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德,金佘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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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互动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试读：
摘要
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效应，即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载体与支撑，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动力。因此，研究二者的互动效应与传导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具有突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长江经济带横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是当前中国国家级的发展战略。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互动机制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选取2010～2013年长江经济带的110个城市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本书分析思路如下。
第一，本书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研究文献与实践经验，以便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
第二，本书采用全局主成分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结果显示，201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同时，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同一省份中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好于其他城市；且在整个经济带中，东部地区二者的发展状况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第三，本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有较好的耦合度，二者在绝大多数城市呈现高度耦合，但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调度相对较差。总体而言，虽然大部分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但二者的协调度在2010～2013年呈上升趋势。
第四，本书运用面板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这一相互作用不是对称的，即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则相对有限。同时，二者的互动机制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诸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二者的发展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五，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本书提出了诸如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支持政策等促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Abstract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are two major driving forces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background. Coincidentally，there is obviously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them. Specifically，New-type urbanization is the carrier and support of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s the new driving force for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refore，the study on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bout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nsur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Nowaday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the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which is across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erefore，the study 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o this end，we choose 110 citi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0 to 2013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general research framework in the article is as follows.
Firstly，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text，we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foreign practical experience about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Secondly，we study the statu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both good since 2010.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within the difference reg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or example，the statu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capital city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in the same province，and the status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midwest region in the economic belt.
After that，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there is the good coupling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and most of the cities are highly coupled. However，the coordin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s relatively poor. Overall，development of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s obviously lagging behi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e economic belt，bu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has an upward trend during 2010 to 2013.
Then，we study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there is mutually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though this interaction is not symmetrical. Specifically，New-type urbaniz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but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plays the relatively limited role in New-type urbanization. Meanwhile，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economic belt. In addition，other factors，such 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bove research，we giv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such as local governments shall develop supportive policies about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第一章导 论第一节 问题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1]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经济生活的扩张造成了环境、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带来了气候、能源危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开始重视低碳、环保、高边际生产率的新兴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更是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复苏的引擎。2008年，日本提出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2009年，韩国提出了“IT韩国未来战略”，美国提出了“绿色复兴计划”，英国提出了“构筑英国的未来”；2011年，美国又提出了“美国创新战略”。这些政策表明各国已经在逐渐改变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树立以新兴产业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出口市场日益萧条，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内外压力，我国也意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振兴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并把“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和深化国际合作”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三大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既需要生产技术的突破，也需要新兴商业模式、产业配套及支撑体系的发展和跟进，而后者是与新型城镇化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城镇化”作为一项战略最早于1980年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被提出，并被列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五大发展战略之一，经过35年的发展，2014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4.77%，城镇化也继续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向由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多引擎推动。然而，在资本深化、创新驱动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存在着矛盾和局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其一是高科技的发展，其二就是城镇化。可见，研究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发展对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长江经济带作为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经济区域，在其范围内研究二者的互动，对促进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带动其他经济区域，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更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书中，我们运用全局主成分、耦合理论及面板联立方程组等方法，从系统演变的内在机制角度切入，研究两大密切联系的国家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其目的是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诸现象透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新型城镇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的内在机理与规律，以期从本质上对二者的复杂关系进行把握。同时，将这种抽象出来的一般结论应用到具体的区域——“长江经济带”，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进行检验和发展，得到经验和教训，为长江经济带及其他区域以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建议。
本书将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研究区域，以此来研究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规律，其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长江经济带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解决这一重要区域的两大国家战略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包含中国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的东、中、西部，对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探索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区域中去。因此，本书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先导作用。第二节 研究意义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特别是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报告中指出：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和先导性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左右。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2009年被提出至今，出现了地方重复建设、自主研发能力薄弱、配套设施跟不上等一系列问题，其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入手，选取重要的典型区域——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对象，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制和规律，并提出有效的评价调控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紧跟世界发展趋势，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2）培育地方经济，发展新的经济支柱。高污染、传统资源依赖型产业及房地产行业是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发展不可持续。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环境友好型、附加值高的朝阳产业，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青睐。（3）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由于以生产要素投入拉动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中国经济需要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集约型经济结构转变，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方式。
本书通过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互动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控建议，在理论研究上具有如下意义。（1）进一步理顺并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找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进一步明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及研究重点，丰富战略性产业的研究内容。（2）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理论协同发展的探讨，可以丰富目前的理论，有助于理性认识城市发展。第三节 研究方法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主要运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一是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不同年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分析该地区新型城镇化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与时序变化，并找出原因。
二是综合应用数理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因子分析与系统科学中的灰色关联方法，通过遴选指标，建立较为科学的新型城镇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评价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
三是结合系统分析、数理统计与动力学建模。通过系统分析、数理推理、动力学建模揭示出新型城镇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机制。
四是运用面板联立方程组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传导机制。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特色一 研究难点
此项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难点。
一是刻画不同区域（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
二是衡量不同时期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三是分析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四是探究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传导机制。二 研究特色
本研究具有如下四方面特色。
一是在选择刻画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标中，我们选择以政府重视程度来间接衡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即各城市政府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
二是我们以城市为研究单位，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衡量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三是借鉴物理学的耦合概念，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是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包含其区域内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传导机制。
[1] 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http：//www.gov.cn/zwgk/2010-10/18/content_1724848.htm。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领域，对二者的研究经历了从单向线性研究范式到双向互动范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式以区域经济学的区位理论、集聚理论来解释城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以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经济学的生命周期理论、“起飞”理论、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等为指导来解释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兴起、空间计量方法的不断突破，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关系被逐渐注意到，并有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研究范式。目前，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化的互动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地理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一 国外有关本书所涉主题和内容研究状况的基本判断
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消耗过大、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了实现生态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始有意识地加大力度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环境友好型、高附加值产业。如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产业、金融业、生物科技、网络产业等，欧盟将节能环保产业纳入战略层面，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和研究，不仅契合国际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国际学术界则是分别从“战略性产业”（Strategic Industry）和“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y）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对于战略性产业，国外学者赫希曼（1991）最早将处在投入——产出关系中关联最密切的经济体系称为“战略性产业”。保罗·克鲁格曼（2000）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识别“战略性产业”的两项标准，即是否存在大量的“租”和是否存在外部经济。Sturgeon（2002）关于技术经济范式与产业更替的观点，成为许多国家和政府战略性产业选择的依据。
为对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和内容的研究状况与进展有一个基本判断，笔者选择世界著名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含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1945-present、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1956-present、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 & HCI）-1975-present、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CPCI-S）-1990-present、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CPCI-SSH）-1990-present］，从文献信息学的角度判别该主题研究现状。
国外并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只有“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两个概念。2015年10月9日21时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跨库检索题目“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检索结果发现有64篇论文。比如“Government Policy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China：Evidence from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Shen Zhen”一文通过对深圳LED产业的现场调查、填写问卷、企业家访谈，分析了制度、政策的变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Yang Chun，2015）。在64篇论文中，有54篇的国别来源地为中国。为了避免遗漏，通过扩大检索范围，限定检索主题为“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得到的文献共1051篇。笔者进一步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具有的文献分析功能，发现这些文献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从研究领域来看，集中在商业经济（Business Economics，614）、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106）、工程（Engineering，216）、运筹与管理科学（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52）、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 Ecology，63）五个学科。（2）从文献出版的国家看，集中在美国（USA，280）、中国（China，198）、英国（UK，132）、加拿大（Canada，68）五个国家。（3）从文献类型来看，主要在期刊论文（Article，708）、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314）以及书评（Book Review，56）。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际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概念，它是中国提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其研究内涵尚未明确界定，并亟待与国际同行接轨。因此，必须以中国特有的研究体系或者借鉴国外其他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这一主题。“新型城镇化”（New-type Urbanization）的起点是经典的城镇化理论，它源于解释人口城镇化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产业城镇化的“区位理论”，此后国外学者对城镇化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大量研究，其中与该主题最接近的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在2015年10月15日以“城镇化”（Urbanization）作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19452篇文章，其中27%来自美国，23%来自中国。而同时使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对主题进行交叉检索，仅得到60篇文献，其中16篇来自中国。可见，虽然城镇化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研究十分鲜见。要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学者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明确并与同行对接，这需要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向交叉学科渗透，这样才能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二 现有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研究内容
国外并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精确概念，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国外研究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主导产业的发展。1.关于主导产业选择方面
赫希曼（1991）将在投入-产出关系中关联最密切的经济体系称为“战略部门”，首次提出了“战略性产业”概念。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优先发展后向关联度较高的最终产品产业，以此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一理论被称为“赫希曼基准”。钱纳里（1989）通过产业关联分析法为主导产业的识别开了先河。美国罗斯托（1963）提出了“主导产业”概念，认为应优先发展“主导部门”，进而带动整个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日本筱原三代平（1990）提出，主导产业选择应遵循产业收入弹性系数和生产率上升率两条基准。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国外学者仍主要集中在对主导产业选择方法的研究上。保罗·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关于西方理论经济学中形成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如表2-1所示。表2-1 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表2-1 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续表2.关于主导产业发展方面
Trajtenberg（1990）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应通过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发展，形成具有区域优势或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Klapper（1990）主张通过政府规范和创新传统市场运营模式发展新兴产业。Kremer（1993）强调竞争力，认为有竞争力的产业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才会对经济社会有更大的影响。迈克尔·波特（1997）在研究产业集群时提出了“菱形架构”的概念，其中概括了产业发展所需具备的种种要素，并认为最关键的要素是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Keiser（2002）认为主导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性和就业效应，应通过发展主导产业带动整个产业发展。（二）城镇化相关研究内容
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城镇化过程，其对于城镇化的研究是从区位理论开始的，主要以韦伯、杜能、马歇尔、克里斯塔勒、勒施、巴顿等为代表人物。欧美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动力机制和模式方面。在城镇化动机机制的研究上，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合理解释。古典经济学派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解释了城镇化的形成机制。如韦伯（Weber）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工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在空间上的体现。斯科特（Scott）则进一步从劳动过程分工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向特定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政治经济学派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城镇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如哈维和卡斯特尔斯（D.Harvey & M.Castells，1970）利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三次循环”的结果。社会学派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解释了城镇化的形成。霍华德（E.Howard，1898）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即通过构造卫星城这种多中心的结构在保证城乡居住环境的同时，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以刘易斯、兰尼斯、费景汉、乔根森、卡尔多、托达罗等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以佩鲁、缪尔达尔、赫希曼、罗斯托、弗里德曼、威廉姆逊等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都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形成进行了系列研究。以拉文斯坦、赫伯拉、米切尔、E.S.李、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学者运用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探讨了城镇化的成长机制。科林·克拉克、威廉·配第、库兹涅茨等运用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推动了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观点。传统经济地理学用乘数效应来解释城镇化中由不均衡发展趋向均衡发展的现象。此后，以保罗·克鲁格曼（P.R. 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城镇化空间扩展现象的解释是，城镇化空间扩展现象是城镇化规模收益的递增，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份额、地区消费需求和市场开放度等因子。
众多学者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欧美城镇化进程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霍尔（Hall，1971）提出“城市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城市发展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以人口的集聚与离散为标志。当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时，城市处于成长阶段，相当于集中型城镇化阶段；当人口向郊区扩散时，表明城市处于稳定阶段，相当于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阶段的人口空间集聚规律以此类推，当再城镇化继续演进时，下一个阶段又将进入郊区化阶段，如此往复。Geyer（1993）的“差异城镇化模型”指出，人口空间集聚具有周期性特征，即集中城镇化阶段以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为主，郊区化阶段则以人口向郊区集聚为主，逆城市化则表明人口离开城市向中、小城市和乡村转移。罗斯乌姆（Russwurm，1975）提出“区域城市结构模式”，即在大城市居住职能或者工业职能外溢的空间上发展起来的郊区小城镇，构成了大城市核心区的外围组团，通过发达的轨道或者快速路交通系统，与中心城区构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穆勒（Muller，1981）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城市结构模式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本质相同的“大都市区结构模型”。弗里德曼（Friedmann，1966）将不同规模的城镇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前者是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创新中心，后者则成为农业和资源产地，受核心城市的支配。这种结构被称之为“核心-边缘”结构。
近年来，关于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特征的文献相对较少，欧美城镇化现象已经不再是研究“热点”。但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研究引起了欧美学者持续的关注。欧美学者主要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意识形态、城市人口、城镇体系、城镇规模结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作用、大城市作用、小城镇化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化等诸多因素均得到了探讨。继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社会学协会、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会在上海共同召开“中国城市的未来：21世纪的研究议程”（The Future of Chinese Cities：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大型国际研讨会之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贝尼分校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城市中国研究网（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University a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USA），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已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的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其影响因素、发展模式逐步转向其与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其他系统的耦合互动（You Heyuan，2016；Li，M. et al.，2016；Cao Zi，Wei Jie，Chen Hong-Bo，2015；Tian Guangjin，Qiao Yongmin，2014）。（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内容
城镇化与其他系统的相关研究很多，如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工业化、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学术界综合运用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而与本书最接近的是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这一研究思想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钱纳里关于工业化阶段理论的考察。国外学者对二者的互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库兹涅茨的分析强调了城镇化对农业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城镇化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对于市场要素的需求增强，因此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市场扩大；另一方面，拥挤的城市意味着满足需求需要更大的成本，城市人口消费的农产品需要从农村运到城市，这促进了依托于农业的服务业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技术、政策、人力资本、集聚经济等都是产业结构演变中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表2-2所示。表2-2 产业结构演变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代表文献表2-2 产业结构演变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代表文献-续表1表2-2 产业结构演变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代表文献-续表2
同时，城镇化也会引起一国产业结构的改变。例如，Singelmann（1978）的研究发现，城镇化是促成一个国家由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从而明确了城镇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Daniels（1991）的研究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Yoshima Araki（1997）的研究发现，服务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与城镇化密切相关，城镇化促进了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Messina（2005）采用面板数据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规模、城镇化程度等对于服务业就业份额具有显著的统计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业相对规模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Fu和Hong（2011）用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考察了城市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生产率随之提高。（三）国外现有研究内容的评述1.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原因、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因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所以目前的国外文献多集中在主导产业如何界定的研究上，并且发表时间较早。对主导产业选择、制度设计、政策制定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特点，其在模型、政策、机制的适应性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为何要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这类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2.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单向研究多，双向互动研究少
关于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的研究可分为三类：（1）关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性研究；（2）从结构状态研究各次产业分别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3）从动态演进研究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时序关系。在第二类研究中，政策、人力资本、技术、就业、各产业的边际生产率作为产业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变量，被进行了大量探讨。第二类研究对城镇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也做出了一定的单向探讨，但研究很少涉及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模型，被大量借鉴到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中，如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模型（Black & Henderson，1999）、要素迁移驱动模型（Krugman，1991）、基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Fujita-Krugman城镇化模型（Fujita & Krugman，1995）、基于分工专业化的超边际城镇化模型以及工业化分析（杨小凯，2003）。这些模型为研究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城镇化在互动中如何发挥作用方面，提供了基础。3.研究对象有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
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互动研究，是伴随着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实践进行的。由于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在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互动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对象多为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而200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影响到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近年来，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互动的研究逐渐增多。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各国的实践探索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践方面，国外早于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重视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探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涌现了大量的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的实践活动，为理论的深化和升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意识到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附加值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依赖于高附加值、环境友好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即开始从传统的、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追求低能耗、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模式。（一）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
新兴产业从初期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常运用各种扶持政策，以促进其发展。综合看来，新兴产业的培育政策可分为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及外贸政策，如表2-3所示。表2-3 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表2-3 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续表（二）各国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重点领域
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并制订了相应的框架计划或产业规划。同时，各国根据自身的市场情况，制定了新兴产业的培育模式，如表2-4所示。表2-4 各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重点领域和模式表2-4 各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重点领域和模式-续表
从对各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培育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经验。第一，各国在新兴产业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尽管采用了不同的培育模式、政策框架，划定了不同的培育重点产业，但政府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容量、资源要素、技术基础、财政状况在内的综合国情，协调运用产业、科技、财政等多种宏观政策工具，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政策重点和力度。第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新兴产业相对其他成熟产业来说属于幼稚产业，因此在融资、市场竞争等各方面无法与传统产业竞争，亟须完善政策体系、法律法规、市场机制、金融机制等相关体制机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节 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述评一 国内研究进展概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最先提出的一个概念，2009年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9号），决定大力支持新能源、生物、新材料、信息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进入舆论推动阶段。2010年，国内学者李晓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其特征和发展环境进行了论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就此拉开帷幕。201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陆续强调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的迫切需求驱动下，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会议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政策体系、理论基础、国际经验借鉴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理论与实践讨论，从而形成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热潮。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了各重点行业的具体发展目标及发展路线图、20项重大工程项目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至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全面启动。
城镇化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1980～1990年，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处于摸索阶段。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战略方针。这一阶段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方向上。第一，国外城镇化经验借鉴研究（焦秀琦，1987；林霞，1987；柴田德卫，1987；盛朗，1988）。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远宝剑，1985；冯兰瑞，1987）。第三，中国城镇化模式建设（方明，1985）。1985年，首届“亚洲城镇化国际会议”召开，来自全球的专家共同探讨了亚洲各国城镇化的发展问题，1987年召开第二届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有重点的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城镇化模式给予了肯定。1989年，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不仅从迁入地的角度探讨了人口迁移对中国城镇化、产业结构的影响，更注意到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梳理发达国家城镇化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尝试与国外同行交流，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和模式尝试提出建议。这一阶段对城镇化的研究呈现宏观研究、比较研究多，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少的状态。（2）1990～2000年，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全方位开始展开。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延续前一阶段对国外城镇化研究的同时，开始考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天力，1992；孙文生，1997；何筠，1997），城镇化的一些特殊方面，如外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始进入研究范围（董雅文，1996）。在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某一具体地区的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急剧上涨（徐琴，1992；侯晓虹，1993；田晓霞，1994；孙启谋，1996；姚士谋，1997），同时，城镇化的测度指标、测度方法开始进入研究范围（沈迟，1997；代合治，1998；刘利兰，1999）。这表明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变得更为微观，开始注重计量研究方法。（3）2000年至今，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出现井喷状态。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开始考虑适度城镇化问题，认为城镇化水平并非越高越好，而应与环境、自然资源协调发展（黄友爱，2000）；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被纳入研究范畴。向俊波（2001）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缓慢导致了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镇化存在“内需不足”问题。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些微小方面得到了关注，如农民工教育问题、就业问题（谢建社，2007）、城市贫困现象（孙可娜，2007）。从研究方法来看，聚类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被大量地运用到城镇化水平以及质量水平的测度当中（袁晓玲，2008），耦合协调模型被广泛地用于生态-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研究中。2001年，在厦门召开了自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来规模最大的研讨会——“城镇化：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众多国内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2005年，“中国城市化研究海内外研究组专题讨论会”召开，海内外城市研究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适合中国城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在城镇化研究上日益与国际接轨。
目前对城镇化的研究很少从单一学科出发，更多的是综合运用经济学、生态学、人文地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进行交叉研究。研究视角也跳出了城镇化本身，更多地考察城镇化与其他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的关系。其中，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尤其是2000年后，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逐渐活跃。例如，李清娟（2002）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等产业演变活动对城市模式和城市规模的影响。刘西锋（2003）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以及互动系统的动力因素、要素特征、演变机制、区域类型，等等。这些研究开始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镇化，把产业演进活动与城镇化的动态发展结合起来考察，为二者的互动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被提出来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城镇化的互动研究作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的延伸，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兴趣。例如，张建军等（2011）认为城市规划可以从产业和空间结合的角度，紧扣国家政策，对政府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响应。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更是缺乏针对长江经济带这一重要区域内此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二 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状况的基本判断
为了对国内学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状况与进展有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于2015年10月2日10：00通过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检索出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反映国内学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领域的发文情况（见表2-5）。首先以“主题词=战略性新兴产业”（精确匹配）为条件进行查询，得到15482篇。之后分别以“篇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条件进行再次检索，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文献研究分别减少至7469篇和2350篇。再利用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题”“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被CSSCI检索的相关文献减至1396、850和813篇，说明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这表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较多，但其中大多数文献仅是简要涉及，而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是很多。此外，从数据库来源看，以相关度较高的“篇名=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检索条件例证，其中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最多（64.33%），其次是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1.75%），二者合计占比86.08%，反映了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还是以学术研究和宣传报道为主，学术界和媒体都十分重视此领域的研究和报道。表2-5 CNKI中不同检索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献检索结果表2-5 CNKI中不同检索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献检索结果-续表图2-1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题的CSSCI论文学科领域分布图2-2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题的CSSCI论文学科发表年份趋势
之后，我们利用CNKI的分类检索功能以“主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对1779篇CSSCI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从学科分类来看（见图2-1），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682，38%）、经济体制改革（273，15%）、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233，13%）、工业经济（205，12%）以及金融（138，7.8%）这五类学科，五类占文献发表总量的85%以上；（2）从研究层次来看，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社科）（850篇）和政策研究（社科）（453篇）两个层次，二者约占论文发表总量的73%，这反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以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为主。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17篇，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自然和社会研究交叉的属性；（3）从发表年度来看（见图2-2），相关研究出现于2010年（101篇），2013年刊文最多（316篇）、其次是2012年（296篇），2014年（266篇），且在2015年不足半年（因为CNKI收录一般会有一段滞后期）就有164篇；（4）从研究作者来看，1779篇CSSCI论文中发表4篇论文的作者40人，发表5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有25人，其中有20人发表10篇以上，发表文献最多的有王征（39）、贺正楚（20）、熊勇清（19）。由此可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较为集中，从国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始，已经迅速形成稳定、聚集的研究群体。文献计量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提出的时间不长，从2010年至今，研究文献却呈井喷状态，体现一定重要程度和质量的CSSCI相关文献在短短3年内也达到1779篇，这足以显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合并检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以主题进行检索仅得5篇论文，以关键词和篇名进行检索，则无所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术界普遍重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研究也均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从“城镇化”的角度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全新的、待开发的视角。
最后，我们选取CSSCI数据库中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题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0篇论文进行分析（见表2-6）。首先，这10篇文章被引次数均高于70次，且均发表于2010年之后。其次，这10篇文章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政策导向、评价、选择原则、集聚等问题。这表明相关研究领域虽然比较聚焦，但研究程度不够，且以应用与对策研究为主，很少涉及理论层次、实证方面的探讨，研究视角更是局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缺乏与其他热点的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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