modular）、关系型（Relational）、领导型（Captive）和等级型（Hierarchy），并基于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信息编码的能力和供应能力等三个关键变量对五种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协调明晰程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依次由低到高排列（表2-2）。资料来源：Gereffi etal.，2005。
全球价值链视野拓宽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现象的分析，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重心从制造转移至商品和劳务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包括分配和营销；（2）链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发展的启示；（3）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组织间的联系的主张使得正式或非正式工作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4）对链条内所有链结与过程（而非仅仅生产）及其活动的关注，有助于确定如何在市场中通过不完全竞争和片断化以提高市场回报（Pietrobelli＆Saliola，2006）。
三、行为者网络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
行为者网络理论（ANT）是由Callon（1986），Latour（1987；1999），Law（1987；1999）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基于对称性原则，行为者将行为者网络的特点描述为异构网络或技术—经济网络（Callon，1991）、人类和非人类的集合（Latour，1991；Dicken etal.，2001）、异构物质的模式网络（Law，1992）、混合集体（Callon＆Law，1995）。行为者网络理论着重于客体与机构在异构网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网络中的实体是通过与网络中的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和链接形成的（Law，1999）。对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来说，这意味着空间和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作为影响、权力、和链接的“空间领域”和关系范畴（Herderson etal.，2002）。此外，行为者网络理论强化了其作为流体物质的特点（Miettinen，1999），是围绕非现代情境的关于空间和流动的理论（Latour，1997）。（一）网络治理的定义
治理是与创造秩序化的规则和集体行为的条件相关的（Stoker，1998）。自科斯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区分了市场和企业两种交易方式后，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市场交易这两种组织方式间的替代关系及其治理模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关注的内容。而事实上，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而全球产业网络的出现，充实了这一类型组织，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与企业和市场在本质上存在差别，在治理上也存在根本的差异。关于治理的研究是名副其实的“成长行业”（Waarden＆Kersbergen，2004），而“网络治理”是治理研究这个“成长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成果。关于网络治理的概论是由Jones等人（1997）首次提出的（Sagers etal.，2004），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术语，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定义（见表2-3）。资料来源：在Jones etal.，的基础上整理。（二）网络治理的条件
Jones等人（1997）首次规范地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论证了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Sagers etal.，2004）。网络治理的“新兴和繁荣”存在四个必要条件（Jones etal.，1997）：
1.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供给的稳定性
在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会通过外包或次包的形式分散化为自主的单位，这种解体会增加灵活性，提高适应偶发事件的范围，因为交换或租用的资源束比自有的资源更容易便宜而快捷地再分配来满足环境的变化。如意大利帕拉托的纺织业的网络结构能提高纺织企业对时尚变化的快速适应能力。知识或技术的快速变迁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信息的快速传播则进一步增加了需求的不确定性。实质上，需求的不确定性及供给（如劳动力）的稳定性使得网络和市场更易适应外部环境，而科层制更不易适应。
2.人力资本的高专用性[6]
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在网络内的企业中是常见的。定制化这种模式包含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文化、技艺、常规和“干中学”形成的团队），这种专用性是与对方的知识和技术相关的。伴随着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的定制化交易要求组织增加合作、亲近和重复交易以有效地在网络成员之间转移隐性知识。团队之间的合作是必需的，因为只有一起工作才能获得隐性知识；亲近能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重复交易使得隐性知识在长期内得以同化。需求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寻求分散化，而定制化、人力资本专用性加紧了对成员之间协调和整合的需求。网络治理通过促进隐性知识跨越企业边界在网络内的快速扩散而有效平衡了竞争的需求。
3.任务的复杂性
任务的复杂性导致行为的相互依赖并提高对行为协调的要求，而需求的不确定又增加了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协调更为必要和重要。网络治理能有效地将多个自主的、多样化的技术部门整合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生产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和服务的速度要求是网络的至关重要的条件（Powell，1990）。
4.交易的频繁性
重复交易使得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在“干中学”中得到发展并通过持续的交流得到深化，也促使了隐性知识在网络成员之间的转移。重复交易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嵌入来进行网络成员之间的非正式控制。上述四个条件的结合对网络治理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交易条件的复杂性、重复性的定制化任务产生了结构嵌入。任务的复杂性要求网络成员之间加强合作，定制的过程和知识的转移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协调和交易的维系，也促进了交流的频度和隐性知识的共享。总之，这些交换的条件导致了结构的嵌入；反过来，又建立了适应、协调和维系复杂的定制化交易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关系嵌入。（三）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
结构嵌入是网络治理社会机制的基础，而社会机制是解决网络成员之间问题的有效途径。四种社会机制对交易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表2-4）。
资料来源：Jones etal.，1997：926。
1.限制性进入
限制性进入是指战略性地限制网络中交易伙伴的数目。地位最大化和关系契约导致了网络中限制性进入的产生。地位最大化使合作方避免与地位较低的合作商交易，其结果是同等身份的个体间的交易。地位是建立在“过去示范的质量”或与具有较高身份的合作伙伴联系基础之上的。而关系契约使得更少的合作者进入网络。限制性进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差异。
限制性进入降低了网络内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更少的合作伙伴也增加了交易的频率，使得行为者的动机和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扩张。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可以有效减少合作方期望、技能和目标的不一致性，使交易更容易产生，也更有利于合作方进行相互调整。此外，持续的互动可以替代网络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并形成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学习机制，制订交流协议并建立团队工作的常规。因此，限制性进入减少了定制化复杂交易的成本，同时增加了网络治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完成复杂的定制化任务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也使网络更为稳定。
限制性进入也有利于维护网络内的交易。首先，更少的合作伙伴降低了企业监督的总成本，并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此外，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增加了网络成员身份的确认并提供了建立强联系的条件从而导致嵌入，嵌入的产生使得行为者产生共同的利益和兴趣从而导致了关系的改变——从对立面走向联盟——机会主义的激励降低。最后，更少的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互动产生了迭代的囚徒困境博弈，最终得到一个理性的合作解，从而降低交易中机会主义的潜在性。
2.共同的网络文化
共同的网络文化是指网络内成员普通共享的信念、价值观，包括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它起着引导和协调成员间行为的作用。这种网络文化源于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网络，结构嵌入越深，成员分享共同文化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文化为网络成员共享，而不仅仅为领导厂商所有。但领导厂商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包括价值观和技术等）在网络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可以通过各种路径进行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网络内的社会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地理上分散的成员产生强有力的共享文化，从而建立了强联系。
共有的网络文化对理解网络治理非常重要，因为复杂的任务需要网络内共享的社会过程和结构来影响独立的成员之间产生有效的交易。它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增加自主的网络成员的协调性：（1）通过社会化使成员之间的目标趋于一致，使合作者在共同的目标下工作；（2）用特殊语言来总结和传递复杂的规则和信息，便于网络成员的交流；（2）通过默契来恰当处理偶发事件，减少网络成员之间的摩擦。共有的网络文化降低了网络内的协调成本，促进了成员之间的有效交易，从而提高了交易的频率。
尽管共有的网络文化促进了网络的兴起和繁荣，但这种共同文化的建立并不容易。因为网络包含了众多具有不同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交易成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完成复杂任务的默契和常规。这也需要第三方的支持，如行会、职业学校、协会等。总的来说，地域的相近使得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加容易，因此更有利于促进网络文化的共享，如硅谷的电子产业、好莱坞电影、意大利Rrato时装纺织业等有代表性的产业网络。
3.集体惩罚
集体惩罚用于网络治理，包括网络内成员惩罚其他成员违反网络规范、价值观和目标而做出的惩罚。集体惩罚通过对违反规则和价值观的惩罚的示范定义和加强了可接受行为的参数，从而起到了规范网络成员的行为的作用。同时，集体惩罚增强了社会机制，一旦成员受到惩罚，其名誉和声誉将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关系。因此，集体惩罚通过增加机会主义的成本而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网络对其成员的监督成本，并为排序和监督同伴提供激励。
集体惩罚的局限性在于如何准确地判断该手段的运用问题。因为人们通常很难区分故意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切实的误解，特别是在高不确定性的情况和复杂任务的条件下。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越难区分其成员是否违背了网络规范。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误解的可能。此外，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存在使网络成员所作努力的大小难以区分，也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
4.声誉
声誉包含了对网络成员的特点、技能、可靠性和其他与交易相关的重要属性的评价。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交易者对其自身和对方的声誉也更加关心，声誉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也就更突出。对声誉的关注能使网络成员的行为符合共同网络文化的规范，减少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因此，声誉对交易的维护作用在于阻止欺骗性行为的发生，增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交易的收益。事实上，相互调整的声誉对是否进行重复交易的决定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基于结构嵌入的声誉使专业化的交易在更广泛的治理机制下产生。
同样，声誉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关于声誉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的或扭曲的，当其在长链条中进行扩散时，信息可能被扭曲。此外，当行为者过度依赖声誉而受限在小集体范围时，会阻碍创新信息的扩散。
综上所述，限制性进入限制了参与者的数目，共有的网络文化建立了地理分散化的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声誉提供了关于参与者行为的信息，集体惩罚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各种社会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协调和维护着网络内的交易行为。
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可以得出，需求的不确定性、任务的复杂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的频率导致了网络治理的产生，而网络治理又通过限制性进入、共同的网络文化、集体惩罚和声誉等社会机制协调和维护着网络的交易，前者导致了结构嵌入，而后者产生了关系嵌入（图2-6）。图2-6 网络治理的形成条件和社会机制
资料来源：在Jones etal.，1997的基础上整理。
[1]
转引自Bair（2005）。
[2]
在“全球商品链”这个术语中，“全球（Global）”并不是指商品链的地理范围，而是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所区别。“国际化”仅仅指经济活动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扩散，“而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散活动功能整合的程度（Gereffi，1994）。这是全球商品链框架的前提之一：当代全球化是以跨国生产系统是跨越空间的不断整合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和非市场形式的协调以特征的，但这定义中并不意味着这一生产系统怎样的“全球（Global）”而与“全球商品链”相匹配。事实上，许多基于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是区域范围的，如北美链指美国和墨西哥，欧州链联系着德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经济活动。参见Bair（2005）。
[3]
虽然Gereffi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至关重要，但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并不是先行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中所带来的全球产业组织新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从全球新的劳动分工格局和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角度作了不少研究（e.g.Frobel etal.，1980；Friedman，1986；Sassen，1998；Herderson，1989）。Gereffi等人的全球商品链研究框架破除了先前沿用的静态空间分析模式，即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模式，给出一个更能抓住全球新的产业分工组织变化的研究思路（张辉等，2007：12）。Gereffi和他的同事认为全球商品链包括：“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在社会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任一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一般都能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Gereffi etal.，1994：2）。从其概念可以看出，全球商品链概念强调经济组织里社会嵌入的重要性，包含了许多与企业组织和企业内部网络相关的元素以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元素，已具有网络的特征。
[4]
在此基础上，张辉（2007）根据全球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第三种模式：混合型驱动，并对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参见张辉，2007：66-68。
[5]
全球商品链的购买者驱动和制造商驱动的分析框架不能充分区分实地研究所揭示的不同的网络形态（Gereffi etal.，2005）。
[6]
定制化的交易导致了当事人之间的依赖，也增加了当事人对协调的需求。由于定制化导致买方和卖方对市场都更加脆弱，因此，也使得当事人更加关注网络内交易的维系。定制化与需求的不确定性相结合从两个方面增加了行为的不确定性：（1）当事人之间难以形成最初的定制交易内容的一致意见；（2）因现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当事人对是否要履行最初达成的职责难以达成一致意见（Jones etal.，1997：919）。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
组织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是一个创造、组合和应用知识的社会存在。以知识和学习为基础的组织是机能健全的有机系统，它努力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寻求与变化着的环境的动态适应（芮明杰，2001）。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企业拥有的知识优势是其建立产业网络的基础，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快速利用海外地方供应商的技术和能力的路径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为保持其核心竞争力，一方面，领导企业需要对地方供应商进行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转移，以促进供应商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升级，从而使供应商能满足其技术专门化的要求（Ernst，2003b）；另一方面，一旦网络供应商对其能力成功升级，也为领导厂商转移更复杂的知识创造了新的动力。当然，知识转移并不是有效的知识扩散的充分条件，知识扩散只有在转移的知识被本地供应商内化并转换成其能力时才完成，因此知识的扩散也是本地供应商升级的重要途径。
基于对网络本质的分析，网络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三个要素（Powell，1990）：（1）诀窍。网络是以横向的或水平的交换为特征的，因此有利于以隐性为特征的诀窍（如技术或基于工艺的技能）在网络内的传播，有利于知识的扩散。（2）速度需求。网络复杂的交流渠道使其具有快速传播和演绎新信息的优势，同时提供了“干中学”的情境，使其具有使想法快速转化为产品的能力，因此网络组织也更易走向繁荣。（3）信任。网络成员的声誉是其可信度的强烈信号，也是相互交流的基础。可信度越高，信息传播的正确性和流畅性越好。姜启军、顾庆良（2008）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声誉有着正相关关系，能增加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众多个体拥有的专业知识通常存在着互相解释或互相强化的关系，通过组织这种知识一体化的制度，从而能产生递增的经济效益（汪丁丁，1997）。因此，网络这种组织更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和传播。
一、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机制
全球领导企业基于其知识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产业网络，而为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领导厂商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知识的转移来提高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Ernst＆Kim，2002）。知识转移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正式契约的形式约定知识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相应的条款和条件，并以报酬支付的形式来完成，也可以通过非报酬、非正式的方式来完成。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作用也有所不同，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根据知识转移的媒介及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转移[1]机制可以分为四类，如图2-7所示。图2-7 知识转移机制
资料来源：在Ernst＆Kim，2002：1424的基础上修改。（一）积极的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非独立的地方供应商（其附属企业或合资企业）之间，领导厂商通过直接投资或技术咨询的方式来进行知识转移。领导厂商一般拥有附属企业的大部分产权，许可和转移完备的生产系统，使其成为“交钥匙工厂”（Turn-key Plants）。（二）消极的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领导厂商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和机械设备转移等方式来进行知识转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本地供应商的生产运作效率。机械设备是过程创新的主要源泉（Abernathy＆Townsend，1975），因此，提高一般供应商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是机械设备。领导厂商并不一定是设备的供应者，但可以发挥重要的间接作用，迫使地方供应商购买更精密的设备来提高其生产能力。（三）积极的非正式机制
该种机制主要发生在领导厂商和其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主要通过OEM来进行知识转移。领导厂商给地方供应商提供（一般是无偿的）设计蓝图、技术规格和支持援助（通常是显性的），以确保后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前者的技术要求。（四）消极的非正式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领导厂商通过非正式的机制在知识转移中起消极的作用。如领导厂商可通过反转工程、观察和人员流动的方式来提高独立地方供应商的升级能力。人员流动不仅包括一流工程师海外培训的遣返，也包括有经验的国外工程师短期的雇用。在这种机制下转移的知识一般是隐性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产业网络内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转移机制，转移的内容也各有不同。总的来说，知识转移主要在领导厂商和独立的地方供应商之间产生，这对提高地方供应商的能力以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化从而提高领导厂商的核心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扩散
知识转移并不是知识扩散的充分条件，在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意味着领导厂商转移的知识在地方供应商中的应用和创新，代表着其能力的提升。因此，知识的扩散与地方供应商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学习。在特定的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包括识别和搜集、组织和学习、应用和创新的过程，每个过程又[2]有不同的要素作为其支撑，如图2-8所示。图2-8 知识扩散过程及其要素（一）识别和搜集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识别和搜集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基础。知识的识别和搜集的难易程度与知识的类型相关，隐性知识的识别和搜集比显性知识更复杂一些。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识别和搜集与转移机制相关，正式的转移机制下的知识识别和搜集比非正式的转移机制更容易一些，领导厂商的作用越积极，越有利于地方厂商对知识的搜集和识别。地方供应商识别和搜集的知识的内容与其致力于学习、创造和拓展的需求相关，包括其相应的技术、知识技艺和能力以及价值理念等在内的隐性知识。因此，地方供应商识别和搜集的知识的内容和数量取决于知识的公开程度、转移程度及其互补性。（二）组织和学习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组织和学习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关键。组织和学习与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整合和重组能力、学习能力紧密相关。领导企业为地方供应商转移的诸如机器、蓝图、生产与质量标准等显性知识是相对零散的，需要地方企业进行消化吸收，并根据本企业特点进行归纳整理为新的显性知识，如新的技术规范、质量控制手册、操作规范等，由本地企业工程师和员工进行学习，理解和吸收领导企业提供的知识，然后在其日常操作和管理中转化为自身的隐性知识。地方企业也可以通过选派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到领导企业学习，也可请领导企业的一流工程师到企业进行指导，在人员的相互交流中使与技能相关的隐性知识进行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企业员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等方面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刘雪峰，2007）。（三）应用和创新
地方供应商对知识的应用和创新是全球产业网络内知识扩散的目标。地方企业通过对领导企业知识的组织和学习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运用到组织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使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创新则是在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运用知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这是地方企业能力提升的最终体现，也提高了其核心竞争力。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与所转移知识的兼容性相关，知识的兼容性越强，应用的可能性和范围就越广，企业创新的基础就越丰厚。创新还与地方企业本身的思维模式、团队合作的程度及个人的创造能力相联系。
网络的嵌入作为组织间联系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网络中知识转移的绩效，对本地供应商吸收能力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Echols＆Tsai，2005）。吴晓波等（2007）对全球制造网络中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嵌入性对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与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地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代工模式进入多个跨国公司相互作用的产业网络，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来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高春亮等，2008）；张方华（2010）对长三角地区270家本土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对组织网络的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外部知识的获取效应，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
[1]
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外包或委托加工关系——“委托企业—加工企业”通常有“领导厂商—高层级供应商”和“高层级供应商—低层级供应商”两种基本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委托企业分别是指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加工企业分别是指高层级供应商和低层级供应商。在这两种基本的委托加工关系中，虽然知识转移的具体内容和层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转移与扩散的途径和机制基本一致（卜国琴，2007：51）。
[2]
本模型受谢辉（2006）的组织隐性知识共享机制模型（P44）的启发。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全球产业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组织，与企业和市场相比，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网络内的交换是互动的情景下基于关系进行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是靠声誉来维系的，成员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基于信任的交换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绩效。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对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知识、资本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分析。价值（创造、提升和获取）、势力（企业、机构和集体）和嵌入（地域、网络）是其研究的三个要素。与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相比，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更注重社会性，网络的治理是其核心。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可以得出，需求的不确定性、任务的复杂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的频率导致了网络治理的产生，而网络治理又通过限制性进入、共同的网络文化、集体惩罚和声誉等社会机制协调维护着网络的交易，前者导致了结构嵌入，而后者产生了关系嵌入。
全球产业网络内的领导厂商为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知识的转移来提高当地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一旦网络供应商对其能力成功升级，也为领导厂商转移更复杂的知识创造了新的动力。根据知识转移的媒介及领导厂商在知识转移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全球产业网络内的知识转移机制可以分为四类：积极的正式机制、消极的正式机制、积极的非正式机制和消极的非正式机制。
在全球产业网络背景下，知识的扩散意味着领导厂商转移的知识在地方供应商中的应用和创新，代表着其能力的提升，是本地供应商升级的重要途径。知识的扩散与地方供应商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学习。
本研究将全球产业网络定义为：全球范围内各类经济体通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与交换而形成的网络组织。特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与交换也是价值创造、提升和分配的过程，是全球产业网络的核心内容，反映经济性；基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着产业网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基础，反映社会性。
第三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当今最流行的概念之一，而它的流行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分不开的。自由化、技术和日益剧烈的竞争导致了重要的组织创新：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Ernst＆Kim，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更多地注重于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与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供应商（Herderson etal.，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约束和传递机制来规范地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地方供应商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有利甚至是必要条件之一。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定义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学术概念是由Bowen（1953）给出的，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寻求其政策，做出其决策，或采取令人合意的行为底线的义务”（Godfrey＆Hatch，2007；Carroll，1999）。Drucker（1954）在《管理实践》一书中为企业社会责任注入了“新思想”（Godfrey＆Hatch，2007），强调组织的首要责任是在为社会创造利润的同时，考虑每个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管理的最终责任是对自身、对企业、对社会和生活方式负责。在随后的五十多年中，CSR成了一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Hatch，2007），不同的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企业社会概念。尽管众多学者都在致力于给出一个清晰的、不偏不倚的定义，但CSR应怎样定义始终存在混淆（Dahl-srud，2008），众说纷纭，至今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
Dahlsrud（2008）从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经济（Economic）､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和自愿[1]（Voluntariness）五个维度对其搜集的1980—2003年间的27个作者提出的37个CSR定义进行了解析,其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社会､经济和自愿等四个维度在众多概念中提及的比例依次为88%､88%､86%和80%,值得关注的是环境维度显著较低,为59%｡然而,所有维度在众多定义中提及的比例都超过了50%,这意味着这些维度并不是随意包含在一个定义中的｡
不同组织及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如表3-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定义中包括的维度主要为社会､经济和利益相关者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演变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做是两条平行路径的结果（Vurro，2006）：一是政策制定者和组织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而推出的概念，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可持续发展协会（WBCS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U）等。二是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模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管理工具和行为指导原则的明确界定的演进过程。
①Dahlsrud对各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环境维度——自然环境；社会维度——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经济维度——社会—经济或财务表现，包括CSR在企业运营中的描述；利益相关者维度——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者集团；自愿维度——行为非法律所规定。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不同的学者分析了CSR的演变过程。De Bettignies（2002）回顾总结了1955—2002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含义，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划分为十个阶段：企业慈善（1955）、企业伦理（1960）、企业社会责任（1965）、利益相关者模型（1970）、企业社会响应（1975）、企业社会绩效（1980）、企业社会公正（1985）、可持续发展（1990）、三维基本底线（1995）和企业公民（2002）。Juholin（2004）根据Frederick（1994）和Vercic（1994）的研究将CSR分为五个阶段和类型：CSR0（Public Responsibility 1900s—1930s），强调公共利益；CSR1（Corporate Socia.Responsibility 1930s—1970s），企业社会责任，关注普通公众；CSR2（Corporate So-cia.Responsiveness 1970s），企业社会响应，重点在于公司社会关系管理；CSR3（Corporate Socia.Rectitude 1980s），企业社会公正，强调双向均衡的公共关系；CSR4（Corporate Socia.Reason 1990s），企业社会动机，强调企业的公共关系不仅仅在于有效、正确地管理公司的关系，而且应该完全地参加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沈洪涛、沈艺峰（2007）则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五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司社会回应（20世纪70年代）、公司社会表现（20世纪80年代）、相关利益者理论（20世纪90年代）、公司公民（21世纪）。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由最初的“责任”转向“战略”思想。菲利普·科特勒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A Shift from Obli-gation to Strategy）”（Kotler＆Lee，2005）。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会给企业带来以下好处：减少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管制者的关系；滋生品牌资产；改善人际关系，提高雇员生产力；降低资本成本（Heal，2005）。Burke和Logsdon（1996）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回报与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广大社会的回报是相同的，当企业社会责任能切实产生与企业有关的利益时，特别是对企业核心业务的支持，进而促进企业的效益，有助于实现企业使命时，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过程）能上升到战略高度。Perrini等（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orter和Kramer（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Zhao和Gu（2009a）对中国服装产业的调研表明，实施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比消极的企业拥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投入，对企业来说，与其他要素一样，都关注其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正的绩效，这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企业绩效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如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企业的竞争力等。企业绩效是一个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多元化概念（姜启军、顾庆良，2008）。无论是经济绩效还是社会绩效，研究的一个困难在于评价标准的不断变化。Griffin和Mahon（1997）发现在51份不同的研究中共用了80种经济绩效的指标。社会绩效的评价指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绩效（Corporate Financia.Perfor-mance, CFP）的实证研究是伴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知的演变同时进行的（Tim＆Shawn，2000），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社会回应到公司社会表现等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沈洪峰、沈艺峰，2007）。由于CSR定义的多样性导致了其实施和计量的混淆，同时一个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定义的缺少也导致了能有力地支持或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经验结论的缺乏，使得CSR和CFP的研究处于混沌的状态（Godfrey＆Hatch，2007）。Griffin和Mahon（1997）戏称“自弗里德曼以来，这方面关系的探讨始终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战斗”。
Griffin和Mahon（1997）对从1972年到1994年间的51篇文献进行了回顾，得出CSR和CFP负相关结论的论文共20篇，认为正相关的文献共33篇，有9篇文章还未得出明确结论。在这51篇文献中，部分研究还同时得出正相关和负相关，或正相关和不相关，或负相关和不相关等不一致的结论（表3-2）。20世纪70年代的16份研究中共有12份是正相关，4份无关或无结论，1份负相关，其中1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无关或无结论（Fry＆Hock，1976）；20世纪80年代的27份研究中共有14份是正相关，5份无关或无结论，15份负相关，其中6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负相关，1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无关或无结论；20世纪90年代的8份研究中共有7份是正相关，3份负相关，其中2份研究既是正相关又是负相关。
从表3-2中可以看出，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两份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同一份研究也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充满矛盾的特征。Roman等（1999）在Griffin和Mahon（1997）的基础上，对同样的51份研究外加新的4份研究重新进行了分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将其中被Griffin和Mahon（1997）看作负相关的研究归入正相关一类，因为这9份研究发现较差的企业社会责任造成同样较差的财务业绩，这显然是正相关关系，还有6份被Griffin和Mahon（1997）看作存在或正或负关系的研究则被列入没有明确结论一类，另外还有11份被剔除在外，最后得出，呈现正相关结论的研究有33份，没有关系的研究有14份，只有5份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分类方法之后，发现了更多的CSR和CFP正相关关系的证据（表3-3）。Pava和Krausz（1996）研究的21份文献中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有12份，负相关的只有1份，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为8份。Margolis和Walsh（2003）通过对1972—2002年间测量CSR和CFP之间关系的127个实证研究发现大约一半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