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道格拉斯·诺思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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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经济变迁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试读：
前言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将使得我们能够解释各经济体过去和目前各不相同的经济绩效。我们将能解释美国和欧洲持续增长的长期历史、苏联蔚为壮观的兴起与衰落，并解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经济体的黯淡表现之间对比鲜明的绩效，以及拉丁美洲与北美对比鲜明的演化。这种认知除了有助于理解已发生的变迁外，还是改进各经济体目前和未来经济绩效的关键。对经济如何成长的真正理解，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提高福利、减少苦难与赤贫之门。
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标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为了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我们并不能仅仅抓住其中一种变迁而忽略其他），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能够提出与一般均衡理论相媲美的动态变迁理论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变迁的潜在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有关变迁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有限的假说，这将极大地改进社会科学理论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的有用性。
该研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一种极大的拓展。简短回顾一下我以前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将会为这里的拓展提供适当的背景。从最初与兰斯·戴维斯(Davis and North,1971）以及罗伯特·托马斯(North and Davis,1973）的合作研究开始，我就一直把制度置于理解各经济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经济体的激励结构。但我同样关注那些为停滞和萧条提供激励的制度所构成的经济体是怎样持续的。这种持续性的潜在源泉，正是人类环境以及人类解释这种环境的方式的特征。在先前的研究中，我没有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
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本书中，我将描述这个过程的本质。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选择机制并非由有关最终结果的信念所决定。相反，人类的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
但是，人类究竟是怎样开始理解自身环境的呢？他们得出的解释是，从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人类学习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终其一生的经验累积，而且也是过去数代人的经验累积。社会的学习累积体现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包括构成社会文化的信念、神话和做事方式中。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scaffolding)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人类学习———学习的内容、学习在社会成员之间分享的方式、信念和偏好的渐进变化过程以及长期内学习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
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部分是一系列成功变异的演化结果，因而是人类基因结构的一部分，例如相互作用的小群体内部的先天合作；部分是文化演化的结果，例如有利于更大群体内部合作的制度的发展。在究竟什么是基因结构与文化遗产之间的融合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论。演化心理学家强调了建立支持性框架过程中的遗传成分，却忽略了文化遗产的作用。人类心智结构中的某种一般性，例如超自然的解释———广义的宗教，表明这些结构适用于全人类的潜在推理结构。同样地，社会绩效特征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中的文化成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
贯穿历史的人类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人类构建的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支持性框架与人类行为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以及它对过去、当前甚至未来的人类环境的含义是本书的主题。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深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二部分则引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做更深入的理解。
只有理解了经济变迁的过程，我们才能有效地建立经济变迁模型。首先，就一个好的模型而言，对构成这个过程的复杂要素有一个基本理解是必需的，然后需要谨慎地简化以得到关键元素。理解变迁过程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家急于建立经济增长和变迁模型过程中所缺失的。完全理解这个过程，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在试图改进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将只会取得极为有限的成功。下文正是改进我们理解的一种尝试。
该研究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超过了十年———并且是在许多组织和个人的慷慨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我主要的工作场所华盛顿大学，以及我冬季的寓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为我提供了服务周全的研究环境。乔治·梅森大学的美国市场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举办了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我深深地感激前一个组织的保罗·爱华德和布雷恩·胡克斯，还有赛德·沙瑞克，他在组织斯坦福会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耐心地容忍了我无穷无尽的疑问和争论。我特别感激李，亚历山大·贝纳姆，帕斯卡·博耶，兰德尔·卡尔弗特，约翰·德罗巴克，苏库·金，杰克·奈特，加里·米勒，约翰·奈，诺曼·斯科菲尔德，以及伊泰·赛尼德。
在斯坦福，保罗·戴维，史蒂夫·哈伯，阿夫纳·格雷夫，沃尔特·鲍威尔，纳特·罗森堡以及巴里·温加斯特在我的知识更新方面一直有特别的帮助。
关注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参与者（除了上述列举的之外）李·奥尔斯顿，罗伯特·库特，莱达·科西米德，思雷恩·埃格森，琼·恩斯明格，格雷戈里·格罗斯曼，菲利普·霍夫曼，蒂穆尔·库兰，克里斯·曼特维罗斯，乔尔·莫可里以及弗农·史密斯对我也颇有帮助。
我对凯文·麦凯布心存感激，他与同事们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构造实验，检验了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命题。与安迪·克拉克以及默林·唐纳德的长时间的讨论，增进了我对认知科学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
乔尔·莫可里和约翰·沃利斯通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详尽的评论；菲利普·基弗在尼泊尔工作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也对整个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论。他们的评论极大地改进了终稿。
我在电脑操作上的笨拙由能干的专家做了很好的弥补———圣·路易斯的鲍勃·帕克斯、弗罗林·彼得斯库以及胡佛的丹·威廉米反复地纠正我的错误。我对两位能干的研究助手阿特·卡顿、尤里·苏克多斯基以及秘书范妮·贝特也表示谢意。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凯丝，她不仅编辑了整个手稿，而且忍受了本书冗长有时甚至是令人厌恶的酝酿过程所带来的负担。
我同样对允许使用下列文献心存感激：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Douglas C.North,“The Para-dox of the West，”from R.W.Davis,ed.,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copyright 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Douglas C.North,William Sum-merhill,and Barry Weingast,“Order,Disorder,and Economic Change,”from B.Bueno de Mesquita and H.Root,eds.,Gover-ning for Prosperity,copyright 2000 by Yale University.第一篇理解经济变迁所涉及的问题引言
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呢?我们拥有的理论是静态的；虽然一个真正动态的理论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但我们可以把时间维度作为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随时间推移的经济运行做一系列的概括。我们的目标必须集中于那些奠定了这个过程的基础并解释了这个过程的因素。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理论———到目前为止，一直都还不错。但是，这门学科忽视了对选择发生的背景的探讨。我们本质上是在可供选择的人类意识构造物中进行挑选。因此，意识如何运转以及如何理解环境的本质是本研究的基础。但是,环境是什么?社会环境是规定人类相互作用框架的规则、标准、习俗以及做事方式的人为构建。社会环境规律被社会科学家细分为各个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我们需要从社会环境中分辨出的人类意识的构建并非与这些人为的分类相一致。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变迁的过程，我们的分析框架就必须整合从这些人为的单个规律中得到的洞见。而且，我们必须理解驱动人类做出构建的潜在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存在规则、规范、习俗以及做事方式?是什么诱导了人类意识以这种方式去塑造人们的相互关系?新制度经济学(NIE)把我们引入途中。它关注人类提出的解释自身环境的信念以及人类为塑造自身环境所创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去从事这些人为的构建，然后提出并扩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从而为清晰地探究经济变迁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框架。第1章经济变迁过程概述
理解包括从西方世界的兴起到苏联的衰落在内的所有经济变迁，比理解纯粹的经济变迁更为宽泛，因为它是如下各种变化的结果：（1）人口的数量和质量；（2）人类的知识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3）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因此，一个完整的经济变迁理论需要整合人口统计学、知识存量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我们在这三个中任一个都没有完善的理论，更不用说将三者综合起来了，但是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本研究的中心和改进经济绩效的关键在于人类控制环境的刻意努力。因而，这里把制度变迁置于优先的位置，随后是其对人口和知识存量变迁的激励含义；但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就很好地处理了后两个问题。
我们为减少不确定性而施加于生活之上的结构是命令、禁止的累积以及作为这一累积的一部分不断演化的人工制品。结果就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复杂混合。这些约束蕴含在语言、物理制品和信念之中，它们共同规定了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经济学上，那么我们关注的就是稀缺性，进而是对资源的竞争。我们施加的使竞争有序的约束结构影响了博弈方式。由于不同的市场（政治的和经济的）有着不同的竞争得以进行的边界(margins)，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就将决定竞争性结构是导致经济效率递增，还是经济的停滞。因此，能够激励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完备产权将会提高市场效率。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演化结构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
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可以减少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所施加的约束本身会带来不确定的结果，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是不完美的，同样，我们用来实施这些约束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机制也是不完美的。
本书研究了人类为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更大控制所做的无尽努力，以及在此努力过程中不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的甚至前所未有的问题。本书也是关于感知的研究，这些感知能够引致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制度创新。本书还研究了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这一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从“非理性”解释中得出的政策通常对我们创造的结构产生影响。Ⅰ
有关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是直截了当的。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真实面貌”永远不为人所知，但人类确实构造了有关这个“现实”本质的精巧信念———这种信念既是政治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实证模型，也是它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模型。社会可能广泛地持有这种信念体系，从而反映了信念的一致性；或者持有广泛不同的信念，从而反映了对社会感知的基本分歧。主导信念———那些处在做决策位置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了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的精致的制度结构的共生。当企业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地位而寻求创新或修改制度时，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对他们的选择集就施加了严格的约束。尽管某种类似于演化生物学中的断点均衡变迁的过程(punctuated equilibrium change)也会发生，但是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却通常使得变迁是渐进的。但是，当企业家制定改进自身竞争地位的政策时，变迁正持续不断地发生（虽然发生的速率依赖于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程度）。结果是，企业家的活动引起了制度体系的变更，制度体系的变更修正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感知，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引致企业家在一个永无休止的变迁过程中提高自身地位的新努力。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使制度发生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整个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短暂的，要么是因为参与者的意图并非社会福利，要么是因为参与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如此得不完善，以至于结果极大地偏离了最初的意图。
整个经济变迁过程的本质，可以通过对苏联兴衰过程（这将成为下文全面深入分析的主题之一）的简要描述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信念体系解释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未来的道路，成为了列宁革命灵感的源泉。俄罗斯1917年饱受战争折磨的境况则为突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虽然马克思没有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或建设的蓝本，但他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关于所有权的观念一直被苏联领袖奉为圭臬（以及约束）。然而，严峻的形势迫使列宁和俄共远离了那些基本原则，并导致了1921年新经济政策(NEP)的创立；192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回到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最初的几年里，有关不同战略和制度的大量讨论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由此形成的复杂制度体系的逐渐扩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例如重工业，和失败———例如农业，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正统信念体系下纠正失败的种种尝试。随着经济的成长、纳粹入侵的毁灭性折磨以及随后的长期重建过程，制度体系不断地被外部激励———战争或者对必要的制度变更的内部感知———所修正（这种内部感知受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之内不断演化的信念体系的引导）。其结果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物质产出、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超级大国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几乎一半的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被广泛认为是未来世界的潮流。但是，随后增长开始减缓，农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修修补补的制度变革努力不再有效。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其随后6年的政策导致了生产绝对地衰退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由国家内部引致快速解体的最惊人例子。
苏联的故事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信念→制度→政策→改变了的可感知的现实”如此循环往复的故事。理解苏联故事的关键在于：来自（因政策颁布而）改变的可感知现实的反馈修正信念的方式、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当结果偏离意图的时候，制度矩阵应对变更的灵敏程度，以及作为对可感知的失灵的矫正措施的正式规则变迁中的诸多限制。
提供对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只是一个方面，为这个描述提供足够的内容，从而让我们理解这个过程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现实？信念是怎样形成的？谁的信念重要，并且个体信念是如何加总为信念体系的？信念和信念体系是怎样变迁的？信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制度是怎样变迁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绩效的？什么东西能够解释迥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绩效模式？并且，可能最为根本的是，制度变迁过程的核心本质是什么？这些仅仅是本书所探讨的一部分问题而已。本章余下的部分将详细阐述变迁难题的各个组成部分。Ⅱ
驱动人类努力的深层动力是什么———是来自意识的人类意向性的源泉吗？人类让自身的环境易于理解———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努力无处不在。但是，正是人类使自身环境易于理解的努力导致了环境的持续变化，并因而给理解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研究，必须从探究人类在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处理和面对不确定性时所做的无所不在的努力开始。
究竟什么是我们试图在理论中模型化的东西，是信念还是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关注我们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实现一致时，我们制定的政策才有可能产生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现实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信念及其演化方式是本书理论问题的核心。除了极少数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理性假设很好地迎合了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的研究需要，但在处理与本研究有关的中心问题时却是一个缺陷。的确，对理性假设不加鉴别地接受对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破坏性的，并且也是未来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理性假设没错，但是在面对我们自己创造的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不加批评地接受这个假设就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决策过程。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意识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是认知科学的主要课题。认知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为探究社会科学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这些问题包括，人类怎样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从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人类学习的本质、人类学习与信念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与人类意向性对人类强加给自身环境的结构的含义。
为了减少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人类试图用自身关于世界的感知来建构所处的环境。但是，谁的感知重要以及如何使之转化为对环境的改造则是制度结构的结果。制度结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的结合。这种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构决定了谁是企业家、谁的选择重要以及这些选择怎样由这个结构的决策规则来强制实施。制度约束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我们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就是社会文化。当政治和经济企业家觉察到新的机会或者对影响他们福利的新威胁做出反应时，制度通常会加速变迁。制度变迁可以源于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或其中之一的实施方式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是决定谁的决策重要以及他们如何合谋影响政策的关键。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片断放在一起来（非常不完全地）探索一下经济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由演化生物学中推导出来的模型相似吗？参与者的意向性重要吗？作为制度变迁直接源泉的意向性的本质是什么？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是源于人类行为内在的不稳定性，还是源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和信念体系？路径依赖的潜在源泉是什么，并且路径依赖究竟怎样影响绩效？最后，什么导致了适应性效率———某些社会面对冲击进行灵活调整的能力，以及改进制度以有效处理变化了的“现实”的能力?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运用第一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对历史和当代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更深入的解释。我宽泛地勾画了自人类从其他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变迁，并且特别关注过去的两千年。这里重点强调被构造用以对付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与那些被构造用以应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之间的明确分界线。在将制度框架从适合应对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转换到能够处理现代人类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困难，是许多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核心。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易于视秩序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该如此。无序———革命、缺少个人安全、混乱———刻画了人类环境的大部分特征，正如拉丁美洲的混乱历史所证实的。秩序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反映了作为制度结果的人类环境的特征，而制度对人类的作用会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不稳定关系带来的结果是，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及特权随时可能被剥夺，所以这种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理解秩序和无序的潜在条件，对于认真研究经济变迁的过程非常关键。
我们在把握自己命运方面有多成功？遵循赫伯特·西蒙———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传统，人类远未达到完全理性要紧吗？我们知道，完全理性需要有关各种可能性的全部知识和对决策树的彻底探究，以及在行动、事件和结果之间建立正确的映射。简短的答案是，很重要。经济史是一部由错误计算导致的饥馑、挨饿、战败、死亡、经济停滞和衰退，甚至整个文明消亡的令人沮丧的故事。即便是对当今新闻最偶尔的检视，也表明这种故事并非是纯粹的历史现象。然而，在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做对了，正如过去几个世纪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所证实的。但是，当前的成功绝不是预知的结果。
促使西方世界兴起的信念以及随后的制度说明了精明的判断、好的运气等因素的融合（或多或少地）促成了正确的理解。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讲述一个动态的故事———探讨历时的成功变迁过程。苏联的兴衰是人类努力创建美好社会的审慎探索，我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是为了详细阐述经济变迁过程的两个侧面：（1）在参与者知识非常不完全的条件下，试图去改变社会框架所涉及的内在困难；（2）社会在试图进行根本性变革时面临的旨在竭尽全力克服僵化和错误信念的非一体化过程。从第三世界和转型经济体改进绩效的努力中得到的经验累积，以及从成功的故事中学到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实验室，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这个过程所知甚微。但是，我们正在学习；并且我将描述，为了改进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以及仍然需要学什么。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本质的一个清晰含义是，这个过程对人类的预见力施加了限制。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我们对未来究竟知道了多少，以及还有多少仍属于占星术、预言家以及政治家的领域。这一研究表明，在面对非各态历经世界中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时，对人类的未来的评价应该慎之又慎。第2章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
我们正踏上的智慧之旅要求我们反思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基础，特别是那些有关本章的两个主题———不确定性与各态历经的基础。通常，经济学家不会反思人类强加于自身的结构，这种结构旨在控制人类所处的环境，并因此而减少不确定性；他们通常也不会关注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动态特征，这个世界不断产生需要解决的全新问题。最后一点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创造全新的世界，我们从过去经验中形成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呢？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我们必须深究引致人类设计的这种结构的力量的深层源泉。仅仅描述社会变迁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试图找到影响变迁过程的潜在力量。Ⅰ
不确定性在经济学文献中有很长的历史，通常可以追溯至弗兰克·奈特在1921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奈特认为，风险是一种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可以对这种状态进行保险。根据奈特的观点，不确定性是一种并不存在这种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根据诸如肯尼思·阿罗（1951）和罗伯特·卢卡斯（1981）这样的杰出理论家的说法，在不确定条件下建立理论是不可能的。最近，这两个术语经历了一些语义上的变化，不确定性开始用来表示奈特所说的风险，而模糊性则开始用来指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但我仍将按照奈特的定义使用这两个术语，虽然在下文的讨论中会做一些变化。
经济学家自己在这个主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好像不确定性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因而通常的确定性状态能够保证建立优美的数学模型，而这恰是正统经济学的特征。但是，不确定性并不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它一直是形成整个历史和史前的人类组织的结构演化的潜在条件。为了恰当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区别于奈特的方式重新定义这个术语。奈特把他的定义局限于概率标准；一个更一般的观点是，人类普遍存在着使自身环境更易于预测的动力。这种动力包罗万象，从把结果表示为统计意义上的可能性，到试图减少那些我们没有任何线索了解其可能的结果的不确定性———诸如原子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的所有事务。罗纳德·海纳在一篇对经济分析至关重要的论文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确定性是“可预测行为的根源”(Heiner, 1983）。海纳的论文指向了制度创新的根源，他称之为C－D之差———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的难度之间的差距。人类在这种差距面前，将会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这种条件下选择的灵活性。我们把这些规则称为制度。通过把选择导向一个更小的行动集，制度可以改进人类控制环境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人类的感知就是对的）。海纳把我们引向本研究余下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制度框架的构建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主要支柱。
人类构造的信念和制度，仅仅在作为对人类在不断演化的物理和人类行为中已经面对的而且还将继续面对的不同水平的不确定性做出的持续反应时才有意义。虽然人类塑造环境使其更易于预测的努力一直是并将持续是制度的深层的潜在源泉，但是这种努力可能并且通常确实增加了一部分参与者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例如，完备产权的界定将使得整个环境更易于预测，但是会增加那些传统上使用有争议的土地却没有正式手续的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提出的一个本质问题是，谁制定了规则、规则是为谁制定的以及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当经济学家使用（以及误用）效率这个术语时，在制度和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区分。事实上，一个需要解释的主要难题是，人类怎样以及在何种状况下创造条件，从而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物质福祉的不断增长。
通过探讨人类试图使环境更易于预测的方式，我们可以就有关规则的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每个人都是在面对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开始生活的。人们通过积累两种经验———那些从物理环境和那些从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中学得的经验———而减少了这种初始的不确定性。文化不同，经验也不同，不论是在某一时点上还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人类对环境从而对不确定性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了解学习在意识中是怎样发生的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处理不确定性非常关键。
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大量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的现象———一部分需要用魔法、巫术、宗教中的非理性来解释；一部分则需要用教条、偏见、“半生不熟”的理论所表现的、更加平淡无奇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事实上，尽管如上述引用的杰出理论家所论述，建立一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类一直试图做到这一点；他们做出了各种努力，从前文的论述和那些包括在“保守”和“自由”标签里的、结构松散的信念，到诸如马克思主义的优美的、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有组织的宗教。
人类历史的总体特征一直是与物理环境相关联的、可观察的不确定性的系统性减少，从而那些需要用魔法、巫术、宗教中的信念来解释的不确定性的源泉也减少了。但是，如果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降低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环境更大的复杂性。虽然我们在理解这种环境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而且还有大量的非理性解释的特征。我们理解有限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科学中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物理科学中的定理相媲美的基本“公理”。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则是我们不断加以改造的世界的非各态历经的本质。各态历经的经济是一种潜在的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即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经济。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经济是非各态历经的———一个新奇变化不断涌现的世界；理解这种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全新的理论，或者至少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理论做一些修正。因此，虽然科学上取得的令人敬畏的进步极大地减少了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搞对了”。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人类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改变环境以使其更易于预测的。我们回到不确定性的定义，并把这个术语分解为不同的层次：
1.给定现有的知识存量，可以通过增加信息的方式来减少的不确定性
2.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可以通过提高知识存量的方式减少的不确定性；
3.只有通过改变制度框架才能减少的不确定性；
4.在全新条件下，使信念必须重构的不确定性；
5.为“非理性”信念提供基础的那些不确定性。
经济史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写出探究其中每一个历史过程的经济史。下面是有关每一类别的简要阐述：
1.有关人类活动特征的更多信息的出现导致了可预测性。例如，15世纪海洋保险的发展使得收集并对比有关轮船、货物、目的地、航行时间、海难和损失的信息成为必要，从而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海洋保险是现代欧洲早期贸易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
2.知识存量的增加一直是人类福利增加的基本源泉。某些知识存量的增加并未伴随着导致激励变化的制度结构的变迁。整个人类历史上，在现存制度框架下知识存量的增加都是无所不在的人类发明和创新的动力的结果，即使是在缺少制度激励的条件下，正如有关人类创造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所证明的那样。知识存量增加的其他主要源泉有相对价格的变化或信念的改变，两者都导致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整个人类历史上，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改变了获取有关这些生产要素的知识的激励结构。例如，新石器革命以及欧洲14世纪瘟疫的出现，都导致了根本性的社会重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知识的获取（见North,1981,chapters 7、10）。至于信念的变化，最终是观念及其创造物———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构成人类环境的基本驱动力，也构成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3.制度框架的改变使得激励结构的变化成为必要，并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条件。它一直是人类试图去有意改变自身环境的主要工具。它包含了当代世界改进第三世界经济体绩效的种种努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制度变迁改变了合作行为的收益（例如契约的依法执行），提高了发明和创新的激励（专利法），改变了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建立制度以整合复杂经济体中分散的知识），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创设司法体系以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
4.人类对全新环境的反应依赖于环境到底有多新以及参与者的文化遗产。他们的文化遗产在许多情况下将决定参与者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遗产使得他们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做出使这种环境更加易于预测的反应。如果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他们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或把问题归结为魔法和/或类似的反理性反应。经济体对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的不同反应有助于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那些逐渐演化出能够导致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创立的文化遗产的经济体成功地应对了这种基本的新颖性。而那些没有这种文化遗产的经济体则失败了，正如阿夫纳·格雷夫(forthG coming a)所证明的。
5.尽管事实是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虽然导致了社会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但是其余的导致非理性信念的不确定性在当今世界仍然和整个历史上一样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宗教信念的历史和传播就是例证。宗教信念体系，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影响社会变迁上一直并将继续起着主要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传统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苏联的兴衰所清楚说明的那样。Ⅱ
在韦伯词典中，各态历经被定义为“涉及或与任何状态的重复发生相联系的概率，尤其是任何状态永远不再发生的概率为零。”因此，“一个各态历经的随机过程仅仅意味着根据过去观察计算的平均数不会持续地不同于未来结果的时间平均数”(Davidson,1991,132）。在萨缪尔森看来，各态历经假说对科学的经济学尤为关键(Samuelson,1969,184）。事实上，在当前的许多经济理论中，各态历经假设是隐含的。罗伯特·索洛在讨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时，阐述了如下观点：“我的印象是，经济学专业中最好的、最耀眼的假设仿佛是，经济学是社会物理学。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的单一的、普适的有效模型，只需要应用它就够了”(Solow,1985,330）。
然而，对于经济史学家而言，在总结从新石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万年的人类历史的各态历经假说是反历史的。而且，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超常变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我们一直在并正在创造的社会与过去任何社会相比，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自然科学借助于简化来得出基本规律，使得它们的科学（可能）是各态历经的。社会科学没有这种基本规律，除非有一种行为假设，并且即使这样仍被证明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从过去经验得出的理论对于理解当前和未来是无关的。微观经济理论不断地展示了它对经济绩效各方面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我们必须解决的是，在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的具体环境中该用哪一种理论以及该理论的适用性。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理解了非各态历经世界的本质特征。
准确地说，什么是永远变化的东西？是物质世界吗？是的，它是变化的，但是我们的主题是社会环境。并且我们今天已经在使得环境更加易于预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我们能预测明天将会怎样吗？答案是这种预测的时效性非常短。我们今天造就的环境变化为明天创造了一个新的并且在许多情形下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历史经验来为我们应对这种环境作准备。我们回到前一部分的阐述上：
1.海洋保险的出现是扩展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步骤，但是随之而来的含义是必然激起对15世纪商人的敬畏。
2.历史上，战争技术演化的结果是导致了没有预期到的也不可能预期到的社会变迁。在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存在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创造性破坏特征的洞见，这种创新连续不断地产生预想不到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特定的革新产品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变迁的范围更广的后果上，例如，汽车在过去一个世纪带来的影响。新石器革命以及14世纪的瘟疫，两者都为社会带来了里程碑式的根本性变化。至于不断变化的信念，它们是变迁的基本动力———其中一部分被预期到了，但是大部分则没有被预期到。
3.导致物理环境不确定性下降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它又进一步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不确定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没有解决）。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福利达到了对于过去而言不可想象的水平，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相互依存、外部性普遍存在的世界，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不确定性。商法、专利法、分散知识的制度整合和司法系统的创设，已经构成了使发达国家市场更有效率的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它们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具有未来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当这种制度变迁应用于第三世界经济体时，它们经常会改变收入分配并产生政治的不稳定，有时甚至导致与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
4和5.但是人类怎样处理真实的新奇性呢？如果非各态历经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参与者的历史经验已经使得他们能应对这些问题（前三种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可能会有效地解决。然而，在真正的全新条件下，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并且我们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那么成功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就仅仅靠运气了，而且参与者将会求助于非理性信念。事实上，非理性信念在社会变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前述论述表明，路径依赖———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在这种灵活性中起着关键作用。那些过去的经验使人们以怀疑和憎恶的态度来看待创新性变化的社会，与那些文化遗产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适宜环境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这种不同文化遗产的潜在原因在于每一种情形下参与者共享的心智模式。
未来将会反映我们对自身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感知，随着我们对社会（物质）环境的改变，这种感知也会经历持续的变化。为了了解未来，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明天我们将会知道什么。为了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我们必然要关注意识运行的方式，并搞清楚我们的外部环境。我们人类的思想以及更加结构化的信念影响我们不断做出的改变这种环境的决策。当我们把不完美感知产生的问题与非各态历经中产生的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得到了如下混合结果，这些是本研究的核心
1.完美感知：
a.静态不确定性———不能确定世界在任何时刻的概率分布。在一个静态世界里，不确定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如果个人有完美的感知，那么即便在不确定条件下，可能也不需要制度。如果这种静态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重复，那么不确定状态趋向于零将是可信的。
b.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与静态不确定性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不确定状态是随机生成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存在一定水平的残留不确定性。
c.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系统性关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新的、完全不同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即使个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完美的理解力，在既定的世界历史中，他们的行动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新层次的不确定性总会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会贬值。
2.不完美感知：
a-b.静态不确定性和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如果个人对环境的感知是不完美的，那么即使静态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断重复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持续存在。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是否有一个最优的学习规则。个人的不完美感知可以定义为对风险状态一个错误的概率分布估计，或在对不确定状态分配概率时发生了错误。非理性信念可能属于后一类情形；换言之，人们为并不能“合理”地分配概率的不确定状态分配了某种概率。在一个不完美感知的世界里，不确定性是知识和制度的函数。
c.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这里的主要变化是，在一特定时刻采用的制度，即使在这个时刻是最优的（换言之，正确的感知），当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时，也可能远非最优的。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全新的发展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第3章信念体系、文化和认知科学
只要一想到我们对“现实”总是有着不完美的理解，对人类行为经常会产生相互对立或者冲突的观点，我们就应该着手研究人类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然后，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人们怎样来认识人类的行为，他们怎样学习，以及他们学习什么，这是本章的主题。作为理解社会信念的必要条件，让我们先来研究个人的心智。
理性假设是经济理论（并且越来越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个行为假设的无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在价格信息充分的竞争性市场上，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充分理性假设是非常有效的。在竞争性环境这样的条件下，价格被视为一个有效的参数，人们只需要选择买或卖的数量。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简单的，选择很频繁，而且能够得到具体而迅速的反馈，同时人们有足够的动力进行选择，那么只需要理性假设就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理性假设既是对均衡条件做出的一个预测性和描述性模型，又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偏离均衡的动态变化的学习模型。但是一旦我们脱离这个简单的竞争模型，价格取决于其他的买家和卖家，决策的复杂性就会增加，这时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认知过程。特别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在前面几章讨论过。在利用纯粹形式的理性假设分析包含不确定性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研究取向已经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障碍。
很多需要解决的有趣的问题来自于人类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环境中，参与人具有不完美的信息，对他们行动的反馈同样也是不完美的。这并不是说理性假设是“错误的”，而是说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人类在各种重要情况下选择的指南，而这对于变迁的过程却是最为基础的。不完美信息和反馈是不确定性的最普遍的特点；同时，理性假设也没有充分解决心智和环境的关系。在上述观点中，前者是第2章的主题，但是后者还需要加以充实。Ⅰ“任何思想都来自于大脑。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思想的流动和理智的适应性成功取决于与外部资源之间不断重复的至关重要的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具有明显的意图，并且能够传递信息：它的目的是为了转化投入，简化搜寻，帮助认知，改善人们的联想能力以及转存记忆等等……大脑和世界之间的协作方式比以前人们预想的更加丰富，更加受到计算和信息需要的驱动”(Clar-,1997,68－69）。这个论断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化的意义在于，很多被我们看作是理性选择的东西，与其说是个人认知，倒不如说是根植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萨茨和弗里基(Satz and Ferejohn,1994,72）总结道：“[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在选择受到限制的环境下最具有解释力。”克拉克（1997,1982）这样解释：“当政策、基础设施和惯例等外部的支撑体系非常强大，而且（重要的是）当这个支持性框架是竞争选择的结果的时候，个体成员实际上就成为安装在一架巨大机器上的可以更换的齿轮。这架巨大的机器在个体外部扩张，将大规模的社会、物质甚至地缘政治结构整合进来。传统经济理论在建模方面通常获得成功的地方正在于对这架机器的运作及其原因的不断思考。”如果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更好地把握认知过程、信念结构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Ⅱ
如果我们能够说，认知科学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给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将会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实际并不是这样，但是它已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将来有希望对问题作出更权威的解释。
从广义上说，人类的学习过程可以描述为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如下：
学习需要建立一种结构来解释感官所接受（到）的信号。这种结构的构造最初来自遗传，随后的发展来自个体的经历———包括从物理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中得到的经历。这种结构由很多类(categories)组成———这些分类从最早的童年时期逐渐演化而来，以此来组织我们的感知活动，使我们对分析结果和经历的记忆更加明了。在这些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形成心智模型来解释和理解环境———这些解释通常与某些目标相关。类和心智模型也会演化,以反映从新的经历中所得到的反馈：这些反馈会强化我们最初的分类和模型，也可能会在短期学习中引起它们的改变。因此，心智模型会根据新的经历，包括与他人思想的接触进行重新界定。
根据“演化环境中的学习”(Dosi et al.,forthcoming)这篇很具有洞察力的文章，学习的演化理论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集中于类和心智模型动态变化的认知基础；
作为决策和学习的非常一般的过程的探试性方法(heuristics)；
环境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解释性模型和决策规则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或许不一致的）目标和偏好的内生性；
作为各自行为的主体的组织；
在（或者主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完全）引导着行为和表现的学习、适应和探索过程。
关于认知过程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大脑是像计算机一样运转还是通过肉体选择的过程来运转?我没有资格对神经系统科学家最近提出的不同的观点进行评判。本章我只对联系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进行研究，以指明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联系模型和选择模型都认为，大脑是以模式为基础进行推理(patternGbased reasoning)的，这种推理过程对于解释不确定的世界中的选择行为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对于本书后续的分析非常重要。模式认知(pattern recognition)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是人类神经网络运转的最基础的方式。“人们根据综合后的模式，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思考，因此，它通常可以超出句法或者机械的关系所能达到的范围”(Edelman and Tonini,2001,152）。这种方法与有关人类学习本质的研究是一致的。很多学习来自于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事件进行吸收和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累积，缓慢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隐性知识的演化无须进行推论。实际上，相对于我们理解问题和寻找问题答案的能力而言，我们推理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差。如果问题与我们经验中所发生的其他事件有足够的相似性，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和领会。思想与根植于我们文化之中的规范不同，它不能轻易被整合到我们的文化中去。思想只有在享有某种内聚力，并且与我们所持有的规范相差不太远的时候，才会被接受。模式匹配是我们感知、记忆以及理解的方式。这是我们运用类比和概括能力的关键。这种能力不仅使我们善于模拟“现实”，而且善于在真实的不确定性面前构造理论。
一项由心理学家朱利安·菲尔德曼完成的实验指出了模式认知对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理论构建的某些意义。“菲尔德曼的实验中有一些主题是让受试者预测在连续的两百次实验中，两个事件———以符号‘1’出现或者以符号‘0’出现———在实验者能够控制下一个出现的是1还是0的情况下，哪一个会在下一次发生……菲尔德曼发现，每个受试者都会迅速找到1和0的序列出现的模式，从而对序列产生过程做出假设……有趣的是，所采用的1和0的序列是完全随机的。然而，尽管实验过程中受试者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受试者都能够‘看到’所遵循的模式。”在什么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的发现模式与人类在缺乏“科学”解释的情况下，通过形成不同的解释、理论、教义来诠释他们周围世界所付出的普遍努力是一致的。确实，比起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解释而言，进行某种解释可能是一个优先存在的特征。
学习的过程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同的，但是一个共同的制度/教育结构（第5章的主题）将会导致共同的信念和感知。因此，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减少人们在社会中拥有的不同的心智模型的方式，构建了一种代际之间传递共同感知的途径。
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对于这项研究中的问题所存在的悬而未决的争论，即它们关心的是心智的基因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认知的特殊属性以及认知过程的基本特征。Ⅲ
第一个争论所强调的问题是，与环境条件相比，心智的基因结构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文化。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几百万年的狩猎/群居生活使心智的基因结构能够适应某些特殊条件，并塑造我们文化的大部分特征。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唯一的心理演化机制具有一般意义，而且与内容无关，因此“文化”必须向我们的心智提供所有特定的内容。这种观点是演化心理学方法和传统方法分歧最大的地方。我们认为，不是文化改变了最初的社会交换心理，而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演化心理构成了心智活动的基本模块，使文化自身从这些模块中构造出来。(Tooby and Cosmides,1992,207－208）
然而，斯蒂芬·J·古尔德等演化生物学家认为，在基因结构中有很多空隙，这为环境适应留下了空间。古尔德认为，不仅选择环境会发生改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选择环境相对“宽松”，这使得机会和衍生能力，而不是竞争压力起主要作用。
争论的焦点是人类心智的适应性。演化心理学家把大部分人类合作行为看作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实验经济学家最近的实证研究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某些支持。伊丽莎白·霍夫曼、凯文·麦凯布和弗农·史密斯（1998,350）将大量实验结果总结如下：
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小集团的互动环境中应用奖惩策略。这些策略通常与博弈论所预测的非合作策略并不一致，但是却能比那些策略得到更好的结果。虽然我们观察到人们大量使用奖惩策略，并且能够在单个博弈中取得某些合作性成果，然而，这些策略却与博弈理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存在一致性，即重复有助于合作。可是，在协调结果的成本很高的时候，例如在大集团甚至私人信息下的小集团中，人们更倾向于非合作性的结果。在利用产权和交易媒介通过市场进行交互的大集团中，以及分散的私人信息的条件下，非合作性的交互活动有助于取得社会合意的结果。实验研究始终支持这个基本的市场定理。然而在小集团的交互活动中，这个定理并不总是成立，这是因为人们会改变他们严格的自利行为，利用奖惩策略来接近剩余最大化的结果。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并不令人困惑，而只是我们心智演化与社会适应的自然结果.
演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并不新鲜。它与爱德华·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如果社会生物学家再增加一点有趣的经验研究的话）。威尔逊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简要地重申了他的立场，他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知识(Wilson,1998）。当然，没有人会对他的核心命题“行为受到渐成(epigenetic)规则的影响”进行质疑，此处的“渐成说”(epigenesis)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意思是一个有机体在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下的成长过程(Wilson,1998,193）。但是社会科学家需要解释的是历史上和当代世界中人类极端不同的生活状况，对于他们而言，诸如对乱伦的普遍的忌讳、人类内在的语言能力，甚至合作行为的倾向等特征———所有这些都被威尔逊、乔姆斯基(Choms-y,1975）、平克尔(Pin-er,1994）以及图拜和科斯米德斯视为遗传特征———虽然是渐成说理论的重要部分，但是在理解人类状况和变迁过程中（如果有用的话）的用处却不大。演化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说明了心智的基本推理结构，它似乎可以解释心智容纳和构造“非理性”信念的倾向，例如超自然的解释和宗教，而这些正是社会中个人、集体和组织大量决策框架的基础。然而，政治/经济单位的绩效特征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这清楚地说明拉玛尔克式(Lamarc-ian)文化的特征也一定是理解变迁过程的核心。然而，遗传倾向和文化的力量之间确切的结合方式还远没有解释清楚，这代表着未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