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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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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试读：

写作

沃维尔的事件，我取名为《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片子拍完以后，我们就去到我在诺弗勒堡的别墅。我谈到写作，我试图谈论这个：写作。于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摄与制片仍是原班人马——国家视听学会的西尔维·布吕姆和克洛德·吉萨尔。

取名为《

罗马

此书献给一九四四年五月某时在沃维尔牺牲的、年仅二十岁的W.J.克利夫写作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不论是在这里，在巴黎，还是在特鲁维尔。它是一扇窗子，一张桌子，习惯用的黑墨水，品牌难寻的黑墨水，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习惯。无论我去哪里，我在哪里，习惯不变，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例如饭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在那个时期，我有情人。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我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

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我监视他们。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玩得发疯。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害怕至极。多深的爱。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书。事情就是这样。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我将自己关闭起来——当然我也害怕。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它成了写作之家。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也出自这种光线，出自花园。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是的。你也可以来回走。此外还有花园。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有一些落叶松、苹果树，一株胡桃树、一些李子树、一株樱桃树。那株杏树已经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树。还有郁李树，鸢尾。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

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完成《劳儿·瓦·施泰因》，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独自一人，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我在写作，所以必须避免谈论书籍。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对男人来说这很残酷。这对大家都很困难。除了罗贝尔·A。

然而在特鲁维尔有海滩，大海，无边无际的天空，无边无际的沙地。这里就是孤独。在特鲁维尔我极目注视大海。特鲁维尔是我整个生命的孤独。我仍然拥有这种孤独，它在这里，在我周围，不会被攻破。有时我关上门，切断电话，切断我的声音，再无所求。

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夏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娜，大卫》，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我躺下时盖着脸。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在睡觉以前喝酒。为了忘记自己，忘记我。酒立刻进入血液，然后我睡着了。酒后的孤独令人不安。心脏，对，就是心脏。它突然急剧地跳动。

我在屋子里写作时，一切都在写作。处处都是文字。我见到朋友时，有时不能立刻认出他们。有好几年都是这样，对我来说很艰难，是的，大概持续了十年。就连十分亲密的朋友来看我时，也是很糟糕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知情：他们为我好，好意来看我，以为这是应该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对此毫无想法。

这使写作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辨识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我想讲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讲给为我拍过片子的米歇尔·波尔特听。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与大房子相通的那间被称作食物贮藏室的“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我在那里等米歇尔·波尔特。我经常这样独自待在安静而空荡荡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静中，我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做垂死挣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来，免得吓坏它。我一动不动。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我和它单独在一起。此前我从未想到苍蝇，除了诅咒它以外。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我走过去看它死去。

它想从墙上脱身，花园的湿气可能使墙上的沙子和水泥将它粘住。我注视苍蝇怎样死去。时间很长。它做垂死挣扎，也许持续了十至十五分钟，然后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里看。苍蝇和刚才一样贴着墙，仿佛粘在墙上。

我弄错了：它还活着。

我仍然待在那里看，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在场使它的死亡更显得残酷。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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