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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德恩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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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智库试读：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结束后，兰德公司在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李梅将军等人的鼎力推动下，于1946年3月1日初步计划开始启动兰德公司工程。1948年11月，兰德公司正式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莫尼卡。

兰德公司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发展成世界最著名的咨询机构。最初，兰德公司旨在为美国政府研究军事尖端科技和重大军事策略，并取得显著成绩。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后，兰德公司还将咨询工作拓展到社会政策方面，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研究军事、科技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当今世界的“大脑集中营”、“世界智囊团”，以及“超级军事学院”，且其中的“世界智囊团”一直位居全球10大超级智囊团之首。

在兰德公司发展的初期，主要是在美国空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包括向空军提出“可取的战术和武器”的建议。然而由于兰德公司刚刚成立，名气甚小，所以兰德公司的各项成果并没有得到美国空军及美国政府的重视。

但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令兰德公司名声鹊起的事情，那就是对“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精准预言。当时，兰德公司有意以200万美元将此报告转让给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无意与兰德公司作交易。在他们看来，中国的8年抗战与时隔3年的解放战争，人力、财力和军事能力已经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结局却被兰德公司言中，美国军界为此一片哗然。从此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另眼相看。

事实上，让兰德公司的地位真正得以提升的是其对前苏联卫星发射的准确预测。二战结束后，美国与前盟友前苏联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在兰德公司成立初期，兰德公司就向美国政府提交过一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它是兰德公司最初的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在此报告中，兰德公司详尽阐述了人造卫星在未来战争中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当时的美国官员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卫星，因此这一建议被他们当做“无稽之谈”。1957年，兰德公司推断出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时间，结果证明，这个预测与实际发射的时间仅有两周之差，这令美国政府惊讶不已。而对于前苏联人在军事科技上的捷足先登，美国政府更是懊悔不已，因而对兰德公司的任何报告再也不敢小视。

此后，兰德公司又对中美建交、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做了精准的预测，这些预测让兰德公司的名声进一步远扬。此时的兰德公司被西方公认为“美国朝野的首席智囊机构”，也因此被西方公誉为“阿波罗神的化身”——能预知未来。基于阿波罗神在古希腊的特尔斐城，为此，兰德公司著名的特尔斐预测法也因此得名。该预测法后来成为全球120多种预测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

从创立以来，兰德公司在研究上硕果累累，发表的研究报告有18000多篇，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有3100多篇，此外还出版了200多部著作。在这些报告中，涉及有“中国21世纪的空军”、“日本的尖端科技”等重大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对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兰德公司可谓是人才济济，其中包括军事、数学、经济、语言、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人士，这些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决策系统。此外，兰德公司还在多所大学、研究院中聘请了700多位权威专家，作为公司的高级顾问。

兰德公司不仅以重大的研究成果闻名于世，还对如何停止使用武器、如何避免核战争等重大国际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总是站在科学和理性的高度，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高水平的评估。

为了将兰德公司的智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1970年，兰德公司创立了兰德公司研究学院，它被誉为世界上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兰德公司研究学院旨在培养高级决策者，并为其颁发全球决策分析博士证书。兰德公司研究学院的学员遍布美国各界，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商业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光芒。”

第一章　辉煌的起点：五星上校的宏伟梦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结束以后，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怀着和平时期政府仍然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支持的想法，并抱着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理想目标，为建立兰德公司工程而四处奔波。

在科尔博姆、李梅将军等人的鼎力支持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工程的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它存在的意义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智囊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占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并为空军提供战略战术的分析。在兰德公司智囊团中，汇聚了诸多的明星科学家，但是二战中的空袭事件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争议。他们将二战中的“运筹学研究”又重新带到了兰德公司研究中，这种方法成功地推动了兰德公司的发展。然而尽管兰德公司聚集了众多的科学家，却有一个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难题无法解决，为此，他们不得不找到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利奥·罗斯顿。

1.战术天才，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

亨利·阿诺德于1886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早先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原陆军军官学校）。在军校里，亨利·阿诺德只能算是中等生，他生性顽皮，在校期间还用炸药制造过恶作剧，被军校关禁闭处罚过。1907年，亨利·阿诺德从军校顺利毕业后，在驻菲律宾的美军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与乔治·马歇尔一见如故，畅谈之中，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而乔治·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

1911年，亨利·阿诺德役毕回到美国，随后跟随被誉为“飞机之父”的莱特兄弟学习飞行技术，并获得了飞行员执照，这使他成为美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即1918年，他进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门任参谋一职。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亨利·阿诺德就肯定地说“决定未来战争命运的将是空军”。为此，他伏案疾书，一口气写了5本书，他的观点很鲜明，那就是强烈建议航空兵独立起来，并极力主张创建一支与陆、海军齐头并进的“大空军”。但是，亨利·阿诺德的上级是有着众多挂满勋章、思想僵化的陆、海军将领，而当时的航空兵又仅仅只是作为陆、海军的配属存在，因此，当时他的建议几乎被所有陆、海军的将领们认为是“异议”，无人采纳。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亨利·阿诺德紧随着美国陆军航空兵快速成长，先后被任命为陆军航空兵联队队长、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在任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期间，亨利·阿诺德结识了“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两人相谈甚欢，并且在亨利·阿诺德一心力争航空兵独立一事上，詹姆斯·杜立特尔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两人都视对方为知己。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意大利军事理论家的朱利奥·杜黑推出的“轰炸机至上论”风行全球，而战斗机也被迫从战争舞台中逐渐退出。亨利·阿诺德早就对此深以为然，而他在美国军界早就提出建议：重点发展引擎重型轰炸机。

1938年，一直力争航空兵独立发展的亨利·阿诺德，居然被授予陆军上将的军衔。1939年夏，亨利·阿诺德再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增加飞机”的建议。如同上次一样，美国国会议员们依旧对他冷嘲热讽地说：“你告诉我们，我们打算跟谁打仗？”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们一直把亨利·阿诺德视为“空军义务宣传员”，对其一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

1939年9月1日，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尖峰时刻。德军的62个师、2800辆坦克在德国空军机群遮天盖日的掩护下，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对波兰进行了闪电般的袭击，德军成功地闪击，并获得了成功。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很快被卷入战争。随后，德军又连续发动闪击，在短短2个多月内，德军入侵了丹麦、挪威（北欧）后，又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号称全球陆军第一的法国进行了袭击，并狂轰了军史上以“大不列颠之战”而著名的英伦。1941年6月，德军依旧在庞大机群的掩护下，成功闪击前苏联。德军此番连续的闪电攻势，极大程度地震撼了美国军界，令所有美国人瞠目结舌。而德军飞机的俯冲轰炸声更是深深地冲进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耳朵，整个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层层密布。此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对空中力量逐渐重视。

1940年，亨利·阿诺德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主要负责提高军用飞机的生产效率和训练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并负责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一切作战事务。上任后，亨利·阿诺德立即向德国空军宣战。在他的极力要求下，数以万计的飞机和飞行员跃上天空。1941年12月7日凌晨，珍珠港战争爆发，美国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被日军袭击，导致停靠在港内的舰队主力全军覆没，美国也因此被卷入了亚洲战场。当月，亨利·阿诺德又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中将。然而此时，美国陆军航空兵所有人员加起来还不足3万，有作战能力的飞机也不足1500架。对此，亨利·阿诺德认为，无论是从眼下局势还是长远观察，扩大空军力量和提高空军作战能力都是至关重要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B-17这种有“空中堡垒”美誉之称的美国第一代战略轰炸机，要加快速度批量生产，从而尽快形成空中的战斗力。于是，亨利·阿诺德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复建议和请求。终于在1942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同意了亨利·阿诺德的请求，并在咨文中要求美国国会支持亨利·阿诺德所列的军需生产指标。

在亨利·阿诺德列举的生产指标上，他把建设空中力量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各种服役人员已经超过了230万人，而作战飞机高达7万多架。

1942年1月23日，鉴于美英联合作战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组建了英美参谋长委员会，以便能更密切地调动英美联合军事行动。美方成员主要由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陆军中将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英方成员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陆、海、空三军各主帅等组成。同年2月，美国陆、海军在原来的联合委员会基础上又设立了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由参加英美参谋长委员会的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它是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且直属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此声望极高，对美国军界的影响颇大。为了使亨利·阿诺德真正代表并掌握美国空军力量，罗斯福总统在参谋长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授予亨利·阿诺德美国国际军航空兵（后来美国空军）司令头衔，从此，亨利·阿诺德拥有了全盘建设美国空中力量的大权。

作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要成员，身居要职的亨利·阿诺德多次参与英美空中作战等重大战略研究计划，在组织指挥二战中以纳粹德国为首结成的法西斯同盟国的轰炸战术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2年春天，美国高层为了打击日本在太平洋珍珠港嚣张跋扈的声势，决定对日本东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但这是一项及其艰巨的任务，其原因是，在当时美国的太平洋上没有足以袭击日本的空中军事基地，而美国最远程的轰炸机也根本无法直接飞抵日本。如果用半径很小的舰载飞机作战，负责接应轰炸机的航空母舰必须抵达日本本土才能成功，但这样做势必会把航空母舰置于日本轰炸机的攻击范围，航空母舰因此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对当时仅有几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抉择。况且当时的航空母舰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的支柱力量，损失了它们就等于丢掉了太平洋。

也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亨利·阿诺德展现出了自己在空军战略“天才”的一面——亨利·阿诺德认为，美国陆军中的轰炸机的续航力远比海军舰载飞机高得多，如果陆军中的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完成对日本的轰炸后就降落到中国机场。如此一来，既达到了突击日本的目的，又能使接应的航空母舰远离日本的轰炸范围。

无疑，这种奇思妙想把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旦成功，不仅振奋了美国的军威，还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国家。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谁能担任并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呢？沉思片刻，亨利·阿诺德想到了负责飞行技术难题的“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两人面谈时，亨利·阿诺德直截了当地说：“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我已经决定派一支载着陆军轰炸机的海军特混舰队突袭日本的重要城市，在轰炸任务完成后，迅速飞至中国机场着陆。现在，你立即去选拔人员，并监督飞机的改装。这次计划以B-25新型轰炸机为主，那么，这项任务的准备工作就叫B-25工种吧！”

于是，1942年4月16日，在詹姆斯·杜立特尔的带领下，从东京以东400海里的“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直奔日本本土。其中，13架飞机以轰炸首都东京为目标，其余3架分别轰炸神户、大阪和名古屋。

这次美国海、空二军联合对日本的轰炸，成为太平洋战争上一个出色的成功突袭战例。1942年4月22日，詹姆斯·杜立特尔接到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贺电。1942年6月27日，詹姆斯·杜立特尔被授予美国国会勋章（美国最高荣誉），并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准将。亨利·阿诺德还下令，给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授予代表着优异的飞行员称号的飞行十字勋章。日本遭轰炸后，日本天皇大怒，而发动珍珠港轰炸事件的罪魁祸首惶恐不安，多次向日本天皇请求责罚。

亨利·阿诺德在被问及为何会选派詹姆斯·杜立特尔时，他说：“这次轰炸日本可以说是一次‘自杀性’的任务，而詹姆斯·杜立特尔飞行技术出众，更重要的是他无所畏惧，可以说他在接受这次任务时，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决心，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传递给队员。”

亨利·阿诺德策划的这次成功突袭，虽然只摧毁了90座日本建筑物，日本经济价值损失也不大，但对于一向自以为是铜墙铁壁的日本帝国民族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对日本帝国陆、海、空参谋本部的冲击。羞怒之下，日本加快了既定的战略步骤，分别向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发动了进攻，然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日本埋下了再次失败的恶果。1942年5月，日本贸然进攻珊瑚海，这一战使日军进攻的锋芒首次遭到重创；同年6月，美日中途岛海域战役令日军损失惨重，此战是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海、空力量严重受损的日军转为防御工事，而美军则开始进入了反攻阶段；两个月后，美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大血战中，美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完全赢得了太平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而航空兵在此战中充分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在日美攻防易位的战争过程中，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943年3月，亨利·阿诺德由于战绩显赫，被总统罗斯福晋升为美国陆军上将。同年6月，美英联军轰炸了德国的空军基地及航空工业，令德国的空中力量损失惨重。一个多月后，美英联军登上了西西里岛。此后，从1943年8月起，亨利·阿诺德的空军战略开始血染德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令狂妄自大的德国赫尔曼·戈林元帅和德军开始领略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可怕。

同时，亨利·阿诺德下令对德国原子研制基地和工厂进行猛烈的轰炸，迫使德国延缓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进度。1943年9月，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德国原子弹原料工厂重新开工。同年11月16日，亨利·阿诺德又下令对该工厂进行剧烈轰炸，迫使德国疏散相关研发和制造地点，研制工作几乎停滞。直到1944年6月、7月，德国的V-Ⅱ导弹的和梅-262喷气式飞机才分别正式用于战争中，妄想利用这两项尖端技术装备阻击美英联合大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1944年12月，亨利·阿诺德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的将领只有九人，而亨利·阿诺德是唯一的一位空军五星上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美国第34任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如果德国能提前一个多月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用于实战，美英盟军作战将会受到重大的阻碍，甚至无法登陆。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亨利·阿诺德将军不仅挽救了众多英美联军将士的生命，还拯救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

2.兰德公司工程的规划与形成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引爆了首枚原子弹，熊熊烈焰带着巨大的能量冲天而起，它标志着曼哈顿计划（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炸开了核能时代的大门。同年8月，美军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分别投下一枚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刺眼的强光闪电般划过，随即而来的是天崩地裂的场面。二枚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几乎毁掉了两座城市，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在二战中，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空中强大的作战能力，美国一举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攻击力量的国家。而在战后的和平形势下，商人急于谋利，科学家一心想着研究，大多数士兵也不甘忍受军队的种种繁规和廉薄收入。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亨利·阿诺德上将，他担心的是，世界重归和平后，每个人都朝着学术与工业上发展，对政事抱以稀薄的态度，那么美国的敌对势力将有机可乘，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势必又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此时美国最大的潜在敌人就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前苏联。

事实上，在对抗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争中，联盟国的关系一直都不太稳定，当横穿欧洲大陆的铁幕被拉下后，联盟的力量就已经土崩瓦解。前苏联便首先打破了昔日盟友的关系，军队的铁蹄牢牢地踩在东欧和中欧的领地上，并不断向法国和意大利施压，似乎随时准备开始又一场争夺战，此后，美苏关系也开始不断恶化。

1945年10月1日，二战结束不到两个月，美国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从华盛顿飞抵旧金山，他此行有着比曼哈顿计划还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希望云集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从而研制出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二战时期，亨利·阿诺德就曾经要求西奥多·冯·卡门构思这一计划。在二战时期，西奥多·冯·卡门是亨利·阿诺德的首席科学顾问。卡门向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一份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报告建议把二战期间提供参谋和协助指挥的科学家与军事家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科学机构，争取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国家效力，而这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雏形。换言之，就是兰德公司工程最初的形式。当时，亨利·阿诺德很欣赏这种构思，但碍于战事紧迫，也只能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因此这也是亨利·阿诺德飞往旧金山的主要目的。就在二战结束后还不足一个月，即1945年9月的一天，当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出现在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时，这个计划又被重新启动了。

事实上，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对军队有着同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当时的航空兵独立一事上有着相同的见解。当亨利·阿诺德在军队中极力主张航空兵独立时，科尔博姆则在知识分子中呼吁鼎力支持空军，两人的行为可以说是交相呼应。而当时为陆军航空兵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科尔博姆亲手促成的。

和亨利·阿诺德的想法一样，科尔博姆也担心军队中的科学家在战争后会各奔前程，为此他多次向美国一些政府官员提交建议，试图寻求一种方式挽留科学家，让他们继续为政府效力，但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答复。于是，他想到了亨利·阿诺德。幸运的是，当科尔博姆来到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还未将心中的想法完整地和盘托出时，亨利·阿诺德就一拍桌子，一跃而起，握住科尔博姆的手兴奋不已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想法是不谋而合啊！”于是，亨利·阿诺德建议科尔博姆立即去拜访道格拉斯，力争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拍即合，并约定两天后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会面，届时，科尔博姆将列举出实现这项计划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清单。

随后，科尔博姆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从华盛顿飞往道格拉斯的工厂，他立刻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乘坐当时唯一的一架可供使用的C-54飞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往汉密尔顿，他们比亨利·阿诺德早一个小时抵达汉密尔顿。当亨利·阿诺德的飞机降落时，科尔博姆与道格拉斯及亚瑟·雷蒙德等人早已等在外面迎接。与亨利·阿诺德一同前来的还有爱德华·鲍尔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曾在1944年与科尔博姆合作设立了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很快便进入了主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一种新型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发。亨利·阿诺德表示，这项技术非常有前景，是未来主导战争命运的控制塔。并且，亨利·阿诺德及其与会人员一致坚持，拥有这项技术控制权的只能是航空兵，其他军队则无权过问。亨利·阿诺德当即表态，从战争中未使用完的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用于这项新机构的初期建设和运营。雷蒙德提议，将此项目命名为“兰德公司工程”。兰德公司即是研制与发展的意思（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工程组长由自告奋勇的科尔博姆暂时担任，一方面他也在寻觅可以担此重任的真正领导人。

事实上，兰德公司工程在初期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汉密而顿会议也只是起草了一个大致的概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民间技术资源研制出新生武器。但是，如何研发？除导弹之外还需要研发哪些武器？数量多少？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等人就兰德公司工程的发展频频交换意见，却一直未能取得有效的结论。直到三个月后，即1945年12月，一个名叫末柯蒂斯·李梅的人加入兰德公司工程后，才使兰德公司工程计划有了明确的定义和目标。

李梅似乎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嘴里经常叼着一支烟，提倡对敌军采取猛烈的进攻，坚决不让敌人有反击的时间。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那部《我应该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的经典电影中几个将军的原型——天生好战、鲁莽而又苛刻的男人。因此有不少士兵和政治官员认为，他渴望战争基至崇拜战争，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好战者。然而尽管如此，很多人却又不得不佩服他那种“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李梅进入兰德公司工程后，被任命为兰德公司工程的副参谋长，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新建小组的研制工作。而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超强的外交能力，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兰德公司工程的绝佳人选。为人行事一向果敢机智的他，把所有批准空军军需预算的官员们邀请到一个房间里，想尽各种办法和他们周旋，直到他们在明确的兰德公司计划书上签字后才准许他们离开。

在李梅及其机构成员的努力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在兰德公司工程的章程中明确地写道：“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发，并为空军提供战略分析及战术设备。”

章程中还特别强调，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介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新生机构，它不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报告，机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将由李梅监管和指挥。对于空军提出的研发建议，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公司工程是否接受，而兰德公司也可以单独进行研发项目以便维持总体平衡。但对于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相关智能技术和项目信息，以及兰德公司的决策管理，空军总部都有权过问，从而对其研究价值进行优化组合。换言之，在研究什么及怎样研究的重大决策问题上，兰德公司工程还是得服从空军总部的决定，并未完全独立。

但是，李梅则很有预见性地说：“和平时期，政府仍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的支持，但用不了几年，政府体制中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国防安全的种种威胁，科技才是应对之道，而非外交。”

3.空袭：留给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争议

如果说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人是兰德公司工程的发起者，那么毫无疑问，李梅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教父”。事实上，李梅不同于其他家境显赫的同行，他没有读过西点军校，出身卑微的他是从预备军官训练营开始起步的。

第一次看到飞机，是在李梅五岁那年，从此，他便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神奇家伙”。他立志无论如何也要加入航空队，争取成为一名神圣的飞行员。他始终不渝地认为“飞行是一项与军人使命同等神圣的事情”。

在1937年的一次军事演练中，由于“犹他号战舰”的坐标信息有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迷宫般复杂的情形下，李梅凭借敏锐的战斗嗅觉和自身丰富的实战经验，终于在浩瀚的大海中找到了准确的战舰目标位置，并对其隐匿在深水下的目标投下的炸弹。随后，他又带领B-17分队赶赴南美洲进行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出了自己远航作战的能力。

二战爆发时，李梅正担任第八航空分队的指挥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凭借自己果敢机智的作战方针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从中校晋升为少将；因其优异的组织作战能力和对待俘虏绝不留情的战斗理念，他又被晋升为航空队的指军官军师。战斗期间，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军官们的极力赏识。在当时，亨利·阿诺德正准备使用一种杀伤力极强的B-29新型轰炸机。他注意到了极具战斗天赋的李梅，于是指派他把这种新型战斗机护送到当时最急需的中国去。回到美国后，亨利·阿诺德任命李梅为马里亚纳群岛第21轰炸司令部部长，他在美军1945年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马里亚纳群岛任职期间，李梅第一次与正在研究和改进B-29轰炸机的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雷蒙德等人共事。他们准备采用一种名为“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将B-29轰炸机的大部分装甲拆除后，使B-29轰炸机可以飞得更远、更稳，也更安全。然而，这个研究结论一出，就引起了众多飞行员的质疑，因为这与飞行员的直观理念截然不同，飞行员一致反对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顶着被日军袭击的危险，去执行这种等于是自杀性的战斗任务。但事实证明，一经改良过后的B-29轰炸机，战斗效率和成绩出奇得好。李梅在记录中写道：“B-29轰炸机在科尔博姆等人实施改良后，总能够一举击中目标，其精准的定位功能是任何武器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

二战期间，这种“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最早被英国提出。它是在充分了解和分析新型武器的运行系统上，为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把相关的运行系统进行模拟评估和实战实验，然后进行逻辑分析和比对，合理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得系统运行的最佳方案。在马里亚纳群岛，这种“运筹学研究”主要是针对如轰炸机、雷达、远程火箭等新型武器的系统功效进行评估和提炼的。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如此先进实用的研究方法，在二战之前居然鲜少被军队采用过。而B-29的成功轰炸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B-29轰炸机日以继夜的低空飞行，所喷发出的熊熊烈火，将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无情地吞噬，不计其数的商铺和房屋等建筑物瞬间被夷为平地。而在此之前，美英联军已经在德国采用过这种战略，战争历史上备受争议之一的德雷斯顿轰炸，相关学家对此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德雷斯顿轰炸导致135000人死亡，摧毁建筑物35470座——虽然在这之前，美国极不情愿祸及无辜，也从未使用过这种战术，但由于对日本的战事迫切需要，为了消除所有的隐患，只得把无辜的生命也列入军事攻击范围。

尽管这样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德雷斯顿轰炸、B-29地毯式空袭的争议却时落时起，始终不曾平息。这些空袭背后的功过是非，正如轰炸本身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备受人们争议。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人指出：“大屠杀的行为是历史上种族灭绝的邪恶行径之一。亦如美英盟军在德累斯顿轰炸和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些都是战争罪行。”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种族灭绝的定义应该是排除空袭给参战国造成的平民伤亡数量。就此而论，我们和上诉的观点不尽相同。”

而历史学家则对空袭持肯定态度：“把战略性轰炸指控为‘战争罪行’是不对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样的空袭造成了无辜人员的伤亡，但却也挽救了整个欧洲大陆无数人的生命。”

但诸多社会人士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没有道德可言，就如二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在道德上相去无几。”

伯纳德·布罗迪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和战略理论的先驱，他在美国对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几个月里，经过对国际现实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前，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放在怎样赢得战争的策略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应该也必须是避免战争。”

面对社会诸多的舆论，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则坚持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本来就不道德，如果人们因此而困扰，只会深陷其中，不得其解。”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空袭给参与了B-29项目的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同样参与了B-29轰炸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后来的国防部长）留下了磨灭不掉的烙印，同时也留下了为达目的放弃道义的恶名。兰德公司创始者们这种数据至上的观念，无形之中把道义和工作全然分开，历史的骂名最终在兰德公司形成了一种教义：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仅是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武器，科学研究者也不是独立的裁判员。

4.智慧的光环：著名的兰德公司计划

在二战期间，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把“运筹学研究”有效地运用到战略中去，还在飞机抵挡潜艇深水炸弹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改进，致使德军方面误认为盟军采用了某种新型的武器。战后，他们又将“运筹学研究”带到了科技研究领域。他们一直深信，网罗不同领域的精英科学家，才能打造“混合团队”的价值。

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正式签署了运营执照。兰德公司创始者们出于安全考虑，商量后决定把工作地点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并把工作地点用厚重的玻璃门四面封锁。在兰德公司的薪水名册上，正式职员只有四个，他们分别是：科尔博姆、科尔博姆长期合作伙伴J·理查德·戈尔兹坦、L·E·鲁特（道格拉式工厂飞机主导工程师）、詹姆士·E·厉卜（导弹部部长）。而兰德公司的顾问却有一大堆。雷蒙德任兰德公司总监，但依旧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工作。

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刚进入工作岗位，李梅就给他们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研究运用太空船发射轨道卫星的可能性。由于海军航空署方面正与俘获的德国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类似的火箭研究，为了确保空军对太空领域的独有控制权，李梅要求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快进入最佳的研究状态。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兰德公司的四位科学家在诸多兰德公司顾问的鼎力协助下，写出了一份远见性与细节性兼容的调查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可以挣脱地球的束缚，在太空、月球、火星和金星等任意星球上自由翱翔，有谁不为这个可能性感到喜悦和自豪呢！虽然上述这些想法和观点像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总要有无极限的追求，抱着对梦想的满腔热忱，超越梦想才能体现人类本身真正的价值。我们相信，只要迈出了第一步，让人造卫星挣脱大气层的链铐，环绕着整个地球航行，人类就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令人振奋的全新时期，而不久之后的我们也会踏上人类在起源之时就梦想有一天到能够到达的高处，且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这份报告具有很高的预示性及倡导性，在多级火箭的运用方面制定了最大的加速度，并推荐研究乙醇液态氧和液态氢作为催化剂。报告还一并指出人造卫星在未来的通讯、侦察、天气预报特别是媒体传播方面的多元化用途。这份激情洋溢、充满信心的科学报告流露出的智慧让人们震惊不已，它被兰德公司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它是兰德公司的初步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

对此，万尼瓦尔·布什（杜鲁门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发表过一篇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激情四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并倡导美国政府应为科学事业不断加大资金。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李梅坚持要保证兰德公司的独立。也就是说兰德公司不负责任何短期性的应急工作，而是将全部的人力、物力用在国家长远的目标上，对此，国家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兰德公司科学家的调查结果可谓是劲头十足，海军航空署方面因此无奈地将类似的火箭项目搁置下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为了避免军界各机构间出现更多的争端，随后出台了一份明确的协议，协议规定，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的研究由空军负责，陆军则负责发展战场的“战术”研究。

实际上，此前几十年间，军队内部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在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改进等技术方面，一直都是明争暗斗的局面。军队各个机构的参谋长都希望不断拓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并希望从美国国防部处争得更多的军需预算，因此，国防部长就充当了各纷争机构之间的政治协调人。

这种现象在当时虽已不足为奇，但权威人士伯纳德·布罗迪曾肯定地说道：“美国国防部长和海、陆、空各部长之间，他们在执行自己的政治职能时，通常眼光狭窄、观念陈腐且以自我为中心，全无胸怀大局之心。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履行繁文缛节的政治职能，然而现实却总不能如愿，在所谓的‘严格的军事决策’面前，唯有谦逊才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不然，他们的高官职位很难维持下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即罗伯特·麦克纳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经过他严肃的整顿后，各机构组织间的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5.推动兰德公司智囊团扩张的第五位职员

在激烈的竞争中，兰德公司作为空军的智慧之师，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为此，兰德公司创始者们不得不为兰德公司补充新的正式职员。

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是兰德公司的第五位正式职员。威廉姆斯是一位和善亲切、体型肥胖、性格古怪的数学家。他被任命为新创立的数学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科尔博姆的主要助手之一。

他曾冷静地分析出：抢先对前苏联发动核攻击必定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死亡；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完全策略大师》的博弈论，并将之定义为“所有消极情感的催眠剂”。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是，每一种行为都将借助数字逻辑推理和分析得出结论。

威廉姆斯在兰德公司最得意的项目之一便是援引爱因斯坦的“物理大统一”的理论，进而钻研出一种战争统一论。为此，他还聘请了约翰·冯·诺伊曼（当时最负盛名的数学家之一）协助他研究，然而他的想法正如这个项目本身一样，最后证明只是一种未被证实的理论。

由于威廉姆斯出身富裕，因此也就促成了他古怪的性格特征。他对摔跤有着疯狂的执著，同时也有喜欢打台球的爱好；他总是喜欢在黑暗中把目标快速地移动，比如经常在午夜极速飙车。不但如此，他买回一辆新车时，总是换成巨型发动机，同时为了谨慎考虑，他还在车内安装最先进的雷达装置，并在午夜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狂奔在太平洋的海岸道路上。

威廉姆斯尤其喜欢参加和举办各种大型宴会，为此，他不惜重金在太平洋的高级居民区置购了一幢大型豪宅。很多时候，他和宾客们喝得酩酊大醉，毫不顾忌地在地上任意翻滚，他们一致认为，酒精具有超强的“治疗性效果”。

威廉姆斯这种热爱物质享受、抽象思维及绝对的自以为是的性格，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演变成了兰德公司成员的特性之一。尽管如此，但威廉姆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努力为兰德公司选拔新职员，推动了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扩张，加大了其影响力，并把兰德公司的研究事业拓宽至各种领域上去，还为兰德公司营造出一种成功的学术氛围。

另一方面，威廉姆斯带领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对“运筹学研究”的理念进行了优化，并成功地创立出了一套鉴别政治策略的分析系统。这个系统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评估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决策人及机构以目标为根本做出理性和准确的抉择。这种被称为“系统分析”的先进理论，是兰德公司对决策层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同时也备受争议。基于这种“系统分析”，兰德公司又领先进入了核领域，开始致力于为拓展核武器的应用范围做贡献。

与此同时，科尔博姆同时还雇佣了诸多工业商承包研究项目，比如研究辐射的高强度与远距离传输能力。因此在兰德公司创立的前两年，兰德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应用科学项目都承包给了各个工业商，比如波音飞机、贝尔电话等，由于承包给工业商的空军研究经费太多，后来，兰德公司渐渐把应用性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体系构造和科学理论上来。

1946年4月30日，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表示说：“军队在武器生产与军事战略方面都需要民间机构的协助……必须绝对支持民间科学机构和工业商自由扩张市场……如果充分降低各种烦琐的限制，那他们将极有可能在军队的发展上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

此后，由于空军向兰德公司委派的建议和任务日益增多，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兰德公司也因此不得不调整机构，使之成为一个类似于大学中学科目繁多的跨领域机构。

1947年，在威廉姆斯的努力拓展下，兰德公司智囊团的人员又增加了不少。它们都是来自于各个学科的权威人士，诸如来自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研究的权威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刘易·W·阿尔瓦雷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等。他们的职责是兰德公司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研制出被视为美国最高机密的氢弹，如果研制成功，其能量比长崎和广岛20000吨爆炸当量还要高出数千倍，杀伤力、毁灭性极强，被称为“秘密武器”。

6.一直困扰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难题

尽管兰德公司里聚集了众多学科的学者和权威专家，但有一个领域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人类心理学——任何一个机构如果缺乏了这门知识或对之抱以淡漠的态度，终将会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兰德公司决定吸收一位心理学家。

利奥·罗斯顿是一位著名的编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心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科的专家。他出生在波兰，早先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战争时期，他一度在罗斯福总统的副官身边任职助手，还制作过一系列军队方面的影片，这些影片汇集了众多天才导演。

1946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艾伦·沃利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与从事高级机密工作的威廉姆斯见面。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从事改编剧本的职业，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可爱的孩子，全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他已经退出政界，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答应与威廉姆斯会面。

大约几个小时后，威廉姆斯打电话询问罗斯顿，见面时可否带上他的同事科尔博姆，罗斯顿表示随意。当罗斯顿见到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时，他对眼前这一对奇怪的组合感到吃惊。威廉姆斯体型肥胖、嗓门大且不修边幅。与之相反，科尔博姆则身型消瘦、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坚毅。待两人进门后，罗斯顿立即关上客厅的大门，将他们带到会客室，不让妻儿干扰到他们的谈话。

威廉姆斯开门见山地说：“罗斯顿，我们刚才已经对你进行了测试，觉得你很适合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今天的谈话内容会涉及几件机密的事，我们是得到了批准才向你透露的，希望你能对今天的谈话绝对保密。”

在罗斯顿点头后，科尔博姆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有关兰德公司的起源与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高级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研究。等科尔博姆讲完后，罗斯顿直截了当地问：“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威廉姆斯说：“近几个月，我们认为兰德公司的职员结构仍不够完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兰德公司现有职员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罗斯福关注地问。“虽然我们自认为是飞机及航空装备方面的专家，但有一个层面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一个重量在160-185之间、长度在5.8-6.0英尺之间的飞行员。”科尔博姆插话说。

……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顿才真正了解了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的意思。事实上，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直被人类行为的问题而困扰。原来，兰德公司科学家在对广义战争论的研究过程中和测试飞行员在遭遇敌军攻击时的反应，以及怎样打造兰德公司全副武装的防御工程时，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们骤然发现人类心理学对这些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顾问已经习惯了数据至上的思维理念，乃至于他们在人类心理学科的相关问题上束手无策。

于是，他们找到了善于心理学研究的罗斯顿，肯定了他的智慧，想要通过他了解如何提升军队在重重压力之下的自身士气、从哪些方面去揣测敌人的真正意图，以及军队人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感染个人的行为。

谈话中，罗斯顿说道：“社会科学分为很多种，与人类行为这一术语同等的是社会心理学，它主要侧重于研究个人性格、神态及内心活动受不同环境的影响所起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科学。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尤其突出，已经深入到了自然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同时也应该深入发展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并且这两个方面仍要不断地渗透及融合。”

在交谈过程中，科尔博姆由始至终都显得极为深沉。在听到罗斯顿讲解心理学的一些相关概念时，他时而摇头，时而点头，给人一副高深莫测的感觉，以至于罗斯顿这位心理学家也揣摩不透他心中对心理学的肯定程度。恰恰相反，威廉姆斯则处处流露出对新事物的激情和乐于接受的明朗态度。

此次谈话后，他们又陆续见面会谈了几次，兰德公司的其他几位主要职员也有参加，他们商讨的重心是：如何将社会科学这一门广泛的学科引入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的艰难项目中。

几个月之后，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告诉罗斯顿，兰德公司已经决定设立社会科学部门，并诚邀他作为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是罗斯顿以热衷文学创作为由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承诺只担任兰德公司的顾问。他建议兰德公司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既可以招募一些社会科学人士，也是一次与外界交流学术的大好机会。罗斯顿还特别提醒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兰德公司的办公场所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这会影响兰德公司招才纳贤，因为很多社会科学人士都不太愿意屈就在一家飞机制造工厂内工作。另外，兰德公司（RAND）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些社会圈子里，是某些好战团体的首个字母的缩写，这样也极有可能影响兰德公司的声誉。

1947年9月14日，由罗斯顿建议的学术研讨会在纽约经济协会顺利召开。由于罗斯顿忙于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因此在会议接近尾声前先行离开。沃伦·韦弗主持了整个会议，他所致的会议开幕词可以被看做是兰德公司的信念：“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向往和追求着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理想生活，阅历丰富、洞悉世事、知性明理的生活态度比盲目迷信、随波逐流更重要……我们深深地相信，没有人渴望战争，也同样没有人不崇尚和平，我们都在致力为建设自由和平的民族而努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各司其职，尽量改善自己和社会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你追求的理想生活才会显而易见。”

这次学术研讨会，起到了向外界推广兰德公司机构的作用。由罗斯顿负责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兰德公司共收到了100多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话题包括美苏经济战争的可能性、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等。参与者有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希奇等。

7.对兰德公司有深远影响的两位职员

在1947年那个烟雾弥漫的9月，在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几十位学者和专家中，威廉姆斯只聘请了两位杰出人物——希奇和施派尔，他们分别担任兰德公司经济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的主管。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余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员也都陆续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

出生于亚利桑那州的希奇，曾获得过罗兹奖学金，是哈佛研究生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于1943年参军，期满后被分配到战略情报局（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职期间，曾为“第八实验部”做过分析运筹。他采用逆向分析评估英国空袭德国的最大效率，得出结论：英国炸弹能击中不到一半预定目标，而击中目标的炸弹仅能对德国造成轻损。可以说，希奇是第一手获得并掌握了运用经济测量法和统计法协助政府做出战略决策的人。

尽管希奇与家人过着舒坦幸福的生活，但是否加入兰德公司却成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然而他仍然被兰德公司的要求所吸引，最终正式加入兰德公司，成为其正式的职员，并从牛津的家中搬至兰德公司在圣塔莫尼卡的办公地点。希奇的加入，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研究项目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兰德公司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等人对他非常重视。

另一位新职员施派尔，他的性格内向而又谦逊，曾是德国的流亡学者，于1933年从纳粹逃离至美国，后加入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学院里还有一些是从奥地利逃亡过来的学者。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他主攻政治，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学两方面的权威人士。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政治发展和军事战争中尤其重要的因素，并且恰好是兰德公司现在正在进行的艰难研究项目。

施派尔接管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门的工作后，由于很难说服国际政治学专家脱离华盛顿东海岸的研究基地，出于工作需要，兰德公司把社会科学设立了两个研究基地：设在华盛顿的以政治分析为中心，设在圣塔莫尼卡的以研究人类行为为重心；由于一个学科的研究重心被一分为二，且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威廉姆斯很无奈，他原计划把所招募的社会科学家的才华全部集中在兰德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点与人文主义理念渗透到数据至上的“刻板”的科学家心里，并将他们有效地融合，弥补缺陷，平衡兰德公司数据第一的分析趋势。

在一段时期里，由于政治科学方面的人士都集中在了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中心，兰德公司总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致使其核战略项目的研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数字化测定的研究层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位于华盛顿政治分析中心的政治科学家才从东海岸迁移到兰德公司总部。而施派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为兰德公司提议开展学术研讨会的罗斯顿已经很少参与兰德公司的事务，但仍旧是兰德公司的顾问。直到1954年，罗斯顿和家人迁居到纽约后就彻底退出了兰德公司。但在他任职兰德公司顾问期间，做了两件对兰德公司有着深远意义的事：一是说服了施派尔从耶鲁大学把著名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兼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挖进兰德公司。虽然布罗迪在耶鲁大学的工作被看做是无足轻重，但他在进入兰德公司后，成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顾问，在其所著的《绝对武器》一书中，所阐述的相互威慑的原理，对美国战略决策有巨大的影响，曾一度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标准原则。二是建议H·诺曼·盖茨克尔（负责兰德公司组建条款起草的律师）与福特基金会联系，争取得到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赞助。

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认为，罗斯顿在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拓展中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　崛起之路：走向“世界第一智囊”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但是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不脱离道格拉斯工厂，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与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兰德公司成立理事会，公司所有的盈利都归兰德公司，旨在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赢得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兰德公司发展迅速，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商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进而为兰德公司引进了一大批新学者。1949年9月23日，当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兰德公司科学家内森·莱特所著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和尼采的“NSC-68文件”成功地推动了美苏军备活动。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斗争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因此，兰德公司科学家阿罗推出了对抗前苏联的“理性选择”。在进一步基础上，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对博弈论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和平共处”这一国际趋势的转变，致使兰德公司的焦点开始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论“系统分析”的研究上。

1.兰德公司重组之路，走向真正的独立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只要兰德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它就会被大家看做是道格拉斯工厂的附属机构。况且，承包兰德公司研究项目的工业商们对兰德公司提供的机密性信息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害怕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竞争对手。另外，兰德公司招募的一批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也极不情愿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的公司有牵连，他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还在道格拉斯的赞助下运营一天，兰德公司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

正如威廉姆斯所讲述的那样，兰德公司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对兰德公司来说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科学家们不按规律作息的习惯时常发生，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他们从不自觉遵守。有一个科学家经常是下午两点半已经过去很久了才在办公室出现，而另外一个科学家几乎是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但是关键问题是，兰德公司所在的道格拉斯工厂的大门规定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关闭，次日早晨八点左右打开。由于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因此，道格拉斯工厂不得不为兰德公司改变了关门的时间，如此一来，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作息时间就更加不稳定了。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工厂对兰德公司办公地点的黑板没有规定，每个办公室都可以配置一块黑板，但每块黑板却只能提供两到三根粉笔，而兰德公司科学家却要求提供四根粉笔，且是不同颜色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兰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工厂闹得相当不愉快。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然而，道格拉斯的管理层则认为，道格拉斯工厂与兰德公司联系在一起，阻碍了道格拉斯公司有利可图的项目开展，相对而言，兰德公司的发展又对母体形成了阻碍。

空军对兰德公司的项目投入了近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由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与加剧，致使这些项目的成果收效甚微，对此，空军方面感到无奈和沮丧。但为了避免让人产生空军有意偏袒任意一方的感觉，所以空军对此选择撒手不管。因此兰德公司难以再从空军方面获得有效的项目信息，进而不能有效地开展空中领域的研发工作。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阻碍兰德公司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科尔博姆委托盖茨克尔，拟定了几份方案不一的计划书，为兰德公司从道格拉斯公司里脱离出来作参考。事实上，科尔博姆在此前就已经委托盖茨克尔为兰德公司的独立寻求一条可行之道。

盖茨克尔的方案包括建议兰德公司并入著名学府，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将兰德公司转型成为一所盈利机构。但是最终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科尔博姆认为，兰德公司想要实现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型成为一所非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服务公司。为此，兰德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只要在不妨碍与空军之间的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就可以自由从事项目研究，为其他的客户服务。这同时也反映出科尔博姆极度忠于空军（重组前的雇主）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私人业务可以断，空军义务不能缓。”

兰德公司重组之后的规定是：兰德公司是一个没有股份也没有股东的服务公司，所有的收入都归兰德公司所有，不以赢利的形式分给任何人。在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中如果有利润产生，除去本部门必需的运营资金，余下的钱将全部投入到其他的研究项目中去。此外，兰德公司还将从基金会、研究室、通信领域、金融业等社会各界挑选出精英人士担任兰德公司理事，他们将成为兰德公司的所有者，负责对兰德公司的监管责任，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学者都是为他们而服务。

科尔博姆和雷蒙德在与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兹签署兰德公司重组文件时，斯帕兹赞赏地说：“大家都对成立一个新公司感到满意，而兰德公司也可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如同道格拉斯公司一样。”

经过预算，盖茨克尔告诉科尔博姆，兰德公司重组的启动资金预计需要100万美元。借助盖茨克尔在社会上的关系，兰德公司争取到了富国银行60万美元的贷款，富国银行还答应继续向兰德公司提供余下的40万美元。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反复强调，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主要是推动和促成科学、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美国公众的利益和国防建设的安全。

值得欣喜的是，重组后的兰德公司的新宗旨与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当时，在慈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福特基金会也正在进行重组——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提供资助。盖茨克尔不仅在福特基金会为兰德公司争取到了急需的50万美元的资助，还顺利地成为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因此，兰德公司和福特基金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影响美国的两大民间机构。

盖茨克尔在上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不久，便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统治社会的观点。盖茨克尔认为：“慈善机构的义务不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团体或个人，更有责任向制定策略的政府官员们提出建议，倡导他们用现实存在的事实代替主观思想的争论不休。”

盖茨克尔这种对待事物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理念，为福特基金会注入了积极而又强大的力量，这在美国实现自由民主化的目标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尽管这种理念艰难曲折而又时常充满争议。

在盖茨克尔与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和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和转包商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队伍中来。不但如此，兰德公司在与转包商的一项合作中，还发现了钛的新用途。钛作为一种轻型金属，对超音速飞行器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吸引更多领域的学者，使兰德公司迅速地腾飞起来，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决定将兰德公司变成一所特殊的大学。于是，科尔博姆等人决定改变兰德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比如他们把兰德公司机构中原本命名为“分队”的小组改作“部门”，因为“分队”带有强烈的军队意味。随后不久，兰德公司又招募了许多工程师和数学家，同时还聘请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等，甚至还有计算机学科的专家。兰德公司内部囊括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因此得以迅速扩展。

随着兰德公司智囊团人员的不断扩充，在兰德公司内部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队精神。不只是对冷战持有共同信念，把兰德公司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重要关系（兰德公司作为核武器的研制者，而空军则作为核武器的守护和操控者，况且核武器本身也是军队的超级宝贝）；华盛顿对兰德公司方面的政治压力鞭长莫及；此外，兰德公司的学者们相对都很年轻。

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里面有这样一条基本定律：参与机密研究的学者只能对同样接受过审查的学者探讨工作，他们就像是地下的秘密工作者一样，甚至于对自己的亲人都要绝对保密。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拥有国内顶级学科的高学历，其中一部分学者在二战时期还任职过低阶军官。他们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不但如此，他们还确信他们的非凡之处能被社会看到和肯定，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官僚主义风气，因此他们之间也常常发生激烈的唇枪舌剑，甚至于时常争论不休，就算在时隔五十多年后，他们这种居高自傲的态度在今天依旧健在的学者身上，仍然是有迹可寻。

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希望在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等。他们总是把工作手稿和论文互相流传，这些文章囊括的内容非常宽广，且往往都是一些极具争论性的主题。对此，他们通常都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对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进行强烈的批评。在各部门的定期会议上，对于所有不切实际的提案，他们总是乐于否决。对此，科尔博姆、威廉姆斯及兰德公司理事会的成员们则一致深信，兰德公司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激励其创造性思想的良方。

2.兰德公司成功推动美苏军备行动

兰德公司的确是一个倡导自由的地方，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想法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对前苏联性质进行定位，也没有在美国对待前苏联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讨论。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似乎一致肯定和坚信，美国本身就是正义的。直到一批具有怀疑精神的新学者成为兰德公司的主力军，以及越南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对美国政策的正义性才开始动摇，直到破灭。

在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师撰写的内部文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在面临前苏联的威胁时，美国曾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这曾是美国人的不幸。因此我们深信，核武器是抑制前苏联势力的最佳武器，同时也是必备的理想武器。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主张抢先发起核攻击，这将是拉开美国主导世界的帷幕。”

在兰德公司里，学者们一直坚信并声称莫斯科正在筹划吞并整个世界的野心。内森·莱特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他所著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中写下：“前苏联在其所谓的教义的驱使下，想要征服全世界的人们和领地，对于这种行为，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武器（意指核武器）才能打消其嚣张的气焰和扩张的声势。”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兰德公司所渲染和推崇的军事信条。

二战结束后，莫斯科（当时的前苏联核心）的势力开始渗透到东欧，1946年，美国驻前苏联前大使凯南给杜鲁门总统发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中，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凯南建议，美国只需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即可。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大国，美国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最佳的选择是采取遏制战略——在他看来，美国军事武器的威胁已经足够打消前苏联的不轨意图。接下来，凯南又在外交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前苏联行为根源的长篇大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的观点和建议曾一度作为美国对前苏联政治行为的原则。

直到1949年9月23日，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怀疑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把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泄露给了前苏联政府，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共产主义恐慌的狂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嫌疑共产主义分子和拥护者举办了听证会，无名小卒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声称，联邦政府隐藏着共产主义的惊天阴谋。随后，美国政府开始针对共产主义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迫害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受害者之一竟然有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理由是怀疑他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甚至极有可能是隐藏得最深的共产主义间谍。因此，他被剥夺了政治安全审查的权力，且不可再参加政府机密工作。

前苏联第一颗元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整个美国震动很大。为此，美国改变了凯南提倡的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的政策，转变成莱特所推崇的军事力量打击。而对这一转变政策起到催化作用的正是保罗·尼采。尼采是兰德公司著名的非正式职员，是前华尔街有名的银行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轰炸研究组的副主席。工作中，他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相识。他写过一份名为NSC-68（被美国命名为第68号文件）的文件给政府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以莱特的战争理念为根本，预见性地提示美国政府警惕“前苏联政府吞噬世界的野心”，以及对美国造成的持续性威胁。前苏联野心勃勃的思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一种全新的信仰给前苏联政府注入了无限活力，这种信仰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前苏联想让全世界都臣服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下，从而成就自己的宏图霸业。为此，前苏联政府就必须要彻底推翻非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机构，进而重新建立起屈服于前苏联政府的国家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前苏联正在竭力策划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这与法西斯同盟的行为相差无几。而美国将被视为反苏维埃势力的核心，而前苏联实现霸业的第一步，必须也必定会将美国列入首个军事摧毁目标中。

在NSC-68文件中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随着前苏联核能力的不断增长，前苏联或许正在筹划一次突击性的军事进攻。报告还预测性地说，1954年将会是最危险的一年。除非美国从即刻起，加强国防巩固能力，并采取实质的军事行动，否则将无法避免受到突击性军事攻击的可能。

直到前苏联支持北朝鲜对南越发动军事侵略时，NSC-68文件才被呈报给总统杜鲁门。尼采关于前苏联霸权主义的预言由此应验。此时，作为南越盟友的美国对国防预算增加了近400亿美元，同时还将NSC-68文件列为国防政策。

到1950年时，美国已经拥有了近298颗原子弹，虽然美国知道前苏联当时只拥有少量的原子弹，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前苏联政府已经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兵工厂，它的空军随时都有可能受命把炸弹运到美国。对此，兰德公司持肯定态度，这源于尼采的《政治局运作法则》和尼采的NSC-68文件，而这也正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倾向妄想与多疑。

3.对抗前苏联的新学说——理性选择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二战末期，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适应国家的趋势，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专家约瑟夫·琼彼特肯定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末端。”苏维埃共产主义们则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走向”。苏维埃所信奉的黑格尔历史趋势论便是马克思工人阶级心中的天堂。苏维埃共产主义这样认为，尽管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通过个体得以展现，但是集团的思想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个体的价值也是体现在其所遵守和服从集体思想与意志的程度上。但是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独立意志等理念截然不同。

为了与共产主义的信条相抗衡，二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企图构筑一种新的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共产主义的教条、取代极具压迫性且声称全知全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950年，兰德公司经过精心思考后推出了一种名为“理性选择”的新学说，理性选择这一新体系的宗旨是“个人享有一切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力也包括自由犯罪。作为兰德公司经济学专家的年仅21岁的肯尼思·阿罗，便是这一新理念的主要拥护和研究者。

阿罗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直被列为兰德公司的绝密研究，对于阿罗的个人资料和研究项目外界却知之甚少。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透露，1948年，阿罗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兰德公司，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的研究生。阿罗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就接受并通过了机密忠诚度的审查，并参与了有关前苏联建立集体“效用函数”的研究项目中。效用函数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建立起的一套固定的可选择的参数，也就是指用什么样的选择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他们是否决定进军波兰或其他国家，他们又将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展开什么样攻势等。尽管这看似太难，但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及其需要这样一个函数，以便兰德公司模拟出美国在和最大的对手前苏联的核冲突战争中前苏联领导者的行为——正如捉摸不透的前苏联缔造者约瑟夫·斯大林。当时有关斯大林领导体系的信息几乎是密封的，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只能用近乎于猜测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工作。

阿罗在工作中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建立起一个有关于前苏联的效用函数，为此他假定了一个检验集团效用函数的条件，也就是说，分析一个集体团队如何选择一组参数，并且能使每一个成员都感到同样的赞成和满足。阿罗分析认为，这一组函数的集体选择假定可以进行公理化排序，即特定预期的函数条件1、2、3等，那么经过综合分析就可以得出这个集体最终的一组函数。对于这样的结论，阿罗感到有些意外，他认为，如果参与者在两个人以上，那至少将面临着三种以上的不同结果。对于这种情况，除非是参与者中有一个“独裁者”或者是某个参与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外的参与者，否则，这个集体的意愿便无法达成一致。

因此，阿罗和其他的“效用函数”战略分析师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假定生活是具备确定性的。这种假定性的研究是调查人们特定行为的数学预测法，并按照这种预测推理的选择顺序录入表格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人的选择方向。如此一来，“效用函数”的研究工作在阿罗的定论下就成了数字化的游戏，其逻辑思维往往是可笑至极的谬论——凡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选择一概置之不理。数学预测化和表格的排列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和支出展开分析。但个体心理和集体思想却是变幻无常的，因此阿罗的数字化分析对此根本不适用。尽管这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误导性的选择倾向，但1950年时期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痴迷于阿罗的用数字计算方式来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数字生活研究过程中有了一种新的发现，从而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阿罗的新发现即“集体理性决议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行不通的”。虽然阿罗的这个新发现被称之为逆论——不可能的定理。但他却提出了人们难以推翻的数学论据，多种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也为之动摇。并且阿罗还用这种新的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而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意志观念。对此，阿罗借用了大量的实证哲学理念，例如科学真理、公理化方法及个体互动的哲学原理。

阿罗假定个体都是具备理性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倾向——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倾向与国家文明无关（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个人的选择相对依赖于文明条件），认为这是整个人类都具有的共性；另外，阿罗假定科学是具备客观性的，生活中科学规律普遍适用于生活；比如在二战之前一些经济学的专家们便提出，选择体系是不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分的；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是集休决定的最终裁判员，用“消费者自由选取”这个说法可以体现个体选择是构筑任何经济学说的基石。

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阿罗学说为“理由选择”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它推崇个人主义与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及集体统治理论。换句话说，阿罗用科学的客观性告诉我们：“集体说明不了什么，最终的裁定者还是个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阿罗的“理性选择”论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的理论支柱。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大部分的学者们都去了联邦政府任职，因此阿罗“理性选择”论中的假定自我利益决定人类行为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比如利他思想、宗教主义及爱国主义在经过现实的历练之后，也不过是利己的变体。

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企业，则企业的一切社会责任都被豁免，企业仅仅只需要向各股东负责，整个企业就好像处在社会的真空层。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所有大公无私等品质将被否定，他们追求一己私欲和预算扩大化，并将自我扩张的“勤奋”和带有弊端的政府结合起来。就此而论，阿罗的“理性选择”在基本意思上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曾说过的“政府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的名言相一统。

4.博弈游戏——著名的“囚徒困境”

与阿罗“理性选择”这种革新理论相类似的是兰德公司的成员威廉姆斯领头掀起的“博弈论”。博弈论是指研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1950年，威廉姆斯迷上了博弈论。于是他聘请了兰德公司顾问约翰·冯·诺伊曼作为兰德公司的全职职员。诺伊曼是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数学专家，也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穿着守旧、态度谦和，会说七个国家的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酷爱儿童游戏和嗜酒如狂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是他浏览过的书就可以整本背下来，还可以一字不漏地朗诵50多行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另外，他和威廉姆斯一样，在前苏联问题上都持一样的观点，强烈支持先发制人，对前苏联发动战争。

大部分数学家一致认为诺伊曼在代数学和点阵理论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在冷战时期，诺伊曼最大的成就却在于“博弈论”。他还和经济学家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合写了一本名为《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书，此书的观点与理论为博弈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书中，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两人设定的游戏参与者都是具备理性思维的，而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都有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及一个理性的成果。诺伊曼还设立了一种名为“零和博弈”的专业术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游戏中任意一方的得与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损害。为此，他还创造了首例“极大极小”的定理，意思是指假定参与游戏双方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每一组特定的“零和博弈”双人参与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博弈论的核心地方，并且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博弈论专家，诸如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约翰·纳什、著史的经济学专家苏埃德·夏普利、梅里尔·弗勒德等。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中，几乎所有博弈论的代表人物都和兰德公司有着某些方面的联系。在当时，兰德公司有关博弈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计算机、商业及生物科学等方面。

值得提到的是，博弈论最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极具显著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体的最佳选择而不是团体的最佳选择。“囚徒困境”正是兰德公司博弈论战略分析师们研究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项，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历史中，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对人们影响颇深。因为在现实中，类似于这样的“囚徒”很多，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兰德公司的博弈战略分析师们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警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并控告他们犯了偷窃罪，被偷的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失窃的珍珠却未能找到。于是警察将两名嫌疑犯隔离审讯，在他们绝对无法互通消息的情况下，警察分别对他们承诺，只要一方愿意透露珍珠的藏匿地点，警方则会从轻发落，仅在监狱服刑6个月。而不坦诚交待的一方则需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在监狱服刑10年。当然，如果双方都说出了珍珠藏匿的地点，那么他们将分别在监狱服刑2年。任何一方在做出选择后都不可以撤消或更改自己的供词，也无权得知另一方的选择。然而两名“囚徒”都很明白，只要他们彼此保持绝对沉默，也就是说坚决否认偷了珍珠，在警察找不到珍珠、又拿不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么两名“囚徒”将双双被释放。

兰德公司博弈论的战略分析师向参与“囚徒困境”实验的人员提出问题：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保持自己所坚信的绝对沉默，并且希望自己的同伙也守口如瓶，从而让警方对你们无可奈何，进而双双逍遥法外？或者选择供出实情以求自己得以减轻罪行，背叛自己的同伙，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所谓的“囚徒”之间的合作与背叛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支持背叛的人认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双方同时进行的，况且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无法影响另一方的选择，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尽量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公众的利益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集合，正如亚当·史密斯等支持背叛的人，他们相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引导着另一方，因此他们可以不惜代价将最大的困境抛给他人。

支持合作的一方则认为对方都很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彼此都只字不吐，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会是获得自由的同时还拥有了价值连城的珍珠。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对方就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呢？谁能担保对方不做出自利利己的举动呢？所以，选择合作的双方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绝对的信任，而信任的回报也的确是及其有利的。

因此，合作才是博弈论研究的根本追求，研究彼此间的冲突是为了双方更好的合作，因为，无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来说，合作都是社会最基本的形式特征。随着博弈论陆续扩展到了社会各个研究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学科。然而，个人的理性选择只是个体的主观思想，博弈论没有对之做深层的分析，因为它不是博弈论的研究主流。博弈论的研究核心是根据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人相互间稳定的、互动的行为，找到与之往来的决策群之间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占优策略均衡。

其实，在普遍的自然状态下，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所研究得出的均衡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对参与者都不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困境；对参与人员有利，但对其他人员不利；对其中一部分的参与人员有利，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不利，这也就是一种社会公平问题的体现；对参与人员都有处，对社会也有利。由此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价值不仅是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解释和预测，其核心也在于为永远都可以存在的合作提供科学依据，使之发展得更稳定。

尽管真正精通博弈论对于人生的选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博弈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怎么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人们博弈所处的尴尬状态，例如两败俱伤，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社会合作，追求长远利益，达到国家民族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博弈兴邦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囚徒困境”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要表达的观点简化下来就只有一点，那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冲突。把“囚徒困境”用于社会和政治中，将对整个国家起到重要的影响——选择武力？战争？合作？和平？

核弹的创始人兼原子能总顾问奥本海默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要研究氢弹，从而为人类消除恐惧，遏制全面战争的爆发。换言之就是，美国政府告之前苏联领导人说：“我们美国不会制造氢弹，所以你们也不要研究氢弹。”美国政府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观点回答说：“‘以身作则’去要求一个极端的对手放下武器是及其不理性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在1950年开始研制氢弹。

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研究发现，不同的测试人员对“囚徒困境”所体现出的反应，可以即刻反映出被测试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比如奥本海默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选择合作相信同伙。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他们这种人愿意以身试验。比如他们希望政府提高税收，从而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维护好公共利益，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同时，他们还向往不同的国家之间能通过联盟和谈判的方式维系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囚徒困境”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及前苏联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矛盾：为了避免其中一方先发制人地采取军备行动，而另一方的武器又不足以抵挡的局面，美苏两国都声称彼此解除核武器。尽管如此，但双方都不愿主动解除核武器，而是小心翼翼的提防——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美苏都对彼此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他们都担心对方会做出背叛的行为，这种相互猜疑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才彻底消除前苏联的安全隐患。

其实，在博弈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已经得出结论：“囚徒困境”本身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真正的答案。通过被测试者的情绪倾向断定，无论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都属于一种理性的行为。换言之，那种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合作或背叛都一样艰难，需要及其理性的判断。可见，把这样一套博弈规律和定论作为巩固国家国防的打算是不可行的。对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大失所望。

1953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过世以后，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断然放弃前苏联过去的全封闭式主义，积极寻找机会与西方进行接触，争取“和平共处”。兰德公司博弈论的研究家们原本试图用博弈论来预测前苏联无法预知的战争行为的目的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

5.系统分析——战争科学大统一论

国际关系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使得兰德公司的焦点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一种在兰德公司中被称为典型的工作流程，即“系统分析”法，这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威慑政策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源于美国对前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作战方案。“系统分析”这个概念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爱德·帕克森在1947年提出的，当时的兰德公司依旧附属在道格拉斯公司的名下，帕克森在威廉姆斯的授意下负责军事评价部门的工作。帕克森曾任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顾问，在1945～1946年间，还担任过战略调查委员会的顾问。帕克森性格粗鲁，并且吸烟成瘾，他乐于否决其他兰德公司同仁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报告，曾经在一次“谋杀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会上，因为他严厉的评论导致一些战略分析师当场晕厥。

系统分析的理念源于二战时期的“运筹学研究”，然而，二战期间，运筹学研究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始终要依赖于数据统计学，也就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数据作为前提，运筹学研究也就无法进行，又或者根本起不到作用，而仅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就存在的信息里。比如在研究轰炸机阵形时，运筹学研究可能会提出：已经拥有的轰炸机能够摧毁对方多少间工厂？在什么样的飞行速度和高度下，轰炸机才可以有效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并且能够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系统分析研究时则会提出：我们想要摧毁的敌人工厂目标是什么类型？数量是多少？这些工厂配备有哪些安全防护措施？为了我们的轰炸计划彻底成功，最佳轰炸机的类型和需要飞行的路线是什么？哪一种载弹量最能支撑轰炸机作战能力及载弹负荷？“运筹学研究”与“系统分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后者则是涉及系统本身需要改变的问题，并争取从多种尚未进行具体设计和操作而又可供选择的系统本身进行选择。系统分析的特点在于研究中不稳定性因素和自由度非常大，当然也有其一定的难点，那就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

虽然系统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不同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在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像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这样相信且愿意去挖掘的实则太少。帕克森和兰德公司的其他同仁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简明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于明确的目标。在假定某些系统存在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最佳的分析结果。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系统分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方式——适应某种假定存在的环境。另外，系统分析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典型的西方国家精神——拒绝现实的束缚。同时，系统分析本身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前还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将这些因素创造出来有何种难度？怎样去创造？多少时间能够完成？

可以说，系统分析是一个超越了平凡的概念，它摒弃了现实有限选择的思维模式，力争用自己的思维和意愿去改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对人类本身无极限的创造力充满着信心，体现出了一种“是的，我们能”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梦想，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认可现实、坚忍不拔、对未来充满希望。另外，它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使人们领悟到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只要你有克服障碍的决心。

尽管理论上是如此，但系统分析也有其独特的难点——详尽并精确地分析所有假定的条件，从而为提出所谓的正确的方案做准备。这也是当时系统分析研究项目上存在的最大隐患，假定或未经证实的标准将会形成误导研究结果的因素。因为，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需要将一个具体问题的所有细节都进行拆分量化，比如轰炸中飞机的类型、飞行高度、载量负荷等。从广义来说，如果一种个体无法进行拆分量化，那么该个体就是非理性的，在系统中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数据决定一切”，然而，遗憾就在这里，对于这种非同小可的研究项目，当时大部分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缺陷。

在1949年9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兰德公司李梅等人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在得到空军的授意下，科尔博姆让帕克森设计出一种利于作战的“最强”轰炸机，以便和前苏联对抗。为此，帕克森拟订出了一个军事作战方案，在方案中就阐明了系统分析的利与弊。

帕克森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和敌军大部队作战时，双方之间的冲突可定义为战场策略，比如士兵人数、轰炸机及武器等因素，而飞行的方式、速度及飞行器的射程等每一个细节的操作也会进一步分化到各个系统，进而牵动整个战场或战场中某个特定的战役，因此帕克森认为，只要自己把战争中所有的作战因素拆分量化，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战争科学论。

于是，帕克森集中精力，从空投炸弹开始研究，他选择了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作为分析对象，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是以涡轮螺旋桨为驱动，相较于音速半涡轮喷气式飞机而言，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他从预期伤亡、保护性歼灭及目标覆盖率等方面集中分析了飞机的成本和性能，同时也包括人力、平民、食物、医药及维修器材等作战系统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因为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变量关系需要展开大量的计算，所以兰德公司自己研制出了尚未成熟的计算机。

另外，在兰德公司总部的地下室里，帕克森还设立了空中作战机密研究室，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模拟作战实验——飞行员可以在室内操作飞行器，在投影出来的“真实战场”中迎战敌军的飞机。历经两年的分析研究，帕克森将模拟演练的作战情形与二战时期真实的战争数据进行了比对，却发现从模拟战场所得出来的战争理论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反差。因为，在空战模拟演练中，飞行员所袭击的目标可以达到60%的杀伤率，而真实战争数据反映出的飞行员目标命中率仅仅只有2%。

帕克森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无法预测的人类反应（因为在真实残酷的战争中，不排除飞行员有可能避免以身试除的行为），而是固执地进行着轰炸机的研究，他和成员们考虑到了诸多变量，比如优先轰炸路径、范围、预期的敌军情况，并设计出了40多万种轰炸机的类型。终于在1950年，帕克森和成员们发表了一篇名为《战略性轰炸的飞机系统比较》的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军事作战过程中严密的科学规划过程。兰德公司对此份报告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料，空军方面却严厉地否定了这份报告，接连几周内，空军仍不断批评兰德公司在研究轰炸机的项目中犯了一叶障目的致命错误，无疑，这给了兰德公司重重的一击。

帕克森在袭击前苏联的策划中，计划用推进器已经过时的空载轰炸机袭击前苏联，此种作战规划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空军高官们强烈指责兰德公司这种无视新型武器的做法。自1944年起，空军在新式武器的研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名为“B-52平流层堡垒式”的喷气轰炸机，而现在却听到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建议采用效果甚微的空载轰炸机作战，这种想法严重忽略了空军此前的所有努力，为此，空军断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尽管帕克森和成员们对此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比对，但是空军却没有放弃成本顾虑，导致创新技术未能显现，报告无疾而终。

帕克森在轰炸机的研究过程中还犯了一些基础性的错误，这也严重破坏了他精心构筑战争科学大统一的理论。比如他计划将战争集合待命区设在纽芬兰，这和空军把轰炸机运到海外，从前锋位置发起攻击的方案不相符合。而帕克森也没有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可用的裂变性材料紧缺，不足以生产出大量的轰炸机。同时，研究报告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程度置之不理（在追求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分析”已经抛弃了个人主观情感，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类似于数学结构的东西而存在，武器与人员的毁灭，在战争中看来也再自然不过了）。空军认为，帕克森这种把飞行员的伤亡看做是轰炸机受损或毁灭的观念，让他们惊骇不已。帕克森制作出的成本分析透析图，也是战争的焦点，完全无视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

未经检验的标准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为了挽救这份研究报告，兰德公司将之转交到了一个名为E·J·巴洛的工程师的手中，巴洛接手后，清除了原来报告中自命不凡的观点，最后，原本长达百页的报告只剩下了十六页。巴洛说：“系统分析方法的本身是可行的，只是我们从未想过仔细去研究其拆分量化的趋势，它们也因而被我们排除在精心考虑之外，尽管有些因素是可以拆分量化的，但由于其结构过于烦琐，我们也只是有心无力，这是系统分析法报告内在的最大隐患。此外，系统分析方法有着及其严格的要求，往往需要提前六个月确定空军提出的问题，但通常是在我们完成问题分析的时候，原定的问题却又发生更改或已经不存在了。为此，我们感到很无奈。”

1951年，兰德公司又将修订后的系统分析报告呈交给空军，但仍旧未能得到空军高官们的肯定——如果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真如报告所示，那么空军对此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然而系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研究中需要用到的量化技术逻辑思维，却给空军和飞行器制造工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量化技术与实际研究结果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帕克森及兰德公司成员未能理解到这项研究中蕴含的空军的真正意图——借兰德公司理性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争取让固执的国会采取更新、更好的军事装备，从而为空军争取到更多的军需预算。但是当兰德公司的领导人们看到此项研究已经没有再挽回的意义时，开始将战争科学统一论的研究转向范围较小，并且更为具体的研究项目上，因此技术也相对简单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研究中，其中有一项研究使兰德公司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民间咨询机构。与该项目一起闻名于世的是一位逻辑数学权威专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同时他也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沃尔斯泰特在帕克森的系统分析基础上，将全部精力集中用于简单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并将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令兰德公司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国防科学——核战略。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让兰德公司独领风骚的同时，也成为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

一时之间，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世界是否会被令人悚然的核武器摧毁成为人们大为关注的话题。兰德公司核战略研究组的科学家们也因此登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左右整个人类的命运，而沃尔斯泰特也成为核战略专家组的领袖人物。

第三章　巨擘云集：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

兰德公司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神速，是因为有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在幕后操控着兰德公司的发展。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作为兰德公司国家安全分析专家、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这样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机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或许，人们会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巅峰成就的背后竟然有着一桩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秘密让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过去呢？与沃尔斯泰特一样，同样自命不凡又拥有强烈优越感的赫尔曼·卡恩，他又有着如何独特的行事风格，他所编著的《论热核战争》又会给兰德公司乃至于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样，轰动整个美军的《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的编著者伯纳德·布罗迪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所说的“核战争一旦爆发，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类伤亡，或许，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毁于一旦，未来的世界将黯淡无光”又否能令美国相信？

1.艾伯特·沃尔斯泰特——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仅是逻辑数学专家和核战略专家，还是一位美学家。他早在少年时期就被艺术深深地吸引。沃尔斯泰特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唱片公司，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然而，在沃尔斯泰特刚满四岁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又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年少的沃尔斯泰特对歌剧情有独钟，他频频去大都会歌剧院，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沃尔斯泰特早年还加入了现代歌舞剧团，是一位颇有艺术细胞的音乐家和画家，还曾担任过梅耶·夏匹罗（著名艺术史专家）的个人助理。但沃尔斯泰特最终还是选择了朝科学技术领域发展。

沃尔斯泰特有着魁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同时他又及其自信甚至于到了自负的地步，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尊贵气派。他对新生事物特别关注，无论是艺术还是国防，只要是最新、最前沿的概念他都愿意留心关注，并且会对这些新型概念进行谨慎的测验，从而将它们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沃尔斯泰特和妻子罗伯塔·摩根有很多相同的爱好，结婚时，他们选择在墨西哥共度蜜月，主要是为了去欣赏墨西哥著名壁画家的众多作品和古老的金字塔。二战中，沃尔斯泰特在国家住房与生产局就职，但他依旧时时关注着艺术家们的作品，还为一些艺术家们做担保，帮助他们赢得美国居住证。他交友广泛，所结交的朋友中，各种领域的艺术家都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当时担任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置购了一幢二层楼的大房子，房子出自著名的建筑大师约瑟夫·凡德卡的妙手，它坐落在好莱坞的一片山区中，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虽然房子周围是大片的森林，但室内光线明亮、环境优雅怡人，木式的地板、保真的音响系统及可滑动式门窗，美轮美奂的房子处处散发出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如此，沃尔特斯泰还聘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园艺设计师勒特·埃里博为房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后花园，在后花园的圆形水池里，还种有极具异域风情的青竹。

沃尔斯泰特从家里驱车去兰德公司总部只需要半小时，每天清晨，沃尔斯泰特或摩根把女儿送到韦斯特学校（韦斯特学校是沃尔斯泰特与朋友合资建立的、位于圣塔莫尼卡的一所先进学校）后就开始去上班。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在近乎于森林般的天堂里，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诗意般的幸福生活却被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破坏了。20世纪50年代中，约瑟夫·麦卡锡等参议员极力主张发起政治迫害运动，目的是要彻底清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联”者。

当时，沃尔斯泰特的朋友查理·卓别林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查，理由是怀疑卓别林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沃尔斯泰特劝卓别林退休，参加韦斯特学校举办的《城市之光》放映会，卓别林歉意地婉拒了，因为他的确太不愿意参与类似的活动，尽管他的孩子正就读于韦斯特学校。另外，因为政治追查，卓别林害怕在放映会上被众人排斥。但是在沃尔斯泰特的一再坚持下，卓别林最终还是答应出席《城市之光》的商业放映会。在放映会上，卓别林夫妇不愿引起公众的注意，便选择在一处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但是作为《城市之光》导演之一的沃尔斯泰特特意上前挽起卓别林夫妇的手，带他们坐到了放映室的最前排，此举旨在告诉大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有的政治观念差异根本不值一提。

沃尔斯泰特的邻居施沃伦全家也遭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迫害，自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办了听证会及好莱坞出现了红色恐慌事件以后，施沃伦全家一直遭受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和审查。

那段时间，施沃伦夫妇迫于压力，借宿在沃尔斯泰特家里。这天，他们正在聊天的时候，沃尔斯泰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沃尔斯泰特接起电话说：“您好！”电话那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们现在要求和施沃尔夫妇谈话。”

沃尔斯泰特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然而对方坚持要求施沃尔夫妇接听电话，沃尔斯泰特说：“请先表明你们的身份，我可以替你们转告施沃尔夫妇。”

电话里的男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想要向施沃尔夫妇咨询一些问题。”

沃尔斯泰特听后依旧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况且，他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我想，他们和我的想法一样，没必要再回答你们所谓的问题。请不要再来打扰了，谢谢！”

沃尔斯泰特挂断电话，施沃尔夫妇和他的妻子罗伯塔都瞠目结舌地盯着沃尔斯泰特——一个顶级的核能分析专家，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绝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

沃尔斯泰特轻松一笑道：“我想，他们这些人应该不会再来烦扰施沃尔夫妇了。噢，罗伯塔，我们得出去了，迟到可不是你我的行事作风。”于是，温柔的罗伯塔优雅地挽着沃尔斯泰特的胳膊一同去参加宴会。

此后，在施沃尔夫妇借宿沃尔斯泰特家期间，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可以想象，沃尔斯泰特轻松淡定的心态背后，怀着一颗正义坦荡之心，当然，不可排除的还有他本身的权威。

沃尔斯泰特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且对待朋友真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及其引人注目，而且他曾经是共产主义基层成员。

对于沃尔斯泰特这样一段过去，大多数人们很难不去设想——沃尔斯泰特作为核威慑战略的发起者，并决定着核武器的使用地点、时间及方法，如果他曾经那一段激进的过去被披露，很难想象美国会发生什么变动。当然，如果被披露，首先沃尔斯泰特极有可能立即被免职，而他费尽心血的核轰炸机布局和基地这两项至关重要的研究计划也可能无从谈起。当时，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对前苏联的核攻击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或者说这份报告是另一位兰德公司分析所撰写，那么前苏联发动毁灭性的核攻击极有可能就不只是一种设想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的报告能与沃尔斯泰特的相媲美。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不仅遏制了前苏联可能发起的核攻略，也给兰德公司带来了好运和威望，同时也促成了沃尔斯泰特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为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席顾问。

关键是，沃尔斯泰特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年轻时那一段激进的过去成功地隐匿起来，从而使他的政治生涯和基地研究报告得以顺利地发展呢？况且那一段政治迫害运动也波及了整个兰德公司——联邦调查委员会要求所有从事国家机密研作，尤其是参与核战略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必须接受最高级别的安全忠诚度调查。如果其或其亲属关系人员被怀疑曾有过左派倾向或经历，联邦调查局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列入左翼分子的追查名单。

沃尔斯泰特的同事兼朋友J·C·C·麦肯锡未也幸免。麦肯锡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当联邦调查委员会以他的性取向会使他遭受共产主义分子的要挟为理由，怀疑他是左翼危险分子，从而给他贴上了随时听候调查的标签。为此，麦肯锡及其无奈地找到沃尔斯泰特，表示自己有多么无辜：“我的性取向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怎么可能有人用泄漏这件事来威胁我呢，这一点也不符合逻辑。”尽管如此，科尔博姆依旧解雇了麦肯锡，科尔博姆说：“我为麦肯锡感到惋惜，这令我们感到很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被兰德公司解雇后不久，麦肯锡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余生，同时他的死也给美国人留下了一个问号。

作为沃尔斯泰特前朋友和同事的丹尼尔·艾斯伯格解释说，之所以沃尔斯泰特过去那段激进的岁月未被曝光，是因为美国自发生经济大萧条以来，就形成了激烈的意识斗争形态，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个理由听上去牵强得有些出人意料。在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经济衰败和普遍反犹太主义的偏见思想相融合，掀起了一股理论反思的浪潮，从而促成了纽约派的诞生。纽约派是由一群贫困的、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社会，打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是文化界和科学领域的名流、巨擘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界的巨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及沃尔斯泰特等著名人物，这些知识名流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大多数居住在纽约，因此，故称“纽约知识人”或“纽约帮”。

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被社会主义深深地吸引，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变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变体包括前苏联布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斯泰特的哥哥进入到免学费学校上学时，崇尚共产主义的他们就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成立了几个小饭厅，除了一些单纯只是去用餐的学员外，各个班级的年轻学员们经常趁三餐时聚拢在一起，对彼此不甚明确的观点侃侃而谈。他们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争论不休，并且总会将彼此不同的观点记录在小本子上，有些学员甚至把这种事情当做是一种业前训练，为以后进入科学领域、军事领域及媒体和法律界做铺垫。克里斯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与格雷泽、贝尔三人合作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该杂志最初被定义为一本左翼刊物，自发行开始就不断地反映出创刊者们的政治思想，最终该杂志演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者们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该杂志还改变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面貌。

在20世纪3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也进入了被称为“培育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温床”的学校中，不同的是，沃尔斯泰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活动并不太热衷，而是潜心钻研数学领域，十七岁时，他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命题与论据的结构》论文，当时这篇论文的反响相当热烈，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极力赞赏，爱因斯坦声称这是他所读过的论文中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最清晰、最强的一篇。当时爱因斯坦还邀请了沃尔斯泰特去他家中做客，一起喝茶探讨这篇论文。

后来，沃尔斯泰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那里，沃尔斯泰特开始步入他的激进主义活动生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沃尔斯泰特深刻地感受到逻辑学这门学科很难维持现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促使他有了从事政治工作的想法，经历过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沃尔斯泰特始终相信国家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申请了奖学金，转到晨边高地研究院攻读法律专业。他还研究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并把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用正规的数学公式体现出来，以此综合比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同时为兰德公司后来把信条简化为数字或等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历史学家艾伦·沃德声称，沃尔斯泰特还曾经加入了革命工人联盟——一个从共产主义团队分裂出来的独立小组，由新托洛茨基主认者建造。官方共产主义指责革命工人联盟严重违背了列宁主义思想和基本理念，而革命工人联盟的创始人B·J·菲尔德在1932年被逐出共产党后，在1934年菲尔德领带工人联盟参与了纽约饭店罢工活动，一万多名服务员集体罢工，在支持革命工人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就有沃尔斯泰特和即将成为他妻子的罗伯塔在内。

虽然沃尔斯泰特偶尔也会间接地触及那段激进的岁月，然而不同的是，他从来都不会袒露自己曾是革命工人联盟的一员。沃尔斯泰特认为，既然革命工人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已经变成纸屑，不知被风吹去了哪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提及那段过去。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斯承认父亲的交际圈确实存在着某些激进知识分子，但父亲却没怎么参与他们的活动；沃尔斯泰特的朋友雅各布曾表示说：“或许沃尔斯泰特是某个激进派的成员，但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属于哪个激进组织。”而沃尔斯泰特的朋友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沃尔斯泰特曾经邀请我加入革命工人联盟组织，当时他透露该组织的总部设在联合广场北边一幢毫无掩饰的两层建筑物中，该组织的成员们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讲座。”

沃尔斯泰特这段激进的过往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沃尔斯泰特认为，前苏联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大国，而沃尔斯泰特的核战略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一种被兰德公司同仁们普遍赞同并支持的观点。沃尔斯泰特也始终不渝地坚信，往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一点——前苏联的意图变幻莫测，但挑起核攻略的意图是其征服世界的巨大体现。

沃尔斯泰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律师领域的发展，选择进入了美国政治研究局工作。在后来的二战期间，他接管了哥哥的发电机工厂。战后，沃尔斯泰特任职副总裁的通用面板住宅公司开始没落，因此沃尔斯泰特也从副总裁的职位上降了下来。

一个傍晚，沃尔斯泰特与妻子罗伯塔在圣塔莫尼卡街上散步时，遇见了昔日的同事麦卡锡及两位数学领域的专家。麦卡锡对沃尔斯泰特说，他们现在正就职于一所名为兰德公司的新机构中，工作地点也正在圣塔莫尼卡，他们想劝说沃尔斯泰特也加入到这个新机构中来，并向沃尔斯泰特保证，加入兰德公司后，沃尔斯泰特会和他们一样，生活得开心和自由。尽管通用面板公司日益衰败，尽管沃尔斯泰特一直想回到以往的数学类研究工作领域中去，但因为对通和面板公司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一开始他婉拒了麦卡锡的诚心邀请。他还表示，打算为通用面板公司贷款，要帮其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虽然如此，麦卡锡却说服了沃尔斯泰特的妻子罗伯塔加入了兰德公司，在社会科学部门汉斯·施派尔部长的邀请下，罗伯塔进入兰德公司，但几个月后，由于罗伯塔在预算工作上出了一点问题，故此被兰德公司解雇了，但她不愿就此放弃兰德公司有趣的工作，因此她装扮成另外一个人，应聘成为兰德公司的一名战略分析师，最后兰德公司终于看到了她出色的工作表现，她才得以表明真实身份。

当通用面板公司彻底倒闭后，麦卡锡及罗伯塔都极力要求沃尔斯泰特加入兰德公司。罗伯塔则认为沃尔斯泰特去兰德公司工作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为此，沃尔斯泰特终于同意并申请加入兰德公司。在1951年，沃尔斯泰特成为兰德公司数学科学部门的顾问。在兰德公司，他编写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但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对数学逻辑分析感到乏味了，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处理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5月的时候，兰德公司经济研究部部长查尔斯·希奇找到了他，在述说了自己一系列的想法后，希奇问：“艾伯特，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部署战略空军基地？”

当时，希奇的职权主要是用定量技术维持和供应空军基地后勤和采购部的运作，以及对各种国防项目的研究经费和效益的分析。由于沃尔蒂特具有统计学研究背景，又在二战期间有过军备物资方面的工作经验，这使得他成为战略空军基地研究任务的主要人选。但是沃尔斯泰特认为希奇的提议不过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后勤问题，因此尽管希奇向他详尽地介绍了任务的全部流程，但沃尔斯泰特依旧对此提不起兴趣。

希奇对此感到很失望，却又不便再多说什么，随后便无奈地离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沃尔斯泰特开始对希奇的提议产生了兴趣——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经意中开始思索基地研究的种种可行性。沃尔斯泰特认为，出于考虑到便于袭击和降低成本，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决定把基地设在目标附近。而另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则希望基地离目标越远越好，丝毫不去考虑由此而来的高成本。沃尔斯泰特想，如果基地离敌人越近，那么这也正好是敌人靠近和袭击你的绝佳机会。沃尔斯泰特突然意识到，既要充分利用基地袭击敌军，又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几乎是行不通的。

于是，周末刚过，礼拜一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便找到希奇说：“我想我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非常乐意接受你的研究任务。”接下来，沃尔斯泰特日以继夜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在这项任务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沃尔斯泰特获得了许多关于核战争的知识，也产生了许多想法。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沃尔斯泰特心有余悸，他认为用投放毁灭性武器来彻底结束战争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做法理应受到强烈的谴责。因此，他试图寻找出一种新的方法，遏制所有针对城市的核袭击。而这种观念却与空军部长李梅将军的理念相违背。

李梅所倡导的“杀手锏”全盘反击战略，也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欧洲盟友在前苏联问题上一致的官方态度。而沃尔斯泰特在研究中很少顾及军方战略决策。在当时，他对兰德公司而言还只是一个新职员，但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用事实推理作出结论的工作态度却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一种工作作风。

在基地的研究项目中，由于沃尔斯泰特自身拥有政府部门和制造工业的经验，所以他深谙这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便于他理解和分析不同基地系统的运行，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几乎堆满了兰德公司的走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在想，沃尔斯泰特能否在这一片知识的海洋中获得他想要的研究结果。而沃尔斯泰特依旧专注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自己掏腰包聘请了一名秘书和两名年轻的助手，将传统的战略轰炸分析任务派给助手，对比得出现有轰炸机袭击和防御的战术，力争找出最佳的航线，并分析出每一条航行可能发生的损失率。当希奇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坚持要让兰德公司来支付所有的研究经费和人力成本。

在沃尔斯泰特全力投入基地的研究项目中时，他的妻子罗伯塔也正在研究“珍珠港事件”，该研究是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前的已知信息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罗伯塔花了七年的时间得出的研究成果《珍珠港：征候与抉择》被空军列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保险库中，而空军则以罗伯塔不具备最高忠诚度级别为由，不授予其绝密研究成果的保存和使用权。直到几年之后，兰德公司智囊团的多数成员升迁到政府部门就职，罗伯塔才设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罗伯塔的研究成果的核心就是关于致命袭击的警报信号。这跟沃尔斯泰特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沃尔斯泰特深信，前苏联一旦抓住时机就会先发制人。想到此，沃尔斯泰特再对比自己的基地研究战略位置时，才赫然发现危机四伏。

美国战略空军在欧洲和亚洲总共建有32个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防护措施漏洞百出，在对抗前苏联突袭时简直就一无是处。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预测到，前苏联只需用4万顿当量的核弹就可以将美国战略空军驻守在欧洲际导85%的轰炸机摧毁。况且，沃尔斯泰特推断，前苏联完全有理由先下手为强——前苏联当时的情形类似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对日本而言，美军舰遏制着日军抢占太平洋的野心；对前苏联而言，美军随时准备蓄意待发的趋势，使前苏联准备驶入西欧的坦克受到了威胁。

这些分析研究结果让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心惊肉跳，为了确保这些研究结果不被列为兰德公司的一般发行物，或者避免被某些爱慕虚荣的国会议员和愚昧的人士披露于世，他们把研究结果列为代号“S”的文件——兰德公司最高机密。由于时间仓促，研究结果未能整理成报告文件，在会议过程中，沃尔斯泰特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因此，当时参与会议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的国家局势。

沃尔斯泰特给战略空军司令部提议，认为其在防御系统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然而这种类似于警告的提议并没有引起空军的重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沃尔斯泰特的警告很快就应验了，空军防御系统上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在美国一场龙卷风的事件中——1952年9月1日，一场风速高达125英里/小时的风暴袭击了卡斯威尔空军基地，不仅破坏了许多电路，还摧毁了许多机棚和轰炸机，并使81架轰炸机陷入了瘫痪状态，卡斯威尔空军基地随时都有发生火灾的可能。

于是，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中援引了这场风暴，他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前苏联4万顿当量的炸弹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任何一处爆发，即便是导弹偏离目标9000英尺，也足以带来类似于此次风暴灾难的毁坏程度，炸弹爆炸散发的热量与辐射将会使人员伤亡惨重。沃尔斯泰特还在报告中提出了诸多广泛的建议，如建议美国将空军基地周围构筑起足够坚固的轰炸机保护棚，最好是能经得起核弹的袭击。

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对所有的空军军官都做了报告，总共有92份，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说服空军的想法。在1952年底，他们带着研究报告和数据分析奔往华盛顿，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唯一能够拯救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然而还是失败了。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阻碍这份报告实施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从1948以来就开始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的李梅将军。李梅用一句“亵渎美国空军轰炸机保护棚”表明了自己对这份研究报告的态度。

李梅反对在空军轰炸机基本保护之外再额外增加防护措施，他认为即便轰炸机被炸毁了，空军方面还会增派更多、更新的轰炸机接替其作战；另外，一旦前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军备行动，李梅将支持美国对前苏联采取预备性战略。对于李梅的固执己见，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深感绝望，在绝望之余，他们毅然决定放弃与李梅毫无希望的纠缠。在1953年8月，他们利用兰德公司的关系网，直接向托马斯·D·怀特（当时空军代理参谋长）讲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计划，怀特承诺将努力敦促空军方面考虑他们的建议，并做出有效的改变。

然而，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仍旧未能得到空军肯定的答复，直到一个月后，即1953年9月，前苏联公布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而沃尔斯泰特小组的基地研究报告很快便成为空军的焦点。1953年10月，战略空军司令部采纳了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的大量提议。1954年4月，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的定位和实施上进一步做出了详尽的描述。

另一方面，李梅一直在争取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应对他不愿意承认的空军防御系统漏洞的问题。而空军策划者埃德·琼斯给李梅提了一个建议。对于这个既能解决空军防御系统漏洞问题，又不必屈服于外界操控的两全齐美的方案，李梅欣然接受。于是这个名为“满堂红计划”的方案诞生了，它的目的在于为了降低空军海外基地作战和飞行燃料补给的重要性，并突出海外基地主要用于作战后休整的作用。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沃尔斯泰特却丝毫不气馁，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地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个永远刻录在美国历史中的定论：失效安全。沃尔斯泰特常常自问，如果被派出去的轰炸机所要执行的任务由于各种原因而取消了，那么将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已经派出去的轰炸机召回呢？鉴于诸多的生命安全都取决于轰炸目标的确定性，沃尔斯泰特觉得如果设立一系列检查站，轰炸机通过检查站接收轰炸任务，如果轰炸机没有接收到检查站的确认信息，那么就代表轰炸任务已经取消或者轰炸目标有变，轰炸机将快速返回，这样就可以避免资源的损耗。

在失效安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这样写道：“在轰炸机接收到一些紧急信息但目标不够明确的情况下，轰炸机应该立即返回基地，得到明确指示后方能继续执行任务；在检查站出现警报失误或失效的情况下，轰炸机也要立即返回基地。”

空军采纳了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理念。此后，1979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有效地证实了失效安全的可行性。由于一名话务员操作上的失误，导致检查系统发送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信息中说美国正在遭受核袭击，于是，同时接到信息的不同基地的十架轰炸机急速起飞，但是这个错误的信息很快就被发现并更正了过来，于是十架已经起飞的战斗机很快又被召唤了回来。同样，一年后的1980年，由于操作系统的一个芯片出现失误，引发系统传输了美国正在被前苏联核攻击的错误信息，幸好被及时地更正了，否则，不仅近百架轰炸机迅速起飞，还会惊动美国总统，而如果信息一旦输送到操作洲际弹道导弹员手里，情况就更严重了。

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报告大获成功，这使他受到了兰德公司学者普遍的钦佩和尊敬，不但如此，他还被邀请进入美国政府高层，而很少有科学家能享受到这种荣誉。事实上，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就是一个很简单位的理论——生活中，计划总不如变化来得快。这同时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灵感来源。

沃尔斯泰特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尤其是空军作战方面找出了致命的弱点，并为空军挽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几年之后，沃尔斯泰特又发行了修正版R-290，在国防部大楼里，只有他的报告无须通过92道高官官卡，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陈述研究报告内容。

出自沃尔斯泰特之手的R-290于兰德公司而言，无疑是及其成功的一项研究成果。R-290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可行性的应用方法。而提出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具有可行性这一理论的是兰德公司最卓越的物理学专家布鲁诺·奥根斯坦，奥根斯坦还对制造氢弹的过程提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有效地减轻了氢弹的重量，从而改变了当时洲际弹道导弹头部不足的缺陷，进而增加了氢弹的精确性，同时氢弹能量也增加了不少。R-290实现了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初衷——成功研究出让世界为之赞叹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使兰德公司成为一所研发新型尖端武器的战争学院。

沃尔斯泰特的重要成就及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使得他成为一名权威的核战略专家和兰德公司机构的领军人物。此外，他的爱好与兴趣相当广泛。比如他早年时期崇拜艺术，经常邀请艺术界的著名人士，在他那栋散发着现代主义风格的豪宅里举办大型古典音乐会；他还要尝尽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甚至每次的会议，他都定在最好、最贵的餐厅里。

沃尔斯泰特总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因为他这种过于乐观的心态，有些兰德公司学者认为他是一个自大、傲慢的人。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却开始争相效信沃尔斯泰特高品质的生活模式，模仿他自命不凡的高调姿势，这让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绝世无双。也因此，自大一直都是兰德公司学者们的最大弱点，这在沃尔斯泰特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在将近十年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兰德公司创始者计划把兰德公司打造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智囊机构，在众多的学者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参与进来后，毫无疑问，他们的伟大梦想更接近成功了。自从曼哈顿计划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聚集了一大批高科技的人才，其中以沃尔斯泰特最负盛名，在国家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核战略领域中，他是公认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2.赫尔曼·卡恩——科学胆识与道德冷漠的典型

在核研究的圈子中，还有一位与沃尔斯泰特持不同观点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他的理念虽然与沃尔斯泰特算不上是背道而驰，但是至少在研究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他被看做是兰德公司学者中集科学胆识和道德冷漠于一身的典型化身——赫尔曼·卡恩。

赫尔曼·卡恩同许多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样，拥有强烈的自命不凡和优越感——他们从来都不会轻易低头承认错误。卡恩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事理论。他总喜欢这样问：“如果用1.8亿人的死亡来惩罚前苏联，这样的代价还显得高吗？试问我们又愿意或应该为此付出多大程度上的代价？”“如果在核战争中真的有人生还的话，那么活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在核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或者说羡慕死亡？”不仅如此，卡恩还把发生战争的可能定义为偶然或次偶然、主区域或次区域，并画出了战争冲突升级梯形图，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预测着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死亡。因为卡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在美国民众的眼里便成了一群喜欢拿死亡开玩笑的人，甚至于异想天开。

卡恩与沃尔斯泰特、布纳德·布罗迪一样，都是犹太人，卡恩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教徒，但卡恩却从未加入任何一种教会。卡恩的父母在他十岁那年就离异了，母亲带着卡恩和两个弟弟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在洛杉矶一片犹太人居住区里安生，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卡恩的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曾向政府申请过两次救助。作为犹太人的卡恩，又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段困苦的岁月，因此，卡恩一生都强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各种活动。

1940年，从费尔法克斯高中毕业的卡恩，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1943年，学校军队预备团要求卡恩参加一项智商测试，卡恩上场后在半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整个测试过程。后来，测试结果公布以后，卡恩相当满意自己的成绩——该测试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

卡恩曾经在太平洋歌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卡恩的母亲却突然辞逝，之后，卡恩陷入了痛苦、穷困的生活境地，身无分文的他还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年轻弟弟的责任，为此，他还努力获取了房地产经纪人许可证。

当时，萨姆·科恩是卡恩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后来中子弹的研发者。科恩在兰德公司工作，于是他向兰德公司领导者们推荐了卡恩，此后，卡恩便进入了兰德公司工作。

当兰德公司学者们看到身高足有6英尺、体重约300磅、又高又大的卡恩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一点上，卡恩与威廉姆斯简直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卡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腰围和能言善辩的口才。

卡恩刚进入兰德公司的时候，被分配到核动力飞机的研究项目中工作，但后来兰德公司学者普遍认为这个项目不切实际，因此被终止了。紧接着，卡恩又被分派到兰德公司“超级武器”研究室工作，该实验室直属加利福尼亚大学，地处旧金山。“超级武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新建的苏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中进行操作。卡恩每天都需要在旧金山地区来回奔走，这对于尤其喜欢社交活动的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卡恩频繁而又活跃的社交活动，使得兰德公司同仁们都对他是如何获得兰德公司最高忠诚度调查的事而感到好奇。“超级武器”也就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氢弹的设计与研制，由于工作本身的绝对机密性，“超级武器”研究室的四面是厚重的玻璃门，这就像以前设立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工厂内的兰德公司研究室一样——用厚实的玻璃门将研究室与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然而，如此严密的工作环境与方式，对于喜好社会活动和能言善辩的卡恩而言，简直是受罪。为此，他时常忍不住溜出研究室，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碰到熟人的时候，他就缠住他们发表自己的演讲和评论，对于陌生人，他便极力自我介绍。

卡恩在走廊上闲逛的时候，有时还会遇见沃尔斯泰特，当时沃尔斯泰特正忙于大量预测、论据的工作中，研究工作几乎占用了兰德公司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参与其中，协助他进行高深的研究工作。

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卡恩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安德鲁·马歇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相识源于相互所热衷的博弈论，他们两人还合著了一本有关于“蒙特卡洛方法”（蒙特卡洛方法是一种以“随机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因此又称“计算机随机模拟法”。）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数学概念分析学，此后被应用在抵御前苏联袭击的战场中。

在“超级武器”研究之余，卡恩还会参与几个新项目的研究工作，他还会写一些文章发表。当时，卡恩刚刚与罗莎莉·简·海尔纳结婚，海尔纳曾是卡恩的工作助手，因为传闻说海尔纳的两个亲姐姐是共产组织成员，因此，卡恩曾把海尔纳的政治倾向描述成“约翰·伯奇协会右派”（成立于1958年的一个极端右派的协会组织）。

在卡恩与海尔纳正式结婚之后不久，一个被联邦调查局追查的人公开声称，卡恩是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成员、美国民众自由组织成员、移民保护委员会成员，尽管这件公开指责他的事很快就被澄清了——证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以继续参加“超级武器”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之后联邦调查委员会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工作期间，卡恩最高级的忠诚合格审查证书被暂时停止使用，而这个证书是他从事“超级武器”项目研究的首要条件。

直到卡恩被派到空军中做“国防中系统分析作用”的讲座时，卡恩才真正发现自己最适合做的工作。

卡恩有着热情洋溢的活泼性格及能言善道的绝佳口才，这样的人似乎天生就是一副做演讲的料。卡恩的天赋就是口齿伶俐，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甚至可以与众多滑稽的演员相媲美。卡恩在空军中关于系统分析的演讲，充分调动了空军官兵的热情与积极性，他巧妙地运用双关法、类推法、臆测法，并时而敏感地澎湃一番：“你想，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想要和你们取得合作，用你们的轰炸机飞往前苏联，看看有多少轰炸机被彻底摧毁，又有多少轰炸机安全返回。关键是，我们很难和别人取得合作的机会。”

卡恩在演讲中，还运用了曾经沃尔斯泰特也借用过的布罗迪的核后备力量概念，沃尔斯泰特还将之命名为“第二次打击能力”。此外，卡恩还大量借用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内容和提议方案，比如分散军事人员和飞行轰炸机、加固保护棚和核弹发射井等。卡恩极力向空军推崇“民防系统和核战略”才是抵抗前苏联核攻击的策略，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美国现有2亿人口，按照现在的防御系统，如果在核战争中有3000万人丧生，那么幸存下来的就只有1.7亿人！假如在各个防守战略据点方面加固保护棚，那么伤亡人数相对可以减少2000万。”

卡恩认为，民防系统保护棚不但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是遏制前苏联核攻击的有效武器，如果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的民众一点也不畏惧核战争，况且在核战后依然可以实施人力反击，那么前苏联就不敢轻易对美国动武。于是，他极力主张并催促美国政府在国内大量构筑保护棚。卡恩在美国国会上激情澎湃地说：“我们只需要投入2000亿美元，那么就算前苏联对我们发动了核攻击，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大量的幸存者依然会高舞国旗。况且，有了保护棚，前苏联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卡恩的提议并不重视，只是让卡恩建立一个研究委员会，但是对于大规模建设民防系统保护棚的问题，却一直未曾走出过卡恩的演讲黑板，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政府的官方政策是保留大量的反击军事能力，但总统艾森豪威尔更加倾向于以美国和前苏联同时裁军为主。因为艾森豪威尔渐渐相信美国和前苏联都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幸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前苏联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同时削减彼此的核武器规模。

1959年，卡恩向兰德公司申请离职。之后，他进入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里供职了1年多。他仍然执著地宣扬他的民防系统分析观念，为此，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在全国各种场合、大学及外交机构演讲自己的民防系统。他对自己最热衷的主题“民防系统与核战略”可以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即兴演讲，而且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一副津津乐道的表情。不仅如此，卡恩还运用大量的图形、图表和幻灯片及投影来充分论述和证明他的观点，并用曲线图将各种战争情形中的伤亡数量勾勒出来，并在旁边标有文字加以注明，比如“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死亡？”或“同样悲惨却又有着根本区别的战后情形”等。

社会各界人士都说，他演讲时的模样看起来极像一家食品公司的卡通形象标志——皮尔斯伯利面团宝宝，全身上下肉鼓鼓的，可爱而又滑稽。虽然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听众们总是忘我地笑着，似乎对卡思的演讲不太重视，但往往他们在演讲结束后，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在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把卡恩比作是一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炸弹”。

对于卡恩的演讲，很多军事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的讲座是冻结核战略的最佳论据——虽然这不是卡恩的根本用意。卡恩一再支持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对于他而言，发动战争应该以事实为标准，而不是基于道德的慈悲之心。卡恩的形象就像是著名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主角——精力永远那么旺盛且劲头十足。据说，《奇爱博士》的塑造者斯坦利·库布里克抄袭了诸多卡恩的演讲资料，因此卡恩极力向库布里克要求分得版税。

卡恩对写作不太擅长，因此，他找朋友帮助编写演讲稿，并且把演讲稿装订成册，看起来就像一本一本的书。卡恩将这些演讲稿命名为《论热核战争》，这也体现了他对军事经典名著《论战争》的崇拜之意。对于卡恩这种大肆曝光研究资料的行为，兰德公司的核战略分析师们流露出了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始终以及其理性、谨慎的行为对待和使用研究资料，而卡恩的做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况且，兰德公司的许多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不只抄袭了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成果，还抄袭了兰德公司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且不曾感谢任何人。

当卡恩把《论热核战争》交给昔日导师沃尔斯泰特帮忙审阅时，不料沃尔斯泰特却对《论热核战争》中的内容火冒三丈。原来《论热核战争》中的道德观念及其冷漠和明显，简直可以说是非道德的观点，让人看了不免有些恐惧。

卡恩想要尽快知道沃尔斯泰特对书中观点的看法，于是他悄悄地走入沃尔斯泰特纯白质朴的办公室里，当时，布鲁诺·奥根斯坦也在场，沃尔斯泰特把《论热核战争》扔向卡恩，只说了一句：“赫尔曼，对于此书我只有一种建议，立即毁了它。”

卡恩当然不可能照做。并且，他还极力主张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批准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起初，科尔博姆对此书所持的意见与沃尔斯泰特的一样，因为它不仅删改了兰德公司学者们多年以来精心研究的成果，而且有损战略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的威严与利益。但在卡恩一再的坚持要求下，科尔博姆最终以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机密和并非是兰德公司的官方文件为由，同意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对此，卡恩对科尔博姆表示深深的感激。

卡恩和布罗迪一样，都支持发动有限的战争，不赞同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就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这一理论，虽然这在卡恩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卡恩在《论热核战争》中，构想了一种绝妙的战斗终极武器——如果前苏联铤而走险抢先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战斗终极武器将会自发性地发射核弹，其杀伤力足可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还把这种终极武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相比，并认为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不理性的，并且在进攻方面毫无灵性。在《论热核战争》的最后，卡恩把自己的观点融合在兰德公司所提出的反击力的概念中——核导弹首先要瞄准的是具体明确的军事目标，而非针对城市。

在《论热核战争》中，卡恩把民防系统描绘得绘形绘影，他及其丰富而又大胆地构想了核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的生活情形——核战争期间，人们都躲入已经加固过的深洞和矿井等保护棚中，这样就再也不用惧怕前苏联的核攻击，美国经济和民众都可以避开此劫，如此一来，核战争中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不会太大。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将会引起人体基因变异。此外，核辐射物质还会导致辐射病，卡恩建议大家广泛使用核辐射测定仪，如此一来，任何人一旦出现不好的状况，大家都有机会及时地避免被传染。

另一方面，卡恩还特别提议所有的食品都应该标明被污染的级别，受污染程度被卡恩根据毒性轻重为分五个等级——A类食品孕妇和儿童禁用；价格较高的B类食品和价格较低的C类食品，请大家放心食用；D类食品禁止40岁以上的人食用；E类食品只能动物食用。

卡恩的《论热核战争》足足长达652页，1960年，这本又大又厚的书终于出版，为此，卡恩不禁热泪盈眶。此书发行后，随即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并引来了普遍的争议。出版发行仅两个月，就卖出了14000本之多，可以说是销量火爆。然而，随着《论热核战争》一书发行的越来越好，国内民众对书中冷酷无情的观点的指责也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内大多数民众对此持轻蔑和谴责的态度，甚至将该书与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作为数学专家的詹姆士·纽曼还将此书称之为“借用道义作大屠杀宣扬的传单”。

看到这些悲观的论调，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充满了怎样一种深层的绝望——大部分民众都认为一旦发生核战争，一切都被会毁灭，世界上不再有“人类”二字可言。尽管如此，卡恩那种注重实效的观念竟然出乎意料地鼓舞了一些人士的心，使他们即时顿悟。这些明亮的支持呼声来自倡导裁军者与自由和平主义者，他们其中就有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说：“卡恩所著的《论热核战争》一书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想要利用核武器实现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一点是连卡恩都未曾预料到的。”与拉塞尔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诺曼·托马斯。托马斯是美国社会党候选人，他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对于崇尚和平与拥护裁军的人而言，卡恩的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是美国人民光明正大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科尔博姆曾几次试图说服卡恩重回兰德公司工作，但卡恩最终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卓越的成绩，携带妻儿迁居纽约，并且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万赞助资金，创立了一个名为“哈得逊学院”的智囊团，从此与兰德公司机构划清了界线，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在哈得逊学院里，卡恩独创了一套“未来学”理论——旨在认为资本主义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且前途不可限量，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将会移民太空。

此后，卡恩还陆续创作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但这些书籍都无法与《论热核战争》相提并论。卡恩在1983年逝世，当时他还在极力汇编新版的《论热核战争》，他坚信兰德公司最初的信条是正确的——人类只有从容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核时代中生存。

卡恩作为一个名声鼎盛的另类思想家，令他无法预料的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将他和他曾经狂热的《论热核战争》搁置在一旁，而当时在兰德公司与他同行的朋友，也都为了迎合新的技术潮流，在他们创造的无情世界里大获成功。

3.伯纳德·布罗迪——核武器威慑论的先驱

以放射性爆炸物作为核能时代的开端——这将预示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枚原子弹后，其中最为关注的人之一便是兰德公司军事战略分析师伯纳德·布罗迪。在报纸上看到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后，他发出一声无奈的惊呼：“我一直深信的核武器威慑论全都是废话。”经过深刻的反思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都放在怎样赢得战争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此外，再没有其他目的。”

1951年，布罗迪进入兰德公司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游荡在各个研究机构不同的学科之间，似乎极力在寻找一处象牙塔——避开正统观念的洪水猛兽，但他始终都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种机构，于是，他效仿沃尔斯泰特和卡恩等科学家，加入了兰德公司。

布罗迪和卡恩一样，都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不同的是，布罗迪一出生就很贫穷。布罗迪身材矮小又眼睛近视，但他非常迷恋骑马和军队生活，16岁的他居然谎报年龄进入了国民警卫预备队，只因为当时的预备队有专业的骑马训练。1939年，布罗迪从芝加哥大学毕业，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师，也正是在这里，布罗迪认识了内森·莱特，莱特后来成为兰德公司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

布罗迪之后又转到常春藤联盟大学，但不久便被那里的院长婉辞了。当时，院长对布罗迪这样说道：“你所学的专业太出色了，我们学院任何一项计划对你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了，相信，你会找到一处比这更适合你的研究院。”

战争期间，布罗迪在美国海军情报处任职，主要负责编写宣传资料，并试图说服德国U型潜艇队员们投降。在美国对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前五天，布罗迪正式被耶鲁大学的政治系聘请。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布罗迪的毕业论文《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美国海军立即就购买了1600套，使得《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成为当时学术类出版物的畅销书。由于此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出版社再次与布罗迪合作，编写了《海军战略入门指南》，此书一出，美国海军预备训练营立即抢购了15000套之多。欧洲的战火使得布罗迪的著作销量倍增，布罗迪的身价也因此倍涨。

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后，便改变了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规则，也包括政治原则。当然，对此有所察觉的不只是布罗迪，许多的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西方各国普遍呼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可见战争是残酷的，一旦点燃战争的烽火，世界上的生灵将会受到严重的摧残。于是，各个国家的民众都渴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机构，以遏制战争，并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真正和平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的人极力倡导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主张将极端性、毁灭性的核武器的使用权交付给这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管理。

为了实现这种愿望，一些崇尚自由和平主义者东奔西走，为和平而努力，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到各个机构游说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当时，美国著名杂志《星期六评论》的出版商诺曼·库辛也和拉塞尔的观点一样，库辛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我们不需要为建立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有多难而讨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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