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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3 08: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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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思九,陶学良整理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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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姆:彝族创世史诗

查姆:彝族创世史诗试读:

总序

近年来,“国学热”在海内外不断升温,“大国学”理念受到许多国学大家提倡。国学之兴,彰显着中华文化纵贯古今的传承和认同、横跨四海的魅力和影响。国学之大,在于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于其厚重深邃、历久弥新。《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本着传播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觅不朽于浩瀚,收录了包括汉、藏、满、蒙、回和西南各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传世作品,希望能帮助捧卷品读的朋友,从中启迪智慧、激荡情怀、汲取力量。

文化有渊源,但文化无疆界,中华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继承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独特基本国情的鲜明中国特色,展示我们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展示我们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理念,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和聆听中国。我们负有责任和使命,推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

文化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根本要义。国际传播是文明交流、民心沟通,不是灌输教化、强弱分明;是润物无声、滴水穿石,不是立竿见影、一役之功。以文化人、以理服人,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契合我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我国主要国际传播媒体,一直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努力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通过65种语言的文化节目、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海外受众和数以万计的汉语学员,许多国家的朋友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典籍和故事津津乐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正是我们深化文化传播的一次新的努力。“居高声自远”,站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高地上,我们有信心把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和智慧光芒传播得更远,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多贡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王庚年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是一套规模宏大的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丛书,也是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壮举。它对于弘扬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加强各民族的和谐和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黑货”,使人们长期对国学有所忌讳和忽视。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继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国学”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不无歧见。狭义的“国学”,前人多指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统“汉学”。而“中华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则始于新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国学,是56个民族创造的”。这就为“中华大国学”概念奠定了明确的理论内涵和外延。

由当今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华大地上,自古便繁衍着众多的民族和氏族部落,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论述,既有源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种,也有从中亚东移的雅利安人种,还有从南亚北上的南太平洋人种。很自然,各个民族和氏族部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在五千多年汇聚和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和氏族的文化既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吸取、相互借鉴,又各自发出独特的光辉。今天,占全国人口92%的汉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的华夏族与周边的许多民族和氏族融合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汉族文化自然也融会有历代许多民族和氏族的文化创造。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对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使我国文化和学术产生了划时代的走向现代化的深刻剧变。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不但不能割断历史传统,相反,必须从历史传统中汲取优秀的养分。文化的现代化总是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努力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超越传统文化。认识文化发展的承前启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历史趋势和规律,人们就不难理解和认识《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精深博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典籍不可胜数。这自然给文库的编选带来很大的难度。这套丛书除“汉学”文献外,还收辑有少数民族典籍42种,不但包含传统汉学的“经”、“史”、“子”、“集”,以及历代名家的诗文、小说的精选,还选辑有少数民族的富于代表性的著作,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史籍《红史》、《萨迦世系史》等;蒙古族史籍《元朝秘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满族历史著作《满族源流考》;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还有彝族、土家族、苗族、瑶族、毛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文化典籍,如《查姆》、《梅葛》、《阿诗玛》、《召树屯》、《布洛陀经诗》、《莫一大王》、《过山榜选编》、《盘王歌》,等等。其中既有历史学术名著,也有民间长期流传的民歌和英雄史诗。尽管难免会有疏漏,但其篇幅之浩大,可谓涵盖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术的灿烂光辉!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便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们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今天,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接近实现,我们正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辑出版,无疑正当其时。近年介绍国学成果的著作虽然出版不少,像《永乐大典》等的重新出版,工程之浩繁可以想见。但从“中华大国学”的视野,涵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学术来选编,这套丛书确实做了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工作,为人们了解中华大国学提供了一套难能可贵的选本。我相信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也深信这一套丛书,一定会以它的精致而丰富的内容,以它宏阔的学术眼光和高度的编辑质量,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华新文化,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作出自己出色的贡献!

是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张炯2016年1月20日于北京序一《查姆》主要流传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底土、新资、妥甸等地区的彝族人民中;红河州的石屏、建水、元阳和玉溪地区的新平、峨山等部分彝族中也有彝文抄本流传。它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反映远古时代的生活与历史的彝文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书面文学作品。在双柏县彝族的不少毕摩(即贝玛)家中,都收藏有《查姆》的各种不同彝文抄本。其中有的“查”,如“阿朴独姆查”,书面和口头都有保存。有的一个“查”有各种不同异本,如叙述天地起源的就有“鲁姆查”、“托得查姆”、“作莫查”、“特莫查”等四种。此外还有一些独立成篇的“查”。“查”,即起源之意。彝族人民把记叙天地间一件事物的起源叫做一个“查”。“查姆”,译成汉语是万物的起源。《查姆》在记叙天地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上,虽然说法各异,但总括起来只有四个“查”,即“托得查姆”、“阿埃拉爹查”、“阿埃拉拖查”和“阿朴独姆查”。这就构成了史诗“

上部

”的全部内容。史诗的“下部”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个“查”,它们是对诸种自然现象的解释,如“粮食树林查”,就叙述龙王罗阿玛派人种活梭罗树,人类有了种子,地上有了树木、谷子、玉麦、荞子,等等;凡一切种子的起源,都单独作为一个“查”来记叙;“书树查”则记叙了纸笔、文字、书的来历;“波突赛查”分别记叙金、银、铜、铁、锡、铅以及工具的来历。如果把一种事物的来历单独作为一个“查”独立成章,就出现许多个“查”。事实上,彝文的记录者们在记载这些“查”时,就已经做过集中概括的工作,把若干零碎的、分散的内容,集中到一个总的“查”里面。

难怪彝族人民把史诗《梅葛》和《查姆》看成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百科全书”,是彝家的“根谱”,是彝族文学的“宝库”。《查姆》被看成是彝家的“根谱”和彝族文学的“宝库”,它囊括了彝族民间流传着的许许多多丰富神奇、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据现有的材料,就有《开天辟地》、《洪水滔天》、《人类的来源》、《百姓的来源》、《万物的来源》、《阿录茵造天地》、《补天的神话》、《九个太阳的神话》、《梭罗树的神话》、《长生不老药神话》,等等。这些各色各样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都保存在《梅葛》、《查姆》这两部史诗里,而且要比单独流传的神话丰富和完整得多。

彝族口头流传的史诗《梅葛》和书面记载的《查姆》,在原始材料中都保存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有的甚至是几千行以上的长篇诗歌。《查姆》中有关天地起源的神话共四个“查”,其中的“鲁姆查”是专门记述盘古开天辟地的。其中说:“盘古出世才开天,盘古出世才辟地”,“彝家把这个时代,叫做托得多查,汉家把这个时代,叫做盘古分天地。”《查姆》中的“鲁姆查”对盘古做了极为形象的描绘:“盘古有三丈方分高,盘古的头发黑黝黝,盘古的脑壳亮堂堂,盘古的脚粗手也粗,盘古的眼睛万道光。盘古活了三千六百年。”盘古临死的时候,还“生下一个蛋”,天地万物都包藏在这个“蛋”里面。盘古死后的肢体就变成宇宙万物、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这位盘古巨人,成为彝族先民幻想中的开天辟地的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彝族史诗中除了盘古神话跟其他民族具有共性的地方之外,它还有独具特色的天地起源的神话传说,即盘古之外的开天辟地的“神巨人”。那是在神仙之王涅侬倮佐颇的统管之下,共同商量着创造世界的一群神。“人类志源”跟《查姆》中儿依得罗娃“捏人”、“塑人”之说有相同之处。《查姆》中叙述天地开辟之后,第一个提出“造人”的是龙王罗阿玛的女儿赛依列。她说:“要造独眼睛时代的人”,就叫儿依得罗娃最先来造人。她究竟怎样造呢?原传说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她“塑起了两个人,男的那个眼睛有八只,耳朵有九只;女的那个手有四只,脚有两只……他们的眼睛不眨”。另一说是她“亲手塑了两个人,男人塑了八只眼睛,八只眼睛看万山;耳朵塑了九只,九只耳朵听得远;还塑了一只特殊眼,眼睛不眨看得宽。女人捏了六只手,六只巧手能胜天;女人捏成六只脚,六脚走得快”。儿依得罗娃亲手塑的或捏的人,就是彝族最早的“第一代祖先”,“他们的名字叫拉爹”。“他们是天地的儿女,他们是太阳的儿女,他们是月亮的儿女,他们是星星的儿女”。这就是史诗中的“拉爹时代”。“这代人只有一只眼”,“独只眼生在脑门心”。儿依得罗娃造人之说的幻想非常大胆神奇,也富有民族特色。“洪水淹天”之前的神话。《查姆》中对于开天辟地以后,洪水淹天以前的记载,是非常奇妙而独特的。在其他民族的一些创世纪史诗中,一般是“洪水淹天”以后的神话传说最多。唯独《查姆》这部史诗,则侧重于反映洪水淹天以前,人类就经历过艰苦漫长的三个时代:度过了独眼睛的“拉爹”时代,有直眼睛的“拉拖”时代,才进入横眼睛的“拉文”时代。人类发展到了横眼睛的阿朴独姆时代,才发生了“洪水泛滥”之灾。这是这部史诗跟其他洪水神话所不同的。《查姆》中造成干旱之灾和洪水之灾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独眼睛、直眼睛时代的人“不讲道理”、“人心不好”,为了“重换一代人”,才发生“要用洪水洗大地,要用洪水洗万物。洗干净大地,万物再生,洗干净大地,再种庄稼,洗干净大地,再传后代”的洪水之灾。这里的洪水之灾与人类再造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其他神话、史诗和古歌中很少见的。《查姆》中所记述的这些神话传说,虽然有些怪诞离奇,但它都扎根于彝族远古时代的生活土壤之中,是氏族社会人类意识形态的产物。通过《查姆》,我们能够窥见彝族远古时代的历史缩影,看到在强大的自然力威胁下,人类同自然做斗争求生存的状况,听得见人类社会由低级逐步演进到高级的脚步声。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树木庄稼……为人类留下了许许多多劳动的成果,为开创人类的历史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查姆》中的这群神,实际上是彝族先民们把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以及跟大自然做英勇顽强斗争的崇高品质幻化为神。从而创造了像涅侬倮佐颇,仙王入黄炸当地、龙王罗阿玛、水王罗塔纪和罗塔纪姑娘,以及阿朴独姆等这样一些鲜明生动的形象。这正好说明,“神”是人的幻想所创造的,并非“神”创造了人,也非“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这群神都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活跃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之中,积极地参与了征服大自然和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群神中,以神的形象最为感动人。其中形象比较鲜明突出的是罗塔纪姑娘、罗阿玛、儿依得罗娃、满五月姑娘,等等。二《查姆》是彝族的创世神话史诗。彝族的创世始祖是阿朴独姆。阿是一般尊称,朴是爷爷或祖祖的意思,祖父的祖父……是什么呢?很远了。祖祖是谁呢?是独姆。滇东、滇西、滇南称为阿朴独姆、渎阿木或阿朴都木、阿卜笃慕;黔西称为笃慕、笃弭、笃米、祝明;大小凉山则称为阿尼、觉穆乌乌、支格阿鲁、阿午。独姆是老彝文中记载的读音,较为准确。(一)神话史诗,创世史诗的一般规律,是始祖崇拜,彝族也不例外。但彝族的特色是始祖崇拜,随着恩物的崇拜,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恩物是竹子。

创世始祖神话史诗,能长久地流传下来,是以有深厚蕴含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基础的。

首先,我们看彝家丧葬习俗。就是老人去世后,必须实行大葬。举行“拉神筒”仪式。“神筒”是什么呢?一般称“竹灵”、“祖灵”又称“神筒”。去世一个祖先,就得请毕摩做一个“神筒”。这个恩物,是笔者在马龙拍下的五个祖先的“神筒”。彝家去世的老人的灵魂,就归宿“神筒”之中。为了更好地了解“神筒”、“祖灵”。我们就得多介绍点背景资料,有助于对祖先崇拜,“竹灵”崇拜的全面的理解。“灵筒”、“神筒”,1991年陶学良摄于马龙咨卡

火葬后,请毕摩(白马、贝玛)念彝经,做一个五寸长的“竹灵”,又称“竹筒”、“祖灵”。有的还在“竹灵”上用彝文写上祖先的名字,“竹灵”又称“神筒”,内装羊毛、菜子、米、盐,用五色彩线环绕捆扎紧后,放入一个支头(房)的祠堂之中,祠堂距家近,用高三尺、宽三尺的石板盖成,只准族长,一房、一支之长者,年节之际前去上供、祭祀。这是镇雄、凹飞的祠堂

也即是《宣威州志》所记的篾篮之内,篾篮(就是汉族的神主牌位),供在二穿上。一般人是见不到的,有的供在供桌左侧,会泽亦是如此。罗平是供于楼上,马龙也是供在楼上或供桌上。“神筒”,凉山称为“马都”,镇雄称为“阿皮卡”。以下这两张照片中祠堂里的“祖灵”,即“阿皮卡”一般一年一次祭祠堂的祖先。

在一个小木桶粗约10公分,长约1尺或40公分,里面装有男、女老祖的神筒。祠堂用石头砌成高不过1至1.2公尺,有三台、四台不等。

这是两张老照片,是李英才与笔者于1981年秋拍摄于镇雄。陶学良摄于会泽,与绿春“祖灵”特相似

我们再看《东川府志》中“罗罗”条云:“丧以火,缚尸如猿猴,使人跳跃火上,助喝,其长死,游骑挟弓弩,周围驰骋,名搅魂马。祭祀则捣牲畜心肝,于竹抄,绕尸旁歌舞,孝子受贺。孝妇衣彩,燔毕(烧尸,火化完),拣骨纳器,悬屋中或送入鬼洞。”[12]彝家举行丧葬仪式,很有价值。火化时,大伙“跳脚”于火化场或院场之周围,助喝。凉山,火化时,土司的亲属要哭,娃子、吊丧的人群也要大哭、大嚎,不下泪。如果是酋长、族长、土目、土官、土司死,更为隆重,要用一匹搅魂马,绕尸三圈,挟弓弩,挂着枪、弓、弩,为死者招魂。请毕摩念《指路经》让魂归祖茔。祭祀之人上祭时,捣牲畜(称椎牛、打牛、用锤杀死称“椎牛”)用心肝上祭,于竹抄(竹筒,即神筒,祖先牌位)绕尸旁歌舞彝家称丧事,为“白喜事”。

火焚化完,拣骨灰入罐器皿中,实是一个竹筒神主,悬挂在二楼、三穿上,或供桌上。三年,再把几代人的“竹筒”、“祖灵”一齐共同送入鬼洞(悬岩峭壁,人迹罕至的岩洞中,笔者多次去鬼洞,不敢攀进洞中,太陡、太悬,一般年轻人也不敢轻易入洞)。

李京云:“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13]火葬,这是葬族文化的一个特点。酋长(李京指的是“自顺元(贵阳)、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即滇东、黔西、凉山一带的彝家),“藏其骨于山”,“骨”已火化成灰,不能再藏。准确一点,藏其“灵筒”于深山洞中。“鬼洞”、“祖宗洞”,陶学良摄于宣威东山

彝家的丧葬,老一代学者,有扎实的调查。1930年杨成志先生的《独主罗罗》云:“有择日出殡,而没有择地焚尸;没有棺材而用尸架来抬尸的。架用长木两根,横短木若干根,以绳束缚而构成,其状如梯式,死尸放置其上,四人以肩扶架前往山上掘一窟,下架柴,上放尸架后,即举火焚烧。”[14]另外还有魏大鸣、古振今两先生的《川南民族调查》,叙述:“彝家丧葬,大哭为吊,惟赛马必赌银,大哭必不下泪,否则非顶天立地之好汉。”[15]

陈宗强先生《倮族的宗教》云:“崇拜祖先所做的道场,著者以为与其说是祖先崇拜,不若说是图腾崇拜。即以倮民代替祖先的灵牌而论,倮民称为‘马都’,‘马’是竹子的意思,它的形式只有半尺长,头部偏小,是泡桐树制的,在头部切一缝口,如米粒那样的大的竹粒,然后用麻捆起,倮民称此竹粒为‘阿普骨’,代表先人的意思。加点羊毛,再用蓝线,男缠九转,女七转。据说黑骨头用黑竹子,白骨头用白竹子,因为社会组织,分为黑白两部的肇基于此。”竹子之根,绝对禁烧,所以著者,断定他是图腾制定。

关于丧葬的仪式,“须做三天三夜,将灵魂送到天上的石姆姆哈、灵牌的本身,则依各支的发祥地而不同,例如马边乌撒支,则送在隆给路觉(大凉山地名)的崖洞里。仪式可考看徐益堂先生著之《罗罗道场图说》”。[16]

而记载最为详尽的要数《大定县志·苗俗》。其文曰:“大定新辖地有苗八种:一曰罗罗;本卢鹿部。或称罗罗,或称乌蛮,或称罗鬼。”

彝家的丧葬特别有特色:

首先,彝家的丧葬社会文化还体现彝家的尚武精神风貌。丧葬,第一是请毕摩念《解冤经》、《指路经》为亡人解冤,指去老祖茔的墓地。搭青棚以示送葬的隆重。念完彝文“悬帛书”后,才上祭、闹丧。

上祭,请看罗平的丧葬,俗云“男的后家大,女的舅舅大”。后家最先来“上祭”。很远,就听见口哨“,哟”,接着是“闹祭”的“嗬……嗬叶哦也……刷”吼声,据说这是撵走一切恶魔、鬼魂的声音。事家领着“一棚狮子”,吹着唢呐,敲锣打鼓,鸣着爆竹,浩浩荡荡而来。离棺二十米处跑着迎接。放鞭炮的开路。第一人是戴上面具的笑宝宝引路,他一进入丧棚,两脚往左、右一拐,就到茅草人的升子旁,拿下犁头,引狮子开路,第二人是狮身,第三、第四人玩耍大刀,一刀把茅草人头砍掉。向左绕灵柩而去,边去边挥舞大刀。第五、第六人是耍三金钗,第七、第八人是舞鼓杆,第九、第十人是弄齐门棍,第十一、第十二人是镗耙,第十三、第十四人是大鞭,第十五、第十六人是金线棍,第十七、第十八人是链枷,第十九、第二十人是吹大号,第二十一、第二十二人是鼓手(唢呐),第二十三人是打镲的,第二十四人是敲锣的,第二十五人是敲鼓的,……后而才是后家。烧灵柩一周后,后家端着一堆粑粑,一碗肉(从前是一只羊、一头牛、一只猪)约五斤左右。

摩设(毕摩)念《忏罪经》,为死者续罪,赎他(她)曾做过缺德、枉道事,好让亡人早日升到祖茔,回到天堂。

回丧、转场、耍把式,已是深夜一点半了。“转场”过后,人群在撒克衣这个小山村,仍然是数百人,围成一团,欣赏那古老的礼节。这一棚狮子中,以耍大刀、耍链枷特别精彩。动作古朴淳厚、优美。一个五十岁的老头,耍金线大棒,也很干净利落。可是人们对这彝家的古规古训,已是多次领略过了。他们更是围着这棚狮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用煤灯点着,唱彝家喜爱的花灯《破四门》、《四季乐》、《草木风吹》,小歌舞《全家订计划》、《打靶归来》。发湾这棚狮子的节目也很新颖,有花灯《货郎卖花》、《大茶山》等,彝族群众人人称赞这或那“棚狮子”有水平。发湾六个姑娘,罗平彝家,冲破了“跳得”、“跳狮子”的老套子。“跳得”黔西滇东称跳“海马”。又唱些什么呢?“萤火虫发亮,核桃树头上也闪光。”“手巾甩过来,吃罢饭,喝够水,拿块毛巾抹抹嘴。”“那不是牛头,那不是羊头;我一心‘跳得’,没注意瞧瞧表妹,表妹就走了!”在这肃穆的场伙下,彝家“跳得”的青年,照样抒发情歌的内容。“跳得”又被彝家的“跳狮子”(玩把式)代替。“跳狮子”这古老的风俗,也在缓慢地变化。

这隆重的仪式,队伍之庞大,在庄严的场合下“跳得”、“转场”中,还找表妹开心的欢乐氛围,肃穆庄严中的幽默,转场一棚、二棚“狮子”的上祭队伍,玩的刀钗棍棒,儿媳古朴的“站场”,点点滴滴都流露彝家千年来的尚武精神和敬长辈,爱亲朋乡情的品格。[17]

彝家丧葬仪式,十分隆重。《大定县志》提供了宝贵资料,上千人的送丧葬队伍,椎(杀)牛十数,率步骑数十……排场之大、浪费之惊人。此风由来已久。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云:“酋长死,其骨灰,非骨肉莫知其处,且杀附近之贵人头,以祭。”笔者1986年到罗平,两次实地采录彝家丧葬情况,以砍茅草人头的方式来代替砍人头之风。李京云:“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方国瑜先生对民俗知识材料多次持否定见解,他于《彝族史稿》中云:紧接彝族丧葬仪式隆重之后,下断语云:“剥削之重,可想而知。”[18]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做此论是可以理解的。

至今,昭通、镇雄、罗平、宣威等地,少数仍保留此风(见下页图)。黔西称“祖筒”(三、四寸长的竹筒),“将祖先的姓氏名字用彝文写在竹板上,用红布包装入篾箩,或用红线、绿线扎一根白花燃草或茅草根,加上少许羊毛,装入祖筒”,放在祠堂或堂屋上方。

马学良先生调查的《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云:红绿之线系山竹根,山竹放入盐、谷及松毛中,取出称灵牌。[19](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滇东,黔西、凉山用竹子做“祖筒”、“灵筒”、“神筒”、“灵台”、“灵位”,楚雄、南华一带用白花木制成(见刘尧汉文),姚安——大姚一带用马樱花木制成。也用竹根。清末举人、学者由云龙采访云:“惟神主与汉人不同,亲丧,彝巫号朵觋者,鸣钲,引孝子入山,寻小竹或小松以作主,既得,孝子哭,尽哀,反手拔之。归付朵觋刻之,略如人形,长寸许,实眼、耳、口鼻以银屑,遂祀之。用松用竹因此种类之异。相传:用松者变汉易,用竹者变汉难。”[20]各地各个家支、支系,有其特定的灵牌质料。然而“偶人”系祖先崇拜的另一形式,最具特色的要数竹制的“祖筒”。直至今日的祖先灵牌——祖筒,还有各式各样的神话,以及彝文记载,《作祭献药供牲经》云:“起于高灵台/进至设灵场/设灵场之间/古昔失牛牛群寻,失马马群寻,人亡竹丛灵/古昔世间尚未设祖灵/山竹节疏朗/生长大箐间/箐间伴野竹/生长玄(悬)岩间,玄崖伴藤萝。”这是扎缚亡者灵牌的场子中一段,毕摩念的歌词。[21]陶学良摄于会泽

彝家的“祖筒”、“竹灵”,一般是供在正堂屋楼上,“藏之高楼二穿上”(见下页图)别人是不知道的,妇女更是碰不得的,月经妇女尤其见不得祖宗牌位。

李京云:酋长之祭,“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不能祭。”年代太久远,已失传了。但祭之以人头,仍有此风,昆明的彝家子君人,在其居住的大耳村,人们挖水池时,仍挖到“倒吊茅人”的铜器,据鉴定起码是汉代的作品。晋宁石寨山铜矛以及晋宁石寨山贮贝器,杀人祭祀场面,汉已有之,还有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浮雕扣饰,仪式也是在铜柱下[22]笔者两次参加罗平彝家老人去世的闹丧活动。亲朋前来吊唁,弄大刀,耍狮子,成百上千聚拢来上祭。第一个舞大刀的就得砍倒升子里的茅草人头。显然,这就是李京文稿的极好注脚。这是张氏家四位祖先“灵筒”,陶学良摄于宣威东山“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祭祀场面之大,祭祀仪式之隆重,可想而知。这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又一继承状况。陶学良摄于罗平

笔者曾在路南,师宗罗平、马龙、宣威一带调查彝家“祖筒”,是用竹子做的。

这些彝族丧葬、祭祀、婚姻的古老遗风,崇拜“竹灵”、“独姆”始祖神,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习俗的基础。

由上的诸多调查,资料、汉文献、老彝文文献等记载的祭祀,关于彝族的社会文化民俗,我们可以归纳几条结论:

①彝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勤奋、勇敢。尚武之象,在大定、雍纳、会泽、罗平、宣威、石林、师宗一带。沪西县何团长家丧葬,请百多桌客,杀猪、牛十头,枪炮、锣鼓声盛况,在兄弟民族中,首屈一指。彝族是一个马背民族的后代,大定等志书,及罗平等地的葬俗中,虽是残余习俗,却都呈现了这个特色。彝族人民还具有马背民族的英武豪迈性格。

②云南调查葬俗,本是丧事,变成白喜事。“爷爷死了,孙子过年”。如黄昌寿先生所说让老人虽死犹生。“从忧转喜”、“转戛”、“人山人海跳脚的欢乐场面”(黄昌寿先生调查),以及古振今的调查,死后不哭,不下泪。这也是一个奇迹。

综上所述,第一,从彝家的大量的丧葬习俗中,“神筒”、“竹灵”、“竹筒”,是“活生生的化石”,是彝族最神圣的牌位,是彝家的心中最敬重的始祖神灵,在最神圣的宗教丧葬仪式中一代代传承下来,它深深地扎根在彝族人民心目中,是始祖崇拜的另一形式。

从彝家经典神话史诗(多种中记述相同)、彝族神话、彝族“心史”(口碑文学)传说中,以及大量的彝文记载,铁证如山的古老彝文证实,独姆、阿朴独姆、渎阿木、笃慕、笃弭、觉穆乌乌、祝明……是彝族的开辟神、始祖神,是最早彝族的政治、军事、首领,是彝族之王。

在彝族祭祀丧葬习俗仪式的活动中蕴藏着彝族的神话史诗的开辟神——独姆、渎阿木、笃慕。他是彝家祖先崇拜的最高神之王。(四)独姆这位开辟大神,与古代的汉文典籍彝文文献是一致的。

独姆与竹王是什么关系呢?首先,从语言角度讲,独姆与竹王本来是一音之转。晋朝以来一直流传着竹王的神话。这是有汉文献典籍记载的。

竹子“金身”的“祖灵”,是彝家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对自己的祖先彝家之王独姆的敬畏,顶礼膜拜呼之“竹王”。那么独姆与竹王就是彝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心目中的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彝族著名的史学家余宏模、陈英也赞成这个结论。

曾被历史学家章学诚称为“杂史方纪”的《华阳国志》云:“汉兴,遂不宾。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竹)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牁牂郡。以吴霸为太守,及置越嶲、朱提、益川,四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23]方国瑜先生对久负盛名的《华阳国志》中牂牁、夜郎事,则云“时在南中事,多可近信”。远在公元214年前的这部著作,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民间至今有大量神刀故事,流传于人们的口耳之间。牂牁的竹王就是北盘江流域的彝族的部落联盟首领。竹王是神话人物,阿鲁、伍午、独慕的音变。牂牁之王,彝族人民把他神化,竹王是劈石出水、做汤的大神人。然而,汉武帝派来牂牁大将唐蒙,执行民族镇压政策;竹王已服,还被杀头;难怪夷濮咸怨、阻城。因人民的造反,吴霸太守才上表封竹王三子为列侯,食父庙禄。死后人民深信不疑,奉为竹王。抽剑劈石出水这离奇的情节是人民的幻想,是人民自觉的加工创作活动。竹王非血气所生,是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所生,这是神话的套用,不自觉的因袭,至今仍有这个传说。至今还流传在贵州兴义、云南罗平一带的《鹦哥嘴的传说》,传云:龙土司的小儿子,心地善良,他用百余斤的宝刀锋锐无比。他和父亲到鹦哥嘴休息,其父说“口渴”。小土司反手举起那把大宝刀,插到鹦哥嘴的悬岩上,马上砍出了大竹筒那么粗的山泉水,哗哗流出,惠及兴义、罗平一带的老百姓。[24]这个传说与竹王的三子,何其相似。

竹王虽死于唐蒙之手,然非血气所生,夷濮咸怨,故立祠祭之。竹王有神刀,有不死之灵。民间至今流传有《杀不死的普应春》、《烧不死的赫白朱大王》的传说。那是古时新平一带,农民起义领袖,被邓子龙“擒斩万计”镇压下来了。他们二人皆有神刀,“刀指树,树断,指人,头落,指鸟,翅断”。杀退官兵。官兵杀不死他,并用甑子蒸他,普说“还嫌冷”!喊官兵“把火加大点。”[25]

昆明的近郊彝族《撒梅王的火把节》中,撒梅王也有一把神刀,他的头被砍下又长出来,其英武气概,令人敬佩之极。昭通《海夸》的神箭以及大小凉山《大力士惹的索夫》皆有神力。[26]这些也是类似竹王神箭、神刀的故事,一代代传诵至今。

关于竹王神话的文献资料,还见于应邵的《风俗通》及《淮南子》,郦道元的《水经注》、宋范晔《后汉书》等皆有大体相同的记载。然而较为准确且又时间较早的还是常璩的《华阳国志》。常璩,晋间蜀郡江原(四川崇庆)人。于本书十二序志云:“以著斯篇,……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27]那么,竹王应是公元347年前就活跃在民间了。竹王是盘踞于黔西、盘水的地方政府首领了。那竹王神话、独姆神话,我们暂且可以定于公元347年之后,就流传于彝家人民之中。我们姑且把独姆始祖神话的文献记载的确切时代定于晋王朝以后,这也许过于保守了吧?

关于独姆、仲牟由、觉穆乌乌,这个神话人物的时代,我们尊敬的师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就曾针锋相对地争论过。云南大学著名教授、地方史学专家方国瑜先生认为,从彝文《安氏世纪》、《六祖起源》及《安顺府志·普里本末》云:“罗鬼夷书曰祝明(仲牟由)取觚君宜之女孟补,生子二,曰苦(孟雅若)……又生子……少曰齐(孟齐齐)。”与《贵族通志土司志》:“夷书及安氏谱系,一世慕齐齐,二世齐齐火,明史作济火。”方先生认为济火是仲牟由之孙。依据是《爨文丛刻》及王兴友等译的《西南彝志》毕节专署,最早的翻译本《天地产出论》中记述鸟兽都绝了,只留一座大山(实是洪水滔天后)。仙人告诉仲牟由,满了十天十夜,再去洛尼白。于是仲牟由从云南中部迁到北部,即滇东北到黔西。“后来仲牟由,为避水患迁到洛尼白”。方先生认为洛白尼在东川、禄劝一带。其实是民间传说,那么,很难确定具体地点。因此,方先生的结论是仲牟由时代“在公元二世纪后期(东汉时代)”。[28]

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教授马长寿先生讲得更玄乎!他说:“仲牟由距离今日,比上面推算的二千二百多年前,还要更早远”。[29]受到方国瑜先生批驳云:“不能把整个彝族来源问题系在仲牟由一人”身上。五十步与百步之争,我们不必深究。

其实仲牟由(独姆)是个神话人物,把他纳入历史,就像中华民族或汉民族,把大禹、尧、舜、黄帝纳入历史一样的迷茫。因为这是神话人物,不是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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