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振远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走进运城试读：
前言
运城披山戴河，地理位置独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山川形变”划分郡县，运城这片土地为河东郡，此后两千多年，虽行政区划时有变化，仍常以河东称之。其实，若细究，运城也可称为河北。黄河浩荡奔腾，绕着这片土地拐了个优雅的弯，运城便不仅在河东，也在河北，汉魏之际，这里曾有河北郡，芮城、平陆两县也先后称作河北县，直到唐代，平陆仍被称为河北县。
襟带山河的地理形势，使这片土地的战略地位格外重要。旧时有得河东者得天下之说，秦始皇得河东四百里地，翦灭六国。刘邦用韩信奇计，木罂渡黄河奇袭魏豹，尽得魏地五十二县，方才击败项羽，奠定了大汉一统江山。211年，曹操与马超大战于渭河之滨，侥幸取胜后，对河东太守杜畿说：“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曹操不愧一代豪杰，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河东地理上的优势。将河东喻为“股肱郡”，并非始于曹操，汉文帝刘恒也说过同样的话。“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则是曹操的切身感受，与马超大战期间，河东丰富的物产，保证了数十万曹军的粮草供给，正是从河东出其不意进军关中，曹操才击败马超，奠定了曹魏基业。以后，李渊父子同样是以河东为根基，才有了大唐王朝二百多年的辉煌。
比帝王们更早选择河东的是华夏民族的先祖。运城是中国远古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方，早在180万年前，人类就在西侯度繁衍生息，燃起第一把生命之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60万年前，生活在匼河的远古人类，已能制造工具，开始渔猎活动。西阴遗址半个蚕茧的发现，既说明“嫘祖养蚕”的故事并非虚妄，又证明人类养蚕制丝业始于河东。清凉寺墓地大量玉器的发现，又说明人类最早将玉器用于祭祀活动，并用玉器装饰自己。
远古人类所以最早选择河东，是因为这里特殊的地貌和气候最适合人类生存。而帝王们选择河东，则在于这里丰富的物产。中条山下那片荡漾的盐池，使河东具备了人类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食盐。华夏民族史上重要的战争——黄帝与蚩尤之战，即发生在运城盐池旁。之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也都在盐池周围。舜帝曾在这里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歌。夏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其诞生地也在距盐池不远的夏县。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晋南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民族的活动中心。”晋南这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2000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总根系”中的“直根”。苏先生的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必备的历史常识。1989年，高考历史试题中有一道问答题，问：“中国最早指的是什么地方？”标准答案：“晋南。”
运城又是中国早期神话传说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女娲抟土造人、黄帝扫地为坛、尧舜禅让、舜耕历山、大禹治水、后稷教民稼穑、嫘祖养蚕等代表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传说故事，都能在运城找到相应的发生地，无不以神秘美丽的故事，记述着中华民族的远古史。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综观各地，能将历史延伸到中华文明史尽头的，唯有河东。要寻找中华文明的根脉，唯有来河东；要找到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唯有来河东；要找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不能不来河东。因为，在山西、在中国，不可能再有哪个地方比河东的历史更悠久，没有哪个地方比河东的文化更厚重。
中华文明的内核实际是农耕文明，得天独厚的山川地理，悠久绚烂的历史文化，使河东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进入封建社会后，强大的文化基因，使河东再次占据文化制高点。从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河东文化若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代代相承，波涛汹涌，荀况、关羽、郭璞、薛道衡、王通，每个人都堪称一时翘楚，每个人都可以代表一个时代。至唐代，河东文化呈现出喷涌式的爆发，一时云蒸霞蔚，名流辈涌。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卢纶、柳宗元、聂夷中、司空图，这些河东子弟带着强大的文化血统走出家乡，带给大唐的是巨大的文化惊喜，留给后人的是吟咏不绝的美丽诗篇。唐代以后，河东文化名人仍星汉灿烂，余绪不绝，司马光、马远、关汉卿、薛瑄、杨博、张四维、王崇古，均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厚重璀璨的历史文化，为河东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碑刻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书法名碑（此后再无公布），山西全省共11通名碑入选，运城占6通，《密云太守霍扬碑》《齐太公庙碑》《大隋上开府梁州刺史陈茂碑》《谯郡太守曹恪碑》《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碑》《益州总管府司马裴镜民碑》，除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之外，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若单以历史价值论，1976年出土的东汉《建宁残碑》，又以山西最早的汉碑拔得头筹。
建筑是立体的史书，运城古代建筑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同样给人以惊喜。2013年，山西省文物局公布的《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全省共452处，运城90处不光名列全省第一，在全国地级市中也独占鳌头；其中古建筑类367处，运城65处，同样名列首位。全国唐代木结构建筑仅山西完整保存有4座，芮城县的广仁王庙为其中之一。全国元代衙署建筑仅4座，运城奢侈地独占绛州衙署大堂、临晋县衙大堂两座；而像永乐宫那样成规模的元代宫殿式建筑，全国绝无仅有。
在漫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河东文化能如此灿烂辉煌，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灵人杰，如果说，河东悠久的史前文明，是中华先祖自然抉择的结果，那么，进入封建社会后，河东文化的灿烂，则在于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吸纳。
自春秋战国起，河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连中原，西接狄戎，既有中华文化滋润，又有外来文化补充，晋国、魏国能长期称霸争雄，军事强大的背后，实际是文化占据了优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秦汉至隋唐，河东同样处在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夹缝中，在本身强大的华夏文化基因中，又加入外来文化血统，有中原文化的精致、细腻、柔丽和清新，加上游牧文化的粗粝、豪放、剽悍和广阔，共同构成了河东文化的万千气象，既有王维的清雅，又有卢纶的豪放，既有清泉石上流，又有大漠孤烟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但宋代的发达，在于柔丽的长江文化与厚重的黄河文化结合，并非与本土文化以外的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的联姻，对于地处黄河文化中心位置的河东地区而言，实际上是文化地位的削弱。宋朝军事上的守势、政治上的保守，导致其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一直处于劣势。因而，对游牧文化采取了一种严防死守的姿态。河东地处两种文化对抗的前沿，实际由中华文化的中心，沦落为边陲之地。北宋王朝（960—1127年）100余年，面对大河对岸的西夏王朝和北面的辽、金王朝，河东始终是个军事集结地。为防止割据，北宋王朝甚至人为地将河东地区一分为二，闻喜以南划归陕西路，闻喜以北划归河东路。这就直接导致了河东文化的衰落，北宋时期，虽有司马光史笔光耀神州，却再难与唐代河东的星汉灿烂比肩。
然而，一旦再与外来文化结合，河东文化就又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华。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全境的王朝，当元人的粗犷豪放与农耕民族的细致中庸相融时，河东文化又充满活力。稷山青龙寺壁画、芮城永乐宫壁画，都代表了元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由元杂剧发展而成的梆子戏，更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率性任真、呐喊抒情、大气豪壮，与农耕民族的谐婉、和静、内敛结合，慷慨激昂的梆子戏便应运而生，运城，又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戏剧的发源地。如今，运城众多的古戏台，就是当年戏剧繁荣的标志。
综观河东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多是被动地接受，或者说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究其原因，在于河东农耕文化的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农耕文化基因仍深入到每个河东人的骨髓，走进运城乡村，可以看到，许多农户大门上都有“耕读传家”“宁静致远”“源远流长”等充满农耕文化色彩的门额；与运城人接触，会发现这里的人温文尔雅、宽厚善良，有时又是一个矛盾体，固执与驯服、迟疑与果敢、保守与进取会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儒家文化传承的结果。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出现刘邦、项羽那样开宗立世的帝王，也不可能出现张衡、沈括、李时珍那样的科学家。最可能出现的是宰辅之臣和文化巨匠。闻喜裴氏家族的59位宰相和龙门王家、汾阴薛家的多位杰出文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里是农耕文化传统积淀很深的地方，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河东不要说出帝王，连像梁山好汉、瓦岗英雄那样的绿林强梁都没出过，儒家文化传统带给河东的，永远是忠义与臣服。
一旦缺少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农耕文化传统深厚的河东，又将农耕文明的特点表露无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余，保守驯服的臣民意识，故步自封的正统心态，使这里的人难以主动接触外来文化。这一点，从运城的文化遗存看得格外清楚。山西一南一北，矗立着两座著名的木构建筑，均巍峨高大，气势雄伟，被誉为“南楼北塔”，南楼是万荣飞云楼，北塔是应县木塔。这一楼一塔，仿佛山西南北的文化坐标，不仅仅是建筑种类的不同，还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飞云楼是道家之楼，为东岳庙主要建筑，应县木塔则是佛家之塔，是佛宫寺主要建筑，又名佛宫寺释迦塔。全国现存于世的四座唐代建筑，也一样南北不同，释道有别。北部五台山上的佛光寺大殿、南禅寺大殿属佛家建筑，南部中条山下的广仁王庙则是道家建筑。山西北部，最大最著名的庙宇往往属于佛家，如五台山寺庙群、悬空寺，运城最大最著名的庙宇，则无一例外，全属道家，如永乐宫、关帝庙、后土祠。佛道两教，一是外来文化，一是本土文化，从两种文化在运城的影响看，本土文化显然占了上风，而山西北部则是外来文化占了上风。同处一省，仅分南北，对比竟如此鲜明。所以然者何？除了说明南北文化传统不同和河东地区农耕文化的根深蒂固外，再找不出其他解释。
明清两代的大一统江山长达500多年之久，政治文化中心的远离，使河东淹没于众多地方之中，沦为微不足道的内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式微和经济的平庸。然而，一旦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河东文化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清末民初，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河东立刻又领风气之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杨深秀语），站立时代风浪潮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第二天，河东军政分府即宣告成立，一大批河东优秀人才很快成为时代精英，景耀月、王用宾、景梅九均享有一时之誉。经济也异常活跃，农家子弟不再囿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传统，走出田园，成为悠游四方的商人，陕西金融业为河东商人掌握者竟“居其泰半”。
对于现代河东人来说，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笔财富，可以为之骄傲，万不可在外人赞美声中昏了头，将财富变为桎梏。河东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敞开胸怀，放宽视野，主动吸纳外来文化，取其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不辜负这样一片丰饶的土地，河东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这是一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运城人说：五千年文明看河东。自豪地将河东历史延展到中华文明史的尽头。也许你对此不以为然，但你若知道这里是人类最早的脚踏地，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知道尧舜禅让、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后稷教民稼穑和嫘祖养蚕等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都发生在这里，知道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诞生地，知道华夏、中国称谓源自这里，知道这里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第一，就会承认，运城人的说法并非妄自尊大，这里确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至少在中国，很难再找出比这里历史更悠久、文化更灿烂的地方。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最早选择了这一方土地。
运城披山戴河、土地肥沃。黄河在晋陕峡谷中一路咆哮奔腾，冲过龙门后，脚步骤然放缓，绕着运城拐了个温柔的弯，将这片钟爱的土地紧紧抱在怀里。从青藏高原奔流数千里，黄河头一次遇到如此秀美的地方。北有吕梁之巍峨，南有中条之挺秀，两座大山一条大河，似天然屏障，将这片土地护佑起来，如此，两座大山便如运城的城垣，一条大河沿山奔流，又如运城的城堑。两山一河之间，又有涑水与汾水两条古老的河流自北向南流淌，中间隆起的峨嵋岭将两条河流分开，形成两个不同的流域——汾河谷地与涑水盆地。一片不大的土地上，各种地貌并存，山地、丘陵、平原、河谷、台地俱全，适合早期先民生存的地理环境应有尽有，农耕民族繁衍发展的条件一应俱全，仿佛是专门为中华民族诞生准备的福地吉壤。
然而，这些仍不足以使运城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地方。早期人类所需的生存环境，一在地理，二在气候，三在物产。运城地处北纬34度到35度之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最适合农耕生产，最利于农耕文化发展。这些若还不足以吸引远古人类，那么，中条山下、峨嵋岭旁那荡漾的盐湖，湖中晶莹剔透的食盐，则足以让我们的祖先将脚步迈向这里，操起耒耜，播下中华文明的种子。因而，中华之中在这里得名，华夏之夏在这里诞生。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诞生需要一个核的话，河东，就是这个核的内核，华夏、中国都从这里破土而出，发芽生根，最后长成葳蕤茂盛的参天大树。第一节大河环绕 胜景壮美
黄河自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进入晋陕峡谷后，一路南行，经过激扬的壶口瀑布，南行40余公里，从河津市下化乡船窝镇开始进入运城，继续前行10多公里，先冲过龙门由北向南，经过风陵渡绕了个优美的大弯，开始自西向东流淌，将这片土地切割成乳房形状，东、西、南三面临河。按地貌分，经过运城的黄河干流可分为晋陕峡谷段、汾渭地堑段和晋豫峡谷段。按水利术语分，这段黄河又可分为大北干流段、小北干流段、三门峡库区段和小浪底库区段。无论哪种分法，这段黄河两岸地貌类型丰富，风光无限。黄河小北干流风景
这一段黄河，又是河谷收放幅度最大的地方，由最紧束变为最宽阔，最激越变为最安详，一张一弛、一宽一窄之间，黄河在这里积淀出了最厚重的中华文明。流到这里，黄河似乎更沉稳成熟了，中华民族似乎也沉稳成熟了。
按照水利术语，龙门至潼关这一段，叫小北干流，全长132.5公里，流经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四县市，其中河津市岸线长25公里、万荣县岸线长30公里、临猗县岸线长29公里、永济市岸线长45公里、芮城县岸线长8公里（据2002年《小北干流志》）。令人惋息的是，这段黄河还有一个怪异的名字，叫三门峡库区禹潼段，说明这段文化积淀最深厚的黄河，已经成为三门峡水库的一部分。这一段，黄河河谷辽阔，最宽处竟达40余公里，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苍凉之中又见出雄壮。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的就是这一段河道。
大河涌出龙门，若长途跋涉的军士，杀过最后一道关隘后，满面沧桑，一身疲惫，不由得放缓了脚步，用胜利者的姿态睨视着怯懦的河岸，从容向南流淌。两岸不再是晋陕峡谷两侧坚硬的石崖，相对松软的黄土崖躲开黄河，退到远处，给河水让出了宽阔的河道。黄河便有了更多的选择，任性恣肆，自由驰骋，忽东忽西，摇摆不定，有时大溢洪流，有时又分头行进，一河变为两河。河谷中，有时是葱绿的滩涂，有时是汹涌的河水，有时又是绵延不绝的沙洲。一片河滩有时属于河东，有时又属于河西，于是，沿途出现了许多风光旖旎的湿地，走进去，只见水鸟翻飞，芦花飘荡，一潭潭碧水若镜般映照着蓝天，让人恍若走进江南水乡。《诗经》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河之洲，指的就是河中的沙洲。宽阔的黄河河谷美丽的黄河滩涂
宽阔的河滩与沙洲，被称为大河之肾，起着自然净化河水的作用，还给沿岸各县带来了肥沃的滩地，这是黄河赐给两岸百姓的一笔巨大财富。河滩土地平坦，旱涝保收，每到收获季节，滩地上或麦浪起伏，或棉花雪白，又是另一种景象。无论山西、陕西，沿岸各县都有十余万亩（1公顷=15亩）
这一段河流落差较小，水势平缓，又有汾河、渭河、涑水河、洛河水汇入，水流量骤然加大，最适合摆渡航运，加之连接关中与河东，地理位置重要。古代典籍《春秋》《左传》《战国策》里发生的许多大事件，都能从这段黄河两岸找到踪迹。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泛舟之役”就发生在这一段河流。战国时期，秦魏两国曾在这里金戈铁马，你来我往。魏文侯曾荡舟河中，夸耀山河之固。秦汉之交，韩信曾木罂渡河，生擒魏豹。汉武帝曾高耸楼帆，吟咏“秋风起兮白云飞”，于悲凉感叹中显示大汉雄风。
黄河奔流南行，又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古渡，粗略算来，有宝鼎渡、白马渡、吴王渡、夹马渡、蒲津渡、匼河渡和风陵渡，每个渡口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每个渡口都山河雄壮、风景秀美，走进这些渡口，在不舍昼夜的大河面前，不能不发思古之幽情。龙门古渡与鱼跃龙门
龙门又称禹门口，是黄河冲出晋陕峡谷的最后一道关口。这里山河形胜，水流湍急，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顾炎武曾赋诗赞曰：亘地黄河出，天开此一门。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
从黄河进入晋陕峡谷起，两岸巍峨险峻，河水被紧紧束裹着，在时宽时窄、忽高忽低的河道上千迂百转，到了禹门口，两岸山崖若刀劈斧斫一般壁立挺拔，突然收束脚步，仄起身子，朝河谷挤压，两岸之间宽仅百米，像一道即将合上的大门，至龙门口，大门若半开半阖，两岸之间宽不足40米。被峡谷幽禁了一路的河水更加急迫，像千万个狂躁的汉子，呼啸着夺门而出，滔滔南下。站在峡口的禹门口大桥俯瞰，会看到河水扭动身躯，不顾一切地向峡口冲去的情景。
过了禹门口，河谷豁然开朗，由不足40米骤然变为数千米，黄河像个得胜的大将军，信马由缰，再也不理会山的冷峻，放慢了脚步，悠然朝下游缓缓流去。
回头再看禹门口，眼前会出现幻觉，周遭的山崖仿佛在转动，夹在中间的河流张牙舞爪，向人扑来，让人一阵阵眩晕，这才明白了这里为什么叫龙门，那奔腾的黄河不就是从峡谷中飞出的一条巨龙吗？
来到龙门，还会想到“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望着那奔腾的水流，逼仄的河道，真替从大海远道游来的鲤鱼们发愁。对于河水与鲤鱼来说，龙门都是一道坎，过了龙门的黄河会一身轻松，跃上龙门的鲤鱼则会幻化为龙。于是，它们拼命地朝各自认定的方向猛冲。
汉代辛氏《三秦记》中记述：
龙门山，在河东界。……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黄河石门
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云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有这样的典故，再看龙门，就会多一份思考。鱼跃化龙，是鱼的幸运，却常常被人引申为科举时代平民百姓改变身份的象征。当年李白有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言语之间，失意之情流露无遗。
阳春三月，大河涌动之时，正是鲤鱼繁衍的季节，成群结队的鲤鱼从下游回来产卵，它们告别大海，走齐鲁，过中原，一路溯流而上，却被龙门的激流挡住了去路。鱼儿们迎着河水，跳上去，又被冲下来，大河中，浪花湍急，群鲤飞跃，烁金耀银，那场面一定悲壮惨烈。柳宗元《晋问》曾对此做过精彩描写：“河鱼之大，上迎波涛，罗壅津涯，千里雷驰，重马轻车，遂以君命，矢而纵观焉……其有乘化会神，振拔涟沦，出怪鳞，腾飞涛而上逸，生电雷于龙门者……”
在龙门，想到更多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郦道元《水经注》中说：“龙门……大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有。”按照郦道元的说法，当年这里应该是山崖横阻，河水溢流。大禹奉命来了，带领民众，先凿孟门，再治壶口，“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挖掘河道，凿开山崖，使河水顺流而下。
现在已很难想象在工具落后的石器时代，大禹是怎样凿开高大山崖的。至今流传在河津一带的民间故事，为大禹凿龙门增加了几分神话色彩，也为大禹凿龙门做了注脚。
相传，大禹治水来到龙门山前，两山之间出现了一条岔道，向西一条通往河对岸的黄龙山，往东一条通往龙门。大禹正带人朝西开山取道时，忽听头顶一只大鸟鸣叫：“错开河，错开河，西开不如往东挪。”大禹听见，知道是神灵在点化自己，登上高处眺望，往西果然山套山，岭连岭，往东不远便可出山。再抬头看，那只鸟已无踪影。大禹改变了开凿路线，不久即凿开了龙门山。
以后，人们把那条向西开的河道叫“错开河”。至今，黄河快流出禹门口的地方，仍有一条河道通往陕西方向。每当河水暴涨，河水就会溢向这段河道。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龙门的形成，不过是自然变化、地壳运动的结果，或者说是千万年来河水冲刷下切的结果。连古人也明白这一点，唐代诗人沈佺期在《龙门山》一诗中说：“龙门非禹凿，诡异仍天功。”但后人还是宁愿相信这是大禹的杰作。因为，大禹治水代表的是一种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从洪水四溢的洪荒时代走到今天，我们的先祖才能战胜洪水，一代代繁衍下来。
有雄奇瑰丽的风景，加上这样悠久的历史，禹门口理所当然地产生出巨大的文化磁场，吸引着历朝历代的文人们。王勃来了，王绩来了，王度来了。他们本身就是龙门人，观看故乡壮丽山河，吟咏故乡历史文化，本不足为奇。让人惊叹的是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好像不写禹门口，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在文人的笔下，禹门口更加雄奇，大禹更加神圣。
李白游览黄河后，在《箜篌谣》一诗中赞叹道：大河出龙门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
在诗人和着浪涛的高歌吟唱中，大禹、禹门，俨然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接着宋之问、皮日休、刘禹锡、杨巨源、司马光、欧阳修、秦观、顾炎武、薛瑄……浑身炫耀着文化光环的文人，纷纷朝禹门走来。连唐太宗李世民也禁不住龙门的吸引，赋诗叹道：河源发昆仑，连乾复浸坤。波浑经雁塞，振声自龙门。
如今，诗人们吟咏的龙门胜景犹存，徜徉在龙门出口处的公路大桥上，会发现桥头两端，分别立着两块石碑，西面的写着“西禹庙遗址”，东面的写着“东禹庙遗址”。再细看，山断河出处，两块巨石相望，横卧大河两岸，使河道骤然收缩，河水簇拥着隆隆奔涌而过，撞击着两岸的巨石，浊浪排空，惊天动地，形成一道激越奔腾的小瀑布。两块巨石之间相距仅110米，今天的铁路、公路桥桥墩就建在巨石之上。前几年，公路桥旁还有一座浮桥，形成了著名的三连桥景观。
尽管如今的龙门气势恢宏、汹涌澎湃，但已不是当年文人们看到的龙门。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研究，从南北朝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水流冲刷侧蚀作用，禹门口宽度增加了一倍以上，龙门以下，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了40米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三门峡水库对龙门以下河床抬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仅仅50余年，河床抬升又何止40米。遥想当年，古代文人们看到的龙门当更加雄壮。如今的龙门口宽不足40米，当年才不足20米，河水涌来，喷涌而出，在巨大落差作用下，奔腾而下，激流翻滚，水雾弥漫，鲤鱼飞跃，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景。鹳雀楼、蒲津渡和开元铁牛
小北干流段最能显示黄河文化的，是位于永济市的蒲津渡。董解元《西厢记》中赞曰：“黄河哪里最雄？无过河中府。”唐时，蒲津渡也是河中府所在地。冷兵器时期，这里是“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关中之巨防”，古代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吟诗作赋、兵戈相向之际，为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船过蒲津，眼望汹涌奔腾的河水，会觉得一股苍凉悲壮之气氤氲河面，再望，这种气息缓缓向两岸扩张漫延，将人的思绪带到岸上。这时，就会发现河岸上风光如此雄壮。首先进入眼睑的是高耸云端的鹳雀楼，这座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的馆阁状高楼，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名楼。楼高38米，远眺，蓝天白云之下，高楼兀立，缠雾绕云，飞檐翘角，金碧辉煌，不由连呼伟哉壮哉。楼有七层，默念王之涣名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层层攀登，会遐思绵延，胸襟大开。登上顶层，王之涣的诗境立刻出现在眼前，西望，黄河烟波缭绕，西岳华山若隐若现，落日高悬，将尽山巅。河渚之上，流水恣肆，岔流漫溢，几只长颈细腿大鸟默立于沙洲边缘，静静等待，不时闪电般将长喙刺入水中，吞入一条小鱼，这就是鹳雀。这座著名的高楼因它而得名。东南望，中条山群峰挺秀，逶迤不绝。东北望，一座古城赫然进入视野，那沧桑满面的城池，会将人的思绪带入风云际会的大唐，会想起与王之涣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墨客、帝王将相。那是古老的蒲州城，一座飘拂着大唐风韵的古老城池，不能不去看看。鹳雀楼
走下鹳雀楼朝蒲州城走去，几尊雄劲的铁牛会迎面拦住去路，那古朴生动的造型、浑厚凝重的风度，会让人不由停下脚步，去做一番探究。
这就是唐代开元大铁牛了。
不待走近铁牛，仰望大门上的“蒲津渡遗址纪念馆”，便会明白，这里是真正的蒲津古渡，雄壮的唐代铁牛是蒲津古渡最耀眼的一部分。
龙门以下，蒲津渡是黄河最重要的津渡，自古就有天下第一要津之称。所以能博得如此美称，一在地理，这里西通关中，东接河东，在汉唐两朝均为京城门户，号称天下锁钥。二在河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莫不与黄河相关，而蒲津渡则是最早在大河之上架设桥梁的要津。《左传》记载，昭公元年（前541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记载，公子咸造舟处在蒲坂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秦汉之后，因蒲津渡位置重要，大河之上，桥梁虽时有损毁，却从无间断。西魏大统二年（536年），高欢在黄河蒲津建三座浮桥，摆出强攻黄河之势，三面围攻关中。以后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这里建造过浮桥。王之涣铜像
真正使蒲津渡声名远扬的，是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举一国之力修建的蒲津桥。
蒲津桥修建之前，万里黄河上仅有三座桥梁，均称河桥。《唐会典》称：“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也。”另外两座分别在距蒲津渡不远的太阳渡和河南的孟津渡。当时的三座河桥，皆浮舟列于河上，以竹索相连，河水大涨时，往往索断桥毁，东西交通断绝。李隆基登基后，虚怀纳谏，任用贤能，改革吏治，发展经济，大唐王朝出现了政治清明、政局稳定、国力强大的盛世，史称开元之治。蒲津桥正是开元盛世的产物，也是大唐王朝强盛的标本。蒲津桥铁牛全景
此时，蒲津桥应运而生。但要在水流湍急、河面开阔的黄河将竹索桥改为铁索桥绝非易事。按照设计者的规划，要在宽达108丈（3丈=10米）的黄河干流上横贯两道铁索，以固定河中浮舟，再在东西两岸分设八尊镇河铁牛，牵引铁索，另外还要制作牵引用的铁柱、铁山。
蒲津桥改建工程的主持者、唐兵部尚书张说在《蒲津桥赞》中，描述了施工的艰难，他说：“俾铁代竹，取坚易脆，图其始而可久，纾其终而就逸，受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于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飞廉煽炭，祝融理炉，是炼是烹，亦错亦煅，结而为连锁，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襟束于中潬，锁以持航，牛以絷缆。”据考证，唐代之前，蒲州河道分为东西两股，两河之间有一块沙洲，沙洲上建城，名中潬城。张说主持修建时，就是东河一座，西河一座，把东河东岸之蒲津关、西河西岸之大庆关和沙洲上的中潬城相连，故称“一桥锁三城”。唐文宗开成年间，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途经蒲津桥，曾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中说：“开成五年（840年）八月十一日早晨，从临晋县出发，午后……到河东节度府，黄河自北向南流……经北门入西门出则有蒲津关，便渡黄河，浮舟连桥，阔二百步许，黄河两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若这段记载确切，造桥的难度会更大。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可以想象，当时的黄河岸畔，巨大的化铁炉烈焰熊熊，映红了河水。河面上，船来人往，昼夜不绝。工地上有玉袍蟒带的官员凝神苦思，有赤膊袒胸的工匠奋力化铁。历时近两年，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浮桥建成了，大河之上，一只只浮舟被铁索连贯，再被两岸的八只铁牛牵引，若长虹卧波，贯通两岸。滔滔河水奔流其下，往来行人安步其上，从此，蒲津渡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渡口，同时也是连接东西的重要关口。
壮观的蒲津桥伴随着大唐王朝走过了辉煌，也随着大唐王朝的灭亡逐渐走向衰败。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秋，黄河河水大涨，冲毁蒲津桥。以后，蒲津桥其实已经成为一座临时性桥梁，根据水势随建随拆。金元之际，金河中府判官侯小叔为断蒙古元帅木华黎东归之路，一把火将蒲津桥烧掉，至此“桥废津绝”。明洪武二年（1369年），大将徐达会诸将造浮桥，渡河取陕西，成为蒲津桥最后一次复造。河水可以冲走浮舟，大火可以烧毁桥梁，但大河东岸重达30余吨的大铁牛始终耸立岸上，以凝重的神态注视着河水滚滚南去，见证着大唐王朝的辉煌。直到民国年间，河水漫溢，大铁牛与蒲州古城一起淤于黄沙之下。
如今，被发掘打捞上来的开元大铁牛，已是国之珍宝，雄立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内的高台之上。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蒲津桥不在了，大河还在，四尊大铁牛千年不变，仍然站立在原处，用它们的雄健浑厚，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登上高台品读开元铁牛，除了被铁牛的气势吸引，还会对牵牛人的奇服异相产生疑惑。讲解员们会不失时机告诉你，这一位是某族人，那一位是某国人，这一位身上穿的是小翻领西装，那一位穿的是唐装，以此来说明大唐王朝时，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讲解员说的也许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牛与人都是镇物，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完整图景。牛是中国牛，人却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他们身上穿的小翻领西装，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货，当时叫胡服，与唐王朝一点关系也没有，不存在唐朝就有西装的说法。身着小西装的牵牛人
大唐王朝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而在于其包罗万象的恢宏气度，将牵牛人的小翻领西服武断地说成唐朝固有之物，看似在强调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实则小肚鸡肠，忽略了中华民族更重要的品德。
开元年间，大唐王朝国力雄厚，四方来朝。各国使团满载贡品，经过丝绸之路，穿沙漠、越戈壁，来到长安城朝觐唐朝天子，那些隆鼻凹目的藩邦人，一走进煌煌长安城，就好像都收敛了野性，变成唐朝的顺民。匍匐在金銮殿前，山呼万岁，恭顺地称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大唐天子高坐殿上，雍容大度，神态高贵，像面对子民一样，接受藩国使臣朝拜，称他们的国王为“儿可汗”。突骑施、小勃律、吐火罗等国国王都心甘情愿地奉大唐皇帝为父。这些来自西方藩邦的国王，不仅带来贡品，还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大唐王朝气势磅礴，在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使中华文明更加绚丽多姿。有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包罗万象的广阔胸怀，当时的长安城内，王公贵妇纷纷以穿胡服为荣，一时间，胡服成为时尚，宫廷坊间、乡野闾巷，到处可见身着胡装的唐朝子民。铁人的设计者会不会根据当时的审美取向为铁人穿上西装，那位身穿西装的牵牛郎会不会是唐朝的时尚青年呢？
如果说，牵牛者身份低贱，尚不足以穿时髦胡服的话，中华民族的另一种文化取向，则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牵牛人会直鼻隆眉，身着胡服。
在中华禳灾文化中，“镇物，又称‘禳镇物’‘避邪物’‘厌胜物’，作为心化的器物或物化的精神，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鬼怪邪祟，成为一类特殊的工具和武器”（见陶思炎《中国镇物》）。要想祛邪避灾，必须以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来威慑祟物，犹如虎狼之于羊群，鹰鹞之于鸟雀。中国人最常见的龙、貔貅、狮子其实都是镇物，有的盘踞屋脊，有的雄立门前，有的委身墓地。用人的形象做镇物，则以异相居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凡厉害角色必定长相怪异，其中帝王是最厉害的，从炎黄二帝，到尧、舜、禹，再到秦始皇、汉高祖，直到明洪武帝，无不如此。当然，没人敢拿帝王当镇物，失败的英雄就不一定了。中国镇物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今运城盐池旁）的蚩尤即为图腾崇拜产生的神话人物，“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四目六首”。蚩尤虽被黄帝打败，却被封为兵神，即最勇猛、最能打仗的神。以后，每遇战事，帝王必焚香祭拜，民间则以其形象为镇物，用来威吓祟邪。
当时往来于长安城中的藩邦人，赤发隆眉、碧眼直鼻，说一口谁也听不懂的藩语，又来自遥远的国度，正好符合镇物谲诡奇异、神秘怪诞的特点，王公贵族死后安葬，除了要做兽身人面的镇墓兽，有的还以这些藩邦人为原型，制作大量武士陶俑，放入墓穴中，所起作用与镇墓兽完全一样。笔者在长安博物馆参观时，即看到许多这种穿西装、打领结的镇墓陶俑。
大铁牛面向黄河，背靠蒲州城墙，距城墙不过十余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大铁牛既牵引浮舟，威镇河妖，护佑蒲津桥，又镇水怪，使蒲州城免遭水灾。
历史上的黄河多次肆虐为害。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汉唐之间，黄河长期处于安流状态，河水摆动不大，对两岸侧蚀较小。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气候植被的原因。唐代以后，河水浩荡，恣意而行，不断向两岸侧蚀。北宋年间，河水先向西冲去，将蒲津桥西岸的铁牛冲入河中，促成了中国科技史上怀丙和尚捞铁牛的美谈。《宋史》记载：“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河流又以一日数十丈的速度向东侧蚀，大片河滩被河水席卷而去，数年后，主流距蒲州城仅一里，鹳雀楼沉沦河中，当地人只好在蒲州城角楼上悬挂匾额以示旧迹。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河水分身，变一河为二河，将大庆关团团围在河水中央之后，又回过头再次扑向蒲州城，滔滔洪流，“日崩数十步”，竟翻越城墙，灌进城内，以至“州民大恐”。明万历八年（1580年），河水决堤，复又退去，“自后去城十余里”。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大庆关东侧河道淤塞，河水改道，昔日在河西的大庆关，从此出现在了河东。在河水反复冲刷下，蒲津渡一带，成了万里黄河河道最宽的地方，有人测算，从河东的蒲州城到河西朝邑县城的两原之间，河谷宽达43公里。1929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竟在河滩上设立了个平民县。至1948年，永济县治不得不从蒲州城撤离，往东迁至20余里外的赵伊镇，千年古城蒲州成为一片废墟。
古蒲州城兴于黄河，盛于黄河，最后也废于黄河。雄壮的铁牛，到底没能镇住河妖。在与河水的争斗中，人类完败。
雄壮的蒲津桥也没有了，如今，要欣赏浮桥的壮丽，除了看铁牛雄姿，位居蒲津遗址上游20余公里处的临猗县吴王渡浮舟桥可聊作替代。临猗县吴王渡黄河浮舟桥
离开开元铁牛，东行不过50米，即进入古蒲州城遗址。眼前环绕的古城满面沧桑，一层层古老的城砖，似深深的皱褶，将古城的历史深藏其中。望着破败的城墙，很难想象这曾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古城，望着空旷的地面，更难想象这曾是一座繁盛的古城。
史籍中的蒲州城，是中国最古老的城池之一。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时代，唐尧、虞舜即在此筑城以居，《帝王世纪》载：“尧旧都在蒲，舜都蒲坂。”古老的钟楼，是蒲州古城内现存的唯一古建筑物。仰望钟楼，凄婉的感觉油然而生。墙体上的砖已脱落，一道道缝隙使砖墙看上去层层叠叠，像一道道深刻在额头上的皱纹。钟楼南面拱门上方嵌着一块石匾额，上面阴刻几个大字“迎薰解愠”，会让人一下子将思绪延展到舜都蒲坂，想到虞舜曾在这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秦灭六国后，这里是蒲坂县治，以后又称蒲阪、蒲州，至晋代为河东郡治。因战略位置重要，“控据束水，山川会要”，西卫京师，东保三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这又是个因黄河而生的城池，河滩里迎风摇曳的蒲苇，是它的标志。几千年间，蒲州一直脱不了黄河的印记。
蒲州城曾是唐王朝的痛，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心里的疤痕。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七月，李渊在太原宣告起兵，沿汾河河谷南下，一路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隋都长安，却在蒲州城下遇到劲敌。镇守蒲州的是隋军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史载此人“性刚毅，志尚忠悫，检身清正，好武略，善骑射”。与弟弟屈突盖都以耿介严厉著称。当时长安人流传：“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见李渊大军来袭，屈突通断绝蒲津桥，坚守不出，拼死抵抗。李渊围城数月，企图拿下蒲州直抵关中，然而城下除了堆满唐军尸体外，蒲州城似乎坚不可摧。次子李世民披坚执锐，亲自率兵攻城，仍难以取胜。李渊只好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蒲州，自己率主力绕道龙门，从梁山踏冰渡过黄河。李渊进入关中后，屈突通率师回救长安，留下悍将尧君素固守河东，直到第二年年底，隋炀帝已死，大唐帝国已建立，李渊称帝七个月后，河东仍然不降。唐军攻打蒲州城的主帅换了一位又一位，虞州刺史韦义节、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均告失败，最后已任太尉的李世民再次亲自上阵，直到630年，大唐王朝建立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才将蒲州城拿下。屈突通、尧君素与蒲州城共同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大隋挽歌，留下了一段悲壮惨烈的战争史话。这是一座倔强的古城。600多年后，金元更替之际，元军统帅窝阔台再次在蒲州城下吃尽了苦头。1231年，元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涤荡山西，九月，窝阔台率军包围河中府城。金军统帅因兵力不足，只能“截故城之半守之”，就是这半个古蒲州城东门河中府城，窝阔台、拖雷亲率大军猛攻两个月仍不能破。为攻打河中府，窝阔台、拖雷想尽了办法，“命筑松楼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进”。金朝“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橹俱尽，白战又半月，力尽乃陷”（《金史》卷111）。惨烈的战争从九月打到十一月，半个河中府才终被攻破。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提到这场战争时说：“在这个人口密集之地，处处是天然堡垒，于是战争退化为没完没了的围攻战。”
蒲州古城同样盛于唐朝，大唐王朝建立后，蒲州先为州治，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改蒲州为“河中府”，立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南都江陵一起，成为唐王朝的政治文化重镇。《资治通鉴》中说：“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就是说，河中府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一样，同样享有京都建制。虽不足一年而罢，已足见蒲州城在唐朝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后，历唐289年，唐王朝从来都派能臣良将镇守河中府，如：陆象先、姜师度、颜真卿、郭子仪、珲瑊。
大唐王朝的蒲州城一改倔强坚忍个性，嬗变为优雅雍容，且不再说城外的鹳雀楼让多少文人墨客神往。光在蒲州留下诗文的，就有王维、王之涣、畅当、薛稷、卢纶、柳宗元、元稹、聂夷中、司空图。一位位光耀神州的唐代文人，在这里浅斟低唱，吟风弄月，若群星般闪烁，为古老的蒲州城增添的不只是文化光华，更增加了历史厚重。古蒲州城西门瓮城
唐代的蒲州楼阁林立，市井繁华，如今古蒲州城虽已被历史烽烟摧残为一座沧桑满面的遗址，浑身仍散发着旧时的高贵。被河水淤积后半掩的城门、坚守千年的古城墙和仅存的钟楼，都以优雅的神态，娓娓叙述着古代蒲州的历史。若站在高处眺望，会发现，东边，距古城不足两里处一座红砖绿瓦的寺庙耸立于高阜之上，庙内佛塔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普救寺；南望，一座禅塔屹立于中条山腰，山色苍茫，古塔挺拔，似在遥望古城，那是“天下第一禅院”万固寺。两座寺院，两座佛塔，一东一南，既是蒲州古城的见证，又千年不弃，始终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城池。风陵渡与风后陵
风陵渡是黄河小北干流的终点、晋豫峡谷的起点。离开蒲津渡，黄河一路南行，短短20余公里，先后汇入了涑水、泾水、渭水，流量骤然加大，河谷由宽而窄，黄河的表情再次生动起来。经历了小北干流100余公里的散漫游荡后，远望两岸挺秀的山峰，河水神情凝重，开始重整行装，准备在晋豫峡谷的冲刺。至风陵渡与潼关之间，先被西岸陡峻的华山余脉迎面一顶，顺势向东而行，再被东岸的中条山尽头侧面一击，画出一个优雅的弯，朝晋豫峡谷奔涌而去。风陵渡黄河风光
站在风陵渡凤凰咀远望，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南岸，西岳华山群峰耸峙；北岸，中条山逶迤连绵；对面的古潼关城门，立于山巅之上，与古老沧桑的风陵渡遥相呼应，共同见证着大河的苍凉。河水风后陵似从天外流来，阳光照耀在水天相接处，白茫茫一片，翻滚的浪涛将河水漾开，似开怀大笑，那就是渭水入口处两河掀起的巨澜。来到古渡旁，黄河却收起了笑容，变得从容优雅，不卑不亢，缓缓流淌，绕着中条山，转身向东流去。
风陵渡，又称风陵关、风陵津，东南接中原，与河南省相望，西南锁关中，与陕西省为邻。又是华北、西北、华中三大区之交界，素有“鸡鸣一声闻三省”之说，为晋、陕、豫三省要塞，黄河要津。金人赵子贞《题风陵渡》：“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短短几句话，道尽了风陵渡的山河形胜。
风陵渡因风后而得名，至今，距风陵渡不过一公里远的赵村北仍有风后陵。相传，黄帝与铜头铁额的蚩尤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九战九败，再战，蚩尤兴法作雾，黄帝大军陷迷雾之中，进退失据，眼看又一败涂地。当晚，恍惚之中，黄帝忽见大海一隅，漫天大风摧枯拉朽，将大地上的尘土通通吹净。醒来后，黄帝仔细想梦里的情景，幡然省悟，感叹说：“这是上天明示，要我去找一个叫风后的人，代行号令，一定能够制服吞云吐雾的蚩尤。”随即差人四处打听叫风后的人，一番周折后，终于在茫茫无际的盐湖边上找到风后，拜为相，代行军令。风后很快造出指南车，辨明了方位，指挥黄帝部落从迷雾中拼死突围出来。就这样，中国的四大发明，在神秘的传说中，风后占得其一。
历代史学家解读风陵渡，将这个古渡的历史追溯到风后，以为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其实，风陵渡确切的历史比风后更实在，更有可信度，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晚期。
距风陵渡公路大桥仅一箭之遥的西王村，是个古老的让人无法想象的村庄。站在村前黄河岸边的土崖上西望，潼关古城仿佛伸手可触，左侧，风陵渡公路大桥飞驾南北，右侧，铁路大桥高架于大河之上，列车隆隆，疾驰而过，瞬间便由北岸驶往南岸。这是个与黄河相伴而生的村子。1960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的专家们来到了西王村西南的台地上，经过73天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陶器。经过多次考古论证，专家们将西王村遗址定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时间在5600年至5000年前。这是个比西安半坡遗址更早的文化类型，却与半坡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专家们断定，早在5000多年前，大河北岸的西王村人，就与南岸的半坡人有了交往，在当时的大河之上，两地族人驾着独木舟或其他渡河工具，开始摆渡往来。
涿鹿古战场上，与蚩尤大战的黄帝、风后凑巧也生活在这一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风陵渡又是秦晋、秦魏争霸的战场。公元前615年冬天，秦康公衔令狐之恨，自统大军，从风陵渡过黄河，进攻晋国。晋国上卿赵盾率军迎敌。两军皆深沟高垒，依河而战。大战开始前，黄河岸边北风猎猎，涛声轰鸣，秦康公手持玉璧，匍匐跪拜，向大河祈祷，请求河神保佑。大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此战史称秦晋河曲之战。春秋无义战，风陵渡边的黄河冷眼旁观，不偏不倚。东汉末年，曹操也曾与马超大战风陵渡，同样是两败俱伤。
风陵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载入史册的渡口之一。秦汉两朝均定都长安，风陵渡面对潼关，为京城门户。早在西汉初年，全国还没有统一时，汉高祖刘邦便迫不及待地在潼关、风陵渡设立管理机构，名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