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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1 03: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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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化腾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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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粤港澳大湾区作者:马化腾排版:暮蝉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7-01ISBN:9787508689517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抓住数字中国机遇,打造数字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这是我的观察和感受。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我13岁,跟随父母来到深圳读初二,现在已在大湾区学习、工作、生活了30多年。当年的深圳,只有罗湖区比较繁华,到了福田就都是乡村和田地。我们家附近的国贸大厦一天天拔高,成就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到南山、蛇口,感觉就像到另一个城市旅行,蛇口工业区立起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招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年后的1994年,我大学毕业了,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当时,深圳的创业氛围已经非常浓厚,产业上也慢慢闯出一条路来。从最开始香港和深圳“前店后厂”的模式,逐渐升级到“贸工技”。不少公司利用香港作为大湾区对外窗口、深圳作为大湾区对内桥梁的优势,先做贸易代理,从香港进口电脑、交换机等科技产品到内地进行代理销售,再设厂接单生产,之后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研发体系。深圳的信息通信产业自此有了一定基础。同一年,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吴家玮先生提出建设“深港湾区”,第一次把粤港澳地区放在与旧金山湾区对标的位置上。

1998年,深圳信息通信行业突飞猛进,受到这种创新创业氛围的感召,我和5个同学及朋友一起创立了腾讯。“小企鹅”从零开始,到现在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里,我们和粤港澳大湾区同呼吸、共发展,从5个人的小团队壮大到现在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企业。特别是2004年我们选择在大湾区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市,充分享受到湾区经济的红利,现在市值已突破5000亿美元,成为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企业代表之一。

回过头去看,深圳的发展和腾讯的发展分别赶上了一个“大时代”和“大行业”,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大趋势之下埋头做事,做好产品,终有所成。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务实和开放,也为我们迅速消化吸收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信息,进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打下了基础。

这几年,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硅谷,越来越成为各方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的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被提及,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2017年7月,《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成长于大湾区、受益于大湾区的互联网科技企业,我们也看到了粤港澳打造“科技湾区”,追赶甚至超越旧金山湾区的优厚条件和环境。为此,我连续两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相关建议,从呼吁建设“科技湾区”到推动决策共商、产业共建、文化共生、机遇共享,希望更好地发挥粤港澳在创新产业、市场贸易、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助力大湾区快速发展。

为了进一步从民间、市场的角度凝聚共识、形成合力,2017年6月20日,我们在香港与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共建中国的世界级湾区”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邀请了三地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国内外的专家,一起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出谋划策。当年8月我们又举办了首届“腾讯粤港澳湾区青年营”,邀请粤港澳三地的中学生到深圳来,走进科技企业,感受互联网的魅力,在青少年的心中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信心,不仅出于我作为亲历者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也在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全面数字化的发展机遇,而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有机会实现从经济、政务、民生到文化全面数字化的地方。

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讨论“互联网+”或“+互联网”,要让各个行业都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改造升级和创新。这个变革的过程是逐渐发展的,现在正面临这样的时刻:数字化正以指数增长的形态进入我们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它由移动互联网的连接所带动,随着连接的不断丰富和深入,增长的速度非常惊人,带来的创新也在井喷。以最近的新零售为例,我们确实看到很多需求在变化,很多零售店,包括超市,开始使用新技术,用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直接扫码就可以扫出线上店面,直接完成订单。这些零售企业也在从整个供应链和销售物流体系中将线上线下全面拉通,实现真正的一体化。由数字化所带来的创新与融合也在生产制造行业发生,比如一些汽车制造商不满足于只是生产,而是希望向出行服务商发展,这样在新车购买需求不大时还可以直接提供服务。甚至在农业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来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完成消费升级。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全面的数字化,从经济已扩展到民生、政务等领域,一个数字中国的场景正在打开。在民生方面,例如交通、医疗、教育等,也有大量“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机会。

数字化连接一旦建立,就不会消失,而是呈指数级增长。但这个融合的过程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移,但衡量标准还是旧的,创新所带来的很多变化和福利并不能在传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中体现。

从线上到线下,或者从线下到线上,迁移的过程需要解决很多产品、技术甚至是制度上的难题。中国实体经济要走向数字化舞台,成为真正的主角,必须借助互联网这种工具箱和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转型升级。公共服务、民生政务等也要通过数字化升级,解决社会痛点,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解决这些痛点问题的过程正是创新产生的过程。我们在与广东省推进“数字广东”的过程中就很有感触。腾讯接收了原广东省信息中心的人员后,进行梳理,顺藤摸瓜探索数字化样板。这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探索模式的过程。不仅是广东,我希望粤港澳大湾区也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引领全面数字化的过程,跨界创新,打造世界级湾区。

全面数字化也在酝酿形成新的文化社区。大家会发现,近几年,我们在社会公共管理上的声音和行动都多了起来。从2015年提出“互联网+”,到2016年推动发展分享经济,再到倡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经济、呼吁打造新时期粤商精神等,以及我们在慈善公益、传统文化活化、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尝试,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与社会、与大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从创业初期关注自身的生存,到关注行业生态的打造、合作伙伴的成长,再到关注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我们慢慢发现,这是一个有机联动、共融共生、互相促进的过程,我们有责任也非常乐意参与这个过程。

在2016年腾讯成立18周年的时候,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我们成年了,责任更大了。这种责任一方面是内在的责任,是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是外在的责任,即怎样去看待和处理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种天然的社会责任。我说过,有些事情别人能做,腾讯不能做;有些钱别人能赚,腾讯不能赚。我想再补充一点:有些事情即使不赚钱,腾讯也需要做;有些事情别人不想做、不能做,就由腾讯来做。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与外部的交集越来越多,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未来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秉持开放的心态,把开放战略进一步推向全社会,与合作伙伴、社会各界一道,把我们的基础能力贡献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健康、安全、不断创新发展的连接。

2018年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年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实施的第一年,也是腾讯成立20周年。我想腾讯身上承载的企业社会责任将越来越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将越来越多,可以发挥所长的舞台也将越来越广大。我们将更加注重把企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的期待、大众的关切,努力把腾讯的技术、能力和优势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连接和服务更多的社会人群,提升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从孩童到年轻人再到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各种不同群体。

大湾区的未来发展还有许多实际工作需要去做,还有许多创新需要尝试和推动,期待我们共同努力。本书凝聚了很多关心大湾区、热爱大湾区的人们的心血,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为我们提供了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不同角度和方式,在此我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第一篇 ——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战略第1章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议案《关于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2017年)

湾区经济是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经济形态。回顾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发展,美国、日本等国的湾区经济都为本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完善的生态支撑。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珠三角加快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政策支持、产业聚集、创新能力、金融服务等领域优势明显,有意愿、有条件、有能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湾区,抢占未来全球科技的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领先位置。着力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不仅有助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和维护香港、澳门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更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世界级科技湾区的经验启示

综观全球,湾区城市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理念、制度,汇聚最新信息和人才资源,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催生创新业态,培育大批创新成果,成为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策源地,引领全球科技产业发展方向。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旧金山湾区集中了全美40%以上的风险资本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占全美15.2%,涌现出谷歌、苹果、英特尔等一批知名企业,GDP占全美3.43%,共有世界500强企业14家;纽约湾区GDP占全美8.36%,共有世界500强企业23家,以银行保险业、金融科技为主;东京湾区GDP占日本1/3,共有44家世界500强企业,以三菱、丰田、索尼等为代表的机械、汽车、电子产品企业在科技创新水平方面全球领先。从上述湾区的发展情况来看,科技创新离不开研发能力、科技金融、开放生态、现代制造业等创新资源要素的全方位支撑,科技湾区这座“创新熔炉”只有汇聚各种要素才能产生聚集效应,助力产业升级,为本地区、本国科技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粤港澳科技湾区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粤港澳区域发展,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根据国家的战略决策,广东省颁布了《广东省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意见》,深圳市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性文件,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近年来也把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创新产业、加强与广东省合作写进了各自的施政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重要的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航运物流和制造业中心,拥有比较完备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可以实现理念、筹资、研发、制造、产业化等“一条龙”的创新全过程。其中,香港高等教育发达,高端人才储备丰富,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等现代服务业发达;深圳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珠三角制造业发达,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澳门积极谋求适度多元发展,在中医药、对葡语系国家合作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仍有待挖掘和释放。世界级湾区发展大致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这4个阶段。经过多年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从港口、工业和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跨越的关键阶段,科技和产业引领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当前,香港国际创新、科研教育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创新产业的驱动作用不足,发展动力有待提升,粤港澳三地年轻人合作创新创业成功案例不多,合作平台不完善;深圳企业在科技集成创新、“走出去”创新、原始创新等方面仍需发力;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新的发展引领等。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具体建议

建议国家把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作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决策,使粤港澳地区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动机”,推动粤港澳地区早日成为创新要素高度聚集、科技产业高度发展、创新生态高度成熟,具有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科技湾区。

建立粤港澳科技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制定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政策。早日建立粤港澳科技湾区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家相关部委、粤港澳三地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加强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创业创新、高等教育、金融服务、服务贸易自由化、出入境事务等政策上的沟通协调。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推动区域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结合区内创新链优势,加快打造开放、协同、覆盖全过程的创新生态,推动技术、产业、金融、管理和商业模式等融合创新,构建各具特色、相互衔接、协同搭配的组合型政策体系,为粤港澳科技湾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着力吸引国际科技组织在深圳和香港建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建设国际科技大项目合作基地,加快集聚全球创新能量。重点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一批国际创新载体,鼓励企业建设境外产品研发和技术推广中心。

发挥香港“超级联络人”角色,为科技产业创新牵线搭桥。依托香港特有的金融、服务和制度环境,发挥法律、财务、咨询、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优势,利用国际金融中心实力地位,加快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科技服务产业,推动专利技术创业孵化、应用转化,搭建覆盖粤港澳、联通国际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创新技术与产品的供需市场。用好深港河套地区创新及科技园,打造粤港澳科技湾区示范区、先行区。

坚持不懈引进高端人才,建设全球创新人才“栖息地”。整合广东省的“珠江人才计划”、深圳市的“孔雀计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等人才引进政策,参照美国硅谷等地出台的人才发展措施,制订粤港澳科技湾区人才培养和引进整体方案,设立粤港澳科技湾区国际人才招募基金,提升科技湾区的人才吸引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优势,组建湾区高校联盟,推动开展多层面、多领域的交流,探索高考互认、区内转学和学分互认机制。依托前海、南沙、横琴自贸区设立国际人才特区,简化外籍科技人士的就业签证,放宽入境时长,增加技术移民签证数量,探索建立海外人才绿卡制度。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建设,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有实力院校与国际知名高校联合办学,打造具有高度科技创新能力的湾区高校群。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产业,为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等在港设立子基金,探索成立国家级香港创新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入,优化湾区科技和人才环境,为初创型创新企业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以区域商务合作为中心、以科技金融为驱动,鼓励互联网银行、移动支付平台等金融新业态在移动支付、金融安全、跨境人民币业务应用等方面加快探索、试点互认,促进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具有更强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驱动型金融产业链。

发挥强企引领作用,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国际竞争力。推动内地高端要素、产业资本向香港流动,支持香港发展创新科技和知识经济,提升经济实体化水平。支持内地国家级实验室、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在港设立研发和生产中心。鼓励内地企业在港发展高科技产业、“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平台。支持央企和中资企业在港发展知识型、科技型、创新型等产业和业务。发挥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深圳湾创业广场、南沙(国际)创业基地等“双创”孵化体系作用,为香港科技人才提供施展平台,进一步鼓励香港中小微企业和青年到内地创业。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关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区域融合发展率先突破的建议》(2018年)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一年的时间里,整个大湾区的发展继续保持稳健态势,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三地的憧憬和期待。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当天,国家领导人在香港亲自见证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机制性建设迈上了新台阶。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2018年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接近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抓紧编制,粤港澳大湾区顶层政策设计逐渐成形,对大湾区建设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经济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2017年,广东省全省GDP达8.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珠三角九市GDP总值预计为6.92万亿元。香港GDP预计增长3.7%,澳门GDP有望增长9%左右。按此增速,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全年GDP将达到1.4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有望在未来几年超越美国纽约湾区,成为全球第二大湾区。

在区域层面,粤港澳三地政府积极服务大湾区建设,纷纷制定参与大湾区发展的政策举措,主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调联动,形成群策群力、跨区协同、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政、商、学、媒各界多次举办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会和报告会,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行动联盟等民间双轨平台相继成立运作起来,有效推动了大湾区发展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实践,加快融入、加快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各界的普遍共识,为下一步落实大湾区发展规划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具有独特优势

2017年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势头加快,各界广泛讨论、积极参与,大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比如,湾区产业链条更加完整,互联网科技、智能制造、科技金融等行业正改变着湾区的创新链和生活圈;粤港澳所代表的中西多元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三地青年逐步形成了携手发展大湾区的共识;大湾区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商业网络更加密集,资本市场和自由贸易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同时,各界也对一些事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议题更加关注,包括如何建立畅通的决策机制,整合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产业和创新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企业等平等享有机会、平等实现发展,为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如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落实国家战略中的功能和作用,推动中国与全球的合作对接等,这些都需要在下一步大湾区发展中予以明确和推动。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建议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从民间倡议上升到国家战略,接下来更需要从战略规划走向政策举措落地,抓住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关键,推动更多领域实现率先突破、率先发展,以点带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世界创新强国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切实促进大湾区“决策共商”,加快推动大湾区发展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由中央主要领导人、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对事关大湾区全局的重大问题定期进行研究解决,并由三地政府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举措;在区域、民间层面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由知名企业、智库、社会组织组成,定期向领导小组或粤港澳三地政府提出具体诉求,提供研究支持,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决策和咨询的“双轨机制”。

在此基础上,瞄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环节,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实现新的更大突破。比如,在居民生活层面,试点推行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电子身份认证”,使大湾区居民可以在一部手机上集中多张证件,包括身份证、回乡证、电子港澳通行证等,实现一机在手、无缝通行,在银行开户、证券开户、交通出行等场景可以实现证件互通互认;在出入境便利化层面,探索出入境“一机两检”,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整合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检查核身需求,大幅减少出入境检查时间,提升通行效率;在协同创新层面,把深港河套地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创新的首个标杆项目,探索灵活可行的开发方式,加快开发进度,研究在深港河套地区新设“湾区大学”的可行性和操作路径;在吸引企业和人才层面,整合前海、横琴等已有的鼓励优势产业目录、吸引境外及港澳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片区),适用人群推广到符合条件的所有境外人士及港澳居民,同时可以考虑通过备案清单制或配额制对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调节和平衡等。

积极鼓励大湾区“产业共建”,打造以“科技+金融”为基础的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一方面,建议加快新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成果在大湾区的应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先行区”,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普及应用,探索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建设“云上湾区”。另一方面,建议充分利用香港、深圳、广州等金融业集聚优势,在大湾区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试点大湾区内和国外资本的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大湾区内国际性自由可兑换的资本市场,吸引更多国内外风险投资、支付机构等金融产业进入大湾区,提升金融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支撑力。

不断巩固粤港澳“文化共生”,着力提升大湾区发展的归属感和参与感。围绕促进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培育务实、开放、包容、创新的湾区文化精神,建议国家和粤港澳三地有关政府部门着眼于促进大湾区青年人交流、沟通、理解和融合,加大粤港澳三地青年互动的研究力度,进一步整合提升相关青年活动项目,出台相关政策举措,鼓励和支持大湾区知名企业、公共机构投入资源,为香港、澳门等优秀青年提供更优质的实习体验和工作机会。同时,针对大湾区城市现有的文化留存和文化设施,研究启动湾区文化发展专项,保留并发展湾区独特的文化魅力,探索打造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挖掘的标杆城市。

着力实现大湾区“机遇共享”,打造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建议国家研究出台政策举措,充分利用大湾区沟通内外、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鼓励和支持大型央企、民企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设立国际总部,同时在大湾区内实施更加优惠的境外资本和企业进入政策,鼓励世界名企设立区域总部或创新研发中心,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双向进出、有序流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全球业务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化腾第2章粤港澳大湾区“煲汤”论

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机遇,中国需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的转型与升级。

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级大湾区,要讨论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有引领作用的创新中心?探讨创新发生的条件,有两个关键词:“密度”和“浓度”。中国是一个大国,凡事都追求大。但如果只求“大”,而不讲究“密”和“浓”,就不容易做强,所以越追求大,越要注意密度和浓度。这个观点是从现象观察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的不平衡问题

我们在观察创新现象时发现,它的发生极不平衡。一方面,它在人口中的分布不平衡:参与创新的人口极少,享用创新成果的人口非常多,两者之间比例悬殊。另一方面,也是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创新的发生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平衡。那些对全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很小的地方,这些区域与整个世界的地理范围比例较为悬殊。

2016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了全球50大创新公司的榜单。这些创新公司集中分布在几个区域,而有几个大洲甚至连一个上榜公司也没有。名满天下的硅谷,放到美国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点,但是这个点创造出的概念、产品、技术模式对整个世界都有压倒性影响。《创新的国度》一书讲述了以色列的创新故事。以色列的面积很小,但它的出口产品中有50%是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口达10%。然而,在很多以色列企业中,真正从事高科技工作的人并不到10%。而以色列创新公司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地区,并非各地皆有。

在2017年6月15日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比2016年上升了三位——第22名,中国香港地区是第16名。中国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25名的经济体,排在前面的大都是高收入经济体,而且多年来排名都没有大的变化。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首次公布了全球创新群的分布排名。所谓创新群,就是指密集申报发明专利的地方。在国际上,申报专利时都要求提供一个邮政编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专利在哪里发生、在哪里申报。结果显示,专利在一个国家内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通常集聚在一些“团”或“群”里。

在这个全球创新群的排名中,第一名是东京–横滨,该创新群2011—2015年申报发明专利共计94079项。第二名是深圳–香港,申报41218项专利。第三名是旧金山湾区,申报专利34324项。

按此排名,旧金山湾区(大名鼎鼎的硅谷)在专利申请量方面排在深圳和香港后面。但它只统计了申报专利的数量,如果进行更全面的衡量,硅谷创新的影响力仍为全球领先,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密度和浓度优势。

旧金山湾区的面积不大(约1.8万平方千米,略大于北京市),却拥有几万家高科技公司,其中不乏世界级科技巨头。它的周围还有若干所世界名校,先后出过50位诺贝尔奖得主,并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他们不仅学业出色,日后也将成为科技创业的生力军。这里还汇聚了全美风险投资的40%,这些投资让形形色色的奇思妙想有更多机会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些要素在其他湾区也存在,但旧金山湾区的最大特点是高质量创新元素密布、高频互动、融为一体。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

表格来源:Cornell University,INSEAD,WIPO.创新的密度和浓度

所有创新的最初形态都只是一些想法,但要让头脑里的“想法”变成产品,再变成产业,去改变世界的经济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好这条路需要什么条件,这是我近两年致力研究的一个课题。

想法从产生到变成产品,中间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应该鼓励、容忍、欣赏新的想法,绝不嘲笑,更不能压制。那些容不下新想法的地方,其实已经把自己排除在创新区之外了。

一个想法从萌发到成熟要经历许多“激荡”。无论是像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天才,还是像比尔·盖茨或乔布斯这样的科创企业巨擘,都不是孤立成才、成事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在孤岛上成长为天才,因为再厉害的头脑也需要和一群同样厉害的头脑对话、互动和碰撞,互相挑战和切磋。缺失了这道工序,或者“激荡”的质量不高、浓度不够,很多好想法就迸发不出来。

想法变成产品,需要“手脑并用”。如果脑和手没有结合在一起,想法就不可能变成产品。当然,动手需要条件的支持,包括财务条件、金融条件、物质条件、元器件的可得性等。所有这些要在不大的范围内同时具备,这一点较难做到。因此,创新群的分布通常不均衡。

人类一直都有很多想法、主意、猜测,但是哪些最后会变成科学原理性的发现,哪些能推动技术的发明,并为人类所利用,这需要一系列条件。世界很大,但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很少,这就是科学史的教训。所以,“群”不同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概念,群的成员要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氛围,不同的要素要高频互动。由此可见,密度和浓度是创新发生的关键因素。世界级问题

现在关于大湾区的讨论很多,一些初步研究有较强的启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块非常有希望、有前景的地方,而且它的“密度”在中国领先——0.6%的土地上创造了中国13%的GDP。这里的单位土地的GDP产出最高,比京津冀、长三角两个城市群都要高。虽然密度高意味着经济互动活跃,但“密度”高并不等于“浓度”够,这可能是大湾区未来建设的一个重点。

与那些已经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地方相比,汇聚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要素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创新元素之间要有更密切的互动,要增加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学、公司、国家实验室、金融力量、法律服务以及民用和国防需求之间的积极互动。

为了增加“浓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有吸引人们为之工作的世界级问题。

中国很多大公司(包括腾讯)都在硅谷设有实验室,很多人才也是从硅谷引进来。那么,为什么还要再造一个中国的大湾区?把硅谷的创新应用到中国不就行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明白一点,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现有的前沿科技也还不足以支撑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一个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10多亿人口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然而如何让全人类都过上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类使用电的历史已经有200多年了,然而现在全世界仍有12亿~15亿的人口用不上电。如今没有哪种创新能离开电而独立存在,没有电就意味着和所有创新无缘。

还有一个问题更具挑战性:如果几十亿人口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资源和环境能不能承受?中国这30年的发展,在第一个问题上交了一张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无电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快速与互联网结缘,让全世界瞩目。北京大学有一个扶贫点位于云南弥渡县的山区,那里贫穷、落后,脱贫压力大,但那里却通了电,而且多数村民都用上了手机,还有微信。中国的经验增加了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的信心。

但是,后一个问题仍然是很严峻的挑战:中国十几亿人开始过上现代化生活的时候,环境恶化程度可能相当惊人,资源压力巨大。这就是一个世界级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才能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因为存在世界级难题,才需要打造新的世界级湾区,汇聚更了不起的力量,通过紧密互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我们说,如果全世界都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那么至少需要三个地球;如果全世界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至少需要五个地球。这说明,即使现有的技术如此先进,也不足以解决世界级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中国作为一个曾经普遍贫困的国家,“让更多人口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愿望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都强烈,所以应该承担这样的使命。这对于打造世界级湾区至关重要。

第二,打造世界级湾区,告别追赶思维。

深圳之所以一枝独秀是因为它不是追赶思维的产物,而是突围思维的产物,当时国家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只有奋力一搏,才有希望。深圳的发展不是按照制订好的计划进行的,而是独辟蹊径,让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才主动冒出来。香港会从当年的一个小岛发展成世界金融贸易中心,也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异军突起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以,这两个地方成为今天世人瞩目的城市,是敢于探索和闯的结果。

要打造世界级湾区,探索和闯比什么都重要。做事情固然要有计划,但很多事情是不按计划发生的,也会超出计划。追赶思维是指,为了追赶别人定下目标,以期迎头赶上。但是,如果永远只有追赶思维,就不可能领先,因为你会对“前方”的路一无所知。

中国目前已经到了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怎么从并跑向领跑发展,从更高的着眼点出发来讨论体制问题。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这两个地方都有体制上的优势。如果你从东北到西北,再到深圳,你就会感觉到尽管这些地方同属中国,但存在某些不同,尤其是人们的想法和行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打造一个世界级湾区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比如资源配置、体制成本等。在打造世界级湾区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等所有要素齐备以后应该增加浓度和互动。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金融、深圳创新、东莞制造之间的互动虽已开始,但还不够深入。成功的企业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一个企业的成功是孤立的,所以,只有集合大湾区的所有长处,才能获得成功。腾讯公司创办于深圳大学附近,在香港上市,微信创立于广州,这些都并不局限于某个狭小的行政区划之中。

大疆创新董事长李泽湘教授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的学生到深圳做毕业项目,并做成了一家世界级的公司。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后我们应该多鼓励这样的互动。

我们可以借用大湾区所有人都听得懂的一个比喻——创新就是煲一锅汤——来讨论这个问题。煲汤先要有优质食材,这些材料要从全世界找。正如在旧金山湾区工作的人不一定是旧金山地区的人一样,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人也可能来自世界各地。而且,这里的大学招生一定要面向全世界,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也要面向全世界。有了好食材还不够,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长时间地用文火慢慢煲。“煲”这个字很关键,要用文火持续加热,让锅里的所有优质食材有充分的时间彼此作用、互动和融合,直到融为一体。

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机遇,中国需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的转型与升级。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第3章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从最初探索与思考珠三角区域合作新模式,继而提出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战略、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到现在着眼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可谓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特别是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加入,让原本的广东省内战略升级为国家规划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起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提出时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从理论设想阶段快速进入实际规划和布局阶段,从国家层面看,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量:

第一,在全球化的下半场竞争中,中国需要全新的开放平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通过大规模“引进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目前中间品、知识、技术、资本、人员、服务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组合,对市场规则的一致性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迫切需要创新型发展模式。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的缩小和改革红利的逐渐减少,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亟须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培育新经济动能。创新也有利于形成“北有京津冀一体化、中有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三,湾区经济形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与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通过其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在经济、人口、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聚集优势。

第四,近年来香港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加大、阶层流动性趋弱等社会问题有所加剧,亟须探索如何将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法治社会的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推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痛点: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大挑战

全球湾区经济大多具有4个主要特征: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区域融合、宜居宜业。

高度开放。湾区海运发达,港口城市成为交通枢纽与对外开放的门户,国际投资和贸易条件便利,经济开放性较强。同时,湾区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形成开放包容的移民文化。

创新引领。由于湾区经济的高度开放,更容易汇集全球资金、人才与信息,催生创新成果,推动新产业衍生与集聚,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宜居宜业。湾区内的城市大多自然环境优美,依山邻海,适宜居住。环境优势加上文化氛围开放,易于吸引投资,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三大湾区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佛山、肇庆和江门9个内地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从经济体量和发展条件上看,已经具备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物质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实力雄厚。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目前经济规模约为1.3万亿美元,介于韩国和俄罗斯之间,相当于世界第12大经济体的规模,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水平。

区位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一。

创新能力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位列中国第一,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56%,仅深圳市的研发比重就超过4%,拥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国际化水平领先。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合作基础扎实。一国两制、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也已实施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的跨境往来近70万人次,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区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既是其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难点和痛点。粤、港、澳三地分属不同的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的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让湾区内的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实现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奇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发展之“变”

从20世纪以来,每一次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都会产生一个世界级湾区。“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区依靠大西洋贸易通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二战”后,旧金山湾区依靠太平洋贸易通道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20世纪60—90年代,亚洲制造业崛起,东京湾区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提出“奇点理论”,分析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演化,并描述了一个向人工超级智能跃进的临界点。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依托港澳实现经济腾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是否会成为第4个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奇点”?大湾区的未来又将如何“变”?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走向,必须从其国家意义与历史使命出发来定位。第一,要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区域。探索构建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一带一路”倡议、双向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支撑。第二,要培育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创新中心。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成为新经济发展策源地,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撑。第三,要成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区域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促进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第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标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探索新型城镇化机制,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全球区域竞争的重要支点。

郑宇劼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第4章沧海桑田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坐标,才能更好地前行。“湾区”这一外来词受到国内各界关注的时间不长,影响力却在不断增加。“湾区”概念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见证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缘起香江

1994年,回到香港生活6年多的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香港湾区”。这个构想的背后与他念念不忘的一段美好时光有关。1983年,吴家玮受聘出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他在旧金山湾区生活了5年,深切感受到湾区的特色和意义。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位香港学者提出“香港湾区”23年之后,这一概念会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形式被国家认可,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1994年,香港的经济总量为11682亿元,内地的经济总量为43800亿元。香港地区的经济总量比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排名靠前的内地城市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那一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只有634亿元,仅占香港经济总量的约5%。

深圳,这个当时与香港相比不值一提的城市,在1994年迎来了一场关于特区发展模式的论战。当年2月,经济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题为“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的材料,并以内参的形式呈送给高层。在这篇报告中,胡鞍钢首次提出“特区不特”论,对深圳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提出质疑。这场论战在一年多之后才画上句号。事实证明,深圳开放的进程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也没有减慢。为了获取持久的发展动力,从那时起,深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城市标签——创新。

创新正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1994年的中国。这一年4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研究员钱华林主持开发设计的64KB(千字节)国际专线开通,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第一条TCP/IP(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的全功能链接,从此中国开始了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接入互联网的时期。7月1日,酝酿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中国企业从此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12月22日,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建设的第一条准高速铁路——广深准高速铁路通车,起点为广州,经过增城、东莞,终点为深圳,全程长为147千米。该铁路全线开通后,广州与深圳之间的行车时间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缩短为一个小时左右。世纪际遇

挑战总是伴随着机遇,对于行驶在经济发展高速公路上的中国快车,任何一次微小的磕碰都可能面临翻车的危险,但也有可能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实现弯道超车。当历史的坐标指向世纪之交,内地和香港的发展都迎来了新的际遇。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等庆典活动的讲话中,国家领导人和香港特区政府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香港和内地加强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香港特区领导人提到,香港同胞对内地了解不够,以后还需要全面加强与内地的沟通。当时很多香港人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们与内地并肩作战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1997年10月,香港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从这年年初就开始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全面爆发,以美国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金融大鳄袭击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恒生指数狂跌,股市濒临崩盘。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与国际炒家贴身肉搏,终于打赢了这场世纪金融保卫战。回归之年,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证明,令香港人引以为豪的金融业在这场风暴中也无法独善其身,在关键时刻,内地才是危难中坚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家人。

同样是在1997年,伶仃洋大桥项目经过5年的预可行性研究终获国务院批准立项。这条早在14年前就由香港企业家胡应湘先生提出修建的连接香港、珠海的跨海大桥,终于有了眉目。

1998年,在内地和香港携手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吴家玮将“香港湾区”的说法改为“港深湾区”。也是在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广东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崭露头角:3月16日,总部位于广州的网易公司上线了中国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免费电子邮箱系统;11月11日,腾讯在深圳注册成立。从那时起,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无比精彩的篇章,也成为借鉴国际先进湾区经验、推动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至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所有成员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之中。加速发展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务实、开放、创新的粤商精神推动着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经济融合不断加强,人文交往不断深入。

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CEPA(2004年、2005年、2006年又分别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CEPA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是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是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论证报告完成,确定兴建港珠澳大桥。

2008年下半年,来势汹汹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重创香港,但也更加坚定了内地和香港、澳门守望相助以及携手前行的决心。共谋出路、共同发展已经不只是学界、企业界的呼声,三地政府开始认真探索新的合作空间。

2009年10月,《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发布会在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五楼莲花厅举行。这项研究于2006年3月正式启动,经国务院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同意,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由三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发展局和澳门运输工务司——通过“粤港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和“粤澳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这两个合作平台,开展策略性区域规划研究。这份报告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4项跟进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

2009年12月15日上午,珠澳口岸人工岛填海工程开工仪式在珠海情侣南路东延长线一段举行,海上作业抓斗船挖出第一斗泥沙,港珠澳大桥建设正式开工。

深圳在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接近香港的情况下,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013年12月,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在深圳市委五届十八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湾区经济”。2014年,“湾区经济”首次被纳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深圳将依托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地处亚太主航道优势,重点打造前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湾区产业集群,构建“湾区经济”。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终于得到国家认可,一步步成为聚光灯下的热点话题。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2016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在管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

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粤港澳大湾区”纳入其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也是在3月,国家发改委受命牵头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7月1日,国家领导人在香港出席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2017年,腾讯、顺丰、大疆、新世界等一批大湾区企业走到台前,积极配合国家大政方针,与高校、研究机构一起,共同为大湾区的未来出谋划策。

回顾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和明天的粤港澳大湾区。2018年,备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终将出台,粤港澳大湾区也将正式进入项目落地实施阶段。

谈天

腾讯高级政策研究总监第5章建设不一样的世界级湾区

美国硅谷有45%的企业的创业者来自国外,比如中国、印度,以及欧洲国家。

如何打造世界级湾区?不管是加州硅谷,还是东京湾区,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依靠外来移民。开放的文化吸引着创业家和冒险家来到湾区,他们的创新精神在让自身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实现了当地的繁荣。

粤港澳大湾区要想比肩硅谷,就必须将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业者吸引过来。“我们必须鼓励这些超级明星移民,来粤港澳地区扎根、创业,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腾讯首席探索官、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网大为说。“淘金”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如何吸引移民,吸引人才。在硅谷,我们能够见到很多创业企业,它们的服务地点不在美国,而只是通过硅谷来融资。”网大为在讨论中说。他表示,这就像华尔街的情况一样,某家香港公司的总部虽不在纽约,但可以到纽约上市。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公司如果想做早期融资,硅谷也是理想的选择。

对此,在美国加州长大的网大为有着深刻的个人体会。他认为,在硅谷,当你碰到一个企业家或创业者时,一般来说这个人很可能不是美国人。他说:“在我的经验里,这个人甚至算不上移民,他可能只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斯坦福大学上学,毕业后就在硅谷创业了。这很常见。”

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恩·伦道夫也同意网大为的看法。他在发言中表示,人才是硅谷成功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硅谷有45%的企业的创业者来自国外,比如中国、印度,以及欧洲国家。

伦道夫说:“他们到硅谷是因为那里能找到风投融资,同时能找到一个扩大规模的平台,以打入美国和全球市场。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且雄心勃勃,想成就一番事业,打造一家全球性公司。”

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加州的“淘金潮”。伦道夫解释说,旧金山诞生于1850年,当时许多人背井离乡,从中国、智利、欧洲来到美国,去加州淘金。这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一个篇章,很多人淘金梦断,也有很多人梦想成真。

伦道夫说:“我们欢迎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而不关心你是来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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