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格：伪善、偏见、谎言、罪与恶的背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德斯蒂诺,瓦德索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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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格：伪善、偏见、谎言、罪与恶的背后试读：

献给我们的妻子，艾米（Amy）、莉兹（Liz）01圣人和罪人：决定我们性格的心理斗争

马歇尔·克莱门特·桑福德（Marshall Clement Sanford）是一个名[1]副其实的雄鹰童子军成员。

他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名门望族，小小年纪便成为庞帕诺比奇第509童子军中的佼佼者。那时的童子军可不是只会参加营火会和钓鱼旅行而已，要成为雄鹰童子军成员，身体上和思想上都要经受刻苦锻炼。根据马歇尔的回忆，他们除了学习如何打好能够承受自己重量的绳结，掌握建造木屋的精良技巧，根据太阳方位辨认方向外，还要有一段重要而艰辛的经历，一段造就“良好品格、领导才能和不屈精神”1的人生历程。

他认为，这段人生历程对于他日后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自己也的确发展得不错。读完中学，他进入弗尔曼大学，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弗尔曼大学毕业，接着，他在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高盛集团实习的那个暑期，他进步得很快，因技能、才智和刚直而备受注目，也就是在高盛实习的那一年夏天，在汉普顿斯的一个派对上，他遇到了珍妮·苏利文。那年秋天，在纽约获得一个令人注目的职位后，他立即向她求了婚。当时珍妮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可想而知，两人都在大城市里有着前途光明的事业，但他们还是决定搬回南卡罗来纳州（马歇尔在高中时全家搬到了那里），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过上比较传统的生活。

他们在南方定居下来后，马歇尔管理着一家房地产公司，珍妮则生养了4个儿子。在所有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丈夫可能有点乖张，还有一点恬淡寡欲，但珍妮爱他的诚实和正直。正如她后来说的那样：“他喜欢读《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第22节：‘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他也照做了。”2而且，马歇尔也对服务社区充满了热情。因此，这位南卡罗来纳州的骄子，成了崇高道德和老式美国价值观的化身，他终于等到了竞选公职的机会。

好了，我们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好人品与政治往往水火不相容。但马歇尔不是一般的政客，他从政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益或者权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从政，是想当一名为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做正确事情的“市民立法者”，即做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他是新面孔，是有着满腔热情的政坛新星。他在1994年国会的第一轮竞选中一举获胜，此后连任三届。在这些任期中，他从未有过丑闻，不居功自傲，也没有名誉上的损失，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为社会和财政责任呐喊的强硬喉舌。价值观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用来投票的，而且是赖以生存的。他不仅自己很节俭，也帮纳税人精打细算。他不仅在白天向铺张浪费宣战，在晚上也践行节约勤俭。他对华盛顿特区的花天酒地、闲情嬉戏和派对生活毫无兴趣，晚上他都是在他办公室的靠垫上，或在他用有限的工资租来的公寓里度过的。趋于保守的生活作风和政治理念、[2]一板一眼的道德形象让他赢得了老家南卡罗来纳州这个红色州保守派的欢心。他当上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2003年，他和珍妮以及他们的4个儿子搬进了州长官邸。

马歇尔当上州长，对于全家来说这是个可喜的变化。因为聚少离多，和家人深谈时间少，日常事务也无人分担的两地分居生活终于结束了。好在一切又都井然有序了。“虽然我们两人都非常忙，但我们终于又住在同一屋檐下了，又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了。”珍妮说，“我又重新开始和他相爱了。”3他的选民们的热情仿佛也被再度激起。刚一上任，马歇尔就在家乡和华盛顿大力宣传自己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家——一个正人君子。即便不认同他的政治观点的人，也不否认他是个好男人。

但是，2009年6月24日，马歇尔（即“马克”）·桑福德的人生永远地改变了。他乘坐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回美国，刚下飞机，即被一个记者逮到了。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许多南卡罗来纳州人也都和这位记者一样，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州长哪里去了。州长擅离职守了，且还对他自己的手下、家人和人民说了个蹩脚的谎言，他说自己在阿巴拉契亚山道远足，但我们后来知道，他当时实际上正在阿根廷和情人（后来被他称为“心灵伴侣”的女人）鬼混呢。后来人们又发现，这位看似稳健、老实的州长，几个月来一直和这位玛利亚·贝伦·查普尔互通肉麻的情书。显而易见的是，他回到美国，会有更多的材料等着他去写。

一边是对“正确价值观”的信仰，一边是对他“生命中的唯一”的情欲，桑福德四面楚歌。在记者会上他声泪俱下，请求人们原谅他的出轨，他承认他跨越了“道德界限”，并为自己给大家造成的痛苦道歉。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那天，马克·桑福德的形象失去光环。他不再是道德模范，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人品一起，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心中的善和恶

像桑福德一样，那些闪耀在新闻头条的光辉形象，曾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一个看上去中规中矩的人，竟能做出如此可耻的勾当，而且我们都轻而易举被他的表象欺骗了。这真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觉得难以弄清别人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罪人就是那个一边兜售家庭价值观，一边和外国情妇鬼混的政客；有时候，“看上去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的邻居，其实是恐怖主义极端政治组织里的成员；受人尊敬、西装笔挺的所谓对冲基金经理，私下却非法集资敛财上亿。当有人做出与他性格不一致的事情时，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会感到震惊。为了弥补自己的误判，我们会对自己说：这些人一定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本质上就是龌龊小人，因为一直隐藏得深，所以躲过了公众视线，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但是，这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我们还会对自己说，桑福德之所以沦落，是他的本质决定的。他的性格一定有什么缺陷，但幸运地躲过了雄鹰童子军招募时的考察，也躲过了珍妮和我们这些人的审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睁大眼睛，说不定就不会被他的外表迷惑，就能一早洞察他的真面目。可是，为什么一个看上去顶呱呱的好男人，突然就会变成一个爱撒谎的好色之徒呢？我们怎样避免上当受骗？

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但是，我们认为，答案并不在于我们不够警觉，或我们就是容易上当的傻瓜，也不是我们看错了人，而是我们对人的“性格”的概念有误解，包括“它”是什么、如何对人的言行发挥作用等。“性格”，《韦氏词典》（Webster’s）里的解释是，“体现出某人个性的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和道德品质。”长久以来，这个定义被广泛认同并固定下来。人们相信，人在幼年便通过学习和经历形成性格，此后内化、固化，并逐渐根深蒂固，在生活中左右着人的言行。英语语系中的“性格”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时期人们刻在硬币上的以示区别的标记。此后，这个词就被用来指代人们思想和精神上不能磨灭的、能“揭示”人的本性的印记。性格是我们借以判断人的标尺，其决定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值得信赖、谁不可信；谁需要拯救、谁该被谴责。性格，说白了，就是决定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因素。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就连《伦理道德傻瓜书》（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Understanding Ethics）中都写道：性格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人品格中根深蒂固的特点。

但是，如果这种“性格恒定”的观点是对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显得不合逻辑了。若性格是恒定的，那么类似马克·桑福德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愚弄人们这么长时间呢？他们的道德缺陷怎么可能瞒得过家人、朋友、同事和社会呢？可想而知，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能力精心策划这样的诡计。和桑福德相识30年的密友汤姆·戴维斯说：“我了解马克，也对他有一定的认识。我从未想过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马克的性格。”4珍妮的密友弗吉尼亚·兰恩也持同样的看法：“我想，马克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5珍妮则最感震惊：“我总觉得马克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秘密。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就像翻开的书本一样，公众对此一览无余。”6“我从未想过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甚感困惑，“更何况我嫁的这个人一直很注重核心道德观。”7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不太合逻辑，也不公平。一次道德上的犯错就能否定别人一生的良好行为吗？为什么一次越轨就足以给某人贴上不可磨灭的、性格有污点的标签？一种解释是，他们做的这些坏事是如此令人震惊和难忘（再加上媒体的肆意渲染），以至于他们做的其他事情都被忽略了。但如果你认为事情理应如此的话，又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呢？为什么一件令人难忘的好事，从不能被视为一个人的性格代表呢？你听过法隆·霍尔（Farron Hall）的故事吗？他是个流浪的酒鬼，住在温尼伯的一座大桥下面。2009年5月，他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红河，英勇地救出了一个溺水的少年。这个故事你可能闻所未闻。这是因为，即使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陌生人，也没有被奉为行为模范，没有获得荣誉勋章，也没有被谈话节目邀请去讲述他的英勇事迹。在全社会看来，霍尔的善行不足以抵消他一生的“堕落行为”。

人们似乎认为狼可以伪装成羊，羊一定不会伪装成狼。我们很少把一次好事当作好人品的证据，而绝大多数人却往往会以一次坏事来定性人的品格。当那些被贴上“坏”标签的人做好事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通常不会变好；但要让一个看起来道德高尚的人背上道德败坏的名声，一次失足就够了。

这样的双重标准可能并不公平，但并不稀奇。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本能地更重视负面的东西。8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汤。但一滴靓汤滴进一碗老鼠屎，却不能把老鼠屎变成美食。这个例子或许极端，但重点是，一个人不论他有多理性，都很难无视任何身体或道德污点的存在。历史一遍遍地印证了这种倾向。举一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例子：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南方的一些州，一个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祖上黑人的血，他在法律上就会被认定为黑人，因此他就是污秽的，就无法享有当时的一切公民权利。相反，如果拥有纯正白人血统的人就不是这样。总之，人们所认定的“坏事”总是比“好事”分量要重得多。

这个事实让广为人知的“性格恒定”观点暴露了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性格是一成不变的，你就得相信，当一个人做出“不符性格”的举动时，那是因为：（1）一种畸变的行为（例如法隆·霍尔的英雄壮举），（2）本性被隐藏在表面的“真实”之下（桑福德的轻率失检）。但现实中，我们对事情的解读，似乎取决于这个人在做出不合性格的举动前，是“圣人”还是“罪人”。“性格恒定”观点的更大纰漏在于，“做出不合性格之举”的人并非凤毛麟角，也不只局限于少数名人。读过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实际上这种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每个人，不管把自己想象得有多好，身上都具有谎言、欺骗、偷窃、罪恶的隐患。综合以上两点，你就会发现“性格恒定”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以上内容并不是为了说明性格不存在，或人的行为完全不可预测。若是这样，飘忽不定的性格对我们来说也就没了意义。如果心理是这样随意促成行动的，人的行为就会退化成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简单的掷骰子来作决定，那么社会将会混乱不堪。因此我们认为，性格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在下一章里，我们会讲到，邪恶和美好的品质在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例如，伪善和高尚、爱情和肉欲、残酷与悲悯、忠实和欺骗、谦虚和狂妄、偏执和宽容……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在特定时刻或情境里，人们的行为或决定不一定是故意做出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心理力量角逐的结果。在角逐中的各种力量，是由一些成套的规则指引的。要充分地理解这些规则，首先，你必须抛弃对性格已有的认识，包括它是什么、如何形成、如何发挥作用。老问题新看法

绝大多数人在想象人性塑造中的各种力量的角逐时，脑海里会展现一幅熟悉的画面（此画面常在动画片中出现）：你的双肩上，一边是天使，一边是魔鬼。这是两个“你”：一个身着白袍，头顶光环；一个全身通红，头上长角，手持长叉。他们坐在你的肩膀上，向你轻声耳语。一直以来，这两个家伙都被用来代表两种相对立的势力：一种敦促行善，一种教唆作恶。他们占据着我们的潜意识，试图影响我们的每个决定。

魔鬼说：“吃掉所有饼干吧，然后说是弟弟干的。”

天使说：“不，别吃光饼干。要记得感谢奶奶，是她制作的。”

于是，性格往往被认为和我们乐于接受的潜意识有关：总的来说，在吃掉全部饼干和感谢奶奶之间，我们更倾向于哪一个呢？此外，人们还认为，对潜意识的选择是从小就形成了的。父母、老师、同伴等人都对你的潜意识有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要面对的困境变得更复杂了，肩膀上那对小东西的斗争却趋于缓和。从抱着饼干盒作决定与情妇调情，再到许许多多因为道德缺失而导致的成年人的困惑，到底倾听哪种声音，逐渐已成定局。正如几个世纪前普鲁塔克所说：“性格，是长期存在的习惯。”

现在我们简化了影响性格的因素。其实人们对这些因素，如性格、文化、信仰、家教及其他社会和环境因素等早就有很多争论。但只要你碰到这些问题，大部分理论都会给出同样的结论：良好的性格是因为小时候对“好的”潜意识的选择而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下意识地抑制那些贪求的欲望，比如说控制马上把饼干全吃掉的想法，或对金钱、性需求的抑制。只有运用意志力，才能培养出高尚的情操，从而抵御罪恶的诱惑和邪恶的唆使。一旦美好的潜意识获胜，它就会保持不变，你的性格就从此定型了。

这种观点看似合乎逻辑，符合那些我们关于自己的设想。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事实总与它相悖。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总会如此频繁地、超乎寻常地做出“出格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出的事情会把我们自己都吓一跳。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存在已久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我们将结合人类的实际行为，提出一种全新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我们将告诉大家，人的心理为什么具有可变性。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运用意志力不一定能让我们变成天使，而放任自流也不一定能把我们变成魔鬼。人生并非那么简单。我们要在现实的世界中游刃有余，就要让个人行为顺应境遇以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一成不变、僵化刻板的性格——身心总是自动地听从一种声音而不理会另一种声音——就无法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毕竟，人类进化的最大优点是让人具备了认知的灵活性，即在变化的环境中调整思想、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例如，有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喝下一杯难闻的东西是坏事，但在某些情况下，喝下难闻的苦药却是好事。社会行为也是如此，例如，总的来说，慷慨大方或善于直言是优点，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慷慨的人会被人利用，或直言容易伤害别人的感情）却会产生问题。当某行为看似“出格”时，这并不是脑子一时短路，也不是思想卫兵擅离职守，而是在此时此刻，这样的行为——对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来说——似乎是最优的选择。虽然，“表面上的”和“实际上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性格的可变性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性格看成是一种摇摆不定的、非永恒的状态。它和蓝眼睛、宽肩膀那种不变的外观形态不一样，性格总在变换中，总在心理斗争的摇摆状态中试图寻找最佳平衡点。它就像中学教室里的天平，两端各有一个小碟；在任何时候，天平要么因为两边等重而保持水平，要么因为有一边稍重而向那边倾斜。总之，它会不停摇摆以适应我们的需求、处境和当务之急。性格也如此：人如何行事是在此时此刻的权衡后决定的。

现在你该知道了吧，性格为什么不能被简单地比作“非天使即魔鬼的对抗”，而应该是更具弹性的“天使和魔鬼的拉锯”。不是说我们不断地在好坏两种声音中选择吗？当然不是。单纯的“非天使即魔鬼”的比喻是错误的，而且错在三个方面：第一，两种声音并不是“非好即坏”的，它们的差别并不明显。那两个小家伙并不是要么长着尖角，要么顶着光环的样子。第二，人们从不确定应该信赖哪种声音。用以往的观点，我们早在童年就被教育，两种声音中只有一种会带来幸福，于是我们总是会信赖一种而压制另外一种。而本书的观点认为，你其实不知道该怎样取舍。你不单不清楚哪一种声音更符合你自身的利益，甚至不清楚是该信任自己的理性，还是自己的直觉。有时，你的理性和直觉会把你拉向天平的同一边，有时则会把你拽向不同的方向。第三，权衡过程中的心理斗争通常并不公平。看了这几点原因你就会知道，天平指针的起点和把人心拉向两边的心理力量，能被外力轻易地、甚至悄无声息地控制。只要环境有稍微的变化，其中的一方就会像打了兴奋剂似的，让天平向自己的一侧来个大倾斜。简而言之，性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性格成熟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善恶对抗的观点已经过时

如果善和恶对抗，我们该选择哪一方不是很清楚吗？当然，偶尔无所顾忌地走在旷野上会感觉妙不可言，但众所周知，能保持良好的德行才是理想的生活态度。至少故事里的寓意多是如此。可那些都只是故事而已。这也许在神话故事里行得通，但放到科学的显微镜下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美德意味着诚实、同情、慷慨和虚心，恶习则相反。所谓七宗罪即是，色欲、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妒忌和傲慢。与之对应的美德是贞洁、节制、慈善、勤奋、耐心、仁慈和谦逊。毫无疑问，推崇美德，一生不做坏事，当然能使你变成圣人；但如果要追求（心理、物质和生理上的）幸福和成功，人们就不一定能恪守这个原则了。

就比如说慷慨和仁慈吧。毋庸置疑，行善是很伟大。但过于慷慨，遇人不淑而施舍太多就有问题了；一味慈悲为怀，爱心泛滥就有可能散尽财富、伤害家人；同样的，过于谦卑会使你在单位里无法晋升；施舍会耗尽你的积蓄；耐心会让你总是任人摆布；至于贞洁和节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更明显了。如果让这些“美德”都走向极端，则很成问题。如果施舍别人意味着丧失自我，如果关心他人意味着牺牲自己，那么谁都得不到好处，因为一群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在一起并不能推动社会良性发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个人利益早晚会占据上风，善意终将被抛诸脑后。9

同样的，所谓的“恶行”并不总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害。例如，骄傲会敦促我们多学技能，鼓励我们在单位和社区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具备成为领导者的巨大潜力。愤懑有时能确保竞争公平，得到属于我们自己（或他人）的那一份回报。如果有人因为自己或所爱之人受了伤害，而去惩罚那个行恶的人，无人会责怪他（她）。相反，如果其不采取行动，在众多文化中，人们反倒会觉得这个人性格上有缺陷。色欲往往是寻找未来伴侣（未来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的首要动力。总而言之，一般人所认为的“邪恶”的感觉或行为，并不总是让情况变糟。

要理解社会行为背后的复杂斗争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抛开天平上有天使和魔鬼的想法，去选择另一种比喻——蚂蚁和蚱蜢。你记得吗，《伊索寓言》里，描写了两种具有不同嗜好的昆虫。蚂蚁总是往前看——宁可牺牲芳香的仲夏节，也要为冬天辛苦地储备食物。而蚱蜢，在冬天到来之前毫无忧虑，整天都在唱歌、玩乐、享受生活。至少在秋天到来之前，“及时行乐”是蚱蜢的座右铭。

现在，试想蚂蚁和蚱蜢各自占据天平的两边。蚱蜢的一边表示注重眼前的回报或快乐的心理系统；蚂蚁的一边表示注重于长期的利益、最优化的未来。我们发现，蚱蜢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蚱蜢和蚂蚁都为利益的最大化努力着：只是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努力。虽然寓言明示，我们应该像蚂蚁那样为明天考虑，但这也只是寓言里的蚂蚁而已。对于真实世界里的人来说就并不那么简单了。你知道，对于蚂蚁来说，生活就是在群体中生存，而人却对群体不太关心。诚然，通过努力工作让同事认可、培养人际关系来长远谋划人生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方式使自己获利。想要成功，不仅要考虑长远的声誉、社会地位、终极幸福感，还要考虑在近期能够获得什么。两者兼顾通常是一件费心的事情，因为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常常互相矛盾，正如蚂蚁和蚱蜢的矛盾。

因此，如果用这个作比喻的话，蚱蜢的短视就是叫你及时行乐。它会唆使你去吃掉蛋糕、购置新车、瞒过同事去拍老板的马屁，或去购买彩票赌一把。诚然这些没一样是正经事儿。但是，蚱蜢还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让你鼓起勇气去要求升职；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你的小孩；或随性地和爱人浪漫一把——所有这些瞬时的动力对你的身心健康和经济利益都有好处。直觉也印证了这一点。进化法则要求我们在短期内必须拥有一些东西，如含有脂肪的食物、性爱和权力，因为它们能提高我们进化的适应性，即育龄阶段繁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直觉上，我们感受到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拥有的，有些物品是可以购买的。

故事还没完。我们说过，人类毕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因此，进化适应性也依赖于稳健的、长期的关系，即约翰·卡乔波（John Cacippo）及其他心理学家称为“社会资本”的东西，它是决定人是否有幸福感的核心因素之一。这些东西包括你和他人分享资源的关系、共同抚养后代的关系、共同抵御敌人的关系等等。10这时，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只专注于个人的短期目标，就很难有稳定的、互利的关系。显然，有时人们又需要与短期的、个人的冲动抗衡。

这时候蚂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们知道，要收割未来的果实，就得牺牲当下的利益。换句话说，这时蚂蚁会告诉你：不要把钱用来买iPod，要用来还欠朋友的债；不要在沙发上无所事事，要多花点时间学习技能；不要在酒吧里摘掉结婚戒指，假装未婚和美男调情。这些决定当然在短期内没什么效果，但长期来看，它们肯定是有益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的朋友会在金钱方面更加信任你；拥有良好技能，你会成为好伴侣、好公民，感情生活将会持久，将来也会成功地养育后代。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性格表现出来的情绪不是非黑即白。太注重长远利益也会成问题。如果你的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你的那位“灵魂伴侣”已不再回头（请回想一下桑福德州长的例子），戴着结婚戒指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一门心思学手艺，而错过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一意孤行又有什么意思呢？的确，省钱是件好事，但过度节俭也会让生活十分无趣。同样的，努力工作令人敬佩，但与工作为伴就会剥夺你和家人及朋友相处的时间。乍一看，生活得像蚂蚁一样好像很有道理，但这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最精彩的人生。营销学教授拉恩·基维茨和阿纳·凯南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后悔于对长期结果造成深刻影响的决定。11例如，凯南和基维茨发现，刚放完寒假的大学生会说后悔没有在假期多学习。但一年后，这些学生认为，最后悔的是没能在有机会玩时多玩几天。更离谱的是，根据基维茨对哥伦比亚大学校友40周年聚会时的调查，尽管许多校友事业有成，但他们却非常后悔没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如果你总是省钱、拼命工作、为了未来的日子推迟享受，等到成功的时候，你已经老了。

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你时常意识不到，但蚂蚁和蚱蜢却一直在你的心中不断对抗，它们试图在天平的两端增加砝码，左右你的决定和行动。它们都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但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二者都有可能助你成功，或让你失败。如何在各种场合都能正确地作出抉择呢？请在下文找答案。不假思索还是深思熟虑？事情总有可能搞砸

自古以来，“好人品”总是和理性思维、自我克制联系在一起。例如，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来自于自我克制，来源于对感官愉悦的控制和对诱惑的抵抗能力。大约在两千年后，康德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康德认为，美德意味着对自己智力的完全控制，是使自由意志成为“不受偏爱的影响，选择现实所需要的理智（即善）的能力”。12其核心思想就是，好人就是能够作出最好的选择，并践行的人。即便在现代心理学中，这种观点也还是主流：好人品来自于从小学习对于非理性声音的抑制，因为非理性的声音以低层次的冲动为导向。

有许多研究支持这种观点。最经典的是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的实验。13这一系列实验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被称为“棉花糖测试”。该实验考察了自我克制和成就之间的关系。这个实验既简单又科学。米歇尔想知道意志力是如何形成的，即什么样的心理过程能使一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好地抵抗诱惑。于是在做研究时，首先，他设置了一个诱惑源。很简单，有哪个孩子不爱棉花糖呢？其次，他需要设计一套方案来衡量意志力，即小孩怎样才能拒绝棉花糖。最后，他让研究人员在每个小孩面前的桌上放一个棉花糖。研究人员对孩子们说，他不得不“走开几分钟”，孩子们要么吃掉桌上的棉花糖，要么等几分钟可以吃到两个。选择似乎很简单：要么现在吃一个，要么过一会儿吃两个。但情况却又不那么简单。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实验的录像，你就知道，拒绝这一饕餮大餐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多么艰难。不用想，一些小孩连尝都不尝一下，直接狼吞虎咽起来。而有一些小孩，明显地铆足了劲儿拼命地忍着。还有一些孩子，用了颇具创意的办法：例如以手遮眼（认为眼不见心不乱），还有的用舌头舔了舔（但是没吃掉）。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十几年后，米歇尔再次追踪这些孩子（他们这时其实已不是小孩了）时发现，那些能够忍住第一个棉花糖诱惑的小孩，后来都成为成功的人。在别人眼里，他们更加诚实、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学习成绩也比那些贪吃的同伴们更好。研究人员称，良好的性格和早期抗拒冲动、控制冲动的能力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不该去管蚱蜢在耳边的诱惑的低语。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寓意。

经济学家对人们在未来不同发展时段作出的选择有一个经典的术语：跨期选择。虽然并不如棉花糖那样形象，但跨期选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说，今晚我是该去开派对呢，还是回家准备考试呢？我手里有100美元，应该拿去买心爱的东西呢，还是投资以求回报呢？我应该和现在的伴侣继续在一起呢，还是等待真爱来临呢？逻辑上来说，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应该选择后者，而不去选前者，因为后者能够在未来给予我们更大的回报，比如，上更好的大学、需要用钱的时候有更多的钱、恋爱关系更稳定，等等。但人们往往并不是这样选择的。为什么？部分原因是短期回报的诱惑大得难以抗拒。研究表明，这些回报满足了我们内心的诉求——和近期收益相比，未来的收益往往被低估。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时间贴现”。按道理来说，这种倾向毫无根据，但的确有其合理性。诚然，4个星期之后得到的200美元比今天能拿到的100美元要多（1200%的年利率真是超值），但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承诺是发生在几千年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4周后的这200美元（或类似的收益）。毕竟，那时没有股票、债券或法定合约，那时的（现在也一样）人们也不能肯定他们30天后还在不在世。要不要冒着失去即时回报的风险，去等待看不见的未来收益？当我们在心里开始权衡时，短期冲动的力量就起作用了。

棉花糖理论很精彩——它巧妙、系统、不拘一格。它抓住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决斗理论的精髓，但它并没有勾画出完整的世界。棉花糖测试的结果告诉我们，解决现代社会中跨期选择的方法在于运用意志力来控制冲动和本能。14的确，这种策略有时会奏效。但它不会，也并不可能绝对有效。看过这本书你就会知道，有时候，留心自己的冲动、跟随自己的直觉，反而能达到更好的长期效果。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就让我们从进化论的角度考虑吧。在人类进化的年轮中，自控和自律是很晚才出现的事物。我们祖先大脑中掌管的对抽象概念进行思考和对行为得失进行衡量的能力的那一部分，比现代人的要弱得多。但即使缺乏估算后果的智力，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不时要以合作、公平、互助和互惠来迎接挑战。在某些场合，他们需要舍己为人，目的是维持人际关系，避免被孤立。所以，如果推迟即时享受或短期冲动，只能依靠理性和自我控制才能实现，那么，人类绝无可能走出荒蛮之地。进化使人脑具备两种相互竞争的直觉：一种强调此时的利益，另一种敦促延迟享受、期待未来。

我们常唤作“直觉”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更原始的心理，它推动我们往某个方向前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合理的。例如，当你下意识地决定对某人说真话时，你不一定意识到这是你潜在的内疚感促使你要说诚实的话。然而，如果你的“感觉”和“意识”不一致，你就很难无视原始心理对你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下意识地决定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而去撒谎时（比如想：“我相信你在地上捡到的100美元是我的”，或“没有，我没在打情骂俏”），你不得不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能忽略内心的不安。

对于性格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教义和伦理，并用它们来指导行为。相信有些人和我们一样，曾花了很多时间上主日学校（基督教开办的周日学校）。你们学到的可能是，这些信仰的目的往往在于抑制“非理性”和“自私”的冲动。如果任凭这些冲动控制自己，尤其是对十几岁的人来说，你就会麻烦不断。实际上我们知道，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直觉的诉求是完全利己的话，则不可能达到目的。这些更原始的心理体系和现代的、理性的大脑那样，必须平衡长期和短期利益。所以，当我们感到需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撒谎时，也会为此感到内疚。有时我们对某些人感到愤怒和憎恨，但看到另一些人痛苦时，又会感到同情。这些情感反应是原始的、本能的心理反应——他们是促使我们如此行事的自动装置。

你可以把这些感觉看作是蚂蚁和蚱蜢对决这场好戏的开场白。他们代表着基于一种远古的、本能的性格尺度的原点。然而紧接着这第一步，当我们要运用意识力量和分析能力的时候，天平两边的加码比赛就开始了。意识性的推理需要时间，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由作决定的时间定的。行动越迅速，作决定的时间就越短，直觉体系对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思考的时间越长，意识和分析的作用就越大，不管结果好坏。

例如，如果法隆·霍尔（那个流浪汉英雄），对于跳进红河救人有一秒钟犹豫，他或许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事实上，他听从了自己的直觉——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告诉人们要从长计议的声音——来不及考虑就跳进了河里。15诚然，无法控制冲动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引发很多问题，如酗酒等，但此时此刻，听从本能成就了他这次真正无私的壮举。

在讨论关于性格的一般看法的第三个严重问题之前，我们要强调一下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最近，人们正在进行一场讨论（主要是由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有关决策制定的书的热卖而引起的），焦点是，相信理性的意识好，还是相信一刹那的直觉好。如果此讨论涉及性格，那么答案是，两个都相信，也可以两个都不信。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带有误导性。原始的和现代的“心理”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它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协调长期和短期的利益。理性虽然属于进化进程中的新兴事物，但它也和本能一起，为同一个目标服务。虽然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有很多好处，但并不能保证所行之事都是德行。毕竟，如果经过细心论证，许多恶毒或欺诈之举都能得到所谓“合理的解释”。在本书里你将会多次读到，“非理性”或直觉并不一定总是会给你带来最佳结果，但也不一定会让你误入歧途。所谓的“理性”也一样。请记住，蚂蚁和蚱蜢斗争的战场，在远古时代心理和现代社会心理中都存在，两者都不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不公平的斗争

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性格没有固定的特征，而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像拔河比赛，角力的两者，分别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们还证明了，不管是直觉还是理性，都不会总是你最理想的选择，都有可能使你误入歧途。现在，还有一个绳结未打开。在以往关于性格的观点中，天使和魔鬼的战争都发生在公平的竞技场，双方都有公平陈述的机会。但，现实生活，却不会那么理想！

在本书中你将看到，这两股心理决斗势力的力量并不均等。通常，一股占优势而另一股占劣势，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随着局势的变动，两者可能随时转换。例如，大部分人在生意场上欺骗别人时会觉得心里难受，对吗？因为我们内心的蚂蚁知道，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骗子”的骂名很可能会伴随你。此时天平向蚂蚁倾斜。但如果你在作“要不要欺骗”这个决定前，刚刚在YouTube上看完一段搞笑视频，又会怎样呢？短片所带来的美妙感受会抵消因欺骗而带来的内疚感，让你产生错觉，任凭蚱蜢唆使你趁势行骗。16天平现在向另一边倾斜了。势力格局的改变也可能来自内部，比如愤怒时，身体内的荷尔蒙会让你突然觉得无法再忍受那个你所喜爱的人。总之，人的心理往往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支配。在我们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外界稍稍给一点诱因或信息就能影响我们的决定。

不管这些诱因是否影响了当前所作的决定，但正是它们，在那一时刻，决定了角逐势力中的哪一方力量更强大。力量在来回拉锯中保持平衡，我们的行为也在不停地变化，由此形成了变化着的“性格”。性格就是性格

最后，什么是性格呢？这是我们希望你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回答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要求过你具备很强的信念。我们曾要求你接受：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深蒂固的特质，而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一次欺诈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个骗子；道德的概念也不能用神圣或罪恶来定义；理性分析和直觉判断都不能总是得出最佳结果。我们还曾告诉过你这样的观点：人们所认为的、反映了性格的决定，实际上都是受外力左右所作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们不希望你断章取义、纸上谈兵。我们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家。因此，我们通过以下途径来获得人类行为的真相：让人处于可控的环境里，在控制其变量的情况下研究他们的行为。不管是最具理性之美的理论，还是思想实验，都不能与真实的数据相媲美。

我们设计了一个能洞察人性中最好与最坏面的实验，并以此为傲——我们的实验虽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但却最大可能地做到了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毕生的工作，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人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我们绝不会用欺诈的手段去获取想要的数据。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实验更有趣一些（虽然也添加了一些亮点），而是因为，心理学家早已发现，如果人们提前知道实验研究的内容，他们会表现得不自然。所以，我们对这些实验对象说了些谎话，让他们置身于精心设计的场景中。当然了，一切都是为了科学目的。程序是由审查委员会审定的；参与实验的人到最后会知道场景是编造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我们抱有太大意见。通常，参与者一旦得知这是一个骗局，他们会饶有兴趣地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只有通过这种真人实验，我们才能够发现，是什么让你去伤害别人或帮助别人，是什么让你去寻找终身伴侣或一夜情，等等。我们的实验是用来检验众多行为的，如人们是否会互相欺骗，是否会严惩出轨的伴侣，是否会帮助遭遇不公平的人，是否会歧视陌生的群体，是否会高升成为领袖，是否会表现为伪君子。更可贵的是，我们的每个实验，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揭示着人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为什么”其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在本书里，欢迎你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并跟随我们的实验进程。一路上，我们会和你分享我们以及其他研究者关于社会心理运行机制的发现。我们希望留给你的，不仅是对于“为何如此行事”及“性格如何成事”的全新理解，还有科学地掌控性格的有效策略。

[1] 最高级的童子军。在美国，雄鹰童子军成员被认为是正派和仗义的。——译者注

[2] 共和党的传统州。——译者注02伪善和真善：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指责别人？

那是2008年情人节的前夜。“乔治”偷偷地从华盛顿特区一间豪华酒店的侧门溜了出去。浪漫约会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预订了豪华套间，安排了约会的行程，确认香槟进了冰桶。他已为这次约会精心策划了几个小时。对于一个有地位的男人来说，这样的策划更显得这次约会的重要性。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求崇高：严惩各种堕落和腐化，保护草根阶层的各种利益。他跟自己说：“我承受的压力够大的了，今晚，我要放松一下。”

他穿过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厅，走进电梯，顿时血脉贲张，因为他期待已久的浪漫激情即将来临。然而这个“乔治·福克斯”的名字只是他用来在五月花大酒店登记用的，此人的真实身份是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纽约州的州长，他约会的对象不是他的妻子。那晚，斯皮策，这位以讨伐卖淫嫖娼而蜚声纽约，不遗余力地把成百上千的嫖客送进监狱的州长，竟然也成了一名嫖客。这一场轰动性的丑闻让他出了名，他的形象和事业毁于一旦。

更劲爆的是，五月花大酒店的那晚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滥情和偶尔的道德失守。相反的，这位反嫖妓斗士是跨国卖淫集团“皇帝俱乐部”的会员，他曾花几千美元和该集团的最高级妓女鬼混过好几个小时。就是这个人，他曾把伦理和正义作为自己执政的旗帜；还是这个人，曾多次高声谴责美国家庭价值观的退步。但这位“9号顾客”（艾略特·斯皮策在该俱乐部的代号，后来这个代号因此出了名）在此后的一个月里都将和十年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嫖妓案件牵扯在一起，并且作为“道德伪君子”的典范而永存史册。

当然了，斯皮策并非是一个特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伪善的例子比比皆是。想想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是怎样在脱口秀中大骂道德败坏的瘾君子的吧，而他自己却搜罗了一堆违禁药品来满足自己对氧可酮毒品的癖好。老牌参议员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在前总统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曝光时，公开批评克林顿是“不良少年、没规矩的男孩”，结果自己却被逮到在厕所隔间里发出“猥亵行为信号”（顺便说一句，他还是同性恋的激烈反对者呢）1。伪君子不仅仅存在于政客之中。还有数不清的体育明星，如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巴里·邦德斯（Barry Bonds）、马里昂·琼斯（Marion Jones），等等，都曾谴责过其他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后来自己却也深陷兴奋剂丑闻。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美国最有名的学校道德教育的倡议者，在广为流传的《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中不遗余力地赞扬律己的那位博学家，在该书出版几年后却被发现是一个疯狂的赌徒。当他所服务的政治机构（授权美国组织）发表抨击那些“到处用老虎机污染我们的社会”的立法者的言论时，他正在豪赌。赌注非常高，以至于在短短两个月内他就输掉了140万美元。2

当这些人一个个地从道德神坛上掉下来的时候，多数人不禁会问，他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怎能如此虚伪呢？他们每天把高尚道德挂在嘴边，却怎么做得出与之恰恰相反的事情来呢？这些问题问得好，也曾被热议过。但是，问题没问到重点。这些人不是故意忽略或用行为对抗自己宣扬的思想的。而是，他们所认为的“正确”是个相对的概念。就像本章以下部分会说到的那样，伪善并非意味着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改变自己的道德信仰，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所以，我们该问的不是斯皮策等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而是在当时，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相信这样做不是犯错。

现在，你或许还在想，“众人皆知，一谈到道德，政客和名人都是特别有争议的一群人。他们不像我们善良的老百姓那样。‘我们’一定不会那么做，是吧？”这个问题很有趣。伪善这种特性只是存在于一小撮坏胚子之间吗？还是它潜伏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根据我们的理论，后者是肯定的。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性本恶，也不是相信现代人道德丧失，而是如第一章所示，我们的意识里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斗争，因此前一时刻我们会被自己敦促说或做一件事，后一时刻却会做出恰恰相反的事情。

但这场斗争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应该怎样对如此有力、激荡动摇中的对和错的信仰进行试验呢？这恰恰是我们绞尽脑汁想要知道的。但是，如何在实验室里研究伪善是问题的关键。很明显，我们不能直接问别人其在某境况下是否会违背信仰。毕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伪君子，即使是真的伪君子，我们也怀疑他会愿意承认。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情境，让人们在违背了自己对外宣称的价值观后有利可图。这个情境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存在伦理两难和现实的诱惑。所以我们像平时一样，设置了一个情境来测试他们的道德底线，看看这些人到了关键时刻是怎么做的。实际上，他们被忽悠了，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以科学之名的。

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环节：研究伪善，我们不仅要看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还要看同样的行为，如果是别人做的，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别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坏蛋”，一名“帮凶”（心理学实验中称为“共谋”的人）来帮忙做出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不知情的参与者的反应了。现在，艾历克斯粉墨登场。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对研究人类心理的机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自愿背着“卑鄙小人”（确实没有更好的词语了）的骂名参与我们的研究。他同意去不停地“折腾”其他同学并让他们来评判他。现在，考验他勇气的时候到了！遇见你内心的伪君子[1]“也许可以早点走。”詹姆斯想。卡洛·瓦德索洛已经走了，只他一个人留在实验室。詹姆斯留在实验室是要参加一项关于问题解决技巧的实验（这是我们告诉他的）。詹姆斯来的时候，卡洛叫他坐到电脑前，要他完成两项任务中的一项。一项是简单有趣的图片搜索，只需大概10分钟。另一项是逻辑问答，比较难，可能要45分钟才能完成。卡洛解释说，他作为实验者，必须要“回避”，不能知道詹姆斯和其他参与者对于问题的选择，这样才能保证他评分公正（这是个幌子，但是可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了）。“那么，”卡洛继续说，“我们随机选了一些参与者，这些人有权决定自己和其他人分别执行这两项任务中的哪一项。但任务是交替进行的，也就是说，前一个人完成一项任务后，后面的那个人只能去做剩下的那一项。”而詹姆斯正好是一名“有权分配工作”的“决策者”（实际上，所有被试者都是“决策者”）。然后，卡洛不经意地告诉詹姆斯，绝大多数人认为分配任务时最公平的办法是抛硬币，进而，他交给詹姆斯一个模拟抛币的电子装置，“如果需要，可以用它。”说完他就离开了。

现在，有趣的一幕（那是对于实验者来说的）发生了：隐藏的摄像头里好戏上演。詹姆斯坐了下来，看了看抛币模拟器，目光又回到了电脑屏幕，然后，像92%的众多实验参与者一样，没有使用抛币模拟器便给自己选择了能快速、容易完成的那项任务。他这样做时，很清楚地知道下一个人注定要忍受45分钟的苦差了。实验仍在继续，詹姆斯刚刚完成简短的任务，电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实验的核心，虽然他并不知情）：“你在分配任务过程中表现得公正吗？请在从‘一点也不’到‘非常公正’的量表刻度上做记号。”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基本的标准——公正，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正确性。我们统计结果时，发现那些给自己分配简单任务的人，如詹姆斯等人，对自己行为的评分是中等，或多或少地靠近中间。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不绝对公正，但也不太过分。简单来说，他们认为让别人做复杂的工作，自己做简单的工作，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3“好吧，”你也许会想，“那又怎样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是一件多么坏的事情。人们不会因为这样而被认定为伪君子。”且慢，实验还没完呢。接着轮到杰克了。杰克也是被告知要做“问题解决”研究的参与者。这一次，我们的实验做了重大改动。卡洛告诉杰克，他不用解答任何问题。相反，他的任务是作为旁观者，观察这次实验并提出反馈意见。然后，我们让杰克通过网络摄像头，在电脑上观看另一个人做刚刚詹姆斯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他能知道这个环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里面的人是否抛了硬币、是否给自己分配了那项简单的工作。然后，给出观点。形式非常简单。

杰克欣然同意，他享受地扮演着这个多少有点鬼祟的“秘密偷窥者”角色。这时候，艾历克斯——众所周知的“坏蛋”，走进了房间。杰克看着艾历克斯从卡洛那里接过了指令，这些指令和以前的一样：艾历克斯被告知有两项任务，而他被选为决策者。卡洛给了他抛币模拟器，把他一人留在了房间里。杰克看见艾历克斯看了看模拟器，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电脑前，做了那项简单的任务。然后，杰克的电脑中断了对艾历克斯的房间转播，实验者向杰克询问他对实验过程的反馈意见，包括评价艾历克斯的行为是否公正。

我们换了45个人充当“杰克”的角色，并将上述实验一一重复。

在这个实验中，评分就不那么客气了。杰克和其他的“旁观者”都谴责艾历克斯给自己选择好差事。对于他们来说，艾历克斯的决定完全是不公正、不道德的，他们甚至对可怜的艾历克斯的人品产生了一些看法。实验做完后，艾历克斯走在路上不止一次被人投以轻蔑的目光；一个女生甚至停下来，斜靠在走道上，以鄙视的口气，低声对他说：“你做了什么，我都知道。”艾历克斯被排挤、被边缘化。幸好他很快就毕业了。

现在，请记住，在我们设定的两个情境中，人们的决定都是一样的：不去冒抛硬币的风险，而是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给自己分配较为轻松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做道德评价的人，是决策者本人，还是一名旁观者。这点区别足以使人们对于“是否公正”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有了天壤之别。如果道德标准的刻度是固定的，这本不应发生——不管人们是在评判自己还是评判别人，答案都应该一致：欺骗就是欺骗，自私就是自私，而不应该因人而异，给予区别对待。过错的严重程度不能以违规者的身份而论处，难道不是吗？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自己做出自私之事时，则会表现得非常宽容；若别人做了同样的事（如艾历克斯），则会变得非常苛刻。不仅这一组实验对象是这样，其他普通人也如是。因为和平时做实验一样，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我们把学生随机分到了两种情境里。这样，这些学生就成了最普通的人，伪善的实验即有了普遍的意义。

其实，把复杂工作扔给别人、让人多花费35分钟来完成工作，比起骗过老婆找高级妓女鬼混，真算不得是什么罪恶。但这些结果告诉我们，伪善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很轻易就成了伪善的俘虏。首先，人们对于“道义上可接受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有弹性的。其次，人们在某一时刻渴求回报的冲动（不管是和陌生人的一夜情还是逃离乏味的实验室出去开心一下）可能会暂时压制脑海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从而让人们忽略保持良好声誉的好处。还不是说我们有意或下意识地忽略长远利益，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持续斗争的结果。当我们虚情假意时，我们并不是不顾或故意不在乎信仰和道德；这只是我们的短期利益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同是避重就轻，却对自己“宽大处理”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任凭自己的心理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服务，改变着关于“错”和“对”的信仰。这时，我们内心的蚱蜢（对短期回报的渴求）获胜了，因此我们能很好地给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充分的理由，并告诉自己说：我没做错。

这时，你可能会想知道，蚂蚁这个心理机制在做什么。它不是应该把我们带向公平与诚实，从而保护我们不受别人的鄙视吗？我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显然，如果任虚伪放任自流，我们怎能相信别人的判断，甚至怎能信得过自己？到时，自私自利将成为主流，稳定的关系将不能持久，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所以，蚂蚁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它使劲儿地给缺乏远见的、自私自利的想法踩急刹车。因此，在伪善这一问题上，蚂蚁的这套心理机制似乎应该让人很自责。但在本次实验中，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些学生是避开繁重任务的欲望打败了内疚感，还是根本没有内疚感。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实验室才行。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生活中的每次决定都要动用一整套相关的心理机制；一些能控制，而另一些不能。意识形成的背后有许多这样的过程，理清他们实在不容易。如果想要发掘人的社会心理的运作方式，我们仍旧需要一套方法来区分开哪些过程是可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我们认为，在实验开始时，参与者们考虑到了长远的人际关系中公正的重要性，也有一股内心的、自觉的冲动想公正地对待这件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心中的蚱蜢逐渐发力，帮助他们把能得到直接好处的不公行为理性化、合理化。如果你仔细听，就能听见蚱蜢在加砝码时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实验是匿名的。另一个人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也就是说，我们怀疑在实验室所观察到的“虚伪现象”即是使利己行为合理化的过程，是心理拉锯的结果。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制止这种合理化。

要理顺这种对抗中的心理过程，心理学家常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想办法抑制其中的一个。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阻止理性化活动，或者让大脑中掌管理性化的那一部分忙得什么也顾不上，就能够了解“蚂蚁”在干什么。因此，我们决定让参与者们去记一些随机的数列。毕竟，我们知道，当人脑正在忙着记东西时，谋划歪理就比较困难。4我们是这样做的：还是像以前那样，设置两种情境（评判自己和评判他人），但这次有些不同。这次，在最后一项任务中，有一半的学生在面对电脑提示的每个问题（包括对于公正的看法）时，前面还有一串七位的数字。他们要在每次回答问题之后，输入之前出现的七个数字。

原理是这样的：要记住数列，参与者们必须边回答问题边在脑海里重复这几个数字。这就让大脑忙碌起来，而不再有精力去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找借口。说白了，就是把“短期系统”束缚住，看看“长期系统”（即公正这一边的勇士）是否能大展拳脚。结果出来了，的确不出我们所料。当我们限制蚱蜢的作用，制止了其合理化进程时，前面所观察到的“虚伪”全部消失了。这一次，不使用抛币模拟器而直接给自己分配简单工作，不管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还是自己身上，人们的评价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在道义上令人反感。5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认为把难题留给别人是错的。内疚的痛苦一开始就有；只是屈服于短期利益时，我们的心理轻车熟路地就用合理的借口让这疼痛烟消云散了，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行为不太可能被发现时。

因此，如果偷懒不去做这需多花35分钟的沉闷工作，已足够让大多数人抛弃内心本能的公正，那这些事情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林堡可以一边大骂“瘾君子”，一边为自己嗑药找借口；斯皮策可以一边反嫖娼，一边告诉自己和“皇帝俱乐部”的成员安排幽会“没问题”；还有许多运动员，一边谴责兴奋剂使用者，一边用它来帮助自己拿奖牌。总之，无法否认的是，短期回报在这些场合很具诱惑力；良心谴责经过理性的调整后，回报显得异常丰厚。此外，我们的和其他人的研究都显示，如果做坏事的回报非常丰厚，人们的理性会马上想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它是对的。对斯皮策来说，这个让他去偷欢的理由可能正是来自工作和权势的压力；对于那些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来说，这个理由可能是赢得比赛后的大笔奖金或头衔能让他们更好地养家糊口；至于林堡和班尼特，上瘾就是最充分的理由。重要的是，我们头脑能够想出来的借口千奇百怪，如果执意要做的话，总有一个能说服自己。考虑到每个人心里都潜伏着伪善，所以与其谴责别人，不如扪心自问更有助于身心健康。道德的弹性动力学

伪善可以很轻易地接近我们，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伦理和道德是多么灵活多变。我们并非没有坚定的、明辨是非的价值观。而是说，这些基本观念是可塑的，偶尔会变化。做一件好事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明辨是非并且笃行，而在于我们如何分辨是非，在于这些判断是多么善变，与之相对应的，我们的性格就有多么善变。

根据以上证据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品行并不是完全稳定不变的，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然而，你可能注意不到的是，有时在看似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它们也会改变。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研究开始显示，我们的品行常常受情绪反应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多过所谓的理性的影响。你相信吗？看一下我们的同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经常给实验参与者提出的问题：朱莉和马克是一对兄妹。他们曾在大学的一个暑假，一

起到法国旅游。有天晚上，他们俩单独待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他们想，如果这时他俩做爱，一定会十分有趣。最起码这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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