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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组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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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试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负责人：郑曙旸

课题组成员：何 洁 李功强 聂 影 张柏萌 唐林涛《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执笔组

执笔组负责人：郑曙旸

执笔组成员：聂 影（艺术设计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系）

张柏萌（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专业的战略定位研究）

唐林涛（艺术设计与相关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前 言

艺术设计，是以特定的组词方式在中国作为现代设计（design）的专业表述。

艺术设计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实用的艺术综合学科，其内涵是按照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规律，为人类生活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一门科学。艺术设计学科涉及的范围宽广，内容丰富，是功能效用与审美意识的统一，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直接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密切相关。

理论上的学科定义并不复杂。但是对艺术设计专业的社会认知度却存在很大问题。对于艺术设计相关行业的产值、利润似乎也不缺少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例如，2005年与环境艺术设计相关产业的经济总量已达8000亿元人民币。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重视程度远远没有到位，在许多人心目中，设计师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个体劳动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应该把艺术设计当成产业来打造，艺术设计产业就是未来的竞争力。艺术设计涵盖的每个具体专业都对应着国民经济庞大的产业系统，艺术设计在现代产品制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乡规划建设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对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史有明鉴：20世纪初，德国为了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找到了设计落后的症结，于是成立了由工业家、建筑家、设计家、工艺师、画家等参与的“德意志制造联盟”，随后又有大师格罗庇乌斯主政的“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形成，德国设计开世界一代风气，迅速扭转了产品和建筑设计落后的局面，成为现代设计舞台上的佼佼者，至今德国产品的设计仍能在全球广受赞誉。除德国外，以设计立国、设计强国的国家不在少数，普遍的经验是：思想观念领先，设计教育打下人才基础，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形成设计产业的规模优势，最终使优秀的设计成果辐射到最广大的地区，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很多方面，我们与世界设计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不用说和欧美设计大国去比，就与亚洲的韩国比也令人心惊。例如，韩国专门设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它针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计划主要在游戏方面。韩国网络游戏目前已占据中国网络游戏市场60％以上份额，中国相关企业每款游戏的代理价格高达数千万元，每增加一个游戏用户，还要向韩国游戏开发商支付近30％的分成费。据权威机构统计，2004年中国网游市场规模达36.5亿元，比2003年增长46％，预计未来每年增幅达40％以上。如此巨大的市场，国内专业游戏设计人才仅约3000人，缺口达数十万人之多。网络游戏设计不仅靠复杂的计算机编程，其中艺术设计团队的作用举足轻重。联想到三星电器、现代汽车在中国的行销以及韩剧热播的文化现象，不难体味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的艺术设计团队的力量。

我们应该把设计艺术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从战略的意义上明确一条艺术设计产业化的道路，提出“打造设计大国”的响亮口号，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动力。

培养艺术设计人才和建设艺术设计师团队是打造设计大国的基础工程。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是以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的，学校方式的艺术设计教育在20世纪初才开始。50年代中期，艺术设计教育作为独立的学科得到系统发展，60年代起开始培养研究生，80年代进入硕士、博士学位的培养阶段，该学科得到全面的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不少人才。

目前，我国对于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尚停留在市场调节的阶段。尽管在艺术设计人才短缺、就业前景看好的形势下，报考艺术设计院校的学子年年递增，很多大专院校纷纷增办艺术设计系或专业，然而限于学校及师资的条件，不仅在数量方面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在质量方面许多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也难以担当“设计强国”的重任。还有的专业受认知或效益上的制约选修者寥寥，后继乏人。

艺术设计的整个过程：就是把各种细微的外界事物和感受，组织成明确的概念和艺术形式，从而构筑满足人类情感和行为需求的物化世界。设计的全部实践活动的特点就是使知识和感情条理化，这种实践活动最终归结于艺术的形式美学系统与科学的理论系统。艺术是设计思维的源泉，它体现于人的精神世界，主观的情感审美意识成为设计创造的原动力；科学是设计过程的规范，它体现于人的物质世界，客观的技术机能运用成为设计成功的保证。进行艺术设计创造需要调动人脑的全部功能，横跨于两种思维之间，因此艺术设计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系十分密切。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节约型和谐社会的理想，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科技进步在理念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也因此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还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高等艺术教育在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如何发挥，各类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如何定位，都成为需要深入认真研究的课题。

1956年创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位置是由其学科定位所决定的，因为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唯一以“工艺美术”进而到“艺术设计”专业定位的高等学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学校的发展引领了中国艺术设计高等教育之路。在今天具有高等学校本科招生资格的700余所院校中，有近2/3的院校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在艺术类全部专业中的开设率高居榜首，而且80％以上都是在21世纪之后。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认识到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50年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这样一个大课题。这是从历史出发研究本课题的唯一路径。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就会以此来确定我国高等院校中艺术设计教育的办学方针与策略，尤其是研究型综合大学中艺术设计教育的专业定位。这对于美术学院包括全国其他同类院校，无疑具有学科发展与建设的重大指导意义。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投入力量对此进行研究。今天，面对全国各类高校普遍开设艺术类专业，而在艺术类专业中又普遍开设艺术设计专业的现实，显然，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必将指引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健康发展，促进艺术设计所对应的产业发展和提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课题组2009年4月

第1章 绪 论

1.1 课题范畴和研究内容

1.1.1 课题来源

本研究是清华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建设课题。

近些年来，有太多的现象和事件刺激着艺术设计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他们一致的呼声就是中国的艺术教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一个需要理性分析与清醒认识的时期。对于“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驱使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的动因有许多，主要可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宏观上，中国的国家整体发展策略开始转型，政府开始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加工、制造到设计、研发，从复制、跟随到创新、领导，这样的转化是必然的，也是亟须的，这样的产业政策是国家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高等教育政策方面也开始强调素质型、能力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种宏观转向正是本课题研究的根本动力。

中观上，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以及艺术设计产业在最近几年里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现象。设计院校数量的激增与设计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设计从业人员整体数量的激增与设计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化，设计相关经济总量的激增与单项设计服务的廉价化，这样的对峙现象，如同摊大饼一样——使得设计教育在变大的同时变薄，失去了厚度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强度，表面的壮大掩饰不住内在的脆弱。这是课题研究的现实环境。

微观上，1999年底，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2006年11月，清华美院庆祝了建院50周年。学院这50年的发展与变化见证了中国艺术设计行业的发展与变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去发现未来，这是本课题研究的直接导线。

1.1.2 研究目的

本课题主要针对高等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模式、问题以及发展策略进行研究，以便准确界定艺术设计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明确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关系，从而指导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在不同类型大学中的教育方针，并确立相应的学科定位与专业设置，在此基础上制定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调整招生政策与课程体系，确立正确的就业导向，从而影响国家制定系统合理的艺术教育和产业政策。该课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①艺术设计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系；②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专业的战略定位研究；③艺术设计相关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为此，我们先后深入调研了四所艺术设计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中国美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当然还有课题小组所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第一个子课题为：艺术设计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系。在已有的文献或专著中，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基本没有详细论述；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把它列入美术或艺术教育的范畴，当做科技人才培养的辅助方法之一而存在；或者将艺术设计行业仅看成为了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的行业，艺术设计院校只需负责为国家提供这方面的人才而已。这些认识都显然只看到了艺术设计教育“功能性”的一面，并没有理解行业和教育的本质。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说明如下几点：①艺术设计及教育不仅是一种专业教育，更可成为训练青少年思维、培养良好工作方式的途径；②艺术设计是一个跨越文理科的专业领域，要求学生和从业者有更全面的知识、思维和工作能力；③从艺术设计专业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一个观察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状态的绝好视角。

第二个子课题为：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专业的战略定位研究。伴随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事业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高速发展。扩招不仅带来了全社会对艺术设计教育的关注，也引发了质量保障的危机。抛开表面的繁荣，我们不难发现，大众对设计的理解还停留在“装饰阶段”，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艺术设计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高考的捷径。从学科内部来看，艺术设计学科远未成熟，招生制度、课程建设、师资建设等诸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日益显著的国际化竞争的压力与挑战。这些问题促使我们认识到，艺术设计学科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为应用型学科，设计教育必须与产业市场保持密切联系，保障学生的就业需求，为国家输出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设计教育过度职业化的危险，避免专业越钻越窄的局面。提高我国的设计竞争力，需要大量创新型高级设计人才，设计教育要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正面推动作用，就需要更加广义地理解设计的含义，把设计学科设置在更加广泛的学科背景中，真正地实现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的多学科交叉，拓宽人才培养的路径，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此意义上，为设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更加合理的教育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个子课题为：艺术设计相关产业发展策略研究。本子课题研究的主要重心是艺术设计相关产业发展策略。通过对中国艺术设计相关行业中设计人员就业关系（以建院50年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典型案例）的研究，以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体现的比较为线索，探索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设计相关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可能性，在政策和策略两个方向上提供研究成果。

本子课题主要研究设计师与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一方面，到底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能力，才能获得专业上的发展与相对成功；另一方面，怎样的环境，或者说土壤，才能使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为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提供策略，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化，教育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1.1.3 课题研究意义

首先，这项研究对于我们改进设计教育模式会有所启发；其次，研究结果对于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以及设计的产业化发展有借鉴意义。

教育“生产”的“产品”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术与能力的“人才”。可是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看人才市场的需求，如果现在市场需要的是高级厨师，而我们只培养了初级做饭者，如果市场需要的是具备创新能力的设计师，而我们只培养了一丝不苟的绘图员，那就是生产与市场的脱节。因此，在谈论艺术设计教育应该怎样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当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设计人才。当前我国的设计教育颇有“大跃进”的形式，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结果就是生产了许多并不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残次品”。如果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上升期，经济结构和模式还有待调整，中国的当代文化尚未成熟，大学教育改革仍处于摸索阶段……以人才适应市场的思路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

仅仅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还不能保证高水准的创新设计涌现，还需要适宜的社会土壤滋养以及良好的产业环境催化。在最好的情况下，适应人才市场需要且符合设计专业规律的大学教育也只是出产了一块块“好钢”而已，这块好钢是否能被锻造成锋利的宝剑，还要看环境这个大熔炉，合适的温度、不断的锤打、淬火都是必需的过程。如果某个时代某个地区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设计大师，那么除了他的个人才智和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之外，还应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寻找线索，比如文艺复兴与达•芬奇的关系、德意志制造联盟与贝伦斯的关系，等等。

因此，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具有意义：一是艺术设计教育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人；二是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应该工作、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才更有助于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以及政府、产业如何建立这样的良好环境。

1.1.4 课题范畴

一个优秀设计的出现、被推广以及被产业化，并且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来自个体的能力、智慧；一是来自环境的催化与培育。我们把这样的两个方面设想为设计师取得专业成功的“两条腿”，一是来自个体内在的；一是来自社会外在的，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个体的内在因素，除了先天性的一些因素以外，教育也是关键的过程。教育是个体掌握专业知识与才能的过程，也是个体进入社会之前的过渡阶段；同时，教育也是外部观念、知识、能力、方法的内在化。抛开天赋不谈，教育对于提升绝大多数人的专业能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人是通过教育实现专业化的。

因此，本课题主要研究的内容就是上述的三者——个体、教育、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个体需要怎样的知识与能力才能取得专业上的成功？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催生创新性的设计？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教育该如何调整自身的观念、定位、制度、方法，以生产更多不同规格的创新型人才？

1.1.5 专项研究的主要内容

专项研究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部分探讨了艺术设计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原动力是文化创新，艺术设计教育应在此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②艺术设计学院在社会整体发展和学院发展中，正面临哪些难题，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来应对；③在多元化时代和多元化大学中，国家承担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重大了，这既来自国家的要求，也是民众的要求。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艺术设计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历史回顾；②新世纪艺术设计院校的改革之路；③国际化视野下的比较；④影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未来发展的几个方面；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教育体系；⑥当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策略研究。

第三部分则从艺术设计教育与艺术设计行业的关系及二者发展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而且这也是专项研究三个主要部分中，调研数据分析最为深入细致的部分。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调研情况的说明和初步分析；②从行业和个人两个角度探讨个人、行业和教育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③从社会大环境、设计师个体和学院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和补救措施。

1.2 术语界定

人文概念大多显得宽泛，内涵模糊而外延广大，它们大多来自西方（或经由日本），并且在穿越时空的旅行与迁徙中，早已与原初的意义有很大不同。这就造成我们可能使用相同词句讨论着某个话题，而我们各自所指涉的却是不尽相同的范畴。所以几乎所有的人文类问题的探讨都必须从对术语的界定开始。本书当然无可避免地要在论述中经常使用“艺术设计”一词，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则是整个课题研究的根本目的。为了避免造成概念上的认知错位，有必要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1.2.1 艺术设计

我们这里所谈的“艺术设计”指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design，以区别于纯粹工程技术领域中的“设计”，在中国它以特殊的组词方式出现，并作为官方的、法定的专业表述方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容易被误读的引进词汇。它先被设计业的前辈们引入，随着专业的发展和艺术设计教育的日益正规化，艺术设计在教育界中的范畴界定已与其学术和专业范畴有很大的出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了新版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份目录是在1990年10月的老版本基础上，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整理修订而成的。在这份目录中，其实并没有“艺术设计”这样的名称，而只有“设计艺术学”。这份目录将国家所授专业和授予的学位分成了如下十二大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其中在文学门类中包括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而艺术学中又包括八项二级学科：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显然这份目录中并没有“艺术设计”这个名词，而使用了“设计艺术学”。更让人奇怪的是，“艺术学”被纳入“文学”这一大门类之下，这与一般所说的“艺术”和“文学”的范畴有明显不同。我们无法得知当初设置这份目录及层级的确切原因，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由于专业“级别低”而导致的艺术设计专业和院校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更宽泛地说，被列入“艺术学”的几个专业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经济、文化还是国际影响上来说，都如此。只能说，现行的教育学科设置体系的确显示了对艺术设计的轻视，从而使艺术设计专业的发展有举步维艰之感。

我们今天在理论体系中谈论的“艺术”观念是建立在西方的或西方化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艺术”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轨迹。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艺术的理解跟今人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艺术的概念还等同于“技艺”（technê）一词，是一种特殊的、有用的技巧，意指木工、铁匠、外科手术等技艺或专门的技能。这种具有含混意义的艺术概念一直持续到18世纪。18世纪初，艺术的概念被逐步“纯化”，即艺术与工艺技术概念的分离。在那之后，西方的艺术特指音乐、绘画、诗歌、舞蹈、建筑、雕塑六大门类表现“美”的艺术。从那时起，艺术便与“实用”分离，与“美”联姻。

关于设计概念的起源，持广义设计观的人倾向于将设计起源追溯到原始先民第一次将两块石头互相敲击来制造石器的时代。不过若从学术角度来说，这种解释很牵强，毕竟那时的设计范畴无论从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难以分离开来，我们自然也就欠缺一个深入讨论的平台。而持狭义设计观的人，认为设计始于工业革命之后，因为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职业化设计师出现。这是一个业内基本认可的观点。

撇开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与设计概念不谈，单就现代意义上讲，设计与艺术是非常不同的两类活动，设计师与艺术家也往往被要求具有不同的素质和气质。其根本的不同在于：艺术通常表达的是“自我”，而设计的目的则是为了“他者”。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家们只关注自己的心理感受，事实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是说好的设计师难以展示个人品味和风格特征，恰恰相反，好的设计作品往往具有设计师可识别的外在特点，同时又能很好地满足使用要求。

不过在当今世界中，艺术与设计的界限看来并不是愈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设计和带有设计味道的艺术品，在现实社会中更引人注目，比如斯塔克的榨汁器或诸多公共雕塑。对于这种现象，不同的设计师、艺术家或理论家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其实更加证明了二者的同源；有人相信这开拓了第三个领域……但在本质上这其实说明了二者发展的轨迹渐行渐远，二者的发展空间也更加广大。否则人们对这种“跨专业”的领域也难以投入如此之大的关注。如果我们找到另外的“参数”将会发现，二者似乎都在急于与“第三者”建立联系而为自己的发展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高科技。一般说来，设计更容易直接与“科技”结合，以科学的视野，使用科学的方法，采用新技术，成了当代设计的一个重要主题和工作范畴。艺术则是更多地站在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批判的角度来进行创作。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艺术往往带有对设计的怀疑和批判色彩……慢慢地二者演变成了“思考者”和“行动者”，而且日渐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加大了二者间的张力，形成一种辩证的（以西方的观点）或内在和谐的（以传统中国的观点）的关系。

我们最好把“艺术设计”仅仅当做一个标签，它的所指就是现代意义上的design。我们强调设计与艺术的专业差异性，强调设计本身的独特性，目的是指向设计教育。

1.2.2 “人文学科”和“人文科学”

为什么本书要把讨论重点放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中呢？毕竟当代艺术设计的知识基础涵盖面很广，事实上它的确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个领域，而且这还是艺术设计教育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基础。这种选择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虽然艺术设计的实践过程的确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但其本质属性仍为人文学科，它对人、社会、自然、科技等关系的考虑和探索，是这个行业最有价值的方面，也是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第二，艺术设计教育还应更遵从教育的普遍规律。既然本书的重点放在了艺术设计教育方面，其与整个教育的理想和追求就应是一致的、合拍的。而人文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位置。

1.2.3 “创新”和“创新型国家”

创新理论形成于20世纪。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管理学教授熊彼特1912年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他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从未有过的组合。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第一次把创新引进管理领域，有了管理创新。他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发现原来广义的、抽象的“创新”通过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联姻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因其能在经济上带来收益，在工作方式上影响人们的活动，在思维模式上对习惯造成冲击，进而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创新”也便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经营创新、技术创新、教育创新、分配创新，等等。这是我们今天得以讨论创新及创新型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自主创新”是相对于引进、模仿而言的一种创造活动，即创新所需的内核来源于体系内部，是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的思考、分析、判断、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的成果。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倡的“自主创新”主要是针对经济、技术领域的，但又不应当被片面地理解为技术创新，还应包含哲学社会科学层面的创新、管理体制与政治机制的创新等。它应当涵盖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没有自主创新，我们就难以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国家尊严，甚至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相较于自主创新的成果，我们应更重视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当然，自主创新不等于“独自”创新，创新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孤立的条件下完成，自主创新不是要求事事从头来，样样自己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需要开放——开放的心态和胸襟，开放的眼界和胆识，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开放的社会人文环境。

我们这里谈到的创新大致包括三种形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分类方式和名词的使用借用的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应用到人文学科中，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适用范围。

原始创新是指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原始性创新设计。原始创新是创新中具有战略突破性的活动，它是一种超前的思维挑战现有理论和观念的重大创新。原始创新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它最终可能不仅导致学科、专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而且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或思维模式的重大变革。

原始创新的主要特点是：（1）革命性与继承性——原始创新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革命性。原始创新既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思维成果，又是打破前人成果基础的思维创新。（2）连续性与广泛性——在对客观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不断认识、挖掘的过程中，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原始创新成果，其中既包括对自然现象发展规律的研究导致的发展、对技术探索导致的发明，也涵盖了对社会现象的总结而产生的观念变革和组织活动创新。（3）综合性和风险性——原始创新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一就是对现有体系的“创新”，可能是思想体系、行业体系、行政体系等，往往涉及学术、行政、人等方方面面，而且其影响所至之处也并不局限于某一确切的范围。创新活动蕴涵着巨大风险。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不是所有的创新活动都能取得预期成果：有些创新须经历千锤百炼，有些创新则始终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媒体中或书籍中总是记载着那些成功创新的动人故事，对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却鲜有关注。是时候反思一下我们的当代文化和民族传统是否鼓励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了。

在科技创新领域中，集成创新是指将已有技术、已有知识产权（如有效专利）和部分创新技术，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新的创造性方案的研发行为。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知识集成；二是技术集成；三是产品集成；四是信息集成；五是人力集成。集成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把各个已有的技术单项有机地组合起来、融会贯通，构成一种新产品或经营管理方式，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集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集成创新的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种要素，更多地占有市场份额，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分析、借鉴，进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

事实上，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似乎更适用于人文学科。因为人文学科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很难有像自然科学那么明确的边界，不同的观念和理论总是相互影响和撞击。研究者和从业者便总是在这种相互的碰撞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艺术设计行业和理念似乎更能说明这两种创新模式。人类的设计似乎都来自某个“原型”。这个“原型”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功能要求，还可能是观念和理论。设计理论家和设计师们便总是在诸多原型中寻求各自的原点和归宿。

创新型国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新型国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而广义的创新型国家则是指整个社会结构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全面进步。不过，我们在阅读一些相关文章、文件时，会很容易发现：目前的一些流行指标，其实指的都是狭义的“创新型国家”。事实上这不仅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更可能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观念和社会实践引入误区。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对广义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讨论上，同时我们也认为建设广义创新型国家，才是我国长期发展的动力。

创新型社会由创新型组织和创新型个体构成。创新型社会强调人人具有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人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勤于创新；社会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核心是培育创造性人才。简言之，这是对中国社会风尚的一次洗礼和重组。

从整个文化体系、整个教育制度来看，我国还远没有形成适宜提升公众科技素养、培育公民创新意识的文化环境。国家正在号召全社会对创造发明者要多一分关心、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这说明建设创新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头脑的革命，也是心灵的革命。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种所谓宽容的说法，其实本身就对创造者持有偏见，或者说是一种长期无法接受新鲜事物、人物的直接反应。

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大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工作内容。其中一项就是要求建设创新型大学。事实上进行教育研究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提法有些多此一举，就如同说我们需要“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我们必须明白这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性的语言。高等教育中的“创新性”一直是必需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如此。但是只将建设创新型大学的重点放在“研究型大学”上，恐怕有失偏颇。就是说，我们应将目标定位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上，而对大学创新能力的追求应该只是一条重要途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型大学应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智力成果，但这是与学校的社会功能相关的结果。

上篇 艺术设计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系

第2章 创新型国家

2.1 文化创新是原动力

不可否认，建议创新型国家的最现实切入点在于技术层面，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经济层面，但若要满足于此，恐怕不仅是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解有误，也最终无法保留技术创新的成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文化创新才是原动力。

2.1.1 技术在近现代社会中的胜利

1.技术在近现代社会中的胜利

通过控制自然和所有人类活动而将共同的人类理性有系统地运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这种运用便是技术。虽然许多技术成果看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往往需要以科学理论或社会需求为先导。技术不仅是一种智力推测或者理论模式，而是可以被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知识。另外，我们还发现那些散在的“技术”因没能进入社会生活，往往并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技术史的研究范畴主要是那些能够被其他人作为工具、加工过程或者工作对象而使用的理性系统。技术活动具有帮助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能力。

在“追求社会发展”成为所有社会的共同目标之前，大多数人类社会并不重视技术，而是更看重其他价值，如怎样与自然协调，如何保证社会仪式不出差错，或者如何保护现有的权力机构等。从真正意义上说，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才担负起了支配性作用。由于在近现代社会中，技术被认为与科学直接关联，而科学又拥有极高的声望，更何况技术有其明显的实用性，因此技术在当代社会价值中也享有崇高地位。现代社会犹如孵化床，孕育了对其发展影响最大的那些技术。

科学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为，西欧在历史上出现的某种特殊环境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自然力量所发起的挑战是面向全人类的，但并不是所有社会体系都会因此就求助于技术的改进，而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西方社会却接受了（或者说孕育了）技术思维，并且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当然手段。这无疑是一种特殊反应。即使我们未假设西方对自然界挑战的反应异乎寻常，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以技术思维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不多见，并且这也只是在近代才发生的事情。因此，这种以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思维模式和发展观，带有极强的西方文明特征。

现代技术在全球的传播所带来的趋势是，所有社会将按照西方社会特有的效率、理性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而建立标准的“存在合理性”。而此前的不同人类集团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的存在逻辑。于是在不知不觉或者有意无意之间，西方的发展观和思维模式随着技术的无孔不入而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现代化指的不仅是建立工厂，而且是关于工厂的全新观点，无论这些工厂以前存在与否。这种“存在的合理性”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在一些原先并不支持技术思维体系的社会文化中，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

在现代社会里，技术已经代替自然成为评判何种事物是否可行的标准。对很多人来说，技术已成为度量可行和不可行的重要标准参照物，有时还是唯一的标准。于是现代人所敬畏的是技术而不是自然。在一些“发达”文化里，赞扬技术和通过称颂技术在艺术、文化和社会崇拜中的作用而使技术合法化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强迫症”。

技术在转移过程中，也绝不是“中性的”，而总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毕竟，技术不是免费品，而是一种经济商品，只出售给那些愿意花钱购买的人，而未必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发展在本质上是围绕着三个重要因素所作出的道德上的选择：舒适生活的标准、公正社会的基础、对待自然界力量及技术时所采取的立场。任何一个国家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及其技术政策肯定与其价值选择有紧密联系。

在我们的主流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强调近现代科技之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苦难和独立，具有如何重要的作用。自然而然，这使得生活于这一话语体系下的大多数人愿意相信：技术是友好的（至少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难题……这种只强调事情一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其实掩盖了技术那些可疑甚至可怕的方面。它最终掩盖了一个真实的“技术世界”。

2.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技术

技术在四个方面影响发展：它是创造新财富的主要资源；它是允许其拥有者以不同方式控制社会的工具；它对决策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对富裕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形式有直接的影响。

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能够被视为“资源”的社会内容激增，它们甚至包括创办企业的才能、多种多样的市场销路以及谈判技巧等。今天我们谈论的个人或国家的创新能力，其实也成了一种“资源”，而且是愈发重要的资源。技术的延续和创造都成了一种经济活动，对应市场供求的压力。技术成了资源，因为拥有技术的人被认为有能力拥有金融资本和其他资源。由于有了技术，我们还可以制造出很多自然资源的替代品。

技术也常被利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如果技术丧失了这种特征，我们也便无法理解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技术进步的种种努力了。技术权威们往往故意使用一些莫测高深的专业术语和符号，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实施控制权。如果知识是力量的话，那么冷僻深奥的知识显然便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力量。这使得技术拥有者们感到自己有如原始社会中的巫师一般，具有“通灵”的魔力。而且当技术精英们与政府合作——通常双方都乐于如此——技术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也便合二为一了，成为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政治决策中，而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比如现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专家点评”现象就是如此，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将专家们的话奉为金科玉律。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使社会走向“民主”，而可能形成一种更为分散的“独裁”，一种以某种技术知识、学识范畴为中心的独裁。如果我们相信，只有在“专家”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得到正确决策的话，那么关于民主参与的讨论都会成为无聊的说教。

技术更方便那些具有强烈欲望的人作出决定。由于有了技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生产新的产品，甚至创建新的生产过程和新的系统。但技术既不会创造对优秀决策起重要作用的几个因素，甚至也不会容忍它们的存在，比如情感、对社会正义的关心、直觉等。由于决策的制定过程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我们便看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出现：那些有强烈权力欲望的决策者会取得强大优势而凌驾于那些主要关心社会公平或者人类情感的同僚之上。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厂商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控制消费者，这在电子产品的设计和销售中尤为明显。那么设计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现在重提设计中的“左派”可能恰逢其时。

技术给人类心理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是：它剥夺了社会及其成员的生活意义。而且越是处于所谓“富裕”社会中的人们便会有更广泛的在生活中“迷失”的感觉。迄今为止，由文化系统所支撑的生活意义并不能被技术所代替，但技术的确可能让更多人远离这种意义。

不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贫困的、虚弱的、无力的人群或国家时，我们发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唯一有效方法，还是技术。任何人类美好愿望或社会观念的说教，都不具有技术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价值。这也就难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国家在重要的决策领域听人摆布的原因是科技落后。因此，寻求现代技术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原因，同时还希望以此减少技术先进国家对自己的控制。这也是许多中国的决策者和大多数民众所持有的观点。

3.技术与科学的分野

人们往往相信技术是科学的“成果”，科学也能为技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没有科学的发现，便没有技术的发展。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文化背景中，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但在人类历史的更长时间中，这种说法未必完全正确。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完整意义的“科学体系”或“科学理论”，而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回想一下中国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技术成果，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的更长时间内，在许多文化中，技术的实践和发展往往先于科学理论和体系而存在。所以科学的发现并不能为技术体系由潜在向现实的过渡提供解释，至少这不是一个绝对化的过程。技术发明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科学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即使是一种“应用”，它也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应用，它具有和科学完全不同的逻辑。

技术发明的逻辑有其特殊性，勒内•博瓦莱尔称之为“扩散理性”。所谓理性，是因为技术的运用遵循因果关系这一理性原则，它既改造现实又属于现实。但是这种理性又是“扩散”的，尤其是和科学的理性相比：由于技术的发明并不受一个先于应用的理论程式的引导，所以它是经验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断言，技术发明的行为纯粹偶然，因为技术发明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通过转移来实现的，即根据类比的原则，将一个技术体系中的运行结构移植到另一个技术领域之中。技术发明具有一种组合特性。技术创新的目的性总是比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的创新性显得更具体、更实用。

技术体系和技术思维可以是松散的、发散的，而科学思维总是被要求具有理性的、体系化等特征。技术发明通常是有明确目的性的，而科学发明和科学发现则未必如此。科学史一再告诉我们，许多科学发明和发现都不是有意为之，或者意不在此的。而且对许多既有的发明和发现，最初人们并不清楚它们到底能给技术世界、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技术发明通常是以明确的现实目的为出发点的，而且以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作为衡量其是否成功的标尺。至于其成果能否被其他的技术发明所使用，则是下一个技术发明过程应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科学与技术最大的区分还在于：科学本身就是文化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技术往往需要通过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产生影响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人文思想的一部分。科学的发展往往预示着思想的解放或作为其结果而存在。而技术对人们的影响往往必须通过进入社会生活或日常世界才能达成，相对来说更具有世俗性，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更紧密。

研究科学技术史后，我们发现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原本并不那么紧密，而是欧洲的理性时期之后，随着世界的发展，二者才被愈发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的。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不仅更有效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人类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融合。虽然从现实角度看，技术的要求和发展往往是首要的目的，科学只是被要求不断地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但就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而言，科学必须被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否则人类社会便会沦为物质驱动的奴隶。

古代的中国社会有着丰满的技术体系和相对单薄的科学架构。这个现象支持了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的观点：科学体系与技术体系的发展并不必然一致。不过，我们还能从近代世界史中找到其他例证：英国在1850年之后，工业发展日益落后于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例子，应该更能说明问题。

在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化一般是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的，科技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必需附属物也得到了根本提高，因为那些希望赶超英国在工业界领导地位的国家认识到科技教育不可或缺。相比之下，英国早期进行的工业化没有借助于国家的直接参与，而是在一个自由发展的框架下取得了成功。这样辉煌的工业化开端对英国技术教育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早期工业化对技术的要求较低，传统方法足以应付。这使人们认为没有必要让国家参与到提高技术能力中来，甚至当时英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干预肯定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二，英国早期工业扩张的成功鼓励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的蔑视，当后来经验知识和经验方法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时，先前的自傲便给英国人带来了麻烦。

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科技教育方式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当时的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霍布斯鲍姆写的：“19世纪下半叶主要的技术发展本质上都是科学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与发明有关的最起码的有关纯科学的最新发展的知识，较一致的科学实验和测试手段，一条在工业家、[1]技术人员、专业科学家及科学机构间的较紧密的联系纽带。”英国所欠缺的正是这条联系纯科学及其应用的纽带，简而言之就是技术教育。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一缺陷越来越明显。

在此，我们必须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野有更清晰的认识：

第一，科学与技术的思维和追求目标不尽相同，相应地二者要求的工作要素也不尽相同。总体说来，科学更注重理论的完整和论证的严密，具有更强的精神和文化属性；技术思维则更发散，并不必然要求完整的理论建构，与日常生活，特别是物质世界的联系更紧密。

第二，二者的兴盛繁荣时间段和影响范畴未必完全一致。以科学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经验，也的确对国家和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将科学、技术和市场等因素连接起来的经验，更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成果。

第三，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未必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大多数人对技术的希冀高于对科学的热衷，甚至还可能把对技术的要求错误地理解为对科学的追求。这使得在意识形态层面科学与技术进一步分野。这完全可能使得资金的流向、人员的投入、舆论的关注等，更有利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科学。

第四，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观绝不仅是技术的知识来源，它在本质上更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或前奏。一个头脑清楚、有长远眼光的民族绝不会将国家的发展重心只放在技术发展上。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办法并不能让我们国家的文化更有活力、更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科学的发展应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动力。这也是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然要求。

2.1.2 技术是价值观的携带者和摧毁者

1.技术是中立的吗？

人类必须屈从于机械的苛刻逻辑吗？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创造者呢？这是关系到工业文明前途的最终问题。假如技术是中性的，那么它的巨大而且常常是令人烦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就只是进步中偶然的副效应。当前，围绕着这些副效应是否超过了技术的益处这一问题展开了许多争论。持续进步的拥护者们以“理性”作为他们的同盟，而反对者则为了维护“人性”而反对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这就促成了支持和反对技术的斗争。在最高层次上，公共生活包含有关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的选择。现今的这些选择逐渐以技术决策为中介。人类是什么和将会变成什么不仅取决于政治家的行为和政治运动，而且也取决于我们工具的形态。因此，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的决策。现代技术跟中世纪的城堡或万里长城一样，都不是中性的；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工业文明的价值，特别是那些靠掌握技术而获得霸权的精英们的价值。

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两种对资本主义的相关批判。这两种批判分别为“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但后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收入的连续性掩盖了明显的权力不连续性：私人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与工人同生产方式的“分离”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劳动过程中工人从属于财产所有者密切相关。

研究劳动过程的理论家们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本质描述为“去除技能”，即自主的手工艺劳动的解体。去除技能的目标就是将工作简化为很快能学会的机械步骤。尽管引入对技能的去除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它所影响的却不仅仅是经济，同时还影响到了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它是在工作场所和全社会中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提供基础过程的一部分。它也在本质上割断了工业化、现代化了的人类历史与之前人类历史的连接纽带。

只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限制了每一种工作相关的智识范围，资本就成了生产的“主体”，成了这一生产过程的真正来源和统一体。工人因为逐渐丧失了掌握生产过程的能力，而愈发导致文化上的无力。而这种无力正是资本主义霸权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

技术工人具有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但是机械化却将这种知识转化为一种被他人所占有的客观力量。因此，机器工业中工人对劳动条件的从属看起来就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技术应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霸权就通过技术形式被彻底地贯彻了。随着劳动者变成仅仅是一种已经现存的、生产所需物质条件的附属物，劳动过程中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组织第一次获得了技术上的和明显的现实性。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个熔炉，资本家和工人在其中各自作为一个阶级而得以形成。资本家获得了对生产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力。作为集体劳动者的代表，资本家有权实施出于自身考虑的工作计划。随着逐步重新设计的工作提高了劳动人民的依赖性，这种自由支配的权力随之提高。资本家通过以集体的名义在协调集体活动中所实施的权威和在给集体成员提供工具和设备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等级地位。资本家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再生出自己领导权的操作自主性，而这种领导权本质就存在于这些活动中。因此，集体劳动就成了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整体通过其中一部分人的活动统治了整体的组成部分。

劳动人民的技能和知识是社会的文化基础结构，它与生产的机械化基础结构是相互对立的。现代工业本质上需要劳动的变化、功能的不固定和劳动者的普遍机动性。经济生活的“新规律”随着新技术而出现，这种规律要求劳动者适应不同的工作，因此就要求劳动者各种能力的尽可能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所需要的正好与此相反，它需要的是束缚于高度特殊化工作上的无知的和驯良的劳动力。这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必要条件与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固有的社会特点之间的绝对矛盾。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甚至直觉、感受等，不仅是生产中必需的，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生产模式意味着社会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的相应变化。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和消除劳动力，它们来自制度本身。从事琐碎工作的工人由于终身从事同一种单调操作而丧失了劳动力，并因此降低为仅仅是一种“人的碎片”。

必须说明的是，当我们引进西方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和机器设备时，其实也将这种“绝对矛盾”引入中国社会。大批工人的下岗，及其未能“与时俱进”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基础上，这种矛盾还可能会愈发明显。

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而是同时考虑到了劳动关系和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并且认为两者都依社会利益而定。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改变生产机器而不仅仅是对机器的管理。中国当代社会还应考虑机械化大生产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要求，重新设计生产流水线和管理模式过程的本身，可能就是抵制外来侵扰或更深刻理解“自我”和“他者”的过程和结果。

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因为技术很难与其所处的应用情况完全分离。说技术的“不良应用”可以指下列不同的问题：①应用特定技术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特定技术是如何被应用的；③在设计这些技术中应用技术原理的方式。生产过程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也构成了从事整个工作过程的具体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阶级权力的要求，但对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构成了一种威胁。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到底是马克思的观点，还是被误读了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技术只有其服务目的的差异，那么就不存在由这种技术方式而引发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的巨大改变，中国的封建朝廷当然也根本不必敌视现代技术。中国传统技艺的退却过程，其实就是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如果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指政治制度和经济生产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慎重地使用其成熟的生产过程而尽可能抛弃其制度的硬壳。如果我们将从业者、管理者的生活内容也加入考虑范围的话，发现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技术的发展是由资本的社会目的所促成的，特别是由维持劳动分工的需要所形成的，而这种劳动分工能够安全地将劳动力置于控制之下。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追求平等，但在生产流程设计上却并不如此，越是技术程度高的领域，男性的、等级森严的、独裁的色彩越浓厚。社会生活中追求的民主化更像是对这种高度技术化过程的一个补偿。

技术的进化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是根植于利益和社会力量。这个结论同样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的技术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执政者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技术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但在启蒙时期的这些技术革命的倡导者或参与者，几乎都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国”的愿望，也往往都抱着“强国富民”的理想。现代化和工业化在中国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个典型的遭受外力冲击之后的自我嬗变过程。技术的“功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能推广科技救国的理念，将技术描绘成“中立的”，或者说任何国家只要掌握了这样的“武器”即可日渐富强，便成了最鼓舞人心的美好画面。

2.人们为什么相信技术的中立？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理论形式入手，它们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

工具理论提供了一种最广为接受的技术观。它建立在常识观念的基础上，这种观念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容。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实质价值相关联。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技术被看成与政治也没有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这样，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关系。转移技术看来只是取决于转移的成本。

技术在社会政治中的中立性往往来源于它的“理性”特征，即技术所体现的真理的普遍性。技术所依赖的可证实的因果命题看来不仅与社会和政治无关，而且它们像科学观念一样，在任何能想象出来的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它们的认知状态。因此人们期望在一种社会中有效的技术在另一种社会中也同样有效。这其实在潜意识中，还是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的、同源的和均质的了。因此，技术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应用到不同的背景中。

不过这种工具理论似乎只关注了技术的一个方面，而忽视技术得以存在发展的更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生活的内容都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要实现环境的、伦理的或宗教的目标等是要付出代价的，必须降低生产效率。按照这种解释，技术领域能被非技术的价值所限制，但不能被这些非技术的价值所转化。于是技术的快速推进就与既有的伦理、宗教、习俗等形成了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

无论技术被解释为“中立”的原因为何，总之，披着“中立”的外衣，人们就可以想入非非了，以为自己的所有理想都可以使用技术手段来获得。这可能是人们愿意相信技术之中立性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仍有少数的观点否认了技术的中立性。因雅克•埃吕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而闻名的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世界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这个体系具有一种扩张性活力的特点，它将最终侵入每一块前技术的飞地和从整体上塑造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因此，总体的工具化就成了一种天命，我们除了退却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回归传统或简朴才能提供一种对进步的盲目崇拜的替代形式。这种观点其实已经暗含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的“铁笼”这一悲观概念中了。埃吕尔认为不管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技术现象”已经变成所有现代社会的明显特征。他断言，技术已经变成自主的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正在无情地压垮我们，我们正在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转化为“持存物”，即在技术过程中被动员的原材料。

问题不是机器已经“接管”了一切，而是在选择使用机器时，我们承担了许多没有意识到的义务。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是技术的“实质性的”影响。

尽管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有很多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一方面，假如技术仅仅是工具——与价值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设计就不是政治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技术是一种统治文化的手段，那么我们注定要么将技术朝着“反乌托邦”的方向推进；要么退回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改变技术：在以上所有理论中，技术是一种天命。以技术形式出现的理性超出了人类所能干预或修正的范围。

当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定义“现代性”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概念的领域。在这种概念领域中，一些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中存在的特性被迅速放大，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特性，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了。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这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颇有弦外之音，因为这意味着每一种建立新型现代社会的企图，都不得不迂回到先前的道路上来。

技术决定论是建立在以下两种论点的基础上：第一，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技术进步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按照相同的道路发展。第二，社会组织必须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根据技术“律令”的需要来适应技术的进步。这种适应执行了一种潜在的技术必然性。按照这些假设，所有社会都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被组织起来，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欠发达国家的楷模。文化在塑造技术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不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只能按照一条固定的路线促进或者阻碍进步。技术似乎是将自然的规律应用到生产问题中，而这种应用就像天体的运动一样独立于人的意志。一些科学的光环就能转移到依赖科学原理的机器中。自然规律的铁定必然性就被曲解为技术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并由此曲解为整个社会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意识到：追求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可能使我们有意地忽略了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危险性。这种技术决定论还隐含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逻辑，如果不加取舍，我们将会被看起来中立而无害的理论带入歧途。

决定论不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所独有的，它与今天的绿色运动联系最紧密，但是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威廉•莫里斯最先对比了“有用的工作”和“无用的苦工”，他号召复兴手工劳动，以此作为恢复劳动者的技能和重温传统共同体美德的唯一方式。相同思路的更加精致的论点成了刘易斯•芒福德研究技术史的基础。芒福德希望劝说那些关注保持民主制度的人也能明白，他们的积极努力也必须包括技术本身。他对比了小范围内的“民主的技术”和大范围内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权威主义的技术”。如果到了今天，莫里斯和芒福德无疑都将是“替代技术”的支持者。艾默里•洛文斯在“软”技术和“硬”技术之间所做的区分与莫里斯和芒福德所确认的两极划分相符合，同时将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更新。

替代技术的理论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技术代码来指导未来技术的设计。如果我们相信技术的发展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这就是一种貌似合理的事业。然而，在很多这样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的含糊之处：是否工业技术能被重新建构，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或者是否他们像莫里斯所主张的一样，为了回归到更简单的手工艺技术而拒绝了工业技术。技术的社会决定论关注的是在工业主义的范围内的替代形式，还是在工业和手工艺之间作出选择呢？

宣称社会必须在工业与手工艺之间选择就是承认现存的工业体系是唯一可能的工业体系。很显然，这完全不同于赞同通过将新的价值融入工业设计中，从而重新建构工业体系的观点。技术形式是否必然以继替形式来演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定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这种文化的制约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从现存的现代社会中先天地总结出对所有社会都有效的结论。工业主义的内容和含义没有被我们对工业主义的经验所穷尽，因为技术含有可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实现的潜能。

3.技术是价值观的携带者和摧毁者

当代西方技术体系中嵌有四个基本的价值：

第一是对待理性的一种特别态度。在西方的技术界人士看来，“有理性”是指将每一种技术过程先看成一个问题，随后可以将其分解、组合，可在实际中操纵它，并可以对其结果进行度量。在现代技术背景下，人们的认识论已被彻底改变：能证明性（最好是可以反复证明）代替了真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古老传统中所谓的真理不屑一顾，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被反复证明，比如是否应该追求人类的共同幸福，人与自然该怎样和平相处等。西方技术对待理性的态度已流行日久，但其实这是一种已经简化到变形了的“理性”。

镶嵌在西方技术中的第二个价值是其有关效率的独特观点。任何考虑到效率的人都会作出关于比较什么和排除什么的判断。在计算效率时，有些因素被认为是“外因”；另一些因素则被认定为“内因”。使西方技术得以生长成熟的西方社会经济系统决定了工厂必须按照获取最大利润的计算方式来对产品数量进行计算。因此，从逻辑上说，重要的，但无法纳入计算体系的社会价值就被有系统地排除在外，归于“外因”之列。处于这种思维底层的是一种“机械”心态。大部分非西方社会在进行如农业、狩猎和捕鱼等“经济”活动时，仍然将宗教、宗族、审美及娱乐价值等计算在内。而以工厂化生产作为基础的“现代”生活逻辑则将这些价值观看做“外因”，把经济逻辑粗暴地应用于社会生活，所有“外因”也便成为次一级，甚至可以被忽略的内容。如果没有清楚地了解这种差别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在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成果时，我们到底抛弃了什么。

西方技术的第三个价值是，每当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出现重大事件，“技术体系”总是以解决问题的面孔出现。技术的兴趣在于解决问题，因此它讨厌久而不决的思考，也不大乐于与自然融洽相处。同时，它还讨厌在有问题出现或预见问题将出现时有人所持的漠不关心、被动消极或者听之任之的态度。当这种价值观内化到国家文化中时，我们也就时常看到技术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对他国内部事务进行“技术干预”，或以技术价值驱动的政策干预。

技术所携带的第四个价值是它对宇宙所持有的普罗米修斯般的独特观点。对技术界的专家来说，自然力量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被利用和操纵的对象。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与自然界和自然力量有某种协调关系，而且努力减少对自然的损害。

当然，近现代技术的发明者们未必都是故意要摧毁先前存在的价值。他们公开的目的仅仅是要以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按照与以往不同的数量与质量标准来创造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然而，作为发明者，他们无法避免与现有的价值发生冲突。更糟的是，他们打破了那张旨在维系前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脆弱网络。在传统社会里，工作是一种宇宙行为；而在“现代”社会里，工作则有其专门的功能。

一旦这样的联系被打碎，受影响的社会必须在下面两者之间作出选择：①继续坚持古老的价值体系，即使这些价值与不断在日常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行为标准相矛盾。由于新行为带来严重的社会认同难题，改革要么会被彻底拒绝；要么会被不加批判地完全接受。这两种反应都会带来有害的影响。“过渡”社会处于一个价值体系被打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所珍惜的意义系统每天都要受到新的行为规则的挑战。这大概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阶段。②在意义价值和新的行为规则之间创建一个新的联系。但在短期内，这样的构想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西方的技术发明者没有提供这种有效联系的蓝本，而技术的接受者们还没成熟到能自己找到出路。在社会变革中处于危险之中的是那些最基本的价值。与对理性的不同认识相比，与效率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相比，这些价值更具本质性。技术破坏了无数社会赖以生存的关于需要与满足的规范。新的欲望的产生总比新的资源的挖掘容易得多。

技术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是，它最终将所有的价值都具体化。虽然技术将社会从一种枷锁中解放出来，但它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宿命论。就是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现有的体制和逻辑下，寻找到一种既能减少对本民族文化的伤害，又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可能。因为输出给我们技术的社会体系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又没成熟到这个程度。于是，文化便被要求解决更多的问题：只有“改造”——而且是没有先例的、创新性的“改造”——我们的文化，才能使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

2.1.3 关于新文化

1.我们能解决“技术”带来的难题吗？

在面对技术挑战时，只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才能为了推进原有的文化目标而创造一个文化和经济的封闭区域。然而，强大的国家只能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权威技术遗产才能维持自身。可以预见到的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手段颠覆了目标。民族文化精英们试图假装技术只是中性的、工具性的，来改造中国社会，当然最终“中国心灵”也被改变，目的是为了求得“国富民强”、“国泰民安”——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士人的目标。但这种“中立”又在反过来威胁精英们的权威性和现有制度的合法性。

只有一种改变了“投资”和“消费”模式的新文化才能打破现存文明的经济前提，从而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文明的变化有效地重新定义了“人是什么”，它对道德和经济进步都有影响。社会潜能同时以经济形式和道德形式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上。因为经济和伦理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所以哪一方都不能被还原为另一方。文明变化的过程建立了一种同时带有伦理含意和经济含意的新的生活方式。

一个制订国际发展计划的人士很少会把为全体民众谋取更多的平等与公允这一目标作为头等大事，即使他（她）这么想，也很难通过具体的执行步骤来保证其在操作中不变质。我们没有唯一的或者说简单的标尺来衡量什么样的发展才算“公正”，但在普遍意义上说，真正的社会公平起码包含三个因素：平等、公允和参与。如果技术迁移未能给大众带来利益的话，那是因为这些技术不是为了大众而设计的，比如目的可能是为了扩大市场。所谓“市场”，即是存在购买力的地方，它更多地存在于那些基本需要早已得到满足的人手中。我们已经从现代史和新闻影像中一次次地发现，真正需要这些产品的地区可能尚未形成“市场”。现今所进行的技术迁移方式往往只改善那些能够直接从中“得益”人的相对地位。而提高那些已经处于上层的人们的相对地位，这就意味着上下不平等被拉大了。在这个技术的迁移过程中，社会还必须付出其他代价，比如在文化领域失去自主权。这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标准化趋势而导致的，它欲使所有的产品、过程、期望、设施、工作方式、工具和整体生活方式标准化。没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正的需要，可能是我们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多年后才发现的一个后遗症。为此，我们不得不以推行“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来应对。我们通常只看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决心，但未看到背后的无可奈何。应该说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带有了文化寓意。

西方技术的传播所带来的一个显著社会影响便是生活方式的纯一化。传统的技术迁移不仅改变了观念，而且也改变了大多数人可以得到的消费品的数量和内容。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广告技术，给大众消费欲望带来很大影响，它严重影响了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事实上，人们获得的关于消费欲望改变的信号要远强过社会能够提供的价值和心理满足。这一方面拓展了“市场”发展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因欲望无法满足而导致的躁动不安。

无论是技术输出国对输入国的宣传，还是输入国自己所宣称的所谓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其实都是不可靠的。它们赖以为生的技术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是高效的，又怎么会以牺牲效率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呢？如果真的如此，这种技术本身便丧失了价值，技术的迁移也就不可能了。可见，技术迁移会给文化的独立性带来巨大挑战。只有在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不加选择地购买技术会导致文化单一性这样的危险之后，我们才能主动地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种代价。

所有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努力都集中在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人类社会这一判断上。对某些人来说，在比较好的社会里，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哪怕他们得不到更多的实际好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比较好的社会意味着人们有更平等的参与权。还有一些人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基本的目标是在维护人类自由的同时维持地球的生存。比意识形态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否将发展看成自己的追求目标，还是视其为追求这些目标而必须采用的模式。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经济才能使人们不会受到市场的左右。今天看来，“自力更生”又有了新的含意：自力更生的中心点是，依据本地的条件、价值观、传统和问题的轻重缓急而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或者改编。任何追求自力更生发展战略的国家都应当经常地评估国外现有的发展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还必须拥有一套标准用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以及使用技术的方法。自主创新不仅要学习，更重要的是思考和不断地评估。

在国家层面上追求自力更生并不是贫穷小国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独有特权。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在大肆宣扬要在几年内满足它自己的能源需求。它们这样做是因为觉得有必要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任何一个国家在与外界市场接触之中都会体验到这种致命弱点。更准确地说，在发展模式方面，在资本或者技术来源方面，它们向往自力更生的动机是希望减少难以接受的依赖形式。如果当前主要的交易形式是互相依赖、互利互惠，那么对自力更生的需要程度便会降低。相反，如果交易双方力量不均（或者说不能互利互惠），那么人们便会希望有较高程度的自力更生。

然而，自力更生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原则，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排除外来影响。另外，即使国家计划官员并未选择自力更生作为他们的主要政策，但某些领域（如工业、农业或者住宅建设）还是会采取自力更生的措施，而这一措施则会给技术选择和技术模式带来重要影响。制订国家发展计划的人士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将科技政策与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发展战略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自力更生的政策会牺牲效率；同样，高度整合虽然会改善效率，但它也是有代价的，可能会牺牲社会正义，同时导致工业过度集中或者易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这种波动不是某个国家的决策人所能控制得了的。

在解决技术带来的难题时，“技术创新”看来是不错的，可能也是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我们当然不能把所有注意力都只放在“技术创新”一个方面，否则我们的国家特征和民族文化将沦为西方技术逻辑的附属物。相对而言，技术创新的成绩较容易度量，但文化创新如何评价呢？又怎样将创新与利润挂钩呢？我们很清楚许多在当时不容于世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后来被认为是传世之宝，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就认定其与“发展”和“进步”是一致的呢？事实上，文化上的创新在更大层面上不是靠“评价”能推动的，一个相对宽松、适宜的环境，任其自生自灭，最终由历史来判定，才是最根本途径。当然，任何国家对于艺术、文化都会有相应的政策或经济补贴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但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不能撼动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而只是做一些丰富、拓展的工作；第二，不能以急功近利的想法开展工作，尤其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可以“买”来伟大的艺术品或艺术家，我们常说真正的文化是“无价的”，另一种更实际的说法是，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购买的”。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创新”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那么一些看来与这个目的并不直接相关的领域是否需要创新？这里是不是暗藏着一个所谓的“创新等级”，将非常明显有利于这个目标的领域排位靠前，否则就稍后处理？是不是有一个短期见效和长远目标的差异？如果要迅速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至少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前者上，对于后者可以稍后再谈。可是文化发展和教育的规律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还有，如果到2020年，正如我们自己设定的那样，我国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我们还要继续“创新”下去吗？

如果我们仅停留在技术创新或仅以是否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馈作为出发点，那么大学其实可做的工作极为有限。把大学的力量牵扯其中其实倒显得不明智了。特别是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每一个专业、每一位教师如果都按照“创新”思路来培养“创新”人才的话，反而会成为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创新目标的消解力量。大学所应做的事情是培养创新人才，容忍创新观念和思维的存在。最终之于国家社会到底是具有经济、政治、文化或其他什么意义，恐怕不是大学自身可以评价的。

2.为什么需要塑造“新文化”？

技术体系的转换会引起社会体系的相应动荡，当一个新的技术体系促使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取代一种现有的活动而获得主导地位时，它就会彻底打乱社会体系的平衡。这就涉及技术转换的普遍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以来，经济活动建立在越来越频繁的技术革新之上，所以就必须不断地解决技术转换问题。技术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作为消费问题被提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中，经济体系是第三个组成部分。伴随技术的不断革新而发展起来的消费保护主义改变了消费的习惯，使它越来越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这种变化自然也会影响文化领域。20世纪的现代化特点就是“去根”，即异化或退化，这将成为关于技术思想的主要论点。

根据西方政治理论的一种古老传统，社会不能同时实现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这看来是一种“发展的两难困境”，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所追求的两种最高价值之间的相互排斥。平等和效率在民主国家中的有效调和只是一种现代乌托邦，至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实现。

马克思的著作属于一种不同的传统，这种传统寻求超越两难困境，调和自由与财富。“将文化转化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作为‘发展’在它的共产主义形式中的中心内容。我们不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运动，我们将在西方人所说的‘现代化’的一定成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表现出可察觉的定向的文化变化的过程中时察觉出这些成分。总之，我们将注意不要假设共产主义者将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使我们的发展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理论视角本身将成为文化的意识。” [2]

马尔库塞的合理性理论为讨论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一旦合理性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具体的社会学的形式就容易研究了。福柯的方法也是类似的，他也认为权力是通过合理性的形式而得以组织、实施和合法化的，而这些合理性形式很容易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福柯拒绝了中立性的命题：知识和技术不是可以用于好的目的或坏的目的的价值中立的工具。真理和权力不是在应用时才偶然地联系起来的两个独立的事物。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深陷其中。这个网络是以技术为中心来构造的，这些技术有些具体化在机器、建筑或其他设施中，另一些则体现在举止行为的标准模式中，后一种类型的技术与其说是强迫和压制个人，不如说是最充分地利用个人的生产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律令被体验为技术的强制而不是政治的高压统治。监督、规训权力、标准化为工厂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们在日常举止的层面上“聚合”了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甚至在功能的二元性被转移到机器的设计中之前就完成了这种“聚合”。最终，这些强制性的社会技术体现在机械的结构中，这就比决定工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技能和态度的规则和命令更能有效地决定工人的行为。

现代性是对反对任何传统的或社会权威的自主性的肯定。这种体系不偏袒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是将自主性普遍地最大化，承诺将人的本质从固定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合理性只是作为手段进入这种计划的，它既是个人用来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也是社会用来作为个人之间关系的中介手段。这些手段被归入到效率和平等的形式规范中。

在卢卡奇看来，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与此相反，辩证理性则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形式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样。就像社会主义不会拒绝资本主义的遗产，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发展的两重性的基础一样，辩证法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包含了形式合理性，而这一框架决定了形式合理性的限度和意义。这种方法超越了双重服从，表明了将社会主义建立为一种替代的文明形式的可能性，这种文明像资本主义一样是连贯的和理性的，但却具有自己的方式。

初级工具化是面向现实的技术倾向，海德格尔将它看作一种技术的“揭示方式”。然而，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技术不仅包含一种倾向，而且还是在世界中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完全是以社会为条件的。因此就需要一种次级工具化的理论来使概要的初级工具化在社会情境中的实际设施和体系中得以成形与发挥作用。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相互补充是技术领域的一个正常方面。次级工具化位于技术行为和其他行为体系的交叉处，只要技术是一种社会事业，它就与这些其他的行为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技术的辩证法就不是一个神秘的“理性的新概念”，而是技术领域的一个一般方面。

不过实际情况并不像文字分析那么清晰。因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形式偏见的继承上，所以它就努力将技术降低到去除情境、计算和控制的初级层次上。“技术”的定义尽可能狭窄到初级工具化上，而技术的其他方面则被认为是非技术的。于是，技术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中被阻碍了：对劳动力的技术控制。这个技术中被压制的方面体现的是技术的综合潜能，它们完全可以补偿初级工具化中的一些消极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模式的支配下，一旦次级工具化过程影响了其社会模式的稳定，次级工具化就会遇到特殊障碍。这些障碍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融合到技术代码中，而正是这种技术代码决定了在形式上带有偏见的设计。此时的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释放技术的综合潜能的障碍，因此它就成了政治话语和技术话语之间的联系。

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的更大框架中。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外在于技术的价值——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如此——而且还不止这些，技术还被实践情境化了，而这些实践就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尽管行为者可以将他们使用的技术合理化，但是这些技术所嵌入的更大的体系却抵制合理化，并且不受效率准则的支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再嵌入在它所服务的各种社会子系统中，不再受宗教或父系道德权威这些非技术的行动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将技术从这些内在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社会工作，并且将其影响不断扩大到社会体系的其他领域中去。

资本主义生产流程在去除情景化方面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基本的技术要素是从所有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的，这些技术要素可以在设备中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重新嵌入到任何可以促进霸权利益的情境中。所有早期的社会都是在生产的社会条件情境中使用人的劳动，这些社会条件包括家庭、习俗、宗教和共同体等。劳动的创造力是通过手工艺职业和技能的代代相传而发展的。因此，工人无论怎样贫困和被剥削，他们总是技术行为的组织者而不是技术行为的对象。与之相反的是，生产线上的工人本质上不是共同体的成员，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是机器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将社会生产、运输和销售也看成一条流水线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也是按照流水线的方式在运转，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过是这条流水线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由工人控制的经济将能够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把高水平的技能应用于生产。他相信通过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会在教育、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深层的变化。这种方法通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获得了新生。哈利•布雷沃曼和追随他的一代理论家们指出，经济利益决定了技术设计的主要特征。技术可以逐渐地被重新设计，以响应这种更顺从的、没有技能的工人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新的控制形式。

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工人类型，教育体系被重新组织。“不同等级的教育把工人安置在职业结构的不同等级中，与此相对应，教育趋向于成为一种与劳动的等级分工相适应的内[3]在组织”。因此，由布雷沃曼指出的问题就不仅局限在工作场所中，而且塑造了总体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文明的变化需要技术的变化是起码自芒福德和马尔库塞以来就为人所熟知的思想路线。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现存的社会中包含着被压制的潜能，这种潜能在制度、意识形态、经济观念和技术的互补转化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一种连贯的文明替代形式。

马克思通过把对异化的哲学批判和对工人运动的渴求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批判指向了现代工业文明中机器对人类的束缚。马克思也许可以被看作第一个抵抗现代技术的严肃学者。马克思认识到，以技术为中介的工作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时，他认为技术产生了一个能够将经济民主化的新的下层阶级。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性已经明显降低，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就随之产生。尽管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一分析却意外地与当代对技术社会影响的讨论相关联。马克思甚至还讨论了被后工业社会的批评家们当作自由的报应的特有现象：生产和管理的科学化、劳动力被剥夺资格，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从属于机械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体系。

再往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替代形式。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化无论多么激进，从本质上来说它与政治革命并不完全等同。社会不是通过政治革命这样的事件就能立刻转化的，而是不断地、或不时地在这些事件的时间段之间朝着新的形式发展。于是我们会看到人类历史总是在“激变”和“渐变”中交替发展。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的转化成果，它的目标是在劳动力和所有其他附属的社会团体的文化层次上实现一种有意义的增长，以及由此在工业社会成员的人的类型上引起一种变化。要想重新建构通向这一结果的马克思理论道路是不容易的，这条道路在于三种过渡的步骤：社会化、民主化和革新。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会发现：①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似乎总是走在文化转型之前，因为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以国家力量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②快速、有效的政治转型是保证这一目标得以达成的最重要手段；③因为文化转型的能力和成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政治转型的道路也一直是磕磕绊绊；④在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以政治力量促进文化的转型是必需的，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3.教育和文化创新

社会所有制不仅包括机器、建筑和土地，而且还必须包括工业管理所需要的垄断知识。因此，文化的分配就成了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职能。但是文化资本的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知识体制要根据下述两个目标发生一种根本的变化：①即使是最发达的技术也不能自发地将社会民主化；②教育的消费价值将首先在与这些公共职能的关系中得到实现。教育即使不能从经济上“赢利”，至少也可以从扩大的文化影响和更好的社会结果等方面来“赢利”。

早在1958年，康茨便指出，“有关教育的最深刻的问题以及与价值和目的有关的问题，这些只能在学校课堂之外和科技知识范畴外出现。技术在前所未有的大范围里又重新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即人[4]类生活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康茨说得很对，什么样的学校和什么样的普通教育基础设施并不是由科学知识的需要来决定的。

整个世界利用技术为贫穷人士服务的能力应当成为检验人类是否能够生存和社会能否进化的试金石。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只不过反映了每个社会在实现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目标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更深层的矛盾。技术引来了科学怪人的幽灵，它摧毁了曾将它制造出来的人类，征服了它自己的祖先。人文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是否有能力驯服这一幽灵，控制这一机器化了的“动物”。马尔诺克斯的警告正是时候：“人文主义不仅仅是说，‘我做了动物所不能做的事情’，而是要说，‘我们抵制了内心深处的野性驱使，我们有决心在所有人类[5]被摧毁的地方重新发现人类’。”只有那些不再视技术为主要价值源泉的个人和社会才能控制现代技术。

应该采用哪些具体的价值来控制技术过程呢？以下这些价值观念可以考虑在内：维护文化的完整性，相互交往时互利互惠，为人民带来充足的物质。富裕国家中的反文化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则更重视企业的适当规模、工作满足感以及朴素的共产主义生活。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能否成功管理技术，这就需要有智慧和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清楚的了解，以及知晓技术如何能够帮助建设这样的社会。这都是文化范畴的事情：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界呢？“技术能够被控制吗”这一问题的唯一回答是：可以，但条件是只有在各种训诫、文化和各阶层之间建立新的对话的时候才能做；只有在决策者的实践克服了精英阶层的障碍，并且回答了人类最深层的期望之后；只有在现代人发现了与科学相适应的智慧之后；只有在传统认识面临现代挑战的情况下使古代智慧重现生机之后；只有在政治与神秘信仰间建立新的联盟之后。

技术是文化和亚文化要么生存要么被摧毁的关键领域。正是在这里，文化的吸收能力得到检验。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根本挑战是向文化提出的挑战。统一思想对付变革是每个文化的重要成分。所有文化的中心点是集体身份、包含或者排除某些个人的边界（无论是以空间、家族还是血缘为标准）、连续性以及共同的历史经历。除了这些特点之外，还需要加上共享的责任感这一点，即对本团体的维护、尊严和自由负有共同责任。技术对文化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全球化是按照西方框架进行的，不过也有人（比如汤因比）相信，现时的西方优势肯定不会持续长久。汤因比视西方技术是一种建筑脚手架，所有的社会都在上面将自己筑进统一的世界。但这种脚手架本身却并不耐久。英国经济学家怀特对此解释道，虽然追求物质财富和崇拜物质成功的病毒已从西方传播至世界各地，但西方几乎未能在任何地方赢得人心。即使是那些紧随西方之后的人也并不对西方文化表示出多大的尊敬。

由于任何人类群体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精力用于文化和其他精神领域的文明创造。技术上取得成功的代价常常是其他一些更重要方面的衰败。我们在这个时代常见的一种悲剧是：一个人也许是聪明的科学家或者企业家，但在情感上却是一个孩童，在政治上也可能是个白痴。汤因比写道：“对人类来说，知识与技术成就非常重要，但它们本身并不重要，只有当这些成就迫使人类正视并且认真思考道德问题的时候，它们才显得重要。现代科学因此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道德问题，但它尚未也不可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作出什么贡献。人类所必须回答的最重[6]要的问题也正是科学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把技术看成绝对的东西来追求，我们就可以控制它。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与因不发达所造成的苦难作斗争中，技术不可或缺；同时，在与因过度发达而带来的特殊疾病的斗争中，也离不开技术。但是，只有在那些意识形态、价值和决策结构拒绝技术本身施加的影响的社会里，技术才会起到上述崇高的作用。技术确实是一柄双刃剑，但是社会发展本身也如此。

除了采取大范围的价值转化措施之外，其他任何措施也无法阻止技术成为文明的对立面，其结果便是“文化的死亡”。古莱特聪明地看出，最为困难的任务也许是把教育工程师、设计师和计划人员，从[7]技术训诫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不仅是大趋势的要求，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奋起反击的机会。

2.2 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

2.2.1 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

1.关于“创新型人才”

人们关于何谓“创新型人才”的说法并不统一。在《教育：塑造未来奇迹的创造者》一书中，研究者将创新型人才定义为：能够运用智慧和技能创造产生经济、社会价值的新奇迹的各种人才。一般来说，创新人才特别是优秀创新人才具有的素质和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强烈的创新意识；②旺盛的创新精神；③卓越的创新能力；④杰出的领军素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注意不得将“定义”“套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对创新人才的评价也应具有“创新性”。

在本课题中，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既能继承前人的知识和成果，又能超越前人的成果，能够创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首创精神的人才。从根本上说，创新人才的可贵之处并不主要在于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广博的知识（虽然这的确可能有助于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而在于他们不会被已有的知识、规矩和常规束缚住，有着能够超越前人和习惯的勇气和能力。“创新型人才”最有价值的方面很可能并不是学问和知识的多寡，而是能力和信念。

创新型人才一般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有强烈的探索问题的兴趣和欲望。这种兴趣和欲望，是促使他们在各学术和工作领域不断发现问题、分析思考和寻求真理的强大动力。但这一点也最容易引发争议，因为这种兴趣和欲望是很难通过“训练”而得到的。所以这很容易导向一种认识：创新型人才是天生的，或者至少是先天因素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先天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后天教育的确可能激发或抑制这种因素的发展。良好的教育（包括家庭的和社会的）应该激励学生发掘、保有和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第二，良好的个性。个性发展是培养创造性的基础，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进取心、自信心，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锲而不舍的毅力，有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勇气，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对个性发展的重视，其实彻底否认了单纯应试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位置，也由此与固有的强调意志品质培养的教育模式有了更广泛的联系。但二者之间也有不同：过去我们强调的意志品质培养总是将最终目标定位在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上，换句话说，如果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明确有利的个人品质，是不值得花大力气培养的；但在以全能型人才培养为目的的新形势下，个人的意愿和理想受到了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文化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不过我们也不应因此而将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目标完全抛弃掉，毕竟这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理想所在。我们应该明白，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型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途径和方式将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意志和特点应与社会需求进行更有效的结合。

第三，批判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大凡创新型人才，都敢于对已有知识、结论甚至主流社会思想提出质疑和挑战，或者能对某些事物和社会现象、社会弊病甚至政府决策进行评判，形成独到见解。他们关注社会生活，有社会理想，有着透过现象深刻地洞察事物本质、预测事物变化趋势的能力。无论是在以往的教育体系中，还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批判性思维都不被鼓励；在更多的情况下，反而受到抑制。批评性思维能力是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内容，但在我们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却是很新鲜的内容，也是我们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

第四，创造与实践能力。实践过程并不是检查每一个创新成果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有效方式，因为的确有一些太过超前的创新成果未必能在当代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得以达成。但创新的规律的确要求“实践过程”的参与，无论这种“实践”是发生在工厂中还是社会人群中。这就要求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思想解放，勇于竞争，具有为实现社会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头脑冷静，能客观准确地分析、判断问题，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较优的行动方案，并付诸实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成熟后期，似乎对“实践”和与“实践”有关知识领域颇为不屑（当然也许是恐惧）。事实说明，这种远离“实践”的文化取向的确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所以，重视实践，尊重实践，既是创新人才所必需的素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必要内容。

2.关于“创新思维”

思维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方式，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精神活动，是精神生产的过程。思维活动需要如下几个关键的要素：其一是思维的主体，也就是人。人是思维活动的发起者，也是这一活动的物质承担者。其二是思维的客体，也就是思维对象。这个对象并不是指直接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指人们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的大量感性材料，即感觉和知觉。人的思维过程就是对这些感性材料的加工、改造、复制、分析、综合的过程。其三是思维的方式和方法，它们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内容，但它们都是人们进行思维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手段和中介。思维方式是体现一定思维方法和一定思维内容的思维模式，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具体形式。思维的方法包括三个层次，一个是在比较广泛意义上使用的哲学方法；一个是一般科学应用上的思维方法（如系统方法等）；另一个是个别思维方法，即是应用于某一特殊学科领域的特定思维方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忽略思维的存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没意识到感触、觉悟、认识等，其实都是思维的结果。许多结论的得出看上去都是“下意识的”，好像是人人都会有的自然反应。

创新思维是一种高级的思维形态，它既是指一种能动的思维发展过程，又是指一种积极的自我激励过程。思维活动积极主动，思维创新才能广泛持久。创新思维是人们创新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它具有以下基本性质：

第一，自信性——根据心理学的解释，自信虽属非智力方面的心理因素，但它可以对人们的思维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它不但可以激发人们的思维热情，引起人们的创新欲望，而且可以巩固人们的思维热情，使人们的创新冲动持久地延续下去，成为一种带有稳定性的自觉行动。从某种意义看，自信性是一种带有创新意识倾向的动机因素，而这种动机因素将对人们的创新思维产生强大驱动作用。

第二，批判性——出于创新的本能，创新思维敢于对现存的事物提出疑问，它敢于在一些人们看来“完美无缺”、“理所当然”的事物身上挑毛病、找缺陷，甚至敢于批判或否定人们视为“金科玉律”的理论和学说。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是创新思维的本质特点，因为只有敢于怀疑和敢于提问，才能帮助人们发现问题。实际上，任何新事物都是在批判或否定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所以，不疑不破、不破不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批判性的最主要支持力量来自辩证思维。这是一种勇敢、独立的思维过程，绝不是不负责任的挑剔和埋怨。因此这种批判性在本质上是具有建设性的，虽然在短期内未必显现。同时，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创新型人才，还应具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对自己的思维成果也能做到辩证批判。

第三，独特性——独特性代表着新颖性，代表着从不同寻常的角度和不依常规的思路思考问题。它既不刻板地复制他人的思考，也不机械地重复自己的思考，更不简单地再现前人的思考。其思维角度、思维方法和思维路线别具一格，体现出方法论上的区别。

第四，认识性——创新思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认知水平与合理的知识结构基础上。根据认识论的观点可知，认知理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和基础；而知识结构不仅应该具有综合性，还应该具有合理性，才能保证人们的创新思维具有一定的实效性。

第五，好奇性——好奇是一种思维上的动力，它促使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内部特性展开探索，促使人们对神秘的事物运动规律展开研究。当旧的问题解决时，人们的好奇得到一定满足，心理产生满足感和愉悦感；但新的问题产生时，又将引起人们新的好奇，于是重新推动人们好奇不止、创新不已。

第六，专注性——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能够精力集中。只有当人们已经完全进入创新的角色，才有可能在排除杂念和干扰的情况下取得创新的突破。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也往往能有效地排除琐碎事务的干扰，集中精力进行研究。

第七，多向性——人们思考问题的第一角度往往会偏向于常规模式，容易落入“俗套”和“窠臼”，因而不利于创新。多向性有助于人们消除思维定式。一般说来，从多种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其思维的触角容易向各个层面和方位延伸，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灵活的选择范围，从而为人们提供在众多思维方案中择优选择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的思维创新铺平道路。

第八，形象性——思维想象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形象，它们既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又启迪了人们的智慧。因此，思维的形象性有助于人们开辟新思路、进行新构思并产生新设想。在很多情况下，直观形象的空间表示方式能极大地促进人们进行创新思考。

第九，突发性——当人们的思考达到极致或思维达到高潮时，往往会豁然开朗，于是有可能突发奇想并妙思泉涌，使久思不决的问题在顷刻之间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灵感降临”，它是创新思维过程中特有的一种思维现象。思维的突发性的确能使思维的过程出现跨越，并能使思维的结果实现飞跃。不过，这种思维也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在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培养，或者进行人才选择时，这种灵光一现式的思维最好不要成为创新能力判别的主要依据。

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思维既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本能，又是一种高级的社会产物，也是一种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思维品质。但仅仅具有创新思维还不足以保证人们成为创新人才。只有在创新精神的指导下，经过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的联合作用，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形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从而为塑造新世纪的创新人才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学校能提供给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其实是创新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教育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几乎在潜移默化中涵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方方面面。

3.关于“创新劳动力”“创新劳动力”是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出的。其对新世纪中的劳动力要求有明确的描述，现将具体内容摘要如下：

劳动力特征

21世纪理想的劳动力将拥有良好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它正像一部正在运作的机器，这部机器能够促进新事物的发展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这样的劳动力将展示以下三种特质：

深度——一个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基础——每个人应该“懂得某些知识或技能”，能够为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理解能力与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是必须保持的实质性内容。

宽度——团队协作的能力，它能够理解创新的本质及与创新相应的前后附属关系——有效的合作产生在个体之间，这些个人懂得大量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并能将这些知识运用于特定领域。为了个体行为和制度执行行为的一致，他们必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为个人和机构的行为负责，坚持标准。

广度——包括多样性的观点——创新性劳动力的素质应该具备智力上的多样性，应该利用来自交叉科学的专家的不同的观点，以及人口统计的多样性，应该最广泛地利用人力资源。21世纪的创新具有全球化的特点，这将对美国劳动力素质的多样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个人技能

为更好地定义创新型劳动者技术技能，我们引入了类似智商测试（IQ）的方式，建议使用四项鉴定指标来支持创新过程：

技术份额（TQ）——在特定领域技能的掌握深度。在各学科之间我们对此不加以区别。在经济、金融或服务领域知识掌握的深度与在数学、计算机、自然科学或物理领域知识掌握的深度是同等重要的。

情商份额（EQ）——处理周边人际关系的能力，尤其是那些能够将个人有效参与到团队中去的能力。

商业份额（BQ）——懂得如何为顾客群体提供商业价值，尤其是对顾客、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的领悟能力。

系统份额（SQ）——懂得系统如何运作的能力，如企业团体或机构之间如何通过共同合作来为顾客获取价值。——摘自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国家创新倡议》工作报告

我们并不明确知晓此前美国政府或研究机构如何界定和要求劳动力的主要水平和能力。如果仅从这份材料来看，美国政府无疑是在试图打造一个能力全面、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劳动力大军。美国人的研究提醒我们，普遍劳动力水平的提升才是一个国家增强创新能力的最坚实基础。而对于这一点，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将重点只放在学校（尤其是高校）中和泛泛提及人民群众创新意识的培养，可能并不真正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人的具体经验是否可以借鉴，如何借鉴，的确值得探讨。不过，我们在创新人才结构和层次的构建方面是否有欠缺，可能是个更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2006年11月6日，新华网上有一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题目为《李开复致中国高校：请培养21世纪企业需要的人才》。如果仅从题目看，我们能有如下两个预期。①这是一个中国版的针对21世纪人才素质和能力的概述或说明，虽然这不是来自政府或权威的研究机构，但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②这种创新人才针对的可能主要是“企业”，这可能意味着作者的两种假设：要么针对企业的创新人才培养应是中国今后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要么文章只针对企业人才的探讨而非其他。“融会贯通：仅仅勤奋好学，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最好的企业需要的人才都是那些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又具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善于自学和自修，并可以将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生活和工作实践，懂得做事与做人道理的人才。“创新与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说，价值源于创新，但创新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倾向是最不可取的。反之，在实践过程里，我们也不能只局限于重复性的工作，而应当时时不忘创新，以创新推动实践，以创新引导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研发出卓越的产品。“跨领域的综合性人才：21世纪是各学科、各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世纪。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不但要求我们在某个特定专业拥有深厚的造诣，还要求我们了解甚至通晓相关专业和领域的知识，并善于将来自两、三个甚至更多领域的技能结合起来，综合应用于具体的问题。“三商兼高（IQ + EQ + SQ）：21世纪的企业强调全面与均衡。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不只看他的学习成绩或智商（IQ）的高低，而要看他在智商（IQ）、情商（EQ）、灵商（SQ）这三个方面是否达到了均衡发展。“高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高智商不但代表着聪明才智，也代表着有创意，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高情商（Emotional Quotient, EQ）：情商是认识自我、控制情绪、激励自己以及处理人际关系、参与团队合作等相关的个人能力的总称。在高级管理者中，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重要性的9倍。“高灵商（Spiritual Quotient, SQ）：高灵商代表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否分辨是非，甄别真伪。那些没有正确价值观指引、无法分辨是非黑白的人，其他方面的能力越强，对他人的危害也就越大。“沟通与合作：沟通与合作能力是新世纪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在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高情商的合作者’，而不再是孤僻、自傲的‘天才’。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几乎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在脱离合作伙伴、脱离市场或是脱离产业环境的情况下独自发展。要想在21世纪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相关企业、社团乃至政府机构开展密切的合作，这种全球化合作当然离不开出色的交流和沟通能力。“从事热爱的工作：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下，每一个人都要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而发挥特长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工作——因为只有做自己热爱的工作，才能真心投入，才能在工作的每一天都充满激情和欢笑。这样的人才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人，他们最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最大的成功。“积极乐观：在机遇稍纵即逝的21世纪里，如果不能主动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机会也许就再也不会降临到你的身边；如果不能主动让别人了解你的能力与才干，你也许就会永远与你心仪的工作无缘。同样的，畏惧失败的人会在失败面前跌倒，并彻底丧失继续尝试的勇气；而乐观向上的人却总能把失败看作自己前进的动力。显然，积极乐观的人更容易适应21世纪的竞争环境，更容易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中走向成功。”

李开复的建议在本质上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报告中的主旨并无相悖之处，不过他的建议对我们之前的两种假设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且就李开复的这个说法中，还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我们应如何理解“为了创新而创新”？许多今天看来属于“创新”范畴的事物，可能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或者意不在此的，或者仅是个人或小群体的兴趣所致，的确带有“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意思。这就牵涉一个如何衡量创新价值的问题。那么“创新工作”和“创新局面”的开展，到底应该把重点放在“人”还是“物”之上，就是个战略问题了。如果我们再将创新的环境放大一些会发现，若不能在社会上制造一种宽容创新、理解创新的社会舆论和氛围，我们的创新人才和创新过程就很难游刃有余。就是说，针对一个创新过程而言，“为了创新而创新”可能非常不足取，但就创造社会环境而言，“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过程可能是很难逾越的。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有多种层次，我们必须明确其具体有效的讨论范畴。

第二，文中的“高智商”、“高情商”和“高灵商”的说明似有武断之嫌，尤其是针对“高智商”的部分。如果按照他的说明，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能力培养其实也就是高智商的培养，但这与我们已知的，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智力和品德的综合体的观点显然相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种“三商兼高”的观点多少带有“精英意识”——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总是乐于与“三商兼高”的人士合作。这就意味着创新型教育针对那些综合素质更高的人群，才会更加有效。我们先不讨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必须明白，从逻辑上这会使得创新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于是，创新教育将既得不到“道德上”的支持（因为人们更希望进入创新教育体系，以期更好地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也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因为国家总是希望更多公民有获得创新教育的机会，这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4.小结

许多对创新人才素质、能力等方面的说明，其实只是指出了“结果”，并未说明“过程”或“原因”，这就如同一种道德说教，比如人们应该诚实、正直等，但道德说教并不能帮助每个人自行达到理想的境界。所以，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讲，也如同道德教化一般，并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从以上的几种说法，我们可见，平常所说的情商和个人品质，在对人的创新能力的评价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说，这种提法对于个人评价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也是当代教育与过往的教育体系价值观之间可以相互衔接的重要方面。不过，这也对我们一直以来对教育、对学校的习惯认识提出了重大挑战：①对学校的评价方式不应再以分数评价方式为主，尤其不应仅以学习分数来进行评价；②学校（特别是某一具体的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不再是教育的最主要角色，而学生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教育也便真的成了全社会的集体工作。遗憾的是，社会大众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许多讨论创新人才和教育的书籍对于创新人才各种素质的说明很全面，但也很概括，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或行业指向性。其实，针对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工作实践，我们真正需要的全能人才的素质及其侧重点是不同的；而处于不同位置和专业范畴中的人们在看待和分析这些基本素质时，也往往带有本专业特征，甚至个人色彩。这一方面会让我们针对创新人才素质的讨论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针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很可能不唯一，创新人才的培养必定导向一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结果。

2.2.2 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创新人才的各种素质大致包括了智力方面和品德方面，而且更加侧重于后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现行的教育观念、体制和评价模式的质疑。当然，并不是只有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背景下，我们才提出了这些智力和品德方面素质的培养目标。[8]

1.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及抑制

关于一个人从学龄前、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底哪个阶段的创新能力最强，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猜想，不过调研结果显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并不是保持不变或直线上升的，而是由于年龄、课业压力[9]等原因，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创造力随着学段的上升而减弱。从具体年级看，五年级至高二年级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趋势呈W形，五年级为34％，属最高，六年级和高一年级分别为25.7％与20.4％，明显低于其他年级，这恐怕与初考和中考有关。

第二，不会或不愿意进行创新思考。随着学段的上升，学生的好奇心减弱，创新思维能力也随之减弱，开始出现思维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会创新思考；二是不愿意进行创新思考。这一方面与中小学生的心理成长规律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现行应试制度的影响以及传统权威观念有关。学生由于对课本、教师和专家等“权威”以及标准答案普遍有尊崇之情，在思维上形成对权威的依赖性，从而失去了主动、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从孩子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具有创新价值的思维过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且不说其在表象上是否具有可被家长和教师看得出的“创新”价值，至少从时间和精力上会占用学生准备考试的有效资源。直接后果就是那种不可判定的“创新”思维将直接威胁学生们的“个人前途”，成本的高昂使得学生们经过权衡必然放弃创新思维。

第三，高校在校生科研实践参与度低，创新实践活动偏少；学术论文数量偏少，质量不高，原创性成果稀少。高校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高校生师比偏高，导师的学位层次低、综合学术背景差、年龄结构老化等是重要原因。当然在校大学生能分配给研究类课程的时间很有限，也是重要原因。而且，在愈发追求短期获取学历的教学思路影响下，学校也不愿意给学生安排更多的研究类课程，因为从人员配置角度讲，这需要更高级、高效的教师队伍；从行政管理角度讲，又很难对学生的科研成果进行明确有效的评估。

在“学历＋职称”型的人才评价体系中，许多家长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只关注“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思想品德和情商等多方面和根本素质的培养。这其实是与“创新”人才培养背道而驰的，甚至这根本就是与教育规律相违背的。学生创新能力的欠缺，很可能直接导致国家未来建设中创新型人才的匮乏。这不仅是教育中的隐忧，也是国家发展中的隐患。

2.造成不良状态原因的初步分析

造成创新人才不足的关键，是我国在教育观念、人才培养理念模式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招生考试评价制度的导向偏差、学校教育体系封闭、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学校与社会合作的机制缺乏，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等。

1）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这一方面表现在学校教育仍囿于正规的学历教育和职前一次性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职前学历、轻职后培训，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保持着统一要求、统一步调。另一方面，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资源条块分割明显，校际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转换与衔接，校际资源、教育层次之间缺乏有效共享与联系的机制，这使得学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最适合自身潜能发掘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人才的有效培养受到局限，并造成学校热衷于升学，学生习惯于考试。第三方面表现在，学校教育面向社会的教育、培训力度不够，使庞大的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在教育部及劳动保障部缺乏有机协作的条件下，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使人才的可持续成长受到很大影响。另外，长期以来，我国学校的人才培养都是以“课程/学科专业为中心、课堂教学为主”的单一模式进行，也是重要原因。不过，为什么会造成教育体系的封闭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倒未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了。

教育体系及各个学校打破原有界限的努力通常是不被鼓励的，因为这必然超出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界限，更何况这也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实验阶段和短时间内。所有人（教育界内部、外部都如此）都知道我们的学生培养一直是重知识、轻能力的，而且也明白这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为国家输送更有价值的人才，但在实际针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内部自评中，没人真正对能力的培养和评估有兴趣，因为这会带来翻倍增加的工作量和无穷无尽的麻烦。应付一次次的检查或学校内突发事件已让人焦头烂额了。“能力”的培养成了最可忽略的部分——反正我们这样也相安无事许多年了！于是，谁都明白的事情，成了谁都不愿触碰的事情。

2）课程：高校陈旧封闭

目前高校的课程以及教材，总体比较陈旧，既不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不适应中国当代文化的迅猛发展；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创造性学习。教学基层组织往往存在着学术和行政二元化的现象，学科专业之间各设壁垒，自成体系，人们对交叉学科的“兴趣”不过像是在看“西洋景”，到动真格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只有在已有的体系内有所成就才真正有利于个人发展——既有的评价体系就是由这些已有圈子中的专业或行政人员组成的，谁也不能，也不乐于对所谓的“交叉”进行评价。耕耘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教师，由于受学位授予点的限制，往往会因为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与传统学科不是百分之百对口，而被排斥在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行列之外。从某种角度上讲，所谓创新人才的培养，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不是如何去促进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减少限制。

3）教师：知识结构老化，自身创新素质欠佳

有相当数量的教师知识结构陈旧老化，能够了解和掌握学科前沿最新动态的教师数量十分有限；有不少教师存在惰性和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的缺陷，希望教材长期不变的惰性思维严重，知识面窄，学科之间的融合能力不强；不少教师对科学的教育方法掌握运用不够，指导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教师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有限；许多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仍是知识传授、课堂教学为主，注重规范、灌输，启发激励不够，重视使学生知之而轻视使学生好之、乐之，实践教学比例总体偏少，缺乏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致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可能比较系统，但灵活应用差；还有许多教师尚未很好地做到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致使学生注重求同，轻视求异。

归根结底，自己没有强烈求知欲和创新能力的教师也很难培养或欣赏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潜能。这不能不说与过去几十年间我们挑选、引进、培养教师的主流观念有关。我们在前文已反复提及了创新素质中许多情商、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而我们的许多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对青年学生的心态、世界观等缺乏了解，更缺乏了解的兴趣，这将使一些正常的教学工作都难以顺利完成，更遑论创新人才的培养了。

4）评价：单一僵化和急功近利现象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对学校的教学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政府评价方式，而且这种评价还通常与学校领导的能力、计划拨款多寡、招生人数的限制等方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挂钩。于是本来意欲促进学校发展的评估在客观上却对学校发展的主体性、多样性形成了制约，不能有效地调动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内容与方式方法看，评估过于关注学校的硬件建设，轻视学校的软件建设，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评估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和简单量化的倾向，重论文发表，轻人才培养和社会贡献，以发表论文多寡简单论英雄，致使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乐于打“短、平、快”，不愿搞“高、精、尖”，甚至还催生了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过于注重静态的现状认可，轻视动态的发展性评价，注重采用定量评价，轻视定性评价，对知识与技能的关注强于对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注……至于某专业的内在规律、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发展等，根本无暇顾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政府任命的评估机构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他们的做法和评价标准是完美无缺的，但由此而导致的评价标准的简单化倾向和学校、教师、学生的急功近利，如果都归咎于他们，其实也不公平，甚至反而掩盖了事情的真相。正是整个社会的浮躁之风和教育界所有参与者（官员、校长、教师、学生甚至其家长）的愚蠢和短视，共同导演并演出了这场闹剧。政府部门的错误只在于没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有些领域内反而在推波助澜。

5）社会：支持并参与学校教育的机制缺乏

虽然许多教师均有所谓社会服务的项目，但总体而言，社会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仍是松散的、缺乏成效的。社会对于教育和学校的支持大致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资金的流入将使得办学经费的来源更多样化，学校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学条件或教师科研、福利条件改善上；也由此可初步消解评估单一（仅以政府的指令为准）的现状。②社会与学校的广泛接触，有助于学科体系建设的调整和成熟，尽可能改变教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割裂，也能促进学校真正成为相关行业、领域的智力领军人。③社会评价的介入有助于建立中国社会整体对教育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的讨论和监督。社会之于教育不再只是“看客”，而是真正的参与者，这也有助于教学、教育改革的推进。

社会对学校的支持在目前的情况看还显然缺乏动力。从一个较表象的层次讲，社会机构并不能从中获得人员、资金或声誉方面的收益。支持贫困生的做法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价值，而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学校的发展和专业的提升有长远的价值。从更深层次来说，社会力量的介入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国家机构、政府主管部门在学校内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这是一个谁都明了但不便出口的发展趋势，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和社会各机构，在这种可见的未来面前显然都在盘算自己的处境。

6）文化：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制约创新人才培养

相当多的人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思维，而不是突破性、批判性思维；善于“中庸”平衡，不求冒险突破，强调学而优则仕。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在师生关系上强调师道尊严，而忽视教学相长，忽视学生的个人价值和个性独立；在教学行为上形式刻板，压抑了对情感的表达，重理论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等。这些文化特性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人格特征中以及整个社会框架里，对全社会创新精神与创造力的培育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但这绝不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天生具有创新意识的佐证。即使在创新高峰的朝代或时期，在中国历史中被大书特书的仍然是那些有明确目的性、更利于提高效率的、利于国家“大一统”体制的，尤其是不危及官僚阶层和王权统治的发明。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或创新型社会，在社会结构基础、文化取向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经验当然应该借鉴，但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复兴”工作，而是崭新的事业。

3.解决方式的初步分析

无论是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还是在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中，对学生基本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是一脉相承的。的确，与这个目标相比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应注重多方治理，全盘考虑。

1）在学校中，我们应教会学生什么？

当我们讨论创新教育问题或应如何改革时，往往忘记了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让学生在学校中学会什么？

● 使人学会学习——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科技创新社会里，面对“人生有限、知识无限”的矛盾局面，人们应该学会怎样学习，创新能力能帮助人们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开辟创新知识的途径，因而它能教会人们怎样学习。甚至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一个具有“再学习”能力的人，通常也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 使人学会思考——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将永远不可能进行创新。创新的核心就在于创新思考。创新能力的本质和核心是创新思维，其动力来源是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来自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或怀疑，它们能驱使人们不停地思考问题、不断地探索问题。

● 使人学会实践——根据心理学、行为学和创造学的理论可知，能力是人们在各种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实践（尤其是创新实践）对人们的能力要求很高，同时它又对人们的能力促进很大。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可以使人敢于实践、乐于实践、善于实践；另一方面，实践又会使人们的创新能力得到改善、发展、提高。在影响创新人才创新能力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实践始终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必须承认，即使投入到相同的实践项目、层次、程度中，不同的人也将有不同的收获，有些差异是方向上的，有些差异则是程度上的。而且，我们也不应想当然地以为“成功”的实践对于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才最有价值，对于具有或即将具有很高创新能力的人才而言，实践的过程才更重要。

2）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创新型人才的创新能力也是经过锻炼、培养提高的。培养创新型人才，除精神因素外，具体表现为培养他们的下述各项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操作能力和自学能力等，它们在创新型人才的思维结构和行为结构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 观察能力的培养——观察是一种受思维影响，具有系统性、主动性、意识性的知觉活动，是每个人随时都在进行的认识过程。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活动，形成了带有观察者个性特点的观察方式，逐渐提升观察能力。良好的观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仅对事物的表象发展有兴趣，还对于其后的规律、动力等有探究的热情。

● 记忆能力的培养——从科学的角度考察，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事情的反映。它的基本过程是识记、保持、再认或重现。记忆具有效果性，人们常用记忆力作为记忆效果的衡量标准。记忆力是创造型人才工作学习和发明创造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是人脑储存和重现过去经验知识的能力。人们应当运用科学的记忆方法，为创造发明服务。

● 思维能力的培养——思维能力是创新型人才智力结构的核心部分，它在发明创造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起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因此，有志于发明创造的人，都应该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培养独立思维的习惯，积累深入思维的经验，建立合理思维的结构，发展全面思维的品质。

● 想象能力的培养——现代科学证明，想象力是人们在进行想象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度体现，是创造力的特有属性和主导成分。它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良好的记忆力为基础，使人们能在发明创造实践中，运用分析力、综合力、判断力、推测力、注意力和选择力，进行丰富的思维想象活动。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的意向；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发明、技术创造的顺利进行。

● 操作能力的培养——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创新型人才，这种动手能力就是操作能力，它是创造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之一。我国主流教育体系中对操作能力的关注和培养一直不够，至少将其视为个人能力中相对低等的能力，似乎思维、想象等能力更重要。这无疑是创新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培养的大敌。这种认识是受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而导致的文化和思维等级化的影响；当然，实践教学中场地、设备和培训人员的缺乏也是现实困难。并不是所有的概念和想象都具有可操作性，但操作过程是创新者、创新观念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过程。它将带给社会的很可能并不仅是创新成果的实现这样唯一的成果，它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可能更深远。

● 自学能力的培养——自学能力是人们获取知识并促进成才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未来的文盲可能指的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自学能力的人。古今中外，无数发明创造的成功事例都说明，自学能力是创新者披坚执锐的有力武器，培养和强化自学能力，才能使人们走上创新型人才的成才之路。

3）使人才培养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

使人才培养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是使学科专业设置结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目前，学科专业设置处于结构性失调和失控状态，高校缺乏必要的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不能及时依据人才市场需求进行专业调整，势必造成专业重复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格、层次、类型脱离和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对创新人才的多种需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科设置必须完全按照市场要求而变，有些专业反而应更强调自身的完整性。但是学科设置绝不可在对市场不闻不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这必将导致整个教育体系与社会现实的脱离。

二是课堂教学体系与社会教学、实践体系初步实现衔接。这种衔接因学校办学宗旨和专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所以这个过程只能逐渐展开，不应操之过急。同时应该注意，学校中的课堂教学体系与社会及实践中的专业体系之间并不必然一一对应，学校也不是企业，二者必须服从于不同的工作准则和办事规律。

三是允许建立“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体制，并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中，建立有效的“产、学、研”体制，是保证学生和教师有更大施展空间、多专业交叉合作的重要渠道，在法律、法规健全的条件下，必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不过，这个体制未必适用于所有级别和类型的大学，在实际操作中，绝不能放弃“教与学”在学校中的核心地位。

四是建立大学生国际流动、游学体系。目前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留学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国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和疏导应更深入；即使在国内上学的学生，也可设立短期的游学机会。国家指导意见的加入，不仅可使投资留学的民间经费有了更有序的流动，也能为那些希望以留学来改变就业前景的学生及家长减轻烦恼。

4）政府宏观管理体制从内部管理转向公共治理

必须打破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体制壁垒。具体途径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打破各自垂直管理的体制壁垒；或允许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自我融合。

政府宏观治理结构由单一主体转向社会多元主体。创新人才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纵向需要从基础教育到终身教育形成系统；横向需要社会各部门、行业系统的广泛参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纵向的模式，而缺乏（甚至没有）横向的贯通是很难想象的。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看上去虽然有广阔的空间，但在实际中却好像生活在无形的框框中。即使我们不提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限制，也必将使人们在心灵中产生隔阂与压抑感。这都是非常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

不过我们也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的确应该将某些权力下放到学校、企业或科研院所，以激发各自的积极性；但在对于诸如办学原则一类问题的引导反而应该加强，应该具体化。

5）高校人才培养从自我出发转向融入社会

这是专门针对社会环境与高校体系之间的有效互动的途径。

高校服务社会的办学使命有待明确。高校对各自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使命、大学责任缺少自主、独特的定位。大学尚未明确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还是迎合社会需要，是服务社会还是脱离社会发展，是融入社会还是自我完善发展等认识上不尽统一，等等。办学理念等根本问题的不清晰，影响了高校从传统人才培养体系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

高校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特色与类型定位有待明确。院校类型按其培养的人才类型大致可分为基础创造型、多重复合型和专业技能型人才等类型；院校的学科专业类型按通才教育、复合型人才、专业技能型人才教育大致可分为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等主要类型。

对各类院校都有创新人才培养的功能和任务认识不明确。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四大功能是在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各功能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各类院校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侧重或选择的功能会有不同，但是都具有创新人才培养的功能和任务。

6）教师队伍建设从封闭式超稳态转向开放式流动态

目前我国教师队伍呈现一种超稳态运行的模式。而且这种稳定的基础并不是因教师待遇良好或教师对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等原因而导致的，它的最主要动力其实是“优胜劣汰”制度的缺失。许多不适应教师工作的人仍留在岗位上，甚至占据要职，这不仅会纵容这些人的不思进取，更会打击那些认真工作的教师，使整个教师队伍中形成一种得过且过的不良风气。

教师队伍来源结构单一、固化。高校教师来源结构多元化未见起色。许多地区的高校教师队伍结构虽然已有巨大改善，但仍停留在传统的年龄、职称、学历结构为主导的状态。这种考评体系下引进教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无论是引进者，还是被引进者都不清楚自己与对方在学术观念、治学态度上是否合拍。即使后果不佳也因超稳定的用人方式，双方都无法解脱。

教师流动未成制度。由于教师流动的法律依据、人事社会代理、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配套体制问题尚待解决，高校与社会、校级流动、校内流动体制平台尚未建立，割断了教师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窒息了学校的创新空间。教师年龄越高，流动的可能性越低，不利于形成平等的学术竞争环境与探索创新环境。

普遍说来，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外籍教师直接任教比例较低；教师与相关领域国际前沿同行直接交流联系的人次、机会太少；专业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国际学术视野相当有限。当然，针对不同专业，国际化的程度、国际化要求的形式等，多有不同。从长远看，国际化更应是一种学术视野，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是否具有国外学历。

7）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包括教师和学生）方面，政府（主要是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哪些工作，做到什么程度等，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这显然不是政府可以自行完成的工作，应被看成学校和社会帮助政府工作的机会，甚至可能就此初步改善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高校分类的评价机制亟待解决。所有学校统一标准，不分学科、职能类别的评价机制和模式必须改革。现行评价体系逼迫学校向一个标准、一个目标努力，严重制约了高校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无法实行个别化、差异化、特色化和多样化的办学。这种本欲促进学校正规化的评估方式，可能最终反而更加抑制学校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对教师队伍创新的评价机制亟待建立。现行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严重脱离。以职称为导向，只注重教师发表论著数量、获奖数量，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无任何联系，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无任何联系，也不利于引进企业、科研与行政部门或其他高校人士到高校任教。当然这种评价绝不是单方面的：就是说评价不应只来自政府机构，也不应只来自院校领导或只关注专业能力这一个方面。只有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真正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来。

任何庞大的社会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舆论、政府部门及评估体系的检查。这是现代社会走向愈发民主的必然结果，创新教育体系也不例外。但必须明确，既然学生创新素质中的许多方面并不能在短期内以量化方式呈现，所以针对创新教育过程及结果的评估也不得急功近利，必须慎之又慎。评估的范畴、方式、介入深度都必须有所考虑。在不确定某项评估可能的正负面影响时，甚至宁缺毋滥。毕竟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制度的严格化、精细化，在某些方面可能反而成为个人和体制创新发展的障碍。

2.3 艺术设计行业及教育的角色

2.3.1 艺术设计行业的社会角色

1.艺术设计行业的形成

在一般的设计史书籍中，虽然艺术设计各个行业的形成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暗示了这样的规律：在工业文明快速发展之时，人们来不及形成新的审美意识，迅速丰富起来的各种物质产品需要可被“物质化”的审美观作为促销手段——当然也有许多艺术家试图将人类从物质的冰冷中拯救出来——于是现代艺术设计便在这样的物质和文明急剧变化的夹缝中产生了。

这种艺术设计兴起和成熟的规律其实是西方（尤其是西欧和美国）艺术设计发展的历史规律，我们今天发现这种理论似乎并不具有普适性：对照当代中国相对发达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及颇为蹩脚的设计行业和运转模式，便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们审美要求的提升并不必然联系，也并不必然促成艺术设计行业的繁荣。对艺术设计行业来说，从动机和动力来看，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需求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而在生产与传播之间的链条则是经济利益策动的。

现代设计的大力发展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也可以具有审美和文化价值；这种审美习惯应该更多地与生产方式、流程等紧密结合，而不是某国或某地区从前的文化和习俗；设计必然被要求与产品的销售情况及与之相关的赢利情况挂钩。总体说来这个行业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商品竞争和推广而存在着的。这一现象非常有趣：艺术设计行业的运作过程与其本质属性似乎并不完全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艺术设计虽然打着“艺术”的招牌，其实是在推销某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过在今天的全球化、精细化等不同生产方式的组合中，艺术设计的追求也便显得更加多样。而且，那些能够保证艺术设计的成就与经济收益相联系的物质、法律或精神支撑，会受到极大的保护（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这是设计行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

如此看来，直至今天，中国的艺术设计行业——如果我们以西方的模式做参照的话——也没能享有我们自己所渴望的成功。那么，我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在不那么美好的现实中摸索，沿用西方的模式在本国生产方式和相应制度的逐渐成熟中日益成长；要么便索性抛开西方的模式，找到建设中国艺术设计行业的独特道路。两条道路其实都很冒险。

艺术设计概念的产生源头可追溯到约翰•拉斯金或威廉•莫里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形成的“设计”思想，这可以被视作现代设计的原点。不过这种提法可能会引发一些设计艺术理论家的反对。因为如果我们以设计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特别是若把建筑设计也列入广义的艺术设计范围的话，那么现代设计的思想源头可能应回溯到18世纪中叶 。

这两种观点的差异主要源自不同的基本判断。拉斯金和莫里斯是把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包含着诸多的负面因素）看成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时代的背景来讨论。凡是以拉斯金和莫里斯作为现代艺术设计源头的理论，也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这个逻辑，并试图将其套用到本国的国情和艺术设计发展问题的探索中。包豪斯是这样的，我国早期艺术设计先驱也基本持相同态度。不过，若我们真的想从西方（主要是西欧，之后还有美国）的思想、文化和工业发展方面看到艺术设计的源头的话，柯林斯的主张便看来更有道理。事实上，他也在无意之间向我们说明了西方文明、技术和经济逻辑是如何与艺术设计行业的起源、发展纠缠在一起的。

当然，此后的包豪斯设计学院及由它引发的包豪斯设计运动，已经被各国的设计理论家讨论多年，我们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欧洲，艺术设计学院并不只有包豪斯一所，而且与其有类似追求的学院也不只于此。而包豪斯一直在生存边缘抗争，一直被来自国家的、政党的、经济的压力困扰着。他在艺术设计界能够“名垂青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学生作品的影响力，或者学院管理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其理论的传播和后来散布世界的、曾在包豪斯任职或就学的设计师而享有盛名。它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短暂存在，它的朝圣者们又在之后的国际风云中独立寻求各自的未来。包豪斯的历史总是令今天的艺术设计研究者们着迷，这恐怕不仅来自其影响之大，也来自其有如“一场春梦”般的宿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和包豪斯均被视为现代设计的先驱，但二者在志趣和手法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的。英国的许多先驱者们对工业化和工业社会是持有怀疑甚至是敌视态度的，当然他们并不能否认工业化给国家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提升带来的重大影响。于是，他们总是试图在美好的乡间生活和发达的工业文明之间架设起桥梁，试图保持文化属性上的传统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引入之间的平衡。无论如何，他们的文化诉求高于对新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向往。而那些德国的先驱者们似乎就没有英国人的顾虑，在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鼓励下，各种服务于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观念、政策和艺术成果都得到了支持。他们毫不犹豫地推广着新技术所引领的新型社会、文化模式，艺术设计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在努力帮助国家创立一种新型文化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设计其实都是那个时期、那个国家文化政策或主导社会阶层的文化要求的集中体现。这就不仅是策略性的选择，而具有政治属性了。

2.艺术设计的文化差异[10]

一直以来，艺术设计被认为有“两条腿”作支撑：技术和美学。审美习惯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但实际上，技术趣味和取向上的差异可能是文化更本质也更隐晦的方面。

享有盛名的中国明清家具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比如，我们已知那些家具是以一块块不同的部件插接而成，但整个家具看来是浑然一体的，以今天的观点看，更像是“铸造成型”的。如果我们相信艺术设计作品的造型应忠实地体现技术特征，那么明清家具无疑是个“反例”。同时，存世的明清家具中大多为硬木家具，而这些作为原料的“硬木”，大多并不来自中国本土，而是进口原料，更何况这种木头的加工难度更大，对工具和技艺要求更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艺术设计所遵循的就地取材或材料的易加工性就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有人为了达到所需的审美和心理要求，而对单纯的技艺和材料特征的有意忽略。这个“反例”的存在，也更好地说明了造型与技艺的关系，技艺的选取有很强的文化背景差异；今天看来已成为“金科玉律”的设计原则，未必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规律。

除了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惯性，其实地缘特征的差异也是艺术设计具有特殊性的原因。比如自然条件如何、宗教信仰如何、与哪类文化和群体的联系更紧密等，城乡差异也属于此类。我们很惊异地发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地方文化不仅没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式微，反而有抬头之势。显然人们在“全球化”中找不到心灵和精神的寄托，对地方文化的向往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

艺术设计具有文化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年龄、性别和文化层次的差异。这主要由不同人群的社会活动情况、心理需求、消费习惯的差异来约束。越是年龄低的人群，越容易受媒体的蛊惑，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时尚类产品尤其如此。这一特点的表现几乎在全世界的商业化社会都能找到例证。看起来，这种差异只是将某一具体的社会人群进行了划分，实际上这也是艺术设计风格最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甚至改写的途径。随着资讯量的暴增和渠道的多样化，人们越来越容易从“异质”文化中获得心理的满足，甚至可能获得心理认同。不同的文化便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互相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强度、实质内容的多寡并不完全一致。总体说来，的确是那些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和文化在此过程中更强化了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使用艺术设计手段来加强效果。而且，随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我们还会发现，即使在传统上的同一类群体中，因性别、年龄等差异也被文化或风格划分成不同的，甚至互相敌视的亚群体。比如，丈夫们会对妻子们迷恋韩国男影星感到迷惑不解；父母也对孩子们热衷于过“洋节”而惴惴不安。

设计作为“品质”、“新奇性”、“自我存在”的保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期待，而设计也越来越热衷于满足这种期待。随着我国经济和当代文化的发展，人们虽然对设计的本质和初衷仍未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但的确已有一些社会群体开始以设计、品牌等来区分不同人群的阶层、品味和个人志趣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热衷于追求最新的信息和产品，唯恐落后于时代潮流。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未来走向为何，但我们的确可以预见到艺术设计业的真正繁荣期就要来临了。这是值得设计师们欢欣鼓舞的时刻，但对于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人们却仍未有清晰的思考。

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领导地位，使其经济、实用、踏实的设计观也随其经济的影响而波及全世界。美国的经济给予其设计的思想，就是将设计当做一种经营资源来使用。制造商们对消费者喜新厌旧的心理了如指掌，设计在他们那里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可以不断变化产品的风格以持续地占有市场份额。一个新造型的登场，会使得已有的产品变成“旧东西”。在“今天的产品将在明天显得过时”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消费动机是一切计划努力要实现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充当了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一角色。设计中总有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在纠缠：明线是经济、技术及其引发的一切变化；暗线是所谓的文化和生活。在美国，那种通过变化（设计的变化）来保住，甚至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并不仅存在于艺术设计领域。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产业中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美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率先明确提出“创意产业”，但他们的作为其实早已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当今世界中，美国提供给世界的绝不仅是几个国际品牌或先进技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

仔细观察欧洲设计的风格，不难发现，设计师们在展现各自独创性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保留了一些手工生产的气息。这也许是因为工匠式的制作方法被设计师们继承了下来，最终成为其设计意识的一部分。对资深工匠的手工制作保持崇尚一直存在于欧洲制造业的传统中。这种传统，若是发展顺利，可以成就极具独创性的好设计；但若不顺利，则会让人感觉个性被过分夸大，使用者则成为产品或设计的“奴隶”。通常，将设计师的个人才能和工匠品质熔铸在一起的优秀产品，都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因为极具特色的“价值”被保存了下来。最近几年，那些在设计和文化上占有优势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一直在试图将一些电子产品或网络技术与欧洲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相结合，宣扬一种欧洲人特有的、含蓄的、高贵的、精致的文化形象，以区别美国那种随意的、大众化的、强烈的文化推广模式。如果把美国和西欧的经验作比，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实际上美国人把“大生产”进行得更彻底，他们的许多设计单位也采用的是企业化或公司式管理；而欧洲人一直未能完全摆脱“作坊制”的方式，许多欧洲设计品牌仍是家族产业，设计师的培养和成熟也采用师徒传承的老办法。这种差异至少来自三个方面：历史和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的不同；生产规模的差异。那么美国和欧洲在这三点上的差异，能给当代中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呢？

在我们看来，日本设计的整体风格已经很成熟，也有很强的文化特性，但一些日本设计师对日本设计却不那么认可。原研哉认为，日本的产品设计并非以生活文化为发展方向，而是明确地朝着经济方向

[11]走去。综观当今日本的产品设计，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绝大部分是规格化、量化的产品，制造商的利益驱动是其重要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成为世界工业品的生产工厂，经济虽然得以高速发展，却也因此导致了产品设计与文化的分裂。设计师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个性受到极大的抑制，产品只是反映出了按计划生产、按计划销售的企业的意志与战略。

在原研哉的眼中，日本设计似乎太关注经济成效，而忽视了其对本国文化的重新塑形到底应承担何种责任。作为一位日本设计师，原研哉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担忧是很真切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一批像他这样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自觉关注的设计师，才是一个国家艺术设计行业真正成熟的标志。同时，他所谈及的日本设计与文化的分裂现象也值得当代中国的设计师、文化界、企业界和国家主管部门重视。

与设计的国家和文化背景差异相并行的是设计的风格变迁和共存。在同一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完全可以有众多不同的设计风格的变化、替换或并存。它们通常都代表了不同利益或文化群体的心理或精神追求。如同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一样，这些所谓的不同风格也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或相互对抗。关于设计风格的变迁，许多介绍性书籍都乐于从“造型”入手，因为它直观，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似乎更具有审美价值。而从风格与技术关系入手的表述则颇为罕见。因为许多艺术设计的评论家并不是技术（尤其是某一特殊领域的技术）专家。另外，风格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这样分类还可能导致对风格和技术谁占主导地位的争论。再者，风格和技术其实都是“变量”，我们几乎无法把它们作为“静态”的对象进行研究和分析。更何况，我们搞不清楚国家风格、地区风格与设计师风格在讨论设计风格的专著中，到底应如何编排，确定位置。

不过，即使我们并不着意于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会很容易发现：不同的设计风格的确可能与技术的联系程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因产品的本质特征差异而不同，也可能因设计目标或设计师的处理方式差异而不同。通常，在主流的评价体系中，那些与技术联系紧密，尤其是展现了新技术出色特征的设计风格往往会在当时获得更高的评价。这里便有两个问题呼之欲出了：第一，以同样的技术条件为基础，不同的设计师或生产单位完全可能设计生产出风格迥异的产品。它们可能指向不同的使用方式、文化前景。这至少提供了一种生活中，尤其是文化取向上的多样性可能。我们能否把它们之间的差异简单地看成设计师个人趣味或公司品牌的差异？第二，与新技术紧密相连的设计风格是否一定比与旧技术相连的风格“更先进”、“更革命”？我们能不能以“先进”或“落后”的定式——特别是技术层面的先进或落后——来看待设计风格呢？

事实上，无论是那些与技术联系得更加紧密，还是相对稀松的设计，其实都或明或暗地展示了文化的取向。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对待技术的态度及表现这种态度的方式都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如同习俗一样，具有稳定性和不易察觉性。

作为现代设计一个重要支点的技术，一直是以工业化生产和西方的技术逻辑为主而呈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以此为准，会发现包括中国古代技术在内的许多前现代时期的“旧技术”，是很难被纳入艺术设计范畴的。但随着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成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艺术设计不应仅与“新技术”相联系，还应与“旧技术”保持良好的关联。艺术设计的文化属性和审美取向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强大，它也不再满足于按照已有欧洲经验的模式发展了。

3.艺术与设计

所谓设计，就是将人类生活或生存的意义，通过制作的过程予以解释。艺术也经常被认为是发现新型人类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一般说来，这两者皆使用了“造型”手段。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艺术与设计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将艺术与设计统一起来或区别开来有什么实际意义？从事实际创作的设计师或艺术家本身并不总是有意地将二者进行区分和讨论。有时他们的作品甚至并不明确地属于设计或艺术的范畴。但至少有两部分人仍对二者的区分进行着不懈的讨论。第一拨人是理论家和批评家，没有二者的区分，理论的建构和比较便难以完成，艺术批评或设计批评就总是陷入一种乱糟糟说不清的状态；另一拨人自然是艺术和设计学院的教师们，他们需要将艺术与设计进行区分，据此进行课程安排，甚至据此进行教师们的身份区分。现代化的大学总是倾向于把专业肢解成越来越细碎的“科目”。

艺术是艺术家在面对社会时的意志表达，其发生的根本立足点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因此，只有艺术家本人，才能够掌握其艺术发生的根源。这就是艺术的孤傲与直率之处。而设计的目的通常是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在问题解决过程——也是设计过程中产生的那种人类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价值观或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感动，就是设计最有魅力的地方。设计的初衷更有“拯救人类”的意味，也容易陷入一种救世主的热情中。不过，设计过程更容易被具体的经济、技术因素所困扰，这使得设计师在工作中，常常陷入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当然，设计师也很向往“自我表现”，只不过这种“自我表现”往往更加微妙：操作得宜，会使得整个设计更具品味；稍有差池，则会功亏一篑。设计师的小心翼翼并不是毫无来由的。

艺术家会认为设计和设计师不够独立，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设计师则更容易认为艺术家太自命清高。但实际上，既存在向市场低头的纯艺术家，也存在保有个人风格和气质的设计师。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追求的目标和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一般说来，理想状态中的纯艺术家更忠于艺术，尤其是其本人的艺术。艺术家往往显得很自我，他们对于自己的艺术及理念是极为执拗的。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热爱艺术的年轻人都渴望进入艺术院校，接受正规教育（基本是学院教育），之后再从事专门的艺术创作，对于许多纯艺术家而言，大学阶段是他们不能回避的、必须遵守社会规范的时期。而他们的毕业去向往往是不确定的，也是难以掌握的。所以对从事纯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的培养，是目前高校管理中的一个“难题”，他们的许多成绩和成果无法按照常规的方式来划分，即使划分出来，也很难以数据来说明具体问题。

与此相对应的设计师的培养，离校后的个人成绩的取得，甚至所谓“成才率”的计算等，则与许多工科专业更有相通之处。设计师与艺术家比起来，更具有“社会化”特征，也必须更尊重和遵守一般的社会规范。设计师总是被要求通过很好的“功能”完成的途径，来达成业主的要求，为使用者提供方便。不过在实际的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们往往搞错了自己的身份，按照艺术家的取向来培养设计师，这很可能会使很多未进入社会生活和专业领域的大学生们忽视了专业的本质特征，而投入对个人理念实现的追求中。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背景和年轻人所受的普遍教育中，这种指向可能会带来更加不利的后果。

艺术设计的许多理论是从艺术理论中借用的，当然艺术设计理论也并不仅有这一种借用渠道，但无论如何艺术往往由此就认定设计是自己的直接后裔。在造型语言上，二者的确有不可分割之处，所以艺术设计总认为艺术训练是基础课。不过如果艺术不再追求“造型”或“具象”，艺术和设计是不是也就真的开始分野了？

二者的矛盾还将继续存在；不过二者之间的张力，其实也是二者互相促进的动力。

4.商业与设计

前文已经提及，商业因素是设计业得以起源和繁荣的重要支点。在现代设计产生之时，这里所提的商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商业与设计的紧密结合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现代艺术设计起源的重要时期。此时，如果我们反观柯林斯关于现代设计思想起源的论述，会发现这是另一个有利于其理论成立的例证。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并不受到主流教众的拥护，因为人们认为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可能导致人性的堕落，让人们远离上帝的召唤。同时，当时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大量生活用品的是各种制造作坊，这些作坊的主人和工匠又通过手工业行会互相联系，共同获得利益。在18世纪的制造业领域，手工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泾渭分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并没有实现的自然可能。在人类历史的许多时候，“市场”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创造和拓展的。

后来的事情发展的确有些戏剧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奢侈生活的追求突然变得不再那么“不道德”了，甚至有许多知名人士还纷纷为其可能带来的商业繁荣唱赞歌，几乎与此同时，许多奢侈品的制造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生产的体系。奢侈与资本主义达成了一种长久而狡黠的关系。

在工业生产领域，奢侈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奢侈的途径产生的，当时的许多工业应被称为“奢侈品工业”。

比如建筑工业。因为在教皇统治下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宫殿和大教堂的建造已走上资本主义轨道，所以17世纪法国皇宫的建造过程中，承包人拥有巨大的资金来源也就不奇怪了。当时建筑账目的记录已经极为详细。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巴黎建筑工业中，石工业和木工业已完全建立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此外，盖屋顶业也在逐渐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18世纪末巴黎建筑工业的组织形式表明，大型奢侈建筑工程已呈现出某些成熟的资本主义特征。

家具制造业一旦开始制造奢侈品，总是想要破除各种行业障碍。17世纪，高档家具制造业开始采用大规模工业形式。路易十四时期，这些工厂的产品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往往雇用大量的工人（仅制作地毯的工人就有250个），而且由著名艺术家作指导。巨大的奢侈消费导致了工业的根本变革，而这种变革又进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奢侈家具制造业在18世纪也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大规模工业的道路，而且在当时的德国，走上这一道路的仅限于这种奢侈品工业。

奢侈品工业更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原因如下：

第一，特殊生产工序的要求。在多数情况下，奢侈品需要贵重原料，而且常常必须从远处获得。奢侈品的生产工序常常比一般商品的生产工序复杂、费用要大。在多数情况下，奢侈品生产工序也更复杂、更带有艺术成分。它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广的见识和更卓越的管理才能。因而，一些才智超群的人涌现出来。这是一个增加了商业附加值的过程，奢侈的要求使得艺术品质的保持和上升有了助推力。

第二，特殊销售方式的要求。奢侈品贸易的市场波动无疑比大众消费品贸易的市场波动要大得多，所有奢侈品工业的历史告诉我们，富人的想法是经常变化的，他们的口味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受“时尚”的影响。一方面，这种多变的口味常常导致销售的缩减；另一方面，要使自己的产品不断适应经常变化的需求，制造商必须做到足智多谋，甚至引导时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能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维持自身的生存，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获取利益，因此比手工业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三，在中世纪，欧洲所有奢侈品工业都是由业界巨头或有胆识的外国人创立的。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外国人更是充当了主角。实业家的移居及其建立的工业企业的流动从未停止过。所有这些由外国人潜心建立的工业，立即呈现出理性的特征。它们大都建立在行会之外，而且常常对本地工匠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这些外国人都不隶属于某个城市或地区的行会组织，甚至有着不太相同的宗教或教派信仰，他们当然不受一般市民生活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外国人”背景也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国际化。

第四，合适的市场仍然是维持这种工业体制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既然其他大量销售的可能性，即低档或复合商品的批量销售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此，只有奢侈品工业才能提供投资的机会。这就是最终的原因。

可见在西方的历史中，商业与艺术设计的纠缠是由来已久的。在当代世界中，商业的这种影响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今天看来，20世纪后半叶，设计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都是“经济”。

带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的社会伦理关系是设计概念得以生成的一个前提。这种思想观念越纯粹，在以经济发展为圭臬的土地上的实施难度就越大。经济发展的原理其实非常明了：为了拉动现代人的消费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为了使这些产品能够作为消费对象流通，各种媒体竭力进行宣传，广告传媒随之迅速进化。设计被非常有效地组织到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制造企业的核心机能正在从生产能力向商品开发转移，市场营销和设计的重要性得到了凸显。如果设计工作的重心仅停留在“造型”上，就会使设计总是局限于制造业的下游。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设计行业也在为自己找寻出路，它将更紧密地与经济生活相联系，而且行业范畴也将越来越不再囿于“造型”设计的范畴中。从一个方面讲，艺术设计将攀附“经济”的渠道和平台，有更大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过程也将使艺术设计与艺术的分野愈发明显，甚至在艺术设计行业内并未接受过艺术训练的群体比例可能愈来愈高。这对一直以来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和衡量标准，都是不小的挑战。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艺术设计行业细分的必然过程和结果。这个结果带来的是设计过程的“工厂化”或“流水线化”，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工厂”和“流水线”的通病。程序的细分和市场化的完整，并不必然导致艺术设计水平的提升。有时候，反而是掌握在少数设计师手中的审美或文化标准才更有生命力。

商业的大规模发展一般被认为是艺术设计得以大力发展的基础，但在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我们发现艺术设计的发展（尤其是品质的提升）并未与之相匹配，而且艺术设计水平还在局部有庸俗化泛滥的情形。事实上，商业的自由、市场的细分对物质品质要求的精细化才是艺术设计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这并不是自发生成的社会需要，而是需要强大的外力推动的。甚至国家意志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可能才是更大的驱动力。

当然，商业的发展也会对艺术设计的本质和发展有着更为隐蔽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第一，设计不能只满足于一味地迎合社会要求。如果这样去做，在最好的情况下设计也只是能在瞬间抓住人们的眼球，随后便销声匿迹了。在更多的情况下，迎合意味着乏味和无聊，可能在一开始就没能引起任何关注，也不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偏离设计本质的做法。从文化层次看，一味迎合社会需求，不利于民族新文化的塑造；即使从经济利益角度看，我们也应该明白，这种迎合并不是打造产品品牌或设计师良好声誉的长远之计。

第二，设计行业整体越来越分散，越来越不属于同一个工作范畴。只有在更高一级的，比如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层面上才能找到共性。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某种设计过程的日益精细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其看作“纵向”的细分。另一种细分是“横向”的：不同的艺术设计领域愈发紧密地与各自的行业和产业相联系；甚至传统上属于某一种艺术设计领域的专业也不得不愈加分化，服务于不同的群体。比如平面设计中的书籍装帧和商业摄影专业、工业设计中的产品设计和汽车造型设计等。在这些设计领域的工作中，工作的程序、范式等，愈发被行业规范所统领，自由设计的范围已经被大大挤压了。达到这种状态的最佳途径，就是对工作媒介形式的改变，具体说就是电脑和网络的大力引入。这种“新”的媒介形式，不仅将设计师与作品割裂开，也将行业与个人自由割裂开了。

2.3.2 艺术设计教育的社会角色

艺术设计行业与艺术设计教育的关系自然是紧密的。但是，我们不能仅将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院系和系统看作为相关行业输送人才，甚至简单地将教育系统看作行业结构的复制。

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二者还有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至少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首先，我们已知艺术设计行业其实是诸多行业和领域的泛指，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各项工作的细化，各设计分类与行业的结合将愈发紧密。行业之间的差异往往是行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该行业获利的基础。在这种逻辑下，投身于社会实际工作的设计师们往往更热衷于在身份、能力和工作特性上的互相区别，而不是对共性的探求。而艺术设计教育既然被统一设置在大学中，在理论、教学、管理模式上总是试图找出其“共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抹杀不同专业、行业的差异为代价的。如果没有对艺术设计不同或不完全相同行业的整体把握，不仅无法完成正常的课程设置和执行工作，而且相应的艺术设计理论建构也会寸步难行。学术机构的存在之于实际工作的价值就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待事物的角度，而且这种视角的变换并不仅仅是理论中的“宏观”和实践中的“微观”这么简单。没有理论的有效建构便不会有行业发展的后劲儿。

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于“技术”。在艺术设计行业中，许多实际工作都需要对“技术”施以狂热的粉饰，而且也的确需要技术的支持，方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这种对技术的狂热恰恰是在学校教育中必须进行“冷处理”的内容。因为教育总是担负着某种“文化”责任，这虽然看来虚幻，却是学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保证。学校对技术的不信任同时也是其应担负的责任。就是说这种怀疑的态度，有时比怀疑本身更重要。当技术不再有其他文化力量和群体对其进行限制，我们真的很难说清技术会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世界带向何方。市场的“肆无忌惮”和教育中的“瞻前顾后”必然形成鲜明的对照。

1.培养艺术设计人才

为国家培养大批艺术设计人才是艺术设计教育最重要也最直观的社会价值。我们没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过多论述，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起落，则折射出这个行业的命运多舛和我们今天工作的艰巨性。[12]

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有两个源头：一是脱离传统绘画、学习西洋画的努力和成就；二是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艰难求生。

从已有的关于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兴起的研究成果看，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兴起的条件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清末洋务派和维新派倡导实业、创办实业学堂最具影响。实业学堂的工艺技术教育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了实业学堂重视工艺技术教育外，在清政府颁定的各类学堂章程中，从大学堂、高等学堂（清末的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师范学堂、中学堂到小学堂等，都贯穿有图画手工教育。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培养“格致、农业、工艺、医术”方面的人才。在艺科所学的十门课程中，专门列有“图画”一门。并且，“图画”课贯穿在艺科三年的学业中：第一年学习用器画、射影图法、图法几何；第二年学习用器画、射影图法、阴影法、远近法；第三年学习用器画、阴影法、远近法、器械图。大学堂的“工科”包括九门：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冶金学。这九门工科专业都设有“计画与制图”的课程，其中“建筑学”还设有建筑历史、自在画、美学、装饰画、配景法及装饰法等课程。

不过清末的实业教育有很大的缺陷，毕竟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开明”是有限的：他们主张发展实业和技术教育，都是以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为基础的；他们并没有做到在采用新的社会生产技术时，同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而是以内外之别，将传统的体制之“道”与现代的制“器”之术区分开来。

随着西学东渐走向深入，中国人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美术的帷幕被拉开。继留学日本的潮流之后，留学欧洲，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美术的另一个重要选择。到欧洲去，到世界艺术的中心——法国去，成为中国美术青年学习西方美术的强烈愿望。

蔡元培认为，中国要大力发展科学和美术，应该以法国为师，多得法国教育之助力。大举向西方学习，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条件。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陈独秀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13]神。”王国维认为美育是造就“完全之人物”的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美育引入中国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扭转了将图画手工仅仅归于实业教育的局面。并且，它也从深层次表明，中国社会在向西方学习实业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对自身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予以更新，以建立与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技术生产相应的审美意识及文化观念。随着美学思想的传播，许多新式美术学校创办起来，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由此兴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人留学法国达到高潮，吴法鼎、李超士、徐悲鸿、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庞薰琹、张弦、吴大羽、郑可、王临乙、常书鸿、刘开渠、颜文梁、雷圭元、吕斯百、唐一禾等人先后赴法国。这批留学生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返回国内，登上中国美术舞台，他们从事新的艺术创作，开辟新的艺术运动，创办新式美术学校，他们成为推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上海是中国近代开埠最早的沿海城市之一，西方文化最先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并且，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步入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大都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现代设计最早也兴起于上海。其工业化和商业化是在西方列强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20世纪早期上海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乃至由此激发起来的中国现代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地的文化特征。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高涨起来，拯救民生、挽回外溢权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族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在这两种力量的支配下，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广告业和商业美术得到了发展，大量的商业美术人才在实际的广告宣传活动中成长起来。另外，一些有着先进思想理念的美术知识分子带着艺术强国、振兴民族实业的信念参与到设计艺术领域。他们既传播新的艺术思想及设计观念，又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设计实践活动。这就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设计的基本形态，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设计特点及面貌，在此之中也隐含着制约其发展的种种问题及困境。

工业化生产是现代设计产生的基础，中国现代设计必须建立在本民族工业化的基础上。而当时的民族工业实际上是在进口替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主要集中于那些工艺简单、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资金投入有限的行业，品种范围也较狭窄，其发展还处于较低的层次。这就决定了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极为有限，替代性的民族工业大都是在外国开发的新产品压迫之下的一种被动反应，很难谈得上自主开发的新产品造型和技术创新，即使有也是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去解决这些问题。民族企业家尚无能力，也无条件去建立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专业设计队伍，他们的意识只能局限在以广告宣传扩大市场方面。当时的民族企业为了与国外企业竞争，大量聘请商业美术人才为其从事广告宣传的设计工作。

在广告行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广告和商业美术社团。1927年春天，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创立中国美术刊行社，这是一个经营性的商业美术社团，承办美术印刷出版、橱窗设计、广告招贴、代售古今书画，并设有滑稽画、讽刺画函授部。这一时期在上海创办的商业美术社团，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商业美术家协会。该协会聘请汪亚尘、雷圭元、陈之佛、张辰伯、颜文梁、潘玉良、郑可等人为会董。

以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而言，工业化是现代设计诞生的基础。中国现代设计明显是在缺乏本土工业化基础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和商品经济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过度商业化”与“工业化不足”，造成了中国现代设计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弊端，一方面出现了大批的商业美术人才；另一方面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设计人才（工业制品设计、环境和居室设计、印染设计等）则严重缺乏。中国人独立开发的产品设计几近空白，而参照模仿外国的设计比比皆是。所以说，中国早期现代设计缺乏合理的结构，设计没有参与到生产领域中去，也就是没有贯穿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乃至服务的整个过程，它只是单一地服从于占有市场和商品销售的需要。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民族工业的挣扎和中国艺术设计的挣扎和求生，是互相映衬的。艺术设计者们在表面的繁荣下，的确感到民族工业生产和原创能力的不足，使得他们通过艺术设计来参与实业兴国的理想，显得如此遥不可及。于是，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另外，中国的现代设计尚处于理论和方法上的引进阶段，大部分美术青年因留学归国不久，无论是在艺术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方面都处于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如何把他们在国外所学的设计理论及方法具体地与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还需要经历社会实践的磨炼。美术知识分子经受的挫折也的确启发了他们进一步联系实际的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代设计的道路。

这个时期中国艺术设计还为后来的艺术设计教育留下了许多遗产：第一，大批设计师和理论家投身于教育事业；第二，艺术设计的分类模式一直被继承了下来，直至今天也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而已；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几乎没有进行民族工业生产的场地了，而在短短十几年间的所有艺术设计实践和思考的成果，就随着那些进入艺术设计教育学院的教师们，被带入了相对封闭的学院中，并开始了延续至少半个世纪的学术理论超越社会真实需求的艺术设计教育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工艺美术主要以手工业生产为主，因此，工艺美术被纳入手工业生产管理部门，政府力图从生产的角度大量发展工艺美术。当庞薰琹等人为筹建工艺美术学院积极做准备工作时，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一运动对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起到了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1956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高等教育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联合呈报的，关于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政上归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领导，业务方面归文化部领导。创建之初，学院设染织、陶瓷和装潢设计三个系，聚集了雷圭元、张光宇、郑可、祝大年、高庄、柴扉、袁迈、常沙娜、程尚仁、田自秉等一批优秀的工艺美术家。

在当时国家领导者的观念中，中国广大范围内仍是以手工业为主，工艺美术自然应与手工业相联系。同时，这又是一个能给国家换取建设新中国所急需的外汇的行业。因此，工艺美术家、设计师、理论家群体与国家领袖们之间，在设计的行业定位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新中国初期，工艺美术是在恢复生产和保存手工技艺的前提条件下兴起的，生产的观念贯彻在工艺美术教育中。与生产相结合，是工艺美术及工艺美术教育的特点，但是片面的生产意识显然又会制约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在恢复工艺美术生产的过程中，面向外贸需要成为工艺美术生产的主导方向，以工艺美术产品出口创汇，换取国家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在保存优秀的传统技艺时，没有注意克服传统手工艺在思想意识上的局限，而是以特种工艺美术的特殊性代替了工艺美术的普遍规律，从而导致对工业美术的误解，致使工艺美术生产只注重技艺，忽视艺术规律和审美原则的问题大量出现。在日用品的生产方面，工艺美术设计的意识淡漠，设计、生产和销售之间没有建立合理的结构关系。

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工艺美术教育的困境。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办学方向的问题，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办学意见：一是围绕行业生产的要求，制定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学方向；一是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出发，确立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学方向和办学重点。前者反映为，从全国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品的外贸出口生产需求出发，主张工艺美术教育应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制方式，学生的主要来源是手工业工人，培养学生掌握手工业技能直接为手工业生产服务。后者以庞薰琹的教学主张为代表，他指出：“工艺美术既为人民的精神生活服务，同时它又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服务”，从根本性质上讲，它属于文化事业。工艺美术教育与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有密切的关系，又因为与生产有关系，所以与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化学工业、建筑工程、商业等部门都有关联。因此，工艺美术的对象范畴广，与人们的吃、穿、住、行都有关系，工艺美术跨行业和分工协作的特点，使工艺美术事业需要加强统一领导。另外，他又指出，“有些人把统一领导误解了，以为统一领导就是由某一个部门单独管起来，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样不仅会打乱各个部门的工作，同时会使得工艺美术事业变得非常狭窄。”他认为，艺术与技术有关系，但两者又不能混为一谈，可将工艺美术学校分为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两级，中等学校是培养技术人才的，高等工艺美术学院以培养设计人才为主。他主张，高等工艺美术教育应该兼顾发展现代工艺和传统民间工艺，不能将工艺美术只限制在特种工艺的狭小范围，单方面以满足外贸需要为目的，而应该在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下，重点发展日用品的设计与生产，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1957年4月，庞薰琹起草了《关于怎样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议》，他提出：“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人才，要使学生对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传统进行系统的学习，并有所心得体会，这是学习工艺美术必须具有的基本知识；要使学生具有精确而熟练的描绘对象的技巧，这是设计工作必须具备的技术基础；要使学生在基础中掌握图案的原理法则，同时能够举一反三灵活地运用和变化，这是创作方法上必须具备的技术基础；要使学生通过各项专业学习，从开始就不断地、循序渐进地培养和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并掌握专业的科学理论和技能；要使学生通过生产实践，熟悉我国固有的技术传统并掌握近代新的特质材料的处理和生产技术；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此后，《工艺美术通讯》发表了《关于工艺美术事业的几点意见》，由庞薰琹与学院各专业教师共36人在建议上签名。这场有关工艺美术是什么，以及工艺美术学院办学方向的讨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逐步升级为意识形态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在知识分子中间全面拉开。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庞薰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被定性为右派言论，他成为美术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副院长职务被撤销，他被批判为“极右分子”，关于设计艺术教育的种种计划及设想被打入“冷宫”。

庞薰琹及其同时代的艺术家、设计师们一直在力图把中国艺术设计和教育纳入正轨。然而他们的理想总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这既来自国家生产模式和工艺水平的限制，也来自国家主流认识水平的低下。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很多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历史的语境下往往未必如此。中国第一代艺术设计理论家和教育家的坎坷，不仅是个人命运问题，也折射出了中国当代工业发展的曲折不幸。文化取向和政治话语在当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艺术设计领域的知识分子甚至没有所谓“正确”的道路可以选择：不是文化上不正确，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中国艺术设计和教育的发展是曲折，甚至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既来自有抱负的一代人被冷落，也来自整个社会只满足于表面繁荣，而对文化深层危机的漠然。直至今天，这个问题仍没得到足够的重视。

2.思维方式、思维训练、思维定式和思维惰性

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体现一定思维方法和一定思维内容的思维模式，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具体形式。由于每个人的思维看来都是一直与自己同在的，而且也往往让人觉得并不受自己控制，所以人们常常以为思维方式是恒定的、同一的。殊不知，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文化和时代的产物。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一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喜欢用某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与该时代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及社会和其他条件是密切联系的。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其独立性是相对的，这是思维方式的社会性质。思维方式是人的理性认识或反映形式，是在该时代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对信息的反映、加工和改造的思维转换方式。从整体上看，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从个人的小范围来看，人脑也并不是永远被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思维方式的塑造。一个能清楚认识自身思维方式特征及优缺点的人，更容易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文化的本质。

所谓思维训练是指针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训练。人们思考问题时采用的方式方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这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思维训练实际上就是人们学习和掌握思维的方式和方法，开发大脑的功能，提高大脑思维能力的过程。理论上讲，思维训练的内容包括一般思维方法的训练（例如逻辑思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的训练（例如发散思维方法和形象思维方法等）。一般说来，前者的训练比较容易，后者的训练则比较复杂。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的方法较多且没有固定的模式。思维训练的方法包括理论学习和亲身实践，特别是创造性思维方法的训练必须结合实际来进行。不过我们也必须理解，实际上人们在接受训练时可能并不能明确说出自己到底正在接受哪种类型的训练。

虽然我们未必非常重视思维训练这个问题，但从广义上讲，这个过程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存在的。主流的话语模式、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可成为思维训练的手段。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维往往可能走向片面或随意，并不必然导向我们要求的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所以，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有志于自我提升的人们，都应该有意识地通过思维训练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

思维定式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思维习惯或一种相对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是一个人反复思考同类或类似问题时所形成的定型化、程式化的思维程序或思维模式，是过去思维对现在思维的习惯性影响。思维定式是一种思维现象。当人们在遇到某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时，一般就会先入为主地、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自己所熟悉的某种方向和途径去联想，把所面临问题纳入自己的头脑中，把此类型问题放到已存在的某种比较熟悉的框架内加以思考分析，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式。当一个人在头脑中形成了思维定式后，就如同在大脑中筑起了一条思维惯性轨道一样。有了这种轨道，当人们再遇见同类问题时，其思维活动就会凭着一种惯性，不由自主地在这条轨道上滑行。

思维定式并不必然导致问题解决的无效或不利，有时以往的经验的确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快速、更有效。既有的经验还可能帮助人们更快地看到表象之后的内在问题。但是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思维习惯、思考内容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恒定不变的，常常把思维定式当成经验的一部分，不加分辨地加以继承。这就可能导致以“旧办法”处理“新问题”或以一种办法应对多种问题的情况。这时的思维定式便可能是有害的。当然，即使面对“旧问题”，我们也未必一定采用旧办法，毕竟我们的信息来源、技术基础、追求目标等都有极大的变更。所以，我们应尊重和学习已有的经验，但切不可因此而囿于某种思维定式中，这的确不利于“新问题”的解决，有时甚至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旧问题”。

思维惰性是一种封闭的思维状态，是一种严重的思维疾病，它是由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惰性而产生的一种思维闭锁症。患有思维惰性的人一般表现为思维懒惰，不愿意深入思考问题，遇事不勤于动脑，甚至大脑处于思维迟滞的状态。思维惰性受到思维定式的消极影响，患有思维惰性的人习惯于按照常规去思考问题，思维倾向于简单化。长此以往，易于造成思维僵化，行为保守，不思进取。有思维惰性的人，面对困难或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难以冲破思维定式的束缚；或认识不清乃至于回避问题，干脆把问题留给别人去解决，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勇气。

思维定式其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的情况，但思维惰性是一种病态。而且这种思维上的懒惰，往往来自个人的心理障碍，对任何新鲜事物存有恐惧和担忧。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切说明这种恐惧心理到底来自何处，但个人性格和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绝对是重要原因。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了创新思维和创新素质中，许多能力其实往往并不来自智力和知识学习，而是个人意志品质的体现。如果意志品质的培养不足，便会产生诸如思维惰性这样的不良后果，这不仅是创新思维培养的失败，也会对个人生活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3.直觉和灵感

直觉是人脑基于有限资料和事实，调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摆脱习惯的思维方式，对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进行的一种直接的、迅速的、跃进的、敏锐的洞察和判断。直觉在帮助人们确定研究方向、选择研究课题、识别研究线索、预见研究发展、提出研究假设、寻找研究方法、领悟研究价值、决定研究方案等方面都可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往往借助灵感这种表现形式体现出来。

直觉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能力，它表现出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可以几乎不经思考就作出相应的反映和选择，似乎灵机一动，立即就解决了问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直觉指的是不经过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得结论的思维过程，或者说是通过下意识的思维活动而直接把握对象的思维过程。直觉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本能直觉，它是依据人的生理本能或条件反射而产生的直觉。这种直觉的反映一般属于消极的反映、被动的反映。其二是感性直觉，它是依靠人们的感觉和经验而形成的直觉。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实践中遇到同以往曾经历的情形相似的境况时，就可能在头脑中迅速找出与其相应的曾经采取过的政策。其三是理性直觉。它是在对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直觉。它来自经验，但又冲破了经验的束缚，可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灵感是指人脑有意或无意地突然出现某些新的形象、新的思想或新的认识，从而使一些经人脑长期思考但久拖未决的问题顷刻间迎刃而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灵感是人脑的一种属性，也是人脑的一种机能。从脑功能的角度分析，当人们经反复思考和长期探索后，思维进程将产生一些关节点。若能在这些关节点处给思维施加一点刺激，思维就将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形成灵感。由此可见，灵感是人们长期思考、紧张思考和过量思考的结果，只是由于其出现的时机或地点带有随机性，因而给人们察觉灵感、把握灵感和利用灵感带来难度。但无论灵感现象如何复杂，它仍是人脑在创造性活动中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从根本上来说，灵感既是一种短暂的创造状态，还是一种良好的创造效应。

无可置疑，直觉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灵感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机遇。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人们如何引导直觉，如何诱发灵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因此，人们应当了解并掌握那些能够帮助自己把握发明创造机遇的直觉、灵感式创造方法，应从这些方法中汲取理论的精华和实践的技巧，牢固掌握其技法原理和运用要点，让直觉和灵感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发明创造之路。不过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必须引起注意。在日常工作中，直觉和灵感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即使通过直觉和灵感找到了问题的非常规解决方式，工作也通常并未就此结束，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还是需要理论的求证或常规方式的检验才能最终付诸实现。更何况这种直觉和灵感很难通过学院化的课程讲授或训练而获得或日益提升，它往往表现得很有个人特征，与个人的经历、性格等有直接关系，而不是与普遍理论联系得更紧密。在某些艺术家或设计师眼中，直觉和灵感的重要性恐怕远超过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比例。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更强调这一点，甚至有些夸大。在学校中，这种观点可能会给青年学生带来困惑，使他们更追求直觉和灵感，而不是正规的工作程序训练。其后果就可能弊大于利了。

4.创造教育

创造教育于20世纪40年代发源于美国。但至今创造教育仍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事物，要想进行完整、准确的定义十分困难，因而有多种定义存在。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其结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从培养人才角度来说，创造教育是培养创新型、开拓型人才的教育；从开发能力角度来说，创造教育是开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从解决问题角度来说，创造教育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模糊领域问题的能人好手的教育；从普通教育的基础教育特点来说，创造教育是为创新人才从事发明创造打基础、做准备的教育。要想全面地给创造教育下定义，必须从创造教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三个方面来理解。所谓创造教育，就是依据创造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教育实践，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和造就大批创造型人才的新型教育。所以从广义来说，凡是有利于受教育者培养创造意识、树立创造志向、激发创造精神、锻炼创造性思维、增长创造才干、开展创造活动而进行的教育，都可称为创造教育。

创造教育包含下述10个方面的内容：（1）思维教育——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关键看其能否进行创造性思维。所以创造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创造性思维教育，而创造性思维教育又包含各种思维形式的培养以及各种思维技巧的训练。因此，创造性思维教育其实就是多种思维教育在创新形式和创新高度上的有机综合。应该指出，创造教育中的思维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为主，兼顾集中思维能力和其他思维能力的。在各种思维能力都得以提高的基础上，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获得突破性的发展。（2）发现教育——所谓发现是指人们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过程中，领悟和发现了某些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发现客观存在的事物、认识客观存在的规律，都有利于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性才干的提高。因此，要开展发现教育以树立学生的求知精神和探索精神，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有所发现、有所前进。（3）发明教育——所谓发明是指人们采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创造出新事物或新产品。发明教育是将人们在发明创造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充分传授给学生，培养和训练他们从事发明创造所需的思路与方法、技能与技巧，使其能在创造活动中有所发明、有所创新。（4）信息教育——发明创造必须以一定的信息为基础。信息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并使他们形成敏感的信息知识。此外，信息教育还要教育学生掌握现代化的信息分析手段和高效率的信息处理方式，从而在信息社会中，把握发明创造的有利信息并转化为发明创造的实际成果。（5）学习教育——学习教育的任务是教会学生怎样进行有效的学习，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传统教育最遭人诟病的方面就在于“填鸭式”、“满堂灌”的知识传递方式。学校只注意老师如何教，不注意学生如何学，因而学生对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都知之甚少。学习教育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有效的思维技巧，早日跨入创造领域。（6）渗透教育——目前，科学技术高度交叉、高度渗透，各种横向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要使自己在这种形势下不落后，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整体性教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渗透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不仅要注意科学和技术间的渗透，也要注意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间的渗透，还要注意它们与创造活动间的渗透，使学生能够充分认识科学知识、社会生产和发明创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渗透原理。（7）艺术教育——创造力可分为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两种，它们都可能指向伟大的创造。开展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并进一步转化为学生的全面创造才能。现代优秀的发明创造成果，不但要求社会价值高、功能价值高、经济价值高，还要求艺术价值高，这就迫切需要学校广泛开展艺术教育，使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水平均达到创新型人才所需的高度。（8）参与教育——所谓参与教育，是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用生动现实的生活素材来教育学生、启发学生，调动学生的创造热情、引发学生的创造兴趣，并在现实中找到创造的目标。这样，既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9）未来教育——未来教育是创造教育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让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未来，了解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于帮助他们树立远大志向和明确的奋斗目标都大有好处。（10）个性教育——创造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这就需要人们在一切教育工作中，懂得爱护、尊重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性。创造教育的个性教育要改变以前在个性问题上的陈腐偏见，把培养积极进取、各具特色的创造个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认识。

创造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它既不以知识积累的数量为目标，也不以知识继承的程度为目标。与传统教育相比，创造教育同样强调必要的知识积累，但更强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同样强调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但更强调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创造教育不仅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而且认为创造力是可以通过创造教育培养出来的。创造教育坚持应该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才能情况，因材施教，把他们培养成不同层次的人才。创造教育全面地去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更多地培养创新型、复合型、通才型的新型人才。

创造过程三阶段论是由美国著名的创造学家奥斯本提出来的。他将创造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发现事实阶段；②提出创意阶段；③寻找解决对策阶段。奥斯本还对他自己的三段论做了如下的补充说明：发现事实以前，必须先对问题下定义；而定义问题时，又必须先选择并讨论问题，搜集相关资料，然后加以分析、综合。提出创意之前，先要联想相关的事，越多越好，等到要提出创意时，便追踪过去所想到的创意，然后加以分析、组合。要找出解决的对策，就不能缺少评价与选择。评价有赖实验或其他方式的测验完成。决定了以后当然要付诸实行。姑且不论顺序如何，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不断努力，并作出独创式的想象。后来，奥斯本又把创造过程细化为七个阶段。①定向：强调某个问题。②准备：搜集有关资料。③分析：把有关材料分类后分析研究。④观念：用观念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⑤沉思：“松弛”促使启迪。⑥综合：把各个部分结合到一起。⑦估价：判断所得到的思想成果。

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的创造过程四阶段论是一种影响较大、传播较广，且有较强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学说。他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创造活动，无论其规模大小，创造过程一般都必须经过准备、酝酿、明朗、验证四个阶段。（1）准备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工作是明确提出问题。一切创造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明确地提出问题并非易事，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奥斯本认为，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问题的感受性；对问题的感受性是重要的人格和能力特征。准备阶段要做以下三项工作：①发现问题。问题是现状与理想的差距。一个有强烈创造意识的人能不断地发现问题。②明确问题。明确问题就是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这要通过收集资料、整理平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界定问题的范围，明确问题的性质，提出问题的关键，初步确定其可行性，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来完成。③分析问题解决后的价值。分析所提出问题的社会价值：能满足社会哪方面的需要，它的应用前景如何，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通过上述三步，使问题概念化、形象化、具体化、明朗化。创造的准备阶段是外部信息的输入、加工期，心理处于活跃、不安和专注的状态，常常要经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循环过程。（2）酝酿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工作是提出许多个解决方案。一切创造都是以找到解决方案，最后将问题解决为止。但是，找到解题方案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经过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才能奏效。在这个阶段要交错地试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改变思维的方式和切入点，探索各种可能的解题方案，尽快找到解题方案。（3）明朗阶段——这是找到解题方案的阶段。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偶有机会，解题方案就可能会突然地出现在面前。（4）验证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验证解题方案是否正确。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逻辑论证或实验来验证创造成果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5.思维能力的训练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艺术设计行业的工作过程其实与创造过程完全贴合。所以，艺术设计教育完全可能在有限的学校教育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样性、更有效的思维和工作程序的训练机会。这可能是其他专业很难提供的机会，也是艺术设计与众不同之处。

从前文的介绍和分析可知，艺术设计行业是一个范畴宽泛、实际操作性强，又对从业者的综合素质有很高要求的行业群。艺术设计教育的复杂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具体的培养课程和专业设置方式如何应对这种相对松散且不平衡的行业布局。②艺术设计思维的发散特征往往在过程中使得原初的设想被引向多种不同方向，从而可能导向不同的、无法预期的后果。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看不清方向，也不知该如何应对。③愈发市场化、商业化的外部环境，实际上要求的是更加理性、程序更加严格的工作模式。这在本质上是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或设计师的思维和工作习惯不相符的。④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艺术设计及实践过程要求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极为多样化，也极为全面。它在客观上强迫从业者必须不停地转换思维方式，以不同的手段检验自己设想的可行性。所以，从事艺术设计实践、教学或理论建设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自我矛盾中。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外部环境与行业规律之间，也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自身。

以一般的工作程序而言，设计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调研、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实施——意见反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如下几点：

第一，艺术设计的工作过程与上文提及的创新过程，尤其是沃勒斯的创造过程四阶段论极为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艺术设计和实践的完整过程是对所有人进行创造教育的最好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其间的人都必须调动头脑和身体的方方面面，才能保证过程的顺利完成。当然，这也提醒了从事艺术设计的院校，我们绝不能把设计教育和教学只限定在图纸阶段，否则这不仅违背了艺术设计行业本身的逻辑，还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第二，为了艺术设计成果的达成，设计师必须关照到与设计相关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而不能只针对局部、片面的部分来操作。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很容易发现自己在哪个方面的知识、技能或经验有所欠缺，而与其他专业人员的配合则是必需的。而且有经验的设计师还往往能预见到问题最可能产生在哪部分、哪个环节，甚至哪部分工作群体中。只有这样才能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至少不会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在设计过程中，尤其在实施过程中，设计师往往会发现有数不清的问题困扰着自己，他（她）必须对所有问题有通盘的考虑、理性分析，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针对哪一类的问题应由团队中的何人、以何种方式进行解决，以及不同问题解决人员之间如何沟通。

第三，艺术设计的另一个有意义之处在于其对从业者的形象思维能力要求很高。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从人的身体偏瘫等现象中发现，大脑是分为左右两个半球的。但系统地建立起“大脑两半球理论”的则是1981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美国人罗伯特•斯佩里。20世纪60年代初，斯佩里借助于临床上的裂脑人，采用一系列独具一格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分别考察了人脑左右半球的功能。实验令人信服地表明，人脑有两套信息加工系统，两个半球的功能是高度专门化的，分工明确、各有优势，从而纠正了人们已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右脑是进化上落后的劣势半球”的错误观念。由于人是靠右半球感知客观世界，靠左半球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抽象加工，因而右脑被称为感性半球，左脑被称为理性半球。又由于右脑管理形象思维、综合、组合一类的层面性、立体性的思考活动，所以它是产生创新设想的关键。人们的创造性思考活动首先是由右半脑起作用，因而右半脑又被称为创造半脑；左脑的任务是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并分门别类地纳入一定的信息、知识体系，因而左脑又被称为知识半脑。艺术设计的过程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右脑的能力，还能强迫左、右脑半球的协调配合。这是单纯的左脑或右脑训练都难以达到的成果。更何况，艺术设计过程中的形象推敲，本身就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这是一般的研究项目很难涉及的思考范畴。

第四，在任何的工作和创新过程中，都存在“灵光一现”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上文提及的直觉和灵感的成果。而且面对一些棘手问题时，有时灵光一现的方法似乎更能解决问题。于是很多设计师，甚至教师和评论家们也对此津津乐道。但我们都知道，灵光一现的思维成果很难“培养”出来，而且即便是有这样的成果存在，其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深入缜密的理性分析方可作出决定。所以，在学院教育中，我们不应将重点放在“灵光一现”的思维过程上，而应该放在一种常规化的、更具操作性的工作和思考方式之上。我们在上文中提出的艺术设计的一般工作过程其实就是这种相对可行的推广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种设计，每一位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精力、时间等的花费都是均分的，也不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灵光一现”的可能。而且即使是以个人经验为参照，我们也会发现，灵光一现也往往不是完全的突然而至，它通常来自长时间的思考和大量的基础工作，正是这种常规的工作过程为灵光一现提供了实质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将类似“灵光一现”的思维或工作方式一概否认，这不仅不符合思维规律，客观上也否认了思维世界的多样化。

第五，也许这是最易让人忽视，但却是在艺术设计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训练。批判性思维绝不是漫无目的或毫无来由地发牢骚，而是通过对事物表象、内容，及其背后的成因、逻辑等进行深入研究、推理、分析之后而找到的事物内在的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还能为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后者似乎显得更加重要。同时批判性思维的产生和能力培养还不仅是一个思维习惯的培养问题，它更是一个人综合能力，尤其是胆识和勇气的体现。没有丰厚的知识基础、很好的分析能力和打破常规的勇气，任何批判性思维过程都无法进行下去。更重要的是，批评性思维是几乎所有类型创新活动的基础。发现不了问题，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便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创新。在艺术设计的思考和工作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每一个阶段的向前推进，都需要批判性思维的主导，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人云亦云、不假思索的信息接纳模式。首先，设计师们必须发现问题；其次，他们要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甄别筛选；再次，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时地对自己的解决方案、执行工作等进行反思和修正；最后，即使作品完成，投入使用，还需要听取反馈意见，再不断修改或完善，为下一批产品或今后的工作积累经验。这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赖于“批判性思维”的成果来推进，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批判性思维往往是针对设计师自己和工作团队的具体成果而展开的。这种自觉的自我批评过程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以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手段，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注释】[1][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319页，王春华等译，朱旭东校，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170～171页，韩连生，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25页，韩连生，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美]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201页，邾立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同上书，270页。[6][美]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288页，邾立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同上书，300页。[8]本部分所列出的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发展方面的不足，并不仅限于大学阶段，主要 内容参见《教育：塑造未来奇迹的创造者》一书。[9]李宣海、沈晓明主编，佘国平副主编：《教育：塑造未来奇迹的创造者》，21～2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当然随着设计对人们生活介入程度的加深，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分析方法也在被用来分析设计问题。因篇幅所限，本书不再详细论述。[11]相关论述请参看[日]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24～25页，朱锷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2]本文中关于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史，参考了周爱民的博士毕业论文：《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未发表），特此致谢。[13]陈独秀：《美术革命》，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第3章 艺术设计学院

3.1 定位与扩招

3.1.1 关于扩招

1.扩招的背景

1）扩招幅度

1999年6月24日，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宣布，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上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9万人，扩招幅度高达48%。2000年，高校招生规模在1999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年度招生达30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204万人。两年招[1]生总量翻了近一番。

为搭建扩招舞台，1999年以后的两年间，教育部共设置182所新的高等学校。其中，合并组建了57所高等学校；新设置本科院校52所（其中师范学院30所，非师范本科院校22所）；新设置高等专科学校12所；新设置职业技术学院61所；新设置民办高校16所。

经过三年大扩招，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净增571万人，四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参见表3-1）。2001年与1998年相比，在校本科生规模增幅最大，专科（高职）生增加人数最多。[2]表3-1　1998—200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情况（单位：万人）[3]

在高校大扩招的最初阶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认为：由于长期毛入学率很低，独生子女进入高校的愿望又很迫切，供需矛盾突出，社会需要和群众需要构成了强大动力；而重视高等教育，希望子女进入大学深造，是中国发展高等教育极其有利的宏观环境；国内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消费需求不足，鼓励社会各界把资金用于高教，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高校大扩招，大的背景是科教兴国，加上强烈的需求拉动，普遍的社会舆论，高等学校也倾其全力，千方百计完成历史性任务，各省市所表现出的空前积极性，这是单纯的扩招所不能想到的。可以说，高等教育正在向着大众化迈进。

随后的几年，媒体中关于扩招及其对高校和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各学校扩招操作手法也有变化，许多人对扩招不再抱有全然的信任，而是越来越乐于指出其中潜藏的“隐患”。直到2007年3月，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石爱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两年的审计发现，由于不断扩招，不少高校都进行了巨额贷款，并因此负债累累。石爱中进一步解释，“一般高校的贷款都在4亿～8亿元，一些大院校更是高达10亿元以上。其原因就在于国家近年停止给高校拨款，着重于补贴基础教育，而各个高校又[4]在不断扩招，因此，高校都想方设法自己捞钱并加大贷款额度。”

2007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撰文宣称“5年内中国大学将再扩招438万人”。文章进而解释道，“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将再扩招438万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与前5年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相比，在今后5年中，高等教育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速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而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来。同时也要适度控制高校数量[5]的增长，优化结构与布局。”

最近我们又获得了更明确的说法：“教育部承认当年高校扩招太[6]急促，明年（2009年）扩招不超4%”。其具体解释大约包括如下几点内容：①其实在大规模扩招的决定出台前，国家本来已经有一个扩招计划，但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②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些问题也接踵而至：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威胁了高校的稳定；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③关于当年为什么要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急迫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专家认为，一是宏观社会需求，二是解决经济困境，三是走出“应试教育”怪圈。从近期看，它作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措施之一，成为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是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的直接体现；从深层次看，它与当前我国宏观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跨世纪教育适应全球变革的必然反映。

2）“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向

中国高校扩招之所以会在公众中引起较大的心理反映，主要是由中国公众高等教育需求的性质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公众的教育需求是基础性的生存需求，即为了求得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必要时甚至可以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扩招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生存需求的能量如此巨大，并没有因本科招生人数的增加而有所减弱，反而日渐增强。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他们很快发现本科教育无法再带给他们自己和家庭期望的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于是硕士和博士生学位就成了他们中许多人力图“脱颖而出”的唯一“正当”出路。或许曾经存在过的、以对专业和事业的热忱为动力的更高一级学习，也成了追求高学历、高学位的“谋生”途径。受这种需求的影响，基础教育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据调查，多数中小学生已经把“将来找个好工作”排在了读书动因的第二位。当今社会，人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换得高于一般的回报。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摆脱现有处境的唯一正当方式。

从国家的视角看，扩招还有别的意义：这是教育由“精英化”迈向“大众化”的最直接手段。因为政策制定者们相信：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迈进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很多家庭而言，子女有更多进入高校的机会几乎等同于这个社会对自己的最大承认。

不过从国家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特别是以行政手段推进政策的过程中，工作手法难免有过于“粗糙”之嫌。比如说，即使我们相信“大众化”比“精英化”的大学教育更能满足民众的需要和国家的发展，我们也并不必然明了，在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是不是所有大学和专业都应走上“大众化”之路；是不是全国所有地区都应力促大学的“大众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经常被归因于大学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间存在巨大差距。

认定扩招之时政府和专家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没有考虑过大学专业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错位。政府和专家显然采用了一种“国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没有真正明白“小民的世界”。国家的计算通常以人均大学生的比例，以及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为政策出台的依据，却往往忽视了人们的真实考虑：①家长们通常希望孩子通过大学文凭获得留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很多时候回到家乡的年轻人被认为“没有出息”的，于是大学成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无偿占有小城镇和乡村较优秀年轻人智力和时间的过滤器。②如果可以的话，孩子最好离父母居住的地方不要太远，或者可以帮助父母摆脱现有的、不佳的生活环境：孩子必须以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新城市中扎稳根基，最后帮助整个家庭“移民”到更大的城市中。③愈是发达的地区（经济、工业等）愈容易吸引年轻人，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机会较多，至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可能是他们进入大学的最大动力。于是我们发现扩招的结果并没有真正使待发展地区“平均”到更多的毕业生，而是不断把自己的优秀年轻人送到城市中去，而发达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却经常被降格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人关注国家关于人均大学生数量的计算结果和政策出台背景。

高等教育供求总量的失衡，特别是结构性失衡，对社会发展会产生许多不利影响：不仅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可能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三种不利影响中的任何一点，都是极为可怕的。因此，必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规模结构政策与实际供给和社会需求比较接近。在大学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把目标群逐渐细化，还应确定不同学校的定位，或许有些学校或专业仍应保留“精英化”特质。

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失调既与用人制度有关，也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有关。在最好的情况下，教育的发展模式应与国家的经济规划同时考虑，甚至教育结构的调整还应先于经济政策，因为人才的培养周期通常比经济发展周期长得多。但绝不能拿经济规律来分析教育问题，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3）经济方面的考虑“拉动内需”是高校扩招、大学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原因在国家决策中占有多大比重，但几乎在所有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文件中都提及了这一点。不过看起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济”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那么清晰。

教育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大小，是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5%、10%和11%，社会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3%。这一结果暗示我们，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作用，因此，在没有广泛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前提下，盲目发展高等教育，势必影响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也影响教育的经济效益。

其次，世界上许多经济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其高校的规模往往有所不同；我国高校规模跃居第二位，但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仅相当于高教规模列居第十一位的西班牙。在《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中，列举了21个高收入国家和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其高教规模的关系，其结论是：实际收入与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之间没有太大联系。报告中显示：瑞士、日本和瑞典的收入水平大约是新西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的两倍，但他们的大学入学率却比后者要少；而挪威和芬兰的收入水平近似于日本和瑞典的收入水平，但其入学率却高得多。而菲律宾、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和韩国5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其学校入学率都高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韩国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呈下降趋势。

再次，高教规模的扩大固然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导致GNP增长的决定性原因。根据我国著名的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周贝隆研究员的研究，高等教育应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发展速度一般应低于经济增长。他的研究以1980年为起点，一直持续到2050年，用我国人均GNP增长的数量及其比例与高校毛入学人数及入学率进行了比较，然后加以估算。他认为，“人均GNP的增长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创造同样的GNP所需投入的专门人才越[7]来越少才是效益提高的表现”。因此，高教规模即使在GN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也不易盲目随之而扩大，否则会造成人力和财力资源上的浪费。

最后，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高校内部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劳动技术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各方面能互相适应，以确保高教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据全国72个部委局公司统计，我国目前助理工程师及相应职称以上的人员同技术员及相应职称人员之比为1∶0.67，有的企业工程师与技术员之比严重倒挂，比例为7∶1或9∶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3至1∶10。这说明我国现阶段并不缺乏那些相对高级的专门人才，而急需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或专科教育水平的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高等教育经济的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专人花费大量时间来进行分析、总结。以“拉动内需”作为扩招的重要目标，似乎更倾向于“短期”发展。

高校扩招以来，政府主导了三大改革。

第一大改革：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依靠社会资金扩大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民办高教以及公办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体制的建设，是支持，并保证扩招平稳推进的一项重要保障。三年间经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批准的、具有学历文凭发放资格的全日制民办高校新增67所（尚不包括举办学历文凭认定资格考试的全日制民办教育机构数百所），相当于1998年前批准总数的3倍以上。一些地区将老大学品牌和智力优势与企业集团、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的资金优势相结合，合作创办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具有新运行机制的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等100余所。一些重点高校也主动吸引企业资金，走与企业联合办学的道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博软件工程学院，就是全国首家校企合作培养软件工程硕士学位专业人才的机构。

第二大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在教育部直接指导下，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模式，提倡运用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逐步减少事业经费的补贴，实现自负盈亏、自收自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后勤经费占学校支出的平均比例，由改革前的10%降至目前的3%以下。同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吸引大量社会资源进入高校后勤服务产业，参与物业管理和餐饮服务。不过必须说明，这种改善并不均衡，有些学校的后勤改善较好，有些则因扩招而恶化。而且虽然许多高校的后勤部门在经济上“独立核算”，但在人事制度上并未与学校完全脱离。

第三大改革：筹资体制改革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增加了高等教育经费总量。从表3-2中可见，四年（1998—2001年）扩招期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来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府财政性高教经费投入大幅增长。政府拨款增幅近80%，但政府高教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却下降10个百分点。第二，学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增长了1.7倍以上，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也相应提升10个百分点。第三，基于成本分担之上的学杂费收入增幅达3倍以上，成为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体制快速形成的最重要因素。[8]表3-2 1998—2001年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来源构成

如果仅看表格，我们的确应该为高校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欢欣鼓舞。但表格往往展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可能更深地遮蔽了另一个方面。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和学校自筹资金的来源。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大学，2000年，全国刮起了并校风，各地争相开发各种“大学城”。另外，教育部门有评估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这些硬指标，一些专业就被停招，所以，学校不断圈地扩大规模。由于政府投入的增长赶不上大学扩张的需要，学校扩建资金的主要渠道就是银行贷款。但现在看来，其中的隐患已经愈发明显了。[9]《重庆晚报》报道了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为此，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当年年底已完成了对教育系统贷款的调查摸底，有关报告已经上报国务院。“如果加上未计算的项目，数字可能更大。”邬大光说，“一是工程未付款，一些在建项目是基建单位先垫付的资金，几乎所有高校都有工程未付资金；二是校内集资，多是学校从教职员工那里的‘高息揽储’；三是学校沉淀基金，比如未用的科研经费等。”邬大光调研的结论是：“银校间热恋的甜蜜时期已经结束了。”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但一些学校的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因此卖地、集资、高收费现象普遍。更有研究单位指出，发现高校贷款还存在“统计黑洞”。虽然我们不能说扩招与巨额贷款本身存在绝对化的联系，但在某些地区的确存在着高校、地方、银行三方共谋利益的状况。

2.扩招背景下的艺术设计学院

我们很容易把许多大学中的教学质量下降、学术腐败等成因归于“扩招”。扩招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扩招，高校的教学质量是否就肯定不滑坡？国家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进入高校，学有一技之长，至少可以减少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显然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体系、高校内部的组织模式、教学方式如何调整，便成为学校的棘手问题。由此引发的学校内部管理不善，与社会舆论的沟通不力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于是社会很容易将不满的矛头指向学校，指责学校在大肆“敛财”的过程中早已忘记了自己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更何况这种指责也并不总是毫无道理的。许多以国家或教育部名义出台的文件或公开言论其实还常常暗示着这样的逻辑：决策者将教育过程看成了生产过程，以为高校可以像工厂一样，先上“规模”，再上“档次”。虽然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强调学校不得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但谁都清楚，如果没有真实可靠的保证措施，这种表态不过是“说说而已”。

其次，在这个过程，学校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无辜，甚至也有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之嫌。如果没有学校的主动参与，艺术设计专业的急速扩招也是不可能的。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许多大学开办艺术设计专业的确划算：①艺术设计专业属于艺术类招生，学费较高，这使得学校可以有更多的学费收入。②艺术设计学院的师资也较易获得，只要连续几年从有较长历史的设计学院中接收毕业生即可。这就使得艺术类专业扩招，有点像“传销”，大家只要找到“下家儿”另外开办艺术设计专业就可以了，至于其能否为教育和社会发展带来益处，则无人考虑了。③相较而言，艺术设计专业要求的办学设施（空间、设备等）较之一些理科的基础研究实验室和纯艺术创作工作室要便宜得多，也容易购置，更何况许多学校也并不指望开办所有的艺术设计专业。④当然，任何一所非艺术类的大学，有了艺术设计专业还可增加学校的所谓艺术或文化氛围，很方便就能对外宣传自己是“综合性”大学了，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一拨拨渴望挤进大学门槛的学生和家长们，都会在心中给孩子确定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参照系就是某大学或某专业的分数等级。技术上讲，如果孩子的文化课分数不高，艺术类院校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更何况，艺术设计专业，对学生的外貌、身材等要求，相较于舞蹈、影视、戏曲等专业要低得多。这种说法不太“厚道”，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不了明星，做设计师也行，好歹也算半个“艺术家”了。

在扩招的大背景下，艺术设计院校的内部“变迁”一点不亚于校外变化，只是因为生活其中的教师容易对周遭事物变得麻木，校外人士又不了解情况，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对这种“变迁”视而不见。

首先当然要面对专业教师们的抱怨，许多教师认为扩招后学生的平均专业水平下滑严重；而且许多考入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并不是因为热爱这个专业而投身其间，常常只是为了获得大学文凭，或者在名校学习的经历。尽管我们并不能说其他专业的优秀就业者在入学之初不需要了解或热爱这个专业，但就艺术设计专业而言，“热爱”几乎是学好专业的最重要前提。不过对教师们的抱怨来源，还应有更进一步的解释：第一，艺术设计专业的优秀从业者的确往往有“天赋”，这是难以在学院教学中从无到有地培养出来的，而有天赋的人一定不是人群中的多数。当每一个艺术设计学院都希望有机会更多地招收这样的学生，艺术学院的急增和招生人数的扩张势必“稀释”了这一部分年轻人在新生中的比重。对于一些具有传统优势的院校来说，这种有天赋者比重的下降几乎是难以容忍的。第二，在大量考生面前，从前那种更关注学生基本素质和艺术感受能力的评价方式往往因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而显得不够公平、公正——而这正是在“平权意识”高涨的时代中人们所不能容忍的。在大批量的、工业化的过程中拣选学生的方式，的确不能保证学生个人的专业素质符合艺术设计学院的要求。更何况，为了适应这种专业考试的要求，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前的准备工作也往往并不把重心放在入学后的专业能力训练上，而是为了能顺利通过“公平”的考试。其实，扩招后的招生方式才是导致学生素质“下滑”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以这种体系培养学生，势必加剧了就业难的局面。一方面，艺术设计行业的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并不总是超越大学专业的扩招速度；另一方面，因为平均专业素质的下降，考虑到教学的可操作性，学生们往往只在一些较低层次上完成学习任务，而社会要求的设计人才素质则是越来越高，越来越综合，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学生就业的难度。与许多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入学“动因”相似，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及家长也希望年轻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何况，艺术设计专业的学费往往比一般专业的学费高1～2倍，研究生的学费甚至高出更多。这在实际上往往还会“催高”人们的预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对许多学生、许多家庭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

学生数量增加了，而教师的有效人数往往并未有相应的提升。这种情况的出现来自三个现实：①有经验教师的成长需要时间，并不是任何所谓高学历的专业对口毕业生便能胜任教学工作。更何况在大扩招的背景下，对许多年轻教师的“使用”也并不真正“对口”。②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学院处境更加不利，学校通常只在收取高额学费时考虑了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在师生配比时却忘记了这一点，完全以工科学院的师生比来进行配置。教师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地上大课，尊重学生的个性、深入辅导则成了奢望。在这个过程中艺术设计的专业特征及其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的优势，便荡然无存了。③ 办学的经费压力成了长期负担，大学办学要求的各种人才、物资的成本都在持续上涨，但学费的上扬速度并不及此。于是，压缩课程数量，增大课堂容量，甚至将个性化训练也以标准化形式完成，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课程量的翻倍增长，也使得教师们很难在课余有时间进行专业和教学上的思考。

学校对教师的要求远不只是教学这么简单，每个人发表的论文数、专著多寡、是否参展、展览级别、有哪些地区或国家级别的设计成果……都成了衡量教师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很多情况下，教师的授课水平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于是，学术造假的情况屡见不鲜。必须说明，我们不能将学术造假的产生原因统统推给扩招，但扩招的确在客观上为这种不良状态制造了泛滥基础。另外，在伴随扩招而出现的高校大量升级、合并等过程中，学校也的确需要教师的所谓学术成果来“装点门面”，让人们相信这种迅速升级是可靠的、可信的。可以说大学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教师们的“造假”行为。

教师们（尤其是教授们）可以平均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也被大规模缩减了。在理想的大学教育中，学生在教师周围的生活并不仅限于学术内容，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具体工作的进行方法，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等，有时候更重要。但这些内容已都被抹去了。即使有补充进来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力量，也不能重建一种师生团队亲密合作的氛围，更有可能让学生产生误解——专业水平和人格品质是可以割裂的。这种可怕的后果我们正在亲历。

学生人数的增加给学校的各级管理部门带来的不仅是人员数量上的增加，而完全可能改变学校的管理模式，比如工作部门必须更加细分——否则单个部门要么权力过大，要么工作量太繁重；或者管理的层级不断向纵深延展。从前简单的部门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官僚机构，对具体工作的反应速度必然下降，而且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的现象颇为常见。扩招使得管理人员和新进教师数量增加，如果他们进入比较关键的决策和执行部门，学校原来的管理模式和思路必然被“稀释”，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改变。虽然许多学校设想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但事实上，学校的文化传统也将随之发生变形，甚至被人为斩断。如果我们在管理层面上有所调整了，必须考虑到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而不能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个管理方式或工作效率层面的问题。

高额学费和相对下滑的教学和管理水平成了学生对学校不满和怨恨情绪的最直接来源。在这种先天具有的对立情绪中，大学决策中的任何微小失误都可能成为引发学生不满情绪的导火索。教师们感到的是学生越来越不好“管”，学生们则感到自己受到了忽视，在硕士特别是博士生中的孤独感非常常见。这种学生与教师乃至与学校之间的矛盾起因并不主要来自扩招，但扩招的确加剧了矛盾，甚至使得麻烦劈头盖脸地扑来，我们几乎无暇应对。

仅就目前而言，艺术设计学院在办学理念中大致存在三个方面的缺失。

首先，文化理想的缺失。许多讨论高校文科或艺术设计教育的文章和书籍，显现缺乏文化理想。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责任推给社会整体文化理想的缺失。但如果高校及知识分子群体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并为改变现状身体力行，那么我们怎么能算得上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中坚呢？艺术设计的从业者和教育者们若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宣传自己的理想，我们想象的设计师和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景象岂不是痴人说梦？

其次，艺术设计学院尚未看清自身的处境。无论是独立的艺术设计学院，还是置身于综合性大学中的艺术设计学院或专业，我们都必须清楚自己的处境已与从前大不相同，问题的复杂性翻倍增多。大学不仅给学院拨款，提供晋升指标……也相应提出了各种要求。这看来很公平，但许多拨款方式，或管理模式未必适合于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特征。如何能为自己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快理顺内部关系，是任何艺术设计专业和学院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关照学院的生存状态，不仅是物质层面，应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一个文化群体而言，在当代社会中，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对生存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塑造”所谓“大师”。

3.1.2 关于定位

1.变化的背景

一些高校教师面临着现实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压力时，不大愿意从自身找原因，而乐于宣称“扩招”是罪魁祸首——这当然可以看成造成教师“超负荷”工作的外部不利因素；或者将矛头指向院系领导——这可被看成院校内部的不利因素。虽然教师们的指责并不必然源自对社会或领导的不满，有时只是出自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维定式——做着具体工作，却喜好国家领袖似的思考模式，试图能清楚地界定“内部”、“外部”和自身的位置……不过，无论教师们的这种指责到底源自哪里，院校定位不明的确是目前高校（也包括艺术设计学院）存在的极大问题。

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大学的定位显得并不重要。学校和专业如同国家、单位和岗位上的个人一样，都是被预先规定和规范好了的，也会如计划般地运转。偶有试图逃脱者，便会被视为体制和群众的敌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主要动力来自执政者的决心和国家的力量，而并不来自以文化修养高、欣赏品味雅而自居的知识分子团体，尤其并不来自高校。直到国家要求大学扩招之时，从总体上看，高校都仅是社会变迁的“看客”。虽然大学中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也常在课余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或“研究”工作，但这与整个高校系统在体制和人事任用制度上都转向围绕学校的定位来运转，还是大不相同的。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真正让从业者意识到大学的定位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其实恰恰源自扩招。在连续扩招的情况下，学生的扩招及相应的教师、职工数量的增加和经费的缺口，成了大学校园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两个重要原因。大学中一向清高自负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些吃不消了，急急忙忙跑来应战，却往往忽略了三点：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只要完成国家交付的工作即可。就是说，当时的国家其实对学校是有定位要求的，而且这种定位是自上而下的，也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达成的。显然这种定位具有“同质化”倾向；各大学中的相同专业应具有大致相同的课程体系、培养目标等；高校中培养的大学生都是能按照国家的计划认真工作的“螺丝钉”。学校特点和地区的差异在此过程中几乎没什么作用。

第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定位缺失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仅以“应付”问题的观点来讨论定位，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定位的过程其实是中国当代大学、学院各自寻找位置和出路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应是长期的工作。“大干快上”的做法绝对要不得。

第三，定位和理念（或理想）并不完全相同。理想可以也应该是稳定而持久的，但可能不必太多地考虑现实的变动和困境，而定位——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定位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而非一劳永逸，必须随着时代和国家的发展有所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为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位，便可基本解决目前高校内部教育、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恐怕太过天真了，有时这可能只是个不怎么善意的开始。而且即使有了明确、明智的定位，这种定位与管理模式、执行手段之间如何衔接、磨合，也是大问题。

高等教育的生存状态已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从规模上看，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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