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研教学的老兵——邓子基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文倩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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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研教学的老兵——邓子基传试读：

我是财经教育科研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国家分配论”者。

幼失父母，潦落无亲；历经坎坷，一路拼搏。幼小时上山砍过柴，沿街叫过卖，亦当过学徒。可谓负箧曳屣，奋发求学，秉烛修书，瘦影当窗。

1950年暑，我考入厦门大学，师从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教授，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亚南老师教策有方，深受启迪。1952年暑，毕业留校迄今。

我一生秉承、实践“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之理念，安心治学，不求宦达。倾毕生之心血于我国教育科研，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历时60余年，垂髫变白发，而今已是九旬老翁，出版著作、译著、教材75本，发表文章500多篇，培养博士逾百名（其中博士后4名），各界门生数以千计。谨以此寥报吾国培育之恩。

我已暮年，时逢盛世，社会和谐，苍生幸福，喜慰之至。而今，子基虽体弱力衰，但学术良知尚存，未敢懈怠；仍本“老骥伏枥”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登讲堂，话政策，谈制度；研理论，习方法，察实况；系民情，聆民意，重民生。手自笔录，略有拙作。

润物无声，桃李有情。我膝下学子诚请我出版此书，旨在回溯一生求学、致学、教学过程与苦难，以勉励嗜学、勤学、善学之晚辈后生。

谨撰数语，爰为序。邓子基2018年3月第一章破壁跃飞龙梅花苦寒香人杰地灵谷　寒舍婴啼哭

开篇先说说邓子基先生的家乡沙县，传说沙溪城关河段旧有一无角龙，王逸注《离骚》：“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故此河段又称虬江、虬溪，沙县城关亦称虬城。沙县县治在沙溪之北，古人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故沙县别称沙阳。沙县素有“闽中明珠”之称，历史悠久。伴随着五胡乱华、永嘉之难，中原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华夏汉民族不断南迁。

据史料记载，1600多年前，东晋义熙年间沙县初设，辖地南尽黄田岭（今龙岩市界），西及站岭（今江西省石城县界），跨越如今的沙县、三明、永安、明溪、清流、宁化等县（市）地域，山川秀丽，名胜古迹众多。

宋名相李纲曾描绘“沙阳八景”，即“七峰叠翠”“十里平流”“瀛洲夕照”“瑶池夜月”“豸角秋烟”“洞天瀑布”“吕峰晴雪”“凤岗春树”。这里是闽学文化的摇篮，自宋以来文教昌盛，曾有“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盛况。

沙县夏茂镇的文昌宫始建于明代，延续夏茂古镇百年尊师重教的文脉。文昌宫近代为沙县“特支”主要活动场所，它所推崇的“崇文尚德”延续至今，每年都举办“民间教师节”，鼓励夏茂学子学好本领，为祖国、故乡争光。

1923年6月19日，邓子基出生在福建省沙县夏茂镇儒元村廷秀坪一个贫苦的邓氏百姓家里。邓子基先生，原名邓振基，在邓氏家族中排振字辈。这一年是癸亥年，大山外面的世界依旧喧闹不宁，有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有日本明治时代以来最惨重的关东大地震。

沙县地理位置险要，邓子基出生那会儿，沙县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地方军阀卢兴邦盘踞沙县长达十余年之久。他倚仗一师之众的兵力，盘踞在沙县、将乐和顺昌一带，勾结当地土豪劣绅，组织大刀会。他们敲诈勒索、横行乡里、课以重税，民众怨声载道，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

直到邓子基9岁那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恢复并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才震动了闽中的“地头蛇”。红军先后占领了归化、清流、顺昌、将乐、沙县，打垮了军阀卢兴邦。邓子基11岁那年，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工农红三军团在沙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同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国民党蒋鼎文部占领了沙县、顺昌、将乐、清流、归化。坪中邓先族　客家趣习俗

大山外面社会动荡、革命浪潮迭起，大山里面却又是另一个世界。邓氏先民自河南中原迁徙至此，属于客家人。祖祖辈辈劳作在这沙溪两岸，密林深处，溪谷之中，风光绝佳。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ó成韵，自山峦涧下，环绕着邓氏家族世代聚居的廷秀坪，家家户户的茅屋鳞次栉比。

廷秀坪住着儒元村的所有邓家人，应有几十户人家。这是一个大家族，一家挨着一家。村民大多务农，贫穷是儒元村人共同的标志。

那个年代，山清水秀的儒元村恍如世外桃源。一条小溪从村子里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绕过，也经过邓子基家门口，孩子们嬉水打闹、乡民们洗衣做饭都在这条小溪边。那条小溪承载了孩童们儿时的欢声笑语。后来总有年长的人会说，小时候邓子基也喜欢在小溪里嬉戏、玩水。虽说记忆里的老房子越来越模糊，但清澈见底的小溪水却如此清晰地在老人的脑海中潺潺而流。

邓子基家里很穷，没有机会见外面的世界，更没有机会尝遍如今早已闻名世界的沙县小吃。除了溪边的玩伴，每年家乡的客家习俗活动也算是他贫苦童年的一点小小乐趣吧。

客家人有自己的习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农事活动的安排，一般从此开始。春天播种前，一般为立春日的早晨，都会把“春牛”牵去游街，称为“游春牛”。游春牛虽然是夏茂镇村民在春节期间的一大盛事，但不是每年立春都可迎的，只有“双春”才可游。据传，游春牛由来自江西的洪氏带进夏茂。

正式的游春牛仪式在文昌宫举行。隆重的接春神、祭春牛仪式结束后，游春牛活动才正式开始。人们用竹片制成耕牛骨架，沾糊上油纸，涂上色，便成为游行中的春牛。春牛由一滑稽扮相的男佣牵着，男主人扛着犁耙，女主人手提水壶，男孩挑着一担牛草，女孩提着竹篮，男扮女装的阿婆跟在其中扭动着身子前进。整个队伍由锣鼓队开道，耕牛后面跟着犁手、士、农、工、商、渔、读、雷公电婆等，围绕耕牛一路表演耕田的动作。春牛一般先到祖宗祠堂敬老祖宗，再按计划的路线周游全村，最后回到出发的集中点。家家户户都点好香烛等候春牛的到来，春牛一到，立即点燃爆竹和烟花，表示对春牛的欢迎。春牛游完镇上的大街小巷后，回到文昌宫门前，这时人们用火将春牛点燃，预示来年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夏茂镇祖辈基本都是从中原迁过来的客家人，以农耕为业，那时候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要靠耕牛翻犁土地，还要靠老天恩赐，风调雨顺、无虫无灾才能勉强温饱，所以游春牛也是“开犁日”，告诫人们冬闲已经过去，农事就此开始，务须辛勤耕作，不误农时。也祈求上天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牛神保佑今年获得大丰收。

春节是一年中最热闹、好玩的日子，所以村里的小孩也盼着过年。挨家挨户“游鱼”也另有一番滋味。鱼是用纸和竹篾编成的，鱼肚子里面点着红蜡烛，再用木棍举起。每家都会在门口准备一两桌的点心、酒桌等，供大家享用，有些殷实的人家还会给红包。这一活动寓意年年有余。

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还会舞“凳龙”，顾名思义就是板凳上扎的“龙灯”。这个龙灯看上去很简单，有些在凳子上点上蜡烛就算是了，还有一些会在蜡烛的外面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以修饰，板凳的两端各挖一个能前后连接的洞做榫眼。出灯时，用一根木棍与别人板凳上的榫头接起来，扛上肩头，全村每家出一桥，一桥连一桥，连起来就成了一条蜿蜒起伏的“巨龙”了。拼接好了长龙，就可以在“龙头”的带领下摇头晃尾地在村里山涧、田埂上周游一圈，穿尾过巷，再挨家挨户地拜访一遍，最后在村里的大操场上表演。“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象征着团结，团结成一条巨龙。”邓子基曾这样描述。

直到现在，邓子基还经常给大家讲幼时“抬菩萨巡游”的景象：“这个菩萨是类似于当地土地爷的神仙，巧的是菩萨就供奉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宗祠里。每年到一定节气，村民们都会将菩萨抬出来巡游，我从家里就能看见一群人簇拥着一路祈福。”

在福建的农村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习俗，这似乎是农耕时代辛勤劳作的人们对自然的敬畏。那时，幼小的子基也不懂这些，只是觉得又到了孩子们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放孔明灯，学着大人的模样祈福。年幼成遗孤　贫弱求知苦

邓子基是一个苦孩子，9岁失去母亲，11岁父亲辞世，留下他一人无依无靠，幼年便成了孤儿。

嫂嫂照顾过他一段时间。嫂嫂是农村妇女，主要的收入来自田地，年幼的子基也需要劳作。他很勤劳，小小年纪便经常上山砍柴。邓家的房子很破，都是用土泥巴和竹篾打成的墙，很不结实，最怕刮风下雨。

由于哥哥去世也早，嫂嫂带着一个孩子，还要照料这一家，很不容易。那时嫂嫂也很年轻，宗亲们同意招赘一位张姓先生，不久嫂嫂随张莲达离开了邓家。邓子基只有十来岁，他默默地看着家里发生的变故，虽然一声不吭，但心里懂得，也支持。

现在看来，11岁应该是懵懂少年时，是在父母跟前撒娇，需要双亲庇护的年龄。没有了父母这把大伞遮风挡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所有的苦难与悲伤都只能自己背负，这样的现实是残酷的。“我幼年不幸，父母亡故，没有饭吃，处处遭人白眼，孤苦伶仃。”邓子基只能擦干眼泪，靠自己的双手独自谋生。贫弱没有压倒幼年的邓子基，为了生存，除了上山砍柴，他还上街卖糕饼、卖油条，还曾到药店帮别人包药。邓子基的左手至今还有当年砍柴时留下的疤痕。

邓子基曾是一个差点被旧社会遗弃的孤儿，到现在成为新中国著名的财政学家，并为祖国培养几代财经人才，老人感到幸福、快乐。他经常嘱咐年轻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夏茂镇茂溪小学是一所令人神往的学校，坐落于镇中心地段，校内绿树掩映，环境优美。父母含辛茹苦供邓子基读了两年半的小学。父母相继离世后，因为交不起学费，邓子基也没有办法继续念书了。

1928年夏天，沙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也是三明地区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沙县特别支部在夏茂成立。进步青年经常在茂溪小学聚会，在老师中宣传进步思想，在讲课时给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它为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开辟沙县等地的红色区域、创建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基础。

有一次砍柴的时候，邓子基路过熟悉的小学，看到老师们在里面上课，他很羡慕，于是趴在窗外往里看，默默在心里记老师的授课内容。

村民们到现在还口口相传关于邓子基教授儿时的故事。没有钱交学费，子基也不好意思一直趴在窗外听课，而且砍柴也不能误了，听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上山继续砍柴，但是还是会忍不住回忆老师教课的内容，有空的时候就用树枝和瓦砾在地上摆起了刚学会的字，路过的村民无意中看到，也感慨他的上进和好学。“瓦砾练字”也是邓氏后辈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没有钱买笔墨，邓子基就沾水在瓦片上练字。他平时用毛笔沾水后在瓦片上练字；待瓦片晒干后，继续练习，如此不断循环、重复练习。他强烈的求知欲引起了宗亲们的关注，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慧、有天资的小孩，大家曾一起资助他外出求学。

逢年过节，宗亲也会叫他一起到家里吃饭。可以说，邓子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个时候，宗亲也都是穷苦人，在经济上对他的资助很有限，最终他还是靠自己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的奖学金维持求学之路。夏茂觅生计　勤快做学徒

俗语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1934年的寒冬，11岁的邓子基衣衫褴褛地来到夏茂镇上。

在历史上，夏茂是闽西北历史名镇，夏茂人大多属于客家系，喜外出谋生，精于商贾，雄于创业开拓。因此外出经营小吃最早、最多的就是夏茂人，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远及欧美、非洲。

由于出外人数太多，平时夏茂街上较为冷清，只有在腊月里头，各路商贾人马纷纷归乡，镇上才显得热闹非凡。“有钱没钱琅口过年”，旧时的沙县县城在琅口对岸，那时琅口码头喧闹，水陆通衢，桅杆林立，市井繁华，商贾云集。“一根草，一盏灯。”年总是要过的，到了年关，瘦弱的子基鼓起勇气走进一家叫“姜尚”的店面，向店主邓兴华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请求他收留。

店主听后，非常同情，当即收下他当学徒、做小工。看店铺、打扫卫生，子基从早到晚一刻也不闲着，把店面收拾得利利索索，对顾客热情周到，时间一长，大家都喜欢找这个小伙计买东西，回头客也越来越多。老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很喜欢这个勤快的小伙计。

店主看小伙计勤快伶俐，字写得不错，人品也端正，所以第二个月就让他帮着记一些流水账。生意好了，老板心里也高兴，每个月除了包吃包住，还给2块大洋的工钱。邓子基每次都把银圆小心地收好，心中一直还惦记着求学。

邓子基心里一直很清楚，自己不能一辈子当学徒、店员，唯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生病了也没有钱治。旧社会的南方，潮热气候下，体质弱的人很容易“打摆子”，现代医学上叫痢疾。有一次邓子基“打摆子”，他没有钱买药，便用土法子捂着被子睡一夜，发了一夜汗，竟然也就这样好了。每每说到这段，老人都要庆幸地感叹：“看来我还是挺有福气的。”

在老人的记忆里，尽管孤儿的生活充满了艰辛，然而他坚定地认为，“任何人的孩提时代都有一段时光，大门敞开着，可以让未来走进来”。那时，求学之路就是邓子基唯一的憧憬。

半年后，他终于攒到了12块银圆。从未泯灭的那份读书的渴望又在心里萌动起来，邓子基一直觉得，要想让人看得起，要想有前途，只有读书。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邓子基失去人生的方向，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老话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看到当时很多青年学生印的革命宣传品，他知道了“读书救国”的口号，于是更加坚定了要读书的决心。

这时年少的邓子基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虽然老家在沙县，但沙县那时没有初中，必须离开小镇，到南平去，考取南平初中，走求学之路。”走出深山处　南平小升初

1937年8月，邓子基揣着12块大洋坐上了去南平的船。

小小少年，第一次走出大山，满眼尽是新奇。他欣喜地站在甲板上，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船行驶到沙溪河大洲至琅口一带河段，就是古人说的“沙阳八景”中的“十里平流”了，沙溪河上游大都滩多流急，蜿蜒曲折，至此则河面开阔、水流平缓，泛舟江中，眼见两岸青山叠翠、楼宇临江、沉影如黛、摇曳多姿。真可谓“平溪绿净见游鱼，十里无声若画图”。

到东溪与沙溪会合处，又是一景——“瀛洲夕照”。东门外仙洲又称瀛洲，夕阳西下，绿岛披上金辉，江水红如玛瑙，远处虬城静卧于朦胧薄幕之中，云雪变幻于逶迤远山之上。这一切在从未走出大山的邓子基眼里是那么雄伟大气、气势雄浑。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创办于1903年，建校时命名为“延平府中学堂”，其前身为1719年始办的“道南书院”。1927年合并原省立第四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建安甲种森林学校、私立剑津中学、私立淑馨女子中学为“闽北公立中学”。1934年取消高中部改称省立南平初级中学。

可以说，南平初中在民国时代的福建尚有些名气和人文底蕴，办学规模为闽北之冠，有“闽北学府”之称。邓子基带着沙县政府开具的一份清寒家庭证明书，交予学校，开始了初中的学习。

初到南平，刚入学，交了五六块大洋买书后，邓子基就没有钱购置其他生活用品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他一无所有。热天没有蚊帐、冷天没有被褥。沙县的一个小同乡罗光良说和他合用一床被子。这样，第一个月邓子基就和罗光良一起对付过去了。

走出大山后，很难有机会回乡。在外求学没有钱回家，没有人供养读书，邓子基只能靠自己勤工俭学和因成绩优异获得的奖学金来完成学业。大学毕业的时候沙县曾请他回县政府工作，但那个时候的青年邓子基已经明确目标，想要继续深造，于是婉拒了家乡的邀约。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革”，邓子基随即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更没有机会返乡。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才回到老家，去看望邓族的老人们。“我并不富有，但也尽可能拿出自己的积蓄给需要的宗亲。我也回去看过我的嫂嫂，回报她，并且帮助和资助嫂嫂的孙子。每次回家我都会虔诚地祭拜父母，即便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依旧是要三跪九叩的。”邓子基站在厦门大学西村家中的阳台上，面对着远处的大海深切地说。第二章双肩担日月弦歌仍不辍勤工俭学忙　师恩永难忘

1936年，南平中学设有国文、军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童子军、图画、体育、劳作等课程。学校规定，首先要考进全校前3名才可以拿到6块银圆的奖学金；此外，扫厕所、搞卫生等工作也有清寒奖学金。邓子基当时考进了南平初中，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下定决心，要用百倍于同学的努力和勤奋去学习。

要拿到奖学金，除了要求成绩优异，还必须勤工俭学，为学校做清洁卫生服务。课余时间里，倒痰盂、扫地、扫厕所，脏活累活都要做。凭着一股劲头，班上60个人，进初中后的第一次大考，邓子基取得了语文和数学等科目的第一名，领到了学校颁发的奖学金——6块银圆。

对于一个没有依靠、生存艰难的少年学子，这笔奖学金是何等的重要、宝贵。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这笔奖学金对当时邓子基的意义与激励。“有了这6块大洋的奖励，除了吃饭，剩下的钱我买了蚊帐和被褥，终于有了一床自己的被子。”在南平初中，起初由于穷苦吃不饱，邓子基骨瘦如柴，拿到奖学金后，他的生活相对改善了许多。“银圆有可能被花光，退路是没有了。我只能靠考取第一名来赢得奖励。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注定我必须拿下人生之路各式各样的第一名。”在这以后，邓子基就这样靠勤工俭学，靠赢取奖学金，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凭借着那股毅力和意志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

那段时期，邓子基遇到了他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课老师官竞雄，她知道邓子基的生活困难，经常给予鼓励。官老师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那时还很年轻，二十五六岁，还未结婚。

一次邓子基又“打摆子”，病得很厉害，身体虚弱，连路都走不稳，老师和同学们都劝他回宿舍休息。“不，我还能坚持。”邓子基当时这样回答。上完课，他又踉踉跄跄拖着病体去打扫学校的卫生，把厕所冲洗得没有一点异味。官老师知道后，又担心又着急，批评他“记住生病了要看医生”，随后领着邓子基去学校医务室看病拿药。

也是在那时，邓子基认识了教导主任王守椿老师。王守椿在福建教育界颇有名望，是地下“民革”的重要成员，也是日后邓子基的夫人王若畏女士的叔叔。知道邓子基出身穷苦，王守椿很是关心，给这个孩子找了不少勤工俭学的机会。

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艰难困苦，邓子基一向乐观向上，他曾作诗回顾和自勉：“幼小孤零不流泪，年轻苦读不叫累。壮年拼搏曾拔萃，老叟有成防自醉。”山城同敌忾　文艺聚光芒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沿海学生北迁，东北沦陷区学生南下，高峰时期，另一所私立教会中学剑津中学学生多达600余人。任教的中外籍教师素质较高，经费亦足，教学质量颇高。日军侵占福州时，南平中学学生再度剧增，高中部不断扩大，在樟湖、峡阳等乡镇设分校，另增简易师范班。抗日战争后期，日机时常轰炸南平城，1939年5月8日上午，4架日机首次空袭南平市区，在中华路投弹10枚，死伤多人。日机先后8次轰炸南平城区，炸毁房屋。

邓子基在南平的初级中学读了一年，南平初中部分校舍被炸毁，被迫搬到顺昌县峡阳镇近郊，在那里邓子基度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后因峡阳鼠疫成灾，学校再度回迁。然而，原校址已被省立医院占用，只得暂借旧府学文庙上课。那时候条件异常艰苦，老师学生都住在破庙里，寺庙旁就是庄稼地，晚上睡觉经常有蛇爬进爬出，吃的是米质特别差的“八宝饭”。

日寇的暴行激起山城同胞的爱国热情，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那时府前小学组织战时儿童训练，称“南平县儿童第二训练团”，不分男女生，一律身着军装、扎腰带、缠绑腿，斗志昂扬。南平中学、剑津中学、工业职业中学等校学生组织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民众自发捐献运动，所得捐款送给南平难民收容所、建瓯南雅战时儿童保养院和上海难童收养所。

城乡的社会青壮年加紧军事训练，成立社训总队。1938年扩大为国民兵团，传授军事基本知识，以储备抗日力量。南平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同乡会、救火会等社会团体联合组建抗敌后援会，建立男女募捐队，向社会募捐，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工商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抗战时期，由于学校、报社、出版社迁移后方，南平这座山城成为进步文艺家云集的地方。尤其在上海“孤岛时期”，一大批东南地区的艺术家，包括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以及教授、学者、编辑等先后来到南平。团结的进步艺术家以文艺作品宣传抗日，利用报纸的副刊和文艺刊物抒发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以正面的笔触喊出坚持抗战的呼声。抗战后期，由进步师生组织的话剧和音乐演出十分活跃，如内迁南平的省立学校组织抗战剧团、歌咏队，驻军成立“新军剧团”到各县区、学校宣传抗日救国，演唱的《大刀进行曲》《大路歌》《从军歌》等歌曲响彻城乡。剑津中学剧团、前锋剧艺社等分别演出巴金的《家》、曹禺的《重庆24小时》、于伶的《女子公寓》、田汉的《秋声赋》等。少年邓子基就是在这样的文艺氛围中不断地进步和成长。一朝登金榜　求学旅沧桑

1938年，福建省政府决定将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内迁沙县，逐步转入战时教育体制，在沙县城关文庙办学，并在洞天岩设分校，作为初中部校舍。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邓子基坚持完成了初中的学业。1940年6月，在全省会考中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当时福建省最好的高级中学福建省立福州中学。那个年代的学生是在八年抗战、国难当头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高小、初中就读时，经常逃难，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福州曾两度沦陷，当亡国奴的福建民众备受欺凌。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的脑海里深刻地印刻着国家仇、民族恨。有了这些亲身经历，他们很容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福中这个民主气氛浓厚的学校里，进步文艺作品和报刊更是强烈地熏陶着青年一代。

福州沦陷后，福州高中迁至沙县。王守椿刚好也调到该校当教导主任，邓子基再次与王老师相遇，师生聚首，感慨良多。这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福州高中的初中部在乡下的沙县洋溪，高中部在沙县城关文庙。那座文庙很大，他们就是在文庙里上课、住宿。学生们住的是上下铺，床铺都是木头做的。邓子基还是一如既往，坚持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了三年高中。1943年，邓子基在福建省福州高中毕业时留影

1943年，邓子基参加了福建省高中会考，因成绩优异被省教育厅保送到当时迁至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同时邓子基又考上了当时同样迁至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后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

走出闽北大山的邓子基是一个瘦高个，脑子聪明，能够在逆境中求进步，而且有钻研精神的新青年。

1943年7月，考取大学之后，邓子基就要到重庆念书了。当时邓子基在老家沙县，怀揣着同学、朋友、老师筹集的一点资费，先坐黄牛车出发，再坐货车辗转到赣州。现代交通发达，人们已不知什么是黄牛车了，据邓子基介绍，“黄牛车原本只拉货，不能装人，那时给车主少许钱即可与货物待在一起，遇到关卡的时候，要下来走路。而且还必须表现自然，得跟其他路人一样，才能通过检查处”。

在战时进入重庆，交通相当困难。从上海到重庆，邓子基搭载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西南公路大部分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糨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常有人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除灰，洗布袋、加料，极为烦琐。“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就这样，为了求学，邓子基一路到了赣州；到赣州之后再到韶关，从韶关乘火车到贵州都予；到贵州都予后又要再转坐汽车、黄牛车……经过一个月的长途奔波才赶到当时位于重庆北岸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报到。

所以，对于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老人十分珍惜，“因为我忘不了早年求学时经历的万般艰辛”。“梦碎”报国航　政大续学堂

到了重庆，邓子基面临去哪个学校的选择。国立交通大学开学较早，他到那儿读了6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入学两三个月后，所带资费殆尽，身上只剩下一件用来御寒的棉衣，吃饭也快成问题。

山城重庆的冬天快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邓子基身上没钱，间或有几个华侨资助过他，后来还是交不起学费。在国立交通大学很难再坚持下去，万般无奈下，邓子基只能从交通大学退学。“但无论如何，这学是要上的，书是要念的。在重庆南岸小温泉的国立政治大学开学比交大晚些，于是我又跑到那儿去读经济系。相比较交通大学，政治大学吃住不成问题，甚至学校还发些零用钱，毕业后还包分配。”

那个时候的国立政治大学实行战时教育，即所谓的军事化管理和生活上的“供给制”。简单来说，就是学校在战乱时期不仅包揽学生的吃穿住行，每月还要补贴七八块零用钱。这个补贴相当于当时学徒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命运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帮邓子基做出了选择。放弃航空报国梦想，这对于缺乏经济来源的邓子基来说是能继续学业的最佳选择。

这里要说说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大学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168号（原南京红纸廊），建于1927年，今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建筑采用罗马风格，设有三个并列的拱券式门洞，中部门洞较两侧略高，两面墙上均装饰有四根多立克式壁柱。

邓子基在政治大学的4年，前3年是在重庆小温泉读的，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建邺路，所以邓子基大学的第4年是在南京完成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全面溃败，解放军占领南京，政治大学南京校址为中共有关方面所接收。“经世济民”梦　艰辛归宁路

抗日战争打到第6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看到当时的中国被日军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邓子基怀着一颗爱国心，立志报国。只有学有所成，用知识改变命运，才有报效祖国的资本。他所在的经济系分财政方向，于是他读了财政专业，那时候叫财政组。

命运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或许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邓子基失去了成为一位航空领域科学家的机遇，但同时获得了一次成为财经专家学者的机会，这一切无不是依靠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换来的。

在重庆的那几年，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日益艰苦。日本人的飞机常来轰炸，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状况趋于恶化，情况越来越糟。

学生吃饭靠贷金。8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八宝饭”更成了家常便饭。“八宝”为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

重庆雾大，体弱的邓子基又开始“打摆子”，十分消瘦。但他依然夜以继日地读书，在那个170多人的大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在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主要读西方经济学，“古典学派也读，德国的历史学派也读，澳大利亚的边际效用学派也读，《资本论》也可以读”。这为邓子基后来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最初的学术探索。

1945年9月，不屈的中国人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日军的投降。政治大学也跟随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想象，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诸如军统的高层人员去搞票。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

学校给学生们发了旅费，让他们自己从重庆去南京，于是邓子基与其他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起出发，准备到南京继续读书。一路辗转，从重庆坐汽车到南充，从南充到绵阳，绵阳到广元，到广元后上陇海路。

邓子基和几位同学在宝鸡附近的一个小站“扒火车”，那个小站不卖票，当然那时他们也没有多少余钱。几个人找到可以抓住的把手，整个人就趴在火车上。因为怕掉下去，也不敢睡觉，陇海铁路隧道多，途中经过隧道的时候，前面的同学高喊一声，后面的人赶紧低下头，紧紧地贴在车皮上。

他们到韶关之后，由于铁路被日本人炸掉了，便改坐汽车和黄牛车，而黄牛车是运货的，那个环境可想而知。他们就这样一路历经艰辛、坎坷地到了荆州，又经过徐州，最后到了上海。

因为学校还没有正式恢复教学，邓子基决定先回福州。在上海，他和小伙伴们坐上了海船，因为没钱买票，只能坐五等舱，在最底层，空气不流通。老人特别坚毅地说：“我这个人命硬，飞机轰炸我没死掉，冒险扒车也没死掉。”

到福州后，邓子基投奔了当年的王守椿老师。此时的王守椿在连江一所中学任职，他知道邓子基没有亲人，出于同情、爱怜，叫子基在家中住下，还安排他去学校教数学、地理、英语等。

也是在此时，王守椿介绍他的侄女王若畏女士给邓子基认识。半年后，邓子基又从福州回到南京。第三章苦等盼黎明蓄势尚待发跨海基隆港　实习赴台矿

1947年初，正是寒假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派这批即将毕业的学生去台湾实习3个月，那个春节，青年邓子基是在台湾度过的。学生们从南京出发到上海，再坐船三十几个小时到达基隆。

基隆港初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台湾岛北端，是我国东南重要的海上门户，天然良港。由于当时台湾是主要物资吞吐港及海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当其冲，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港埠设施及港内停泊船只皆毁损严重，港区几成废墟。

1945年，台湾归属中华民国，续设基隆港务局，隶属于“台湾省政府交通处”。港务局改组时打捞港内100多艘沉船，复建码头、桥梁、船渠、船坞、运河、防波堤、修理厂及仓库等原有设施。

学生们从基隆下船，再坐火车到台北，和邓子基同一批的实习生有40人，分到十几个处，邓子基被分在台湾工矿处，全称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报到后，他就在那里整理资料。

实习的学生住上下铺，吃饭有食堂，伙食比战后的中国大陆要好一些。当时的台湾地区工矿业发达。日据时期，日本占领台南的时候，台湾地区北部被朝鲜占去。广大台湾同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的工业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台湾经济千疮百孔，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日治时代，海峡两岸发展道路迥异。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大陆积贫积弱，对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

由于战争的创伤和社会的急促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巨大的问题。“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统制，贪污的盛行，通胀的加剧，失业愈加严重，民众生活困苦。加之又遭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也发生了米荒。

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台湾民众慢慢地由失望到沮丧。1947年2月28日，农历二月初八，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起义。台北市大批市民涌到台湾省专卖局大门前，抗议专卖局查缉员因缉查私烟而殴打妇女的事件。

市民们冲入专卖局台湾分局，大批的案卷、器具被掷在马路上点火焚烧。市民们汇集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的广场上，准备派代表向行政长官要求改革政治。突然，部署在公署楼顶的宪兵用机枪向广场人群开火，致使数十人死伤。

事发后，全城一片混乱，各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激动的市民们占领了台北广播电台，向全岛广播台北的流血事件。骚乱随即向台湾各大城市蔓延。至3月8日，民众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政府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压制舆论，一面调集两个师的军队在美军飞机、军舰护送下于基隆登陆，在全省范围内对起义人民进行大规模血腥镇压，群众被杀害达3万多人，至3月13日，起义失败。一度高涨的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萧瑟。

邓子基认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真实写照。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妄定其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将其淹没于血泊中。愤辞税吏岗　再考遭遣散

1946年，“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改为专任制，依旧由蒋中正担任永久名誉校长，实际校务则全由教育长负责。

1947年7月，邓子基以全科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当时怀着满腔热血，希望毕业后能好好发挥自己的才学报效多难的祖国，但现实却很残酷，对刚踏入社会的青年邓子基打击很大。学校将毕业学生的名单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由于没有显赫家世和社会背景，所以邓子基虽然考了第一名的成绩，却被国民政府一级一级地往下分配，最后被分到了苏北的泰州县。

毕业后，时值内战，风雨飘摇，迫于生计，邓子基只好来到泰州县，去泰州货物税局报到，成为一名地方小税务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收货物税。那时，内战已经爆发，苏北形势危险。“我当时就在想，难道自己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才学有所成，就这样当一辈子庸碌的小税吏吗？我不愿意低头，不甘心屈服。”在反复考虑之后，邓子基向泰州县税务局递交了辞职报告，就这样结束了任职3个月的“公务员生涯”。

辞职后，邓子基听说当时正在招考高等公务人员，国民政府考试院公开的招考有5个院，包括行政、立法、侦察等。于是青年邓子基报名去参加了高等财务考试，经过认真准备、初试复试，他在南京又高分登榜。

在继续等待分配的那段日子里，邓子基更多地看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全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他开始更多地思考祖国的未来和自己的前途。

3个月后，邓子基被分派到当时的福建省财政厅审计司，成为一名审计员。

不久，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开始遣散公务人员，邓子基领了3个月的差饷，共计28.5银圆。邓子基说：“这笔钱后来基本都被用来买英语、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等学习材料了，我一直在坚持学习。”

回顾过去，邓子基没有选择安心地做苏北泰州的小税务员，也没有机会能成为刚正不阿、严查贪官污吏的审计员，但他始终铭记着用知识改变命运，不忘攀登知识的高峰。破晓斗昂扬　榕城迎解放

年轻的邓子基怀揣一腔热血回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他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集权统治，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尔虞我诈，更看不惯国民党政府不顾通货膨胀，不管百姓死活。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让他觉得自己该醒醒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国家民族前途抉择的关头，再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与彷徨。

1949年6月，邓子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投入了民族“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积极参加集会、讲演和各种形式的讨论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运动。

1946-1947年，邓子基还先后在福建罗源中学、福州厚美中学和福商中学教书，教过数学、英文、地理等课程。那个时候由于通胀严重，学校不发货币工资，每月发一包150斤的大米，没钱用时，就拿些大米去换。邓子基与福建罗源中学的学生合影

由于频繁参加“民联”组织的活动，邓子基干脆又把工作辞了。虽然再次失业，反倒觉得心里很踏实，他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等待。

1949年夏天，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此时的他意识到，无福建则无力保台湾，能不能守住福州这最后一道“屏障”生死攸关。1949年6月21号，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机从台北亲抵福州，向国民党军面授机宜。

另一边，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电示三野：党中央决定，提前一年进军福建。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兵团在8月初制定了福州作战方案，并在8月6号拉开了福州战役的序幕。几场惨烈的战役过后，解放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将朱绍良军大部聚歼于福清、永泰以北地区。

8月17日凌晨5点，人民解放军攻入福州。清晨，一些市民惊奇地发现，街上的国民党兵没了踪影，而陆续徒步而过的，是穿着黄衣服的解放军战士——福州迎来了解放。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城工部的出色工作，福州城市接管出乎意料地顺利，甚至出现了解放军入城时旧警察主动维持秩序的奇特景象，福州百姓称之为“共产党军队进城，国民党警察站岗”。

新中国成立了，邓子基再次看到了希望与机遇。邓子基说：“我现在享受‘离休’待遇。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于1980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在追求信仰方面，邓子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笑称自己虽然年纪比较大，但仍是年轻党员。总理亲点将　慕名拜贤达

新中国成立不久，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

1950年7月，年轻的邓子基慕名而来，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教授，这是影响邓子基一生的第二位王老师。

9月，经历了漫漫长夜中的奋斗与期待，不公的命运在邓子基面前最终败退了。对于邓子基来说，王亚南校长是一名良师；而对于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的贡献很大，深深地影响着厦门大学现在的学科格局。

如今，全国各个大学中，厦门大学的经济学一直处在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前列，而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成为国家级二级重点学科。如果没有王亚南教授当年留下的“经种子”，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可能无法拥有今天的影响力。

27岁的邓子基终于沐浴着新中国灿烂的阳光，走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迎来了人生新的征程。1950年，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第一届研究生合影（前排左二为邓子基）

这里要谈一谈厦门大学的校史和邓子基的恩师王亚南校长。

厦门大学是由杰出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亲自创办的东南名校，环境优雅、学风淳朴，一直以来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和优秀学子。当时，厦门大学和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选择经济学作为建设重点和研究课题，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回忆王亚南赴任厦大校长的情形时说，当时政务院任命王亚南教授后，他有些踌躇，他曾谈过：去赴任要主持全校工作，行政事务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资本论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史》何时才能问世，他心急如焚。可是不去赴任，周总理对他的殷切期望又使他不好推辞。

王亚南最终还是到了厦大。此后直至去世，他一直在厦门大学工作。他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把学术工作停下来。”

王亚南的前半生为革命东奔西跑，他自比野马，将自己的住房叫作“野马轩”，寓意自己治学中不受任何旧法规、旧传统的羁绊。然而，赴任厦大以后，王亚南却再未使用过“野马轩”这一称号，他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厦大的建设之中，自觉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中的一头“孺子牛”。受命赴厦大　教研齐并重

1950年6月，王亚南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69年逝世。王亚南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首批任命的两所大学的校长之一，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因此当时有“北马南王”之称。

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湖北，被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翻译者之一，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作为学者，王亚南教授的贡献是非凡的，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很有名，但他们或多或少会引起一些争议，然而，王亚南是‘最没有争议’的。人们都知道他和郭大力在杭州的破庙里翻译了《资本论》。事实上，他还完成一部后来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回答了‘李约瑟难题’，即中国文明未能在亚洲产生与西方相似的近代科学，阻碍因素是什么。”邓子基曾这样介绍自己的导师。

王亚南对厦门大学所作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厦门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是王亚南奠定的。他坚信一条：“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机构，还应该是研究机构。搞教学必须搞科研，不搞科研，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大学老师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知识的创造者。”

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办研究型大学，当时的大学只注重把教学搞好，并不注重科学研究。但王亚南提出，厦大最终要成为既是教学，又是研究机构的综合性大学。

在厦大，王亚南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和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应当并重。他认为多学科性的综合大学应具有教育和科学研究两种职能，并在实践中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邓子基说：“王亚南校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观点不仅确定了厦门大学综合性大学的性质，也对全国其他大学的定位起到了示范作用。可以说，亚南校长早就奠定了厦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基础。我从事教学工作时，也始终注意搞科研，出成果。”

为了培养文科方面的人才，1950年，王亚南在厦门大学设立经济、化学、海洋三个研究所，并开始招考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出版学术刊物《中国经济问题》，他还亲自担任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为了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厦大率先成立了研究部。1952年，王亚南倡议出版《厦门大学学报》，刊登教师科学研究论文，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中，《厦门大学学报》是办得最早的学报之一。

邓子基感慨道：“几十年后再回头看王亚南校长的这一决策，具有远见卓识和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观十分盛行，50年代后期，美国才发现他们培养的大学生基础知识浅薄，不能适应技术发展要求，转而强调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集中在重点大学培养研究生，而王亚南校长在50年代初就这样做了。”第四章三尺杏坛间六秩磨一剑恩师收麾下　潜心《资本论》邓子基27岁入学（厦门大学）时留影

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是邓子基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王亚南教会邓子基的是，“中国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正是这一点，启发了邓子基独立思考，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国家分配论”这一财政学主流学派的主要倡行者之一。

那时的王亚南不仅是校长，还身兼研究所所长、导师多重职务。年轻的邓子基在王亚南的悉心教导下，经济学功底日渐深厚，为日后在财政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王亚南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王亚南是邓子基的人生坐标。师从王亚南的两年，是邓子基夯实基础、塑造人生的关键阶段。邓子基用这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一生都受益无穷。

邓子基那届的8名研究生中，最后按期毕业的只有4人。王亚南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邓子基做学问、为人治学等方面的影响很大。

作为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者，邓子基一生始终倡导、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饮水思源，“国家分配论”的根源就是《资本论》，教授《资本论》的老师就是王亚南。是《资本论》给了邓子基一个理论基础，也给了他一个根本方法。《资本论》的翻译和出版是王亚南思想前期和后期的一道分界线。此前，他主要是翻译、宣传并研究《资本论》等著作；此后，王亚南则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原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我虽然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理论体系……却显然是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开始的。”王亚南后来谈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这么说过。

王亚南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要以开阔的视野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王亚南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联系中国实际，1946年完成了学术著作《中国经济原论》的撰写，这本书是马克思经济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王亚南倡导的“中国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著作中，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范畴，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实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与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说明旧中国那些具有资本外观的各种经济形态，如雇佣劳动形态、商业资本形态等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的具体表现。《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资本论》里说，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而财政就是分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所以，财政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分配，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的对象与本质这两个概念就是这样出来的。良师指方向　教学两相长

在夯实基础的同时，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他曾对邓子基说：“子基啊，你好像以前做过税务工作，你就搞财政学吧。”“可以说，学财政是王亚南老师帮我定的，打那以后，沿着王亚南老师确立的这条治学之路，我就心无旁骛、矢志不渝地一直走到今天。”邓子基一直感念恩师的教导。

王亚南高风亮节，一生“行为人师，学为世范”，对邓子基的科研和从教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就是在那时，邓子基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像王亚南老师一样“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做一名踏实的教育工作者，邓子基一生恪守导师留给他的这10字箴言。

正是在王亚南的教育和影响下，邓子基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再到文科资深教授（院士待遇），他都坚持从事财政学的教学与科研。在厦门大学7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有很多机会到政府主要部门任职，“有的地方叫我离校搞财经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联系我，我都谢辞了，我觉得当老师很好，这是我从小的志向”。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讲师一个月工资有40多块钱。那时经济学院有个辅导员许老师，下海后进入厦门感光厂任人事科长，工资有每月150多元，许老师说：“我的工资跟邓子基教授一样多。”许老师很激动，因为当时邓子基是学院工资最高的老师。在那个社会人才稀缺的时代，邓子基若离开学校发展也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他不为金钱所动，没有跳槽，没有这山望着那山高，一心投入科研教学工作，可见他的教书育人之心。邓子基说：“当官只能工作到60岁，当老师我多工作30多年，而且还能继续工作下去。我就想一辈子教书。教书是我最喜欢的职业，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为了让邓子基更快成长，王亚南还安排邓子基为本科生兼课，鼓励并敦促他学习、思考、写文章。《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并于1952年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上。这是邓子基一生400多篇论文的第一篇，也是他众多科研成果中的第一项。

王亚南待生如子、大家风范，不仅督促、辅导邓子基的学业，还无微不至地关怀邓子基各个方面的成长。有一次王亚南见邓子基没有刮胡子，就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批评。邓子基说：“从此之后我坚持每天刮胡子，也注意衣着整洁，时刻保持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回忆起这段往事，邓子基面露微笑。

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邓子基，让他受益匪浅。回忆起这些往事，邓子基至今心里仍感温暖。邓子基后来经常对同事和学生们说：“王老师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时刻提醒着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邓子基已经从一个财政学子长成了参天大树，撑起了财政学研究的一片蓝天，然而每当提到王亚南时，他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邓子基经常对学生们说：“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能有一点成就，首先要感谢王亚南老师，他是我的恩师。我这一辈子永远铭记恩师的恩情，以自己微薄之力，报效祖国，以慰恩师在天之灵。”根深托新枝　保全“经种子”

1952年7月，29岁的邓子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出于爱才之心，王亚南对邓子基亲切地说：“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从此，邓子基在厦门大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70年，而且也从未想过离开心目中这个神圣的工作岗位。

出于让弟子经受锻炼的考虑，王亚南要求邓子基“双肩挑”：既搞教学科研，又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为此，邓子基先后担任了教务处秘书、全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等。之后，还担任了教务处副处长、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虽然那时邓子基曾一个人同时担任三位正副教务处长的秘书，但他工作认真细致，而且思路清楚，出手也快，一时便有了“邓快手”称呼。

在教学岗位上，邓子基不但讲授税收论、预算论、财政学，还教专业俄语。他1952年7月一毕业就是讲师，后因教育部规定，刚毕业的研究生要从助教开始，又退回助教岗位，第二年重新回到讲师的岗位。

炮战时期，老师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保障学生的安全与教学工作的进行。当时邓子基在教务科工作，安排高年级师生到南普陀山上上课，低年级特别是大一的新生报到后第二天就立马带到灌口生活和上课。为防止台湾人上岸，也担心有人投敌，或者游过来捣乱，学生轮流在厦大医院、海洋三所站岗，厦大民兵团包括老师和所有正规录取的学生。普通站岗的人每人一部半自动步枪，5发真子弹；辅导员或者退伍军人可担任排长，每人一把56式冲锋枪，20发子弹。武装部晚上查岗的时候带手枪。

邓子基转移学生后还要回到厦大本部冒着危险工作。长期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老师们调侃道，对炮弹声音已经不会感到恐惧，而是熟悉且麻木，几乎只要听到炮声就知道炮弹的大概落点。1952年暑，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留影

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面临国家的院系大调整，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大学体制改革，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跨省、跨区的改组、撤销和合并。作为海防前线、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福建省也毫无例外在中央部署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新中国成立前，福建省有两所全国知名的高等院校，厦门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这两所大学院系、专业设置较全，实力雄厚，此外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办学历史悠久，是民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

1951年3月，厦门大学航空系奉命与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的航空系合并，重组航空学院；4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接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合并命名为“福州大学”，设文、理、农三院；6月，福建省立农学院并入厦门大学，改称“厦门大学农学院”，院址仍设在福州；9月，接办私立福建学院，将其法、政、经3系并入厦门大学，商科的企业管理、财政金融、会计银行、贸易4系并入福州大学。

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逐渐展开，福建省高校调整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8月，福建师范学院并入福州大学，福州大学的财政经济学院（有会计、贸易、财政金融、统计和企业管理5个系）并入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的农学院和福州大学农学院合并，组建为福建农学院；9月，厦门大学海洋系奉命把航海专修科与集美水专合并为独立的福建航海专科学校，海洋系的海洋生物组教学研究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调往山东大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生物组留在厦门大学生物系，改为海洋生物研究室。福建高等学校经过调整，到1952年底共保留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5所高校。

1953-1957年，福建省贯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方针，对普通高等学校做了进一步调整。1953年7月，厦门大学奉命将土木系及土木专修科调整至浙江大学，电机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调到华东水利学院；将财经学院的企业管理系并到上海财经学院；法律系调整到华东政法学院。同年，取消福州大学校名，改为福建师范学院，并把文理两院的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7系并入厦门大学；根据政务院指示，将福建航海专科学校调整至大连海运学院。1954年7月，厦门大学教育系调整至福建师范学院；8月，俄语专修科部分师生又并入南京大学。

当时，拟把财政、会计、金融等专业也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王亚南就对教育部的领导汇报：“学生可以调过去，所有老师留下来。”最后，学生和一部分老师走了，留下财政、会计、金融专业的一些老师，一起并入经济系。

这次改革，出现了大量的专门学院，同时只保留数量相对较少的综合性大学，是较符合当时国情的，适应了新中国发展的需要；但对于将民国时期优秀综合性大学的系科进行削减，对之后福建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地方建设人才的培养，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厦门大学的1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8个是文科，4个在经济学院，1个在管理学院，基本上都是王亚南当年留下的“经种子”长大而成。惜才陈景润　师道称楷模

王亚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身兼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等多个职务，繁重的行政和教学事务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当时，王亚南每天4点起床，开始读书、写文章，这样到早饭前，就能保证有3小时的学习时间。

对王亚南来说，读书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60多岁，他还像初读外语的入门者一样经常高声朗诵外语，不但在家里朗读，就是出差在外，在火车上、在招待所里，一有空就捧起书读起来。他始终认真学习，像一名不知疲倦的老农民，在知识的田野上勤奋耕耘。“文革”期间，王亚南家里的书被抄走了，图书馆的书被封存了，但只要他没被关在牛棚，每天依旧坚持看书。有段时间，他从头到尾看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他曾说，“过去我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现在总算看懂了”。

后来实在无书可看，王亚南就自学法文，他把中文的毛主席语录和法文的毛主席语录对照着看，慢慢地也能看懂了。“我学一门外语就这么费劲，说明我的天分比老师差多了。”邓子基十分谦逊地说。

后来，王亚南身患癌症，又半身不遂，但是，他无法忘记的还是工作，他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无所谓，就是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完。”在晚年所作的一首诗中，王亚南用“栖栖羁旅南复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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