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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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下）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主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四、宋辽金元史学典籍
《辽史》
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
《契丹国志》
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96年），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牴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惟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纪实的做法。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如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契丹国志》
南宋人所著关于辽朝的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旧题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生卒年不详。淳祐七年（1247）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该书。今书前附《进契丹国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显误。论者谓淳熙应为淳祐之讹。然当年及第，即奉诏修书，且于三月以前撰成上进，亦不可信。又有谓淳熙为咸淳之误，咸淳七年（1271）于理较近。该书为南宋人奉敕编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关北朝的资料，与元人所编《辽史》主要根据辽朝《实录》有所不同，虽不免传闻失实之辞，亦存直书不隐之论，足资参考。纪传之外，卷首附《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末附《蕃将除授职名》、《汉宫除授职名》。又收录部分档案材料：石晋降表二、澶渊誓书二、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朝回契丹书、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另有南、北朝馈献礼物单及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对州县及四京本末，周邻的少数民族风俗制度，岁时仪制，都有所记载，并附有宋人人辽行程录。它是宋朝所存有关契丹的材料的总汇。旧有承恩堂本、扫叶山房本及国学文库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林荣贵的校点本，系以元刻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参校的较好版本。
《宋史》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宋孝宗赵昚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禥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惟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其一，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其二，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其三，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其四，《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南宋权臣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而权奸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奸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
《通志》
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资治通鉴》手稿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敛、范祖禹三人。刘攽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司马光像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资治通鉴》内页《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通鉴纪事本末》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
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大小三百零五题。去取剪裁，颇为精密。但内容皆属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少。宋以前史书只有编年、纪传两体，各有短长。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于两体外，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明末，张溥于袁书各篇之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东都事略》
纪传体北宋史。南宋孝宗时王称（以前曾长期误作“王偁”）撰。因为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计帝纪十二卷，为各代帝王在位时的大事记；世家五卷，记叙后妃和宗室；列传一百零五卷，载各种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迹；附录八卷，列举辽、金、夏、西蕃、交阯的情况，没有表和志。
王称的父亲王尝曾在南宋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官，王称继承父业，根据国史、实录，还采用了野史的资料，写成该书。虽然它的内容颇显单薄，但是叙事简明扼要，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或可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清乾隆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
《庆元条法事类》
宋宁宗赵扩时的法令汇编。八十卷。宋朝不断编纂各种法令汇编与类编。宋孝宗赵奋时，又开始编集《淳熙条法事类》，此后陆续修订。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谢深甫等编集《庆元条法事类》成书，翌年，正式颁行。宋初《重详定刑统》基本照抄唐律，很多令文已不适用于宋代社会。宋时法令汇编惟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传世，缺卷一，卷二，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共计四十四卷，又卷三亦为残卷。今存残本有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库务、赋役、农桑、道释、公吏、刑狱、当赎、服制、蛮夷、畜产和杂门，共十六门，各门之下又分若干类。尽管残本不足原书之半，仍保存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刑法、服饰等各方面的法令，为研究宋史，特别是中国法制史的珍贵资料。不少令文，例如宋代形势户的法定含意等，仅见于该书。还须指出，《庆元条法事类》所载法令，未必都是通行或适用于当时的。例如该书卷四十八《赋役门·预买紬绢》所载北宋民间向官府预请和买本钱的种种规定，尽管早在南宋初已全部废弃，而谢深甫等编集《庆元条法事类》时，却仍不予删削。该书较好的版本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刊本。
《宋会要辑稿》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宋会要》。《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原稿，未经彻底整理。宋朝前期由崇文院三馆官员编纂本朝史事，后期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专修本期《会要》。两宋修成的会要计有《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等纂）、《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李德刍等纂）、《政和重修会要》（曾肇等纂）、《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删定）、《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编类）、《淳熙会要》（赵雄等奏进）、《嘉泰孝宗会要》（邵文炳汇次）、《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嘉泰宁宗会要》（陈自强等奏进）、《经进总类会要》（张从祖类辑）和《经进续总类会要》亦即《十三朝会要》（李心传修）等十一种。此外，《宋史》的《理宗纪》和《礼志》，计有四次进呈《会要》的记载，但史文不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详细情况难以查考。这十一种《会要》，内容虽往往相互交错，总的时间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对二百六十五年史事，作了分门别类的记述。人元之后，《宋会要》已有所散佚，至明修《永乐大典》时，所收已非原书之旧。
明初保留下来的《宋会要》，佚于明朝中期。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著录《宋会要》二百零三册，下注“缺”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重编的《内阁藏书目录》，已无《宋会要》之名，知此时业已散佚。此后叶盛编《菉竹堂书目》所载《宋会要》，焦竑《国史经籍志》所载五种宋代所修本朝《会要》，都是抄录旧目，并非实有其书。
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在全唐文馆任职，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将《宋会要》随同全唐文签注，交书吏誊写，所以影印的原稿，在篇首或版心多有“全唐文”三字。这时《永乐大典》已残缺两千卷。此后徐松对稿本曾进行过校订和排比，由于篇幅大，问题多，限于人力，未能完成即去世。清光绪十三至十五年（1887～1889），张之洞创置的广雅书局，委缪荃孙、屠寄接续整理，共录出清稿一百一十册，这就是“广雅清稿”。1915年，稿本归嘉业堂，并由刘富曾等再行整理，誉出清本，这就是《清本宋会要》。刘氏在整理过程中，对徐辑原稿，有所删并和丢失。1931～1936年，北平图书馆委叶渭清研究，发现《清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移改原稿、杂引他书不注所本等问题，在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主持下，将从《清本》中查到的原稿丢失文字补人，由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发行，名《宋会要辑稿》，约有八百万字。
该书保存了大量《宋史》及其他史书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其记述往往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便于查核元修《宋史》各志的纰缪和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岸”，“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宋志》所不载。《宋会要辑稿》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共三百六十六卷，其中有十卷分上、下卷，实有三百七十六卷。按《玉海》所载《庆历国朝会要》类目，分六十七类：帝系十一卷、后妃四卷、乐八卷、礼六十二卷（卷二十分上、下）、舆服六卷、仪制十三卷、瑞异三卷、运历二卷、崇儒七卷、职官七十九卷（卷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八分上、下）、选举三十四卷、食货七十卷（卷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八、七十分上、下）、刑法八卷（卷二分上、下）、兵二十九卷、方域二十一卷、蕃夷七卷、道释二卷。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不仅眉目清晰，便于检阅，且能将各种典章制度，没有形成制度的政事处理故事，以及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和不同意见，较完整地反映出来。《宋会要辑稿》较之原书已大有残缺，除现存篇幅多不完整外，也有整门残缺的部分。如职官一之四十七页注：“详载枢密院门”，但《宋会要辑稿》中并无此门。《永乐大典》采人《宋会要》时，还附人了一些从南宋晚期到明朝初年的著作，以《宋史》、《文献通考》、《玉海》最多，或作正文，或为附注。在礼、乐、蕃夷诸类中，有个别几门出现了宁宗以后的文字。其中礼五十四“改元诏”门还记载了赵昺改元“祥兴”的事情，这当然不会出自宋人所修本朝《会要》。
《三朝北盟会编》
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后，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后，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于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丁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征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于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代史学名著。分甲集、乙集各二十卷。作者李心传，四川井研人，曾纂修宋代《十三朝会要》，特别熟悉当代的史事和典章制度。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写成《朝野杂记》甲集。他在序言里说：“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专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迄壬戌（嘉泰二年），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嘉定九年（1216），又完成了《朝野杂记》乙集。乙集仍按甲集的规模和精神，分门别类，续记朝野诸事。不仅补充了甲集的缺载，而且自嘉泰二年以后的史事亦加搜集汇总，其中有至嘉定七年的。该书将南宋初年以来的事迹，分门编类，甲集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少郊庙一门，为十二门。作者虽以杂记为名，但其体例“实同会要”，因而与作者的另一部编年体的著作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互为经纬，互相补充。作者推崇道学，故在两集中载有《道学兴废》和朱熹的事迹。又作者为四川人，所记四川史事甚为翔实。作者广采博录，也间或有失实的地方。该书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有清光绪刊本传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作者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三十岁考进士不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专心从事史学研究。经多年努力，编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文献通考》
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该书有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传世。《通志》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作者郑樵（1104～1162），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郑樵一生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他携《通志》赴临安，充枢密院编修官。他的著作传世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辑佚本）等。《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是对刘知几增三志主张的发展。《六书略》、《七音略》也是创造。《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对正史《艺文志》有所创新。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也有新意。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把阴阳五行的灾祥理论斥为“妖学”，把歪曲历史任情褒贬的修史主张斥为“妄学”，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通志》现存世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
《太平御览》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翰林学士李昉奉诏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参预修撰。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总字数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两千五百七十九种。《太平御览》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
《册府元龟》
，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该书的编纂，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完成于八年十月。初名《太平总类》，宋太宗赵炅诏改今名。纂辑时，充分运用了皇家的藏书，并多用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订增删而成。所以《太宗实录》说它是以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编纂而成。《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各种书籍，未必都是宋初尚存、馆阁所储的。但《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已失传，《艺文类聚》只有百卷，《太平御览》就成为现存当时最大的类书。该书卷首载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详记引用诸书名称，共列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实尚未包括所引古诗、古赋、铭、箴等在内。此《纲目》是成书以后好事者所作，已载于南宋刻本。该书纂集宏富，所引用五代以前的文献、古籍，十之八九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这部书里寻找断篇残简。由于《御览》所据为宋代以前古本，故对现存先秦、汉、唐经史典籍，多能刊正其脱漏错讹。作为循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宝库，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方面，该书体例时有失当，类目亦有重复，引用书名往往错乱，是其不足之处。
该书上海涵芬楼本，为今存最佳版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用该本重印，为今通行本。《册府元龟》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题跋》，后其书流人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太平寰宇记》
宋太宗赵炅时地理总志。二百卷。乐史（930～1007）撰。该书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尚沿用唐朝分天下为十道的区划，记载了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土特产等。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由于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故《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于研究自汉迄宋，特别是唐与五代十国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还首次记录了宋朝绝大多数州郡的主户与客户户口统计，这对于研究宋朝的人口、户籍、阶级状况，也极为珍贵。《太平寰宇记》还记载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户口，有的还区分汉人与蕃人，甚至主户、客户数，对研究宋初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边远地区的经济面貌，也有参考价值。该书有清光绪金陵书局刻本传世，其缺佚部分据日本藏宋刻残本收入《古逸丛书》。
《舆地纪胜》
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父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历任州县官。象之青少年时期，随父遍历江、淮、荆、闽等地。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宝庆元年（1225）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以博学多识著称。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于嘉定十四年（1221）开始综合编纂，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约于宝庆三年成书。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起行在所临安府，迄剑门军，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六十六，有些府、州分为上下两卷，合计二百卷。每一府、州，一般分为府州沿革（为监司等机构驻地，另叙有关沿革于后）、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间亦变通而有所分合。《舆地纪胜》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图经编纂而成，对各种方志、图经中的山川、景物、碑刻、诗咏，一概收录，而略于沿革，以符合“纪胜”的要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加案语进行考订，“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为当时所称。另有《舆地图》十六卷，逐路为卷，尤详于四川各州。《舆地纪胜》宋时有刻本传世，明代曾将其中的《碑记》，辑为《舆地碑记》四卷刻印，其时《舆地纪胜》全书已缺七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时，全书已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亦有缺页。刘文淇（1789～1854）及其子刘毓崧，依据清张鉴、吴兰修的校记、按语，车持谦、许瀚的《舆地碑记》校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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