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跃萍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危机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论试读：
前言
当今世界形势云谲波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两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20世纪末的苏联东欧剧变，另一个便是本世纪初发生，至今仍在继续发酵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面对前者，西方学者尤其右翼学者趾高气扬、弹冠相庆，毫不掩饰地断言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终结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但是，庆功宴席还没有散去，他们的论断尚且言犹在耳，不料就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始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美国的次贷危机，然后蔓延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媒体又该如何解读？
从形式上看，这场危机只是一场金融危机，因为它发端于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关系着市场运转所需的货币供应，危机导致国际银行体系波动，进而引发国际股市崩盘，经济大衰退。然而从深层次观察，这场危机却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可以说，危机已经使全球资本主义从制度到社会、再到价值层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曾经令很多人向往、崇拜并视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在危机后大打折扣。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早已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曲折波动尤其是拉美陷阱所证伪、被人们所遗弃，那么以三权分立为标志的西式民主无论是在其发端的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在后来对其进行直接拷贝移植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这次危机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甚至遭遇危机。
曾经一直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经济增长重大引擎的中产阶级，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一系列“异常”。最极端的表现在于，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级——昔日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如今却开始走向街头，成为抗议浪潮的主流，其行为表现日趋“极端”。
曾经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价值支撑和前进动力源泉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也在危机后大大褪色甚至走向反面。西方社会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不再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傲，自由民主似乎并不必然带来公平正义，即使是福利国家制度也保护不了公平。
资本主义在这次大危机后产生的种种“基因突变”，就如同牛津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专家蒂莫西·阿什教授所说：“已无法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能够自动进行自我修复或自我完善的制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制造欲望的专家，正是物欲横流导致了全球规模的不可持续发展。”就连曾以“历史终结论”而扬名的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衰退使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变得不合法。”
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次危机，仅仅是一次金融危机，还是一场涵盖制度、社会乃至价值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这场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又将走向何方？围绕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本书在系统梳理西方学者各种解读观点的基础上，将这场危机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考察，发现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其呈现的所有特征、背后原因及未来走向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因此，这场危机无疑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能力“终结”什么，纵使依靠自身的组织、结构与品质也无法消化其与生俱来的弊病。而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其理论的洞见，至今仍有其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无可取代的价值。更何况还有覆盖世界各地的且多元的社会主义的强劲实践。
绪论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和质疑，并围绕其基本特征、未来趋势及其改造模式展开了大讨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正走向式微；市场万能理论将被政府干预理论所取代；凯恩斯的理论甚至马克思的理论在西方重新确立了重要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单方面追求资本效率负面影响的新认知，由此自然生发对公平正义价值更为关注的态度。归纳起来看，近阶段西方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定义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能否摆脱自身弊端？如何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未来模式？这些问题既富于理论探讨价值，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一、资本主义的类型及要义
传统观点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完全自由的制度，将国家看成是“夜警”，不需要其对经济进行过多干涉。这一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未来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D．克莱（Dieker Klein）和基金会政治分析部主任、哲学家M．布里（Michael Brie）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经济和整个社会从属于资本再生产。当创造利润成为财富生产的首要标准时，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私有资本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创新和投资，而无需得到国家的批准、无需得到社团、地区、劳动者和其他社会伙伴许可的经济制度”。然而，危机爆发后，西方学者对此传统观点表示了质疑，提出了需要对资本主义重新定义的呼声。由此，资本主义类型与要义之多元性得以形成。（一）资本主义的多元化实践
当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被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打破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定义。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有各种类型，以欧洲为例，就有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爱尔兰，也有协作性更强的“利益共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德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Adam）在《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一文中也否认了以往的所谓标准的资本主义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阿玛蒂亚·森认为，如果上述这些是资本主义必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按此定义，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等均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都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金、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资助的学校教育和医疗”。
当代资本主义实践有各种类型和模式。具体说来，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到混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就产权制度视角而言，就存在私人集中产权、分散产权、国家产权等形式；以经济导向解读，又包括市场导向资本主义、银行导向资本主义以及协商资本主义等分类；而在资本自由度层面，则还有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莱茵资本主义等区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分类更加多样化，如后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等，不一而足。（二）资本主义新定义中的国家地位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R．萨缪尔森（Robert J.Samuelson）在题为《美国资本主义体制麻烦缠身》一文中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要有三个定义：首先，要有合法的营利动机；其次，要有能够协调成功和失败的分布广泛的市场；再次，要有一套司法和政治体系，不仅能够确立所有权和合同权利，还能让公众认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后一个条件限制着前两个条件，因为政府能够通过税收和法律规定来削弱营利动机并干预市场。在西方国家当代的定义中，我们都看到了国家的地位，无疑这一新的定义，都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根基——大市场、小政府，为国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出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面面观
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如同20世纪大萧条时期一样，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甚至是文化危机。具体表现为西式民主的理论被质疑和挑战；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级财富被快速洗劫，存在滑向无产阶级行列的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向金字塔型转变；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公平受到广泛批判，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价值观遭遇严重危机。这一切危机导致经济下滑，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各地大量发生“占领运动”、示威、游行以及各种暴力活动，似乎有历史重演征兆。危机集中体现在民主受限与泛滥导致的政治危机、中产阶级衰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以自由和公平为核心的价值危机。（一）民主危机
有关全球危机的起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由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后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所致。换句话说，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监管缺位。那么，为何国家监管会有如此缺失？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西式民主的危机上面：或者是民主受到限制，无法发生应有作用；或者民主过于泛滥，导致自由主义肆虐。
民主受限之表现在于，西式民主的代议制发展成熟之日恰恰是金钱绑架政治之时。金钱左右了选举政治，制造了政治特权；政治特权当然要维护经济特权。“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作出的决定是基于以下原则，即竞选捐献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政治言论的一种形式。而令民主党人沮丧的是，公民联盟一案的判决将这种保护不仅延伸到个人，还延伸到公司（及工会）。不论何种解读，这一判决无可争辩地允许富人、企业及其他团体利用金钱拥有比之前更多的自由来影响选举”。金钱政治还严重影响政府机构运转，使政府权威受到极大损伤。而在发展中国家，还因为民主危机导致社会发展迟缓、阶层对抗加剧，甚至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
而民主泛滥的后果则是，危机大肆洗劫了中产阶级，使其对民主体制提出质疑，即现行民主体制的间接民主特征是否还适用于处理危机，是否应该用直接民主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势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而政党民主则日渐势衰。“政治学家英格丽德·范比曾在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说，21世纪开始后，欧洲政党‘失去了笼络民众的能力’。根据她的研究，早在2009年欧洲国家平均只有4.7%的选民还属于某个政党。自那以来，政治侵蚀其实已经加速了。政党民主几乎在各地都失去了吸引力”。民粹主义还会造成对政党的不信任。“但如果政党只代表少数民众，这还是民主吗？更糟糕的是，如果欧洲的大部分民众不再信任政党呢？在丹麦、芬兰和荷兰，毕竟还有1/3的民众相信政党，在德国和奥地利有1/4，但在法国、意大利和许多东欧国家只还有1/10或更少的人相信政党。各地的多数民众都不信任组建政府的政党。不只是政府，行政部门、司法和警方的多数高级职位都是由政党安排的”。政党不能信任，那么应该信任什么呢？于是个人就成为一种选项，例如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利用众筹获得选举经费就是一个明证。（二）社会危机
危机导致西方中产阶级走在了十字路口：中产阶级已经瓦解抑或暂时的“假死”；中产阶级现阶段作为西方社会稳定基石的地位正在动摇；中产阶级正游走于民主堡垒抑或专制囚笼的边界。
中产阶级在危机前30年人数大幅增长，这与此间金融过度繁荣相关。“从1980年到2000年，家庭共同基金和股票的市值从1.1万亿美元增至10.9万亿美元。10倍的增速超过了中位收入的增速，后者同期大约翻了一番，达到42000美元。同一时期的家庭房产财富从2.9万亿美元猛增至12.2万亿美元”。而危机发生的当年，已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资本在美国股市中蒸发。实际上，在10月15日一天就消失了1.1万亿美元。截至10月中旬，世界各地股票市场被抹去的资金总计高达27万亿美元。在美国，房产市值已经下降了5万亿美元；养老基金下降了2.5万亿美元；银行注销的金额现在已达到6000—7000亿美元。危机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大资本家或金融集团的损失比例则相对较小，而且可以通过政府救济经济弥补损失。无产阶级仍然一无所有，只有中产阶级遭到巨创，从富足到所剩无几，心理落差巨大。中产阶级日渐成为社会动荡推手，从遍及西方世界的各种“占领运动”的主体构成，即可见一斑。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多会导致中产阶级衰落。而中产阶级的衰落会动摇民主的基础，并成为培育极端主义的温床，最终变异为专制的拥护者。20世纪经济大萧条导致法西斯主义盛行，就是中产阶级成为民粹主义的鼓吹者，为摆脱经济困境及阶级地位滑落的危险力促政治变局所致。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西方中产阶级与新兴市场中产阶级因为处境的差异，从而在价值观方面的许多不同。新兴市场中产阶级虽然奉行自由主义，维护稳定，拥抱全球化，但对民主的态度并不像西方中产阶级那么热衷。随着危机的外溢，新兴市场也正在被殃及，届时中产阶级是否会与西方中产阶级趋同，还需拭目以待。（三）价值危机
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长期鼓吹的自由和公平理念拉下“神坛”，现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普遍的自由困境和公平“悖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解构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基础。
关于自由危机的讨论，J．戈伊尔（Joel Geier）在《金融危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指出，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政府干预，但政府的更多干预必然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原则，而资本的过度自由正是金融危机发生的起因，如果政府不干预，危机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问题上引发了巨大纷争。“政府必须出面干预。这不仅是银行家们的共同看法，也获得了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除去那些日益边缘化的保守派以外。此时出现了一种质疑声音：究竟什么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市场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是美国媒体与大学普遍坚持的观点。这些人坚持着这样的看法，即政府干涉是错误的，市场是万能的，自由的全球化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何看待公平危机，法国学者针对西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最近几十年中，支持平等公共政策的所有客观因素都已经消失。因此，今天那些考虑遏制不平等升级的政策制定者，首先必须从理论层面开始，逐步设计一个按照它们自身优点来证明其努力的概念框架”。并且提出了迈向平等的三原则，即承认人的独特性，互惠的组织以及公共性的构成。而英国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在同期《外交》杂志上也撰文对西方社会不平等上升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收入集中到了处于分配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手中。但是，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底部的人所处的环境，也对不平等的上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这样的悖论，他提出现今应该重新思考政府看待资本和财富的方式，不应该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他仍然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政府，认为政府仍然有机会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平等。但是，政治家将西方的不平等描述成了不可解决的问题。
三、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发展吗？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西方国家并非坐视不理，而是展开积极自救。回顾历史，资本主义通过分散产权、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本积累新模式解决了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转折时期的资本主义危机，似乎这些变革挽救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这些微调并未解决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制度弊病，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因此而得以消除。所以对于针对当下危机进行的各种改革尝试，我们也不能十分乐观。（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演进至今，仍然没有消退迹象，后危机时代甚至各种新的危机浮现，原本作为标杆的地区一体化出现重大危机，英国脱欧竟然成为现实，并且还会带来后续影响。在经济停滞、经济刺激成效甚微、自身回旋余地日益缩小、民众对资本主义体制日渐丧失信任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未来前途的争论纷纷呈现。资本主义是否必然走向崩溃，成功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还是存在改造的可能，抑或寻求另外的替代方案；北欧的混合模式或混合的亚洲模式能够在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成为现成的最佳选择。这些都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面前的难题。美国学者加尔·阿尔佩洛维茨（Gar Alperovitz）在《异议》杂志上发问，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机中既不改革也不崩溃，会发生什么？并认为两者根本就没有并存的可能。要么改革，要么崩溃，如同鱼或熊掌之不可兼得。事实上，“一种不同的渐进式变革正在悄无声息地出现，包括体制结构和体制权力的转变，这个给出可以称之为‘进化式重建’”，他还清楚地认识到，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一定会发生），就可能给资本主义提供一个不同的政治机遇，还会改变体制权力的结构。（二）一种可能的出路：资本主义的多元化实践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拉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既存在突然性，又在情理之中。这也许是拉美几次社会主义热潮的回潮，也可能是一次新的开创。因为是在美国传统后院，所以这次浪潮尤其引人注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与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的“社群社会主义”。虽然前者因为去世导致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巨大挫折，但玻利维亚的实践仍然在进行。尽管如此，拉美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变通的借鉴。
当今，后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变革呼声不断，甚至有人喊出“不变革，毋宁死”的口号，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对改革的模式、纵深度，以致具体的领域则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资本主义未来该何去何从，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第一章资本主义历史及其阶段性危机概论
资本（Capital）的存在远早于资本主义（Capitalism）。资本这个名称最初源于对动物以及个人的交易与占有，后演化为对一切有形无形商品的买卖与占有。而最早于1867年，P.J．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首次使用“资本家”来指称资本的所有者。随后，德国经济学家W．索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02年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则形容一种迥异于封建地租关系的生产制度。可见对资本、资本家及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分类却相对较晚，且与资本主义的分期论密切相关。
在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中，颇为著名的概括有：西法亭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阶段；列宁的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阶段；保罗·斯威齐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阶段。事实上，他们的分期都存在时间上的共同点，即第一阶段是16—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劳动分工增加，生产率提高，剩余价值增长；第二阶段是19世纪2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劳动力生产形成，国家支持下的资本、商品的极大扩张；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金融资本主义，其特征是资本消解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发挥了资本全球化的本性。埃玉普·欧兹维纶、乌斯库·哈乌斯与艾穆拉赫·卡劳祖兹认为这一分期理论应该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历了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三个进化阶段。其中金融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指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则是指16—18世纪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因为历史及认知等诸多因素，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认识并不充分且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并未形成明确分类，在此笔者姑且将此间资本主义称之为“混合资本主义”。第一节商业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于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即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导致资本主义各要素获得释放。最早于14世纪、15世纪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开始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则是从16世纪开始”,其肇始者为西欧，概因为：“1．孕育最早。2．领域普遍。3．牵涉广泛，影响深远。4．生产集中，分工明确。”而英国在此期间由于观念变革、资本积累、市场拓展等方面后来居上，使其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因此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蓝本。加拿大学者埃伦·米克辛斯·伍德持相同观点：“而在商业化模式中心论点的另一种变形体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渐进增长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伴随着商业活动的中心区域从欧洲的一处转移至另一处——具体而言，从意大利城市国家转移到荷兰王国或汉萨同盟城市群，从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到其他帝国主义的扩张，一直到大英帝国将此项事业推向顶峰。”
从16世纪开始，英国逐渐向资本主义过渡。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人本主义在英国的广泛传播和全欧范围内的宗教改革；另一方面也由于出生率高引发的“人口革命”以及海外大量金银流入导致的“价格革命”，因此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商业的迅速拓展使得原先占主导地位的单个手工工场不能适应资本快速积累的需求。“由于手工工场中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的指挥，当手工工场资金投入增加时，资本的可变部分如支付工资，以及不变部分如机械、厂房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都相应地扩大，原料则成倍地增加，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也就越来越大”。可以说，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就是商业拓展带来的商业资本。同时，商业资本有对工业资产进行大量有益补充，并推动工业商品的流通销售。所以，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来看，没有商业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因而克里斯托弗·格拉曼将这个时代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事实上，在此时期，对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的重商主义观念和政策。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导向是市场需求，“资本主义是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构成生活中最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甚至人类的劳动力都成为市场中的一种商品，且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依赖于市场。”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就是为统一国内市场和拓展海外市场所推动，即“海外和国内商人的双重影响渗透到经济中，这是一个商业的时代”。在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政府都起到了强大的干预作用。王国政府通过军事暴力、颁布法律以及订立同盟形成政治统一体和民族市场，开始“结束对单一商路，单一商业组织和某种出口商品的危险依赖”。因此从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此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类型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管制特征。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取决于各种特权，即王国政府给予的各种特许状，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英、荷的东印度公司的发展过程中。1600年12月31日，“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公司”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1602年3月20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两者都拥有自由建立佣兵、发行货币，甚至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的特权，俨然是半国家性质，代替王国政府执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存在一个共识，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其中对不动产与金融资源的支配基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它是一种通过对在盛行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大不列颠的经济制度观察后获得发展的理论。但是它肯定不能准确描述现代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类型。从私有权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特定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竞争与收益最大化的迫切性、对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的冲动，以及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的系统化且持续的需求”。英国正是率先在农业、商业及手工业领域进行产权制度变革才具有了先发优势。“由于英国和荷兰首先建立现代产权体系，所以经济增长现象17世纪首先在英、荷出现”。而产权制度“是一种标准的，事务性的以及行为性的制度，规范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尤其是它确立了社会人被赋予获得产权，同时通过规则规范它们的过户；尤其是通过明确用途，确定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及个人财富分配的标准。有些标准也许由法律明确，或者由习惯明确，而其他的标准则根植于共同价值和社会信仰”。
另外，对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观察让我们能够总结出三种主要的产权制度，即“集中私有产权”“分散私有产权”和“国家产权”三种制度。很明显，此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是集中私有产权。在集中私有产权制度中，财富集中在属于特殊阶层（资产阶级）的个人手中，而属于工人阶级的个人则没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中，财富的分配创造了对无产阶级剥削的条件，因为它强迫无产阶级成为所有者通过生产支配的工资劳动者。也正因如此，资本主义才建立起摆脱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身依附关系，并进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性优势。
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才能获得生产工具（例如，他们不像农民那样以直接而非市场的方式占有土地），而挪用资产者不能依赖‘经济以外的’直接强制力量——例如使封建领主得以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的军事、政治、司法力量——只能以纯‘经济的’市场机制来进行资产挪用。这一独特的市场依赖性制度意味着竞争与利润最大化成为生活的基本法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影响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属于企业，权利人是企业所有者，所以剩余价值法律上属于所有者本人。资本家的目标是资本的稳定性，剩余价值主要用于企业再生产。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工资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维持基本生活，所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无关。这样，财富集中会适时增长。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再生产，财富所有者增加资本，无产阶级则补充劳动力。因而，资本主义就成为这样一种系统，即“社会中绝大部分工作都由无财产的工人完成，他们也必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从而获得生活及劳动本身所需。在供应社会需求的这一过程中，工人同时也在为那些购买他们劳动力的人创造着利润”。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也被称为古典资本主义。这是基于集中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管理结构的结合。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关系契约控制劳动力，个人雇主通过付薪支配雇员。因为劳动过程需要使用一些生产资料，所以工人同意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是无法获得应有所得，这样财富就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这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保证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本主义企业是个人对经营活动负有无限责任资产：企业规模小，内部科层也相对简单。社会分为两个集团：资产阶级，包括所有生产资料拥有者；工人阶级，包括所有没有产权的雇佣者。
商业资本主义虽然极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就对前资本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而言，则为时过早。因为在核心的生产领域，即工业领域，商业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的显然不多。因此，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落在了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工业资本主义的肩上，从而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类型和模式的极大改变。第二节工业资本主义
在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看来，“从商业化到工业化再到‘市民社会’这一进程，基本上就是逐渐商业化的世界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仅仅在欧洲得以完成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因为在该地某些特定的非经济性阻碍并未阻碍其进程”。工业资本主义无疑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积累的大量资本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的。“由于资本主义独特且仅有的那种对生产力革命的经常性需求仅仅是普遍且超越历史时空的那种近乎自然趋势的延伸与积累，故而工业化也就被理解为人类最基本偏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于是，资本主义的谱系便从最早的巴比伦商人，经中世纪的市民延续至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并最终到达工业资本家”。与之前的商业化不同的是，它开启并完成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工业化率先从轻工业领域开始，因为相比重工业来说，投资较少，周期较短，获取利润相对容易，并且能够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本。从时间上来说，商业化最早的英国同样执工业化牛耳，始于18世纪70年代，因而其具有明显内源性特征，并且是自下而上，由个人而非政府主导，带有浓重的古典色彩。美国紧随其后于18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则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更晚至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它们均包含更多政府主导及外源性特征。总之，到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就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后，英国的就业结构仅发生了适度的变化，而美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德国显示出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急剧转变，其中差不多一半的就业人员集中在工业。”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重工业化时期，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出现强强联合的行业垄断。如1882年美孚石油联盟组成了美孚石油托拉斯，包括多达40家公司，但联合十分松散，每家公司都保持自己的法人地位和管理身份，主要通过互持股票的手段进行结合。这极大地降低了自己的地位成本。同时期的德国化学企业拜耳、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公司也以同样的手段联合成德国化学公司并取得相同效果。这是一种明显的横向联合。在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来，它们纵向的联合十分稀少，因为“这种通过纵向一体化求发展的投资动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与通过横向合并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有时其目的是抑制竞争者得到供应，从而设置进入该工业的障碍。然而，更为通常的是这种纵向一体化的动机是为了确保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得到稳定的供应，而这是必需的，如果要保持规模和范围的成本优势的话”。同时，“为了从这些新的大量生产技术的成本优势中获利，企业家必须进行三方面相互关联的投资”。即生产设施，销售网络与管理。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不仅表现于横向、纵向的联合垄断，还存在于海外扩张的加剧与广泛。“大的综合企业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一样，也在国外扩张，其理由是防御性的：保证其国内和后来国外加工厂获得基本的供应品来源——通常是矿产品或农产品”。
另外，工业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与商业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异，从集中产权制度转变为分散产权制度。而所有权观念是建立在将剩余权益和剩余收益的主张结合起来的基础之上。然而，许多过程，如巨型企业的发展，在众多金融机构的发展层次中，金融财富的困难尤其在于风险共担，经常造成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的日益分离。这是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生产力革命化的刚性需求。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生产力的革命化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财产关系的转型以及剥削方式的变迁，它们创造了一种要求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独特历史性需求。而生产力革命化的另一个前提，则是资本主义核心要素的出现，包括竞争、积累以及收益最大化。”而在古典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本质，即企业中的生产过程控制权仍然基于一种人际关系。因为劳动力为个人私有，所以资本主义企业属于特殊个人，这样企业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能拥有劳动控制权。而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大公司取代了小型家庭企业。其所有权的结构是伴随着分散产权的股份公司模式，同时内部控制通过庞大复杂的科层制得到实施。企业不再属于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个人或集团。或者说，企业就是个人，即法人的社会实体，能够和所有其他社会参与者签订合同与交易。企业家是管理者，既是股东的代理人，也是企业的职员。作为股东代理人，他们的目标是企业价值，而作为企业职员，则是企业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称为公司或企业资本主义。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演变，其企业管理结构变化更是剧烈而深远。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所有权从法律上赋予他们有限特权，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将工人阶级排除在管理之外。国家鼓励并保护产权及其自由，尤其在法律上及事实中保证了所有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因为自由竞争被视为自由的基本前提，所以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目标是限制或废除垄断。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建立和经营要求产生一种新型的企业机构。为建造这些系统所需的大规模投资和系统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扩大了的企业变成由在企业中拥有微不足道甚至没有任何股权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团队经营”。随着积累增加及企业规模扩大，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特有的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正逐渐通过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获得。同时，个人财富的增长导致风险多样化，并且常常削弱所有者对企业的特殊感情。因而许多企业的继承人倾向于将财富分散。因此，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就认为：“由于这种制度和人员的出现，世界获得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经常业务、雇佣人员、产出和未来业务资源的分配等决策是由非企业业主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做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开启了现代资本主义产权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的新纪元，并且长盛不衰。
工业资本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迥异，也给其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并且呈现二歧性特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单元是商品，故所有社会关系常常被简化为交换关系。社会交换为市场所调配，这意味着所有社会代理人必定被赋予契约自由，这就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然而在解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为资本雇佣关系所代替。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英国学者J．梅林对此进行了精妙的阐释：“一方面商业资本积累后自然往产业资本转移，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工业化的进行与完成就必然创造大量的工人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最终形成，这就增加了政治、社会领域中的紧张与动荡，工人运动波澜壮阔。因而，国家干预开始增强。资本主义以其与国家的矛盾关系著称，它依赖国家进行管理，又从国家那里需求自由地生产和交换的保障。”国家干预主要是为了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禁止并惩罚工人的联合。亚当·斯密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劳动力生产的竞争，资本家有组织，工人则一盘散沙，这就保证了财富集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迫使工人接受维持生活需求的最低工资。因此，产权保证了控制劳动过程和状态的微观经济和微观社会条件，而国家保证行使产权的微观经济和微观社会条件。但是工人过低的工资则会导致购买力不足及反抗加剧。另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企业体量的剧增致使资本所有者无法继续掌控“巨无霸”，对专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因此在多数愤怒的蓝领工人中间诞生了少数温和的白领工人。同时，工人运动的发展逐渐破坏了旧有的劳动力生产竞争模式。工会活动的发展，逐渐使许多工人运动和组织模式合法化。此外，政治活动，如英国基督教运动以及欧洲大陆及美国的各种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则诱发公民权的扩大，保护工人法律的发展以及劳动强度的减少；工作时间逐渐缩短，劳动条件获得改善；通过集体谈判，工资水平渐趋固定，至少对大部分工人阶级来说超过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尤其是庞大的、快速发展企业中的工人贵族；互助与退休金计划得到发展，工人阶级至少能够给国民储蓄贡献微小份额了。但是，J．梅林认为：“到了1880年代，19世纪中叶的经济获得政治和解受到形形色色的挑战。这种和解的基础是明确承认国家干预的限度和劳资双方在合同范围内达成自愿协议的权力。”
由上可知，工业资本主义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资本主义本身，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因素在各个领域全面排挤了前资本主义因素，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激发了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显露的阶级矛盾，迫使自己在产权制度方面进行改革，集中产权制度演变成分散产权制度，力图缓和制度危机与阶级矛盾。即便如此，资本主义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消除，阶级矛盾也更加激烈，最终使欧洲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个和资本主义迥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就给资本主义提出更大的挑战。这样的历史境遇，当然要求其进行更深入的变革，资本主义由此亦进入新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第三节金融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积累的诸多矛盾，如社会领域的两极分化，政治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权，文化领域的达尔文主义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帝国主义等，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爆发，表现为大战频仍，极端主义盛行，阶级矛盾尖锐，全球经济大萧条。美国学者杰瑞·哈瑞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转型与挑战。战争、萧条和帝国主义创造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西方资本主义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这就导致了社会契约的扩大和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除了必胜的信念外，资本主义也走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式扩张的边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府较少干预经济、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的特点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积极地进行经济调控，推动劳资合作，开展大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模式，因而时常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但其更耳熟能详的名称则为“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所谓“调控”或“国家”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为了应付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而进行的空前改革，即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转向国家计划干预，劳资合作。究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发展到制度本身已经无法缓和的地步，只能通过非资本主义，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手段才能挽救资本主义，即采用某些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来消除危机。也恰恰因为如此，人们才在相当长时间里视之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根据欧内斯托·斯克勒潘蒂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指一种使用工资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汲取剩余价值并通过流通过程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系统，即只要剩余价值是用于维持资本积累的经济系统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定义甚至将苏联也纳入其中，因为就劳动力的利用以及分配与配置的子系统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形式”。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遍建立改良主义政府，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魏玛共和国，英国的工党政府与法国的“国民阵线”政府等。这些政府已经逐渐开始实行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为日后国家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优势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支配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盛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一次持久的黄金时期；阶级矛盾极大缓和；福利主义和福利国家成为现实和常态；金融化或金融主义渐显。美国学者大卫·柯茨认为此时的资本主义的确需要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来拯救资本主义了：“根据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能有效刺激盈利达几十年之久，但这种刺激作用到一定时刻就会停止。而这将带来一段时期的危机，最终将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出现。”金融资本主义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渐衰后出现的一种新社会积累结构。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证券就成为所有权和信用状况的表征。当证券可以交易时，金融市场就形成了，而信用状况在这个市场中也可以进行交易”。换句话说，工业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资本主义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资本，而这些巨量的资本在实体产业中无法满足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会寻求新形式和途径。同时，财富集中也有增强节俭和资本积累平均倾向的功能：工人消费很低，他们几乎没有存款；相反，资本家保留他们大部分收入，而金融市场加剧这些倾向。银行给盈利投资项目提供金融支持。那些投资少于盈利的资本家增加了存款；那些投资大于盈利的资本家则需要存款。而银行通过将储户存款变成投资者的贷款获得利润。他们根据资本家投资的利润率和信誉以及资产的利用率作为抵押选择借贷者，然后给其提供贷款。结果，金融资本属于快速成长企业，因此持续资本积累（与工人无关）促进社会再生产。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的金融化已经初露端倪，并获得巨大发展，尤其在证券领域。也正是如此，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突然爆发。
然而，金融资本主义真正发展成熟到“金融化”“金融统治”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其时，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资本积累制度红利已经渐减。德国学者埃克哈德·海因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份额的下降趋势与工人的组织力量资源的恶化有关。工会化比例和罢工活动的水平已经下降，政府的民用支出陷入停滞，工人集体行动重新分配收入使之有利于劳动的力量已经遭到严重削弱。各国劳动者影响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在下降，而政府已经放弃了充分就业目标，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低通货膨胀取而代之。近期劳动力份额的减少是由全球范围内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所带来的一体化导致工人的力量下降所产生的，这已经引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增加，以及廉价移民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增加。”当时要求国家资本主义变革的呼声四起，而变革的方向当然就是去凯恩斯主义，去国家干预，转向自由主义，但是完全回到先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不现实，所以人们称其为“新自由主义”。在大卫·柯茨看来，“新自由主义首先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两国的资产阶级几乎一致支持由之前大企业与组织化的劳工协作的调控资本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另外，人们常常将此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崛起原因归因于金融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日渐影响，或称其为“金融统治”，或为“金融化”。甚至“一些分析家将‘金融统治’的出现视为根本性发展，认为它不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而且还解释了这个时代与之相关的全球化形式”。
众所周知，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巨大财富要求资本家分散风险。一方面，私人或家庭企业为股份公司所取代；另一方面，资本家常常将金融财富投资于多家企业。由此形成了一批金融资本家，并且其能力在资产组合管理实践中日趋专业化。同时，企业发展经历广泛的集中和垄断过程后，导致内部科层的扩大；家庭教育对训练企业家力不从心；过去的模式显示出世袭和家族纠纷的缺陷。这也需要企业家能力随着企业发展和企业能力增长变得更专业，而这只能通过长期在企业科层内的经历而获得。这一切导致一个管理者阶层的形成，他们在组织管理、生产活动和实际投资决策方面非常专业。上市公司逐渐被证明是所有权结构中最有效的模式，是促进管理者形成、选择和训练的最有效方式。就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一种类似大萧条前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其特征是：“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危机和混乱而作出的及时反应，因为它解除了调控资本主义时代对资本的约束，取消了与工人的合作，因而对绝大多数资本是有益的，从而帮助精英阶层恢复和增加了权力和财富。詹森·海耶斯、保罗·刘易斯、伊恩·克拉克认为：“私募股权投资者作为所有者而不是管理者，积极主张将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置于其他既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上。作为间接所有者，私募股权投资者通过重新定义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将投资组合公司转变成金融化资产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由此，投资者的短期金融收益可以通过榨取雇员或供应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而得到保障。”
同时，从国际视野观察，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问题而陷入停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左翼阵营也集体右倾，这无疑给予资产阶级推翻此前迫于压力而采取的调控政策以时机和勇气，即大规模实践金融资本主义。而此时“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通过以下三种主要渠道来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有助于利润总份额的增加（包括留存利润、分红和利息），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普通员工工资与高层管理人员工资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个人或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加剧；在资本存量投资方面，金融化导致了股东的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的增强，食利阶层所持股权和债权收益率的增加，以及通过与绩效相关的薪酬支付、红利分配、期权方案等短期机制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达成一致；在消费方面，金融化已经带来了基于财富的消费和金融负债消费等更多的可能性，从而有可能弥补由于金融化抑制了需求而造成的影响，这种弥补是通过创新分配以及加强直接投资而作用于经济。”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没有变化。利润、权力的积累，对劳工和自然的剥削，仍是其基本特征，但其方式和手段则是全新的，跨国资本主义应运而生。“世界性的金融化和生产意味着资本家阶级最终能够摆脱与国内工人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将跨国资本阶级理解为一种始终如一的霸权阶级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两极对立的格局下，金融资本主义并不能获得充分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随之两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才是推动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生产是存在地域性的，而金融则不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需要全球的自由流动。而资本主义世界的逻辑就是其跨国性，资本与国家不再是显性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跨国公司这种先前已经存在的经济形态获得极大发展。它们在全球攫取市场、资源与劳动力，更加急于摆脱国家干预。杰瑞·哈瑞斯认为，“出于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上的，……这种紧张关系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重组而在跨国层面上被破除”。它们更是进而建立共同体，将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扩张的工具。“全球化时代的组织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方式，使得资本家阶级得以摆脱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种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既不依赖国家，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整体”。这样，就在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并进而引起国际垄断竞争性质的演变。“近年来，TCC（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认为全球垄断和跨国形态的积累已经改变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阶级形态。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改变，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家边界之内，而是基于全球性劳动力、投资和资产，这重新界定了资本家阶级的特征。这反映在垄断竞争的性质的变化上，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敌对演变为跨国公司间的垄断竞争”。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加深了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并形成资本的全球联盟。“更深层的一体化发生在公司的外国股东及其持股比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而且投资开始集中于合作项目、跨国并购、外国公司股权持有、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与分包商的长期关系方面。这个层面上存在金融和公司利益的跨国一体化，并形成了服务于竞争战略的全球联盟”。于是，在每一个卷入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中，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致力于将本国经济嵌入全球积累的诸形态中，而且，他们也为了建立一种规制和支持这种新生产关系的治理结构而进行着政治斗争。自然，这也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杰瑞·哈里斯就认为：“当某公司的资产、就业、销售、利润和跨国积累循环以一个决定性的比例相联系时，资本家必须在涉及有关全球组装线的协作管理、劳动关系、营销、竞争威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管制结构和其他的类似因素方面进行决策。这个层面上的全球积累和生产，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
当然，金融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弊端。首先，金融化会中断民主。金融资本主义加快了资本集中，巨量资本绑架了民族国家，使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导致大众民主演变成为精英民主或权贵民主。其次，它加剧了本已缓和的社会矛盾。“金融产品的技术工具加剧了工作的社会化本质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为，金融化摆脱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依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财富之间的这种断裂成为一个要素，这一要素使得跨国资本阶级越来越不用依赖对整个国家来说最基本的工人阶级。它扩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空间”。同时，它们自身形成了相互依赖。“在这个竞争领域深度的生产、特征和融资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使跨国资本家阶级在一个共同的任务中相互依赖”。如此，在金融化过程中，所有那些其权利和福利形成于旧的民族国家制度中的阶级力量，皆在为维持其权利和地位而斗争。再次，它加剧了社会的极化现象。英国学者戈兰·瑟伯恩认为：“潜在的批判性社会力量或许现在正形成于不断极化的金融资本主义辩证法之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产阶级的迅速衰落。“甚至连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同样境况不佳，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中产阶级减少了13%”。日本也不例外，“在过去的20年间，中产阶级收入长期下滑，不平等加剧，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7%激增到2009年的16%”。最后，它还造成民族国家经济的异化。“当利润来自海外并保留在海外时，资本无法被重新投资以扩大本国的生产并创造本国就业。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任何民族利益。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民族国家的身份业已成为一种营销战略和可操纵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政策暴露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全球特征而不是国家特征。跨国资本家阶级不仅放弃了其资助民族国家的义务，而且各国政府也放弃了其本国独享的金融义务”。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是工业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化垄断资本的出现，已经引导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这既不是主动的联合，又不是基于密谋的谋划。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历史局限性的回应，并由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源、新市场和更便宜的劳动力所推动”。同时，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既存在重合也存在差异。彼得·布拉特西斯认为：“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政府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政府减少对管理的需求、从（较低的）薪资转向利润和高层管理人员投资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和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而‘金融化’或‘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互关联，并多有重合。”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金融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与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极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增加社会财富的效率，并且创新了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模式；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引发的各种危机埋下重大隐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