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雄飞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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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来客：犹太人与诺贝尔奖揭秘(犹太智慧典藏书系第一辑02)试读：
前言
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豪特曼斯
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也是饮誉全球的科普大师。他是美国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享有“展演科学的艺术家”之美誉。他是一位犹太人。他在一部书中写道：
这是一座博物馆，像任何别的人的博物馆一样，这座博物馆坐落在一处绿茵环抱、令人心旷神怡的高地上……1
这座博物馆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仅收集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展品，诸如：蒙古人的习俗用品、美洲土著居民穿过的树皮衣服、旧石器时代的羚羊骨头、美拉尼西亚人的木雕男性生殖器、澳洲人的细长木柄标枪似的投枪、衣衫褴褛的非洲女人的广告……更主要的是，还收藏了许多人类的头骨和大脑，用福尔马林浸泡在瓶子中的人脑被堆放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里，一个杀人犯的大脑与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排放在一起。最令萨根惊奇的是，他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布鲁卡大脑的瓶子。
布鲁卡何许人也？他是19世纪中叶一位非常伟大的外科医生、神经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曾在癌症病理学和动脉瘤治疗中作出过杰出贡献，尤其是对失语症的起因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正是他发现了大脑皮质左前额叶处第三脑回中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被命名为“布鲁卡区”。他指出，清晰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区的控制，特定的大脑功能定位于脑的特定部位，大脑的结构和人的情感有密切的关系。一位哥伦比亚人类学家从动物的头脑骨中弄清了“布鲁卡区”的存在，并发现了大约在200万年以前的智人脑中出现布鲁卡区的证据，而200万年前正是人类开始制作并使用工具的时代。由此可见，人的思想与工艺同清晰语言的发展并肩而行，从某种意义来说，“布鲁卡区”正是人类发明创造和人性情感的根基之一，同时也是追溯探究我们祖先向人类进化的具体途径的一种手段。
捧着布鲁卡的脑，这位科学家浮想联翩：
当他健谈时，当他宁静时，当他感伤时，他的才智，他的怀疑论态度，还有他出乎意料的动作，是否还在他的大脑里呢？当他在各科医师（和他洋溢着自豪感的父亲）面前，争辩着失语症的起源时，胜利时刻的回忆能否依然存留在我面前的神经细胞的结构中呢？它是否还存留着他与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共进晚餐时刻的记忆？是否还记得在一个月光辉辉的秋夜，偕同他手执一顶漂亮阳伞的妻子，沿着伏尔泰河堤岸和皇家桥漫步的时刻？我们死去时又到哪儿去呢？保罗·布鲁卡是否依然还在装满福尔马林的瓶子里呢？或许，记忆的痕迹已经衰退了，但现代脑研究表明，一个已知的记忆是可以在大脑的许多不同部位以重复的形式储存起来的。有朝一日，当神经生理学有了重大发展，是否有可能重建早已作古的人的记忆或洞察力呢？而这会是一件好事吗？这将是对个人隐私的最终揭示。但这也将是名副其实的不朽，因为很显然，我们的心灵乃是我们的主要方面，尤其像布鲁卡那样的人，更是这样。2
布鲁卡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成功地将7300万法郎的公共救济金塞在毡制旅行包内，并藏在土豆底下，用马车从巴黎城偷运出来，从掠夺者手中抢救出这笔基金。他非常关心穷人，是现代外科手术的创始人，还曾研究过婴儿的死亡率，创建过一个“自由思想家”协会，建立了法国第一个近代人类学的专业协会、专科性学校和科学杂志。他的实验室标本被汇总成布鲁卡博物馆，后来该馆又被合并成为人类学博物馆的一部分。到了晚年，他被授予参议员头衔。
赫胥黎在《达尔文的斗犬》一文中评论说，一提到布鲁卡的名字就会使他满怀感激之情。他最喜欢布鲁卡的一句格言是：“我宁可是一只已经转变了的猴子，也不愿做亚当堕落的儿子。”
早些时候，布鲁卡在法国建立人类学协会时，曾遇到极大的困难。公共教育部长和巴黎警察总监认为，作为对人类知识进行自由研究的人类学，必将会对国家起颠覆作用。当不得不勉强许可布鲁卡与18位同事讨论科学问题时，警察总监警告布鲁卡，要他对这些聚会可能被指控为“反对社会，反对宗教或政府”承担个人责任。官方甚至把研究人类问题看得如此危险，以致指派便衣警察参加所有的会议。这就意味着一旦讨论中有任何冒犯密探的言论，聚会的权利将被立即取消。就在这种环境下，巴黎人类学协会于1859年5月19日举行了首次聚会。这正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那一年。在后来的聚会中，布鲁卡和同事们讨论了大量范围广泛的课题——神话史、考古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并且不难想象，在很多场合，密探常常独处一隅打盹。布鲁卡讲到，有一次，密探因无聊而想出去消遣一下，临离开时他问布鲁卡，当他不在场时是否会有人发表威胁国家的言论。布鲁卡回答说：“不，不，我的朋友，你可不能出去，坐着并履行你的职责吧！”反对在法国发展人类学的人中间，不仅有警察，还有牧师。
布鲁卡是19世纪的一位人道主义者，但却没能动摇那个时代的颓废偏见和社会积弊。这位自由思想社会的奠基人，在他年轻时就相信自由探究的重要性，并终生孜孜不倦地自由探索。自由探索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并研究人类和宇宙的秘密。避免歪理邪说泛滥的最好办法，就是弘扬民主、自由和科学的精神，对大众进行科学文化的启蒙。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布鲁卡的大脑”，为我们普及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众所周知，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让我们通过“犹太人与诺贝尔奖”的故事，来见识一下犹太人独特的“大脑”吧。第一章犹太人与诺贝尔物理学奖
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地球人的共识
如果你在灯油方面所花的钱，比起食用油方面还要多得多，你就能成为智者。——犹太格言
知识不等于才能。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是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犹太格言
世界的基础是信仰、知识和慈善。——《塔木德》
我竭力告诫自己要蔑视权威，命运却使我成了权威。——爱因斯坦一、火星来客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1年至2001年共有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者说犹太裔）就有128位，占总获奖人数的18.82%。其中，获物理学奖的有39人，占物理学获奖总数的24%；化学奖获得者23人，占16.8%；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51人，占29.1%；经济学奖获得者14人，占36.84%；文学奖获得者12人，占13%；和平奖获得者9人，占10.98%。
据统计，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0.3%，但获诺贝尔奖金的比例却占诺贝尔奖金总数的19.36%。其实，2001年以后，又有若干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诸如：文学奖有2002年的凯尔泰斯·伊姆莱，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化学奖有2004年的两位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和阿夫拉姆·赫什科；生理学或医学奖有2002年的悉尼·布雷内和罗伯特·霍维茨；经济学奖有2002年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05年度的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可以预测，随着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公民待遇的逐步提高，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匈牙利的犹太人在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中也占有极大的比例：
194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赫维西是匈牙利犹太人；
196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维格纳是匈牙利犹太人；
197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伽玻是匈牙利犹太人；
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豪尔绍尼是匈牙利犹太人。
另外，科学奇才冯·卡门、化学家波拉尼、“核和平之父”西拉德、“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美国氢弹之父”特勒、当代罕见的数学奇才保罗·爱多士等，都是匈牙利犹太人。而且在上述10位科学巨匠中，有4位毕业于布达佩斯同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叫“明德中学”，是冯·卡门的父亲创建的。这一现象又构成了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谜。对于这个谜，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德国著名犹太物理学家豪特曼斯的回答却非常有趣。
豪特曼斯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他首先提出了核聚变的机制，并指出恒星燃烧能量正是来源于这种核聚变；他在核裂变和原子弹制造方面的研究成果，曾领先于其他科学家。可惜的是，由于过于聪明和缺乏耐心，再加之总是游走于最前沿的各个科学领域，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3
豪特曼斯对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不感到烦恼和自卑，他常自豪而幽默地说：“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
对于“诺贝尔犹太现象”中匈牙利人特别多的这一谜团，他又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说，这些犹太科学大师是“火星来客”，他们到地球后，怕别人发现他们的火星人口音，便冒充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在讲外语时口音特别重，而且他们的天才大多散居世界各地。4
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一个玩笑，要想得到有说服力的答案，还得从犹太人的历史、民族传统和宗教特性中入手，这是本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下面还是以图表的形式将这些“火星来客”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于思考。1907—1997年犹太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一览表续表续表续表（注释见下页）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无法逐人逐项详细论述。资料来源：刘嘉硕编著：《诺贝尔奖得主的中学时代》，文汇出版权，2005年。杨建邺：《火星来客——诺贝尔奖与犹太人》，武汉出版社，2002年。肖宪：《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杨建军等主编：《诺贝尔奖百年大典》，内蒙古少儿出版社，2002年。注：《火星来客——诺贝尔奖与犹太人》一书中遗漏了196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他也是犹太人，造成了比例计算错误，请参见：《奇异之美——盖尔曼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肖宪则误把193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当作犹太人，费米的妻子是犹太人，但他本人不是，请参见：《费米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原子舞者——费米传》，上海科技出版社。因此截至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犹太人共有39位，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总人数的24%。二、“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
1945年5月8日，盟军攻入柏林，纳粹德国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还在负隅顽抗。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把一枚绰号叫“小男孩”的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8月9日，又把一枚绰号叫“胖子”的原子弹扔到日本长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把原子弹直接用于军事目的。当时美国只造出三颗原子弹，一颗实验用了，剩下的那两颗全部扔到了日本，造成10万人死亡。
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原子弹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原子弹的出现却和饱受希特勒屠戮的犹太人是分不开的。犹太人不仅造出了原子弹，同时也为缔造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贡献。“真正的原子弹之父”爱因斯坦
1921年初，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讲学，遇到一位年轻人。这位年2轻人对他说：“教授先生，您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公式E=mc，我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机器，能把上亿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统统释放。到那时候……”爱因斯坦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这类称有“新发明”的人，2他见得多了。当时的物理学还远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能把E=mc这个公式应用到实际中去。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把原子的质量中蕴藏的能量释放出来，那是100年以后的事情。有人干脆说，那是永远也2实现不了的事情，E=mc只不过是个理论假说。可是，18年以后，幻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1939年1月的一天，爱因斯坦从一本杂志上得知，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究铀裂变，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久，他2的老朋友，著名犹太物理学家玻尔告诉他，按照E=mc公式计算，每个铀核分裂的时候，会发出两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爱因斯坦感到惊讶，陷入了沉思：难道18年前，跑到布拉格大学来找我的那个激动的年2轻人……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将发生？E=mc，无穷无尽的能量，原子能即将出现在人间。
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里，费米教授正进行铀核裂变的实验。实验表明：如果每个铀核裂变的时候放出几个中子，引起一系列铀核裂变，这样像一条链子，铀的裂变就能一直进行下去。亿万卡热量就将冲出来，凶猛异常……可见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它的威力，比普通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刹那间，能把千万生命烧成灰烬。想到这些，费米不禁打了个寒噤。他是意大利人，妻子是犹太人，为了逃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迫害，携妻子来到美国。如果让德意法西斯拿到这种炸弹，后果将不堪设想。费米教授决定去拜访海军部，报告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情况。可是，他们没有理他。
还有一个人，也和费米一样忧心忡忡。他就是匈牙利犹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当过爱因斯坦的学生，还和爱因斯坦在一起搞过发明。后来，西拉德逃难到美国，专门研究链式反应。在哥伦比亚大学西拉德教授工作的实验室里，链式反应正在渐渐地从理论变为实际。他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链式反应应用到军事上，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如果让希特勒德国抢在前头，那……太可怕了。
西拉德马上行动，找到爱因斯坦，陈述了铀核研究的重要性，劝爱因斯坦出面敦促美国政府重视研究铀的问题。于是，爱因斯坦起草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要求总统重视铀的研究工作并迅速制造出原子弹，赶在德国的前面。爱因斯坦的信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他立即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原子弹。
1945年夏天，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消息传来，爱因斯坦痛苦地呼叫一声，瘫倒在沙发上。爱因斯坦感到悔2恨和耻辱。因为他的公式E=mc，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的研究和创造。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但他确实是真正的“原子弹之父”。揭开核裂变秘密的人尼尔斯·玻尔
在寥若晨星的历史巨人中，尼尔斯·玻尔是其中极为灿烂的一颗。玻尔生于丹麦哥本哈根，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母亲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虽然他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声名显赫，但真正懂得物理学的人都深知，他完全可以和爱因斯坦并驾齐驱。他是卢瑟福的学生与合作者，爱因斯坦毕生不可缺少的备受尊敬的挑战者，他是许多卓越科学家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奥本海默的良师益友，也是全世界所有物理学家的领袖。正是他揭开了核裂变的秘密，从而引发了原子时代的到来。
科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核物理成了热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几乎都转向了这个领域，致使核物理学飞速发展。其中，玻尔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玻尔认为：原子核具有复合成分，因此核反应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闯入的中子和原子核内的一个质子或中子碰撞。不过，这个粒子不会被撞出原子核，相反它将撞击另一个粒子，这另一个粒子也会撞击别的粒子，直到所有的粒子都运动起来。这时，闯进来的那个中子原来所具有的能量，就转移到这些粒子上面，接着这个系统就要采取一种行动，以摆脱这部分多余的能量。他又一次发现了原子的结构，又一次发现了并协原理。他提出了如何验证这一设想的所谓“复合原子核”的方法。对复合原子核这一概念，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正像牛顿和达尔文的发现一样，突如其来的见识与长时间的审核事实，再一次创造了科学史上又一个最伟大的进展。
玻尔继续向前展望，如果原子核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可能导致原子核的爆炸。
1938年，玻尔去美国同爱因斯坦合作，在途中和抵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又完成了解释原子核裂变现象和裂变碎片具有放射性的实验。他写出了概论性的论文，对整个过程的理论进行了推导和说明。不久，他又揭示了铀的复杂现象，提出：只有质量数为235的这种稀有同位素才能由慢中子引起裂变，而质量数为238的半度同位素则不能。这种差别仅仅是由于两种同位素含的中子数不同。这个发现，直接提出了释放出巨大核能的链式反应的可能性。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都卷入了战争的旋涡。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丹麦，玻尔落入德国人手中。
纳粹急于想利用玻尔尽快研制出原子武器，所以继续让他从事研究，并且从中索取秘密。但是，有关原子武器的研制，许多科学家认为在实际中存在许多困难，例如，难以提炼大量的铀、难以控制反应速度等，所以认为原子弹难以造成。就在这种情况下，玻尔指出，慢中子裂变应归于稀有的同位素铀235。又是玻尔发明了有效分离同位素的方法，这就使制造原子弹成为可行的事情。
战争仍在大规模进行着，英国、美国和法国万分焦急，深恐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他们得知世界上最著名的原子科学家玻尔已落入德国人手中，德国在挪威的重水工厂每年将生产1500公斤重水，这足以进行原子弹试验。又由于玻尔一贯主张把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就在德国占领丹麦之后，他仍不改初衷，继续向德国人讲授原子弹的威力，这使英国、美国更加坐立不安。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谍报人员发出命令把玻尔带出来，参加曼哈顿计划；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听取汇报，亲自部署夺取玻尔的秘密行动，劝说他为盟方效力。因为玻尔天真地反对一切暴力，甚至想托人或直接找希特勒说情，以停止战争和迫害，所以，他起初拒绝逃往盟方。与玻尔的愿望相反，纳粹的恐怖浪潮席卷了整个丹麦，并直接威胁到他的实验室。他的幻想破灭了，只好选择逃往同盟国的道路。德国总部很快获悉了这个消息，立即下令：逮捕玻尔！然而晚了一步，玻尔已经在秘密组织的帮助下到了中立国瑞典。
1943年10月6日，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日子。一架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降落。玻尔坐到了弹舱里，因为只有这个地方能容纳这位特殊的乘客。当飞机升到最大高度时，驾驶员告诉玻尔打开氧气开关，而玻尔没有听到这一指令，因为飞行员的帽子戴在玻尔的大脑袋上实在是太小了，耳机没能贴在耳朵上。这位出逃的科学家不一会儿就因缺氧而昏迷了。驾驶员冒着巨大的危险，从纳粹手中救出的这位著名教授差点死掉。幸好，飞机一会儿降到了较低的高度，玻尔苏醒了过来，安全地飞到了伦敦。
到了伦敦，玻尔很快见到了丘吉尔，同意加入英国研究原子弹的行列。他说：“时代不好，为了抢救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我只得违背原则了。”
玻尔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秘密地来到美国的研制原子弹基地。同费米、奥本海默、西拉德等人共同合作，努力工作，终于使原子弹成形。“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39年，当犹太人奥本海默收到有关铀的裂变及由此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有关消息后，他心中就有了关于原子弹的概念，并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所需的临界质量的近似计算。但是差不多过了两年，他才被聘从事有关铀方面问题的最早的秘密研究工作。1941年秋，应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普顿的邀请，奥本海默出席了国立科学院专门委员会召开的有关商议军事利用原子能的会议。会后，奥本海默又回到教学工作上，但从此他再也放不下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他被这个问题深深迷住，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测定进行一次原子爆发所必需的铀235的数量。
到1942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激烈的拉锯时期，美国的原子弹研制规模日益庞大时，奥本海默被要求专门从事原子弹的设计工作。同年7月，一个小组在奥本海默的主持下就原子弹爆炸理论讨论了几个星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进展顺利。
1942年也是原子弹计划进入一个完全崭新阶段的一年。美国原子弹研究的最高控制权已由科学家手中转由军政委员会来掌握。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名军事机关的代表：斯太厄将军、珀内耳海军上将和格罗夫斯将军；还有两名科学家代表：布什博士和康南特博士。从1942年8月起，给全部计划起了一个代号，叫作“曼哈顿计划”。格罗夫斯将军被任命为最高行政领导人，负责协调原子弹制造的各项工作。
在工作中，奥本海默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央实验室的必要性，这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显示出他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
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有人提议让奥本海默来担任这一最高实验室的领导。这个建议引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注意，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想法是一个好主意。1942年秋天，格罗夫斯将军第一次会见奥本海默，两人设计了未来实验室的蓝图，并为实验室选了地址。
奥本海默卓越的才能给格罗夫斯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力排众议任命奥本海默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负责人。
曼哈顿计划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庞大工程，据说总共约有2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
奥本海默在招兵买马时，还特别强调“德国将要造出原子弹”，来激励那些科学家为人类的正义而斗争。奥本海默善辩的口才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文学素质极高，在谈话中经常引经据典，使人佩服。他的招兵买马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原子弹爆炸前，有几千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
奥本海默管理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他也为此而拼命工作。
在技术上，奥本海默与大家共同商量、设计，甚至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他善于帮助别人澄清思想，而澄清的程度常常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作为原子弹的卫道士，还要防止让科学家们在精神上和现实相抵触，他使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进行一场正义的事业不得不制造消灭成千上万人的武器。一句话，就是要免除科学家们在制造这种可怕武器过程中的负罪感。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在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朝着既定的目标稳步前进。
到1945年初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第一次能把原子炸药凑成一个临界量，能进行第一次原子爆炸。又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的工作基本上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原子弹武器被制造出来。1945年7月16日早晨5时29分，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默果尔多沙漠爆炸了。
奥本海默也在现场，在爆炸前，他非常紧张，以至格罗夫斯将军不得不来安慰他，让他安静。他当时彷徨于两种思想的冲突中：既担心实验可能会失败，又害怕实验会成功。
当倒计时报数员报出“到！”时，原子弹准时起爆，先是出现可怕的刺目闪光，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两秒钟后，人们才能看一眼爆炸中心，中心如太阳一样火红，巨大的火球从地面缓慢地升到空中，出现了巨大的蘑菇云。爆炸的直径为1英里，125英里之内的窗玻璃都被震碎，能量抵得上2万吨TNT炸药。这真是一场凶神恶煞般的表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有一种冷透心骨的恐惧。
当时有一位科学家向奥本海默祝贺：“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奥本海默认为，这就是有关原子弹爆炸实验说过的最传神的一句话。
1945年8月，原子弹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奥本海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他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核和平之父”西拉德
公众把奥本海默称为“原子弹之父”，但是犹太科学家西拉德对原子弹的了解与贡献也许超过奥本海默。
1939年7—8月，西拉德两次（第一次与维格纳，第二次与特勒）来到爱因斯坦处。其结果就是8月2日爱因斯坦通过罗斯福的密友递交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与此同时，交给罗斯福的还有西拉德1939年8月15日写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除了更详细地解释裂变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意义外，再次提出了限制发表这方面文章的必要性。这与他们身为犹太人的经历和对希特勒的警惕有很大关系。
爱因斯坦的信和西拉德的备忘录直到10月11日才送到罗斯福手中，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总统下令马上成立铀委员会。10月21日，西拉德、维格纳、特勒参加了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讨论了原子能的前景。
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的看台下面，第一座链式反应堆试验成功，人类终于成功地释放并控制了原子能。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为此奔波了近10年的西拉德却忧心忡忡。在费米与西拉德握手庆贺时，西拉德说：“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尽管西拉德是第一个动议研制原子弹的人，但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对付纳粹德国。当这种目的已不复存在时，他第一个提出了“继续发展原子弹目的何在”的问题。西拉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人。1945年6月，西拉德向奥本海默第一次说出“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是一个严重错误”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大吃一惊。在西拉德等人发起和参与下写成的《弗兰克报告》，于1945年6月正式向官方提出不使用原子弹攻打日本的建议。
为了加强道义的力量，1945年7月西拉德联合69位原子科学家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请愿书，其中写道“……战争越来越残酷……我们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就会使世界在这条残酷无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西拉德及其他芝加哥科学家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原子弹的使用终于使世界在残酷无情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西拉德此时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增加道德的力量，必须把真相告诉公众及社会。在他的动议下，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于1945年下半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许多政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三天的会议讨论了核时代即将出现的各种问题，诸如，预防性战争、国际控制原子能、核查问题等。西拉德称这次会议是他所参加的“最好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科学家反核战争的和平运动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会上讨论的问题日后几乎都成为公众兴趣的中心。后来，他又提出了“国际控制原子能的问题”并发起了国内控制原子能运动，在公众中树立了“核和平之父”的形象。
在核时代，缔造和平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对于维护40多年的核和平而言，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和平英雄的名字，而西拉德是这批英雄中的佼佼者。原子弹的装配者和“氢弹之父”特勒
特勒是20世纪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犹太人一样，无法避免来自纳粹分子对他的迫害，因而辗转来到了美国。美国自由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研究，而不是应用科学。然而，入籍美国后，也许是他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也许是他对纳粹主义的深恶痛绝，他同许多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继而在最初的冷战时期造出了第一颗氢弹，作为美国的“氢弹之父”被载入史册。
1937年，特勒和伽莫夫一起从事热核能的理论研究，还共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这篇论文首次提出：在热核反应中起作用的是温度。这个理论认为，太阳或其他星球内部由于巨大能量的释放产生了极高的温度，因此，它们能够使轻原子核（如氢）的聚变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为以后特勒制造出氢弹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人们对热核问题已经普遍产生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伽莫夫和特勒把这个问题确定为华盛顿理论年会的一个主要题目。伽莫夫和特勒的论文也在提出的论文之列。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它不但解答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很多问题，促使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回去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和课堂里探寻星球能源之谜。
在这个时期，特勒还在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基础上进行了研究。特勒通过他的博士论文做出了一个贡献：他算出了最小的一种分子——氢分子的离子能级。
之后，他被邀一起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负责有关内爆方面的问题，对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当广岛和长崎上空的放射性尘埃飘向世界各地的时候，特勒和其他许多人的生活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全面结束了。经过长达3年紧张工作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人们都厌倦了这种紧张而不自由的生活，他们先后离开了这里，回大学重返讲坛或搞自己心爱的纯科学研究去了。
然而，有一个人不是这样，他就是特勒，他极端反共，也极端反苏，他认为俄国熊甚至比希特勒还要可怕。他知道，美国对核武器专有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为了将来在力量上压倒敌人，美国的核武器研制就不能停下来，要开发威力更大的超级弹！
可是在当时，这几乎是特勒一个人的想法，不懂得核技术的军界、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对核武器的专有权至少可以维持20年。而对于大多数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们来说，广岛、长崎10余万具烧焦了的尸体虽已被掩埋了，但是它们的臭气却压在“已经知罪”的他们的心中永远挥散不去。只要他们活在世上一天，就不得不诵念忏悔经。这些人中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有人要他们撰写人类悲剧的最后一章，哪有什么心思来造更厉害的杀人武器！
所以，当时特勒很孤单，后来一些人称他为“战争狂”大概就是缘于此吧。
如果说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特勒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的话，那么，在设计制造氢弹时，他已经成为一个集科学与政治于一身的人物了。
最初，这不单是一个理论或技术问题，而是到底发展不发展超级弹的问题。他知道，重原子核在裂变过程中可以释放巨大能量，而轻原子核在聚变过程中则可释放出更大能量。
他首先战胜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批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对制造氢弹一事的阻挠，取得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他几经奔波，建立了第二实验室——得弗莫尔实验室，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能的科学家，开始了氢弹的研制工作。
而后，他提出，核聚变只能由核裂变引起，核裂变产生高温，高温使核聚变实现。为了使氢弹威力更大，他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使用氢的两种同位素氘和氚做核聚变材料。由于氢的沸点极低（氢的沸点为-252℃），因而在设计制造第一颗液态氢弹上，包括一部分庞大的冷却设备，这就是重达65吨的“迈克装置”，关于它的威力尚属保密范围。它是一个圆柱形的怪物，被建在南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上。爆炸实验于1952年10月31日进行，事后，直径1英里的小岛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海中的一个大窟窿。1953年8月12日，即“迈克”实验的9个月之后，苏联爆炸了一颗可运载的氢弹，技术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正确判断导致他的行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终于成了美国的“氢弹之父”。三、纳粹德国研制原子弹之谜
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访问广岛》一文中写道：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10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一千三百只。但是她死了。
这就是原子弹的威力，不仅比1000个太阳还要亮的巨大辐射可以毁灭人类，而且有巨大的后遗症。正是一大群流落到美国的犹太科学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个可怕的时代开始了！
在日本上空的原子闪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信号，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在追忆瞬间使10万人丧生和广岛成为废墟的这一可怕的悲剧时，更多地看到了今天的现实：当今世界，有核弹头3.7万—5万枚，总量达180亿吨。按世界人口计算，每人可摊上3吨至4吨。如每秒钟扔一颗像当年投在广岛那么大的原子弹的话，可持续扔4天半的时间。核裂变及链式反应的发现，实际上为人类提供了两种可能：和平利用核能和自我毁灭的手段。因此，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文中说：“我要提醒一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却让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上百位犹太科学家逃亡了，并组成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圆满地完成了“曼哈顿计划”，并抢在纳粹德国之前爆炸了原子弹。这时，难免有人会问：难道纳粹德国也研制原子弹了吗？如果他们不赶走那批犹太科学家，抢在美国前爆炸了原子弹，人类的历史将会怎样？是啊，后果不堪设想，幸亏纳粹研究计划失败了。正如“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所言：依照德国的科技水平，在1942年就可以造出原子弹。因为早在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就已成功地进行了元素铀核裂变的实验。为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的原子弹仍未造成呢？
传统观点是，由于盟军和挪威人民的共同努力，纳粹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次次中断，从而避免了“核幽灵”助纣为虐的可怕局面。
1942年下半年，希特勒自开战以来惯用的闪电战术失灵。为扭转不利局面，纳粹德国加大了研制原子弹的力度，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步伐。
位于挪威南部平原的维蒙克工厂，在被德军占领和接管后成为德国人生产重水的重要场所，而重水即氧化氚，是原子核爆炸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英国情报局很快窃取了德国人增加重水生产的秘密，并针锋相对地制定了代号为“新手”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空投伞兵，一举摧毁维蒙克工厂的重要设施。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伞兵们缺乏相应的经验，要么机毁人亡，要么被活捉，计划以流产告终。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非常失望，同时也非常着急。
经过反复酝酿，一个新的破坏活动方案出笼。1942年6月26日，6名挪威特种兵被空投到维蒙克工厂所在的平原上。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甩出绳索，身轻如燕地攀登上了峭壁，并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悄悄地向目标靠近。行动人员绕过重兵把守的岗哨，通过铺设电缆的地道进入工厂，找位置，放炸药，然后点火，紧急撤离，一切干净利落，悄无声息。随着一声巨响，该计划大功告成。捷报传来，众人释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半年工夫，死灰复燃，纳粹德国恢复了重水的生产。为此，盟军当机立断，对其实施了严厉的空军打击，投下百余吨炸药，迫使其生产陷入瘫痪。
此后，希特勒决定将设备及重要原料转移到德国境内。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制订了新的行动方案，派遣挪威间谍克纳特与斯金纳兰德打破纳粹的如意算盘。两人潜入担任运输任务的渡船，安放了定时炸弹与雷管，40分钟后，炸弹爆炸，顷刻间，39桶重要原料沉入300多米深的湖底。纳粹的原子弹美梦由此灰飞烟灭……
另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实行的种族政策，不仅对德国原子弹的研制是个致命打击，同时也客观上帮助美国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政策，使得爱因斯坦、费米等著名科学家纷纷逃离德国避难，这对希特勒的原子弹研制事业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同时，希特勒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曼两人在1938年成功进行的元素铀核裂变试验的重要性。结果，两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公开发表。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等人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抓紧研制原子弹。美国其后开展的原子弹研制活动极其秘密，希特勒对其进展情况知之甚少，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又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投向了V—2S巨型远程火箭的研制上。
有人认为，古雷特·嘎尔波在粉碎纳粹德国原子弹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嘎尔波是一个演员，因出演《安娜·卡列尼娜》与《茶花女》中的主角而在欧洲闻名遐迩。难能可贵的是，她反对希特勒，做事勇敢、果断，成了盟军的情报人员。凭借见多识广、风姿绰约的优势，嘎尔波很快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网，并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教授取得了联系。通过书信来往，暗号传递，终于使得玻尔教授安全脱险，加入反法西斯队伍。玻尔教授后来参加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1984年，波兰《是与非》周刊则认为，德国未造出原子弹是由于波兰爱国者的破坏而引起的一个差错造成的。研制原子弹最理想的减速剂是石墨，由于具有强烈反法西斯思想的总工艺师埃尔温·施密特从中“作梗”，在石墨中掺杂了钙等其他化学物质，从而使得纳粹德国的实验多次失败。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海森堡破坏了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海森堡是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为德国原子弹计划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声称自己凭着科学家的良知，抵制和破坏了纳粹研制原子弹的活动。但《纽约时报》说，曾为海森堡恩师兼朋友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表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2002年，英国媒体披露了纳粹德国原子弹研制失败的新秘密，声称：海森堡与玻尔确实于1944年在哥本哈根会晤过，但海森堡只是向玻尔暗示德国当时正在研制原子弹，并没有表示为此担忧并破坏纳粹的活动。言下之意是，海森堡并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只不过是没有研制成功罢了！
两个关键人物玻尔死于1962年，海森堡死于1976年，已经无法对证。作为纳粹德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主持人，海森堡到底是帮凶还是反战争英雄，也只能寄希望于今后澄清。5
据杨建邺、徐绪森所著《蘑菇云下的阴影——诺贝尔奖与原子弹》一书的观点，德国科学家于1939年4月22日得知了哈恩和斯特拉曼发现了核裂变的秘密，敦促德国政府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德国陆军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了“铀俱乐部”。1939年9月26日，著名科学家海森堡参加了柏林召开的第二次核研究会议，并指出了两种利用核裂变能量的可能方法：一是利用纯铀235制作一种超级炸弹；二是使用一种减速剂使第二代中子减速，从而制造出一种“铀燃烧器”作为能源以提供巨大的能量。汉堡大学的哈特克也来了，他指出将铀和减速剂分层放置的重要性。两个月后，费米和西拉德也得出了相同的设想。海森堡认为，从理论上说，石墨和重水都可以作为减速剂，但哈特克这位曾在卡文迪什同卢瑟福一起工作过的物理学家，却认为用重水做减速剂比较好。其实，这是德国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重水的生产是极其困难和昂贵的，战前世界最大的重水生产厂——挪威的电解水厂每月只能提供10公斤重水，德国本土没有这种设施。其间，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也开始了用氧化铀和重水的核实验，结果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根据实验断言：纯石墨由于吸取过多的中子而不宜做减速剂。由于博特的权威性影响，别的实验室就没有用石墨做过重复实验。与此同时，费米在美国测出纯石墨非常适合做减速剂，这才奠定了美国的成功。由于重水做减速剂非常困难，由此延缓了德国研铀的速度，再加之苏联战场的失利，德国被迫于1941年年底放弃核试验，并于1942年6月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能产生能量、驱动机器运转的“铀锅炉”。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一帮美国精英犹太物理学家却加快速度，核实验步步成功。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犹太物理学家有：奥本海默、西拉德、维格纳、贝特、墨格雷、费曼、拉比、布洛赫、尼尔斯·玻尔父子、爱德华·特勒……而且年龄多在32岁左右，并先后获过诺贝尔奖，人称“智者大聚会”。玻尔是公认的“科学之父”，后来他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这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四、迈特纳：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犹太女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过《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一书，作者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诺贝尔科学奖史研究者美国人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好像也是一名犹太人。在这部40万字的巨著中，作者直击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核心内幕，揭露该奖评选过程中生动的，甚至极具感情色彩的权谋斗争。有趣的是，作者在该书中，一方面对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犹太人迈克尔逊进行了质疑，另一方面又为另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犹太物理学家丽丝·迈特纳深表同情。
弗里德曼认为，迈克尔逊曾于1904年被提名，但未获通过。但评奖委员会中有一位名叫哈塞尔贝里的委员却对迈克尔逊推崇备至，他认为迈克尔逊是一位精密测量的大师。因为迈克尔逊在度量衡学方面的成就，与这位委员的实验主义物理学理想非常吻合，而诺贝尔奖评委会中的另外3位委员也抱有这种实验主义“偏见”，因此，哈塞尔贝里很愿意为这位美国人的获奖而效力。最后，在这位“发烧”委员的强力建议下，诺贝尔奖评委会和皇家科学院都承认了迈克尔逊“在精密物理学上具有基本的、划时代的价值”，并于1907年将物理学奖颁给了这位美国犹太人。
另一位犹太女科学家丽丝·迈特纳的命运却与迈克尔逊截然相反。迈特纳是一个由德国逃亡到瑞典的犹太人，1938—1939年，她与从前的柏林同事哈恩和斯特拉曼一起发现并初步解释了核裂变现象，是该小组的领导人和核领域的先驱者。美国原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她受到记者的包围。几个月后她访问美国，受到美国物理学界的欢迎。杜鲁门总统接见了她，罗斯福夫人通过无线电和她交谈。许多人认为，她应该同哈恩分享诺贝尔奖，而事实上，瑞典诺贝尔奖物理学评委会和皇家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担心迈特纳获奖后会撼动他们在瑞典科学界的地位，拒绝评审该年度关于核裂变的物理工作，便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以“发现重核裂变反应”之名颁给了德国科学家哈恩，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最可耻的是，连哈恩本人也否定了迈特纳对他的影响。弗兰克·克莱因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纷纷为迈特纳鸣不平，但真理在个人利益、政治偏见面前有时像个孤独无助的小孩。6
1938年7月，迈特纳被迫逃出柏林——她曾经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地方。她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第二位被授予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于1907年到柏林，但她必须冲破普鲁士人对女性从事学术活动的各种限制。人们一般都愿意帮助这位害羞、聪明而有决心的女人。政治上保守的普朗克帮助她进入了柏林的物理学界。她曾经短期担任他的助手，而且成为他毕生的朋友。她在社交上和智性上融入了柏林显赫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詹姆斯·弗兰克、冯·劳厄、普朗克和施特恩的圈子中。
当时，一个女性担任大学教职是无法想象的，但新成立的、私人斥资的威廉大帝研究所为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和哈恩加入了新成立的化学研究所。年轻的哈恩也是初到柏林，他曾经在国外工作于新兴的放射性领域。他需要一位物理学家的帮助以继续他工作，而她则需要更多的、普朗克不可能提供的实验上的合作。1918年，他们声明发现了一个遗失的放射性元素，周期表中的第91号元素——镤。他们在威廉大帝化学研究所各自有了自己的系和教授职位——迈特纳在物理学系，哈恩在化学系。因为镤的发现和其他的成就，他们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几度被提名诺贝尔奖。同时，迈特纳开始了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迈特纳在这个新兴的专业上的工作，使柏林成为国际核物理学中心。当20世纪30年代许多物理学家转向核问题时，柏林的迈特纳实验室已经很有名了。当初，是迈特纳把哈恩吸引到核研究的合作上来；他们在1934年开始合作，4年后发现了核裂变。
核裂变在成为爆炸性新闻前便遇到了一些难堪。在30年代中晚期，没有人十分了解用中子轰击重元素（包括最重的铀）所产生的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些结果。轻元素的核与其他粒子碰撞时可能分裂，可是没有人知道重元素被轰击时会发生什么。由其小组对周期表的系统研究，费米在1934年春天宣布重元素有吸收中子的趋势，然后放出β射线——一种高能量的电子——而嬗变。结果便有利于形成比自己在周期表中高一位的元素的同位素。迹象指出，当辐照铀（周期表上第92号元素）经过一系列的转换而嬗变时，新的元素便会形成——第93和第94号元素，超过了当时所公认的周期表终点。
费米最初尝试性地发表这些结果时，他有些忧虑，可是科学家和公众很快就接受了这些事实。虽然一位德国化学家诺达克认为，在每一个可能的解释被仔细审查之前，不应该发表比铀重的所谓新元素，可是没有人把她的忠告当回事。费米的小组被推到镁光灯下。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把他们捧成了重建法西斯意大利科学辉煌时代的先驱。随着热潮蔓延，其他的研究队伍加入到寻求辐照铀答案的行列。
这些结果吸引了迈特纳的注意，并促使她开始一个新的艰巨的研究项目。她邀请了哈恩和一位年轻、天赋很高的分析化学家斯特拉曼加入她的工作。他们和在这领域工作的其他人，如居里夫人和她的合作者，都觉得费米的结果有些别扭。这些新同位素的化学特性与预期的不同，一旦得到明确确认，嬗变同位素的放射性半衰期只会添乱。但他们仍然狂热地向前，为一种希望所鼓动：一旦从纷乱中理出头绪，便可以发现新的物理理论和化学原理。
在柏林，迈特纳领导这个小组。哈恩和斯特拉曼负责完成艰苦的化学分析，用多种方法分离、分析微量的放射性样品；依据已经成立的理论，建立各种程序来解释铀和新的铀后元素如何转变成无数的同位素。迈特纳试图解释那些谜一般的结果。他们联名发表的文章广泛传播；他们与在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小组竞争，都希望能发现、解释铀受到辐照后一系列的变化。在巴黎一纸声明再次对整个解释方案表示质疑时，迈特纳又一次敦促她的化学家更加仔细地将其所有测量重做一遍。可是就在合作进入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迈特纳被迫逃离了德国。
对3位科学家而言，重要的是留在这个有争议的、有名望的研究路线之顶。可是在纳粹德国，他们都受到了怀疑。哈恩拒绝入党；斯特拉曼公开地强烈反对纳粹，不惜牺牲事业上的升迁，毅然拒绝加入纳粹掌控的德国化学会。迈特纳虽然在幼年就已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可是在德国的法律下她仍旧是犹太人。在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她受到种族法的限制，失去了她的职位，而且更糟的命运在等着她。她的朋友们想安排她到另一个国家去，当她知道她已经被禁止离开时，她只好出走。迈特纳于1938年7月匆匆逃离时，只带着夏天的衣服和10马克的钱，以及哈恩送给她应急时可换钱的一枚戒指。迈特纳在她59岁时偷渡出境，留下了她所有的东西，包括研究笔记和特殊仪器的设计方案。玻尔和在柏林工作的荷兰科学家德拜，以及荷兰的科斯特为迈特纳安排了从德国到荷兰，再由荷兰到瑞典的路线。正当西格班准备斯德哥尔摩的新的实验室和筹划建造一个回旋加速器时，他被要求接纳一位世界一流的核研究权威者。
迈特纳的境况没有阻止她在核裂变发现上的工作，可是却限制了她发表成就和得到认可的机会。仔细的历史研究最初由克拉夫特进行，后来又由赛姆提供完整的细节，使用未发表的通信、日记和文章的草稿，向我们证明了不能从已发表的科学论文中了解到的她那些在核裂变上的工作。他们也回溯了那个谣言——裂变的发现纯粹是以纯化学方法得到的，并没有靠物理学家迈特纳的帮助——的起源和流传。在通俗历史中，甚至错误地说她是哈恩的低级助手。1938—1939年冬天所发生事情的总结，连同迈特纳与西格班之间关系的回顾，为化学委员会和物理学委员会评审裂变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背景。这不仅是迈特纳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的故事，也显示了在新的大科学时代，诺贝尔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1938年7月起，迈特纳，这小组的精神领袖，离开了哈恩和斯特拉曼。哈恩不顾政治上的危险继续与迈特纳通信。在她出走之前，哈恩和斯特拉曼已明确地分离、分析了辐照铀所产生的各种产物。从一个化学家的观点来看，哈恩认为铀后元素的存在是“不再有疑问了”，而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区别也“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但迈特纳仍对这些结果保持怀疑。她无法以当时盛行的核结构理论来调和这些结果所蕴含的核过程的混乱图式。对此问题的困惑使她一再要求他们重做化学分析。
1938年秋天，哈恩向迈特纳写信报告了小组的工作，在如何解释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上向她请教。他们于11月13日和14日在哥本哈根秘密会面，标志着纳粹进一步加强了对犹太人和不同政见分子的迫害。据哈恩的日记记载，在丹麦，关于铀的问题他们讨论了许多个小时。迈特纳知道他们的结果是不正确的，要求他们对最关键的实验作进一步的改进。斯特拉曼多年后说，幸亏他们非常看重她的意见和判断，他和哈恩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测量。
在最后一次分离、鉴定辐照铀的特定产物时，哈恩和斯特拉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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