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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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上）试读：
内容提要
1801年至1900年的这一段期间被称为19世纪。这段期间最显著的是西欧与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连带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皆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包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诞生或重塑。但另一方面，这些工业国家透过强大的生产力与武器，成功殖民世界大多数地区，并以倾销的方式破坏许多古文明国度，如中国、印度、土耳其既有的社会与经济体系，造成这些国家被迫走向“现代化”。此外，民族主义兴起，使多数欧洲民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并开始建立与保存本国的历史与文化。
是谁推动了十19世纪的世界发展？是谁把19世纪演绎得那么精彩？工业革命的形成与经济上的进步到底是谁在操纵？当然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这里将会揭晓您想要的答案。
第一章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在中世纪曾经出过一些成绩卓著的编年史家，如弗赖辛的鄂图和马泰·帕里斯、儒安微尔和弗·鲁瓦萨尔。这些人就他们那个时代留下的史料是相当可靠的，但当时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印刷术还无人知道，因而书籍稀少。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评价还没有开始，人们也未认识到有这种需要。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典章之风很盛，但揭穿膺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最后一点，中世纪的空气弥漫着浓厚的神学味道。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一千年之中几乎像是一种物质力量，压在欧洲人的心头，使他们无法注意世俗历史及其问题。由于一切都被归之于神意，因此对自然因果关系的探索也就被看作完全不必要，如果不算是僭越的话。这样，历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程。
对人类的展望，在15世纪的意大利，起了很大变化，这种转变有利于客观的方法和历史的发生学概念之兴起。古典世界被揭示为光彩夺目的实体而不是矇眬不明的传说，这样就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深思。而人们的探究精神又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同东方建立进一步密切关系而得到更大的鼓舞。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空间的范围与知识的眼界都加倍地扩大了。随着知识疆界的向前扩展，在学术气氛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变化。
教会的日益腐朽、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大本已开始对神学精神起着溶解的作用，而异教文化——它是又崇高又那么坦率地合乎人情——的引诱又加速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对权威的有意识的反抗，不如说它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运动。对于人，对于人的智力和人体美的引以自豪的喜悦心理，取代了中世纪理想中的忧郁的禁欲主义。对人类在世间的成就的研究，取代了对人的精神特质和死后情景的臆测。以奥古斯丁作为开端的中世纪时代，随着马基雅维里与拉伯雷，哥伦布与哥白尼的出现而告终了。
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也获得了反映。这门新学科的最早的大师，佩脱拉克与薄伽丘，是近代历史学之父。然而，他们仅仅是业余研究者，而佛罗伦萨人布鲁尼才是史学家的完美典范；他是在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历史家。为了达到尽量摹拟古典作品的目标，布鲁尼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不得不做死板的摹仿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也就不可能取得以自然因果关系代替超自然因果关系的进步。当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使历史学超脱文学的领域，并把它同国家生活联系起来以后，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传统不再像是向人们发布命令，而像是在进行挑战了。洛伦佐·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伪造的；而人文主义的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也从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精神来对待奇迹和神话。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迅速传遍欧洲。学者们像群星一样照耀着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家）的宫廷，激起了人们对条顿族的英雄和成就的兴趣。凯尔蒂斯讲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库斯比尼安编辑乔丹斯和弗赖辛的鄂图的著作。波伊廷格尔与勒纳努斯潜心于德意志古文化的研究。这些学者给中欧引进了研究世俗学识的理想与方法和公平正直的学术风气。
歌特在宣称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文化倒退了一百年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正是这批人，因为德国人文主义的短暂历程是由于路德的出现而被粗暴地截断的。于是，神学再度占据统治地位，而世俗研究也就被淹没在教派斗争的漩涡里。但是，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中世纪的争论者们都诉诸原则，而他们的后继者则诉诸史实。新教教徒力图证明美第奇族教皇的教会已不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并设法说明教会是怎样地日趋堕落。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则企图用揭示新教徒所不知道的事实，使他们惊惶失措。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双方追求的目的都是胜利，而不是真理，但是，珍贵的文献却因此而见了天日。当弗拉希和他的合作者们在路德派王公的支持下，以《马德堡世纪》作为武器来攻击敌人时，罗马教廷命令巴罗尼准备一部详尽的答辩，并以梵蒂冈档案供他随意使用。虽然巴罗尼的这座“大厦”，象卡佐邦后来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虽然这部驳复的作者不懂希腊文，天真地轻信了伪品和传说，但他所使用的大量新资料和他的答辩的表面完整性使得这部《编年史》的发表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虽然到了13世纪教派斗争的毒害逐渐消退，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宗教性的。属于英国国教派的卓越神学家，从厄谢尔到宾厄姆所编写的关于早期教会的著作，是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处于罗马和日内瓦两着之间的地位，能够对争论的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论断。比利时的耶稣会徒在巴兰与帕珀布罗赫的领导下，开始编辑《圣徒传》，规模如此宏大，以致迄今还在进行。法国所做的贡献更加伟大。高卢神学家对教皇极权派所肯定的东西进行了细致而严格的研究；詹森教派的蒂尔蒙搜集资料，编写了关于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具有无限价值的著作；巴吕兹探索了（被囚于）亚威农的教皇的历史。最重要的，圣穆尔的本尼迪特教派开始出版大部头的丛书，阐明了有关宗教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这些学者生活在一个仍由抽象的笛卡儿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对历史不闻不问，公众对历史也还不感兴趣，因此，在整个学术史中没有一页能比记载着这些伟大学者辛勤劳动的篇章更为辉煌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摘那个从巴罗尼开始，以马比荣达到高峰的一世纪为停滞不前的时期。
虽然16和17世纪历史学家的题材主要是基督教，但世俗性的题目也吸引着个别研究者的注意，这些人大多数是俗人。图与帕基埃探索法国制度的起源；杜孔日绘制拜占庭帝国的很少为人知道的版图；戴尔贝洛概述当时所积累的有关东方的知识；而梅泽雷则以宪政主义者的批判精神编写了法国的历史。马利安那为他的同胞撰述西班牙民族史，而苏里塔则编写了阿拉贡的编年史。在意大利，西戈尼在努力弄清罗马的机构和制度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成绩。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编写亨利七世的传记，伯特勋爵撰述亨利八世的生平；卡姆登研究英国的古迹，而塞尔登（11）则溯述法律的历史。在德国，康林（12）指导关于德意志法律起源的深入探究。但在荷兰，世俗性研究涉及的范围却是最广泛的。斯卡利吉尔在发表他那为科学编年史奠基的不朽论述之前，已在荷兰定居很久了。格吕特尔的铭文集是在他的督导下编成的；莱顿大学教授们所编关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也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
在确定历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的少数尝试中，博丹的论述是一个大胆而又辉煌的成就。这位法国政论家，在宗教战争最炽烈的时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世俗性的课题，并以科学精神来研究它。
博丹在孟德斯鸠之前指出了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位作家的个人地位、爱国的和宗教的倾向性以及求知机会对他的见解和成就的影响。在他以前，没有一位思想家对于环境所起的作用有过这样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以后的二百年中也没有人添加什么新的东西。此外，在历史评论的领域里，人们也获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这些成绩还只是一种开端，而不能算是确定的成就。斯宾诺莎宣称，对待《旧约全书》必须象对待任何其他历史著作那样。当西门神父开始运用批判方法来对待犹太教的经文时，曾惹起博絮埃的暴怒。诺瓦由于无情地处理殉道者的记录而招来“圣徒的捣巢人”的称号。佩里佐尼厄斯提出，早期罗马史近似传奇。尤其重要的，马比荣以其《古文书学》（1681年出版）奠定了拉丁古文书科学的基础。
到了18世纪，历史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了。研究者们不断地进行搜集资料的工作；研究者对权威与传统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最早的用文学体裁叙述的历史编写出来了；而对于文明现象，也第一次认真地企图作出解释。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18世纪的作品吧。
在学识的积累方面，法国本尼迪特教派保持了他们在17世纪所建立的优越地位。鲁伊那尔仔细审查了早期殉道者的记录；福孔奠定了希腊古文学与古典考古学的基础；布凯汇集了有关法国历史家的作品；克莱芒在其《年代考证法》里，编辑了最早的收罗广泛的历史编年表；圣马尔泰撰述了基督教高卢诸省的历史；韦塞特和德维克编辑了朗格多克编年史；里韦特开始了那部至今仍在继续编写的巨著：《法国文学史》。这批学者，当他们四周的一切正在变化的时候，还在安静地进行研究，自得其乐，直到法国大革命把他们扫除为止。穆拉托里以搜集意大利历史资料、编辑意大利编年史和论述意大利古文物的艰巨工作而获得了同马比荣并列的地位。至于蒂拉博斯基所编的意大利文学史，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而且也没有能与之接近的。在德国，莱布尼茨搜集布伦斯威克家族的早期记录并开始撰写《圭尔夫派的起源》，这部书在其死后很久才告完成。奥地利耶稣会徒克尔毕生致力于古币的搜集和分类工作。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的英国，沃顿和斯特赖普、赫恩和马多克斯、希克斯、赖默和威尔金斯继承了纳与达格代尔的传统，使得人们有可能搞清楚中世纪的历史。这些人的渊博学识从来没有人能够超越，而他们的著作也依然是严肃的研究者必须经常向之求教的学问宝库。虽然这些大搜集家们很少使用批判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资料，可是学者们却开始更自由地鉴别史料与传统了。在18世纪的前夕，本特利已揭穿《法勒里斯的书信》"/>法勒里斯（约公元前570—554年），西西里岛上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城的暴君，以极端残暴著名。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R.（1662—1742年）在他的《法勒里斯的书信》中揭出，有一百四十八封有他署名的书信是伪制的。——译者"/>的伪造性。而在18世纪里，阿斯特律克已发现《创世记》的混合性；赖马鲁斯与塞姆勒始创了对《福音书》的评论性讨论，而维科则对荷马诗篇的协调性提出了怀疑。法国铭文与文学学院成员撰稿编成的《论文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辩论，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关于罗马早期记录的可靠程度的长期讨论，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项讨论是1722年由普伊利首倡的。他大胆宣布，在皮洛士的著述出现前的罗马史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修道院长萨利埃觉察到这种看法对宗教的危险性，因而诽谤普伊利，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弗雷雷出来充当调人，他提出，真情往往是与神话混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问题，博福尔作了一番独立的探讨；他关于早期罗马史之不确实性的著作，证实了普伊利的结论，并预示了后来尼布尔的论点。铭文与文学学院对形成批判方法的贡献，决不仅限于这些辩论。学院的杰出的秘书弗雷雷把一切古文化包括于其研究领域内，因此他的编年表超出了斯卡利吉尔和佩塔微的研究范围，而分析了希腊神话的来源。同时，他对东方语言的研究也值得他怀疑印欧系诸种族间的血缘关系。梯叶里宣称：“如果他能享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由，关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起源的科学一定会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在18世纪的后半期，由于赫鸠雷尼阿古城的部分的发掘的推动，学院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考古学方面，因而德布罗斯与巴泰勒尔密在温克尔曼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即已从意大利带回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由于那种使18世纪获得“理性主义时代”称号的学术风气大转变而得到助益。17世纪曾偶尔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但由于担心受到当世的惩罚而没有发展起来。在18世纪初叶，曾经有一股冷风刮过欧洲，而在它的中期，启蒙运动却又是旭日当空了。在丰特内尔在世的时期内，法国即已从博絮埃的天下转移到伏尔泰的时代，从波特—罗雅尔派得势转变为百科全书派盛行了。于是，对现行制度和对传统信仰的批判互相影响着。培尔始倡了以怀疑眼光看待史料和传统的风尚，然而对过去的一切采取崭新态度的，则主要是伏尔泰。培尔是怀疑主义者，而伏尔泰是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真心维护理性的威力和尊严的人才能推翻权威的沉重压力。所以尽管伏尔泰在学问和道德方面有其缺欠，他在那些为历史科学铺平道路的重要人物中仍应亨有崇高的地位。伏尔泰以其犀利的智慧，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而打击盲目轻信之风，仅凭博学是无能为力的。
在17世纪出现了一些有高度价值的著作，它们或者涉及到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或者讲的是他们那个时代前不久的时期。这些作者是：萨尔皮和帕拉维奇尼、维拉、多比涅和德图、克拉伦敦和伯内特、霍夫特和普芬多夫。到了18世纪，休谟编写了一部文字精练的英国史；罗伯逊撰写了一部虽不流畅易读，但更具有学术性的苏格兰史。埃诺所编的法国编年简史在西斯蒙第的著作出现前一直是法国人向之吸取营养的知识宝库。马斯科夫记述了德国人的命运；约翰内斯·缪勒写下了瑞士各州的史诗；施勒策尔叙述了斯拉夫欧洲的历史；普特尔阐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切拉里抛弃了关于五帝国史的史家传统体系，这种体系曾阻碍文明发展的合理概念的形成。一批不知名的英国作家编成了一部详尽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虽缺少文学的价值，但汇集了大量不易获得的资料；而这部史书（以译本和缩本的形式留传）保持了它的独特地位，直到差不多一百年之后罗特克与施洛塞尔的著作方取而代之为止。尤其重要的，吉本的著作在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并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建筑物都久已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屹立着。
虽然国家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开始吸引学者们注意。第一部总括性的教会史是由莫斯海姆在戈丁根大学的平静气氛里编成的。艺术是文明的产物与镜子；这个观点在温克尔曼笔下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论述；歌特称他是一位新的哥伦布。莫泽尔在其《奥斯那布吕克史》里，最先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法；赫德尔说他以德意志人的思想与情感编写了第一部德意志人的历史。尤其重要的，伏尔泰创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史”的新的类型。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第一幅描绘一个文明国家的多种生活形式的图画。他在几年后，写的《论风俗》（Essai sur les Moeurs）描述了从查理大帝起到路易十三时代止欧洲的道德、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生活。他宣称，他的主题是人类思想的历史。他要追述从中世纪的野蛮时期到他那个时代的文明社会所经过的各个阶段，以阐明启蒙运动和社会教养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文笔既华丽，处理方法又新颖，两者加起来使得他这部比18世纪所有其他著作都更能扩大历史研究眼界的书籍流传得越来越广。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尽管有极其明显的缺点，却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它结束了那个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它把历史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它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的领域。
最后，在18世纪，在用哲学来解释人类生活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培根的格言“古代时期是少年世界”中所包含的有关进步的概念，后来由巴斯卡予以发展；后者说：必须把在时代演变的整个过程中世代相传的人类看作是一个永远生存，不断学习的人那样。佩罗在关于古代人与近代人的论战里主张，我们不但应该称颂古典世界的成绩，而且应该把我们后来学到的一切增添进去，使之臻于完善。他巧妙地比喻说，中世纪时代〔文明〕的中断只是表面现象，就象一条大河在地下流了一段路程那样。丰特内尔认为：虽然一个民族象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各个阶段，但它不会衰退。他的科学研究确实启示了他：在人类历史的运动和“掌握整个自然界的伟大而普遍的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可臻于完善境地的理论，正适应了当时新产生的对人类的热情，在整个18世纪，从初期的修道院长圣皮埃尔直到末期的戈德温、孔多塞和“开明派”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热情。
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乐观希望的表达，而不是经过哲学思考而推断出来的结论。在莱布尼茨发表他的进化论之前，不可能有理性史观。我们在莱布尼茨的《新论文集》里读到：“任何事情不是突然而来的；自然界的运动也从来不是跳跃式的。我把这个叫作延续法则。以我们自己为起点，向下看，一直看到最低级的动物，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是一系列延续着的，互相之间差距很小的东西，比如有翅的鱼类、同植物很近似的动物，还有，似乎具有某些人类理性的动物。”自然界是小步前进的，人类同样也是在缓慢而又艰难地向前移动。孤独的那不勒斯思想家维科，在他的《新科学》里讨论变化的法则时，把历史演变过程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最初有森林，后来有了茅舍，然后有村庄，然后有城市，最后才有学院。”这个原则由杜阁在巴黎大学（索蓬）关于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的演讲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用极其完备的语句宣称，历史是人类通过衰落与复兴永远前进的过程，每个时代同先行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同样都是互相联系着的，蒂尔戈走在孔德之前，业已提出人类思想在对现实的逐步理解中要经过三个状态的法则。进步的意义，决不会局限于人类本性的逐步演进与提高，而是物质财富、精神开化与美德三方面的共同进步。库然称杜阅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的确再没有比他更应获得这个称号的了。将近18世纪的末期，德国人又为进步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莱辛在他的晚年，象是从高耸的了望塔上俯视了历史的全景，把他的印象记在他的《人类的教育》内的意味深长的格言里。他宣称：人类智慧本身的力量比影响并形成它的任何一种力量都更加强大。宗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启示，而各种宗教则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所使用的课本，每一种宗教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对人类有助益，但没有一种是登峰造极的。这是没有巴斯卡神学体系的巴斯卡思想。但在研究进步的条件与性质方面，最详尽的论著要算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的观念》一书。赫尔德因为深深感受到宇宙因素的影响，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界中存在着类似的法则。在本世纪末期，伯克在其《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中宣称，历史生活是有机的延续，而每个时代都受到它先行时代的恩惠。
人们除了探讨历史进步的性质外，还认真地试图解释构成文明的各种具体因素。孟德斯鸠本身是一位法学家，他研究了法律与制度的起源和影响，认为不能按照抽象的原则来评定法律和制度，而必须看它们是否适合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对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的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休谟在其《论文集》中已概括出某些有启发性的社会学的理论。但是，把国家的盛衰同经济资源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则应归功于亚当·斯密。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马尔萨斯根据周密的历史归纳法，创立了人口法则。
尽管在18世纪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完成了卓越而又有持久价值的著作，但仍然存在着若干不利于真正的历史科学成长的障碍。第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利于历史感的形成。在17世纪，对神学的热忱已逐步下降；博絮埃的《世界史》可以看作是神学时代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但历史在世俗化以后，它的历程中出现了新的和同样严重的危险。人们崇拜抽象与绝对的准则；看不到不同时代的不同气氛和观点；热衷于政治与哲学的宣传，这一切都妨害了耐心的研究和客观的探索，只有少数个别思想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观念。当时更为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的行动应是有意识的行动）和自然法则论（以原始社会为理想），都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傲然蔑视过去，就象在睡梦中摆脱了压在身上的梦魇那样。所以，这个时代的趋势鼓励作家满足于肤浅的探究和轻率的概括性论断。波林勃洛克提倡为了有益于政治而研究近代史，但他谴责学术性的研究是搞无用的学问。罗伯逊不懂德文而撰写《查理五世传》。在这个世纪有些最受欢迎的著作，如席勒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著述，却是学识浅薄，判断力不强的产品。
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在它对待宗教观念和中世纪问题上，最为明显。那时，关于希腊与罗马的知识相当普遍，部分原因在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熟悉古典文学，同时也是因为古代世界的观念与制度给改革家提供了启示。但中世纪却象天书一样难以理解，这不仅对于自然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论者也是这样。而且，无论是信仰者还是怀疑者，都不喜欢“热情”。休谟根本无视盎格鲁—撒克逊世纪，即形成英国的时代，认为那只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伏尔泰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象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他在其《〔奥尔良〕姑娘》里暴露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不理解。罗伯逊的著名的《查理五世传》导言则沾有愚昧的轻蔑态度的污点。吉本轻视宗教情感和信仰，所以他在漫长的历程中看不到许多最重要的人和事的意义。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表明了罗马帝国是怎样生存下去的，但关于罗马帝国在其中继续残存着的那个新世界，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懂得很少。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末期，对中世纪的同情才随着浪漫主义运动象潮水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个缺点是，对待权威作者和他们提供的史料方面缺少批判能力。关于法国的几部历史都是以详述法拉蒙德的故事作为开篇的；罗兰写的历史则是重写了李维的著作。在约翰内斯·缪勒看来，所有编年史和典章，只要是古老的，都是一样地有价值；他的出名，主要因为他生动地译述了楚迪的爱国故事。只要怀疑主义存在，它往往是和轻信一样地毫无批判。拉莫特在他关于历史不确定性的《论文》里说，聪明人除了神示的真理外，什么也不相信。培尔既是理性的敌人，也是信仰的敌人。饱学的耶稣会徒哈杜因甚至认为古代世界的历史是13世纪的修道士编造出来的，他们是修昔底德、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的真正作者。尽管有了马比荣，但研究方法还处在童蒙阶段。
历史研究没有重大进步的第三个原因，是几乎不存在历史教学。的确，历史已被承认是统治者的必要教育。博絮埃说：历史是君主的顾问官，并为了教导王子们而编写了《世界史》。费纳隆也为勃艮第公爵撰写了《查理大帝》。而《列强史》则是专门为了年轻的约瑟夫二世编写的。但另一方面，在法王亨利四世批准的巴黎大学规程里，却没有提及历史课程；在耶稣会徒（他们是半个欧洲的教师）的课程表里，也没有历史课程。费纳隆在其《女子教育概论》一书内，也不给历史课程任何地位。笛卡儿派藐视历史，马勒伯朗士声称，形而上学中的一项原则所包含的真理就比一切历史书所包含的真理还多。儿童不得不在不知历史为何物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曾偶然引起过抗议。费勒里表示他希望每个人都应知道他的城市和省份的历史。罗兰慨叹说，在学校中竟没有安排讲授法国史的时间，而“不知道历史，是每个善良的法国人的耻辱，”他还说，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在祖国，却象一个外国人一样。达朗贝尔声称，儿童在离开学校时对祖国的历史茫然无知，是一件丑事。当然，也有少数个别的人，曾试图传授历史知识。英王乔治一世曾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内设立近代史讲座，但教授们，包括诗人格雷在内，很少讲课或从来不讲。在法国，直到1769年法国学院设立历史和伦理学讲座后，才承认了历史课有权同较老的科学处于平等地位。德意志的青年在历史教学方面，情况较好，1757年戈丁根大学创立后，高级历史课程开始设立，并由公认为有资格的学者担任教授；关于这批学者的影响，将在下文叙述。
第四个缺点是，在利用文献与宣布研究结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旅行的费用和风险已给研究者在查阅所需要的资料上造成困难，而由于档案所有人似守财奴般地不愿以其宝藏示人，他的困难就更大了。手稿被认为是对于决定法律和先例的实际问题有用的。1729年在东弗里斯兰，有一个档案管理员在接受委派的时候，他的雇主告诉他说，“在知道了我们家族的秘密之后，必须把它们带进坟墓里去，不得向任何人泄漏。”斯图加特的档案是任何人不能使用的，除非得到公爵的特许。“宫廷史官”的头衔具有一个真正的意义，那就是，领有这个头衔的人是王朝的光荣与尊严的保护人。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普芬多夫受命编写《大选侯传》；莱布尼茨受命研究布伦斯威克家族的起源。当穆拉托里为编纂《作家集》而搜集资料的时候，有几位意大利王公曾拒绝他查阅他们的档案，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的领土权利的论据。而且偶一失足，就可能毁掉一个人一生的事业。例如，詹姆斯派的卡特在一个附注内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疬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于是，伦敦市参议会授给他的补助金被撤消，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了。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而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丹尼尔神父受到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在著作中不提法拉蒙德及其它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即一般所称法国的最初四王，而修道院长维里却认为有必要把他们重新捧上王位。在奥地利，书报检查制度在玛丽亚·特蕾萨长期统治时期执行得特别严厉，外国书籍几乎全部禁止进口。在皇帝约瑟夫继他母亲登位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开明时期，但在他逝世后，蒙昧主义又捲土重来了。
历史家除了从世俗检查制度中遇到危险外，还会在天主教国家里遇到教会的强权。《禁书目录》和宗教裁判所产生了僵化作用，这在思想和科学的领域内虽然感受得最为直接，但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同样也是危害极大的。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也不能使人免受指控和定罪；甚至穆拉托里也只有在他的朋友，教皇本尼迪特十四的干涉下，才得到解救。要想认清检查制度所起的窒息作用，那就必须记住：由于害怕惩罚而没有写出来的著作同遭到检查制度扼杀的著作，可能同样的多。这样看来，让人们能够既勇敢又公正地说出真实情况的条件是少有的，而了解真实情况的意愿和发现真实情况所需的关键性设备也同样罕见。至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不同时代的深入观察以及历史科学所依靠的公正气质，那还有待于19世纪——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时代——初期北德意志的伟大学者的努力。
第二章 尼布尔
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对于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他的父亲给予了最早的和最深刻的影响。老尼布尔是一位大旅行家，也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他被选派参加丹麦国王派遣的考察队以后，他以少有的毅力学习语言并研究古代东方的历史。他先在埃及呆了一年，然后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作了长期逗留，以后又游历印度，从那里经波斯、巴格达和巴勒斯坦回国。在他的独生子诞生前后的几年中，他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游记。他渊博和精确的学识和他对未知或陌生地区的知识，使他的巨著立即获得了成功，传遍欧洲的每个国家。当巴托尔德〔尼布尔〕在18世纪最后一年住在英国的时候，他很高兴地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他决心要成为无愧其父的人。
这位罗马史学家撰写的他父亲卡斯顿·尼布尔的略传，有助于了解他自己的青年生活和早期学习情况。“他教导我们学习地理和历史、法文、英文和数学，并帮助我学习拉丁文。当我阅读恺撒的著作时，他就把当维尔的古代的高卢地图摊在书桌上；而我必须找出每个地方。”儿子临睡前坐在他膝上的时候，他经常给他讲东方的故事，不讲神怪小说。因此孩子很快就熟悉了穆罕默德、早期哈里发、伊斯兰教的传布和土耳其人的崛起，十岁的时候就写了关于非洲历史地理的文章。这同穆勒《自传》里人们熟知的情景非常相似。两位父亲都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就成功地灌输了大量知识，使他们比别的孩子早十年进入智慧上的成年时期。所不同的是尼布尔没有经历一场强烈的情感危机。这位历史家虽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是少年老成，但他的青年时代是安宁而愉快的。尼布尔的近邻博伊厄，他是戈丁根诗社的成员，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朋友。巴托尔德〔尼布尔〕后来感激地提到这个人说，“他指引给我很多东西；要不然，也许在长时期内，我会一无所知的。”博伊厄也描写过巴托尔德十五岁时的情景，说他忙于在哥本哈根图书馆内翻阅瓦罗的手抄本，说他除了手抄本和不同的抄本外，什么也不想望了。十六岁时，他已是“一个知识广博和智慧成熟的小神童。他必然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二十岁时，他“已具有伟人的气魄。”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沃斯，即荷马诗篇的译者。沃斯的《奥德赛》于1781年出版，而在1782年，他就写道，尼布尔家的孩子们除了奥德赛和珀涅罗泊外，别的什么也不谈。卡斯顿所欣赏的唯一诗篇是荷马诗篇，他的儿子对之也同样的热衷。尼布尔后来写道，在理解古代这一学科中，沃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他把古代人物当作同时代人物那样来解释他们，说明他们。
卡斯顿希望儿子继续地理考察工作，但母亲反对，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尼布尔对此也从无兴趣。后来，父亲决定要他成为外交家。然而，孩子很快即意识到他应作的工作是什么。十九岁时，他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我的名字得以流传下去，它将作为历史家与政治家，作为古典学家与语言学家而流传下去。”在基尔大学，他学习哲学、法律和历史，他对罗马的财产制度发生了兴趣。在后来几年中，他利用余暇研究古代世界的问题。尼科洛维在1797年认识了他，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有才干和勤奋的人。他的心灵象蜜蜂一样，它吸取我们这个丰盛时代的一切精华而从不接触毒液。”在他一举成名之前，他已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这位攻读历史的学生后来变成历史学家，是由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根据他朋友本生的说法，“尼布尔的生活比当代其它大作家都更加密切地同当时受苦人类的最深刻的运动和挣扎联系在一起。”在离开大学后，他充任丹麦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二十三岁时，他在英国进行长期考察，旨在进一步扩大他关于行政管理的知识，而这次考察使他获得了对英国历史和状况的深刻了解，使得后来在他晚年访问他的人惊异不止。回到丹麦后，他参加政府工作，在六年之中一直协助指导丹麦的财政和商业政策，特别是关于丹麦殖民地的银行业务和商业。他的声誉传到了柏林，人们敦促他调换职务——当时正值普鲁士王国于耶拿战役中崩溃的前几星期。尼布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籍，所以他接受了这项邀请。在其后的四年中，他致力于复兴普鲁士的财政。哈登贝格、施坦因和普王都认为他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一度传说他政绩不佳，但在有关他的辞职的文件公布以后，这种传说也就消散了。
法国革命一开始，尼布尔就从法国报刊上注意它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对革命抱着不信任和厌恶的态度，而沃斯及其他朋友则热情地欢迎它。大约三十年以后，他声称：“卢棱是我青年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崇拜的人物，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广大群众起初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对激烈的变革表现出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纠缠了他一生，并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深知旧制度的各种弊病；而且在汉堡他个人认识了一些法国“逃亡者”，对这批人他始终怀着轻蔑的心情。他的理想，是按照法定程序的有秩序的发展。当法国革命所激起的力量被束缚于拿破仑的战车上时，他对法国革命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变成了对它的憎恨，同施坦因和费希特的憎恨情绪一样地激烈；而他对德意志的热爱发展成了要为它服务的热烈愿望。由于他熟悉英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加厌恶。在晚年，他向本土推荐过伯克的政治哲学。他在罗马同利贝尔谈话时，时常提到：如果他未曾研究过英国，他永远不会理解罗马的历史。他写道：“1688年以来，英国的宪法和自由制度日臻完善，提供了历史上仅见的关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道德的最崇高图景。任何一种制度都没有更动或撤消，人们就逐渐在全国享有了自由——是在各个方面的最大自由，是任何民族所没有享受过的最大自由。在法国革命时期，也许没有一块地方比英国的处境更好。它是世界的骄傲，是举世羡慕的地方。”他不大相信某种特殊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他在为芬克的《英国制度论》所写的序言里表示，他深信英国的自由主要依托于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他没有看到乔治三世统治下的阴暗面，但他懂得了以行政分权制作为广阔基础的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价值。
尼布尔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从事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在丹麦政府服务时，他利用很少的余暇已编写了有关古代世界的几篇专著；辞职以后，他决心致力于罗马史的研究。那时，新建立的柏林大学是那些希望重建普鲁士的破碎河山的人们汇萃之地。可是没有人比尼布尔更加拥护普王的著名宣言“我们必须以智力来弥补物力的损失”。他要通过写作“使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大任，并要给他们提供古代的崇高榜样”。人们劝他讲课；1810年他开始讲授了日后成为《罗马史》的课程。因为缺少讲演经验，他诵读讲稿；结果颇为成功。他的深厚的热诚，加上当时那鼓舞着新大学的求知热情和在解放战争临近时震动整个普鲁士的激昂情绪，使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著名的听众。
尼布尔同他的听众一样，对于所讲的课程深感兴趣；后来他回顾这三年的授课时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萨维尼对他说，他开创了研究罗马史的一个新纪元，这不是对朋友的谀词。尼布尔相信历史研究中蕴含着伦理意义和对爱国精神的激励；这一点，是前人所未道及的。他觉得自己象费希特在其《告德意志国民书》里那样，直接在向他的同胞讲话。他后来向利贝尔说，“普鲁士蒙受耻辱的不幸时期对我编写的历史有一定影响。那时，我们只能热切期待局势好转，并为它作好准备，此外别无他途。所以我回过头来讲述一个伟大古国的历史，借此加强我和听众的意志。我们和塔西佗有着同样的情感”。他讲授了三组课程，其中头两组讲的是罗马的历史，第三组讲的是罗马古文物。这时，由于1813年全国奋起，他的听众大部分都驰赴战场了。在授课期间，他曾把前两组讲稿编成专书，分为两卷，在1811—1812年出版，并题词献给普王。这一部书虽然在几年后几乎全部重写，但它的出版却开始了一个系统地研究罗马的时代。
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罗马帝王时期和共和时期的研究，已经适当地进行，但很少有人企图就它的国家生活或它的成长过程试图形成明晰而连贯的概念。马基雅维里曾把李维的著作，把他自己的政治感想与格言依托。孟德斯鸠作了大胆的尝试，要发现罗马盛衰的原因，但他的知识浅薄，而且受到资料方面的限制。无数作家曾抄袭并节录李维的著作，但在尼布尔之前，没有人曾把罗马首先作为一个大国来研究。它的制度，无论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的，都必须探本溯源，弄清其沿革和变化。尼布尔的行政经验使他能够以过去的历史家所未有的观察力来研究问题。他宜称，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他抓住了这样的真理：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必然是关于制度而非事件，关于阶级而非个人，关于风俗而非法律的历史。罗马的发展史，是围绕着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而形成；这些斗争则起源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种族分歧。他清晰地描述存亡攸关的政治问题，因而读者能够得出关于罗马国家从起始到“李锡尼法”止的生动概念。罗马的土地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研究。尼布尔对罗马共和国所做的（那也就是后来格罗特对雅典民主国所做到的）是使它成为一个象近代国家那样真实而又可以理解的国家。
尼布尔的第二大成就，在于批判地查核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及其可信程度。从对早期罗马史持怀疑态度的前辈那里，他几乎无所得益。博福尔的著作，是他在写完自己的著作后才阅读的。而他认为它很不差，但太偏于全盘否定。对于维科的理论，他似乎并不曾知道。他确信，为一般人所接受的记叙，既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全是虚构。为了寻求批判方法，他踏上了一条几乎没有足迹的道路，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早已由《荷马诗篇绪论》的出版所揭开。他完全吸取了沃尔夫这篇著作里的方法和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个信念：早期罗马的历史曾被保留而记入诗篇里。他怀着深切的责任感进行研究。他写道，“在放下笔时，我们必须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可是，他的自信心几乎是无限量的。他说，他具有一种“正确而又迅速的判断力，几乎不可能被虚伪的和谬误的东西所蒙蔽”。他意识到自己所实行的革命。“在较早时期，没有人能坚持这些主张而不冒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语言学家会说这是不忠；神学家会称之为叛逆；舆论会群起而攻之。”就象纽曼毫不怀疑自己的推论力那样，他深知自己的猜测能力。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贯的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谁都不会相信竟能有这么多似乎已经遗失的东西能够得到恢复。”他还比喻说，“我解剖词句，就象一个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在另一次，他把历史家比作一个居于暗室的人，他的眼睛会逐渐地习惯于黑暗，以致他能看出那些为新进来的人所不能看出而认为是不可见的东西。尼布尔的方法，很象本特利、柯贝特和芒罗的推测订正法。
早期罗马的事实与情况，通过什么途径传递给我们最早的编年史家呢？他采用佩里左尼的提示，回答说，“这些情况是通过歌谣、挽歌以及由祭司长保管的纪年史传递下来的。有些歌谣是互不关联的，而有些歌谣则形成完整的一组——即所谓史诗，它在深刻与丰富多采的想象力方面，远远胜过所有罗马后期的作品。”他进而评述帝王时期，把某些事件列为神话，另一些事件则列为史料。例如，罗谬拉和纽马是神话中的人物。从霍斯蒂柳斯到平民第一次退出罗马城的时期，则有一部分是史实。“所有国家在纯粹歌谣时期与完全历史时期之间，都有一个半神话半历史的时代。”施勒格尔在一篇杰出的评论里，驳斥了有关歌谣的说法，并指责这个历史家把它仍描述得如此确切，好像它们就摆在他的眼前一样。他说，如果说它们确实存在过，我们当然应可看到引自它们的语句，评论家或语法家也会在著作里提到它们，可是他却未能举出关于它们的存在的丝毫证据。尼布尔的推测方法，还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他长于对遥远时期的猜测，长于从一句话、一个隐语或一处遗漏里推敲出含义，使他能够发现有益的线索，但这种方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他的无可救药的主观性，模糊的东西虽然第一次是由这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的尖锐眼光看到的，但能力较小的人也决不会总是看不见它们的。麦考莱埋怨地说，尼布尔常常不能划清真实情况同假设之间的界线。康沃尔·刘易斯以其《关于对早期罗马史的轻信的探讨》一文，无情地攻击了尼布尔的“历史推测的神秘能力”，他宣称，尼布尔对皮洛士以前时期所作的一切研究，类似搜寻点金石和不老药的工作。施威格勒的批评最为公平；他在一世代以后又来试拉“奥德赛之弓”“起初，在许多问题上，我都不能同意，但后来我越来越同意他的说法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的确，对于他所作有关宪法问题的许多假设，还可以找到比他所提出的要好得多的理由。”施威格勒在其著述的过程中评论尼布尔的主要论点时，还一再肯定了这一总的评价。一方面，他反对有关歌谣的说法，不考虑尼布尔关于人种学的许多论断，并宣称他对于贵族有些不公道；但另一方面施威格勒却宣布尼布尔的比拟法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弄清罗马制度方面，他是第一个理解罗马制度的人。
在授课由于“解放战争”而中断后，尼布尔请求准许他参军，但普王明智地答复说，他可以在其它方面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因此，他创办了一种报纸，努力鼓励同胞在这次大搏斗中争取胜利。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任务：就并入普鲁士版图的天主教人口的统治问题同梵蒂冈谈判。他原来认为这个使命不会持续很久的，但普鲁士内阁迟迟不能决定对他训令的详细内容；因此他不得不在罗马等待好几年。他对于大使馆的工作虽不满意，但他的流寓生涯却为他带来了补偿。在出国之初，他就取得了一项令人兴奋的收获，即在维罗纳找到加乌斯的手稿，可是他要在梵蒂冈寻出更多宝贵文献的希望却落空了。他的搜寻工作做得不很深入，因而只搞到萨拉斯特与西塞罗的少数断篇残稿；但马伊所作的一系列发现，他从开始就亲眼目睹了，其中主要是发现西塞罗《共和国》的原稿。他还协助马伊出版了这一著作。他不断增加自己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并以一篇偶然写成的论文送交普鲁士科学院。他从事对古罗马遗迹的研究，并对他的朋友兼秘书本生所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工作，给予帮助。
在“宗教协定”签订以后，尼布尔决心返回德意志，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老门生皇太子力请他回到柏林，但他决心定居波恩。因此，他的晚年，也就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就同莱茵地区的大学联系在一起了。在那里《罗马史》最后定稿；在那里，他讲授的古代与近代史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里，他成为欧洲公认的学术界之王。在柏林讲课时，他预先写好了讲稿；而在波恩时，他则根据丰富的学识随口而讲了。一个门生写道，“他总是满怀激情，就象别人讨论本国当前的政治问题那样。”他往往一语未毕，另一个思想已急涌而至。他的诚恳态度，尤其是他对古人（在他心目中不啻是现实中的活人）所作的生动描写，使他的听众心向神往。这位大师去世后，人们根据他的学生提供的笔记，把他讲授的课程编成十卷出版。尽管这些讲稿并不完备，而且未经作者修正，但还是具有很大意义。它们反映了作者关于古代世界的无限知识，并包含着他在问世的著作中未曾谈及的对一些人与事的意见。关于罗马的讲稿，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其内容之广泛超过了《罗马史》所达到的范围。《罗马史》更多是涉及国家的制度与机构，而那些组成国家的个人则涉及较少，因而没有表达出尼布尔自己对过去时代的强烈看法。他的经历，尤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对法国的斗争，影响了他的全部思想，使得民族主义和对革命的恐惧成为他政治哲学的主要原则。在他的讲稿中，最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的莫过于论述希腊为马其顿强权所压倒的那一部分，其中狄摩西尼是指施泰因或费希特；腓力是指拿破仑；喀罗尼亚是指耶拿，但他最为痛恨的却是那些欢迎征服者的叛徒；而我们在他对福希安的痛骂中，可以感觉出他对达尔贝格和约翰内斯·缪勒的看法。法国革命的课程并不比他关于二千年前世界的多次讲课，表现出更多的个人情感。尼布尔的活动还伸展到语言学的很多科目内。他从事搜集拜占庭历史家的著作，并亲自出版了阿加提亚斯的作品。他同布兰迪斯一道创办了《莱茵兰博物馆》杂志，并为它撰写了很多稿子。他的想象力使他预见到未来的情况。在1829年，他预言：尼尼微将是中亚的庞贝；世间将出现一个像埃及学家商博良那样的亚述学家。
尼布尔在波恩几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和最大成绩是完成了《罗马史》的修订版。在新版第一卷的序言里，他说明了他早期与后期著作的关系，但他声称它全部是新的，只并入了旧作的少数片断。这就夸大了新旧版本的差别。的确，每一章都曾重新写过，而且加上了很多附注，但方法既同，结果也很少差别。他还是认为歌谣是存在的，并仍以毫不减弱的信心使用他的推测技术。他宣称罗马宪法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要将罗马宪法的原来面目完全搞清楚，不对资料作细致入微的考查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论述可能是冗长的，但我不愿轻易地作出定论。”这是一部最不易读的历史古典著作，因为正文里包括太多应放到注释和附录里去的内容。泰纳指出，“读者会想象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矿井的底层，灯光阴暗，置身于正在坚硬的岩石上费力地挖掘着的矿工身旁。”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此书新版甫经问世立即名声大振。1827年，他在写给萨维尼的信里自豪地说，“古代历史学家的发现不会告诉世人比我的著作更多的东西。以后再从古代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新材料将只是证实或发展我的原则。”歌德在《罗马史》第一版刊行后，即曾表示他希望所有的历史都要以该书的方式来评述，而在读过它的新版后，他重复了他的贺词。新版在英国受到其它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热烈欢迎。麦考莱宣称，它在欧洲的知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过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对它的钦佩渐渐减少。由于瑟沃尔和黑尔把它翻译得极好，并反驳了《季刊评论》对它的攻击，它成为英国大学里的课本。托马斯·阿诺德接过尼布尔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罗马史》，在这部书里，他将一些粗糙的石子加以琢磨后，把它们嵌入协调匀称的结构之中。只有少数不太知名的人继续转述李维的著作，好像尼布尔从未存在过一样，但学术的车轮已经前进了一站。不幸，第二卷还没有印出来，这位大历史家就溘然长逝了。第三卷的残篇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为止，于1832年出版。
尼布尔在他五十五岁上，正当精力旺盛，声誉最高的时刻去世，但他比别人早成熟十年，并且早已把祖国的困难当作他自己的困难。因此，他越来越容易发怒；那使他的老友离开他，而他也倾向于悲观的想法。他甚至对英国也失掉信念，他把英国描写成一个因患自利主义的癌症而陷于垂死状态的人。他始终摆脱不掉法国入侵的阴影；当1830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过度的幻想使他相信那个可怕的经历的重演已近在眼前。他对妻室子女的安全怀着病态的恐惧心理。他的体力本已由于他的家宅和藏书室的焚毁以及来自巴黎的消息极度虚弱，所以在1830年的最后几天里患了感冒后就再也不能支持了。歌德宣称，尼布尔的彻底性和深入研究的作风鼓舞了他，使他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尼布尔在极不相同的人们——如施泰因和施莱尔马赫、腓特烈·威廉四世、达尔曼和雅各比，阿恩特和舍恩，萨维尼和科内利乌斯，利贝尔和本生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与善良的印象。萨维尼宣称，《罗马史》鼓舞了他，使他写作罗马法律史；兰克则说，修昔底德、费希特和尼布尔都是他的老师；格罗特声称，他每次提到他的名字就油然兴起景仰与感激之情；魏茨则说，他所得益于《罗马史》的比任何其它著作为多。按照蒙森的说法，所有的历史家，只要他们是不辜负这个称号的，都是尼布尔的学生。
第三章 沃尔夫、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
正当尼布尔解释罗马国家的时候，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早在16世纪末，当文艺复兴学者的伟大学派消逝以后，关于希腊的研究已经迅速衰落。后来，这项研究，由于本特莱的提倡与来登大学三杰——赫谟斯脱惠、凡肯那尔和伦坎的继续努力，获得复兴。然而，这些荷兰学者的研究只限于语言学方面。约在18世纪中期，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进行的发掘工作引起了人们对古典考古学的新兴趣；由于这种推动力，温克尔曼于1758年离开德累斯登前往罗马。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受到冷落的希腊艺术，通过他的努力，再次被认为是希腊精神的生动表现，象希腊文学所表现的那样。1783年，在佐迦定居在“永恒之城”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象他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年轻研究者那样，这位丹麦学者梦想精通全部希腊文学与古文物。他起初编出古币目录，继而研究方尖碑的起源，晚年他专心于古典浮雕的研究。虽然最后一项研究，由于他的死亡而中断，但它却成为主要的考古著作之一，因为它的图版胜过所有以前的复制品；它的释文显示他对希腊神话学与宗教的渊博知识。尽管他从未写过一本出名的著作，但在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中间，他的学识与批判力，使他与温克尔曼和维斯昆提并称。通过他的门生韦尔克尔，他的著作与思想为世人所知；韦尔克尔出版了温克尔曼关于古典浮雕研究著作的德文版，又搜集他的信件，并刊行了他的论述一卷。
当希腊艺术在罗马正得到研究与解释时，关于希腊的研究工作重又在德国各大学中流行。在本世纪中期前，克赖斯特已在莱比锡大学发表有关古典考古学的演讲，但其范围的开始扩大，最先是在戈丁根大学。格斯纳讲授古代世界的艺术、古物与文学概论，并创立第一个语言学《讨论班》。在格斯纳死后，汉诺威政府敦请伦坎接替其位置。这位莱登大学者予以拒绝，却推荐了海纳；后者在德累斯登已熟识温克尔曼并曾受业于克赖斯特与欧内斯蒂。伦坎的意见被接受了，于是海纳便开始了半世纪富有成效的教学生活。他的演讲包括古典时代的全部生活领域，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讲授的考古学课程是根据温克尔曼的；关于古典时期的古文物课程包括大量的历史资料。虽然他没有写出第一流的著作，缺乏严谨的治学方法，而且未老先衰，但他的成就却是很大的。他最早将古典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加以阐明。他还创立关于古物与制度、神话学与宗教的历史概念。但他的最大功绩在于培养学生；据估计，他的门生中有三百余人成为教师。其中有：佐迦、施勒格尔兄弟、蒂尔希、威廉·冯·洪堡、邦森、布兰迪斯、拉赫曼。他的门生黑伦（同时也是他的同事和女婿）为这位老师撰写了一部生动的传记，把他描述成是好学青年们的朋友和顾问。Ⅰ
海纳最出色的门生，是从他得益最少的一个门生。1777年，当年正十八岁的沃尔夫进入戈丁根大学时，他已精通古代与近代的几种语言；他要求作为一个语言学学生注册，但有人告诉他说：大学只设立四个学院——神学、法律、医药和艺术；他必须进入其中之一。他坚决要求，因而得象他希望的那样注册。虽然他能如愿以偿，他对海纳则深感失望。他去听讲《伊利亚特》，但不久即停止听课。尽管他年轻，他已看到，这位教授不是一个校勘学者；他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是美学的而不是科学的。两年后，他离开了戈丁根大学；四年后，年二十四岁时，在哈勒大学担任了教授。沃尔夫在哈勒大学教学二十三年，在这时期，他的教课把新的活力注入了全德国的古典研究工作。他最早持有古典语言学本身就是科学这个观念。当威廉·冯·洪堡称古典语言学是“那种显示于古代的关于人类性质的知识”时，他只是总结了已由沃尔夫使众所周知的那个解释。沃尔夫的演讲极有启发性而他的门生们也报以满腔的热忱。歌德从魏玛来听他的演讲。在他的教室里摆着莱辛的半身像，作为批判研究精神的象征。他的课程包括古典世界的各个部门——文学、古物、地理、艺术、古币学和古典研究的总论。有几种讲稿，是在他死后根据听讲者的笔记出版的。虽然讲稿编得并不完备，但也可以表明他对古典学识与近代学术各部门的广博知识；同时，那些清晰而又尖锐的评注也帮助我们想象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然而，我们也不仅依靠听讲者的笔记来了解他对古代的概念。1806年，当法军的入侵导致大学关闭与教授星散时，歌德劝告他利用他被迫赋闲的时间进行著述。他接受劝告，写下了他关于古典研究的出色散篇论文。他宣称，从1783年开始授课以来，他早已感到要有这样的一篇纲要。他希望把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提高到哲学——历史科学的尊严地位。我们必须避免单纯地积累个别细节，而不了解使这些细节成为一个整体的精神。这篇出色的论文，象尼布尔《给一个年轻语言学家的信》那样，充满着深刻重视研究古典世界的精神，因而它成了对教师们的一种鼓舞，也成了一个世纪的研究工作的纲领。
沃尔夫最著名的作品：《荷马诗篇绪论》，以拉丁文写成，是近代世界的主要著作之一。当他被请求修订荷马原文作为新的学校课本出版时，他原想一篇简短的序言，但后来这篇《绪论》扩充为一部长达两百页的书，于1795年出版。亚历山大的学者们曾普遍相信：荷马诗篇在编写后的即便不是几个世纪里也是几个世代里才达到了最后的形式；这个意见后来由佩里佐尼厄斯维科及其他近代作家予以重申。伯特·武德关于荷马天才的突出著作，于1769年出版，并已译成德文。武德的论点是：文字著述直到诗篇编成以后很久才被发现；这一点成为沃尔夫著作的基础。维瓦松出版的《伊利亚特》的威尼斯抄本显示出与一般公认的原文大有出入，这就证实了沃尔夫关于荷马诗篇是几个吟唱诗人的作品这个信念。认为荷马诗篇口头传述的观念容易被那一世代接受；因为这一世代曾对奥西恩诗篇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原始克尔特世界的回声。沃尔夫假设的前提是：希腊在索伦以前没有什么为了文学目的而写作的文字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与传述长篇叙事诗，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的荷马诗篇，可能是在庇士特拉图时代由不同诗人的诗歌融合而成的。在中间时期，吟诵诗人曾作过许多更动而后来的编辑者为了适应时代的爱好，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很可能，原诗的若干首是由一个名叫荷马的诗人写作的。沃尔夫的著作之所以如此值得重视，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创见，不如说是由于他对这个主题的巧妙处理。他所阐明的，不仅是荷马诗篇的来源，而且是关于一般叙事诗的性质。
沃斯的译本曾使荷马诗篇家喻户晓，而沃尔夫的《绪论》在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从本特推翻了《法拉立斯书》以来，未曾出现过象它一样的作品。沃尔夫把《绪论》题词献给以“批判家之王”著称的伦坎，后者关于荷马诗篇统一性的信念，因而发生动摇，虽然由于年事过高而不放弃这个信念。沃斯拒绝沃尔夫的论点。席勒讽刺说，现在那七个自认是荷马出生地的城市各自可以有它的一份了。歌特起出赞成这个观念，而后来也回到传统的阵营去了。在某些方面，人们谈论沃尔夫对古人的“不敬”。另一方面，威廉·冯·洪堡和施勒格尔弟兄、伊尔根及其高足弟子戈特弗里德·赫尔曼欢迎这部著作，称它既有说服力又有创见。还有两个人的重要意见，支持它的结论，但否定它的创造性。赫尔德宣称：他一直相信荷马是一个星座；《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出于不同的手笔；并补充说，他在很久以前已唤起人们注意自然诗与人为诗之间的区别。海纳则更进一步，指责沃尔夫的思想是从他的年迈的老师抄袭来的。沃尔夫因为其创造性被否定而恼怒，并且因为被指责剽窃而愤怒。在写给海纳的一系列公开信中，他声称：他的老师从来未曾提示过他现在所陈述的信念。沃尔夫的一个道义上的弱点是：他更多地关心树立他所夸大的自己的创造性，而较少地强调他的彻底性与方法，在这方面，他确是胜过了所有他前辈和批评家，虽然他关于荷马诗篇在后来时期编写成文这一中心论点已被推翻，而且现在只有荷马诗专家才阅读他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对于开创导致19世纪学术的地位超过以往世纪的那个批判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却比任何其他著作为多。哈勒大学由于法国人的入侵而关闭，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教师的生涯也随之告终。他的研究工作由其门生们继续下去，其中还必须算上那些按学术意义来说，从来不是他的学生的人们在内。洪堡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对希腊的研究，吸收他关于古代世界的观念，并向全世界阐明了这种观念；而且正是由于通过洪堡，希腊世界的魅力把席勒迷住了。诗人歌德本人一再声明沃尔夫给他的教益。古典著作主要通过这些诗人，灌输到德国人民的意识中。Ⅱ
继承沃尔夫主持对希腊的研究工作的，是他的门生博克。1806年，他二十一岁时离开了哈勒大学，而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希腊语言学教授。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既是一个成功的教师，周围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在当时，海德堡大学是浪漫主义的堡垒。关于古典世界的首席教师是克罗伊茨策尔；博克在五十年后还称之为“我的恩师”；而在他的亲密朋友中则有：勃伦塔诺、阿尼姆和格雷斯。他住在那里的时期，出版过关于柏拉图与悲剧作家的论著，并开始了关于平达韵律的研究；从而使近代人士得以理解平达这位诗人的作品。他遵照沃尔夫树立的先例，讲授一个包括各种学科的课程。他的声名迅速传开；1810年，他转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在那里，他任教达五十六年之久。他的概论课程详细地论述古典语言学的全部领域，因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他的授课讲义，曾使用过二十六次，但不断地修正。这些著名讲稿在其死后，经过完善而可靠的整理后予以出版。在讲稿中，他先说明百科全书必须是一个整体，而非一个总和，然后论述了年代学、生活、贸易、宗教、文学和哲学。
博克在柏林大学的最初几年，主要是研究几乎曾被人们完全忽视的希腊经济生活。他为普鲁士科学院编写一篇关于芬里乌姆银矿的专著；1817年，又出版了他最大的著作：《雅典国家经济》。该书于1851年经过修订；它的第三版增订本出版于1886年，即作者诞生一百周年。在兰克以前所编写的德文历史著作中，它是唯一的未被替代的著作。作者以本书献给尼布尔，它使雅典得以再现，正如尼布尔曾使罗马得以再现一样。博克的最大成绩，是把古典语言学变为一种历史的科学。书的序言宣称：关于希腊古代文化的科学，还在萌芽时期；因此，综述整个领域的著作，显得更加必要，因为许多研究者只从事微细的语言学研究。雅典的巨大成就，只有通过它的实力才有完成的可能性，而这种实力又是以国家的公私经济为基础的。到波斯战争结束时，雅典的财政制度已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其后被马其顿征服后，各种新措施才被引入。正是关于中间这个时期，该书提供了详细的叙述。
如果不了解物品的价格和劳动的工资，我们不可能确定公共服务所需的货币和赋税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关于雅典的物价与工资的证据，是很少的。所以，研究须深入到流通的货币数量以及越来越多的贵金属供应。博克从考查土地、矿山、房屋、奴隶、牲口、衣服与粮食的价格所得的结论是：生活必需品是便宜的，而工资由于有奴隶劳动和侨居的外国人也是低微的。随后，他讨论了公共支出及其对象——防务、文官制度、公民大会、警察、司法行政、建筑、宗教、节日庆祝与贫困救济。除了这些经常支出外，频繁的战争也产生了一种扰乱的影响。普通税收的来源是：国家财产、矿产、关税、人头税、司法手续费、罚款与没收的财物；还有盟国的贡物，作为补充。战争所需要的额外税收来自特殊财产税、任意规定的税款或借款。博克在书的开端与结尾都提醒读者说，不要认为希腊人比我们自己更明智或更优越。他们的钱财交易决不是没有污点的。雅典政治家一向企图想出某种方法，通过公共税收而非通过个人勤劳，以维持人民群众的生活。军饷用得太多，海外殖民地的行政腐败，盟国遭到压迫。堕落与道德腐败的风气，甚至在这个领导国家的最光辉时期，已经蔓延。“希腊人尽管有他们完美的艺术与政治自由，但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加不幸。甚至在他们的光荣时期，他们本身已产生了那些使他们遭受毁灭的种子”。《雅典国家经济》一书第一次使近代的人们了解一个古代国家的日常生活。博克从大量的各个迹象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他的处理方法是历史叙述性的而不是美学的；他的唯一目的是要客观地重建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他的成绩和温克尔曼的成绩一样，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雅典国家的整个经济有机体已经显露，因而第一次有可能从现实观点来观察希腊文明。虽然由于把财富与贵金属混为一谈而受到指责，而且他关于人口所作的估计也引起异议，但是他作为第一部科学性希腊史的作者这个地位，却从来没有人提出争议。二十年后，他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古代度量衡的著作，可为《雅典国家经济》的续编。在研究柏林博物馆内收集的古币时，他曾发现各地区间有着出乎意外的联系。本书详细讨论了在他早期著作中仅仅提示的一连串问题，并概括了整个的古代世界。象他所有的著作一样，它把进行精密研究的无限能力与远大的眼界结合在一起。关于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与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度与货币的总论，不仅建立了比较计量学，而且揭示了从台伯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地中海各国之间的文明统一性。在以本书与黑伦关于古代商业与贸易的专论相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他精确与细心的研究精神。两年后，他还利用某些铭文的发现，来说明雅典海军的性质与管理制度。
在编写《雅典国家经济》时，他从铭文中曾发现他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普鲁士科学院是约在柏林大学建立的同时由洪堡父子改组的；此后，这两个机构一直最密切地进行合作。博克认为：科学院的目的是要实行为个别学者所不能胜任的宏大计划，而且几种集体工作已在开始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搜集希腊语铭文的计划。从15世纪以来，来自安科纳的西里阿克的旅行家摹拓了近东的铭文，但数量很少；而格吕特尔及其后继者的铭文集主要是拉丁文的。而且，真正可靠的纪录往往摹拓得很不完整，而膺品又是司空见惯的。由法国铭文学院派往希腊的富尔蒙，伪造了许多他所发现的铭文，甚至消毁或隐藏原迹以防发现。由艺术爱好者学会所派遣的工作队，较为认真。但还没有出现一个像埃克尔那样的人，来做沙里淘金的工作，使分散于无数刊物中的铭文，可以适合研究的需要。由于这个良好的启发，博克遂于1815年提议编辑一部古代铭文集，从希腊语铭文开始。科学院拨出了经费，期望这项工作于四年内完成；编成一大册或两小册。博克和科学院都没有认识到他们工作的艰巨性，因为工作迄今还在进行着，并已花费十多倍于原来拨给的经费。于是，对希腊的研究从科学院的这项工作中获得了它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帮助。在古代人的遗产中，铭文的价值几乎不亚于他们的建筑、雕刻与著作。铭文对于已熟悉的事物，给予新的说明，而对于从别处尚未获得解释的领域，也有所阐明。
关于搜集铭文的范围，以东方帝国的建立为限：科学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博克的领导下进行这项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分类和解释已知的铭文。虽然曾经讨论派遣学者到东方去查核原文并发现新资料，但这不是工作计划的主要项目。这项巨大工作的主要重担落在这位编者肩上，因为他的同事，除了贝克外，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而贝克已被派往巴黎和伦敦。1825年，第一部分出版；1828年，第一册完成。博克按地区排列了他的铭文，象埃克尔排列他的古币那样；他对铭文的选择一般地是得到人们赞同的。可是，对于本书的学术地位，那位坚持英国与荷兰纯语言学传统的戈特弗里德·赫尔曼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宣称：他同任何别人一样，曾期待本书的出版，然而，他的希望却落空了。他进而指责博克错误地解释了许多铭文，并断言：书中的任何部分没有经过查核，是不能接受的。
博克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争辩说，在批评意见中，除了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外，毫无用处，然而，读法也必然总是不肯定的。他补充说，“我已研究铭文好多年了，而他却没有研究过”。赫尔曼予以答辩，而且两位主角的门生们也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两位学者之间，而且也在敌对学派之间展开。这位莱比锡大学教授（赫尔曼）主张：语言的研究是语言学的核心，因为其他问题只有通过对语言的解释才能处理。他对于古代世界的政治与艺术、宗教与哲学，了解不多，也很少注意。他也没有历史发展的概念。在这样的思想下，他当然会认为博克与他的门生使语言学遭受危险，因为他们使语言学从属于其他学科；而且当然也会夸大差错的重要性。直到二十年过去以后，这两个敌对学派老练的领导人才恢复了他们的早期友谊。《铭文集》是不完善的，因为它部分根据未受训练者拓本，而赫尔曼的许多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关于若干篇铭文，博克确实是不懂的。他的门生基希霍夫关于希腊字母的一部划时代著作，使有可能把那些似乎没有线索可寻的铭文注明日期与地点。于是，摹拓原始碑铭的基本重要性，乃获得了承认。而且，由于希腊与近东地区的开放和各国学者的研究，研究项目已大大地增加了。然而，博克的铭文工作很多是具有持久性质的；他同时代的人们，谁也不能做出这样好的成绩。1843年，第二册出版后，他将编辑工作移交给年轻人，而他有时仍给予帮助。第三、四册大部由于库齐乌和基希霍夫的努力于1859年完成，全书包括一万件铭文。这位大学者在晚年主要是研究年代学。他的《月的循环论》，象《古代度量衡》一书一样，表明他的眼光是环顾整个古代世界。他深湛的专论扩大了知识的疆界，而他在多次举行的典礼上发表的演说中，又高举正确而无私的学术理想的旗帜。博克年高望重，研究范围广博，并且门生之多几乎不可胜数，因而，他在古典研究方面的地位，同兰克在近代欧洲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Ⅲ
博克的学说由他下一代门生广泛地加以传布。奥特弗里德·缪勒是他最重视的，也是从他那里获益最多而又对他作了最充分报答的一个门生。这个西里西亚青年，甚至在学童时期，已经以他学习古典语言和写作拉丁语与希腊语韵文的能力而引人注意。在布雷斯劳，他专心研究哲学与古代历史。1815年，十八岁时，这个早熟的青年来到柏林，进入了博克的教室。在离开布雷斯劳以前，他在研究古代事物的文学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已经作了选择；而他的决定后来又获得他的新老师的肯定。他对神话学的兴趣，比对任何其他学问要大。他的知识使他的老师与同学们都感到惊异；而在他的心中，关于编写一部希腊史的思想已经生根了。
十九岁时，缪勒以撰写博士论文：《论埃吉娜岛》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涯。这篇使人惊异的论文，追述了这个岛屿的历史直到法兰克人将它征服；他把本书提词献给博克；老师深为喜悦，写了一篇充满热情的书评作为报答，其中强调指出这本著作的洞察力与完备性。后来库齐乌把他热爱的老师的第一次作品比诸尤斯图斯·莫泽尔的《奥斯纳布吕克史》。缪勒先研究地形学作为基础，而后论述种族、宗教、古物、海上实力、贸易、艺术与政治。从书中的许多段落中，可以看出一种远远超出题目范围的知识。博克写道，“如果他继续作出与此类似的贡献，我们将有一部希腊人史；关于希腊人，我们迄今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老师立即认识到，这个门生已成为他的一个同行了。他们从那时开始的通讯具有极高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包括这两位朋友的生活与研究，而且因为它记载了德国学术研究的最崇高理想。门生写道，“你曾使我懂得了真正的语言学，我迄今还觉得同你的关系和以前一样”。穆勒在《多里安人》一书的序言中宣称：他不能说博克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渗入了本书。于是，老师回答说，“如果我对你有什么帮助的话，你早已绰绰有余地报答了我；现在，反而是我欠了你的债。但我们不要再算这笔帐了。愿我们追求真理的不可遏制的努力来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吧！”这两个人是相辅而成的，各有优点来弥补对方的缺点。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碰到崎岖难行的山路时，即踌躇不前。缪勒是一个富有创造性与创见的人，他迷恋纯理论的问题并特别爱好大胆的概括性论断。他们的关系正象斯塔布斯与格林之间的关系那样。
虽然埃吉娜岛历史的各个部分都经过仔细地研究，但它在波斯战争前的暧昧状态最能吸引他的注意。缪勒在想象中是从雅典大陆上来俯瞰该岛的。这种从自然条件来阐明原始历史的才能，在对希腊的研究中还是新的，也是他增加到老师遗产中的要素之一。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关于希腊人起源的观念；这里，他偏袒他心爱的里安人而损害他们在雅典的敌人。这里，他利用古币和纪念物，还得到了考古研究的最早成果；而对于这项研究，他花了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他决心继续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一卷关于奥尔霍梅努斯地区与明亚人的著作。象前一部书那样，它根据旅行家的记录，首先详细描述了这个区域，然后，讨论关于这个地区的起源与殖民的传说，最后，还略述它的艺术与文化。它是作为《希腊种族与城邦史》的第一部分出版的，并为编写希腊史铺平了道路。他曾发现埃利克明亚人的伟大，并追述他们在爱奥尔克港口（在当地阿戈党徒的传说中保存着这种回忆），以及在塞萨利和维奥蒂亚、在拉科尼亚、爱琴海岛屿和昔兰尼各地流浪情况。缪勒以地方传说作为指导，他象尼布尔那样相信：从神话里可以分析历史事实。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象尼布尔所使用的方法那样，引导他超出后来学者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外。博克指出，他虽同意主要结论，但认为题目本身实在太笼统，因而不可能彻底地解释清楚。他写道，“你所走的，是一条使人滑交的道路，即神话学道路。一种神圣的恐惧心理使我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有时也喜欢通过裂缝来窥探一番”。与此同时，缪勒的朋友布特曼正力图说明：明亚人和森陶尔人同样是只存在于神话之中。他对有关明亚人的殖民与关系的传说的价值所作的评论，要比缪勒的评论更为正确。但在半世纪后，施利曼确定了这一实际情况：奥尔霍梅努斯地区是与梯林斯和迈锡尼同时存在的。
在该书出版之前，缪勒已被聘为戈丁根大学教授。1819年，当韦尔克尔前往波恩时，主持该大学的黑伦询问博克：他是否赞同这项聘任。博克回答说，缪勒是一个学者的典范；他从来未见过一个具有这种谦逊态度和这种优良道德品质的青年。虽然缪勒刚刚成年，但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在戈丁根大学的最初几年中，缪勒继续不断地研究希腊种族与各邦。《多里安人》即最早使他出名的一书，于1824年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论述了关于在希腊史上占领导地位的一个民族；为此，博克曾送给他有关的铭文。缪勒写道，“我试图按照多里安种族的行为来抓住它的本质，正如要抓住一个人的本质那样”。但是采取使一个种族人格化方法，是有危险性的。多里安人、爱奥尼人与伊奥里人彼此之间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来源于他们的命运与住所远远超过来源于他们的天赋的品质；而且，他还低估了通过几百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统一程度。他的另一错误是：过分赞扬多里安种族，认为它是真正希腊精神的体现。他醉心于斯巴达的“高贵的淳朴精神”、尊重传统的风气与关于妇女的高尚理想。然而，这部著作尽管有其显著缺点，但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是关于全面总结一个种族的内部发展与外在的命运的最早例子，并以前所未有的丰富知识与远大见解予以完成。博克只是为一部雅典历史奠定了基础，而缪勒则编写了第一部关于真正希腊史的重要著作。《明亚人》与《多里安人》两书，由于它们对神话学问题的大胆处理，既受到了称颂，也受到了谴责；他的《神话研究绪论》是为了答复对后一著作的抨击而编写的。在评论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的著作时，他已确定他的一般态度。在讨论克罗伊茨策尔《信条神学》时，他感谢作者把这门科学提升到它现有的高度，但他认为下列意见是荒谬的：教士以信条来掩盖宗教思想，而现在对理解信条的秘诀已经失传了。关于希腊，他宣称：他几乎每读一页，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完全否定克罗伊茨策尔根据神话所建立的精密的教理体系。另一方面，他也反对采取沃斯的消极结论：沃斯宣称，秘密宗教仪式是没有神秘性的；它们仅仅是那些讲述神的诞生、爱情与争吵的寓言。缪勒拒绝承认这类看法：它们是没有象征性或讽喻意义的，或者，它们的神圣性的普遍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在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的激烈争辩中，缪勒采取了中间立场，并在洛贝克以无限广博的学识来重申沃斯的消极结论时，他坚持了这个立场，从而在这门新科学的早期，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影响。这本写得极其清晰而又有力量的小书是系统地论述神话学研究的方法与目的的第一次尝试。它也指出进行这项研究的方向。他反对克罗伊茨策尔为了找寻东方起源而采用的穿凿附会的做法，因而他转向那些神话发源的地方或与神话最有密切关联的地方。他宣称：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都是不懂得神话的本质；神话事实上是一个民族的最古老的诗和民众灵魂的创造物及其感想与观察的原始形式。这个概念原来是赫德尔提倡的，而且，不久又由雅各布·格林应用于条顿种族。缪勒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地方神话、种族迁移传说与有关地方性崇拜的叙述；但他错误地认为没有无地区性的神话，而他所描写的种族之神，例如多里安族的阿波罗神，有时也缺少正确的归属。
缪勒在戈丁根大学的主要本职之一，是讲授考古学。海纳的演讲已使考古学成为一种需要，而韦尔克尔又以他对意大利的充分知识加以发展。缪勒常以雕刻物与石膏模型放在身边，似乎要使古代世界重新获得生命。由于他爱好美妙的东西，于是便抓住在他面前的直观教材的意义，并重建它们的地理与历史的环境。他认为，希腊的艺术与它的宗教相同，是自发地兴起的。他在生前能从博克那里了解到民族间的频繁交往，而且发掘工作也揭示出外来的影响；但他没有象克罗伊茨策尔那样地走入歧途，因为后者把希腊变成一个在文化交流上负债的国家。缪勒的演讲与研究在他的《艺术考古学手册》一书中获得了永久固定的形式；这一著作在对希腊的研究的历史中，和《雅典国家经济》一书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是一门新学科的创造，也是对一个内容广泛而又无确定范围的论题的第一部指导性著作。他的显著才能之一，是能把大量资料整理为有条理而又均匀的体系。《手册》几年后由作者重写，1847年，又经韦尔克尔修订，并于1878年加以重印；它成为几个世代研究者的指南与参考手册。这部著作的价值，由于缪勒一向过高估计希腊独立地位这一缺点而有所减低。但即使有这个缺点，它仍可以当作希腊全部艺术演变过程的一部既可靠而又精彩的通论。1832年，他还编了《古代艺术遗迹》一书作为它的补篇；他为本书选择印版并撰写释文。他论述考古学的次要著作集成五卷。自从温克尔曼以来，在使希腊艺术成为古典研究中一个活的要素方面，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曾做过这样多的工作。
当人们以为缪勒以其全部精力研究神话学与考古学时，使全世界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竟出版了关于埃特拉斯坎人的历史著作，而尼布尔曾称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在一切古代世界中，是最模糊不清的了。缪勒以他擅长的综合能力，设想出这个部族的文明史，并认为他们是从东方迁移来的。缪勒使用他的惯用方法，来考查这个国家的自然特征并综述它公私生活的各方面——历史与政治、实业、宗教与艺术、科学与风俗。尽管尼布尔争辩说他的某些见解曾被剽窃，但这部著作还是具有高度创见的。半世纪后，德克重印这部书时说，它的艺术如此高超，因而予以重版成为了一种义务。尽管由于埃特拉里亚的城市与坟墓的发掘工作，这种知识已天天增加，但本书仍有价值；而在特拉斯坎人的语言不能得到解释以前，也许它是不会完全被替代的。
缪勒在他短促的一生后期，编写了一部深受欢迎的《希腊文学史》，内容叙述到第5世纪；它的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版，都长期受到广泛欢迎。但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想编写希腊史这一梦想始终使它念念不忘，到了四十岁那一年，他认为，着手进行的时期，已经到来。只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做。他在申请休假一年时写道，“自从我开始出版著作以来，我一直想要写一部系统而又详细的希腊史。为了这个目的，我已做了二十年的研究。现在我承担这项工作，要比任何时期，更加成熟了；我必须很快开始，否则就太晚了。我需要关于希腊各地的知识，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比较并修正我本人在地理与地形方面的研究结果。如果我能在希腊逗留几个月，那对我的整个一生将无可比拟的价值”。斯图尔特和雷维特，在18世纪中叶，曾第次系统地研究过希腊地区，后来勒克继续了他们的工作；而勒克则号称近代希腊的保萨尼亚斯。他有关希腊地形的著作，是正在缪勒思想形成时期出版的。当有人向博克建议他应当去希腊游历时，他微笑地回答说，他已知道希腊地形是怎样的。另一方面，缪勒虽然自夸他在雅典不需要向导，但却充分认识到亲自了解这个国家的风土及其古迹的重要性。他原拟编写至少十二卷来描述希腊人的全部历史生活；其中一半是叙述性的，另一半则包括杂记、证据与专论。过去《多里安人》一书试图叙述的只是关于一个种族；现在，他以成熟的智力与更多的知识试图论述整个希腊种族。他的申请休假，获得了批准；于是，在长期居住罗马以后，于1840年到达雅典，在那里他碰到了他的门生库齐乌斯。从后者的通讯中，我们了解到缪勒最后几周的生活。在努力考察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底比斯与奥尔霍梅努斯以后，他在德尔斐因患热病而病倒了；他被送回雅典后即与世长辞。他的去世，是19世纪对希腊的研究工作中所遭受的最大损失。库齐乌斯意味深长地说：“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并准备写下更伟大、更成熟的著作而成为他精神所寄托的那块土地的烈士，正如英雄捐躯沙场一样”。他与他的老师博克和他的门生库齐乌斯不同：他是有些才华的。他是学术复兴运动中的雪莱，也是历史万神殿内年轻的阿波罗神。
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使希腊历史与文明再现的工作由一群热心的学者出色地继续下去。韦尔克尔以其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一生来研究希腊艺术、文学与宗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迈埃尔和舍恩钻研雅典的法律制度。里特尔和布兰迪斯撰写了第一部学术性的希腊哲学史；伊德勒这位天文学家兼语言学家，重新编写了古代世界的年代学。从各方面看来，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对欧洲文化之母的观察，无论关于它的生活或思想，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入的阶段。
第四章 艾希霍恩、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
关于法律与制度的论述，可以是绝对的或相对的13602191_0129_0。前者建立一种符合理性所形成的理想的体系；后者则把法律原则与方法结合导致它们产生的社会需要来研究。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这个转变出现在希腊与罗马研究获得复兴的同一令人惊异的时期。古典研究的新时代是和柏林大学相联系的，而关于法理学的历史研究则和戈丁根大学是分不开的13602191_0129_1。虽然格斯勒与海纳使他们的汉诺威母校（戈丁根大学）在半个世纪中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但在那里，政治学与历史学一向是很突出。普特在德法律方面，马滕斯13602191_0129_2在国陈法方面，施皮特勒13602191_0129_3、施洛策尔、加特雷尔13602191_0129_4在历史方面，阿肯瓦尔13602191_0129_5在统计学＜/PGN0129.TXT/PGN＞方面都具有特长；他们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为其他欧洲学府望尘莫及的集团。戈丁根大学特别以拥有普特而感到自豪。普特是哈登贝格以及无数的政治家和官员的老师，普特他在演讲与著作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德国的历史来说明当时的法律。虽然他看到，象孟德斯鸠曾看到的那样，法律只有在联系过去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但他却未曾想到把法律本身看作一种民族生活的表现。所以，创立法理学历史学派的荣誉，不是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一个门生。
胡戈最早认识到：一个民的法律，只有通过民族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因为法律本身也是那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和表现。他这项有益的概念，约在1788年当他成为戈丁根大学教授的时候，开始形成，而次年在他为吉本论述罗马法一章的译文所写的序言中，便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我们丝毫不思考自己的风俗、宪法与宗教而研究罗马法；当我们先单纯地学习罗马人本身并观察他们的法律怎样发展起来，然后思考目前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情况，并且反省为什么那些根本上和我们相同的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上与制度上，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我们便感到罗马法是辉煌的”。他还说，虽然吉本最接近这个理想，但它从来没有被完全实现。他自己也没有运气予以实现。他宣称：研究历史不是要阐明原则，而是要发现原则：自然法则必然要让位给历史法则。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体现过这些有益的观念。他所编的教科书既枯燥而又令人厌恶。虽然他还是一个中年人，却认为自己在竞争中已经落后。
胡戈指出了道路，而首先走上这条道路的荣誉，应当属于他最著名的门生。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是一个东方学家的儿子，在早年时期，他生活在学术气氛中。象许多戈丁根大学的其他毕业生一样，研究法律、政治学与历史。他在大学刚毕业后，就决定要观察一下帝国机构的工作情况；为了这个目的，他访问了韦茨拉尔、雷根斯堡和维也纳。他原来想要当律师，但在旅行归来后不久，他接受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职位。1808年，二十七岁时，他所著的《德意志法律与制度的历史》第一卷出版。1828年，他写道，“如果我曾得到指导，则我一年所学的东西会超过十年。如果有人曾告诉我：有关法律的一切理解应当以历史观念为基础，那么，早在我自己摸索出正确道路的前十年，我本来应当正确地安排好我的研究工作了”。这一段话似乎和这位历史学家感激他的老师们的言谈，有所抵触。应当说明的是：当他的大学生活结束时，他只掌握了胡戈讲课的真正意向。他从胡戈所学到的是从历史来研究法律的必要性，但他从老师口中所听到的，除了罗马法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普特把法律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艾希霍恩把它与民族的生活相联系。
艾希霍恩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情感，他的老师中没有一个是具有的。他对国家事务的兴趣原是由法国革命引起的，但1806年的灾难，使他和尼布尔一样深深地激动。他决心致力于复兴德意志的工作，其方法是教导他的学生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历史；他以这种建设性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撰写了他著名著作的第一卷。在序言中他说，现在正当帝国宪法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我们应当回顾过去并抓住过去与现代的关系，这比以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任务是要把业已搜集的大批资料整理好，使它们摆脱错综复杂的错误和假设而显示它们的真正根源。他的雄心不是要讨论古代法律而是要通过国家与公法的历史为现行制度与观念建立一个基础。这个计划虽然新颖，但不如它在执行中所获得的成功那么突出。艾希霍恩由于身体虚弱而对事物采取悲观的看法时，萨维尼给他一封信，信中这位渊博的学者说了下面这段话：“您说过，作为罗马法的专家，您我相比，我是幸运的。那么，请听这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有任何成绩的话，那是由于我遵循了那条已经找出的道路。但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您在德意志法律的领域里开辟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并通过言辞和文章，赋予这门科学以崭新的生命”。萨维尼的论断不仅是一个好朋友的意见，而且也是公正的后辈的证词。艾希霍恩象尼布尔那样明确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如果说他没有显出尼布尔那样的智力，那么，他奠定的基础却是更加稳固的。
艾希霍恩所提供的，一方面是法律与文献的汇编，另一方面是律师使用的教科书。关于帝国、各个邦、教会、阶级，已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都尚未经过批判性的检查，也没有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关于德意志公法的历史，主要是说明王朝、战争与领土变更的记录。重点既未放在它的发展上，也没有放在作为民族生活的一种表现的性质上。艾希霍恩由于认识到在当时的德意志法律中有些成分是从罗马或教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他们概论中也包括了外国制度。法律被描述为从一切影响民族生活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虽然一个人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讲述法律的整个历史，但它完成任务所表现的能力，却使他跻身历史科学创始人之列。他追述各个不同时代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并揭示它们演变的连续性。在法学家中，没有人能这样有力地唤醒与培养民族精神，即在历史家中也是少数。艾希霍恩著作的价值立即受到赏识。书的销数，非常巨大，从它出版后，德意志法律史成为对法科学生进行培训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他所受到的最高尊重，是新成立的柏林大学给他的聘书。他刚刚就职，“解放战争”便开始了。他参加了最早的一批义勇军，在莱比锡作战，后来同联军进入巴黎并荣膺铁十字勋章。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重视自己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的经验甚于他的伟大声誉。在反动的年代里，当学术自由所受的限制在普鲁士达到令人憎恶的程度时，他接受邀请回到母校。此后，在戈丁根大学的十二年中，他的教授声望达到了顶点。
艾希霍恩除了他的主要著作外，还写了关于私法的专论，此书可以看作他所著的《历史》的补篇；因为在论述遗产制，农奴制与家庭制时，他毫无畏惧地应用了历史学派的原则。1829年他因病辞去教授职位，但他还有力量来编写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即关于教会法的历史。如同他的《私法》一样，这部新论著是详细论述那些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已简略谈过的内容。关于以前曾被完全忽略的新教法律的讨论，现在只构成其巨著中的一部分。他以半卷的篇幅作为绪论，来描写教会职事、教皇教令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新旧教徒间的关系。这部根据法律与制度的观点而写成的教会简史，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因为它是以超过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更深湛的法律知识和超过法学家所能自诩的更广泛的宗教史知识写成的。他论述罗马教会的客观精神，是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新鲜事务。他写道，“按照内心的信仰，我是一个新教徒，但我对天主教会和它的信徒丝毫没有什么敌对情绪”。他将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和一种宝贵的保守力量而加以尊重。这部论著对于宗教法的教师与学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对于里希特的手册即后来取代它的一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小。作者声称，这是他最成熟的一部著作，象他的门生与传记作者许尔特这样一位炉火纯青的评判者，也证实了这项意见。
艾希霍尔的晚年生活，除了偶然编写短论和修订他的早期著作外，没有撰写其他文字作品。由于对他的《历史》的需求持续不变，因而使他能够增加最新的资料。他觉察到第一卷中存在着缺点；在两次改订后，1834年，刊印第四版时，实际上加以重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还声称，它是全书中最弱的部分，虽然他利用了雅各布·格林关于古代法律的研究著作。他宣称：任何人如果要认为自己真能了解早期的中世纪，必须先长期研究法典、诏令与条例。1839年，在获准参加普鲁士科学院后致答谢辞时，他谦逊地说，“我敢于认为我的著作有用，只是因为它也许有助于为这些研究赢得新朋友”。有一时期一般似乎认为，只要填补这位大师所遗留下来的缺陷，并按照他所开辟的研究路线前进，就已够了。但后来情况变为明显，他的著作不仅在细节方面而且在结构方面，都存在差错。他关于城市起源于罗马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没有认识到条顿诸民族间所有的各种差别，也没有充分承认那些不成文而执行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他从局部与暂时的现象中引出了过分大胆的一般性论断。可是，这些缺点几乎没有减少他的成就的持久性意义。1851年在他任职五十周年庆祝会上，全德意志对他表示感激。维尔达宣称：“我们法学家，不论我们专门研究法理学的哪一部，不论我们曾听过你的演讲或从其他方面受益于你的研究成果，我们都把你尊敬为我们的伟大教师与导师。但是你的成就不仅属于学术研究范围。你对德意志法律研究的促进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重要意义的民族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越来越得到强调。对于曾为祖国的自由战斗并为德意志民族揭示它的本质的那位人士，人们普遍地给予爱戴”。这个预言证明是正确的。1884年，许尔特写道，“他的著作至今仍不可企及，更谈不上与之匹敌了”。
艾希霍恩对学术研究留下了一种方法与一个典范，但他在其中生存的那个观念世界已经消逝了。他和尼布尔与萨维尼都是尊重过去的，这种态度发展为顽固的保守主义；因而他激起了对历史学派的反抗。他的理想政体是一个深受人民尊敬与爱戴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更先进的政治教育会带来对不同制度的需要。历史学派的优点在于它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它的危险则在于它要阻碍现时的创造力。Ⅱ
如果说艾希霍恩为法律研究的历史方法树立了最早的完美榜样，那么，我们从他的终身朋友萨维尼获得了关于这个方法的最充分的说明与最精彩的辩护。萨维尼在幼年丧失父母后，韦茨拉尔城的帝国法院一个陪审法官作了他的监护人，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法律课程。在戈丁根大学的那一学期，他结识了施皮特勒与胡戈；到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马尔堡大学执教。1803年，他出版了关于罗马所有权法的专著；该书立即获得了成功，并在作者生前与死后陆续经过多次修订后，保持它在古典法律著作中的地位。那时他开始搜集资料来编写那部将与他的名字永远相联系的著作。艾希霍恩想要从德意志历史上找出现行法律的根源，而萨维尼则决定要追溯罗马法在整个中世纪的影响。
1804年，他开始作长期旅行，参观西欧各国的图书馆。1808年，他接受了兰茨胡特大学的教授职位，但两年后，他被洪堡邀请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讲授罗马法。他是个完美无缺的讲授者，他的教室里永远挤满了人。布隆奇利写道，“他的讲课在表达方面，非常清晰而准确，内容安排极其完美，以致不加订修改即可付印，然而却又十分自然，给人以最新鲜思想的印象。他站在讲坛上，具有一种庄严而高贵的风度。由于精通自己的资料而产生的那种自信之情溢于眉宇。在解释并分析法律概念时，他那双巨大而清秀的眼睛炯炯发光”。聚贝尔于1888年写道，“甚至今天，我仍认为萨维尼是本世纪最好的学院教师”。
萨维尼虽然同样满怀着“解放”时代的那种爱国热情，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反对由民族统一的新意识中所产生的关于编订法典的要求。这项计划早在莱布尼茨时代，由几位法学家提出，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的海德尔堡教授蒂鲍特。他曾在戈丁根大学学习，熟知新史学派的观点，但他相信：需要有一个研究法律的哲学方法来获得它的一致性，并按照当时的需要来改造过去的法律成果。蒂鲍特在他关于法典必要性的一篇文章中，举起法律改革的旗帜；这篇文章据他的说法，是“由于我的热情在十四天内写成的”。德意志现在已拯救了它的荣誉，并已赢得实现未来幸福的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的实现，还有着许多障碍。祖国还是一个由许多小邦拼凑而成的镶嵌品，而现行法律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罗马法是外来的，又是一个衰落时期的成果。旧的德意志法律书籍也充满着不合式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纵览如此广阔而又紊乱的整个领域。但如果按照德意志精神编成一部简明的法典，那就将使法官，可能也使普通公民能易于掌握这个论题。这个任务，应当由政治家与学者共同进行。这样一个法典会把德意志各邦的居民团结在一起，即使政治上它们还命定处于分裂状态中。如果人们争辩说，传统的体制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受到尊重，那么回答是：经过拿破仑燃起的战火的考验而制定的法典，在年轻一代的目光中，将是神圣的。
蒂鲍特的小册子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洋溢着爱国情绪，提出争取更紧密的团结的新要求，并强调指出陈旧的法律制度的实际缺点；但萨维尼以具有如此说服力的回答来进行干涉，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了两个世代之久。在《论当代在立法上的使命》第二版的序言中，萨维尼说明了第一版的由来。“它出版于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当时一切生存过来的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多年以来，将我们国家束缚于一个外国的专横统治的枷锁拉得越来越紧；看来，它必然会最后消灭我们的民族性”。在解放以后，重新有可能来讨论有关国内利益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坦白承认，无论从实践或情感的理由来说，编订法典的要求是实际存在的。他还认识到要求德意志显示自己不要辜负时代的那种情感，并且承认某种改变必须进行，因为法国的法典像癌症似地已腐蚀了德意志的有机体。法典受人欢迎是从18世纪开始的。当时，人们渴望有一种刻板而精确的司法行政制度，并且有一种与所有历史联系割断的、适用于一切国家与一切时代的法律；但由于历史精神已经觉醒，因而对于这种浅薄的自足想法，就有考虑的余地了。
萨维尼进而说明他对于实在法起源的概念。“对于法律，就象对于语言那样，是没有停息时刻的。它从属于民族生活的一切其他表现所从属的同一运动与发展”。法律的最早形式是简单的。后来，它开始了一种双重生活：它确实仍然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表现，但又成为法学家手中的一种科学。在社团规章与城市法律中，我们时常看到原始惯例的残余。“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也就是说，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其次，他转到制订法典的实际困难。资料在哪里？又怎样可能预见到每个案件而在它发生以前就先拟出一项决定呢？有一类时常互相矛盾的先例，会在公认的法律以外出现。罗马法的伟大是来源于它所具有的主要原则。当罗马国家正生气勃勃并在发展的时候，法典没有编订，甚至也没有提出计划：法典是衰败时期的产品，是与国家的实际衰亡同时发生的。拿破仑法典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法典。不是每个时代对法律比对艺术具有任何更多的任务。没有任何法学家能够制订一个伟大的法典。这个任务太艰巨，非一个人的脑力所能胜任，而由一个委员会编订的法典将缺少统一性。现行法律应当通过立法程序来改进，同时争论点可以澄清而旧习惯法可以记录下来。最后，法典即使可以实行的话，也将是有害无益的。它将破坏对过去的研究，使法学思维陷于瘫痪，并且不能鼓励人们尊重法律。“历史是一个崇高的女教师；只有通过她，才能够与民族的原始生活维持活生生的联系。如果这项联系丧失了，则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优秀的部分将被剥夺。当犹太人对上帝的律法等得厌烦时，他们制造了一只金犊，因而真正的法版就被捣成碎片”。
萨维尼的论著，虽然圆满地实现了它的直接目的，却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深刻的理论与显著的错误融汇在一起。他严重地低估了法律哲学的优点；而如果没有这种哲学，高级的综合就不可能实现。他说，制订法典的时机尚未到来，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宣称，这个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则是错误的。传统的法律必须经过人类的需要与权利的测验，并且必须与它们相适应。只要从《使命》内所提出的主张前进一步，就达到了拥护积弊的境界，并在正统主义的外衣下，掩盖了古老的僭窃行为。可是，尽管他夸大了法典的缺点与制订法典的困难，但他却给法律的历史性质作了重要的说明。他指出：法律象语言一样，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它是从民族的经验与需要，经过自然的过程而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不能被称为法律的制定者，正如语法家不能被称为语言的创造者一样：他们只是发现了群众生活所创造的东西。这些创造物一部分仍然是习惯，而其他部分则变为“法律”。关于“明智的立法者”的传奇故事已永远消逝了。萨维尼象伯克一样发出了反对18世纪思想的呼声。
上述的争论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在艾希霍恩的合作下，萨维尼为了辩护并说明自己的观点，创办了《历史法学杂志》。杂志开首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使命》一书的通俗性总结；文章将他的反对者统称为非历史派。蒂鲍特对于《使命》一书未曾置答，但拒绝接受这个新称号；他暗示“历史哲学派”这个名称更确切地描述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的情况。萨维尼的若干门生在谈到蒂鲍特时，没有采用他们老师所表示的那种礼貌态度；于是蒂鲍特愤而写了一本精彩的小册子：《所谓历史学派与非历史学派》作为报复。他声称：许多激烈的争辩是由于不确当地选用名词所引起的。他一点也不轻视法律的历史研究法，但他反对把现在从属于过去这个主张。就这场争论的两个主角来说，在萨维尼在他所著的《近代罗马法体系》的序言中说明了他的立场后，争论即告终止。他表明所以采用“历史学派”这个名称，是因为法律研究中的这一部门曾被过分地忽略；他本来无意贬低其他研究方法。至于说到他要把现在从属于过去或德意志法从属于罗马法，那是不符事实的。他只是坚持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并曾宣称：只有通过研究过去才能理解现在的真正性质。法律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相信，对他的立场所作的这个解释应当使争论终止，并促使彼此不再使用派别称号。他的愿望获得实现，因为争执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萨维尼关于法律作为一种有机的生长物的概念，已变为所有学派的共同财产；同时哲学研究方法也由伊赫林给予辉煌的辩护。
萨维尼除了竭力主张以发生学观点来研究法律外，还对它的历史作出一项最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他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于1815年开始出版。书的内容分成两大时期：第一时期包括欧尼里以前的六个世纪，在这时期内，罗马法的残余能很详细地予以证实；第二时期包括四个接续的世纪，在这时期内，罗马法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开首两卷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它们的论旨是：罗马法尽管受到蛮族入侵的震动，但在西罗马帝国覆亡后，仍然残存下来。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罗马法在帝国旧领土范围的各部分内的残余。这个目的只有通过研究那些受过罗马法实际管辖的民族的命运，才能完成。如果这些民族已被消灭，他们的法律就不可能保存下来。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或者当时的公共生活已完全停止，则罗马法也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因为法律是一种公共生活；它在多方面和这种生活的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如果这种生活已消逝，法律必然要归于死亡”。而且，在帝国所属的德意志诸邦内，如果没有罗马法官与法院，罗马旧法的实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萨维尼在城市制度、地方风俗、教会法规与学术著作中寻找罗马法的残余；并作出结论说，曾被看作12世纪罗马法复兴的那个运动，只是对罗马法的兴趣的一种提高而已。他首先略述帝国在意大利部分与各行省的法律制度，然后转到德意志民族的法律制度，最后转到条顿人征服地区的法律制度。在法兰克君主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伦巴第，罗马“君主”（Rectores）将民事与军事权力让给德意志法院。这种破坏罗马法的行动是否更深入一步并影响了城市制度？萨维尼认为：关于城市制度在意大利曾受到破坏的这种通常看法是错误的。他声称，德意志人从来没有企图肃清罗马人，或甚至将他们德意志化。实际上，罗马人的地位比他们在帝国衰落时期更加自由，更加幸福。他们的财产一般是安全的；他们得保存这样多的语言，即足以证明他们的活动力。而且，城市组织法与日耳曼的习俗很容易混同。关于罗马城市组织法保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德意志人对城市生活很少注意。他在谈到关于法律教育连续性的证据时宣称：虽然没有专门学校，但罗马法在许多中等学校里是作为罗马文学的一部分来讲授的。罗马法通过成文资料的媒介与法院的实践得以继续存在并扩展。其中等一项最为重要；因此，萨维尼企图搜集所有的残余，无论是逐字的笔录或明显的转述。在这些资料中有：若干邦内为罗马人编写的法律课本与那些包括罗马法律、宪章、契约、遗嘱与注释的片断的德意志人的法律课本。有许多学者也曾看到：罗马法在整个中世纪是起着作用的，但这项意见没有多大价值，除非知道哪些部分曾被使用，以及其中各部分所受到的欢迎如何。该书的第二卷罗列了罗马法在勃艮第、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伦巴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以及在拜占廷所属的意大利与教会的著作中所保留下来的证据。萨维尼时常谈到自己是个开拓者；而他的主要论点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萨维尼的巨大成就，在于证明罗马法在两罗马帝国灭亡到波洛尼亚法学家兴起之间的黑暗世纪中继续存在。毫不足怪，由于对这个主要事实深信不疑，他有时竟然承认那些使更严格的时代不能满意的证据。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肯定罗马城市组织法在伦巴第的继续存在。这一差错后来由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儿子卡尔·黑格尔通过精深的研究予以纠正。
著作的第二部分讲述罗马法从12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遭到的命运。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对罗马法原文作出系统的研究，因而它的历史可在法学家的生平中看到。在分析资料后，萨维尼讨论法学复兴的条件。伦巴第城市是富庶的而且人口稠密，它在商业活动上引起了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条顿法律是不适用的。所以，这些城市不得不研究罗马法。关于大学尤其是波洛尼亚大学的一章，对于中世纪学术史是具有最高价值的贡献。最后三卷包含有关法律注释家的生活与著作的介绍。作者认识到这三卷只不过作为参考书；但他坚决认为，对于进行全面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书是必要的。在全书中，萨维尼深信不疑地肯定了罗马法所起的有益影响以及它在教育世人方面所作的贡献。整个著作，由于它强调连续性，可以说是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庞大附篇。萨维尼的晚年生活主要用于详细考查现行德意志法律中的罗马法要素。1861年，在八十二岁高龄时，他去世了；他生前能够看到历史方法被应用于法律研究的各个部门，他本人在全欧洲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Ⅲ
在同一令人惊异的十年时期，即在尼布尔、伯克、萨维尼与艾希霍恩的最早著作出版的年代，雅各布·格林创立了条顿族起源的科学。博德默尔已出版“尼贝龙根歌”的一部分；若干小诗人对爱情诗人发生兴趣，但古文的研究，是同“启蒙运动”完全不相称的。赫德尔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通过下列概念为文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即认为自然诗，民族精神与语言是贮藏各世纪所作出的贡献的宝库。他爱好文学的早期与初期、荷马的世界、“埃达”与“民谣”。1793年，他声称，“我不相信，德意志人对他们祖宗功绩的感情会比其他民族少些。我想，我看到一个时期正在到来，在这个时期中，我们会更认真地回顾他们的成就，并懂得珍视我们的古老财富”。当浪漫主义运动的力量增强的时候，赫德尔的同胞中与他具有同样兴趣的人愈来愈多。约翰内斯·缪勒称“尼贝龙根歌”是德意志的荷马诗；毕尔格在他编的民歌里，企图再现早期的模型；穆绍斯利用古代传说来编写故事。蒂克富于情感的个性，从中世纪的歌典与传奇里获得了养料。奥古斯特·施勒格尔在柏林大学讲课中，对“启蒙运动”的准则宣战，而冯·德哈根由于受到他们的鼓舞而出版了德意志古诗集。富恺开始出版中世纪传奇小说丛书。阿尼姆和勃伦塔诺出版了他们的民歌巨大汇编，题名为《魔笛》；因而使中世纪精神似潮水般地涌出，并鼓舞了一代的德意志抒情诗人。这样，浪漫主义派给历史研究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他们通过描写其他时代与其他国家的丰富多采生活，来丰富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使知识资本成倍的增长，并扩大了他们时代的眼界。但他们是艺术家、诗人、梦想家；而不是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家。雅各布·格林就是在这个浪漫主义派的圈子成长起来的。他的功绩在于使他们最优良的特点增添了他们所缺少的批判研究精神。
1785年，格林生于黑森，进了马尔堡大学；他遵照父亲的愿望，注册为攻读法律的学生。他的知识兴趣是由萨维尼所唤起的，后者成了他所崇拜的人物与模范。五十年后，格林在其《自传》中写道，“关于他（萨维尼）的讲课，除了对我整个一生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把他的《德文语法》献给萨维尼，并宣称，他心中渴望，当他能够提供一些不辜负他老师的著作时，公开表示敬意。正是在萨维尼的藏书室里，格林得以熟悉德意志早期文学，同时也正是从萨维尼那里，格林学到了对历史虔诚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师生两人毕生事业上的一个烙印。如果说这种友谊是格林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便是蒂克所编的《爱情歌曲》的出版。通过萨维尼，他认识了阿尼姆与勃伦塔诺，而他们的《魔笛》也由于他的藏书而丰富了内容。格林好久以后宜称：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块新鲜而又几乎未曾开垦的原野。歌德与席勒对于中世纪很少注意。博德默尔已把钥匙插入锁眼，而浪漫派则把它转开。1805年，萨维尼带他到巴黎去帮助搜集编写罗马法史所需的资料时，他就进行自己的研究。威廉·格林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说，“我一直在想，你可以从手稿中找寻德文古诗。也许你可以找出一些没被发现的重要东西”。归来不久，雅各布·格林决定要搜集德意志古代传说与童话。他马上发现，很多故事是具有国际性的，因而不得不浏览所有条顿文学与拉丁文学；同时不涉猎斯拉夫世界与东方的著作。他大量吸取克罗伊策和格雷斯的著作并研究比较文法与早期法律。在他知慧觉醒的这些早期年月里，他划出了一块广阔的土地；为了耕种它，他献出他漫长而紧张的整个一生。
格林弟兄以撰写书评与散文开始，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童话集》的第一卷，于1812年出版；它使格林的名字在全德国家喻户晓。他们对童话所作的工作，正如阿尼姆与勃伦塔诺对民歌所做过的工作。赫德尔曾指出说，《童话集》将成为对未来的少年的一个圣诞礼物。他的预言是应验了的；但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要显示丰富的民族财富。格林弟兄强烈反对阿尼姆与勃伦塔诺任意处理他们的宝贵资料。1809年，雅各布在给威廉的信中说，“他们毫不注意精密的历史调查。他们不愿让旧东西保持它们的原来面目，而坚持把它们移到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它们所属的时代”。由于他们有孩子般的天真性情，并且爱好民歌，格林弟兄是向近代的人们解释童话的最合式的人选。《童话集》成为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超过了浪漫派著作的任何其他部分。但在它以后出版的德意志古代传说集，则较少成功。其中大部分已经刊印，虽有少数几篇故事是根据口头传说而增补的。这些传说是把基督教成分与异教成分、幻术与历史揉合起来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因而它们在显示群众心理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格林宣称，每个民族的最早历史是民间传说；而且它一向是纪事诗。他同意阿尼姆的名言：史诗是自然形成的，同时也同意诺瓦利斯的怪论：诗人的故事中所包含的真实性比编年史中所包含的要多。浪漫主义派已抓住这个基本真理：历史家必须再现民族的生活与成就。历史之所以曾经忽视古代传说与歌谣，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事实”。《在关于神话、史诗与历史的感想》一文中，格林有力地说明了这些见解；但他的指示也不是没有严重缺点的。他认为古代传说具有比它们所具有的更多历史实质。由于对民间诗歌的热爱，他对其他的与后来时期的著作类型，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他认为有意识的作品次于无意识的作品，个人努力的成果次于社会自发的创作。他喜欢把中世纪文学看作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另外一个名称的表现，如同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
浪漫主义派对早期文学的见解之重申与发展，引起奥古斯特·施勒格尔的尖锐批判。他嘲弄史诗与民歌是自发形成的这个论点。我们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这一事实，不是一个说明它们自行成长的证据。古代传说与英雄歌曲虽然是它们时代的共同资产，却不是这个时代的共同产物。“当我们看到巍峨的高耸立在人们的聚居区时，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曾为建造这座高塔搬运石头；但石头不是塔，后者是建筑师的成绩”。没有自然条件，就没有生命；但没有艺术，就没有形态。一切诗歌都是自然条件与艺术的结合。施勒格尔嘲笑浪漫主义派尊重不重要的东西与热爱老妪的寓言和婴儿的催眠曲。在这后一种的批评中，潜藏着“启蒙运动”的一些傲慢气息，但整个说来，他的文章犹如一股强劲的冷风。这项指责也推广到格林的词源学。施勒格尔宣称：德意志古文学的研究，只有根据正确的文法知识，才能成功。格林觉得这项批评是公正的，因而开始转向研究文法。他曾称赞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的《冰岛语法》。拉斯克曾说：语言学不应规定语词应当怎样组成，而应描述语词曾是怎样形成与变化的。这项原则立即得到了格林的响应，因为他对语言与民间诗歌同样尊重。语法学家必须是语言的学生，而非它的教师。阿德隆在“启蒙运动”全盛时期写作时，轻视方言并以各种规律来约束语言。还有人主张，应删除某些语词，并改动更多的语词。格林认为，对古文字形式的攻击是和摧残道德同样地令人厌恶的。整齐划一的作法如法国革命时期恐怖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因此，创造新语词是一个罪孽。就象在我们所熟悉的面孔上，正是由于它的皱纹和疣，而使我们感到难以言传的亲切。所以，他提出那种教导人们尊重一切活的要素的历史语法，以代替迂腐的学究作法与主张整齐划一的改革。
威廉·冯·洪堡在1812年关于巴斯克人的杰出论文中，概括地陈述了语言的规律。他主张语言与历史的研究应结合起来，而查考民族的特征也应作为研究文法的必要附属部分。语言的结构是有机的，但它的形成却受到外来语与不完善的同化的干扰。每种语言包括有机分的部与无机的增添部分。这些观念被格林在他的《德文语法》中引用；该书第一卷于181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揭示规律在语言上如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有通过仔细比较所有条顿语言与方言，才能重找到这个答案。他的主要论旨是：在所有的德意志语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语言的目前形式，如果不参考它最古的形式，是不可能理解的。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前辈的著作，特别是希克斯与拉斯克的著作；在另一领域内，他还利用了博普的著作，但他在条顿语言学中，却引进了比较研究法。在纯德意志语言的领域内，他必须自己建立基础，而在已往只有零星片断材料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一座完整的结构。这部著作的内容远远超出它的书名的含义，因为事实上它是一部条顿语言史。格林的杰作成为此后历史科学赖以向前发展的工具之一。最有资格的判断者贝内克宣称：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最佩服作者的见识还是他的知识。他的老批评家施勒格尔赶快表示对他的祝贺。读者按照他的指导愉快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光明，直到豁然开朗的境界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这部著作在一年内即已销售一空；1820年作者开始重写。在编写过程中，他作出新的重要发现；它的校样稿还经过拉赫曼的修订。材料的编制已有改进；第二版在许多方面是一部新的著作。最重要的增添部分是关于“格林法则”的陈述，即关于单字演变的说明。此外还有发音的规律。语词不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除非他们发音之间的差别能以“变异规律”作出说明。这样，可以重新找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获得对人类早期生活的若干认识。《语法》的其余三卷陆续出版；最后一卷是解决句法的问题。当出版者询问格林究竟是愿意完成还是修订他的著作时，他选择了后者。《语法》虽不完整，但它是无可比拟地最重要的德意志语言学。从来没有人曾经这样深入地达到语言的最深处，并抓住它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他在成为一个语言学家时，并未失去一个诗人的性格。他富有创造性的观察力对隐晦的地方，继续放射光芒。阿德隆曾经问他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与抽象概念以性别，能有什么意义。格林以重述原始幻想所走过的道路作为答复。语言的早期形式是具体而又形象的；在它的后来阶段，它才成为抽象的和理性的。这种关于以感性到理性的过渡的论点，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语法》的最初两卷与最后两卷出版期间，格林出版了《古代法律制度》一书从一个特殊角度来描绘早期的德意志生活。他指出文学与语言在早期与后期之间所在的差别，也同样在于法律与宗教的领域内。他热情地采用了萨维尼关于法律本质的见解并为《使命》一书的出版欢呼致贺。他对象征的作用，即概念自行表现的形式，特别感到兴趣。在早期的一篇关于法律中的诗意的论文中，他曾说法律与诗是在同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诗人与法官一样说出共同的思想。有人不公平地指责他没有从历史上论证这个论题，或者没有追溯制度的逐渐转化；但他的任务与艾希霍恩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研究仅限于一个毫无学术可言的时代所需要的那些可觉察的、可见的与形象的要素以及风俗与惯例、行动与形式。他的主要根据是所谓“审判惯例”或判词以及早期著作与传说。没有一个法学家能写成这样一部著作，因为任何法律家都不具备关于早期条顿社会的语言与文献的必要知识。艾希霍恩想要讨论近代法律与惯例的基础，而格林是从来不关心后期的发展的。每一惯例，作为民众精神的表现，是有其重要性的。
这部著作受到德国法学家的热烈欢迎。萨维尼很高兴，因为他自己的主张获得了灿烂的发挥。艾希霍恩虽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创造性，也给予热烈的称颂。米什莱使这位谦逊的作者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以这部著作为基础编写了《法国法律的象征起源》。格林正确地宣称：他的书是一部启发性的著作。在它出版一百余年后，它的启发性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而它的影响可以从每个关于早期条顿法律的作家方面找出。与《古代法律制度》密切关联的，还有判例或判词汇编的出版；其中四卷在他生前，其余三卷在他死后出版。他写道，“除非我被热情所蒙蔽而失去判断力，否则，我认为这个汇编将大大地丰富甚至几乎彻底改革我们的古代法律制度；它对有关法律、神话与风俗的知识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并将给我们的早期历史以生气与色彩”。它们在法律中所起的作用，是与民歌与童话在神话学诗歌中所起的作用相同。在这两个场合，他利用民间传说来表明并解释古文献。但这些古文献的日期，最早是从13世纪开始的，所以它引用它们作为遥远早期的例证是错误的。
格林在他的《德意志神话学》中，探索了早期条顿生活的另一方面。格雷斯与蒙纳曾研究残存的异教习惯与信仰，但没有使用批判方法。格林在序言中声称：在我的书里，我企图指出：我们祖先的语言不是粗野的，而是文雅和谐的；他们不是过着游牧部落的生活，而是自由的、有道德的和守法的人们。现在，我要揭示他们充满信仰的内心，并要追述他们关于神的宏伟的——即使不完善的——概念。他要迫使文学、古代传说、童话、风俗、语言作出它们的贡献，并搜集大批口头传说。古代世界重视了它的鲜明色彩与奇异形象。舞台上聚集着神、仙女、水精、地下鬼、小精灵、侏儒与巨人。因为神话是诗情的产物，所以他的才能特别适合于描述它。《神话》一书的绪论展现出基督教在欧洲传布的一幅广阔图景，而当时异教正在一步步地退却。他从神谈起，然后转到次要的神怪，再谈到有关人类生活的气候与季节以及人格化的动物与植物。光明的世界与黑暗的世界，与魔鬼和妖巫的世界同时并列。《德意志神话学》在欧洲学术性的古典著作中占有它的地位。但虽然这部著作常被看作他最完善的著作，虽然它的生动性与洞察力是令人惊奇的，但它不是没有严重差错的。他所描写的条顿文明图景，显得过于美好；而且，他把后来时期产生的风俗与信仰归于早期的时代。几年后，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被阿达贝特·屈恩对印欧神话学的研究论著和曼哈特关于民间崇拜的调查记录所代替。然而，它还是关于条顿异教的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础；它和《语法》与《古代法律制度》，在有关再现古代德意志的著作中占着一个光荣的地位。
格林的晚年生活，主要用于语言学的研究。他在1848年出版的《德意志语言史》，与其说是系统的叙述，不如说是一系列专论，也几乎可以说是《语法》的附录。按照博普与波特的著作，他把早期著作中的许多研究结果，加以修改。措伊斯的研究对人种史发生兴趣。虽然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是异想天开的，而且关于早期部族的若干鉴定也是不正确的，然而，它试图以语言学来阐明人种史与文化的努力，却不是不重要的。《德文字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项巨大工作，这是一个出版者向他们兄弟建议编写的；他们接受这项建议，从而取得了足以养家餬口的工资。《字典》包括从路德时代到歌德时代所有的语词。第一分册在1852年出版；1863年当“F”字头将要完成的时候，雅各布·格林去世了，他一生享有盛誉而且长寿。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所有我的著作都与祖国有关，并从它的土壤中获得了力量”。这些简朴的话可作为他的墓志铭，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且是个毕生保全着赤子之心的人。
雅各布最早而又最得力的助手，是他的兄弟威廉。他们在马尔堡已开始共同进行研究工作；他们联名出版著作，直到长兄转向认真地研究语法时止。在他们的中年时期，两人分道扬镳，但在晚年又恢复他们的协作。《字典》和《童话集》同样是他们联合工作的纪念品。除了帮助他长兄编写的著作外，威廉独自完成的作品也是具有极高价值的。他的最大成绩是他对德意志英雄传奇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远比他长兄的窄狭。他的生性是宁愿选择一个有限的领域，精细地调查它的每个角落，而不愿漫游广阔无垠的地带。他缺少雅各布那种创造天才，但他是一个更精确、更细心的研究者。这两兄弟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史上成为佳话；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们在《字典》扉页上共同署名一样。他们热爱德意志人民，而他们的热爱已获得丰富的酬报。在提醒全世界的德意志人意识到他们的统一性方面，他们所起的精神作用，仅次于歌德与席勒。
格林兄弟成长于浪漫主义派的圈子里，但他们从贝内克所受到的影响比从该派的任何成员要多。贝内克是戈丁根大学的图书馆长和教授；他最先把早期德意志文学与语言的讲授作为常规课程的一部分。在这两兄弟的早期研究时期，他给予他们帮助，把图书馆的书籍借给他们，并用善意的批评来鼓励他们。他最早的重要出版物搏纳里斯的寓言；这标志着科学的词典编辑法的开端。他的才能属于语言学而不是文学方面，但在这个范围内，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按每个语词的历史发展进行考查，并揭示出意义上最精微的差别。每篇古诗按照它的时间与地点，给予研究。贝内克，按雅各布·格林的说法，不仅是在各大学中关于早期德意志文学的语法知识的开创者，而且是研究这一部门文学所采用的严格历史方法的创立者；而这种文学以往是以美学标准来论断的。
虽然很多语言学家作出了有价值的成绩，但拉赫曼和雅各布·格林则共同享有首创以科学方法研究早期德国文学与语言的荣誉。拉赫曼晚生八年，在莱比锡大学时，在赫尔曼的教导下，学习正确的语言学；并在贝内克的指示下，开始了条顿语研究。同时，他继续研究古典著作；年老的海纳曾预见他的门生将来会出类拔萃。拉赫曼出版的普罗珀修斯的著作含有他未来在语言学各部门中所获的成就的萌芽。他的目的是要根据最好的手稿，重建作者所写的原文。那些为语言学家所欣赏的校勘，在抄本未经考证以前，原是不会想到的。1816年他转向研究《尼贝龙根歌》；他把它的现有形式归于13世纪。他对中世纪诗歌在韵律与语言学方面的特征逐渐获得无与伦比的见解；他根据对所有可能获得的手稿的详尽研究来重建原文。《语法》受到热烈的欢迎时，拉赫曼宣称：它使他们大家由于自己无知而感到惭愧。现在这两个人结下密切的友谊；在他的《语法》第二版的序言中，格林宣称，他不可能用言词来形容贝内克与拉赫曼的帮助。“象拉赫曼对我进行的这种充分而又坦率的意见交流，必须经过亲身体会，才能理解它的价值”。
1824年，当拉赫曼被任为柏林大学教授时，他已无与伦比地精通了关于早期德意志文学的刊印与手抄资料；这就使他能够迅速地连续写出批判性的杰作。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出版哈特曼的《伊魏因》；为了这部著作贝内克供给他自己所藏的资料，并称这是关于一首德意志古诗的第一部经过鉴定的版本。在《伊魏因》后，接着出版了冯·德·福格尔魏德·瓦尔特的著作，从而第一次使这个诗人可以被人理解；同时还出版了伏尔夫拉姆的作品。他宣称：“我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以最光辉的形象出现”。于是，他回到《尼贝龙根歌》，1826年，出版了它的原文；十年后，又出版了他的批判性考证。他争辩说，有可能找出二十首不同的诗歌，但他对这首古诗的重建，却遭到了广泛的攻击。拉赫曼给德意志文学领域带来了有益的观念，正如给《荷马》研究与《新约全书》批判一样；这些观念，即使未被全盘接受，但在他过早地逝世后很久，还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讣告中，格林宣称：语言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事物而研究语词；另一种是为了语词而研究事物。他自己属于前一类，而拉赫曼则属于后一类。他补充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编辑，德意志从来未曾见过一个可以与他匹敌的人。”拉赫曼使人们有可能编写中世纪德意志文学史。他真正的老师是本特利，他称本特利为“近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但本特利有时凭着才华，灵机一动，便获得了他的最灿烂的成就，而拉赫曼则通过他的勤勉与洞察语言与韵律的变化而赢得了他的成功。格林作为一个教授，是失败的，他没有建立任何学派；而拉赫曼的讲课则成为许多人的事业的开端。奥托·雅恩以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献给他“无与伦比的老师”。西姆罗克关于中世纪古典著作的译解，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的。莫里茨·豪普特，即他的继承者与著作执行人，尊他为最卓越的老师。如果拉赫曼没有铺平道路的话，米伦霍夫百科全书性的《德意志古代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编成的。措伊斯，即凯尔特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依靠他的。拉赫曼虽然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但他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研究早期德意志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广阔领域的线索。
第五章 德意志史料集成
浪漫主义运动引起了对早期德意志文学与传说的兴趣，而对德意志历史的系统研究则是由于拿破仑战争火焰的严峻考验而带来的结果。德意志宗教上与政治上的分裂，使它的居民很难认识到他们的统一性。莱辛与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与维兰德、歌德与席勒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德意志人需要耶拿的巨大灾难、帕尔姆的处死和法国占领所施加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歌德说，“不论你怎样摇动你的锁链；他（拿破仑）的力量对你来说，还是太强大，你永远不会折断它们”。拿破仑也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时代的两个最有才智的人却同样缺乏鉴别能力。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民族的成就。施泰因出生于拿骚，哈登贝格与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格奈森瑙与菲希特出生于萨克森，尼布尔出生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的政治独立与精神统一，是通过同一剧烈的斗争而赢得的。虽然德意志的统一还需要等待半个世纪，但爱国主义的火焰却继续燃烧着；而最崇高的解放建筑师，也转到一个为民族服务的新任务。Ⅰ
在18世纪时期，人们已经深深感到需要搜集中世纪史资料，但由于不可能获得学者们的协作和缺少财政支援，所有的计划均告流产。当时，编史工作不是地方性的，便是世界性的；它还没有成为民族性的。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德意志人开始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遗产的价值。1814年萨维尼告诉雅各布·格林关于创立研究德意志史的学会和出版它的资料的计划。他补充说，“你和你的弟弟将成为最理想的干事；考虑一下，并争取别人的赞助”。他还希望取得官方的帮助来实现这个计划；它包括在各邦内设立历史学会，以便互相协作去完成共同的任务。计划还包括奥地利、瑞士与荷兰在内；不仅历史资料，而且宗教改革以前的文学、语言与艺术的资料都在搜集之列。这个宏伟的理想，由于它的规模太大而迅即化为泡影。但后来的计划，则范围适度，因而获得了成功。
当战争结束以后，施泰因几乎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本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而现在则用其闲暇对它进行系统研究。他认识到对资料需要审订版本，而且他觉得这样一项工作将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正如它将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一样。1816年，他写道，“从我退休以来，我一直希望促进对德意志历史的爱好并为它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从而有助于保持对我们的共同祖国和伟大的祖先的热爱”。他请求艾希霍恩促使柏林学者感兴趣，后者热烈地参与了这项方案，于是，起草计划，并把它送给哈登贝格；但国王与这个大臣对这项计划都不给予任何鼓励。1818年，施泰因把他的计划提交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代表，但这里他再次遭到挫折。当梅特涅及其门徒怀疑任何“民族性的”举动背后潜藏着自由主义与革命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历史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于是，施泰因决定不再等待，他提供一笔巨款，并说服他的几位威斯特伐利亚朋友采取同样行动。1819年初，德意志早期历史研究会在法兰克福宣告成立，并开始出版一份杂志，其中刊载经过初步讨论的与互相交流的意见。此后各种规划陆续提出，因而工作的庞大规模与查阅许多国家档案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施泰因选定的书名是《德意志史料集成》；同时采用“神圣的爱国心提供鼓舞力量”这句名言来表达这部著作所抱有的精神。《档案》杂志第一卷刊载的发起人与赞助人名单很长，其中有著名人士，如艾希霍恩、施洛塞尔、维尔肯、达尔曼、劳默尔、黑伦、尼布尔、洪堡、雅各布·格林与歌德。但施泰因所能期待给予帮助的有能力的学者，则为数很少。浪漫主义派本来很少注意历史；在积极工作的历史学家中，有些人声称太忙，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的帮助又没有什么价值。施泰因对于这项事业的事务与编辑方面的注意，无微不至，但他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员。正当他被规模庞大的工作的种种困难几乎压倒的时候，他获得了及时的帮助。佩茨这时任汉诺威的档案管理员。他曾编写一部关于墨洛温王朝宫相的著作。他的老师黑伦曾为此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称颂备至。施泰因对这部著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佩茨表示愿意编辑加洛林王朝的史料时，他感到高兴。1820年，他邀请这个年轻的作家去维也纳搜集手稿。佩茨欣然授受了这个任务；在路过拿骚时，他访问了他的赞助人。老练的政治家与年轻的学者意气十分相投，因而彼此形成了一种合伙关系，这种关系给予历史以不可估量的贡献。1822年，当首任编辑迪姆奇被劝告退休后，佩茨立即被委派接任。施泰因在写给尼布尔的信中说，“他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必须把全部工作委托给他，而且必须给他选择同僚的权利”。
在这项工作摆脱危险局面以前，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克服。达尔曼因为卡尔斯巴德命令而退出；他宣称：这样一项工作在猜疑和压制的气氛中不能进行。施泰因大为愤怒，并痛斥“那些容易冲动而又不讲理的家伙——学者们”。然而，他的主要愤怒还是针对着那些顽固地拒绝给予他帮助的统治者。他写道，“政府不惜费用，派遣考察队前往埃及和巴西。他们研究‘法老’的历史、羚羊和猴子的生活，但对我国人民的历史，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根茨告诉佩茨说，奥地利皇帝反对一切学会，甚至历史学会，因为他不懂德意志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这些困难终于克服，1824年公布了一项确定的工作计划。它包括五个部分——作家、法律、帝国法令、书牍与文物，其中只有前两部分在着手进行中。这部著作按理应从哥特人、法兰克人与伦巴人开始，但关于这一时期，必须参考许多图书馆所藏的手稿。如果要等待这些最古的资料编好出版，这工作的开始势必延搁多年。所以，佩茨决定从加洛林王朝开始。施泰因往往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生前不会看到这部巨著的任何部分出版；1826年当编者终于能够送给他该书的第一卷时，他感到无限愉快。施泰因对他自己情感的流露一向是含蓄的，而现在却宣称他有“说不出的愉快”。他谦恭地补充说，“功绩中的最大部分应属于你；我可作的只是协助而已”。
佩茨在他的工作中显露出不可遏制的热情、对中世纪历史的刊印资料所拥有的广博知识以及在处理手稿方面的充分才能。他的同僚兼继承者魏茨宣称：他所作的转述和校对工作，可以同后来那些以考证者自居的许多人的最出色的工作并列，而且胜过了他们。这一卷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第一次按照出版古典作家的著作时所应用的同一审订原则来出版德意志文献。当然，它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些手稿被给予过多的信任，而有些则嫌过少。所有的审订是关于原文方面而不是关于历史方面；但它还不失为本世纪中最重要的集体历史著作的良好开端。第二卷于1829年出版；1835年，《法律篇》的第一卷也出版了。当佩茨在五十年后辞去编辑职务的时候，他能环顾身边的二十五卷巨著，包括从加洛林王朝到皇位中断时期止的《作家篇》和几乎全部的《法律篇》；而在每一卷中，都有他自己的著述。只有知道民族编年史在这以前零星片断地刊入各种书籍的可怜状况的人们，才能认识到这部著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就是，所有的资料经过搜集和考订而汇集起来了。虽然他所编的法律与诏令极不完备，但他的毕生工作使人们对中世纪的考证性研究工作变为可能。佩茨所获的最大赞扬是兰克的话：“如果没有你的伟大工作，我永远不能吸引一群青年来作这些研究”。
施泰因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于1831年去世；他是这项工作的发起人，而且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它永远不能完成。他十分满意地注视着历史研究的复兴，推崇劳默尔的《霍亨施陶芬》和施腾策尔的《法兰哥尼亚皇帝》为爱国主义的学术性论著，并且预言兰克的卓越地位。当博默说施泰因的历史知识超过大多数教授，他并不是任意恭维。许多年后，佩茨在一部既难读而又不容忽视的独特的传记中，表示了他对他所敬爱的赞助人的感激。在他死后，全部担子压在编辑肩上。工作只是由于博默和其他人士的慷慨支援，才可能进行下去。有些撰稿人工作不佳，有些人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但拉彭贝格是一位可信赖的人，而来自兰克“学术讨论班”的有才华的新手如魏茨和科普克都提供了他们的援助。跟着时间的推移，佩茨越来越专断，因而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冲突时常发生。其中一个最有才华的同事雅费和他的上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施腾策尔感到控制太严，也不再给予合作。但是，过错却不完全限于一方。在佩茨死后，魏茨证明：他们曾融洽地进行工作；兰克在纪念演说中声明：他对那种掩善扬恶的一般论调，一向是不随声附和的。
在关键时期，在佩茨的朋友中，博默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博默在早年生活中曾陶醉于法兰克福城的魅力。他生来热爱这个城市和它所证明的传统；当他看见法国侵略者在街上横行时，这种情感变得强烈了。后来，他写道，“古老的法兰克福城是我的初恋对象。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时常徘徊并观看那些古老的建筑。我从拿破仑及其追随者身上看到了恶魔的影子”。在戈丁根大学学习法学时，他对罗马法深恶痛绝，并强调德意志人民曾受罗马法学家的损害。他对中世纪史的重视，由于阅读约翰内斯·缪勒的著作而增加起来；据他的看法，缪勒是最伟大的德意志历史学家。象歌德一样，他是布瓦西埃藏画集最早的赞赏者之一。1818年，二十三岁时，他出发前往意大利，途中参观了弗赖堡与施特拉斯堡。他写道，“任何人都永远不会使我相信：创造这样古迹的中世纪曾是一个野蛮的时代”。在后来时期，他常常说，谁也不能领会，要使人们相信早期的德意志建筑与图画的美，那是多么困难。博默成为格林、哈根、乌兰德及其他日耳曼学派的朋友，并且通过布伦塔诺，参加了那些为恢复宗教生活而正在工作的天主教徒的圈子。虽然名义上他是个新教徒，但他在历史与美学方面的同情心则完全寄托于天主教。
博默宣称，他所以要去研究历史不是由于好奇心、雄心或业余爱好。“这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由于相信过去的知识可以教育现在，以及由于希望真实可以导致善良”。在纪念博默的演说中，德林格尔称博默是他所知道的最纯粹的爱国者和最富有德意志精神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考虑德意志祖国，并为它的荣誉与繁荣而工作”。1823年，当他同施泰因的会晤决定了他的道路时，他已开始研究中世纪资料。“我对爱国主义的研究进行帮助，这完全是由于施泰因”。他以他的计划来帮助佩茨，担任“学会”的干事与会计，并为搜寻资料而多次旅行。他的理想人物是马比荣，马比荣既有学问而又虔诚，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作者，而是一位寻找那些可以重建中世纪时代真相的资料的搜集家。1829年，他写道，“为了人民与祖国，这就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在这种民族虔诚的精神下，他编辑了《帝国法令篇》。“因为它们是由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写的，所以，它们的可靠性几乎是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的”。它们反映出各种类型的政治与法律关系，并阐明了编年史所未曾阐明的时期。1831年，他出版了《文书要览》第一卷。他深感遗憾的是，施泰因——“我的慈父般的朋友，也许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人”，生前没有看到它的出版。这部著作受到热烈的欢迎。格林它是最重要的德意志历史著作之一。当我们能看到皇帝的行行，并能把帝国政府颁布的文件结合编写它们的地点与情势来研究的时候，皇帝又变得栩栩如生了。
阿尼姆曾把古代世界比作一座沉入波涛下的城市，它的基础依然存在，它旧有街道和广场还可以看见；从那里可以抢救出许多宝物。专心为了抢救的目的，博默决定出版价廉而便于携带的汇编本，其中包括重要的、罕见的或新的资料，而且每篇附有评注。他宣称：从这些原始资料所构成的图景，这比从所有近代著作的总和所构成的图景更有生气。《德意志史源》的第一卷于1843年出版，主要叙述巴伐利亚·路德维希的法令，第二卷叙述13世纪的法令，它们的出版是由于希望它们可供学校教师们应用，并且可以刺激对德意志历史的觉悟。“知道过去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的东西，看到有多少来源于过去的东西仍然存在，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开端与条件。对于一个希望不是用继续最近几个世纪的衰落而是把自己与较早的强大时期相结合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民族来说，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他劝告每邦每省都应设立历史学会；当下莱茵省首先设立时，他感到高兴。1844年，他出版《文书要览》第一卷的改订本，事实上，这是一部新的著作。文献的数量远比以前增多，而摘要也更完备；同时还增加了关于每个统治者的短篇论文。吉泽布雷希特宣称：博默的不朽功绩是：他揭示了帝国历史的核心；他的著作是和《史料集成》本身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拉-布雷奥尔宣称，如果没有博默领路，他自己关于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巨著是不能编成的。
虽然博默从来没有写过叙述性的历史，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他深信，缺少宗教观念，是他的时代的最大祸害；新教教义是不能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来重建社会的。他渴望有一个重新统一的、有形的教会。布伦塔诺谈到他的朋友时说，“他比我还更倾向于天主教”。博默宣称，宗教改革运动是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厄运，他从来没有对它加以宽恕，因为它把教会屈从于国家。教会是历史的最崇高、最宏伟的产物。在帝国与教廷的冲突中，他是站在教廷方面的。“我不能容忍蔑视值得尊敬的机构的论断和藐视教会及其神圣活动的态度”。他遗下一笔款项，作为“按罗马天主教观念”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基金。在病危时，他宣称，“我一直把教会看作母亲，从她那里，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有的最好品质。愿它恢复它已失去的对人类思想的控制力量”。博默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也是一个异乡的孤儿。兰克站在一个基督徒和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宣称，“认为一个时代特别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博默在19世纪历史学家中是最有创造性的人物之一。他对人物与制度的论断是有偏见的，他的技巧是非常不完善的，因此，他的《文书要览》需要经过一批专家的重新编订；但他在《史料集成》的主角中，还是可以同施泰因和佩茨并列。当他写道：“我所翻耕的畦沟和我所播下的种籽不会被第一阵狂风吹去”，他并没有夸大他的工作的意义。Ⅱ
如果说《史料集成》是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主要产品，那么，它的影响，从有关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以后的几个世纪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属于这一类的最有学术性的著作，是维尔肯的《十字军史》。维尔肯是老艾希霍恩的门生；他对东方历史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1805年，担任了海德尔堡大学教授。他是约翰内斯·缪勒、阿尼姆、布伦塔诺及浪漫主义派其他成员的朋友，他以真正的同情态度来研究他的论题。虽然第一卷有时不能对古代传说和历史加以区别，因而，已被聚贝尔的著作所代替，但以后的几卷却大大地增加了批判性，并保持了其价值约有两个世纪之久。这部著作是以对东方资料的彻底理解作为基础，第一次对欧洲史上充满重大事件的一章，作了充分而又权威性的叙述。他同时代的人对本书热烈欢迎，而后一代有资格的评判者如吉泽布雷希特与库格勒也予以称颂。1880年，它还获得了更高的赞赏：勒里希特宣称，学术界对于这部著作只有同声称道；其中占三分之一的内容迄今仍未被胜过。
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卢登更积极地参与鼓励对民族史的新兴趣；约翰内斯·缪勒称卢登为他的义子。1806年，即在菲希特发表他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后一年，卢登在耶拿大学发表了关于德意志历史研究的演讲。他说，“不仅演讲厅座无虚席，而且前厅、楼梯和庭院也挤满了人。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应当像孩子那样学习我们敬爱的父母的生活，并接受关于祖国的神圣思想的支配。现在已经折断的树，当年曾经傲然挺立，今天还有什么会比回顾以往的幸福时代更能推动和慰藉我们的呢？除了我们祖先的典范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增强道德与行动呢？”在这些充满热情的言语中，恰恰洋溢着新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精神。如果说现在是黑暗的，那么，过去经常则是光明灿烂的。“就德意志历史来说，幸运是：德意志人从来没有堕落到成为使其他民族也蒙羞受辱的那种地步，而是一向以坚毅的决心来争取他们认为是人类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品格从来没有改变”。
卢登的《德意志民族史》分成十二卷，在1825至1837年间出版。序言里说，“对德意志历史采取冷淡态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前，中世纪时期似乎是一个没有星辰的黑夜，只有暗淡的北极光将它照亮。少数人敢于进入这个黑暗的领域，并把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告诉别人；但他们也只能获得少数朋友的感谢。他们的著作常常被人提到，但很少有人阅读。但后来，那个不幸的可怕时期终于冲破了冷淡与偏见的约束。由于自尊心的需要，我们便回到我们祖先的时代。从我们自己的早期胜利中，我们看到了希望。现在，第一次热潮已经过去，幻景已经消逝，而最初的需要也已经得到满足。但我们对所获得的成绩的喜悦已加强了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的愿望。任何人如果觉得自己爱好历史的话，首先应该研究他祖国的全部历史。这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人心的一种本能”。卢登对德意志人的性格的崇拜，一直是很热烈的。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应该从德意志人开始，并回到德意志人。“在新的民族中，德意志人不论在权势或文化方面都享有最高的地位”。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与伦理性的。“我希望我的著作将加深我们的爱国观念”，他的雄心实现了，但没有任何著作会比爱国主义的历史著作更快地遭到废弃。达尔曼访问卢登后，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他永远不会再向前迈进”。达尔曼的话是正确的。卢登毕生是“解放”时代的一个热情的爱国者。
在卢登的门生中，有福格特，他宣称，他对中世纪历史的爱慕是由这位耶拿大学教授引起的。福格特关于希尔德布兰的著作，是由于他的老师的提议而编写的；“我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老师”。这位教皇被描写成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值得一切善良的人们的尊敬。这部著作在某些新教徒人士中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可是，它却促进了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以深远的见识和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中世纪。福格特后来的研究是由于他迁往柯尼斯堡而决定的，在那里，他找到关于早期的普鲁士和条顿骑士团的档案。他的《普鲁士历史》，叙述到1527年止，分成九卷出版，题词是“献给祖国”。他宣称，看到他们的祖先保卫国土所表现的英雄行为与壮烈牺牲，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工作。书中的主人公是赫尔曼·冯·扎尔察“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最高奖是当你一见到伟大与善良的人们，你立即产生景仰之心和满腔热情”。福格特最先根据文献叙述普鲁士的历史，但他限于使用条顿骑士团的档案。他颂扬骑士而蔑视他们的敌人。他对人们指责他偏袒骑士团，表示愤慨，但整个作品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典型产物。福格特在学识方面比他的老师造诣更深，但他同样是属于“前批判时代”的。
在以其著作使德意志的英雄人物变得家喻户晓的历史家中，劳默尔最为著名。对他早期研究的主要影响，正如对他的一代大多数人的研究一样，来自约翰内斯·缪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以热烈的感激心情谈到了缪勒。年轻时代，他选择霍亨施陶芬王朝作为论题，并长期在意大利一些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梵蒂冈，当有人问他是否属于“我们的宗教”时，他机智地回答说，他正在研究霍亨施陶芬王朝，因而属于那个时代的宗教。他获准查阅手稿，并使用许多具有极大价值的教皇书信。此书于1823年至1825年间出版，人们争相阅读。它是第一次简明而又全面地论述德意志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著作。西斯蒙迪不久前曾经描述伦巴第城市与“红胡子”之间的斗争；他站在伦巴第的立场上，因而在他的著作中，霍亨施陶芬王室被描写成暴君。劳默尔则不然，他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而进行斗争的。在两个左右局势的大统治者中间，“红胡子”的形象描绘得最不成功，但腓特烈二世（“世界奇人”）的光辉人格，在篇幅中却被揭示于世界。舞台是欧洲，而又超出欧洲的范围。在那里，几出戏剧同时演出——东方与西方的斗争、帝国与教廷的斗争、帝国主义与意大利城市的斗争、正教与异端的斗争。劳默尔充分了解：事件只是历史的梗概。在全部叙述中，零星插入关于生活与思想、关于阿尔比教派与托钵僧团的描述，而最后两卷则完全论述文化。这是全书中的最新颖的部分，谈到阶级与城市、法律与经济、科学与艺术。他关于国家组织、王室权利，个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综述受到了兰克的热情赞扬。第六卷几乎全部叙述教会，就一个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成绩。《霍亨施陶芬王朝》一书，尽管有其辉煌的成就，但由于一个严重的缺点，而不得列入使作者扬名后世的那一类历史著作之林，这个缺点是：它是在批判科学创立以前编写的。劳默尔曾经认真地探索他的时代的刊印资料和若干手稿资料，但他缺少对它们作出评价所需的必要工具。施滕策尔谈到他时稍带讽刺地说，“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卓越的成就”。劳默尔从来没有被沃尔夫与尼布尔的方法引起兴趣，因而中世纪历史还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的透镜而反映出来的。虽然新版在作者生前接连地出版，在他死后还曾出版一次，但这部著作的权威性却不断降低。然而，它在引起对中世纪的兴趣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比当时任何其他著作要多。它也是一些戏剧与小说的源泉；通过它们关于德意志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知识得以在民间传下来。
兰克出现以前，在那些专心研究民族历史者中间，施滕策尔的成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对他早年生活的主要影响来自约翰内斯·缪勒。在“解放战争”中，施滕策尔曾受重伤；他是第一批答应对施泰因的《史料集成》计划给予支持的人。“1801年，当我开始教书时，我想到编写德国史，从查理大帝写到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止。我要告诉我的同胞们，他们的祖先多么勇敢与自由；他们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他从中间时期开始，选定了一个资料丰富的时期，并以劳默尔所写的那段历史的起点作为他的终点。施滕策尔的《法兰哥尼亚朝皇帝》（1024—1125年）是以第一次经过真正批判考查的中世纪资料作为基础的。后来，吉泽布雷希特宣称，谁也没有对这个时期比施滕策尔作出更深刻、更公正的研究；又补充说，他的著作开创了对中世纪历史的批判研究。施滕策尔写道，”在当前许多最著名的著作中，所有可以使历史具有吸引力的资料都被采用了。我敢向任何人提出挑战，要他指出我的书中任何不能以最高的权威来予以证实的说法“他已经从浪漫主义派将中世纪历史理想化的观念中解救出来。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亨利四世的统治时代，他把亨利描写为最伟大最优秀的德意志统治者之一。和他的朋友福格特不同，他坚决认为，希尔德布兰改革教会的愿望日益被统治世界的狂妄野心所掩盖。施滕策尔关于这种冲突的详细叙述，在兴趣方面，可以同劳默尔关于腓特烈二世的描写媲美，而在批判价值方面，则胜过了它。”我从事编写我的著作已有十七年之久，其中最后八年专门用于研究这一百年时间的资料。如果有一种批判性的版本，我会节省多少时间；由于没有这种版本，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一个世纪以后，虽然这部著作全部都被吉泽布雷希特的杰作所替代，但它在导致历史科学兴起的著作中仍然占有它的地位。
第六章 兰克
Ⅰ当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还在兴盛时期，兰克就给历史的理论与研究注入了新的精神。兰克生于1795年。他可能听到过奥尔施泰特村的隆隆炮声，看到过德国人在战胜的法国人追逐下逃过他家乡的情景。在学校里，儿童们在石板上抄写拿破仑的告示。但这位未来的历史家的兴趣在于过去，而不是当时。他是图林根地区的萨克森人，当地富于历史古迹。麦姆雷本故宫使人想起猎禽者亨利和奥托大帝，基夫霍伊泽山使人想起巴巴罗萨。他在舒尔普福塔，已为取得有关古典文学的确切知识打下基础，这使他终生满意不止。那时，他已具有使他成名的一个要素——平静的气质。海因里希·兰克写道，“我父亲起初担心利奥波德[兰克]会受到希腊悲剧的影响；但他把它们完全当作艺术品看待，对之赞赏，但不因之而激动。”在来比锡大学，他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因为他听过的几次历史课，由于缺乏真知灼见，使他感到厌烦。他还学习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但很少注意研究教义。他爱读戈特弗里德·赫尔曼论希腊诗人的著作，但把大部精力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后来他说道，尼布尔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他阅读康德的著作，感到津津有味；阅读费希特的著作，对之景仰不已。当施滕策尔询问这个年青学生是否想专心研究历史时，他回答说不想。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高级中学任教的七年比他在学校或大学读书时期对他的一生更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语言学转到了历史的研究。对于这一漫长的学习时期，他从未感到遗憾，他认为，对于古典知识，年轻人熟悉得越多越好。
兰克之转向历史研究，不是象尼布尔和爱国派那样由于时局的影响，而是由于他本职工作的需要。他乐于讲授李维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他越读尼布尔的著作越感到钦佩，他喜欢博赫关于雅典国家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的视野逐渐从古代世界扩大到“民族大迁徒运动”和中世纪，一面又在此过程中根据编年史撰写了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的短篇论著。他在1820年时曾写道，他希望了解15世纪时各民族的生活，了解古代世界所撒播的种籽的萌芽，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写书。他在阅读圭希阿尔狄尼和乔维奥的著作时，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于是他决心研究这个时期的其他权威著作以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就决定编写自己的著作来论述这个时代，而写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样看来，这本书的撰述与其说是为了公众，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作者自己的愿望。有人指责他缺少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兴趣；他反驳说，把他引向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方面的兴趣。在写给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信里，他一再表示希望更加靠近上帝。“每一项行动证明上帝之存在，每一个重大时刻也证明此点，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使灵魂净化。“我们剥掉事物的外壳而接触到了本质。”这个核心便是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他特别注意历史中人的因素。“得以享受历代的财富，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他的第一部著作显露出他对人格的兴趣和他思想上的宗教面貌。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干的人；而他采用的各章标题都更加使人看出他对这种人的重视。他的叙述，关于人民的少，关于君主的多，关于情况的少，关于行动的多。在书的导论中，他力图找出从“民族大迁徙运动”时期起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统一性——反映在十字军运动，反映在拉丁基督教徒的共同制度和理想方面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由于他把历史看作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给人以教训的实例，所以在他的笔下，意大利的可耻的道德败坏就是它遭遇厄运的原因。
在这部著作的表面虽然浮着一层神学的薄膜，但它的主体却未受到影响。兰克在他年迈时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宣称，他发现《昆廷·德沃德》和康明的《回忆录》两书所描绘的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很不相同，这个发现是他一生中一件划时代的事。“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在序言中他宣布编写这本书的精神，这些话已经成为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他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情感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谈到亚历山大六世之死，他写道：“他死了，成了遗臭万年的人物。这种对人的估计就是对人类罪行的遏制。”他记述了生活的各种表现——查理八世的寻欢作乐的宫廷、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威尼斯贵族的豪华气派。这本书在对欧洲史的客观叙述方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并将永远保持它作为近代最大历史家的最早作品的地位，但是，就其价值来说，则有点名过其实了。从它的书名也可以看出，它是历史的汇编，而不是一部历史。他原来是想叙述到1545年为止的，但他越来越感到他这部完全依靠已刊印资料的著作，是受到了限制的，所以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它成为一篇历史片断——一篇记叙欧洲历史上二十年的客观事实的便于查阅的纲要，对于了解这个时期，没有增添什么材料，对于解释这个时期，提供的线索也很少。半个世纪后，只是在人们苦苦相劝之下，他才勉强同意把它刊入他的全集内。
如果一般认为兰克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1824年，是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那不是由于他这部著作的正文，而是由于它的详尽的附录。在这篇讨论他所研究的权威著作的著名文章里，他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历史方面。他提出的准则——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他的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决心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他使用这个方法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结果。他宣称，圭希阿尔狄尼是完全徒有虚名的。在他的资料中，很多是从别的著作抄来的，很多是虚伪的，很多是不可靠的；他杜撰了演词，窜改了条约，错误地解说了重大事实。兰克佩服他优良的政治本能，他对世界的观点和他的没有宗教偏见，但否定他作为历史家的几乎一切优点，是有些过火了。其次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讨论；后者的《君主论》是为当时而写的一篇宣传短文；它开出毒药方，只是因为时势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由于分析了这两位佛罗伦萨大作家的生活与性情，人们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较小的权威作家的著作所作的剖视，使未来的历史家们第一次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的作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表明他之得益于尼布尔，而把他的半身塑像置放在他书斋内的显著地位，但他在晚年时曾声称，在作批判推论时，他并没有想到尼布尔或其他人。“我的作法是由于需要而产生，并以独具一格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个不知名的法兰克福教师的著作问世后，受到人们高度的赞赏。只有利奥给与敌意的批评；他贬低它所包涵的学识，它的哲学和它的文体。兰克充分感觉到这本书的缺失，并在序言里暗示，它可能看起来显得生硬、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可是，它的成绩还是明显的，而且他因之被请到柏林大学去讲课。当时他写道，“仿佛通向我真正生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仿佛我终于能够展开我的双翼了。”可是柏林大学虽然正在它的极盛时代，对于开设近代史课程的要求，竟然没有一个大学者为之辩护。黑格尔当时正享有盛名，他对兰克既无助益，兰克对黑格尔来说也无用处。兰克仅仅是一个“编外”，听他讲课的人寥寥无几。可是，萨维尼的友谊以及拉埃尔和瓦恩哈根的“沙龙”为兰克开放了一新的世界。神秘主义的舒伯特描写这个年轻教授的动人风度，说他，愉快、机敏、开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兰克后来说，他文章之所以写得越来越精练，一部分是由于同柏林的知识妇女结交的关系。但使他感到浓厚兴趣的却是档案馆。在那里的宝藏中，他发现了16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四十七册，这些报告为他指出一条更为严肃认真的研究道路，这是他在编写第一部著作时未曾发现的。他对威尼斯报告的熟悉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猛然间领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新鲜的、当代的资料予以重写。它们开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依靠这个营养的泉源，他可以使三个世纪中的场景和演员重现。最后，它们使他确立了以旁观者不偏不倚的态度编写历史的习惯，而且他还从威尼斯共和国的有经验的外交家那里懂得了一些他们的审慎作风和精密判断力。
兰克借助威尼斯的报告，很快编成了他的《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国》一书，作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这部书同前一部一样，是描写统治者和政治家的，不过，这次他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以此作为事件的背景。虽然书中叙述土耳其的篇幅还不到一百页，奥斯曼的军政民政却被论述得鲜明突出。对于西班牙帝国在新旧两世界的宪法、贸易、财政和行政管理，则描写得更加详细。可是重视背景情况并没有冲淡他对人物的重视。在叙述土耳其时，他述说一切事情是怎样地全部取决于苏丹们，并仔细描绘了他们的品格。在叙述西班牙时，他宣称帝王是国家这座庞大机器的原动力，而把帝国在17世纪的衰落大部归因于王朝的堕落。这部书的功绩之一，是它第一次为人们描绘出腓力二世的清晰形象。兰克所描写的奥地利的唐·胡安显露出他的轻描淡写的笔法。属于歌德“类型”的人物贝蒂娜，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奇妙的作品。如果说这只是一句友好的恭维话，那么，无论如何，这部书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是一种进步，比起他同时代的研究近代欧洲的历史家的作品来也是一种进步。《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他带来了柏林的邀请，《君主和人民》则为他取得一次有资助的旅行机会，这是一项无法估量的特殊恩惠。兰克于1827年出发，旅行了近四年的时间。他写道，“我这次科学旅行的目的，是要发现并使用有关近代国家的未知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南欧的资料。”他的首要目的是为编写《君主与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搜集资料。但在抵达意大利之前，他曾一度被吸引到另一个新的、几乎未知的世界里去。在寓居维也纳的一年里，他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促进斯拉夫文化的学者，其中有档案管理员科皮塔和他的朋友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后者曾参加过反抗土耳其的革命，并在土耳其恢复其统治时，离开了塞尔维亚。武克所编的塞尔维亚民歌集，曾引起雅各布·格林和歌德的注意；前者翻译了一本选编，后者为这些民歌写了一篇论文。兰克热心地从事探讨斯拉夫世界的问题和它们的愿望，而《塞尔维亚革命史》就是在维也纳编成的。在该书第三版（1879年出版）的序言里，他宣称，这部著作是根据武克所写大纲编成的，而他亲自查询过武克所访问过的目击者，证明大纲确实可靠。他通过详细研究塞尔维亚人的风俗、宗教和诗歌，了解了他们是如何经过几百年的奴役而生存下来的。该书叙述到奥布伦诺维奇的叛乱和有秩序的政体的出现为止。在后来的几版里，它的内容延续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而且由于作者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而更加充实了。兰克深信土耳其人不能统治基督教人民，因而同情地注视着他们推翻土耳其统治的运动。该书的题材是一块未开垦处女地。没有一个条顿学者能够对它发表批评性的论断，但它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尼布尔在写给该书出版人佩尔特斯的信里说：“这本小书是所有现代史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兰克已经摆脱了他早期作风上所有使人不快的东西。”作者曾把该书送给歌德。歌德也是那样高兴，并表示希望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该书虽然不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而且或许在语调上也嫌过于乐观，但它对于知识领域却是一个真正的贡献，它的增补版一直是研究近代史中这一生疏部分的不可缺少的向导。这部书是他在东欧研究领域内的唯一著作。
兰克在寓居维也纳时期还受到另一批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心灵和思想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在去到柏林之前，他原是很少注意政治的。到柏林后，在拉埃尔的“沙龙”里他碰到了别尔内及其他具有激进倾向的男女。这时他开始从法国革命中寻找解释法国政治和欧洲各派思想分歧冲突的答案。兰克通过拉埃尔的介绍，结识根茨的时候正是在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已被充分激起，而他的见解还只是部分地形成的时候。这位出色的人物——一度曾是为拉埃尔的“沙龙”增添光采的人物，也是伯克著作的注释者——已经六十四岁了。他虽已离职，但仍是梅特涅的得力助手。兰克经常同他谈论，得知上一代的许多秘史，但根茨给与这位历史家的最大帮助，是把他介绍给梅特涅。兰克虽然并不赞同那个大权在握的宰相及其助手所主张的绝对专制主义，但在他离开维也纳时，他对欧洲政治的知识已经大为充实了。
尽管塞尔维亚历史和政治讨论吸引了兰克的注意力，但他在维也纳时还是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档案馆内。他看到来自威尼斯的宝藏这样丰富，非常高兴，当时这些宝藏还一直没有被发掘。欧洲未知历史的大门似乎对他开放了。在宝藏中间，还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萨努托的日记。他发现，达鲁从巴黎手稿中抄录下来的宗教裁判所条例，是17世纪时伪造的。因为这些伪造文件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名誉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他很高兴能够把真相揭示出来。这项研究工作，在他到了威尼斯当地后仍继续进行，而他的意大利之行是在那里开始的，后来又在那里结束。他要求准许参观威尼斯档案馆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研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为了编写一系列已有腹稿的欧洲历史而获取资料。他在法拉里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又在罗马和弗罗伦萨的图书馆里继续进行，从那里他带回来供他终身使用的资料。他不久即放弃了原定编写《君主和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仅仅教皇的史料就足够独立成书了。梵蒂冈档案馆给了他闭门羹，但由于罗马望族的宽宏大量，他取得了一些补偿。他写道，“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无误的话，在同私人的，特别是巴贝里尼家的丰富藏书相较之下，梵蒂冈档案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希望从意大利旅行所要获得的东西，已经如愿以偿，甚至超出了他愿望。“我已心满意足，而且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每当我想到编写一部重要著作是何等幸福，心中就充满了欢快的感情。我每天发誓要实现这项工作，决不丝毫偏离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在侨居意大利的两年多时期中，这位历史家除了关于唐·卡洛斯的长篇论文外，未曾出版过什么著作。这篇论文推翻了一直严重影响着人们对腓力二世看法的丑闻。他的论文《十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虽然直到1878年才出版，但毫无疑问是他在意大利时写成的。理论家们认为威尼斯的宪法是完美无缺和合乎逻辑的整体，说它是哲学家所梦想的东西。但兰克在这篇论文中表明，在威尼斯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符合这种想法的东西。1831年出版的第二篇论文证明，1616年的密谋是外国雇佣兵为了占取并掠夺威尼斯城所干的勾当，不是象达鲁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西班牙蓄意已久的谋划。他的第三篇关于默里厄，威尼斯人的论文，略述了部分威尼斯殖民帝国的行政制度。此外，他还有一些在意大利时已构思成熟或写了一部分的论文，其中有论述萨沃纳罗拉、斯特罗齐、孔萨尔维的三篇。同歌德一样，意大利旅行在兰克的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后来，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象在那些忙碌的年代里那样，学到或想到这么多的东西。当他重越阿尔卑斯山时，他对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了解已比任何历史家都更加深刻了。
在兰克自意大利返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一项原未预料的任务上。1830年法国革命给与民主思想极大的推动力，普鲁士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佩尔特斯，一个目光锐利的政治家和成功的出版家，向外交大臣提议创办一个杂志来抗拒法国的影响。伯恩斯托夫伯爵同意了。关于由兰克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建议，可能是由赞成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的萨维尼提出的，《历史政治评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32年开始出版的。刊物的编辑就是主要撰稿人，但萨维尼及其他名人也给予帮助。不久，事情就很清楚了，保守派人想要同罗特克的活动和海涅从巴黎写给《德意志通报》的才华横溢的通讯相抗衡，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评论》的影响在普鲁士虽然很小，而且在国外完全没有影响，却在这个历史家的一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萨维尼和“复辟时期”的信条成了他的信条。他认为，政府的形式并非主要问题。宪法不是万应药，并不是对一切国家都适宜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共和思想曾从大西洋彼岸飘了过来，并由法国向外散布。至于人民具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原则，那就更糟了，它威胁着每个政府的稳定性。兰克同尼布尔一样，主张维持地方特权和地方制度；在国会与等级会议两者当中他更赞成后者。他满足于普鲁士的忠诚而有效的政府。在他为《评论》所撰的稿子中，历史性论文比同政治直接有关的论文多，而且更为重要；但在他的历史性论文中有些也是旨在给予政治上的教导的。在他那篇论列强的著名文章里他强调每个国家的特征以及法国革命主张一律遵循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他还进一步发表了他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观念。他宣称，历史决不是象它初看起来那样混乱一团。这里面有创造力和道德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们赋予历史以价值和意义。国家是智慧的实体，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是上帝思想的表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生存，每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同各个民族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他的教导的核心是，国家的责任在于沿着自己历史成长的路线发展，以保卫它们的特征。《历史政治评论》于1836年停刊，因为它的销路太少，入不敷出，而且它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兰克不是新闻记者，因而对论战不感兴趣。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对法国思想的坚决抵制，使他丧失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瓦恩哈根开始把不友好的议论抄入自己的日记里。洪堡说他已跑到反动派那边去了。海涅讽刺他说，“可怜的兰克，一个画了小巧的历史人像，再把它们裱在一起的漂亮才子，一个比羔羊还要温顺的好人。”可是《历史政治评论》也不合乎格拉赫兄弟、拉多维茨及其他围绕在皇太子四周的反动派的口味。兰克是伯克而非哈勒的信徒，因而他从未漠视过用某种方式使民众同政府工作联系起来的重要性。虽然他为了指导腓特烈·威廉四世，后来曾编写过重要的备忘录，虽然有学问的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曾经向他请教，但他却再也没有积极参加政治争论了。1836年他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论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里，可以听到《历史政治评论》的最后一次回声。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个性。政治家必须知道他的国家和它的历史，正象舵手不仅必须知道航向，而且要了解自己的船只一样。18世纪被人们视为瑰宝的普遍政治原理是分文不值，而且具有危险性的。他在思想上掌握了国家个性和欧洲大家庭的历史统一性这两个武器后，现在又重新开始了他对列强内部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Ⅱ
兰克一面为《历史政治评论》杂志工作，一面还编写了一部为他赢得世界大历史家声誉的著作。那就是《教皇史》。它的第一卷于1834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836年出版。他的目的是要阐明教廷是欧洲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它本身也象欧洲体系的其他成员一样在不断变革着。他宣称：现在来对教廷进行客观的研究已经不再困难了。“今天教皇统治的历史对我们还有什么重要性呢？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同我们本身的关系，因为它不再具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也不再引起我们的恐惧。它现在所能鼓起我们兴趣的只是它的历史演变和它过去的势力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平静的精神贯串在整个这一著作中。由于深信所有基督教会在内部是一致的，他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它们表面的分歧。他怀着同情和敬仰之心来论述《母教会》的伟人和运动。他在叙述和解似已在望的短暂时刻时显露出他喜爱和平的个性；他怀着敬慕之心论述孔塔里尼及其他调解人。那些反对宗教改革的教皇在他的笔下成为合乎人情的和可以理解的人；而且他欣然承认象罗耀拉和耶稣会徒们所具有的纯真的宗教情感。他不是第一个同情地论述罗马教会的新教徒。约翰内斯·缪勒曾称颂中世纪的教会，说它们是反对世俗专制主义，提倡智慧解放的代表者；浪漫主义作家曾表现出对教会和圣徒的热情。兰克不理会当时的争论，也不带有浪漫主义的热情，而是平心静气地把教廷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来论述。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欧洲历史上若干最重要的部分作出有益的探究，并使得本书被列入不朽著作之中。《教皇史》的出名是由于它的客观叙述，但同样也是由于它的资料丰富。他把那三百年间的梗概搞得如此清楚，后来的研究只不过是充实工作而已。这不仅应归功于他搜集到的新资料，而且应归功于他批判地处理他的史料——无论是已刊或未刊的史料——的方法。他对萨尔皮和帕拉维奇尼著作的分析，是他批判艺术的典型例子。他说，在开始研究这个伟大的威尼斯人[萨尔皮]的巨大汇编时，他感到有些恐怖。无论如何这部汇编是很难掌握的，读者必须处处留心，因为萨尔皮的主要根据是那些后来已经遗失了的报告，而且他是从教廷同共和国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来看教廷的。帕拉维齐尼的答辩包含着许多梵蒂冈文献，但它是一部辩论而非历史。
兰克以冷静的判断力和经过批判的资料武装后，登上了自己的路程。在《导论》里，他略述了中世纪时期的教皇统治，其中强调指出它在统一欧洲文明上的伟大功绩。当叙述到15世纪时，他扩大了范围，并详细论述作为意大利列国之一的教皇国的建立。书的核心是论述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方面，兰克是第一个权威解说者。精神生活的复活、天主教对南部德意志的再征服以及宗教社团的设立构成一幅灿烂的图画。在叙述继文艺复兴时期的罪人和浪荡子而来的“新十字军”同新教浪潮搏斗时，有一种壮丽史诗的味道。本书的书名是《教皇史》而不是“教廷史”，更说明作者的兴趣在于人物；但他从未忘记说明教皇个人是怎样受到教廷的气氛和传统的决定性影响的。他惊叹道，“在世界历史面前，即使是最强有力的人也是多么渺小啊！”书中写得不那么精彩，却更为新颖的是，对教皇国的内部模式的分析，对它们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教皇家族的成长和势力、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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