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中国史(共14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童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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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中国史(共14册)试读：

前言

考古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经证实，华夏的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早已展现出自己的风姿，虽如星星之火，却是划破文明长夜的璀璨光芒。仰韶、龙山、红山、良渚……向人们揭示着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先民的手中散发出宗教之光、科技之光、艺术之光，奠定了华夏文明蓬勃发展的始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尧禅舜让，禹封启继，划时代的变革将神话和现实悄然撕裂，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此拉开帷幕。二里头展露了夏王朝的冰山一角，殷墟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片片甲骨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尊尊鼎彝昭示着一个王朝的变迁。武王伐纣，封建以为藩篱；周公制礼，教化以为根本。平王东迁，五霸的更迭成为时代标志。三家分晋，七雄的霸业在铁血中诞生。这是一个战乱仍频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中华文明喷薄而出的时代。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皇的丰功伟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扫匈奴，西开新域，这是汉帝的奇勋大业。三国鼎峙，南北分割，说不尽的文韬武略，看不厌的魏晋风流。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隋虽短暂，却开启了唐的辉煌，天可汗的威名传扬四海，丝路上胡商来往络绎不绝，典籍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统一是如此的短暂，战乱旋即接踵而来。五代十国结束了盛唐的辉煌，宋、辽、西夏、金在对峙中变迁，大漠草原孕育出别样的英雄，长江黄河依旧映照着诗意的月光。蒙古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分疆，大明的衣冠讲述着帝国兴衰。康乾盛世如昙花一现，近代的屈辱让中华民族浴血重生。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五千年的风雨历程，让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看得见的中国史》的根本出发点。《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共14册，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朝灭亡。着眼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结晶，以独特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紧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让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瞬间清晰可见。《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从编辑体例角度来说，摆脱了市面上历史读物单纯讲故事的单调体例，而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点，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分门别类地予以展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将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考古发现和思想文化等内容着重予以介绍。全书内容有教科书式的严谨，却没有教科书式的死板生硬，将深厚的理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是该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遗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图片素材，则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被真实地复原与再现。书中这些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东京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图片，与文字内容完美结合，向读者多维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协和、穷极造化”的无穷创造力和智慧结晶。书中所涉及的图片均尽量予以详细说明，使之和正文内容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书中插图尽量避免生搬硬套，让图片真正起到使得历史真正能够“看得见”的作用，这是该系列丛书的另一显著特色。《看得见的中国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通俗读物！第一章 追寻祖先的足迹

自古至今，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可谓是多种多样，无论是西方的上帝造人，还是东方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等传说，都流传甚广，经久不衰。由此可见，对古人类活动的探究是人类一个为之永恒探索的主题。伴随科学的日益发展，尤其是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巨大发展，人们开始了解远古人类的活动轨迹……1.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中国大地上保留着很多早期人类的活动痕迹。如1985年发现的巫山人遗址，改写了亚洲最早人类的历史，时间大约为200万年前。此外，还有稍后的西侯度文化遗址、云南的元谋人遗址等。“巫山人”左侧下颌骨化石巫山龙骨坡是一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古人类遗址，1998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经过多年发掘，出土文物上千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巫山人”一段左侧下颌骨化石。龙骨坡遗址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早更新世早期的相同时序中文化内涵及其丰富的地点，为探索东亚人属兴起的年代提供了佐证。∷巫山人遗址

巫山人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家最近发现的，它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中国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

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著名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与东非早更新世能人处于同一进化水平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人类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在发现以上化石的同一层位，除发现人类加工和使用过的骨器外，还发现了巨猿及其他11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这在世界古人类发掘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国内外媒体都进行相关报道，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

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地证实了200万年前“巫山人”的存在。近年来，考古学家正对巫山人遗址进行更为彻底地考察。巫山人遗址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人类的活动有着巨大的科学意义。西侯度遗址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附近中条山阳坡的西侯度。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其中包括32件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等。石制品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制品的本身制作技术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等多种制造石器的方法，但是，打制的技术还显得比较原始。从发掘的石器种类来看，西侯度发现了多种多样的石器，如单面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以及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十分简陋又原始的石器对于远古人类却是非常的重要。他们正是凭借这些简陋的工具，开始他们艰难的早期人类生活，包括狩猎、采集等。懂得制造工具，标志着人类在自身的进化之路上大大地跨越了一步。元谋人牙齿化石元谋人牙齿化石是1965年地质工作者钱方等在云南元谋那蚌村附近发现的。根据延迟化石的出土层位、伴生动物化石的研究以及古地磁方法，测得元谋人的生活年代是早更新世晚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已发现的古老人类化石之一。化石为一左一右两颗上中门齿，可能属于男性青年个体。牙齿粗壮，唇面较为平坦，舌面模式复杂，与现代人相比有较大差异。

除了上面介绍的大量石制品外，西侯度还出土了一些带有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以及大量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这些出土的物品都充分说明，当时生活在西侯度的远古祖先们已经能够捕获猎物，并开始使用火，对食物进行加工，已经懂得如何保存食物了。同时，从西侯度周围与人类共存的大量化石来看，这里同时也生活着大量的动物，如野猪、麇鹿等。据考古学家推测，生活在西侯度的祖先们应该处在一个食物丰富的森林地区。

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80万年，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晚期。颇为遗憾的是，考古学家在西侯度并没有找到人类遗骸。元谋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元谋人遗址出土的石器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经研究鉴别，属旧石器，其类型包括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图片为砍砸器的一种。∷元谋人遗址

在西侯度文化遗址中，我们没有找到人类自身的化石标本，但考古学家却另外在云南省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人类化石。

1965年，考古学家在云南省元谋盆地东部的上那蚌村的一个小山丘处，发现了一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他们在那里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大量的石制品、一些带有人工烧烤痕迹的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等。根据古地磁法的测量，元谋人所处的年代大约为170万年前，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之一。

从发掘的人体化石来看，两颗牙齿化石属于同一个人的上、中门齿。牙齿的石化程度很深，并且呈现出浅灰色。牙齿的形状粗壮硕大，据推测很可能属于青壮年男性个体。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部发达，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从牙齿的整体形态来看，其较北京人更为原始，应该属于早期的直立人。这一发现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很大注意，现在，元谋人已经被世界承认，并且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为探索世界人类起源做出的巨大贡献。元谋人遗址纪念碑“元谋人”的发现，将中国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表明地处长江流域的云南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地区和核心地区，有力地挑战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中心这一学说，为人类起源与发展多元中心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元谋人”曾作为中国人类历史的开篇，自此被载入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第一页。

从出土的石制品来看，当时元谋人已经开始使用打制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等。同时，出土的一些哺乳动物肢骨碎片中，有些碎片上留下了人们切割的痕迹，周围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的炭屑，这一切都证明，元谋人已经开始使用火，并且用火加工食物，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

在元谋人化石出土地，考古学家还发现大量动物的化石，包括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如云南马、野猪、水牛等。另外，从植物化石来看，其中多是禾本科、藜科和草甸植物。考古学家根据大量的动植物化石推测，当时元谋人生活在一个气候温暖、资源丰富的森林—草原地区。2.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除了早期的西侯度、元谋人等遗址外，在中国还曾发掘了蓝田人遗址、匼河文化遗址、北京人遗址等。它们为我们了解远古人类在距今100万年前到距今四五十万年前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尤其是后者，更是成为全世界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蓝田人头骨化石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的头骨化石，包括完整的额骨，大部分顶骨，右侧的颞骨和上颌骨。原研究者将它命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俗称为“蓝田人”。∷蓝田人

1963年和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分别发现了早期人类的化石标本。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在公王岭发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和3枚牙齿化石，同时还发现一些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而在陈家窝，则出土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体下颌骨化石。

考古学家推测，公王岭的人体头骨化石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的特征是头骨壁极厚，头骨的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眶上圆孔硕大而粗壮，同时圆枕两侧向外延伸。头骨的高度很小，脑容量仅为778毫升。从脑容量的比较来看，公王岭发现的女性应该比中国的北京人，以及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都要古老。在人类考古研究上，公王岭发现的人类化石很有研究价值，受到很多科学家的关注。

而陈家窝的人类下颌骨化石，据推测应该属于一位老年女性的下颌骨。从化石标本的本身特征来看，下颌骨具有很多的小孔，同时表面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骨向后倾斜。从头骨的整体来看，陈家窝的女性化石标本同样比北京人的更加古老，但是跟公王岭的人体化石相比，又要稍稍进步一些。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其时间大约为距今53万年前，而公王岭的人体化石距今约98万年。两者的出现年代尽管有些差距，但是主要特征却极其相似，因而考古学家认为两者为同一类型，并为其起名为“蓝田直立人”，已经得到全世界考古学界的承认。

同样，从蓝田化石出土地发现的其他物品也可以推测“蓝田直立人”的活动情况及其生活环境。从出土的石制品来看，总件数为34件，主要的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斫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斫器，以及一些刮削器和石球等。从当时人们制造工具技术来看，人们已经懂得石器的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但是技术仍然比较粗糙，且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人们已经掌握一定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还极其有限。

在蓝田化石出土地，考古学家还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如三门马、大熊猫、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硕猕猴和兔等。从这些动物化石本身来看，具有很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可见蓝田人也生活在气候适宜的森林—草原地带。∷匼河文化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发现了匼河文化遗址。共出土石制品138件，同时还发现了许多的动物烧骨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从石制品的制造来看，居住在匼河文化遗址的古人类已经懂得锤击法、碰砧法，也有砸击法，能够制造比较简单的工具。考古学家还发现，当时的人类已经学会利用原砾石作为台面，来打制石器。石器的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砍砸器为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刮削器则多为单面的。

根据匼河文化遗址的石器来看，人们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原始、简单的石器，同西侯度、蓝田人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学家认为匼河文化遗址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应当与蓝田人生活的年代相近。河文化遗址碑匼河文化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分布于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村一带。其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1957年发现，1960～1980年由贾兰坡主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5次发掘。匼河文化以大石片制作的砍斫器、石球和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匼河文化与蓝田猿人文化和丁村文化较为接近，可以认为匼河文化上承蓝田猿人文化，并发展为旧石器中期的丁村文化。∷闻名世界的北京人

伴随人类长达百万年的漫长历史演变，远古祖先的大多数活动足迹都已经在巨大的地理变化、环境更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相对完整的遗址，来了解远古人类的活动的话，应该首推北京周口店的远古人类遗址。无论从发掘人类化石的数量，还是其对了解人类起源的意义，北京人都有着非常巨大的考古学意义。

1929年，在北京市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考古学家裴立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后来考古学家进行多次发掘，前后发现6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它们分别代表40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和石制品，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以及许多被烧过的石头等。伴随出土的动物化石多达100多种。其发现数量之多，发现化石之完整，令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为之惊叹。后来，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之为“北京人之家”。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考古资料最为丰富，化石标本最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京人遗址“第一地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48千米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这里地处山区和平原交接处，东南为华北大平原，西北为山地。周口店附近的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力作用下，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天然洞穴。山上有一东西长约140天然洞穴，俗称“猿人洞”。

北京人化石的人体特征比较明显。头骨的颅骨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圆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北京人的脑容量比蓝田人有很大的进步，平均脑容量达到1075毫升，属于直立人范畴，被考古学界定义为“北京直立人”。北京人的上肢骨短于下肢骨，肱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跟现代人相似，另外，锁骨和月骨与现代人相近；股骨也跟现代人相近，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非常的相似。据考古学家的多种测定，北京人活动时间距今约71万～23万年。北京人第Ⅱ号头盖骨模型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胫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幸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目前人们看到的只是根据当年照片制作的模型。

北京人化石特征的两个最大特点就是头骨像猿而肢骨像人，这样的现象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自从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人到底怎样由猿进化成人，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北京人化石的出土，为人们认识人类的早期进化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确凿的证据。同时，北京人的出现也修正了一些人们错误的传统观念，如过去人们大多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在人们想象的进化类型里，应该是人的大脑进化快于人的肢体，是人脑跟猿肢体的结合体。而北京人却给科学家一个明显的答案，那就是人们肢体进化明显地快于人的大脑。这也有力地证明，人类是在不断地劳动中进化而来。北京人遗址中的灰烬科学家们在周口店进行了连续数年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龙骨山上发掘出一些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和用火遗迹。特别是保存在洞内的几个灰烬层，最厚的一层超过6米。比起欧洲等地人的用火遗迹，北京人用火遗迹的发现，把人类用火历史大大地提早了。

通过考察北京人所用的石器，我们能够发现，北京人已经懂得很多制造石器的方法，包括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等；已经能够制造很多种类的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和石球等，其中刮削器最多。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北京人对火的使用。从北京人居住的洞穴来看，不仅残留了大量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同时还从灰烬中发现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一切说明北京人不但会控制用火，而且知道怎样保存火种。对火的使用，在今天文明人的眼里，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远古的祖先而言，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们懂得使用火，不仅能够烤熟食物，还能够御寒、抵御猛兽的袭击等。拥有了火，人类就找到了战胜大自然的锋利武器，使人类进化的脚步大大加快。

从今天的考古成果来看，蓝田人、北京人的发现只是很多考古发现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两个。就整体而言，在中华大地上，许多地方都有远古祖先活动的足迹，如安徽和县人、河南南召人等，他们大多活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总的说来，这些远古祖先主要的人体特征是能够直立行走，称之为直立人或者猿人。他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过渡类型，能够制造石器工具，懂得火的使用。南召人遗址“南召猿人”的发现，是继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猿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南召猿人遗址是中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原人类的鼻祖，它填补了中原地区古人类分布的空白，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分布和发展，对古代气候的变化以及中原地区第四纪地质和生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与依据。3.人类的直系祖先

在长期的人类演化历史中，伴随着火的使用，人类的远古祖先开始慢慢地由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其典型过渡类型的人类化石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也陆续发现，主要包括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等。金牛山遗址C地点金牛山遗址包括4个化石地点(编号A、B、C、D )。从197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部门对金牛山A点和C点进行了多次发掘。∷猿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过渡

在研究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遗址，如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

金牛山人遗址是在辽宁省营口西南永安乡的金牛山发现的，那里出土了一个完整的男性人体化石，包括头骨、脊椎、肋骨、髋骨和四肢骨等。我们通常发现的人体化石一般都很少，而且很不完整，而金牛山人化石则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化石，因此是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从金牛山人的形体特征来看，其眉骨较低，颅骨壁较薄，牙齿也没有北京人那样粗，从整体看来，比北京人要进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其属于从猿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金牛山人头骨化石金牛山人头骨化石，1984年9月16日出土于中国辽宁省营口市西南8千米处，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组织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发掘金牛山A点洞穴第6层时发现。

1978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了大荔人的人体化石。大荔人人体化石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化石，根据化石推测，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头骨的特征为颧骨不高，额骨低平，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骨壁厚度大于北京人的平均厚度。考古学家认定其为早期智人，是猿人向智人发展的比较完全的类型，考古学界称之为“大荔智人”。

而考古学家在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发现的许家窑人也属于从猿人到智人的过渡类型。从考古发掘的人体化石来看，许家窑人体制特征是骨壁较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脑动脉分支比北京人复杂，后肢比前肢长。枕骨圆枕没有北京人那样宽而突出，吻部前伸，但没有北京人那样显著。从整个人体特征来看，我们发现许家窑人比北京人进化了很多。另外，从许家窑遗址还发现了很多石制品，有各种各样的石器，比较难得的是发现了1000多件石球。考古学家认为，许家窑人同样懂得制造工具，使用火。

通过对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这些由猿人到早期智人之间过渡类型的研究，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找寻人类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若干轨迹，对于我们解答猿人向智人进化的具体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大荔人头骨化石大荔人化石为一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基本保存完好，但没有下颌骨伴存。头顶相当低矮，前额扁平；眉脊粗壮；眉脊上方有一条横沟，骨壁很厚。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性。但吻部不甚前突，颧弓细弱，颅骨最宽处不接近颅底，颞骨鳞部呈圆鳞状，这些又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脑量比北京人的平均值稍大。总的来说，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早期智人

历经无数的苦难与艰辛，人类缓慢地从猿人进化到早期智人。根据考古学家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同样有着很多典型的早期智人遗址，如马坝人、长阳人以及丁村人等，对于我们了解远古祖先早期智人的活动很有帮助。

1958年，考古学家在广东韶关的狮子山发现马坝人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个残存的人体化石，包括额骨、顶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推测为一个中年男性，额骨向后倾斜，眉嵴粗壮且向前突出，骨壁比现代人较厚。考古学家认为从形体特征分析，马坝人已经能够区别于猿人，应该属于早期智人。

1959年，考古学家在湖北长阳关老山的龙骨洞中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包括一个完整的左上颌骨和一枚牙齿。从人体化石的形体来看，长阳人颌骨吻部并不明显突出，表面粗糙不平，牙齿冠面有较多的皱纹，犬齿隆突显著，鼻腔底壁较平。考古学界根据这些特征断定，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

另外，在山西发现丁村文化。丁村属于襄汾县，在汾河东岸，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发现一块人类头顶骨和3枚牙齿。所发掘出的石制品数量达2000多件，包括刮削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尖状器、厚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还有很富有特色的大三棱尖状器。这一切都说明在丁村生活的远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丁村文化属于典型的早期智人文化遗址。山顶洞人兽牙首饰在山顶洞人遗址内发现装饰品共141件。穿孔的小砾石一件，各类穿孔的兽牙125件，包括狐狸的上下犬齿29枚，鹿的上下犬齿和门齿29枚，野狸上、下犬齿17枚，鼬的犬齿2枚，虎的门齿1枚，还有2枚残牙可能是狐狸或鼬的；穿孔的海蚶壳3个，钻孔的青鱼眶上骨l件以及有刻道的骨管4件和石珠7件。∷山顶洞人

大约5万年前，人类的历史演化进入晚期智人阶段，现代世界上的三大人种已经基本形成，属于中华民族直系祖先的蒙古人种也在这一时候开始形成。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根据中国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中华大地上保存着大量的晚期智人遗址，包括山顶洞人遗址、柳江人遗址和资阳人遗址等，充分说明我们的远古祖先广泛活跃在中华大地上。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山顶，紧靠北京人发现地点。考古学家发现了3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及许多人类头骨碎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从山顶洞人的形体特征来看，头骨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脑容量跟现代人相近。

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分上下两层，上层接近洞口处，比较宽阔，有烧火的灰烬等，推测为当时人们居住的地方。洞穴的下层比较集中地保存着人们的骨骼，并且人体骨骼附近被撒上许多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另外还难得地找到一些陪葬的装饰品。考古学家推测洞穴下层为山顶洞人的墓穴。从山顶洞人陪葬的装饰品来看，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角器，另外还有穿孔石珠、穿孔兽牙、鸟骨管等装饰品，这说明当时的远古祖先们已经具有爱美的观念。当时山顶洞人的劳动工具也比以前的要丰富得多，如锥、针、鱼叉等都已经开始出现。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幼儿上颌骨化石已发现的“许家窑人”化石中，有一块七八岁小孩的左上颌骨，在其上刚刚萌发出来的内侧门齿外侧面，竟然有一明显的黄色小凹坑——这是人类牙齿的斑釉病例，也是中国牙科疾病中发现最早的、尚未用文字写成的一份病历。

考古学家依据大量发现，经过极其严密的科学论证，大多数学者认为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具有晚期智人的明显特征。许家窑遗址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它也是旧石器文化的标尺性地点。“许家窑人”的发现，弥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之间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迁徙、进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套人

内蒙古的“河套人”是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首次发现的，其遗址位于萨拉乌苏河流域。1922年，法国博物学家、北疆博物院创办人桑志华到萨拉乌苏考察时，在当地蒙古族向导的引导下，采集到许多动物化石和一块人类股骨。后来，在整理标本的过程中，又发现一枚人牙。之后，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里将之定为“鄂尔多斯人牙”。因汉译将“OTDOS”误译成“河套”，于是内蒙古的“河套人”成了中国人类化石家族里的一员。

从内蒙古河套人的遗址来看，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由清水沟湾、跌哨沟湾、杨树沟湾、大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粮沟湾、三岔沟湾等8个地点组成，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34千米的狭长范围内。迄今为止，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380多种，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种类达45种以上，由此可见内蒙古河套人的生活环境。

河套人至少在3.5万年之前就开始活动。河套人的发现具有巨大的考古意义。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著名的河套人及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内涵丰富，层位清楚，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古人类学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它对研究人类进化过程和中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中国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类型和特征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了解过去人类的演进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丁村文化遗址丁村石器多以石片石器为主，绝大部分以角页岩为原料，经过摔砸、碰砧而成。石器的类型比较规则固定，表明其用途已有明显的分工。其中由厚在石片打制而成的三棱厚尖状石器，是其突出的代表性器物。由于该石器有显著的文化特点，故命名为“丁村文化”。∷其他晚期智人

作为我们的直系祖先，晚期智人还活动在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各地发现过多处遗址，其中以柳江人和资阳人最为典型。

考古学家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发现了柳江人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些古人类化石，包括一个头骨、两段肱骨以及髋骨、椎骨、骶骨等。从柳江人的形体特征来看，他们已经跟现代人接近，但是还保留着若干的原始特征，如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部宽阔，门齿为铲形等。另外，柳江人的身体比较矮小。根据考古学家认定，柳江人应属较早的蒙古人种类型。

1951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头骨化石标本。颅顶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外有一块硬腭。从资阳人的人体特征来看，整体特征也已经跟现代人接近，但仍保存着若干的原始特征，如眉嵴显著，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稍小。据考古学家分析，资阳人属于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柳江人头骨化石柳江人的化石标本包括一个完整的颅骨、两段股骨、四段肋骨、第9至第12腰椎、五块腰椎、完整的骶骨以及髋骨。这些化石可能属于不同的个体。有学者认为柳江人颅骨所代表的个体应当是一个男性，额结节和顶结节发育较弱，眉弓发育。额骨明显后倾，前囟点的位置比现代人的靠后，额骨下部有微弱的矢状嵴。面部短宽，上面部比较扁平。明显的低眶，鼻骨宽大而且扁平，梨状孔短阔，鼻根部略有凹陷。

除上面介绍的柳江人、资阳人外，中国考古学家还发现多处早期智人的遗址，如吉林的安图人、云南的丽江人、贵州的穿洞人、台湾的左镇人等，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足见我们远古祖先在中华大地上活动范围之广。

总之，中华文明诞生于其自身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进化长河中，我们的远古祖先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巫山人、西侯度人、元谋人，到中期的蓝田人、北京人，再到我们的直系祖先——山顶洞人、柳江人等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火与制造工具对于人类的进化有着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水洞沟遗址水洞沟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距银川市60千米，位于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一处面南的崖壁上。它是中国目前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此处遗址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文物保护规划重大遗址之一。第二章 多源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约在1万年前，第四纪冰期渐趋结束，人类得以逐渐摆脱过去长期的严寒天气，开始了原始农业耕作时期。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在考古学家们多年的辛勤工作下，相继发现大批古代文化遗址，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如磁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等等。从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已经广泛遗留着远古祖先的足印，充分说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悠久与璀璨。1.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到来

从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过程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一场伟大革命。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天气开始慢慢变暖，居住的环境越来越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今天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新”石器时代，更多是将其跟“旧”石器时代做比较。根据考古学家们的发现，若以最早的非洲古猿为人类祖先，人类已经有400多万年的历史；而在将近400万年中，人们一直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使用非常简单的打制石器，以采集、狩猎等为主要生活方式；后来，人们开始学会使用火，不断积累生产、生活经验，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到了距今1万年前，人类社会终于取得诸多明显的革命性发展，尤其是磨制石器、原始农业的出现，以及陶器的发明和手工业的出现，都标志着一个具备自身独特发展特征的时代已经到来，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原始先民用来研碾粮食的工具。磨盘为椭圆形，器体厚重，有底足，造型简单而实用；磨棒为圆柱形，操作便捷。

磨制石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特征的主要表现之一。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磨制石器只不过是比打制石器多一道简单的制作工序，难以称得上什么大的革命；但在特定的远古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发明却关系到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磨制石器的出现，是人们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渐渐开始改进石器的制作而产生的新型制作石器的方法，其中包括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磨去石器上不必要的棱角，把刃部磨得更锋利，把握手处磨出印痕，这样人们使用石器开始变得更方便、更省力。从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磨制石器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开始在定居生活的进程中大大前进。人们从此可以依靠磨制石器从事较为精细的农业劳作，开始出现比较原始的生产分工和固定的劳动，而不再是过去简单的采集果实、茎块等生产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同时，定居生活也使人们能够使用较多的时间来从事石器的磨制，以便于制造更为精细的工具，进而顺利推动人们的生产。磨制石器的出现，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巨大进步，更是人类的劳动生活取得突破的发展标志；自从人类逐渐完成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的过渡，人类生活的一只脚就已经踏在定居农业的边缘。

原始农业以及原始畜牧业的出现，也是人类社会生产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人类自从拥有了原始农业以及畜牧业后，定居的生活才真正成为可能。人类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一直依赖老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真正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与大自然对话，正式开始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而不是始终仰赖大自然的恩赐，臣服于大自然。这无疑使人类开始逐步地掌握自己命运。红陶三足钵·裴李岗文化该钵为泥质红陶，敞口，圜底，下有三个圆锥形足外撇，器身作浅腹碗状，素面。系手工捏制而成，烧制的温度较低，陶质疏松。这件红陶三足钵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

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定居生活，使得人类初步摆脱了大自然的控制，跨入自我改造自然的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们更容易以此种生活方式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人类开始进入定居时代。农业、畜牧业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人类也由此彻底地超越了原有的旧石器时代。

随着原始农业以及畜牧业的逐步发展，人类拥有更多、更稳定的生产成果，人们开始在小范围内分工与合作，比如有的妇女在家里磨制石器，而男人在外进行农作物垦殖等，不再像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一样，每个人都必须为填饱自己肚子奔波。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人们得到较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可以有较多的储蓄，比较公平地分配。另外，人们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工，专门有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的生产。红陶双大耳罐·齐家文化泥质红陶。壶侈口，短颈，鼓腹，双耳，平底。黑、红彩装饰。腹部饰有四个大泥质橙黄色陶。喇叭形口，长颈，小鼓腹，口沿和腹部之间饰双大耳，平底。此罐无纹饰，打磨精细。这种大耳罐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除此类无纹饰的之外，还有绘制纹饰的。

伴随农业、畜牧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和制造成为标志新石器时代到来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今天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碍于考古资料缺乏的问题，还不能完全地复原和呈现陶器发明的具体过程，但是众多出土的古代文物还是足够确凿地证明，陶器是人类长期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陶器的发明，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了陶器，人们可以较为方便地煮熟各种食物，能够便利地保存水和各种物品。陶器的使用，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改进了人类的饮食，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对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包括跟自然界做斗争都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陶器的发明，使得人类在自身的进化途中大踏步的前进。

对于伟大的中华文明而言，新石器时代是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而辉煌的时代。根据以往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前6000年，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实际上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可能比此还要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前8000年左右。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大约前2000年。具体来说，在中华大地上，考古学者发现了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人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很好地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以及这一时期他们的生活状况。彩陶几何纹鼓·齐家文化泥质土黄陶。器型呈长柄喇叭状，上口沿下鼓起，下口外撇，底部外缘有一圈凸起的扎钩，用其固定蒙在底座的鼓皮。通体彩绘网格纹。这种陶鼓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中曾出土，说明从那个时候起，陶鼓就已经成为先民常用的乐器，故此件弥足珍贵。2.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址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众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足迹，这不仅与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中华文化自身的悠久历史分不开。伴随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各地，从北边的蒙古高原到南海之滨，从西边的青藏高原到东海地区，都相继发现大量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有：早期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世界著名的仰韶文化、制陶工艺大发展的大汶口文化、拥有美丽黑陶的龙山文化等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世界少有的众多珍贵文物，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完整复现过去的人生活的整个场景，帮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远古祖先们的生活。河姆渡遗址现场遗址现场展示位于河姆渡博物馆东南100米处，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以考古发掘场景复原和“干栏式”建筑重建，先民生产生活场景再现为具体内容。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将中华文明的起点向前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如比河姆渡文化早3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在遗址中除了稻作文化的遗迹外，还发现了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就已认识到植物的药用价值，从而也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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