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璇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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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一切梦想终将成真试读：
1 平民时代
非常时期的牧师女儿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女性实在凤毛麟角，而能在政坛活跃并有不俗举措者更是万中无一。当男性主宰世界的论调成为大众默认的定律后，女性便更难以在历史长河中显露身影。只是，万世沧桑巨变，凡事总有例外。比如德国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便当之无愧是这个时代的例外。
1954年，安格拉·默克尔出生在联邦德国的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从小她就养成了镇定、沉稳的性格，她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懂得如何揣测别人话语背后的意思，懂得如何最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默克尔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10年。枪林弹雨的硝烟尚未散尽，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早就开始了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即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作为“二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当时的德国不但在道义上落人口实，在战争中的过度消耗也导致国衰民穷。
为了惩罚“二战”的始作俑者德国，美、英、法、苏四个主要战胜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德国通过侵略手段获得的领土物归原主，同时确立了拆分德国的计划，以彻底根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危害世界和平的可能性。这一决定，当然也有战胜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客观上也顺应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需要，而此时的德国在道义上毫无话语权，所以分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战争一结束，美、英、法、苏四国就组建了对德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成为接下来数年内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美、英、法、苏四国各派代表进驻委员会，所有关于德国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批准，并且只有在四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关于德国的问题才能加以解决。四国将德国一分为四，德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分别成为苏联、法国、美国、英国的占领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局势开始升级，四大占领国内部矛盾开始显现，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构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在德国问题上刻意孤立苏联，以期把苏联势力排挤出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提议把三国占领区合并，这样一来，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根本没法与三国竞争。毫无意外，这一提议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
1948年3月，苏联宣布退出对德管制委员会，以不合作的态度阻挠美国、英国、法国合并占领区提议的实施。同年6月，苏联设立在柏林的城防司令中止了在柏林指挥部的工作，而柏林指挥部作为美、英、法、苏共同筹办的柏林管理机构，发挥着市政府的作用。苏联城防司令的退出让柏林局势为之一变，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小小的闪电，其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
为了报复美国、英国、法国的敌视，苏联在东部柏林的驻军封闭了东西柏林的所有通道，这样一来划归在美国管辖下的西柏林无法通过通常的陆上交通获得物资供应。为了保证西柏林的稳定，美国和法国、英国不得不采用空降的方式向西柏林投放粮食等物资。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双方都对彼此深感头疼，为了避免对峙的紧张局势升级，双方决定改变多国共管的模式，彻底确立在德国领土上成立两个国家的方针。
1952年，德国东部领土上的民主德国解散了境内的原有各州，仿效苏联成立14个专区，成为亲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德国西部的联邦德国也渐渐行使主权国家的权利，成为亲美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并存的局面，一步步加深了德国的分裂，而苏联和美国的政策则对分裂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4年3月，苏联宣布民主德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对外关系和国内事务，也包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与之相应的，联邦德国也获得了表面上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处理国内外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作为大国逐利的工具，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都不得不唯背后的庞大势力马首是瞻。联邦德国在1955年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在一个多星期后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由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正式成为“冷战”的参与者。
在默克尔出生的那个年代，相较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经济更为发达，国土面积更大，人口也更多，因此很多居住在民主德国境内的德国人纷纷移居到联邦德国。但默克尔的父亲却带领家人从联邦德国迁到民主德国。
默克尔的父亲名叫霍斯特·卡斯纳，出生于1926年8月6日，职业是一位牧师。在民主德国的教会中，卡斯纳牧师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卡斯纳所领导的瓦尔德霍夫牧师学院，在柏林勃兰登堡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研究神学的专家都会到勃兰登堡来，由此，大部分牧师都见过卡斯纳，跟卡斯纳有过交情。是时，卡斯纳掌管牧师学院30年，故而有不少人认为，他实际掌握着教会的人事权力。且不论这是否属实，卡斯纳的确在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衔接人角色。
随着政府对教会的限制越来越重，东德的牧师们也在思考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1969年，教会众人已经取得普遍共识，唯一能做的就是合作，“我们不是要对抗它，我们是要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公正”。
彼时，在教会与东德政府存在纷争的情况下，卡斯纳能走到那一步，的确非常不简单。
作为牧师，卡斯纳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他能同时与来自各地的神学家交谈。其次，他是个自信而又冷静的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不会改变也不会后悔。
在东德的生活，卡斯纳一直是隐忍的。在那个敏感的时期，家庭的特殊性给卡斯纳一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懂得如何在严格的限制内最大限度地达成自己的愿望。
默克尔后来曾回忆，正是因为在东德的生活带给她的影响，才使得寻求自由的观念在她的内心根深蒂固，她想要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达成自己的愿望。
卡斯纳一家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被教育的。这就让默克尔在以后的行事过程中，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达到更好的效果上。
政治局面的严峻，并不会过多地妨碍默克尔普通的家庭生活。父亲严谨执着，母亲勤劳善良，童年美好的生活，少年要好的朋友，都让默克尔在重重压力下感到满足。在如此复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默克尔，大概必然要有令人惊讶之举吧。
带着信仰去东德
默克尔出生的时候，德国的分裂已是无可改变的既定事实，融入时代潮流的每个人，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出生于联邦德国的汉堡，但仅仅几周后，就被父母带到了民主德国的勃兰登堡州。她的牧师父亲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了从联邦德国移居到民主德国的“惊人”决定。就这样，尚在襁褓中的默克尔被母亲赫尔林德·卡斯纳放在一个大手提筐中，带到了勃兰登堡州普里格尼茨一个叫凯威查的小村庄。
之所以说默克尔的父亲卡斯纳移居的决定“惊人”，是因为民主德国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也把宗教看成是一种“精神鸦片”。宗教虽然没有被绝对禁止，但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此外，统一社会党为了握紧自己手里的权力，要求教会彻底变为宗教性质的团体，不能拥有过大权力，并且在许多层面限制了其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东德的基督教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要求教会与统一社会党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得知当初卡斯纳在教会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促成了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卡斯纳确实支持过这一合作。
通常情况下，牧师在面临是否要向当局妥协的问题时总会思虑良多，毕竟牧师的家庭不同于常人，不论是在当时特殊成立的国家还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必须做出决定的主要在4个方面：要不要参加德国选举？要不要接受来自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子女要不要参加成人节？子女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其中，全国阵线是指全东德的所有社会团体组织的集合，除了它，只有基督教这一个教会是单独被列出而又被承认的存在。成人节，主要是工人组织创造的与基督教会的“坚信礼”分庭抗礼的节日，实际上两者都是成人仪式。
卡斯纳在面临这几个抉择时，明显经过了一定的挣扎和改变。1962年之后，他才去参加选举；他接受了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还发表了自己的演说；不过据闻默克尔没有参加成人节，她是在之后接受了坚信礼；对于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夫妇俩商量之后认为，应让孩子们自己决定。
如此，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随着合作的开始，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关系开始缓和。卡斯纳一家人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卡斯纳良好的合作态度，为其赢得了来自统一社会党的更多便利，其中包括拥有两辆汽车，一辆是公车，另一辆是私家车，且他们还拥有出国的特权。后来，随着两德统一时代的到来，卡斯纳开始推荐更多人加入新的政权组织，比如社民党、基民盟。他总是说，试试看全新的政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吧。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后，这位牧师也没加入任何一个政党。
当时的社会形势如此险峻，卡斯纳做出这种选择的真正原因难以探寻，从他之后的人生选择和默克尔的回忆中，似乎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默克尔曾对自己父亲的选择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希望教会能够从虚无的精神中脱离出来，注重现实。”卡斯纳之后的举动也表明，是民主德国的执政方式吸引了他。尽管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和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卡斯纳仍然跟随着那些愿意走向民主德国的神职人员，开始未知的生活。当时，他接到的工作通知是前往勃兰登堡州的小村凯威查担任牧师。
卡斯纳在凯威查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时间，之后他被教会派往滕普林的瓦尔德霍夫从事培训教职人员的工作。比起凯威查来，瓦尔德霍夫的条件绝对称得上天堂，默克尔自己也认为，它和著名的罗腾堡不相上下。
一眼望去，绿意盎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田野里新绿的稻苗泛着金黄的光泽，在重重绿色掩映的背后，还能瞥见经历过时代风霜的斑驳石墙的影子。默克尔与家人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弟弟妹妹们的童年生活即是在此度过。
在回忆到父亲的决定移居的选择时，默克尔说：“我绝对没有责备过我的父亲，因为将我的生活与那些在西德的表兄妹的生活进行对比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童年有着相当的价值。”
默克尔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她知道这位一家之主的决定很难更改，对她而言，更烦恼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和生活。
在政治方面，家里人很早就得出结论：东德社会难以为继。尽管在这上面达成了共识，但默克尔的父母也鲜少具体说起这个。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默克尔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兴趣，只是在东德，这样的兴趣毫无得到满足的可能。
这种压抑显然让默克尔有些难以承受。被问及当时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社会里时，她回答道：“我生活在一个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空间，生活在一个有高度自制能力的时空。”加上外出的艰难，默克尔没有办法自由地前往西德，没有办法自由地获取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信息。麻烦的手续与规定也让西德的许多朋友打消了来探望默克尔的念头。而她之所以还能控制住自己留在东德，则是因为仍然能获得西德的书籍，看西德的电视节目。
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默克尔不停地思考，究竟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们获得自由，才能不压抑人们各方面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对生活的期待和希望，才能让这个社会更高效地运转。这些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默克尔在最初的执政理想中最重视的一个部分。这个铁娘子，小时候便让人刮目相看。
“必须永远比同龄人出色”
环境塑造人，思想改变人。
默克尔生长的环境，让她感受到了内心被隐藏的一隅里最鲜亮的色彩。她宛若一支蕴含七色的画笔一般，注定要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看看。
在全家移居到东德之后，卡斯纳的牧师身份让妻子赫尔林德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索性，她在家相夫教子。
父母为默克尔取名叫安格拉，并开始教默克尔基础教育的内容。几年后，默克尔多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们家在母亲的经营下成了一个微型幼儿园。
自幼时起，默克尔得到的大部分教育都来自母亲。赫尔林德在联邦德国时就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她并不太愿意到民主德国，但出于对丈夫的爱，她还是跟了过来。
赫尔林德对孩子们非常温柔，孩子们也很爱她。她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也知道其中需要相当的技巧。她要求每个孩子在回家之后都告诉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从而及时解决孩子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用这种方式跟母亲沟通，每天总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倾诉。默克尔后来曾提到，这样的倾诉时间让她非常享受，直至今天，也仍感谢母亲能给她这样的机会。
与此同时，适当的严厉措施也是必需的。
卡斯纳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惩罚方式，扣掉零花钱、关禁闭，严重时还会扇耳光。另外，一旦哪个孩子发烧，就算痊愈了，也得继续在床上躺3天才被允许出门，这是制度。
默克尔作为大姐，一直很好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她崇尚和谐，只要弟弟妹妹们不做出非常出格的举动，她都理解。她始终把握着这个平衡标杆。后来，卡斯纳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无疑，大姐的头衔让默克尔很享受，这是敦促她具备领导才能的开端。
到了上学年龄，默克尔进入了当地的学校，勤奋认真的个性很快为她赢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语言方面的学习自然不在话下，数学等对逻辑要求较高的课程也是她的长项。她唯一的软肋是体育，身体协调性也比同龄孩子差了很多。后来，她回忆起自己在运动方面的缺憾，常直言自己就是个运动上的“小笨蛋”。
父亲的工作性质还给默克尔提供了一些一般孩子得不到的生活经历——跟残障孩子朝夕相处。凯威查当地有一个专门收容残障孩子的学校，作为当地的牧师，卡斯纳承担起了经营这家学校的任务。在卡斯纳的运作下，这些残障孩子在农业、园艺、打铁、制鞋等方面各有所长，同时经常到卡斯纳家帮忙做一些家务。
当其他人对接触这些残疾人怀有心理障碍时，默克尔跟他们正进行着正常的交往。在跟这些残疾人交往中默克尔认识到，一个人的尊严跟身体的健康并无必然关系，健康与否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正常生活的标尺。
默克尔从不放弃对自己的约束。自开始上学，她就非常勤奋努力，总在别人嬉闹的时候学习。
默克尔对语言有着非凡的天赋，借由语言的助力，她还特别善于察言观色，大抵这正是她日后成为政客的基本素质之一。
她知道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最好地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也知道什么样的措辞才能最让人满意。有得必有失，如此圆滑世故，也让她在处事中非常紧张，总思考着自己的表现是否得当，不要让人抓到把柄。这般来看，小小年纪便如履薄冰，也实在辛酸。
进入高中，她的语言天赋得到了更彻底的发挥。她在俄语奥林匹克比赛中获得了胜利。教授默克尔俄语的老师艾丽卡对自己的这个学生评价非常高，认为她是自己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学生，虽然默克尔并不太感谢这位老师。
当被问到究竟是什么带来了俄语学习的进步时，默克尔回答说，是与那些在滕普林附近驻扎的苏联军官的交流让自己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这让老师非常失望，觉得自己的教育没有得到默克尔的肯定。
除了俄语，默克尔处处显现出了“女汉子”的气质，她的数学很拿手，甚至参加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并一路达到国家级别。自然学科对她来说也易如反掌，但一旦涉及动手方面，她就显得非常吃力。无论是绘画还是手工都显得笨手笨脚。对于音乐，默克尔自己也觉得非常差劲，但据她的同学回忆说，默克尔在这方面还不错，想来也许是同学们都不擅长音乐，当然，不排除默克尔是谦虚的。
默克尔的外婆住在联邦德国的汉堡，她对外孙女很是疼爱，总是隔三岔五从汉堡寄来一些东西。默克尔最喜欢的是外婆寄过来的牛仔裤等衣物，她总是穿着那些心爱的牛仔裤，戴着在民主德国少见的太阳帽，享受众多羡慕的眼光。
等家里的小妹妹出生后，她便有了自己的房间，这让她非常开心，毕竟，在不爱被拘束的年纪，她能随心所欲地和朋友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卡斯纳夫妇十分尊重孩子的隐私，间或送给大家点心之外，基本上从来不打扰他们。这样轻松的成长环境，即便放在如今，也足以羡煞许多跟父母斗智斗勇的疯狂青少年吧？
在回忆起童年成长经历的时候，默克尔说，父亲的那句“必须永远比同龄人出色”，她一直都铭记于心。弟弟妹妹出生后，她扮演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姐角色，帮父母分担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部分责任。这也是她觉得自己出色的表现之一。
学生时代，默克尔的生活非常普通，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毕竟，在那样严峻的社会形势之下，普通已是一种幸福，何必去冒自讨苦吃的危险呢？
默克尔人生中真正遵从自己意志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是否加入共青团的选择上。
默克尔拥有牧师的女儿这种特殊身份，可卡斯纳夫妇绝非老顽固，他们仍让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一向喜欢集体的她选择了加入，而她的表现也非常优秀，在同学们眼里默克尔就是那样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争当第一，但本人却非常低调的人。
默克尔的父亲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民主德国。如非拥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毫无疑问，卡斯纳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这份力量也丝毫不差地遗传给了默克尔。拥有信仰，让默克尔走得更远、更广。
被“冤枉”成叛逆少女
用“波澜不惊”来形容默克尔的青年时代是很恰当的，今天她能站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便不可否认她年轻时即是个很有主见和思想之人。在其少女时代，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件，其中的一波风浪，让她开始引人注目起来。尽管这件事给不少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对默克尔来说，实在只是一件小事。
接受采访时她提道：“就算这件事当时给我带来什么影响，比如我因此受伤之类的，现在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事实上，从默克尔在学校的表现来看，她成为这件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那是发生在1973年，默克尔升入大学前夕的事。
1968年，越南共产党的学潮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管是西德还是东德都受到了一定波及。联邦德国为了避免自己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出现隔膜，在许多国际发言上都谨慎小心，避免过多批评美国，对国内也加强了控制，许多西德的学生都对此憋着一口气。但在东德便完全相反。
民主德国要求民众对越南共产党表示支持：“要与我们的同胞——越南人民——站在一起！”遗憾的是，即将进入大学的默克尔和同学们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彼时，按照要求，每个班都必须参加为声援越南共产党举行的文艺汇演，当时默克尔所在的十二年级二班全体团结一致拒绝参演。卡斯纳得知此事之后，警告女儿：你们全班有可能因此无法进入大学，就算你们现在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也无济于事。除此之外，你们班还会被学校公开在广播中批评。
最后，十二年级二班妥协了，表演了一个朗诵节目，内容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诗歌：“人啊，好好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哈巴狗一样，和墙头草没区别，谈何自尊！”此外，他们班还用英语唱了《国际歌》。这样的“妥协”表演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看来，这是对学校、对统一社会党的挑衅。而随后举行的家长会则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不少老师在家长会上批评家长们，觉得是他们唆使孩子们穿着西德的衣服来上学，而家长们则抱怨其根本不知道为孩子们选择衣服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为此，不少家长在家长会还没结束时就提前退场了。
事态影响扩大，班里的同学们受到了调查。默克尔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不少“有心人”想要找出她是领导者的证据。不过，当时的十二年级二班非常团结，他们坚持这是一项集体活动，没有任何领导者，出了任何后果都由他们全体承担。
所谓“法不责众”，班级学生并未受到惩罚，他们的班主任却倒霉了，因此被调离。直到今天，这位班主任仍不愿说起任何关于自己曾经的学生默克尔的事。
校方总是要息事宁人的，为促进事情的和平解决、避免让学生们陷入不能读大学的窘境，大费周章。卡斯纳也非常忧心，还为此去找了大主教帮忙，大主教则把这事儿报给了更高一级。最后，十二年级二班的全体学生收到了来自教育部的警告信。信中严厉批评了他们在此次活动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学生在公众中的形象，给学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不仅让他们自己蒙羞，还让他们的家人、老师、同学都被人鄙视。
信件措辞严厉，可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信里提到此次批评并不会被纳入学生的操行评语。这也是学生们关注的重中之重。有了这句话，学生都放下心来。
而参与其中的默克尔也只是普通的一分子而已，并没有任何脱离团体的感受，实在是被“冤枉”成了叛逆少女。
校长加布里艾尔后来证实说，当时的形势对年轻的默克尔而言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容易被当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显然也想证明默克尔就是那个牵头的不良分子，但好在默克尔平时人缘不错，班上没有任何一个同学为了撇清自己而跳出来指认她。全班同学高度团结，出了事，所有人都想一起扛。
在家长会上，事件接着升级，这次是发生在教师与家长之间。学校的态度相当强硬，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强烈抗议，结果一批家长集体起立离开了会场。当时，卡斯纳先生非常担心，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身份会给女儿带来些什么，他很怕女儿会就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卡斯纳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大胆的抗议行为。当时，我有个很有关系的朋友，他告诉我，如果我还不去找上边的人，这件事恐怕很难解决了。”
默克尔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结说，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之下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在某一个层面上事情办不通了，就得去找上一级告状，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的判断上。卡斯纳先生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上司——大主教舍恩黑尔，他通过舍恩黑尔大主教向统一社会党中央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同时还给统一社会党专区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信，把默克尔负荆请罪似的带到柏林交给民主德国教会最高法律专家、当时的教会监理会成员、现今负责东部建设的联邦交通部长施托尔帕。这些部门的介入使得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有了顾忌，事情终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至于校长加布里艾尔，当年的学生们对他的看法比较全面。
默克尔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汇演那天正好缺席，所以幸运地没有卷入此次事件。他说，加布里艾尔很机智，在与魔鬼打交道时能看透魔鬼的诡计，警告但不记入毕业操行评语这一点恐怕也是他的功劳，总的来说，加布里艾尔还算是一个很为学生们着想的好校长。
而加布里艾尔对那件事的看法是，国家安全部对于事件的处理过于生硬，不符合教育学思想。他们根本不给学校时间，也从未想过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们的行为的确是在挑衅，但不是政治挑衅，所以当然没有必要把整个事情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他还说：“假如没有这件事，如今默克尔又如何证明她曾反对过那个国家呢？这件事是她求之不得的命运的馈赠。”同时他又指出，那所高中的确是“干部铸造厂”，学生很难被录取，因此教师们也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假如在毕业考试前已经分配下来的大学名额再被取消，对学校来说是很难堪的。
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人——默克尔的同学凯博内沃尔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做法确实有些不对，也确实有很多纰漏，学生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节目中所包含的内容有什么不妥。可是在学校看来，这不仅是对校长的挑衅，更是对上任不久的县督学的挑衅。“墙”这个词，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显得格外可疑。再加上诗歌的创作者莫根施特恩是个资产阶级作家，默克尔和她的同学们排练的这两个节目当然会引来国家安全部的全面调查。学校既要应付政府，又不能让自己太过丢脸，因此在处理这件事务上总显得有些吃力，而且国家安全部当时也没有给学校太多的时间反应，事情闹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篓子捅得这么大，后果还如此严重，可默克尔丝毫没有激进愤怒的行为，她恰当地将自己埋藏在人群之中，尽管也有非常危急的时刻，也面临着可能无法顺利上大学的危险，但她仍然不动声色地颔首于人群之中，真叫人刮目相看。
从隐于人后到走出人群非常简单，难的是如何摆脱人群的目光并藏身群体之中。在学会前者之前，默克尔就已先学会后者，这是她日后政客身份的杀手锏之一——既能恰当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又不因太过出色引来注视。这一点，在她后来进入基民盟以及逐渐步入政坛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艺汇演事件只是虚惊一场，这一事件却无疑对默克尔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越发反感这个缺乏必要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也越发痛恨自己有些与众不同的身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反抗，只有尽可能地韬光养晦，而这则是促使她选择放弃继承父亲的事业，转身投于并不真正热爱的自然科学的又一个原因。
2 政治上的“看客”
“杠上”物理学
大学生涯对每个人的一生影响至深，对默克尔也不例外。
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她需要选择大学与专业，经过反复考虑后，她最后选择了远离家乡滕普林的莱比锡大学，研修物理学，自此走上一段自然科学之旅。
物理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对默克尔从政后的稳重、富有原则性的政治作风影响颇深。远离了家乡、父母，也使其更早被迫自立。
很多人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总是拿捏不定、反反复复，折腾许久，默克尔亦然。在众多的考虑因素中，城市、大学、专业明显是主要的因素，只是每个人的第一因素会有所差别，加之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理由，组合起来即是每个人选择大学和专业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
默克尔选择了莱比锡大学的物理专业，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工作呢？继续研究，成为一个物理学家？还是普及基础物理做个老师？抑或是做个需要点物理知识的技术工人？当然，现在来看，抛开物理学的理论和实验，带着物理学背后的哲学思想做个国家总理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默克尔选择莱比锡大学，足够遥远的距离肯定是理由之一。默克尔的父母从小就对她要求严格，年少时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年轻人总想着离开父母，耳边少些唠叨，自由自在，默克尔当时颇有大千世界任我闯的豪气。
默克尔去莱比锡上大学之际，距离柏林墙建立已12年，两德人民之间的心墙也已渐渐稳固，甚至在宗教信仰方面都有体现。基督教新教，在民主德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的宗教信仰，终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亡。
由于父亲是基督教牧师，默克尔从小就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这更促使她向往有开放气氛和自由思想的大城市，但当时东德的大城市屈指可数。柏林毕竟离她的家乡和父母太近了，只有80公里的距离而已。莱比锡作为蜚声国际的博览会之城、书城、音乐之城，拥有比较开明的氛围，而且足够远，在莱比锡生活上几年，正是最佳选择。
莱比锡大学位于萨克森州，创立于1409年，不仅在民主德国，在整个欧洲都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当时民主德国最大的大学。其建校数百年来，有着光荣的历史，无数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如化学家彼得·德拜、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森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等。莱比锡大学自身也培养了大批的著名毕业生，如天文学家开普勒之师第谷·布拉赫、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作曲家和钢琴家罗伯特·舒曼等，包括日后留名校史的安格拉·默克尔。
有着如此光辉传统的莱比锡大学，对年轻的默克尔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物理系是莱比锡大学首屈一指的专业，其物理研究所曾有4位教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默克尔刚进入莱比锡大学物理系时，依然有阿托尔·洛舍、维尔纳·霍尔茨穆勒这样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在执教，这对默克尔未来的发展自是推波助澜的。
在默克尔选择物理专业的原因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家庭因素。中学时代的默克尔最喜欢的是俄语、英语。遗憾的是，在东德，基督教牧师被禁止做老师，而默克尔也受此牵连，以后做不了老师。因此，默克尔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语言、心理学专业，就业将有很大难度。
至于物理，默克尔对其有着爱恨交错的感情。中学时，她的物理科目成绩最让人脸红。其实，她对理论物理兴趣浓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如何想出制造原子弹的理论，以及其他理论物理都令她神往，物理理论背后的哲学对其也有很大诱惑力，只是，她的实验物理能力很平庸，甚至糟糕透顶，动手实践的科目从来都不是她的强项。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拜倒在物理专业上，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左右着她，即选择物理学可以得到学校的推荐，选择语言、心理学则不会获得推荐，甚至有可能不被录取。
基于以上原因，默克尔放弃了她最喜欢的语言和心理学，甚至她还曾犹豫是否学习医学，莱比锡大学的医学也是蜚声世界的，可这些都与她没有缘分。
至于和大部分民主德国内的牧师家庭子女一样，子承父业，选择神学，默克尔自始至终不曾考虑过，她一直觉得从事宗教性事业索然无味。她不喜欢严肃地站在讲台上，让孩子们起立学习基督教的课程。她曾说，她很尊敬父亲做的牧师工作，可尊敬不代表继承，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才会精彩。如此，默克尔开始了十几年的物理学求学和研究生涯。
莱比锡的青葱岁月
大学本是崇尚自由、思想开明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整个民主德国的大学都被严格控制，包括默克尔求学的莱比锡大学也未能幸免。莱比锡大学当时叫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就是最好的佐证。
莱比锡大学在“二战”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约60%的建筑和70%的藏书毁于战火硝烟，此后就一直在重建校园。默克尔入学的5年前，莱比锡市议会决定新建一些大学校舍，可这个看似美好的重建计划险些酿成政治事件。
为了新建大学校舍，市议会居然决定炸毁战争后弥留的珍贵的老教堂和一些残损的老教学楼。那座始建于1240年的“多明我会”修道院教堂和莱比锡大学的老建筑群，竟就那样被炸毁。
1973年7月3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全欧洲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美国、加拿大一起参加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给东德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安全感。欧安会对于东德人民远比对西德意义重大。欧安会承认欧洲现有边界，主张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加强人员往来。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在各国首脑签署后公布。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西德代表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东德代表埃里希·昂纳克两人见面的照片流出，这足以让东德人民兴奋一阵子。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教会，甚至已经在考虑如何依据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来改革东德。
自由民主之光就要来临，天真的快亮了吗？随着埃里希·昂纳克成为统一社会党的第一总书记，人民对自由的希望之火顷刻间被泼上了一盆冷水。统一社会党内的顽固派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想法。随着党内政策的收紧，东德人民刚刚看到的希望之火熄灭，民众纷纷抗议。为了稳固局势，统一社会党便拿那些走在最前沿的呐喊抗议者开刀。
统一社会党为了实现严格控制大学里意识形态的目的，设置了与教学机构完全平行的党组织机构。大学的党委书记负责传达、实施上层的党的路线、政策。莱比锡大学的历任党委书记中，当属日后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汉斯·约阿希姆·伯梅最为有名。
莱比锡大学各系也都设有系党组织，有系党委书记，且系主任由高教部部长委任。年轻的大学生总是有激情澎湃的时刻，在这样的氛围下，好多学生也都成为党员。但同样年轻的默克尔却没有加入统一社会党，她有着自己的考量，其谨慎、沉稳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莱比锡大学的课程设置，同样也反映了政治管制的问题，所有学科必须修习马列主义，默克尔所在的物理系也不例外。好在她的老师们并不是特别在意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学本身。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阿托尔·洛舍、维尔纳·霍尔茨穆勒正在学校执教，且物理系的老师们也更重视学科本身，如此，默克尔也有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
多年后回首大学生活，默克尔也表示大学生活的确是在学习当中度过。不过，连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都要修习马列主义，其他科目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发现默克尔曾经写过的关于马列主义的文章，统一社会党在思想领域的控制无疑是很严格的。
默克尔一直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难度的工作更让她斗志昂扬。当初选择物理，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探寻物理现象及理论背后的哲学，是一个诱人的研究。
物理学的确不易，可默克尔很容易便学会了理论物理，并融会贯通，只是动手实验依然困难重重。起初的两年，她顿感学习艰难，经过时间的积淀才慢慢适应。其他的学科，默克尔学起来倒是驾轻就熟，当然，体育或许是唯一的例外。直至今日，默克尔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百米跑及格时间是16.1秒。她并非不喜欢体育，而是不太喜欢速度太快的运动。
课余之际，默克尔也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加入了被称作是“统一社会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力量”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学校的学生若想获得重视和参加集体活动，就必须加入青年团。青年团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向年轻人宣扬马列主义，但组织的活动不局限于此，舞会、音乐会、戏剧均在组织活动的范围内。默克尔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青年团文化委员，其核心工作即是订戏票。
莱比锡大学的青年团结构和党组织结构类似，每个系有基层团委，全校有总的青年团委。每年夏季，团委总会安排学生们做些公益性质的工作。默克尔在学校时，修复一个破损的防御城堡——莫里茨古堡是学校的当务之急，修复完成后，打算用作学生周末的休闲之地。
每到夏季暑假，默克尔都会有十多天的时间参加这项工作，不过直到她毕业，这个大工程也未能竣工。默克尔后来回忆说，每天都是挖土，刚开始还觉得很有趣，时间久了总是感觉自己在做苦力，且不曾设想过有一天这座古堡真的会修复好。现在的莫里茨古堡，已经成了莱比锡大学生周末放松的好去处，舞会、酒吧、餐馆一应俱全。
求学时期，默克尔的表现得到了大部分老师的盛赞，很多老师提到她，基本的评语即是正直、勤奋。默克尔很有主见，老师若有哪里说得不合理，她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做事也有条不紊，富有计划性。在同学眼中，默克尔合群、易于相处，也不炫耀，不爱出风头，这种稳重、低调的性格使她很受同学欢迎。
不过，校园里的默克尔并没有展现出突出的组织、协调的能力，也没有给她的同学或老师留下拥有政治才能的印象。或许，默克尔隐藏了政治才华，是因为她没有找到一个认同的党派。
多年后的今天，默克尔取得了非凡的政治成就，并还在续写着传奇。在她的政治工作中，沉稳、谨慎的处事风格，严谨、富有逻辑性的思考方式，都令人印象深刻。严谨、果敢、沉稳的科学家性格，多次拯救了默克尔的政治生命，帮她渡过了各种政治危机与旋涡。如此看来，她所得到的一切，或许还真要归功于当初不怎么喜欢的物理学与科研了。
科学家的“政治嫌疑”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总是很曲折，默克尔如是。毕业后的她最先是打算去拉斐尔的一家化工企业工作，不久觉得兴趣索然，便放弃了这份工作。
随后，默克尔考虑去一家物理企业工作，结局也是不了了之。原因是，默克尔觉得那里的日常工作内容和自己在大学里进行的学习研究缺乏关联，这样一来，自己所学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当时，东德的政治体制以及各大政党并不被默克尔欣赏，故此从政是更不可能了。或许，默克尔正是审慎地考虑到了最后一点，才将后来的求职重心放在了大学和研究所上。
默克尔决定申请做大学学员的助教，毕竟在莱比锡的大学时光整体上还算愉快，她对大学生活极富感情。于是，她选择了图林根地区的伊尔默瑙理工大学。
作为一所早在1894年就已建立的理工类大学，伊尔默瑙理工大学有着相当出色的物理学与实际应用结合方面的研究传统，这让默克尔觉得很满意，她也有信心搞定一切。
可惜的是，伊尔默瑙理工大学的助教应聘谈话却是一次很糟糕的交流。多年后，默克尔依然能记得十分清楚。伊尔默瑙理工大学负责招聘的人员透露，默克尔的个人安全档案早已在他的手中，他对默克尔的底细非常了解，大到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科研、政治表现，小到日常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部都在那本当事人从不知晓的安全档案中。
在这次谈话中，默克尔才得知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全被监视的国度，如同暴露在公众面前的“裸体者”，这让她很气愤，但也很无奈。气愤之下，默克尔终止了这次谈话，离开了伊尔默瑙理工大学。
随后，默克尔把目光转向了民主德国科学院，这是政治审查稍微宽松一些的地方，也许不会拿安全档案说事儿。
民主德国科学院是全东德所有自然科学科研单位的总组织，脱胎于1701年莱布尼茨创建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院，下设60个研究所，有25000多名从业人员散布在整个东德。
统一社会党为了严格控制整个东德的意识形态，自然也把科学院笼罩起来。整个科学院的科学家都只允许进行科研工作，禁止与大学生接触，当局害怕资产阶级科学家把反动思想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民主德国科学院里的科学家中的确有不少人有资产阶级背景，但统一社会党需要利用科学家们的知识，因而倒也没有人身迫害。
久而久之，因为不能接触到大学生，当局觉得资产阶级科学家们的危害不那么大了，便放松了管制。但由于科研经费没有着落，冷冷清清的科学院里长满了漫腰身的荒草，完全一派荒凉景象。可这份荒芜，却滋养了默克尔。
果然，这一次没有过多的政治审查，默克尔顺利得到一份科学院柏林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工作。
当时民主德国一共有9个物理化学研究所，默克尔所在的柏林物化所最大。不算后勤及普通的实验人员，仅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就有336名，默克尔不过是其中一名不起眼的小研究员。进入研究院的默克尔，在路茨·措里克领导的物理化学领域干了很多年，直到获得博士学位前都没有换工作。
柏林物化所位于今天的鲁多大道两侧，离默克尔的住处并不遥远。每天清晨，默克尔都会沿着柏林墙走到物化所。科学院早上7点15分开始工作，默克尔不得不早早起床，这一习惯持续多年。从政后，记者们——包括她的同僚，都曾为默克尔过早起床而叫苦不迭，这意味着他们要起得更早。
物化所的工作并不是那么顺心。刚进科学院的默克尔甚至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寂寞笼罩在她的心头，不过这也正常，每个人换了新环境，在最初都很难交到朋友，只不过默克尔不善言辞，交友速度更慢罢了。
心灵寂寞之外，那里的生活也非常清贫。研究员们的薪水低得可怜，甚至要攒好几个月的钱才能买一双高档皮鞋，更别说大衣之类了。科学院学术氛围不自由，科研器材极度缺乏且落后，这让默克尔连走科研道路的信心都受到打击，职业前途显得十分渺茫。
也许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也许是没有朋友的困扰，每天来回经过柏林墙下的默克尔，在初踏科学院的日子里，总是那么茕茕孑立、郁郁寡欢，没有了在莱比锡大学时的神采。直到有一天，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在物化所的青年团里做些工作，才算撬开了她内心紧闭的幽怨大门。她欣然接受了那些额外工作，毕竟那是能交往更多朋友，更方便地参加集体活动的最有效办法。
默克尔在青年团的工作职务是文化委员，主要的职责是组织大家读书，譬如苏联一些作家的作品，也负责订剧院的票，还组织一些集体讨论会等活动。与默克尔对自己在科学院青年团担任文化委员的描述相比，她曾经的部分同事提出了异议。
默克尔后来从政的同事京特·克劳泽就曾说过，默克尔在科学院青年团的工作，不只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其负责的工作更富有政治性，其是在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利用政治理论知识欺骗人民，甚至曾经担任过德国自由青年团的专区级别的领导。
这种说法让默克尔无端面临着巨大挑战，人们也好奇默克尔在科学院期间是否曾“变节”，为东德政府所用。对此，默克尔的解释很简单，她称，京特·克劳泽的这一说法来源于自己所在科学院曾经的一位同事，她对自己印象不佳，故而夸大事实、添油加醋地胡说，然后通过京特·克劳泽之口来报复自己。
默克尔的另一位同事——汉斯·约克·奥斯滕则给出了对默克尔较为有利的说法。奥斯滕当时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统一社会党是德国自由青年团的上级机构。当时兼任物化所青年团团委书记的奥斯滕表示，默克尔确实做过负责文化方面工作的文化委员，至于是否曾利用政治理论煽动人民，是不能确定的。
对于此事，双方各执一词，默克尔又禁止任何人翻阅她的安全档案，所以也就没有了确凿的证据。根据默克尔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她对于东德政治保持安全距离的一贯做法来看，她很可能没有从事过政治性的工作。而且，两德统一后，奥斯滕在汉诺威大学做教授，这番话出自没有政治利益冲突的奥斯滕之口，要比京特·克劳泽的说法可信度高，且克劳泽说出这种话时，正值默克尔得势期间。由此，到底孰是孰非，或许明眼人一看便知了。
参加了物化所青年团工作以后，默克尔的生活更加忙碌。她结交了不少朋友，参与并组织了很多集体活动，这成功地帮助默克尔走出了初进科学院的失落，她开始慢慢地与科学院的同事建立起了很好的私交。此外，默克尔还组织了一些令统一社会党不悦的活动，如讨论关于自杀的问题。这些比较负面的话题与当时统一社会党所鼓吹的全民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昂扬向上的社会精神极不相符。
事实上，默克尔加入青年团，并非为了政治发展，其仅仅是为了排解初入科学院的寂寞。若是为了政治发展，直接加入统一社会党无疑更为有利。况且，青年团的自动退团年龄为30岁，默克尔进入科学院的时候已快25岁了，实在是看不出有为政治前途考虑的迹象。加之当时很多活动只能通过青年团这一组织才能实现，70%～80%的青年人都参加了该组织，倘若默克尔刚进科学院的时候就有朋友的话，就不会为了寻找朋友而去参加青年团了。
是时，东德的物质极度匮乏，连买个面包都要排长队，给子女买衣服都要父母亲自带着子女，以确定子女确实存在。住房更是紧张得不行，以柏林地区为甚。默克尔当时寄住在科学院同事杨娜·格莱尔那里，但如此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也许是上帝眷顾，默克尔在柏林离市中心不远的赖因哈德街上发现了一套空置的房屋。房屋看上去长期无人居住，门窗紧锁，到处落满灰尘，而东德的房管局好像遗忘了这间房子一样。就这样，默克尔有了新住处。
说默克尔不善辞令，也许只是性格中第一种特质而已，不善言辞不代表不善交际。她再搬家时，科学院青年团的朋友中近半数都来帮忙，可见她在青年团内的人缘相当不错。甚至于，就连清扫、粉刷、搬运日用家居等大量工作，以及购买家具、书橱、窗帘等用品，都得益于那些朋友。
收拾妥当，默克尔还需去警察局上户口，每一间房屋的主人都是记录在案的，由东德的国家房屋管理局管理。在科学院朋友的建言献策下，默克尔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在警察局下班的前几分钟去上报户口。这一招果然灵验，警察局工作人员着急下班，没有过多地询问盘查，就把这间无人居住的房屋写上了默克尔的名字。
此后，默克尔一直居住在这间“捡来”的房屋，多年以后拆迁，默克尔甚至还因此分得了一间位于柏林的普伦茨劳贝尔格区滕普林大街的房子。
日后，默克尔曾说加入青年团是一项无意义的举动，但在青年团的工作，也的确让她摆脱了沉闷的心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组织里，默克尔收获了更多的友谊，这也许是她本人都料想不到的。
自由青年团是一个政治性组织，但默克尔实际参与的活动多数没有太强的政治性，尽管这次入职政治团体，让她后来遭到更多猜忌性非议。
西德“穷游”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人民被禁止自由前往西德。最终，难以忍受的东德人“用脚投票”——脱离东德，进入西德，以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
默克尔没有参与脱离东德的自由活动，并非因她对东德的体制有所认同，而是逃离东德需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有时甚至会搭上生命。虽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这样铤而走险，对从小就练就一身伪装技能、性格谨小慎微的默克尔来说，还是有点不值当。
事实上，身在东德的默克尔还是比较“吃香”的：虽然牧师女儿的身份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也正因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她得以在父亲的藏书屋里看到大量西德“禁书”；她在汉堡还有一个姨妈，因为有西德亲戚的缘故，她接触了大量西德的商品、音乐、书籍等，所以她对西德并没有到无比向往、不去不行的地步。默克尔说她从小没有穿过东德的衣服，想来也是真实可信的。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申请合法前往西德旅行的机会几乎为零。颇为戏剧性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默克尔还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获得了一次前往西德的机会：汉堡姨妈家的表妹要结婚了。这在当时算是为数不多可以通过的理由之一。于是，默克尔在32岁那年，踏足联邦德国。
表妹婚礼结束后，距离返回的期限还有数日，这一次默克尔乘坐了西德的特快列车，前往博登湖地区的康斯坦茨看望一位逃离了东德的同事。默克尔被西德的火车深深地震撼了，舒适、整洁而且平稳，飞驰在原野中的西德火车和慢腾腾的东德火车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西德人好像并不懂得珍惜，他们穿着鞋站在椅子上的做法让默克尔很生气，这完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中途站的闲暇空隙，面对商场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并不富裕的默克尔还是大肆购物了一番，享受康斯坦茨夏季购物的种种打折福利，她共花费了50马克，这笔钱对于东德人来说并不算少，可她仍位属穷游者行列。
1988年时，东德人均年收入仅为1270东德马克，而西德人的人均年收入为3850西德马克。即使不考虑东德马克的贬值等问题，一比一兑换，东德人的收入也不到西德人收入的1/3，且在默克尔前往西德旅行时，西德马克并不允许随意兑换，当局只允许兑换可怜的一点点。
旅行途中，默克尔遇到的大部分西德人都很友善。当时，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的遭遇寄予了相当大的帮助与同情。在柏林墙西边，有大量的西德民众帮助逃离东德的同胞。可凡事有例外，小部分西德人的言语令默克尔很受伤。这些人嘲笑东德经济落后，每次东德人来西德商场，就是购买一些廉价的水果、衣服、玩具等商品。他们认为自己高东德人一等，这让默克尔感到反感和挫伤。
默克尔此次的西德之旅发生在1986年，被柏林墙分开不过25年，这个曾经统一的国家，已经存在严重的内部歧视。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虽然现在德国在体制、法律等层面已经统一，但在东、西德人民内心依然还有心结。曾经的东、西德人民，需要更多的时间磨合。
默克尔最终没有选择以非法滞留的方法留在西德，她带着50马克的商品，以及对西德经济的赞叹，还有对柏林墙的思考回到了民主德国，继续着淡如白水的科学院生活。
其实，离开了东德并不意味着获得新生，虽然得到自由，可也意味着东德工作、事业的牺牲，家人朋友难以再见，以及进入西德后的歧视等。脱离东德的人，在东德追随者眼中是“背叛者”，在部分西德人眼中则是“失败者”。
年轻的默克尔依旧扎根在东德，依然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过，在东德政治环境和周围同事、亲友的影响下，默克尔的政治理想开始慢慢展现出来。她利用闲暇时间，开始大量收听阅读来自西德的广播和政治读物，以此来思考东德的政治体制等社会问题，考虑东德的未来出路，保持自己的头脑清晰，不被东德当局洗脑，不至于被压力压垮。可以说，是这次旅行点燃了默克尔的政治火把，她体内的小宇宙也准备爆发了。
养肥政治幼苗
在默克尔进入民主德国科学院工作之时，东、西两德分别所属的“华约”和“北约”成员国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政治军事对抗。为了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苏联加紧控制周边国家，其中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更是苏联制衡美国的重要棋子，控制了阿富汗，意味着把控了欧亚大陆东西陆路的交通要冲。“二战”以后，苏联为了在阿富汗建立亲苏政权，不惜于1973年7月支持亲苏势力发动武装政变。新上台的政权当中依然存在着亲苏、离苏的派系斗争，在1979年9月的派系斗争中，主动出击的亲苏派被一网打尽，自此离苏一派占据上风。
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看来，多年苦心经营的阿富汗正在脱离控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苏联于1979年12月29日入侵阿富汗，一时间苏联风头出尽。只是，任何事物都是在其达到鼎盛的同时走向衰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
苏联的这一举措，饱受西方国家和大量中立国家的诟病与谴责，而这正中美国下怀。
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内掀起了对苏联声讨的浪潮，联邦德国当然也在其中。在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地区中，仅有80个国家参加，苏联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参加了这次奥运会。
为了报复，1984的洛杉矶奥运会，以苏联为首的19个国家也同样拒绝参与，东德再次跟随了这一行动。非政治的体育充分地表现了政治形势的紧张，不小心的擦枪走火甚至都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1980年10月13日时，统一社会党的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格腊提出的几点建议更是加深了东、西德之间的矛盾。“格腊条件”主要是：东、西两德在劳恩堡-施拿肯堡地段的边界以易北河为界，变双方的常驻办事处为正式的大使馆，解散设在萨尔茨吉特对民主德国来说不合法的罪证搜集中心，最后要求西德承认东德的国家地位。现在看来，“格腊条件”完全是为了让东、西德彻底分裂。
尽管当时的东德执政党依然强力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越发动摇。为了缓解剑拔弩张的氛围和反抗东德的高压统治，年轻的基督徒在衣服肩膀处绣上了“化利剑为犁头”的标志，希望东、西两德能化干戈为玉帛。一向不轻易展示自己政治倾向的默克尔，没有绣上这个标志。此时，西德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英国，仅有一墙之隔的东德人民却依然生活在“一年4个鸡蛋”的社会中。这一切，都在东、西德人民的秘密往来中流传。
东、西两德的紧张关系，同样影响了被严格控制的科学院。只是，相对于风云变幻、千钧一发的政治形势，默克尔的工作环境算是相当平淡的。她在措里克领导的理论物理化学领域工作了几年，每天就是看书，然后和周围的同事讨论，运用理论和公式对实验室里的数据进行验证。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多个新项目的设立、开发。在工作之余，她还忙里偷闲地攻读了博士。默克尔的学习、科研生活很充实，可高压的政治环境令人抓狂，她身边的某些同事已经受不了了，准备离开东德，这都会对她造成思想层面上的影响。
是时，离开民主德国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逃离。直接进入西德是不可能的，柏林墙边看守森严，一不小心就可能丧命在边防军人的枪口下。只有一条充满危险的路可以选择，从东柏林出发前往波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毕竟都属于“华约”组织，比去资本主义国家轻松一些，再由此进入匈牙利，最后再辗转至西德。这条路看似安全，可依然危险，一旦失败，将面临多年的监狱生活。
第二种是依赖基督教会的帮助。通过东、西德基督教会合作的途径，以教会赎买的形式，被买进西德。东德基督教会同样被统一社会党严格控制，虽然有不少东德人通过这种途径脱离了民主德国，可毕竟数量有限，需要漫长等待。
最后一种方法是申请合法进入西德的机会。无论以何种理由，进入西德以后再不回到东德即可。可此法有些矛盾，因为东德当局只把这种机会给确定会回来的人。
当时的东德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相应的逃离措施，默克尔虽受到影响，可仍坚持不动摇。也许，她还需更丰满的政治力量来“鼓动”自己。
默克尔阅读了大量政治体制批判分析类书籍，其中对默克尔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前联邦总理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所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学。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对于社会，主要的原则是：自由是第一位的，自由是市场和经济繁荣的保证和原动力；其次，为避免无节制的自由泛滥，国家应参与其中适时控制；国家公民也应提高个人的修养，加强教育，这样才是民族更为深远的未来出路。
其实，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理论就是“中庸主义”，不走极端是其特色。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观点为默克尔所欣赏，不仅促使她对当时的东德政治体制和经济有更深的思考，更对其从政后的政治主张影响较深。
庭院幽静，天地翻覆。就在默克尔于科学院内安静度日之际，外界却逐渐发生着剧变。剧变从领导苏联20年之久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开始。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在自己的公寓内去世，苏联这艘巨型航母失去了掌舵的船长，迷失了方向。随后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也都因为体弱多病，无法带领苏联人民前进，在5年内相继去世，让苏联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契尔年科去世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掌苏联政权。此时的苏联早已是千疮百孔，由于多年军备竞赛，苏联经济已濒临崩溃。临危受命的戈尔巴乔夫面对苏联帝国的惨淡之境，不得不提出改革方案，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末路。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灵丹妙药，只是形势逼人，根本由不得他考虑。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其实他也只是一颗被历史洪流推着走的棋子，没有人可以逆流而动。当苏联自身难保时，自然就放松了对周边国家形势的估计。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背景下，东欧国家均开始了本国的社会改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各国国内响起了要求改革的声音。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也在周围环境、国内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开始着手改革。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和西德领导人科尔，在苏联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上相遇。两人的主要目的都是向新上任的戈尔巴乔夫示好。这次会面，是东、西两德关系缓解的转折点。在会面一年后，东、西两德签署了一份文化交流方面的友好协议。同年10月6日，西德的萨尔路易斯和东德的艾森许西施塔特两市结为友好城市，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东、西两德在分裂多年后的第一对友好城市，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东、西德的经济差距，东德越发依赖西德。
以往，当局可以毫不理会东德人民要求自由前往西德的呼声，甚至镇压游行示威的人，但如今经济依赖西德的东德政府不得不考虑西德人的话，西德希望可以开放两德之间的自由行，东德也只能做出让步。1985年，获批前往西德的东德人为66000人，一年后猛增至140万，东德人民似乎看见了自由的未来。
每个政权在它行将就木之前，总是会做困兽犹斗，统一社会党也不例外。统一社会党对内实行更为严格的高压政策，镇压了大量的反抗运动。1987年，民主德国首领昂纳克在访问联邦德国时说：“我访问西德时所走过的红地毯，奏起的国歌，升起的国旗，就表明东德是一个得到主权承认的国家。”
国内的统一社会党虽顽固，可东德的人民仿佛嗅到了政治自由即将到来的气息，就像万物生机勃勃是因雨季和阳光到来一样，人们开始大规模、周期性地游行示威。大批东德人逃入西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外交使馆中寻求政治庇护，而西德也大幅度开放东德人移居西德的人数。整个民主德国均掀起了游行示威的浪潮。
东、西德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
此时的默克尔，心里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蜕变。工作之余阅读的书籍、报刊，收听的政治广播，让她在这几年里深刻思考了东、西德的体制、经济等各个方面。科学院里枯燥平淡的生活，却没让她变成一位科研工作者，而是催化了她从一名充满热情的政治爱好者，向一名有自己政治主张、观点的政治家过渡。
3 我是默克尔
柏林墙的“新奥义”
20世纪80年代末，东、西德之间的政治局面风云变幻、波诡云谲，两德人民都在盼望着新局面的到来。可东德政府的一意孤行在此刻大煞风景，对于东德政府的强势政策，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斯卡·拉封丹认为：当前大多数东德人民并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末日，而是对这个长期积弱的国家抱有自己固执的认同感，希望能看到未来，但是如果统一社会党依旧这样走下去，必将会自取灭亡。事实也确如拉封丹所言，东德政党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戈尔巴乔夫刚开始他的苏联改革时，大部分民主德国人十分兴奋，认为经济的转机快要来临了。绝大多数东德人虽向往自由和旅行开放等权利，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想到两德会统一，那毕竟太过遥远，东德人只是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能成功，从而创下“苏联模式”，可供民主德国学习，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
不幸的是，苏联多年的军备竞赛导致经济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在改革露出败象的那一刻，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清楚地认识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在走向失败，分崩离析已在眼前。昂纳克认为，如果东德再跟着苏联这艘航母前行，必将迷失在这片雷电交加的海域。作为舵手的他深知，自己有必要带领东德走出阴霾，尽量保持与苏联的距离。昂纳克的确是一位富有前瞻眼光的领导人，他本人虽然也是问题多多，但至少在为自己心中的社会主义信仰不懈努力着。
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内派系斗争严重。苏联已露败象，但党内依然有大量亲苏派。亲苏派为了拉近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改变政治局势，发动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党内的讨论会议。当时的党内二号人物，即统一社会党柏林区的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成功逼迫昂纳克在1989年宣布辞职。
自此，东德最后一位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上台。
克伦茨也是一位强硬派，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他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赦免了所有外逃和参与游行的东德人；正式与西德政府接触；最后甚至提出要进行自由选举。他一再拉回失败的形势，但东德人早已伤透了心，不再相信统一社会党，且克伦茨是因选举舞弊而上台，信任危机让他亦是费力不讨好。是啊，东德人已等待得太久，早已没人愿意听克伦茨的“胡言乱语”了。
更大的国际压力也考验着东德政府。奥地利和匈牙利经历了本国的社会改革以后，双方共同决定全面开放奥匈边境，大批滞留在边境的东德人由此进入西德。如此，克伦茨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
为了顺应绝大多数东德人自由旅行的意愿，克伦茨决定率先解决旅行签证护照等问题。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东德人需要每人办理一个护照，拥有护照后，将省去烦琐的出入境检查，可以自由旅行。克伦茨将这一决定在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拟成文件，交给参加会议的沙博夫斯基。
原本，这一决议将在1989年11月10日发布，但克伦茨忘记叮嘱会议后将要参加记者发布会的沙博夫斯基，在10日凌晨之前需要保密。沙博夫斯基在不知道这一决定需要在10日发布的情况下，于1989年11月9日晚19点07分，当着大批媒体发布了这一决定，且沙博夫斯基匆忙之下领会错了文件内容，将原本只是关于全面办理护照的规定，发布成不需要任何手续即可自由前往西德。
就在沙博夫斯基宣布旅行自由的一刹那，全东德所有在电视广播前的人们沸腾起来了，人人不顾外面凛冽的秋风，破门而出，冲向街头，奔走相告。很快，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会聚在一起，激情昂扬地谈论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柏林街头也挤满了兴奋的民众，难掩激动之情的东柏林人决定当晚就要去西柏林逛街，人潮涌向了心头痛恨的柏林墙。
起初，大家害怕防卫军会开枪，害怕苏联军队会出现，但对自由的向往盖过对死亡的恐惧，东德人也许是被压抑的时间太久了，开始有人试探性地靠近，发现没有出现任何阻止，统一社会党军人没有出现，苏联军队也没有出现。
人们拿起手边的锤子、榔头等铁器，愤怒地砸向控制了自己28年零3个月之久的柏林墙，随即墙体发出阵阵声响，像在控诉一段血与泪的历史。很难想象当时的人怎么会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厚度超过15厘米的柏林墙，可以抵挡装甲车冲击的柏林墙，却挡不住向往自由的东德人民的拳头。万众齐心下，冷战的标志——柏林墙轰然倒塌，灯火通明的西柏林大街的灯光照亮了黑漆漆的东柏林……
默克尔在这一历史时刻表现得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迟钝。晚上宣布决定的时候，默克尔正和女性朋友按照以往的习惯蒸桑拿，这真是有点让人啼笑皆非。蒸完桑拿以后，回到家的默克尔对她母亲说：以后我们可以去凯宾斯基吃牡蛎了。当然，并不是默克尔有多喜欢吃牡蛎，而是去西柏林吃牡蛎代表了一种自由。推门而出的默克尔，受到街上人群的影响，也涌入了西柏林地区的街道。
当晚，默克尔一改平时的习惯，和友人们喝了不少啤酒。她进入了西柏林的波尔豪莫大街，兴奋中的她想打电话给她在汉堡的姨妈，告诉姨妈柏林墙已经倒塌，以后可以自由来往东西德。可她没有找到电话亭，说实话，找到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她身上根本没有西德马克。
后来，默克尔又和其他人去了一家西柏林家庭做客，在那里给汉堡的姨妈打了电话。其他人兴奋地还要前往选帝侯大街，默克尔则没有去，早早地回到了家中，因为第二天她还要早起上班。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那几天，整个东西德都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讨论政治。可默克尔并没有想那么远，她当时甚至没有想到两德会统一。默克尔在最热闹的几天里，竟还兢兢业业地去波兰进行科研活动，也许她反应得太过波澜不惊，但这恰是她的品质。日后，默克尔的沉着冷静在政府工作中得以完美展现，让周围人赞叹不已。
回到东德后的默克尔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才真正地意识到：东西两德真的是要统一了，这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和潮流。这一刻，默克尔体内蕴藏多年的政治热情被引爆。多年来，早已对东西德社会各方面做了甚多思考的默克尔，认为自己负起责任的时刻到来了。
早年，默克尔就对路德维希·艾哈德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学深感认同，苦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成熟，如今柏林墙的倒塌让这一切有可能成为现实。默克尔抱着让自己的思想大众化，让更多人认同自己思想的想法，踏上了政治之路。
默克尔决定加入一个政党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她第一个考虑的政党是社民党。
默克尔与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克劳斯·乌尔布利希一起出去寻找政党组织，他们俩旁听了一次社民党的党内会议，后来克劳斯·乌尔布利希加入了社民党，而默克尔没有加入。
当时，社民党的党内情况是：所有成员之间都相互称作“同志”，且要一起高唱“兄弟们，拉紧手，向着自由、向着太阳走”这样的歌。大部分东德人由于对过往统一社会党的反感，都难以接受社民党的这些做法。默克尔对社民党基层党代会也不太满意，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已安排好的，让别人按着安排好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了，这是默克尔忍受不了的。
在柏林墙倒塌前期，大批西德的政治组织渗透进来，其中有新论坛组织、民主觉醒组织等。受平均主义影响甚深的默克尔，将自己的政治处女秀献给了民主觉醒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加入一个政党的程序极为简单。民主觉醒党的入党仪式只是大声喊一句“我决定加入民主觉醒党”。混乱的政治状况也是后来找不到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党材料的原因。
作为年轻的政党，民主觉醒党的政治纲领起初并不明确，主要就是追求自由、分权；主张保留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可取之处，不排斥其他制度；财产分割方面，主张多种制度并存；最后追求德国的统一。
默克尔在解释自己为何加入民主觉醒党时表示，其实当初并没有对各大政党有成熟深远的考虑，同时民主觉醒党党内有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见识的人，这是很诱人的。在民主觉醒党内，默克尔也做了一些事情。在党内工作中，她第一次亲手打开并包装了一些西德产的计算机。在当时还没有其他宣传手段的情况下，她打印了一些民主觉醒党的传单，站在街口，由行人任取。
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党时期，东西两德朝着统一的方向快速前进。德国统一这一方案，得到了美、苏的支持。默克尔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德国的统一即将来临，德国马克也将不再有东西之分。
出彩的新闻发言人
两德统一的形势不可逆转，但局势的发展速度大大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料。
为了争取在德国统一后有更多的支持率，民主觉醒党决定参加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选举。这是民主德国消亡前的最后一届人民议院选举，也是默克尔参加的第一届选举。
民主觉醒党并不是单独参选的，毕竟不是成熟的大党，其和东部基民盟、西部基民盟、德国社会同盟组成了选举联盟，共同参选。同年2月，默克尔暂时辞去了科学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民主觉醒党的选举工作中。此时的默克尔，只是抱着过来帮忙的心态，殊不知自此走上了职业政治的道路。
民主觉醒党太过自信了，党主席施奴尔认为民主觉醒党将在3月18日的人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有的党员甚至觉得会获得20%的支持率。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估计，民主觉醒党决定推举自己单独的候选人，不与竞选同盟拥护同一个候选人，这样就可以不用和东部基民盟、德国社会同盟分割固定的议院席位。除此之外，民主觉醒党在东德拒绝使用东部基民盟、德国社会同盟的选区力量，心高气傲的民主觉醒党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德国社会同盟曾经和昂纳克的统一社会党结盟，他们不屑与之为伍。
彼时，默克尔在党主席施奴尔的办公室打杂，没有明确的职务。至今，默克尔还对施奴尔的工作方式表示失望，在她看来，施奴尔在日常工作中缺乏基本的合作精神，在时间规划方面也很糟糕，这种工作的无计划性让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相当不舒服。当时，默克尔断言，这样的人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后续发展也的确如此。
施奴尔的无计划性让他整天忙忙碌碌，却又在接待重要客人时没有时间。那天，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代表团来访，财团基金的支持是选举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是选举方的“衣食父母”，可施奴尔依旧没有时间接待，便让正在身旁工作的默克尔顶上去。默克尔很吃惊，觉得自己的身份不适合去，结果施奴尔漫不经心地说：“你以后就是民主觉醒党的发言人了，这下身份合适了。”
如此，稀里糊涂的默克尔在人民议会选举前夕，担任了民主觉醒党的最后一任新闻发言官。这对默克尔是个巨大的考验，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新闻工作。不过向来做事稳重、踏实的默克尔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叫人刮目相看。
后来有的记者回忆，在当初各大政党的新闻发言人当中，默克尔算是比较独特的了。默克尔总是穿着黑色的百褶裙、黑色的上衣，脚踏一双普通的平跟凉鞋，可从不在意穿着的默克尔给记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记者们总是说默克尔才是了解当时东德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声音不高、语速平缓、有问必答、突出重点，是默克尔在做新闻发言官时的显著特点。
默克尔得到了不少记者的赞誉，绝非外在表现，她若无一定之规，恐怕早就倒在舆论之下了。能担当重任之人，必定有过不俗的经历。作为民主觉醒党发言人的默克尔，一样要经过重重考验。当时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曾让默克尔感到十分棘手。
民主觉醒党党主席施奴尔被曝在统一社会党时期为秘密警察工作过。首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是《图片报》的记者彼得·布林克曼，他花费10万马克的重金从前安全部工作人员手中购得这一消息。不过，《图片报》并没有公布所有材料，因为该报副总编辑是施奴尔的新闻顾问，他成功说服《图片报》总编辑“稍安勿躁”。遗憾的是，《明镜》周刊没有再给施奴尔留后路，该周刊做了一期关于此问题的专题，并公布了长达260多页的材料。证据确凿，施奴尔的确曾经为东德的秘密警察工作过，民众一片哗然。
这对默克尔的新闻发言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她每天都需面对大量记者提问的关于施奴尔的尖锐问题。默克尔自己也感到生气，毕竟刚刚加入民主觉醒党，党主席就被曝出这样的事情，且是在大选结果出来前夕，实在令人气愤。
不过，默克尔也并不感到震惊，她早已有了“每个人都可能为东德秘密警察工作过”的心理准备，那段岁月太过阴暗，有人屈服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一个政党首脑，施奴尔的过往实在太不给力。此时，默克尔展示出了不俗的政治眼光，她认为，如果民主觉醒党不放弃施奴尔，整个党都可能毁掉。于是，默克尔和同事们私底下决定处理这位党主席。可还没等默克尔他们出手，施奴尔自己“觉醒了”，主动离开民主觉醒党，离开了德国政治，不知所踪。
3月18日，人民议院大选结果公布——民主觉醒党所在的竞选同盟获得大胜，倾向于推进统一的基民盟获得了40.8%的支持率，德国社会同盟获得了6.3%的支持率，而民主觉醒党只获得0.92%的支持率，低得可怜。当时还没有5%的议会门槛，故此民主觉醒党很边缘性地获得了4个最后一届民主德国人民议会的席位。
按理说，民主觉醒党败得很惨，但因之前结成的竞选同盟获得了大胜，故此民主觉醒党也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庆功宴，只是会场气氛实在冷清，组织内部的人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对竞选同盟的大胜贡献出多少力量。默克尔受不了这种“精神胜利”之下的庆功宴氛围，转身去了真正热闹的基民盟庆功会。在那里，默克尔遇到了东德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堂弟托马斯·德梅齐埃，她还不忘嘱咐对方日后在基民盟组织内阁时，不要忘记民主觉醒党的贡献。
默克尔的政治初秀，因为选择了一个并不成熟的政党而显得黯淡无光，然而在大选前4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尤其是在党主席施奴尔的问题上，她作为新闻发言官的表现，还是为她赢得了不少赞誉和注意力，这也为她以后的政治道路铺设了必不可少的基石。
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选举结束，东德的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开始着手组建新内阁。按照议会选举获得的支持率，大多政党领袖都在德梅齐埃组建的联合政府中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基民盟成员理所当然地占据了较多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为了联合整个东德政党，获得广泛支持，德梅齐埃将一些重要部门的部长位置让给了其他政党，德国社会同盟作为当初的竞选同盟党，自然不在话下。
在组建联合政府初期，德梅齐埃没有对每个重要人选进行深思熟虑，他只是将每个空缺位置逐一填补。这样不够严谨的做法，也算给了默克尔机会。
早在联合政府组建开始，德梅齐埃就发现缺少一位政府新闻副发言人，虽然他觉得这个重要的位置由基民盟以外的政党人士担任比较好，但一开始是肯定没有考虑过默克尔的。
至于默克尔是怎样走进德梅齐埃视野的，说法不一。最离谱的说法当属默克尔的父亲在德梅齐埃耳边说了好话，不过这明显没有多少可信度，尽管卡斯纳在东德的基民盟内有一定的声望。而真正可以确认的是，民主觉醒党的主席埃佩尔曼确实在德梅齐埃耳边吹了吹风，提过这位下属，且默克尔在民主觉醒党做新闻发言人的表现也着实令外界满意。因此，德梅齐埃考虑将这一重要位置交由党外人士担任，并且最好是女性，以显示联合政府的多样性。
这一切考虑都对默克尔有利。政府新闻发言人蒂亚斯·格勒是默克尔的顶头上司，在与默克尔会面之后，格勒也对默克尔比较满意，就这样最终确认了默克尔出任政府新闻副发言人这一重要职位。
默克尔曾陪同总理德梅齐埃参加了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会议，还见到了当时名震世界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外出，当属亲眼见证了“2+4协议”在莫斯科签署。
1990年9月12日，东、西德和美、苏、英、法共同签署的这份协议，扫清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碍。在访苏期间，默克尔优秀的俄语得以展示，她在莫斯科地铁上做了问卷调查，了解莫斯科当地百姓对于两德统一的看法。这样的做法受到总理德梅齐埃的赞赏。
在担任政府新闻副发言人期间，默克尔一如在民主觉醒党担任新闻发言人一样，用她科学家的思维和处理方法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工作。社会各界都对她赞赏有加，甚至连反对党——统一社会党的党报《新德意志报》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默克尔依然是不修边幅，基本都是着灰色调的衣服，素面朝天地主持新闻发布会。在出访苏联期间，她甚至被德梅齐埃强制要求去买些正式服装。
默克尔在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同时，总是以科学家才有的特质步步为营，所以即使民主觉醒党失败了，人们依然能记得那个做了一个月的新闻发言人；东德政府解散了，总理科尔也能想起那位做了6个月的政府新闻副发言人。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出人意料的选举
世间万事，瞬息万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西德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历程。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大批东德人涌入西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提出了关于东、西德的《十点计划》，此计划一经公布，便激起千层浪。科尔主张，先加强东、西德的人员往来，最后过渡到德国的统一。
次年2月13日，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首次到访西德，提出了与科尔《十点计划》相类似的“莫德罗体系说”。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莫德罗，希望能放慢东、西德统一的脚步。1990年3月18日，东德首次自由人民议会选举落下帷幕，德梅齐埃总理上台。德梅齐埃本人更是不急于两德统一，甚至还打算推荐无党派人士施托尔帕出任东德总统一职，以此来延长东德政府的寿命。但这无济于事，仅仅6个月后，德梅齐埃认为可以保持东德人尊严的东德政府便永久性地消亡了。
东德马克是东德人民日常生活的保证，柏林墙倒塌后，东、西德最初的融合是在货币领域。
早在柏林墙还未倒塌的那些日子里，联邦德国就为每位进入西德的东德人准备了100西德马克的慰问金。东德经济停滞不前，20世纪90年代的东德人还依然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水平上。与此对应，东德马克的价值在东德人心中比不了西德马克。
柏林墙倒塌以后，东德人民通过地下黑市，急切地将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造成了货币市场的混乱和地下黑市的兴起，这也是日后东德总资产缩水的一大原因。如此，统一货币势在必行。
1990年5月18日，东、西两德在西德首都波恩签署了关于货币、经济和社会同盟的条约。官方开放一比一的东西德马克兑换窗口，条约于同年7月1日生效，东德马克退出货币市场。
8月31日，东、西两德在柏林签署了《德国统一协定》，这份厚达1100页之多的协定规定了两德统一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但主要是为了确保较为弱势的东德的利益，协议于10月3日生效。
东、西两德的统一，在法律形式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两国采用合并的方式统一，另一种是采用西德“购买”东德，东德人民自愿并入西德的方式。按照前一种，东、西德将讨论出新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并将产生一部全新的德国宪法。这种做法虽然能更好地讨论两德之间的问题和未来走向，是一种更理智的做法，但需要的时间较长。急切的人民并没有给政客们太多时间，所以这种方法被否定。
按照后一种做法，也就是当初两德采用的方法，则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德国统一大业。根据东德人民议会的决定，东德自愿并入西德。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欧共体（欧盟）和“北约”组织内，消亡的民主德国则退出“华约”组织。政治体制采用西德体制，法律也以西德的基本法为基础，同时改掉部分对东德人民不利的条文。
33天后，分裂近半个世纪的德国统一了。人们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历史时刻。这的确是值得庆祝的日子，但人们的心中不仅仅包含着喜悦，还有悲伤。因为统一后的国家基本照搬了西德的方方面面，这让部分老东德人感觉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度竟然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这份被“侵吞”的挫败感，直到今天仍然是部分老东德人心中的伤痕。
经济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在多年内始终增长缓慢，这是“并入式”统一的后遗症。统一后，由于老西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大批老东德人离开家乡，老东德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劳动力短缺，进一步拉大了两方差距。为了缩小原东、西德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德国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一直到如今的默克尔政府，也从未停止过。
在德国政府的努力下，23年过去后，原东德地区人民购买力也才达到原西德地区人民购买力的80%。不过正如支持德国早日统一的默克尔所说：尽早统一才能尽快解决问题。的确如此，统一带来了复杂的经济、政治、心理问题，但如若不统一，谁又能料到以后的事情呢？或许德国将陷入长久的分裂泥潭。
在德国统一进程迅猛发展的这几个月里，默克尔也没有闲着，她首先面临的是政治身份的转变。
东、西基民盟和民主觉醒党决定合并。起先，民主觉醒党更想和西德基民盟合并，不过按照法律，必须先加入东德基民盟才能与西德基民盟合并。1990年8月4日，在东柏林特别党代会上，民主觉醒党和东德基民盟通过了合并的决议。
为了应对德国统一后的复杂政治局势，东部基民盟的主席德梅齐埃主动联系了西部基民盟主席科尔。最初，科尔对曾经和统一社会党走得比较近的东部基民盟并没有表示出善意，但出于政治大局的考虑，他还是答应组成全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由科尔任主席，德梅齐埃出任副主席，并在基民盟内部成立了一个民主觉醒党工作小组。自1990年10月1日的全德基民盟党代会成立之时起，默克尔成为一名基民盟党员。
默克尔一边尽职地做着德梅齐埃政府的新闻副发言人，一边思考着德国统一后自己的政治未来。默克尔对于统一后的德国有自己的见解。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建设自己心中的德国，她决定加入全德的议会选举。
政治游戏是相当残酷的，一个人的晋升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离去。默克尔从正式参选一路走来，她的成功并非偶然，除了她自己的不懈努力，贵人的相助也是一大助力。君特·克劳泽即是默克尔从政初期的贵人。
1990年10月3日，根据《统一协定》，东德政府在这一天停止了工作。西德政府暂时接管了东德的各项工作，等待新一届全德联邦议会的选举结果。这一天，很多原东德的政府工作人员失去了工作。默克尔很幸运，在联邦新闻局获得了一个副处级的职位。这一职位的获得与君特·克劳泽有关。
德国统一前夕，克劳泽担任东德的总理府秘书，代表东德与西德的朔伊布勒进行谈判，最终签订了《德国统一协定》。默克尔负责此次谈判的新闻工作，克劳泽对默克尔的工作相当满意，这保证了默克尔不会因为政府重组而失业。
刚开始，默克尔自己寻找选区，但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早已被各大政党拿下，因此默克尔将目标定在了离自己家乡近一点的勃兰登堡选区。勃兰登堡环绕着柏林，故乡在滕普林的默克尔想借用家乡优势在选举中占得先机，不过她被告知只能做第二候选人，排在彼得·米歇尔·迪斯特尔后面。默克尔最终放弃了这个选区。
选举已经开始，时间越来越少，默克尔依然没有找到选区。最终，她找到了克劳泽，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克劳泽当时并没有将这个政治新手放在心上，认为默克尔始终不过是小角色，不会威胁到自己，而且东德总理德梅齐埃也强调在未来的联邦议会中，需要有更多的原东德人。因此，克劳泽全力帮助默克尔，做顺水推舟之事。
克劳泽建议默克尔在施特拉尔松、吕根、格利门选区竞选，她欣然同意。施特拉尔松和吕根选区的候选人早已确定，两位候选人都来自西德。施特拉尔松选区的候选人是联盟党的工作人员克劳斯·赫尔曼，而联盟党是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合政党组织。
距离选举仅10天，默克尔才出现在选区的宣传海报上，时间十分紧张。为了赢取选举，一方面，格利门选区的工作人员玩命地宣传默克尔，争取更多选票；另一方面，默克尔自己开始全力寻找另外两个候选人的漏洞。功夫不负有心人，默克尔最终找到了一个可以攻击竞选对手的地方：赫尔曼和策姆克都来自西德。
默克尔在东斯巴德普鲁拉的军官大学进行了激烈的竞选辩论和演讲，为自己最后的选票努力。不过，当时默克尔的形势并不理想。她的主要对手——来自吕根选区的策姆克比她表现得要出色，而且一锤定音的最后投票也在吕根选区。
占据各种有利条件的策姆克好像胜券在握，至少从形式上看的确如此。在第一轮投票结束之后，策姆克获得了最多的140张选票，默克尔只获得了96张选票。票数有些差距，可策姆克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投票需要进行第二轮。
此时已经很晚，策姆克依赖的吕根选区至少有超过30个选民回家了。晚上11点，第二轮投票结束。两轮下来，默克尔获得了48.6%的投票，在第二轮后反超了策姆克。就这样，默克尔成功地进入了1990年12月20日在波恩组建的联邦议会。
政治经验老到的克劳泽并非没有准备后手，毕竟他心里也没觉得默克尔能在这个联合选区获胜，还为她准备了后备选区，没想到最终居然没派上用场。历经重重困难，默克尔在幸运女神的关照下，终于赢下了直通波恩联邦议会的门票。
这个结果也出乎默克尔自己的意料，她本认为自己胜率不大，甚至为自己安排了后路。在选举前夕，她还单独前往波恩，与联邦新闻局的官员签署书面协议。在确保自己的饭碗后，默克尔才回去安心参选。
大选结束以后，默克尔前往波恩拜访了全德基民盟主席——两德统一后的首任总理科尔。在与科尔的交谈后，默克尔感觉自己给科尔的印象不错，相信自己将在未来的内阁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事实正如默克尔所猜想，她被政治大师——科尔相中了。
冒尖儿的联邦部长
一路颠簸，默克尔总算在政治职业上有了眉目，这位日后的“铁腕娘子”也慢慢拉开了自己的政治幕布。
默克尔与科尔早在第一次全德基民盟党代会上就已相识，她对这位西德基民盟主席、总理仰慕已久。通过中间人的介绍，她主动认识了科尔。
科尔当时也只是礼貌性地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党员聊了一会儿。在默克尔获得联邦议会议员席位之后，科尔方才正眼相待，邀请了默克尔在选举结束时前往波恩的总理府相会。
在总理府，科尔与默克尔聊了很久。交谈之后，默克尔感觉到自己可能将被全德总理提拔。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默克尔很满意自己与科尔的谈话；第二，当时东德的第一、二号首脑德梅齐埃和克劳泽，均向她提起了提拔之事。尤其德梅齐埃还是全德基民盟的唯一副主席，他的暗示更让默克尔觉得自己将在新内阁内担当重任。
与科尔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默克尔的政治轨迹，令她至今难忘。
科尔与默克尔讨论了一些关于选举的话题，并征询了默克尔对妇女的看法。当时默克尔还没有意识到科尔问这个问题的含义，直到随后被提拔为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她才终于领会。
科尔的这次提拔，对默克尔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要知道，她成为基民盟党员不过3个多月。不过，默克尔日后的成就也说明了政治大师科尔的眼光独到。
德国统一后，代表原东德利益的部长数量远低于原西德的部长数，科尔为了更好地平衡东、西德之间的力量，需要增加来自东德的官员数。在考虑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这一职位时，默克尔的背景成了有利条件——她是女性，成长于东德，而且年轻，这一切都成了有利砝码。
1991年1月18日，默克尔宣誓就任妇女和青年部部长一职。那一年的默克尔只有36岁，她成功打破了两项纪录——成为最年轻的联邦议员和最年轻的联邦部长。这让当初大力帮助过她的君特·克劳泽颇为嫉妒，因为克劳泽是前一项纪录保持者，这一头衔本可以为他赚来不少曝光率。
妇女和青年方面的工作，并不是默克尔最感兴趣的领域。统一后的德国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向来喜欢挑战自己的默克尔不喜欢负责妇女、青年方面工作也不难理解。早在任命尚未发布的时候，她就对《世界报》的记者阿勒斯透露，自己并不想做妇女、青年方面的工作。还好阿勒斯的嘴巴比较严，没有公布出去。
现在看来，默克尔得感谢科尔当初的这一决定。因为妇女和青年部的工作相对比较温和，不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在日常的工作中，默克尔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而又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真如默克尔所愿，去了情况复杂的部门做部长，估计她早就下课了。
默克尔从政时间过短，仅一年就坐上了联邦部长的宝座，也使得她饱受诟病。为了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她上任不久就开始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一朝天子一朝臣”，前任留下的心腹基本全部被清理，包括前任部长的私人助理、办公室主任约阿希姆·维尔伯斯，负责青年工作的司长万弗利特·戴特林，负责妇女工作的司长顺普希林等。
默克尔同时从外面大量招兵买马，培养属于自己的心腹，有的甚至后来一路跟着默克尔，直至今天。其中有当时默克尔的第一个新闻发言人格图·扎勒，还有从经济部挖过来的雷斯根，担任默克尔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这两位都追随默克尔去了环保部，可见两人受重视程度。
其中，还有一些人事决定是受科尔指示所做。科尔是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办事风格一向强势，默克尔也在所难免要受到控制。
当上部长的默克尔依旧不修边幅，出门总穿一身黑色或者灰色的衣服，脚穿一双平底凉鞋，头发永远都是“锅盖头”，脖子周围基本没有头发，额前是直挺挺的刘海儿。这实在让德国的媒体难以忍受，一国部长居然没有一点儿个人形象风采。
严肃的默克尔在公共场合从来不苟言笑。虽然大家一致认为默克尔是一名完全不懂得打扮自己的女性，可这与她干练的政治作风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即使初次担任联邦部长，在妇女和青年部这个职权范围较小的清水衙门，默克尔那科学家式的实干精神还是体现了出来。从1991年1月上任至1994年11月，默克尔做出最大的努力，为德国的妇女儿童及青年们争取了更多的福利。
默克尔没有生育过子女，只有丈夫绍尔带来的两位继子，可她依然对儿童抱有极大的爱心，从她这4年间为改善婴幼儿及儿童的生活条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之后担任总理时常常参加儿童活动便可见一斑。
当人们问默克尔在担任妇女和青年部部长的4年里，最大的政绩是什么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关于婴幼儿和儿童方面的努力。
默克尔自认为的最大功绩，在其他政治家眼中显得微不足道。刚刚统一的德国有着更多更大的事情需要去做，也更容易赢得名声。也许是出于女性天然的母性，默克尔始终如一地在妇女、儿童方面精耕细作，着实叫人敬佩，而她的努力颇见成效。在她的坚持下，德国通过了《扶助儿童及青少年法修正案》，规定“3岁及3岁以上儿童上幼儿园的权利受法律保障”。
今日看似简单的法律条文，却在当时填补了德国的法律空白。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台了禁止虐待婴幼儿及儿童的法规。这些简简单单的价值观，因默克尔的努力成为法律条文，为千家万户的生活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身为女性，默克尔对堕胎的态度也格外引人注意。
德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所有基督徒都在原则上保护生命、反对堕胎，但西德的基督徒多数信仰天主教，而东德有相当数量的东正教信徒，信仰上的细微差别，经放大后体现在对堕胎的不同态度上。
天主教更接近于原始的基督教，更倾向于严格反对堕胎，这一点在西德的法律上得以体现。西德严格禁止堕胎，实在有必要进行堕胎的，在医生开出可堕胎证明后方可堕胎。东正教也反对堕胎，但态度并没有那么严厉，加之东德在此之前由统一社会党执政多年，最终东德的法律规定妇女在胎儿12周以前有权自主决定停止妊娠，这是一个限期的方案。此外，德国还有一些其他信仰或者无宗教信仰的党派，所以调和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方案十分困难。
两德统一，必须通过一个适用全德的关于堕胎问题的法案。经过激烈的讨论，各大政党均提出了自己的草案：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主张严格的堕胎政策，基本还是西德的政策；与之相对应的是采用东德的限期处理的方案，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选择了这个方案，茶党、社民党等党派均倾向于此种方案；在两者之间，还有一派是取中间的温和派，主张公正咨询后由妇女自行决定，聚斯穆特是这一派的代表。
基民盟副主席默克尔这一次并没有认同基民盟的严格控制堕胎草案，她认为这个方案太过严格，表面上是严格控制妇女堕胎，但在实际情况下，总会有妇女需要堕胎的情况出现，那么一旦采用这种以惩罚为主的严格法律，德国的妇女会选择去国外堕胎，根本不会对降低堕胎数这一目标有任何益处。
基民盟党内要先对这一草案进行党内投票，通过后将提交至联邦法院。默克尔咨询了基民盟主席科尔。科尔的态度也与默克尔一致，反对实行以严格惩罚为主的威吓性法律，但科尔对默克尔说：基民盟就像一艘大船，每个基民盟党员像大船边上的小船，大船的稳定需要小船的稳定。默克尔自然懂得其意，知道自己即使反对这一方案，也不能站在党内多数人的对立面，故此她投了弃权票，可仍遭党内多数人的非议。
最终，联邦法院判决通过了以限期解决方案为核心的草案。基民盟的议员们难以接受，为此发动了集体签名活动，要求联邦法院重审通过的草案，默克尔说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基民盟共进退，参加了签名活动，不过在后来的起诉书上并没有默克尔的名字，直至今日也难查她是否签名。
身为实际派的默克尔，对一直争论不休的草案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讨论热情。她表示，不管是否支持，只要是通过的草案她就会坚决执行，无论何种草案，只要认真实行，总会对降低堕胎数有一定的好处。与其一直僵持不下，不如实实在在做事。自此，闹得沸沸扬扬的218条法律终于尘埃落定。
默克尔在4年任期内，大力推行了一系列保障妇女的工作，落实了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法律。她不喜空谈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作风，果真让她成绩斐然，令当初轻视她的人瞠目结舌，这也为她日后的政治仕途扫清了一定的障碍。
严谨果断的默克尔具备带领日耳曼民族驰骋万里的能力，毕竟，她的工作效果让民众获得了更多的福利。
“常胜将军”的眼泪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上部长的默克尔，有太多需要她操心的事情。除了做好本部门内的工作，代表德国出国访问是她另外一个工作项目。
默克尔在做新闻发言人时，曾随当时的东德总理德梅齐埃出访，不过那时她不是主角，而且出访的地点只是欧洲的一些国家，见识的场面尚算有限。在其刚上任的第一年中，她有了见识“大场面”的机会。
1991年4月7日，上任两个多月的默克尔首次出国访问，出访对象是她从未踏足过的以色列。
当时，距海湾战争结束不过一个月，整个中东地区形势依然十分紧张。出发前，德国国内就有民众谴责本国的一些军火商向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出售化学武器。因此，整个访问团顶着国内的压力前往以色列，希望以德关系不要受此影响。要知道，整个西欧国家的石油超过半数来源于海湾国家。
默克尔不是单枪匹马出访，陪同出访的还有当时的科研部长海因茨·里森胡伯和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卢茨·斯塔芬哈根。
一上飞机，默克尔便感到愤怒——整个访问行程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就已经定好了。原本，被喊作“科尔的小姑娘”就已经让她受尽委屈，现在出国访问完全不考虑她这个部长的意见，自己岂不成了“政治花瓶”和附属的“傀儡”？
走下飞机，以方来了很多夹道欢迎的人。按照国际礼宾惯例，同等职位下，女性比男性先受到礼遇，可事情却大出所料。
不要说优先接待了，甚至连所谓的接待都没有。科研部长里森胡伯一下飞机就被团团围住，神采飞扬地展示着西德政治家的魅力，与以色列的对口部长大谈两国关于科技合作方面的事项，不时向周围的记者们挥手致意。
同为部长的默克尔则无人问津，她一个人默默地呆立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停机坪上，看着周围热闹的人群，再想想自己的境遇，顿然升起一阵莫名的委屈。最失职的莫过于驻以大使戈布伦茨了，以方人员有可能没注意这位不起眼的女部长，戈布伦茨竟然也没有上前欢迎。百感交集之下，默克尔当众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默克尔流泪的画面被有心的记者拍下，不过并没有在当时报道出去，毕竟部长伤心落泪的画面与德以双方加强合作的大背景不相符合。
之后，以色列方面得知，这位毫不起眼的女人才是这一行人中最重要的角色，于是以色列外交部长与默克尔进行了会谈。
会谈后，以方人员为默克尔安排了户外活动，她在活动中着力于社会考察和探讨关于妇女方面的问题。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默克尔心情一直处于低落状态，唯一得到安慰的也许是她乘坐了东德老飞机，这架曾是昂纳克专机的老飞机遗留了浓厚的东德气息，这大概能让默克尔找寻到往昔熟悉的感觉吧。
在德国尚未统一时，默克尔曾说，自己60岁之前能去趟美国就心满意足了，可这个愿望在1991年的9月11日——访问以色列的5个月后便得以实现。
科尔总理在访美时，带上了这位备受青睐的女部长，而这也是默克尔比较重要的一次外访。
默克尔的丈夫绍尔也陪同去了美国，不过低调的绍尔坚持不坐德国政府专机，执拗的他固执地坐了民航班机先行一步，同样固执的默克尔非常欣赏丈夫的行为。此时，不甘命运安排的默克尔也最终认识到，实力不足是自己屡遭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她知道自己应该蓄积能量了。
默克尔清楚，科尔能选择自己做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的背景——一位来自东德的年轻女性，但随时都会有下一位同样背景的人出现，科尔的宠爱也随时会改变。默克尔知道，没有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政治前途将充满变数，默克尔决定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1991年9月9日，当初对默克尔大力提携过的东德最后一任总理——德梅齐埃宣布辞去所有党政职务。这位曾经为两德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总理，在德国统一后，也因被曝光曾与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合作，被迫辞去基民盟副主席、勃兰登堡基民盟主席等职务。
细细想来，德梅齐埃也是时运不济。当时正值法庭清算东德政府罪行之际，全德国民众都在关注斯塔西的犯罪行径，不少人咬牙切齿地要求法院必须重判那些伤害了东德人的斯塔西成员，连一直躲在苏联的前统一社会党党魁昂纳克都被强制引渡回来受审，德梅齐埃则在这一过程中被曝光出来，愤怒的民众自然给了他唯一的出路——离开政坛。
德梅齐埃的离开，让默克尔看到了希望，她有望获得一块专属于自己的领地。
默克尔决定参选勃兰登堡州的基民盟主席，也就是德梅齐埃曾经担任的职务。然而在科尔表示支持之后，这一决定又变了味儿——环绕柏林的勃兰登堡州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老东德选民讨厌科尔。并且默克尔做这个决定时并不够坚决，再三反复之后，在选举前十多天才决定参选。此时另一位候选人——勃兰登堡州基民盟副主席乌尔夫·芬克早已开展了竞选活动。
默克尔出生在勃兰登堡州的滕普林，可大学远走莱比锡，所以对勃兰登堡州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而且时间紧张，根本没有造势宣传的时间。芬克就老道多了，他已担任两三年勃兰登堡州基民盟副主席，选举刚开始，芬克就积极做准备，带着自己的竞选方案到处游说，获得了大部分的基层基民盟组织的支持。
科尔不喜欢芬克，因为他是前任全德基民盟党总书记海内·盖斯勒的朋友，科尔与盖斯勒关系不太友好。科尔出面力挺默克尔之后，勃兰登堡州的老东德人更加反感，认为默克尔只是被科尔操纵的傀儡。果然，默克尔毫无悬念地输给了芬克。
纵观默克尔的从政之路，这次失败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默克尔自己后来也承认，由于准备不充分，输掉了竞选，这也给她自己敲响了一次警钟，因为她之前的路走得太顺了。她需要坎坷和波折，这样的经历才是成长的最佳助推器。
政坛，要有自己的“领地”
彼时的默克尔暂居于科尔的光环下，说是暂居，是因为默克尔从来不愿甘居人下。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不做科尔的影子，她决定继续找寻属于自己的属地。
这时的默克尔再次受到上天的眷顾，就在勃兰登堡州初尝苦涩后没多久，德梅齐埃留下的另一个职位——全德基民盟副主席在党内准备选举，这一次没有太大变数，只因基民盟副主席最好是由来自东德的政治家担任，这是全党的共识，当时默克尔算是最耀眼的东德女政治家了。
在基民盟总书记吕尔的推举下，作为唯一的候选人，经过科尔的同意，默克尔作为东德的基民盟代表，担任基民盟副主席。1991年12月，在德累斯顿的全德基民盟党代会上，默克尔获得了719张选票中的621张，成为基民盟党史上首位女性副主席。此时，距默克尔加入基民盟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零两个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为默克尔关上一扇门，同时又为她打开了一扇窗。
只是，获得基民盟副主席一职后，默克尔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强势的科尔在处理问题时很少征求默克尔的意见。即使是在讨论梅前州的问题时，默克尔作为从梅前州选出来的联邦议员，都没能进入到科尔的“智囊团”中。可这也属正常，当时科尔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现在人们提到那个时代，还称其为“科尔时代”。因此，默克尔若要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权力，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德梅齐埃辞职以后，利用从政时留下的巨大影响，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律师，他的律所就在默克尔所住公寓内，后来两人还曾碰面数回，不过已有点话不投机了。
德梅齐埃曾邀请默克尔前去他的律师事务所参观一下，默克尔也都是当面答应，却从没去过，这让德梅齐埃很生气，觉得默克尔有点忘恩。
在默克尔刚进入德梅齐埃政府做新闻副发言人时，德梅齐埃与默克尔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从他支持默克尔竞选联邦议员上就能看出。不过，在德梅齐埃因东德安全部安全问题引咎辞职后，默克尔先是竞选了勃兰登堡州基民盟主席，失败后转而竞选基民盟副主席。默克尔踏着德梅齐埃的失败走向成功，这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
事实上，默克尔内心也同情德梅齐埃，为他抱不平，甚至后来还呼吁他重出政坛，可年事渐高的德梅齐埃已厌倦政治生活，最终再也没有踏足政治。
无独有偶，在默克尔需要领地之际，她的另一位曾经的贵人——君特·克劳泽辞职了，这再一次成全了她。
克劳泽于1953年出生在距离莱比锡很近的哈勒，先后学习了建筑工程学和信息学。1984年，31岁的克劳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维斯玛应用技术大学任教，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教授论文。
克劳泽天资过人，在政治方面也很有天赋，做事干净利落，被认为是东德的政治希望。在德梅齐埃担任东德总理时，克劳泽就出任了东德总理府秘书一职。两德统一的《德国统一协定》也是由克劳泽和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朔伊布勒在东柏林的菩提树下宫签署的。克劳泽在与朔伊布勒就德国统一问题谈判时，真可谓“不打不相识”，此后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有英雄相惜之感。
德国统一后，克劳泽作为当时东德仅次于德梅齐埃的二号人物，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联邦交通部长一职。克劳泽很有政治手腕，当时德国的政界普遍看好他的政治前途。总理科尔为了拉拢他，甚至在私下许以重职，让克劳泽在联邦政府中担任建设部部长，负责整个老东德地区的重建工作，但这个部门因为和其他部门职能范畴冲突重合太多被迫取消了，而克劳泽则被科尔任命为同样重要的交通部部长。
克劳泽统领的交通部工作触及面广泛，动用的资金庞大，因此职权很大。统一后的德国为了重振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必备的基础，大量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这片广阔的天地成了克劳泽得以一展拳脚之处。
为了实现自我抱负，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克劳泽四面出击，与大量相关的政治人物交流、斡旋，同时提拔党内后进，以作自己羽翼。现在看来，在超级自信的克劳泽眼中，默克尔不过是小虾、小鱼而已，根本不会对自己这条大鲨鱼造成威胁，所以当初才不遗余力地帮助默克尔竞选联邦议员。德梅齐埃辞职以后，克劳泽更是仿佛看到了自己升为东德第一政治家的希望。
就在克劳泽八面玲珑、风生水起之时，一条劲爆消息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克劳泽与德国军火商勾结。
早在海湾战争期间，德国人民就对德国军火商向伊拉克出售化学武器表示极大不满，而如今因为内部矛盾，军火商自己跑出来爆料，这让克劳泽陷入前所未有的极难境地。“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样的情况在各国政治丑闻中屡见不鲜，随后克劳泽被曝搬家漏税，甚至连克劳泽雇佣保姆也遭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抨击。落到如此境地，一方面是克劳泽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只能说是时运不济。
刚刚统一的德国经济凋敝，人民对于官员雇佣保姆和搬家漏税等情况都厌恶至极。克劳泽因顶不住丑闻的压力，在媒体轮番口诛笔伐后，于1993年5月辞去所有党政职务，遗憾地离开了德国政坛。
如此，剩下的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在克劳泽辞职之后，留下了梅前州基民盟党主席一职，默克尔势在必得。在得到梅前州州长赛特的支持后，默克尔扫平了竞选路上的障碍。这一次与在勃兰登堡州的情形完全相反，从基层党组织到州党组织，全都表示支持默克尔。
梅前州的民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失去德梅齐埃与克劳泽之后，能代表东德政治势力的只有默克尔，而且默克尔当初也是在梅前州竞选的联邦议员，她很快获得了候选人提名，并在1993年6月的竞选投票中获得159票中的135张，成功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领地。
获得梅前州基民盟党主席一职，让默克尔长舒一口气，她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竞选大本营，之后便可以在政治中心柏林放手厮杀，无后顾之忧。
横刀立马，舍我其谁？默克尔的崛起有运气的成分，可谁能忽略她自身的努力呢？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照亮了整个德国天空！
4 泥泞的政坛“独木桥”
“轻量级”环境部长
时局不安，风云变幻。1994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在总统选举之后，又进行了联邦议会选举。时年已64岁的基民盟“超级父亲”科尔，再次率领基民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鲁道夫·沙尔平，连续4次当选为德国总理。
是时，这位有着“统一总理”美誉的总理需要重新组建内阁。
在内阁部长人选遴选过程中，科尔咨询了默克尔的意愿。科尔决定在新内阁组建时，将默克尔的“妇女和青年部”与“家庭和老人部”重组为一个“家庭部”。是年，默克尔尚未结婚，显然不太合适担任这一职位。科尔提议，由默克尔担任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堆安全部部长，这让默克尔十分欢喜。
环保部不是妇女和青年部那样的清水衙门，拥有很大的权力，同时涉及自然科学的方面较多，默克尔是物理学的博士，专业十分吻合，如此，1994年11月17日，她宣誓就职。
默克尔的前任是托普费尔，此前他已经在环境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7年。托普费尔自1987年上任以来，大力推行他的环保政策，扩大环保部门的影响力。他认为，德国工业化日益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环境问题，譬如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工业污染严重，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标准太低等，导致空气、水等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都受污严重。
除了已经暴露、刻不容缓需要治理的环境问题以外，拥有前瞻性眼光的托普费尔，还看到了未来伴随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为此，他东奔西走，做了大量准备性努力。
托普费尔为了推行他心中的环保政策，采用了极为强硬的行事手段。他从不考虑相关部门的利益，为解决汽车制造行业带来的环境问题，他与工业部的部长产生矛盾；因为快速发展的建筑事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他与建设部的关系也很恶劣；他又因德国统一后大量高速公路建设而引发的问题与交通部交恶。
托普费尔的强势环保政策，为他带来了戏剧性的后果：他的联邦同事们实在难以忍受他的性格，不少联邦部长先后到总理科尔那里告状。于是，1994年重新组建内阁时，时任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党团议会第一干事长的吕特格斯，向科尔建议解职托普费尔。科尔为了组成一个更为团结和睦的内阁，接受了吕特格斯的建议，放弃了这位颇有能力的环境部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些与托普费尔交恶的部长窃喜之际，托普费尔又被科尔重新起用，并且担任职权更大的建设部部长。消息刚一披露，不少人大跌眼镜，那几个告状的部长更觉得难堪，托普费尔本人也是颇为尴尬，之前自己在环境部长任上时，一直与建设部矛盾重重，不想现在却要做建设部部长。这个小插曲，也能看出科尔知人善用的政治家眼光。
默克尔刚上任环境部长，就是嘘声一片，毕竟她一路都是在被低估中走过来的。此前，默克尔虽在妇女和青年部做得比较出色，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在人们心中，妇女和青年部与环境保护和核安全部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一个是基本无事的清水衙门，另一个则是政治中心部门，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对国家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媒体开始戏谑地称默克尔是越级挑战，“轻量级”选手挑战“重量级”工作，无疑是自寻死路。
托普费尔在任时，德国经济下滑，增长缓慢，但他领导的环境部一枝独秀，依然是高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且制定了有长远眼光的环境政策，这对于经济的复苏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人们早已信任托普费尔。而如今经济刚刚起色就来了一位越级挑战的“轻量级”部长，这如何能让人信服呢？
在“科尔的小姑娘”之后，默克尔又多了个“轻量级部长”的绰号。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默克尔明显淡定多了。任媒体极尽挖苦之能事，她甚至连出来反驳的想法都没有。对这些新闻她采取老办法，不闻不问，默默地开展工作，静静等待最佳时机，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固有印象。
此时的默克尔宛若一个精明沉稳的狩猎者，以极大的耐心隐忍着，期待一击必得。
相比于妇女和青年部的工作，这一次默克尔上手要快得多。上任伊始，她就先和各大小部门修复关系，不再走强硬争取的路线，完全是一派温和合作的工作方式。
托普费尔过去早已把那些得罪人的事干完了，这在无意中为默克尔扫清了最大的障碍。默克尔只需依着托普费尔的路线，坚定地走下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的确，默克尔在4年任期内，是沿着托普费尔的路线走的，没有提出更多新观念，只是把托普费尔没来得及推行的部分环境法规继续实施下去而已，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落实远比想法更有意义。
默克尔自上任以来，耳边一直充斥着怀疑和嘲笑声，众人看她的眼光也完全是不信任和轻视，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默克尔下定决心，必须在上任之初好好整顿，以此展示独立、强干的个人形象，摆脱托普费尔的影子。
要想树立威信，让人刮目相看是最好的办法。不过上任之初，默克尔并没有表现的机会，每天的日常工作又不会给同事和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联合国柏林气候峰会将要举行时，默克尔才算等到了一个重塑个人形象的契机，她默默地做着准备。
在默克尔耐心地等待柏林气候峰会到来时，有个不识趣的人出现了，他是托普费尔曾经的副手，国务秘书施特洛特曼。他的存在让默克尔突然发觉，在塑造正面形象之前，打一下“出头鸟”也算不错的立威办法。
默克尔刚进环境部工作，尽管能感觉到周围同事的不信任，但他们至少表面上对于默克尔的决定都表现得服服帖帖，唯一敢当众和默克尔叫嚣的就是施特洛特曼。施特洛特曼也的确有向默克尔叫嚣的资本，毕竟默克尔在环保领域还只是个新手，而施特洛特曼已经和托普费尔组成双人搭档，在环境部工作了8年。
施特洛特曼并非针对默克尔，他向来性格如此，仗着自己能力出众，在托普费尔时代就常常让领导当众出糗，下不来台。托普费尔也对这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搭档表示无奈，可爱才之心最终让他不得不接受施特洛特曼性格上的一些缺点。而托普费尔在担任环境部长之前的经历，也让他更能在这方面耐心十足。
托普费尔于1978年至1985年期间，先是担任莱法洲环保与卫生部的国务秘书，随后又担任了该州部长，没有人比托普费尔更了解个中滋味了，他强烈地感觉到，二人搭档一定要默契配合，才能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正因如此，托普费尔多了一份理解施特洛特曼的心，毕竟有能力且搭档默契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找的，而且施特洛特曼最多是在小事上摆摆架子，大事上还是力挺托普费尔的。
默克尔来了以后，原本没有什么重大工作要处理，所以施特洛特曼处理大事的能力根本没来得及展示，就被默克尔当作反面教材给解职了。或许是施特洛特曼运气不佳，其实只要等到柏林气候峰会，默克尔也许就不会解雇他，她一定会爱惜施特洛特曼的忠心和能力。
施特洛特曼被解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本人桀骜不驯的个性，默克尔实际上想借此机会除去托普费尔留下的“遗老”们，彻底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环境部。
解职一个国务秘书需要一定的流程，首先她必须先征得内阁以及科尔同意，最后由总统签字发布。解职施特洛特曼的消息在内阁一经提出，托普费尔就劝默克尔慎重考虑，但默克尔一心想清除托普费尔的残余势力，以至于托普费尔的苦口婆心也是适得其反，直接导致施特洛特曼被解职的速度加快。而解职的原因则更简单，施特洛特曼年事已高，建议提前退休。
新官上任三把火，可默克尔的第一把火烧得太旺了。施特洛特曼被解职的消息传到民众耳朵里后，人们纷纷表示难以置信。原本民众就不太相信默克尔能胜任环境部长一职，否则也不会以“轻量级部长”来称呼她，现在竟然连富有经验的施特洛特曼也被解雇，简直是太儿戏了。不少媒体此时也落井下石，顺着众人之口，大肆批评默克尔这一不成熟的做法。
默克尔的同事们也很震惊，要知道施特洛特曼是托普费尔留下的二号人物，多年的工作令其在环境部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可竟然被年纪轻轻的默克尔直接解雇了，真是不可思议。
自此，环境部内再也没有人敢小看默克尔，即使心里不服，也不敢再有所表露。默克尔可谓一箭双雕，不仅清除了托普费尔的残余势力，更让身边的同事见识到自己威严的一面。默克尔早就猜到同事们的心理，此举也算是让自己心中想法成真罢了。
为了弥补施特洛特曼留下的空缺，默克尔从内务部挖来了管理专家埃卡德·尧克。尧克在环保方面虽是新手，好在他的从政经历很丰富，能从旁辅佐默克尔。实际上，默克尔最中意的人选是自己当初在妇女和青年部时候的国务秘书豪斯曼，但他被科尔留在了家庭部。
随着尧克的到来，默克尔为环境部所做的人事调整告一段落。不管默克尔解雇施特洛特曼的做法正确与否，至少得到了实权，在同事心中也树立了权威，在民众心中更留下了一个全新的印象。就这样，默克尔在一片不信任的眼光中，带着全新的环境部扬帆起航。
用成绩说话
默克尔在环境部的工作依然困境重重，可她努力克服了种种不顺利。
她以实干家的做事风格，在短短的4年任期内推行了为数甚多的环保政策，像一个身上缠满缰绳的牛，执拗地顶着压力一步步向前。
1997年12月，默克尔代表德国参加了柏林气候峰会的后续峰会——日本京都举行的气候峰会。此时，离柏林气候峰会过去将近3年，这一时间轴线对于解决温室效应这一全球问题来说，连起步时间都不到，但部分朝秦暮楚的政客却在利益的驱使下出尔反尔，反对《柏林议定书》的部分协定。
默克尔决不允许柏林气候峰会的努力就这样付之东流。为了保护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她在京都气候峰会上率先表态，愿意担起德国应付的责任。这不仅为其他各国树立了表率，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代表的脸上。
各国的政治家们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也不再厚着脸皮互相推诿，便接受了《柏林议定书》的核心问题协定，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相关实施细则，以《京都议定书》的形式公布了出来。
默克尔对《京都议定书》的面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直至今日，她的政绩虽然无数，但她依然把《京都议定书》的问世看作是从政以来的最大政绩之一。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德国将在2012年实现减排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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