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传(插图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小宁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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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传(插图版)试读：

林森的先祖曾多次迁徙，先居住在山东济南，后又迁至河南固始，最后辗转到了福建。初入闽时，先住闽侯枕峰乡，后又迁至陶江，在凤港村聚族而居，主要从事农作，直到清末。

林森幼年曾读过私塾，又入培元学校读小学，第一次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至1882年，林森完成了小学学业，升入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这对于他今后从事反清革命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间，林森经历了“台湾教案”、“延平教案”和“古田教案”，触动很大，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林森在学校时就显示出组织才能，被同学们推为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会长。林森曾向书院提出了改进校政的建议，反对将“圣经”作为主修课目，主张早晚的宗教聚会、星期日的教堂礼拜应由学生自由参加。院方不能容忍林森的建议，暗示林森退学，无奈之下，林森只好退学。但数月后经人说情，林森又回到书院继续学业，直至毕业。民国的历史上，南京国民政府曾有过三位主席，第一任是谭延闿，第二任是蒋介石，第三任是林森。其中以林森的任期为最长，从1931年12月至1943年8月，长达13年之久。

家世

林森，字子超，原名天波，号长仁。晚年别号青芝老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十八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一户农家。关于林森的出生年月，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868年2月11日；一说为1867年3月4日。本文取前一种说法。

林氏先世据考出自殷代比干。至唐代末年国内动乱，随忠懿王王审知迁到山东济南，后至河南固始定居，最后辗转到了福建。初入闽时，先居住在闽侯枕峰乡，以后又迁至陶江（陶江古代称“上虞”，后来易名为“尚干”）。到了明代，林氏始至凤港村定居，直到清末。

林氏的一支在尚干乡与凤港村一带聚族而居，主要从事农作。林氏家族在福建数百年，族繁丁茂。在林氏宗祠里有这样一副对联：“唐宋元明，八百举人千进士；高祖曾考，十三宰相九封侯。”可见林氏一族获取功名和为官者之多。

林森的亲生父亲林道举，以制鞋、修鞋为业。母亲林张氏在家务农。林森出生不久，便由父亲道举作主，过继给叔父林道炳为嗣子。以后，林森就随养父生活。大约在林森两岁时(1870年)，因家境生活所迫，养父全家迁居福州城的仓前山土地庙街。林道炳在这里开了一家皮革店以维持生计。不多久，因道炳经营有方，积累了一些财富，家道也渐渐宽裕了起来，成为当地一户较为殷实的人家。林道炳自收养林森后，又添四子，即长义、长礼、长智、长信。

林道炳迁居的福州仓前山一带，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除了一些外国领事人员外，还集中了大量商人和传教士。除了经商外，洋人走到哪里都要建教堂进行传教。因此，仓前山也建了一座教堂。同时，还建有一所西医医院。为传教的需要，同时也为自己子女的教育考虑，洋人在仓前山也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学校多采用新式的教学方法，除教会的必修课外，英文就是最重要的课程了，其他还讲授算学等自然学科方面的知识。由于林家的家境比较宽裕，林道炳将几个儿子先后送进基督教会开办的培元学校念书。

十多年的西式教育

在入校前，林森曾在私塾念过经书。1876年，林森进入培元学校读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培元学校是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林森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在小学期间，林森聪明好学，除了学堂的新式课程外，他对明季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位大儒的学说最有兴趣。至1882年，林森完成了六年的小学学业，升入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就读。

鹤龄英华书院又称“英华斋”，是美以美教会于1881年创办的一所学校。学校的学制共八年，前六年是六年制的中学课程，后两年是大学课程。当时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到海关、邮局、电报局以及洋行、外国银行工作的居多。林家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念书，就是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出人头地，至少可以帮助家里经商赚钱，但林森没有走这条路。

英华书院开设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新式课程，课本全部是英文，均由美籍教师任课。此外，还设有西洋史地课。林森在这八年的学习中，不仅掌握了一定的自然学科知识，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了解了欧美近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他知道了华盛顿、林肯的故事，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是美国独立战争，这或许与中国当时列强入侵的悲惨的社会现实有关。林森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开始萌发了民主政治的意识，这对于他后来从事的反清革命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由于清朝政府允许外国教会进入中国传教，导致中国各地的教案不断。仅在福建一省，先是发生了“台湾教案”，后来又发生了“延平教案”和“古田教案”。这都是因为教会侵犯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引起了反抗，最终都捣毁了教堂、外国人的住宅或医院。每起案件都是以清政府出兵镇压而告结束。如“延平教案”的起因，就是美国传教士强占民田修建教堂，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而引发的。居民强拆了教堂，将传教士驱逐出闽境。事后，美国传教士再次建起教堂，又被民众拆毁。清政府看事态一再扩大，只得出面干预。结果由闽浙总督李鹤年将延平知府撤职查办，又为教会重建教堂，才暂时平息了事端。不久，美国传教士又在延平开办福音堂，在中国人前往观看时竟开枪打伤中国人，再一次引发民众的反抗，民众又一次捣毁了教堂。闽浙总督何景不仅不去追究教士开枪伤人之过，反而惩治了“行凶”的中国人，还向美国人赔了款。这个教案持续了数年之久。

由于当时大部分教案牵涉到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并得到了外交使团的支持，所以中国人极为愤慨，反抗也最强烈，往往引发暴力冲突。林森就读的英华书院，虽是美国教会所办，却是属于基督教的。本来，基督教的教义和它的传教士，与其他教会相比比较温和，加上又有中国人资助，所以福州的教堂和洋人办的学校就没有发生此类案件。从当时整个中国来看，基督教会卷入的教案相对较少。当时林森正在英华书院就读，类似教案对林森触动很大，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他以后的经历、他的一生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福州地区的学风一向很盛，有不少青年学生在外留学，学成回国的也很多，因此，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一般的内地学生要多得多，因而闹学潮是经常有的事。英华书院从成立时起就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温床。林森在学校也比较活跃，一直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也是一名小小的领导人。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就读多年，虽然按学校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必须到教堂参加集体礼拜，但他并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相反，却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一次，在上外文课时，一名学生因教学上的问题与外籍教师发生了争执。这个洋人一下子就抓住学生的辫子，将他拎了起来。同学们看了都非常气愤，但没有一人敢说话，唯独林森站起来打抱不平，对这位洋人教师进行了指责。

因林森热衷为大家服务，又有组织才能，遂被同学们推为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会长。林森对学校最为不满的，就是星期天强迫学生到教堂做集体礼拜。为此，林森在修完了六年的功课后，以学生会会长的名义，向书院提出了改进校政的建议。

建议共三条：第一，“圣经”课完全没有必要作为主修课目，而应由学生自由选择；第二，早晚的宗教聚会，应由学生自由参加；第三，星期日的教堂礼拜，也应由学生自由参加。

林森的三条建议提出后，院方领导极为不悦。一个中国学生竟然敢对美国学校说三道四，他们不能容忍。院方在对林森的建议讨论后认为，林森违背院规，属无理要求，不予采纳。学院暗示林森退学，其实与强行勒令退学并无不同。

无奈之下，林森只好退学。但在数月后，经人说情，林森又回到书院继续学业，直至毕业。  第2章第二故乡台湾

林森少年时与邻乡一郑姓女子订婚，林森没有立即完婚，而打算去台湾谋发展。林森得知台湾有一所新式的电报学堂招生的消息后，决定立即赴台湾报考，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各门考试，并于1891年进入台北市电报局任见习生。适逢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宝岛台湾被割给了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林森所在的台北市电报局连日“门庭若市”，台湾民众纷纷前来给清朝政府和闽浙总督发电报以示抗议。林森目睹了国土沦丧的现实和台湾民众的激愤，心痛不已，遂离开台北市电报局回到大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第一次与孙中山先生有了接触。1897年林森再次赴台策划抗日活动。

林森在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充任通译，工作是为日本当局审讯中国“犯人”做翻译。林森避重就轻地为他们开脱，这样一来，不少中国人就被减轻了处罚，林森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林氏宗亲叫林志图，与他成为莫逆之交。林志图后来慷慨资助林森脱离了台湾险境。

初入台湾

1890年，林森完成了在英华书院八年的学业。加上培元学校的六年小学学业，林森接受的新式教育长达14年。这一年，林森22岁。

林森少年时，即由养父道炳做主，与邻乡一郑姓女子订婚。学业完成后，林森没有立即完婚，也没有在内地找工作，而打算去台湾谋发展。19世纪末，台湾归福建省管辖，年轻人毕业后到台湾去工作，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福建省是较为普遍的。加上英华书院是西式教育，其毕业生多从事新兴的行业。

林森在学校就读期间，就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比较关心。自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后，台湾就开放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货物集散地。1862年起设立了海关。1874年至1875年间，闽浙总督、福州人沈葆桢(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主持台湾省政，在台湾开始推行新政，由此，台湾的对外贸易日见发达。台湾与福建之间常年有航运往来，主要是进行易货贸易。经济上的发展也使台湾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刘铭传被清廷任命为台湾的首任巡抚。在刘铭传的任上，他率领清军击败了法国的入侵后，即大力推行台湾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台北市设立了一个电报总局。1887年，又创设了一所西式学堂，这是台湾的第一所西式学校。1890年，刘铭传又创办了一所电报学堂，当年即开始招收第一期新生入校，主要传授电报知识与技术。当时的台湾人对电报为何物尚不清楚，符合条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这毕竟是开了台湾西式学校培养科技人才的先河。

林森在福建听说了台湾新式电报学堂招生的消息后，恰好已从英华学校毕业，遂决定立即赴台湾报考。第一期学员仅招收10名，林森便是其中之一。这是林森首次赴台湾。

由于林森的英文基础扎实，又受过多年的西式教育，经过一年的培训，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各门考试。1891年，林森即进入台湾台北市电报局任见习生。林森在见习期间，经常回福州，一为探亲，二是与各所学校的学生会进行联络。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职仅一年多的光景就离职而去。新任巡抚上任后，立即废除了刘铭传的各项新政。对林森刺激最大的，莫过于学校的纷纷被撤。紧接着，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结果清政府战败，只得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苟刻要求，割地赔款。起初，日本方面欲索要辽东半岛，清朝政府以辽东乃其祖巢，坚决不同意。后经双方反复“商议”，才有了“割闽换辽”之议。于是，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宝岛台湾割给了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震动，国人既对清廷的奴颜媚外极为愤慨，又对日本的强盗行径恨之入骨。台湾与福建一衣带水，闽人迁台、两地往来者不计其数，因而对清政府的割地尤为愤怒，纷纷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试图能挽回这个局面。台湾岛与大陆有海峡之隔，其抗议的方式只能是文字电报。所以林森所在的台北市电报局连日来“门庭若市”，台湾民众纷纷前来给清朝政府和闽浙总督发电报以示抗议。经林森之手就发出了大量措辞各异的抗议电报。林森目睹了国土沦丧的现实和台湾民众的激愤，心痛不已，但他只是一名小职员，更多的只是无奈。于是在1895年林森离开了台北市电报局，回到福州。

由于有了台湾被割让的切肤之痛，林森回到大陆后，决心参加台湾的救亡运动。他辗转福州、上海、广州以及日本的一些城市，联络革命志士，并且第一次与孙中山先生有了接触。因林森在台湾多年，对台湾情况极为熟悉，所以在1897年再次赴台湾，在台北策划抗日活动。

由于刚刚割让给日本不久，台湾民众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台湾的爱国志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发起了自救运动，以抵抗日军的接管。日本立即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很快就归于失败，剩下的一些零星抵抗竟也维持了数年之久。

担任嘉义法院“通译”

林森到达台北后，住在大稻埕留芳照相馆的一个名叫张少湘的友人处。日本的刑事警察对由大陆来的人防范甚严。林森为了避免日方的注意，只在台北待了一段不长的日子，就前往嘉义暂避。因为日本人刚到台湾，全岛的防备并不那么严密。

在嘉义，林森找了一份工作作掩护，即在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充任了通译(即翻译)。通译这个职务颇有意思，因当时日本人多少会懂一点北京话，而对闽南话则好比是听天书。林森既精通国语，又是福建人，这样的人才在当地是不多的，所以，也就自然担任了中日双方的通译。林森担任通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审讯犯人做翻译。当时，日军抓获了台湾义军成员以及一些反抗的老百姓，都要进行刑讯。双方语言不通，日本人无法审讯，更不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因此，通译就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日本人审讯中国人时，林森多避重就轻地为他们开脱，日本人不知林森的真实身份，所以对他很是信任。这一来，不少中国人就被减轻了处罚，林森也因此结识了很多朋友。

结识林氏宗亲

林森在嘉义期间，结识了一位林氏宗亲，居然还引出了一段故事。

早在清朝中叶，林氏家族的一支林文敏就从福建泉州府安溪县迁至台湾府诸罗县的麻豆。林家主要经营糖业，因经营有方，逐渐成为台湾府的殷实大户。后又从糖业发展到农业，全盛时期，徒步行走两天还出不了林家地界。林文敏有八个儿子，后代中有不少在清朝做官，林氏也就成为台湾的一大望族。甲午战后，台湾割给日本，林家因此也失去了大陆的依靠，一些不法之徒趁机勾结日本官吏、流氓浪人，觊觎林家的土地，以致林氏的地产不断被侵占。林家人极不愿意坐看祖上的家产一点点地被吞食，于是就奋起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于是，林氏家族都卷入了无休止的诉讼之中。

林氏的族长林志图因受困于一场土地纠纷的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为此事，林志图经常到嘉义法院办理诉讼案件。这时，林森正在法院担任通译。志图是世家子弟，为人豁达豪爽。而林森则欲在海外发展反日力量，所以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林森年长于林志图，志图称林森为大哥。以后，林森常到林志图家，有时就住在林家的花园，一住就是数日。二人经常促膝谈心，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林森在嘉义大约有一年多，因台北风声稍缓，就又返回了台北。不想到台北后，因与台湾爱国志士策划一次反清拒日活动，事机不密被日本特务侦知，遂立刻遭到日本军警的全力追捕。林森化装后逃脱，在台北隐姓埋名，先在闽南商人倪耿如家中避匿，又东躲西藏了几个月。看看台北实在无法待下去，遂又于1899年逃到嘉义，在林志图家隐居。住了一些时日，林志图看林森总是闷闷不乐，也不知何故，但又不敢多问。时间长了，林志图忍不住问林森道：“我们情如兄弟，你心中有事，不妨直说。”林森只好说：“大陆事情很多，实在是想回去看看。孙先生也电召我回去。可我囊空如洗，难以成行，真不好意思向你开口。”林志图急问：“需要多少？”林森说：“30块足矣。”林志图马上取出50块龙洋日本“龙洋”，早年在中国被称作“银洋”，实际上是外国商贸银币在中国民间的一种简称。，说：“够不够？”林森忙说：“太多了，只要30块。”但林志图执意要送50块。林森临走时，仍不肯多拿，最终只拿了30块，还对林志图说：“日后，我一定归还，决不失信。”

第二天，林志图亲自到嘉义的布袋嘴码头，用重金为林森雇妥了一条船，嘱咐船主说明天晚上把林森送到大陆。次日深夜，林志图与林森从麻豆来到布袋嘴，二人依依惜别，林志图目送林森扬帆远去。  第3章投身共和革命

1902年至1909年，林森先后进入上海江海关和九江海关做事，眼见海关被外国人把持，林森更加感到中国必须图强革新。1903年春，林森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旅沪福建学生会”，担任会长。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同盟会，林森表示全盘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决定集体加入同盟会。继又成立“福州说报书社”、“同盟会福建支会”、“浔阳阅书报社”等革命团体，在有关对外交涉事件中，均出面力争，付诸了具体的行动。在军事上，林森也意识到一定要有所作为，故特别注意与海军人士加强联络。由于革命党在南方的起义一再遭受挫折，同盟会开始注意将革命的重心向长江流域一带转移。林森等同盟会员决定在九江举事，成功策动九江新军标统马毓宝反正，成立了九江军政府，林森担任九江民政长。之后，林森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泊于长江上的清朝海军舰队，成功策动以清朝海军三大舰“海筹”号、“海容”号、“海琛”号为首的舰队起义。九江光复和清朝海军的起义，以林森斡旋最力，功劳自然首推林森。为此，九江市商会特意制作了一块镌有“功在民国”的匾额送给林森，以表示九江民众对林森的感谢。

从“福建学生会”到同盟会

1899年春，林森因病从台湾回到福建。还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林森此次从台湾回到福建，是应孙中山的电召。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文字资料。直到1902年，林森为生活所迫，托人介绍并经过一番考试才进入了上海江海关做事。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政府付给各国的“偿款”，共计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815亿两，由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林森天天到江海关上班，眼见海关被外国人把持，连税务司中的要职也全由外国人担任，白花花的银子从中国的海关流了出去。林森心灵深处感到极端的耻辱，深为中国的积贫积弱而痛心，由此也更加感到中国必须图强革新。

其时，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闽籍人士有不少，如黄绶、黄湘兄弟，黄纪星、林君汉、徐开渠、朱焕星等人，他们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如达文社、醒社，以及崇实中学等，都是传播革命的小团体。但这些组织都是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整体的力量。因此，革命党人林文认为，类似这样的团体太多，力量又很分散，要想造成声势，就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来领导。林文在向孙中山进言后，孙中山很是赞同，并对林文说可由林森来主持。

1903年春，由林森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福建同乡潘祖彝、江屏藩、陈子范、林述庆、史家麟、郑仲敬、李树藩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旅沪福建学生会”，林森任会长。以后，林文、林觉民、杨韵柯、方声洞等人也加入进来。

学生会成立后，林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将学生会的信笺纸由清朝的年号改成黄帝纪元，一来表示要与清政府决裂，二来有利于宣传革命，并有利于与海外同志联络。林森还专门印制了《瓜分惨祸预言》、《福建存亡》等小册子。

福建学生会成立后，林森即利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使之成为学生会的通讯联络点，林森将在海关工作的全部工资捐给了学生会作为经费。每逢休假，林森就购买大量上海报纸带到外地，借给群众阅读。同时，林森还利用到外地的机会，向百姓进行演讲，以宣传民族革命的思潮。福建学生会的活动，在东南一带影响很大。林森在江海关发展了一批爱国志士，南洋以及英国、荷兰等国在福建开办的华侨学校也纷纷邀约林森等进步人士去演讲，林森借此又大力鼓吹革命，还向这些学校介绍了教师，通过他们进一步向华侨灌输爱国思想。很快，学生会会员就发展到103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了同盟会。这一消息，是由已加入同盟会的林文告知林森的。林森及福建旅沪学生会的会员们听说后，都异常振奋。林森当即表示，学生会愿全盘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在林文的介绍下，林森决定学生会集体加入同盟会。世居台北大稻埕的台省人士林薇阁，闻讯也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后来，他捐献了3000日币资助黄花岗起义。福建学生会集体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在国内的力量空前壮大，福建学生会也如虎添翼，活动更加活跃，成为共和革命的温床。

林森及学生会对于革命同志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福建武备学堂的学生何遂，因不满洋人教师殴打中国学生，激于民族义愤，出手打伤了洋人，因而被学校开除。何遂无路可走，只好到上海江海关投奔林森。林森看何遂是个血性青年，又会武功，还懂点军事，就介绍他到学生会员、时任新军第九镇军官的林述庆处从军。何遂在光复镇江、南京之役中，都立有战功。后来，林森又介绍何遂加入了同盟会，并送他到保定军校继续深造。

同盟会当时在国内还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福建学生会的对外活动并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出现，仍是以学生会的名义进行。

福建学生会加入同盟会不久，林森就与闽籍留日进步学生郑祖荫等人取得了联系。随之又派陈子范赴福州，联络了林森的三弟林为桢、庄翊楚等人，与福建学生会的负责人一道，在福州南台大桥南端的上杭街商贾区一带成立了一个“福州说报书社”(又称“桥南社”)，也就是福建学生会福州分会。一大批闽籍优秀青年纷纷入会，成为福建的一股新生力量。同盟会的秘密支部就设在书社中。书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先汇集各地的报纸，有购买的，有会员从外地带回的。由会员浏览后，再根据报纸上有利于革命的言论和新闻对外进行宣传，每星期轮流上街进行演讲。这样，在开发民智、宣传共和革命方面，福建与上海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活动，林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联合了福建其他的一些进步团体，如南社、益闻社等，在福州组织成立了同盟会福建支会，对外则用“丙辰俱乐部”的名称。以郑祖荫为会长，林斯琛为总干事。

福建学生会的活动日益频繁，影响也越来越大。1907年，林森回到福建。福建同盟会的负责人黄乃棠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这个大会是秘密进行的，数十名同盟会员济济一堂。黄乃棠在会上致辞说：“林君在上海组织了福建学生会，聚东西洋及省内外福建学界名人于一堂，共同研究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为改革中国作准备，其旨趣实堪为世人所崇。其关怀公益、嘉惠后进，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尤属难能可贵。”黄乃棠的一番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林森这次回福州，领导学生会(同盟会)对于有关的对外交涉事件以及可能“丧失利权、玷辱国体者”，均出面力争，还专门制定了本会的宗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付诸具体的行动。

关于福建省方面的有：法国福建矿务公司在福建开办了延、建、邵三府之矿。福建学生会派人前往调查矿产。学生会为此支付了经费120元，占到了全会极其微薄经费的四分之一。经努力后废除了不合理的矿约；阻止了英国领事馆谋夺福建省矿权的图谋；阻止了法国人魏茨贩卖华工事件；挫败了日本人垄断经营自来水的阴谋；严责日商“三五公司”侮辱华民事件等等。

林森深知，要想推翻清政权，在军事上一定要有所作为，首先要积蓄军事力量。清政府在福建的军事力量以海军较为突出，闽籍的海军将领在清政府海军中服务的很多。所以，林森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注意与海军人士加强联络，他以自己的声望，不断以乡邻和宗族的关系来同他们增进感情。由此，林森在闽籍的海军将校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浔阳阅书报社”

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到江西九江海关担任文牍。林森离沪后，上海的事务由陈子范和潘祖彝负责，并与林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九江地处内地，有长江与下游相接。林森一到九江，就感到这里风气闭塞，远不如上海和福建开放，遂决定仍从宣传入手。林森在九江海关服务期间，为了便于宣传工作，租用了九江轮船码头八角坊附近的一所民房，成立了一个名为“浔阳阅书报社”的秘密机关，林森自任社长，广东人吴铁城任副社长，干事有邱于寄、林炳南、俞兴根、吴子祥等人。林森经常与罗大全、陈中瑞、徐秀钩、蔡公时、吴照轩、俞醒更、张世膺、沈元龄等人秘密聚会，商讨工作。成立报社的宗旨，即“极力倡导改革社会风气”，而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共和革命。“浔阳阅书报社”由林森与吴铁城共同创建，副社长吴铁城是林森在九江结识的一位挚友。

在庐山牯岭一个夏季的傍晚，林森与吴铁城在牯岭街上不期而遇。吴铁城看到一位方形脸庞的中年人，唇下留有两撇浓密的胡子，身着短袍，脚蹬一双布鞋，很是精神。吴铁城只觉得此人颇为不俗，就多看了他几眼。恰好，林森也在注视他。四目相对，两人就攀谈了起来。

吴铁城冒昧地问道：“老兄贵姓？来牯岭多久了？”

林森答：“刚来几天。敝姓林，还未就教。请问小兄弟尊姓？”

吴铁城答：“姓吴，广东人氏。这里风景不错啊。请问府上哪里人？”

林森答：“福建。以前在上海江海关做事，最近才调到九江海关。”

就这么一聊，两人竟谈得十分投机。从庐山的风景，说到上下古今，不觉天色已晚。两人一见如故，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吴铁城只觉得这位年长于自己的“老者”，不仅风度雍容和蔼，而且胸怀才略。数日后，两人才将各自的心曲和抱负一一展现，吴铁城方才得知林森是一革命党人。这一年，林森已43岁，整整长吴20岁。吴铁城当时哪里会想到，面前的这位“老者”日后会成为一国之元首。“浔阳阅书报社”的木牌一挂，书报社就开张了。林森订购了香港、上海等地的报纸刊物，有的内容相当进步，如《民吁》报、《民立》报，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报纸送到或由会员从外地带到九江后，由会员先看，然后再根据所要宣传的内容，用红笔在报纸上面浓圈密点勾勒出来，再贴到书报社外面的墙上，供人们阅读。一段时间后，林森考虑到，九江识字的人还不多，就要求大家根据报上的内容，向路人作通俗的讲解。书报社地处通衢，人来人往，用宣讲的方法收效很好，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旁听。另外，书报社把人请到报社里任其阅读，久而久之，经常来看报的人都成了会员。就这样，常来书报社的人越来越多，书报社同仁与九江地方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浔阳阅书报社”的公开活动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工作，如救济贫困者，宣传禁烟，劝导放足，提倡民众讲究清洁卫生等。有一次，报社为了筹集救济善款，准备公演一场白话剧。剧本由林森亲自动笔撰写，剧目叫《浔阳江头》。接着，林森又主持举行了胭脂山菊大会、甘棠湖赛船会。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筹款，二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底层的民众服务，以开发民智。林森还有一个潜在目的，就是利用活动，结纳和吸收社会上的有为志士同仁，为反清积聚力量。当时的报社成员，有地方绅商、钱庄老板，有教育界人士，有新军官佐，还有不少在洋行做事的职员。

因报社没有经费，林森以自己在海关的薪金作为报社的活动费。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床榻是粗木钉成，衣裤常打着补丁。在林森的卧室里，有一件东西十分引人注目。一张案几上，放着一只花瓶，瓶垫子就是清朝官吏官袍上剪下的一个补子即清朝文武官员们胸前表示官阶大小的标记，上绣有各种图案，如麒麟、仙鹤等。。林森这么做，一来是表示对清政权的蔑视，二来表示与清政权彻底决裂的决心。

后来，报社得到不少同仁的资助，经济状况才稍有缓解。不久，林森的五弟林长信也赶到九江协助林森的报社开展活动。“棍毙乡民”事件

江西湖口有一位叫余程发的乡民，来到九江租界找一位在里面做活的亲戚。乡下人没见过世面，初到城市，东摸西找转昏了头。正转着时，忽然内急，却找不着厕所，于是就以在农村的习惯，寻一处人少的地方便溺起来。没想到，被一个英国租界的印度巡捕发现，他嘴里叽哩咕噜叫了一通，余程发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加上又在便中，也不好回答。这个巡捕竟举起警棍，朝余程发的头上身上一顿乱打，竟将余程发打得头破血流。余程发突遭袭击，全身立刻缩成一团以保护自己，想喊救命竟没喊出声来，就倒在地上，一会就不动弹了。巡捕见状仍不依不饶，又挥了几棍才罢手。巡捕看看余程发不动了，这才有点慌了神，因人是死在了租界里，于是赶紧回去禀报。英国领事沃纳一看出了人命，知道情况不妙。为了平息事端，免上法庭，这位领事私下里出钱欲将命案了结。他找到余程发的家属，给了200元，要他家人尽快将尸首收棺，抬到西门外埋掉了事。余程发的家人不敢不依，又得了人家的200元钱，只好按英国领事的要求，答应尽快把事办了。

此事传遍了九江，林森的“浔阳阅书报社”也得知了情况。书报社成员个个义愤填膺，认为这不是一桩简单的民事案件，事关“国权民命”，遂纷纷表示要为余家申冤，上法庭解决此案。林森派社员邱于寄找到余程发的亲属，告之愿为之申冤。余程发的亲属也答应了书报社的要求，退回了抚恤金。之后，余程发的亲属与书报社同仁一同前往德化县，请求县衙开棺验尸。德化的县令是福建人高彤，高彤询问此案后，亦表示了义愤。于是，高彤亲自带了仵作即官府中专门检验命案死尸的人，类似今天的法医。，前往验尸。

同时，书报社社员陈子范专门跑了一趟芜湖，请了一位美籍医生前来九江验尸。林森为避免美医与英国领事接触，特意雇了一条小船，在距九江码头十几里的地方就下了船，到一所教会学校居住。第二天，立即与美医一同前往验尸。因尸体保护较好，尚未腐烂。经验尸后，确认系因殴击致伤而死，随后就出具了验尸证明。林森又派邱于寄专程赴上海，请了一位林森的朋友、美籍律师礼明，为余程发起诉。林森还发动九江商会等机构，联名致电各级官府交涉惩凶。

很快，九江法庭正式开庭审讯此案。在庭上，英国领事沃纳引经据典，认为余程发系殴击致死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控方据理力争，说中国和美国两方面都出具了验尸报告，证据确凿。法庭审理后却认为，案子是发生在英国租界中，中国方面不享有裁判权，遂将该案注销。此事震动了江西。但清政府的江西巡抚根本就不肯为这事而得罪英国人，所以采取了不力争、听之任之的态度。“浔阳阅书报社”的同仁们得知情况后，难平胸中的愤懑。林森同样很气愤，但他仍对大家说：“此事急不得，要慢慢来，大家不要丧失了信心，我们可以向伦敦法院上诉。”结果，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伦敦法院认定印度巡捕殴人致死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英国领事沃纳庇护下级，给予调职处分。虽然判得很轻，但中国方面毕竟是胜诉了。书报社的同仁们普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此案发生之后，国内舆论反响极为强烈，长江中下游一带尤其如此，各界纷纷对英商加以抵制。英国“太古”、“怡和”两大轮船公司的轮船无人乘坐，无货运输，成天空驶在长江航道上。也因为这一案件，使得“浔阳阅书报社”的声誉日隆，影响大增。

策动九江光复

林森自到九江后，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发展武装。这时，林森已经意识到，用武力推翻清朝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11年3月29日，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前，同盟会第十四支部长林文与林森密商，打算率所属的武装参加黄花岗举事。因经费不足，林森介绍林文向福建学生会会员、台湾人林薇阁募集了经费3000日金，并由林文派人专程去日本领取。3000日金到手后，林文即要求林觉民由东京返回福州，集合30多人一起赶赴广州参加起义。起义中，林文、陈与焱、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方声洞等福建志士同时遇难。在辛亥黄花岗一役的72烈士中，福建省人士占了19名，且大都是福建学生会成员。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10人被称之为“黄花十杰”。黄花岗起义后，福建学生会的许多中坚同志又血染沙场。林森得知这些消息后，很是悲痛，遂决心组织更多的行动为学生会的难友们复仇。

由于革命党在南方的起义一再遭受挫折，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始注意将革命的重心向长江流域一带转移，并着重在长江中下游积聚力量，发动新的武装起义。位于中国中部战略要地的九江，居长江中游，上接武汉，下通沪宁，信息灵通，风气渐开。此时，经林森等同盟会员的长期工作，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日趋完备。林森立即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取得了联系，以便互相策应，一旦九江举事，各地立即呼应。

当时，九江驻扎的清朝陆军部队有南京派来的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和南昌派来的新军五十五标两个营。此外，还有部分海军舰只。

林森自到九江后，就利用工作关系，与九江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林森先在商界组织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将新军五十三标的军官请来充当教官，专门负责军事训练。林森借此机会与九江新军官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林森要求“浔阳阅书报社”全体社员都参加军训，自己也同大家一道参加训练。训练班共办了六个月，学员结业后，林森决定立即成立九江商团，以便适时策应长江流域的反清行动。“商团”的对外名义是护厂护产。有了这一合法的理由，林森就以“商团”的名义，成立了军队性质的武装，暗地里进行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

当时，九江除驻有清朝的陆军外，在长江沿岸还驻扎了一支实力不弱的海军。因近代中国海军最早产生在东南沿海一带，清朝最初的海军学堂就设在福建闽江口的马尾，因此，海军中福建人很多。驻九江的海军也是如此，从军官到士兵，福建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林森开展工作的一大有利条件。林森利用同乡宗亲的关系，与当地海军人士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大批官兵开始倾向共和革命。这些，都为今后策反海军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林森等人积极活动的同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又派来了原赵声的部下杨某来到九江进行运动，与新军五十三标排长何燮桂以及下级军官顾英、黄锦龙、丁仁杰、胡爱德等人取得了联系，拟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与南昌工程营会同武昌方面同时发难。就在举事的前夕，南昌方面带来密函，称清军防范十分严密，根本无法动手，要等到力量壮大后再作行动。接着，武昌方面也传来消息，革命党人机关被破获，暂时无法行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爆发。消息传到九江后，全城到处人心惶惶。当地报纸登载消息，诡称“武昌土匪起事，当日即可平复”。但革命党人兴奋异常，个个跃跃欲试。林森派人将武昌寄来的报纸贴在“浔阳阅书报社”的门口，并在报上将革命军起义、建立民主国家等消息用红笔框出，使其更加引人注目。九江民众早就对清廷不满，纷纷前来观看，并奔走相告。九江人正是通过这些报纸得知了武昌起义的详情，懂得了一些武昌起义的意义。

武昌起义后，江西巡抚冯汝揆接到清廷命令，立即调兵驰援武昌。当清军的陆军部队行军至九江等候上船前往武昌时，有的官兵来到城中，看到了贴在“浔阳阅书报社”门口的报纸。书报社的人看到这一情况，立即端出茶水、面巾招待过路官兵，还将武昌起义的真实情况相告，说武昌起义并不是土匪闹事，起事者都是同你们一样的新军官兵。官兵们看到报纸，又听这么一宣传，回到部队后，将此情况互相传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导致全军军心动摇。结果，大部分官兵拒绝登轮前往武昌。江西巡抚冯汝揆急得没法，只好将军队开回南昌。回去后，冯汝揆无法向清廷交差，引咎自杀。

冯军一退走，林森、吴铁城、罗大全、陈中瑞、吴照轩等人紧急密议，认为武昌已先行举事，九江不能再等，要尽快响应。大家形成了一致意见，决定立即在九江举行起义，并制订计划与新军进行联络。就在这时，忽然又听说湖南方面已经响应武昌宣布独立。林森马上决定，立即策动九江新军标统马毓宝反正。马毓宝早就与林森有默契，对反正之事也是持积极的态度。林森派曾在商团中任过军事教官的五十三标管带黄子卿四处联络。黄子卿向马毓宝告知了林森的意图，马毓宝立即表示同意响应起义。黄子卿在得到了马毓宝的首肯后，即刻奉命前往五十五标一营管带范绍先、二营管带黄焕章、三营管带何振达的营地以及金鸡坡炮台司令徐世法处，通知于当晚举事。

10月23日夜，岳师门外的金鸡坡炮台由炮目陈廷训开炮三发，接着就是一阵排枪。这是九江起义的正式信号。于是，城内道署卫兵立即举火响应，新军各军吹起了嘹亮的集合号。革命党领导的商团武装也趁势响应。一时间，九江全城沸腾了。各军士兵荷枪实弹，臂缠印有“同心协力”字样的白布，呐喊着冲出营门，占领了各个要道关隘。九江道署倾刻间就被攻占。九江道、满族人恒保仓皇逃入租界，又搭乘“隆和”轮逃往上海。至夜12时，新军攻入九江府署，九江知府璞良被活捉。璞良见生存无望，遂向起义军官兵说：“汝等排满，璞乃满人也，万无生理。且吾食君之禄……”革命军见其顽固不化，遂将其处死。当夜，九江全城光复。

第二天(24日)清晨时分，经过一夜喧闹的九江城才安静下来。当人们走出家门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城飘扬的象征光复的白旗，尤以招商局码头竖立的一面青天白日旗更为醒目。全城到处贴满了由林森及同仁们早就拟好的布告。仅一天工夫，九江军、商、学各界全部挂出了白旗和青天白日旗。

九江光复后，随即成立了九江军政府，并按照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规定，九江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大家公推马毓宝担任九江都督，林森为九江民政长，徐世法为驻浔炮台统领，李明扬为湖口要塞司令。九江的起义，在林森等人的“擘划部署”下，兵不血刃即大功告成，是自武昌起义后国内最成功的一次反清独立行动。

九江光复后，南昌、安庆等重镇尚在清军手中。九江军政府内部机构也不健全，马毓宝虽然当上了都督，但意志并不坚定，仍有观望的心态，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他迟迟不肯剪去发辫。军政府军官吴照轩、蒋群等人则强行剪去了马毓宝头上的辫子。同时，林森也协助马毓宝改组了九江的军政机构，将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马毓宝仍任都督，下设军务、政务二部。军务部由马毓宝自兼，政务部由罗大全任部长，林森谦让任副部长。后李烈钧赶到九江，被任命为参谋部长。又公举吴照轩为政治参议，蒋群为军事参议，宛西庚为九江县县长。至此，九江的军政机构全部成立。

策反清朝海军的第一功臣

武昌起义、九江光复后，清政府为镇压革命党人，派水陆两路军队大举南下武汉。清朝海军二等提督、舰队统制萨镇冰率领海军的强大舰队，专程赴武汉驰援，其舰队已经驶抵武汉江面。身为海军宿将的萨镇冰听说九江金鸡坡炮台已被革命军占领后，心里很是不安：一旦弹药粮草接济不上，上海方面的补给线又在九江受阻，那整个舰队将瘫痪在长江中，成为革命军的活靶子。遂决定不执行清朝政府的命令，采纳了下属将舰队下驶九江的建议，并任命黄钟瑛为临时舰队司令，带领舰队强行下驶。黄钟瑛是“海筹”号巡洋舰管带(舰长)，福州人，与林森同庚，毕业于马尾船政后学堂，曾在多艘舰艇任职，作战经验丰富，为人富有正义感，而且对清朝的统治一直不满。

10月28日，黄钟瑛率领舰队浩浩荡荡地驶至九江江面，于清晨在江心抛锚泊驻。只见长江江面上烟雾缭绕，汽笛声声，全部军舰炮弹入膛，士兵虎视眈眈。九江金鸡坡炮台的守军也是严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清朝的舰队分别是“海筹”号、“海容”号、“海琛”号巡洋舰(号称清朝海军“三大舰”)，以及“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江防炮舰，“湖鹏”、“湖鹗”鱼雷快艇。三艘“海”字号巡洋舰，均系德国制造。每舰装备有克虏伯大炮11尊，口径达10生的至15生的，威力相当大。是清朝海军主力中的主力。

当清朝舰队驶抵九江江面后，军舰纷纷抛锚泊驻，按兵不动。这大大出乎九江守军的预料，按当时海军大炮的威力，九江全城已在海军巡洋舰队的火力射程范围之内，就是炮舰，也能毁掉江边几条街。一旦动武，全城百姓将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双方在九江江面对峙着，相互之间也没有旗语联络。岸上金鸡坡炮台守军不明白舰队的意图，就试射了几炮，在“海容”舰附近激起了高高的水柱。这时，军舰上才出现了旗语兵，发出了旗语信号。金鸡坡炮台守军一看旗语内容，知道是对方愿意合作的信号。马毓宝和李烈钧立即下令停止炮击，以观察对方动态。因以往清军在与革命党人作战时，经常采用欺诈战术，致使革命军损失不小。九江方面将信将疑，生怕清朝海军生出变故。林森得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上舰劝降。众人多不放心，林森则以十分诚挚的口吻说：“森多年来一直与闽人海军将领有来往，与萨提督是故交，舰上一定还有不少闽籍海军官兵，我一上舰，定能与他们沟通关系。且黄钟瑛与我是福州同乡，诸位大可不必担心。此行必能成功。”

三人商量后，决定由林森与参谋龚少甫、吴铁城(一说为卓仁机)一同前往。这三人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因海军将校多为福建、广东人，林森与龚少甫是福建人，林森带他同往，是为了与海军官兵拉同乡关系时，有个同乡做帮手。马毓宝、李烈钧与林森商议已定，三人遂乘上一条小艇，驶往江中，登上了“海筹”号军舰。这时已是下午时分。

林森等三人一登上“海筹”军舰，顿时鼓号齐鸣，海军官兵们齐刷刷地列为两队，欢迎三人的到来。林森意外地发现，旗舰“海筹”号主桅上的清朝黄龙旗已经降下，只剩一根光光的旗杆。

各舰舰长很客气地将林森等人迎入了舱中。林森等人先去见了萨镇冰，略叙同乡之谊，然后便出来与各位海军将领交谈。因林森是福建人，所以他说得最多。几艘军舰的管带几乎都是福建闽侯人，与林森一见如故。双方一照面，林森并没有说“反正”之类的话，只是说：“今晚专程请诸位到九江商会联欢。”大家晤谈甚欢。过了好一会，林森才向各舰长晓以民族大义，陈说利害，诚恳地劝说众将领弃暗投明。林森言语十分诚恳，令人很是信服。

但一位舰长突然发问说：“今晨，我舰遭到炮击，是何原因？”

林森答道：“清晨之事，确系一场误会，几乎破坏合作，贻害大局。经了解我方有人确系意气用事。但事情已经过去，海陆军应协力同心，再勿滋事。”说到此处，林森已是哽咽失声。“诸位不仅要为自己着想，更要为九江十数万百姓考虑，一旦战端开启，九江城毁不说，守军也要反抗，诸位在江中阵亡，家中一定还有家小，日后可如何生活？”说到动情处，林森几乎是声泪俱下。

林森最后说：“各位官佐不必担心生活问题，你们的全部军饷，均由九江商会解决，只要各位同意加入革命，一切都好商量。”

其实，黄钟瑛等人早有反正的意图，经林森这么一说，各舰舰长都表示同意举行起义加入革命军。各舰官兵一向对“海容”舰长喜昌、“海琛”舰长荣治(一说为荣续)不满。此二人见已无法挽回局面，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黄钟瑛也不过分为难他们，各舰长又不断催促他们尽快离舰。二人只好搭乘一艘商轮前往上海，“海容”舰副长容升则跳江自杀为清廷殉职。“海容”舰副长杜锡珪和“海琛”舰副长林耐庵立即升任舰长。提督萨镇冰实际上“对清朝已殊为淡漠”，但又食清朝俸禄多年，感情上一时转不过来，遂以年老昏花、不能担当大任为由，向林森告辞。林森知道萨镇冰有他的苦衷，亦不强求，只是好言相送。临行前，萨镇冰行使了最后一次提督指挥权，将旗舰“海容”号上的提督龙旗落下，由黄钟瑛在“海筹”舰上升起司令旗以全权指挥。

降旗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当萨镇冰下达命令后，降旗官立即按照通常的方法降下旗帜。当旗子就要降到旗杆底部时，突然坠到了甲板上，正巧被行走的几个水兵踩在了脚下，萨镇冰见状十分不悦，脸色骤变，但又不便发作。这时，降旗官急忙上前去拾。正在此时，突起一阵大风，将萨镇冰的这面提督旗刮到了江中，瞬间便无影无踪了。萨镇冰顿时呆若木鸡，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简短的降旗仪式结束后，萨镇冰离开了“海容”舰，转登“江贞”舰，遂离舰队而去。

时天色已晚，“海容”舰及其他舰艇上的官兵，都看到了从“江贞”舰发来的灯光信号：“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各自行动可也。”“江贞”舰发完信号后，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经过这里，准备靠上码头。“江贞”舰立即打信号给该轮，命令该船停驶。待船靠近后，“江贞”舰放下舢板将萨镇冰送上轮船。当晚，萨镇冰在九江英国领署住了一夜。第二日(即10月29日)，萨镇冰化装成商人，登上该轮前往上海。

英国公使朱尔典在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一封电报中是这样说的：“萨提督之舰队，已全赞成革命，只萨提督一人，尚未变易初心，故其地位，不免危险，曾准其避入一英国兵舰，并在九江英领事署住宿一宵，旋由该处乔装商人平安抵沪。”“功在民国”

萨镇冰走后，双方继续交谈，且十分融洽。之后，林森等人又与黄钟瑛等商讨，决定成立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当下，林森再次邀请各位舰长及军官代表上岸联欢，舰长们一口答应。林森先行下船，这时，黄钟瑛下令旗舰发炮17发以示欢送。林森走后，各位舰长先后乘小艇上岸，林森在九江商会隆重设宴，对各位舰长参加革命表示热烈欢迎。

没想到，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却节外生枝，差点功亏一篑。就在林森与各位舰长把酒言欢之时，九江都督马毓宝却密派炮台司令戈克安等率人登上兵舰，将炮闩全部拆下，运到九江商会保管起来。在拆的过程中，与舰上官兵发生冲突，几乎酿成大规模的火并。舰上人员立即报告了黄钟瑛。黄钟瑛有点激愤，认为既然海军已经起义，卸下了炮闩军舰还能有什么作为？这是九江民军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当下欲罢宴返回舰上，准备与民军作战。林森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双方十分尴尬，以至再次出现僵持的局面。李烈钧见状，当场力劝马毓宝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而应以“和”为上策。这时，林森赶紧出面，再次劝黄钟瑛以大局为重，并以同乡关系登台，向各位福建同乡进行发自肺腑的劝说，以缓和气氛。林森说完，即请舰方代表上台。但海军方面怒气未消，表示不愿上台。经林森再三劝解，才稍稍气平。正在这时，上舰拆炮闩的戈克安怒气冲冲地来到九江商会的宴会客厅。林森和李烈钧立刻介绍双方见面，林森用一口乡音对黄钟瑛和海军舰长们说：“这实在是一场误会，主要责任在我，是我们没有协调好，我保证，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我们一定妥为处理这件事，请大家入座再饮几杯。”由于林森的大度，双方均表示不作过多计较。在林森一番感人的发言后，黄钟瑛登上讲台发言说：“此次赴浔，历经多少艰难险阻，始达到今天之举义。现武汉战事方在危急，海军亟应开赴前线，岂容发生不融洽情事。”在座诸海军将士听毕，都泣不成声。黄钟瑛表示不再计较拆炮闩之事。双方尽释前嫌。

第二天，林森和李烈钧即派人将全部炮闩送回军舰。一场纷争终告平息。林森事后才得知，因金鸡坡炮台分台司令戈克安原在“海容”舰任三车(三管轮)，后转入陆军任炮台司令，与福建籍官兵素有积怨。恰逢“海容”舰停于江中，戈克安为前嫌而发炮。以后戈克安又称“海容”舰私自启碇试图逃走，经查实并无此事。

这件事以后，双方配合融洽，再没有出现争执。林森根据孙中山当年的指令，赶制了数十面青天白日旗送到舰上。黄钟瑛为表示参加革命的诚意，当天就在全部军舰上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并向舰队下达命令：每艘大舰拨出两挺、小舰拨出一挺马克沁机枪，没有机枪的军舰，则拿出步枪6至8支，连同配件，全部支援九江的陆军部队，以增强陆军的实力。各舰均照办不误。

至此，清朝海军的主力，除“海圻”号由程璧光率领赴英国参加观礼外，其余三大舰及“四江”、“四楚”、“两湖”等江防舰、鱼雷艇，全部在九江起义。舰队起义后，各舰舰长立即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以示与清政府的彻底决裂。

先后参加起义的舰长是：“海筹”舰长黄钟瑛，“海容”舰长杜锡珪，“海琛”舰长林远谟，“建威”(炮舰)舰郑纶，“建武”舰(饶怀文)，“楚同”舰何广成，“楚有”舰朱声岗，“楚谦”舰王光照，“楚豫”舰方佑生，“楚泰”舰马钰，“楚观”舰吴振南，“江元”舰邓家骅，“江亨”舰沈继芳，“江利”舰朱天森，“江贞”舰周兆瑞，“飞鹰”(驱逐舰)舰林颂庄，以及一些鱼雷快艇。这是民军拥有的第一支海军武装，几乎是清朝海军的全部主力。至此，九江的海陆军合为一军，声势大振。

清朝海军的起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使革命党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清朝政府也为之震慑。海军起义截断了清军的水上给养，迫使更多的舰艇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陆军。各地光复、攻打清军诸役中，均公认以海军的支持最为有力。

九江光复和清朝海军的起义，以林森斡旋最力，功劳自然首推林森。为此，九江市商会特地制作了一块镌有“功在民国”的匾额送给林森，以表示九江民众对林森的感谢。此事一时在九江以至江西引起轰动。

联络各地起义

九江是紧接武汉的大商埠，襟江带湖，为长江上的军事重镇。九江的光复，与武汉形成了犄角之势。而长江中下游各地，于武昌光复后，虽多表示同情，但慑于清军大举南下，人心不定，观望者甚众。

九江一光复，革命军方面声势大振，长江中下游各城市声气得已互通，相互得到鼓舞，并因九江的光复而加快了独立的步伐。各地均知九江的海陆军实力雄厚，遂纷纷派代表赴九江联络要求增援。

武汉方面在清军压力下，局势十分危急。武昌军政府派詹大悲、居正来到九江联系，急切希望九江方面出兵增援。南昌方面独立后，势单力薄，也向九江方面告急。

为此，林森与李烈钧等人召开了九江军政府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分几路增援。派蒋作宾率一个支队驰赴南昌增援，李烈钧率两个支队及一支分舰队赴安徽安庆，汤芗铭率“海容”舰为首的一支舰队驰援武汉。其他前来要求增援的地区，均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或答应出兵以鼓舞士气。九江军政府几乎是倾巢出动，海军舰队全部启锚。赴武汉方面的海军舰艇主力上驶后，立即支援革命军反击冯国璋的北洋军，并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海容”舰巨炮给予清军龟山炮台以有力的打击，清军为之丧胆。当汉阳战事告急时，林森则亲自带了兵饷和一支陆军部队，赶赴汉阳协助黄兴策划军事。

九江光复后，江西各地均受到影响，纷纷起来响应。江西各地的新军早已经受到林森等同盟会员的策动。南昌新军吴介璋，曾得力于林森的接洽，在九江军政府的军事、财政的支持下，于10月31日宣布独立。江西军政府宣告成立。

林森将江西的情况立即通知了上海方面。在上海的福建学生会成员陈子范等人马上协助陈其美，于11月6日在上海举义成功。陈子范根据林森先前与他联系时的部署，与江道淇等革命党人组织了敢死队和筹饷队，准备了炸弹赶赴镇江支援林述庆起义。林述庆是福建闽侯人，清末时的职务是新军第九镇三十五标管带，驻扎在江阴，也是福建学生会的中坚分子。当他接到福建学生会的指令后，立即将三十五、三十六标军队改编成镇军，自任镇军司令。随后开拔前往镇江驻扎，为进攻南京作准备。当林述庆所部开到镇江后，因考虑人地生疏，兵力不足，犹豫再三不敢轻举妄动。林森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如镇江不动，清朝重镇南京就不能受到威胁。南京不光复，那么武昌、九江也将岌岌可危。林森立即派遣学生会成员林知渊赶往镇江，敦促林述庆及时响应各方的起义，以形成声势。

林知渊接到林森的指示后，立即与其胞兄林知夏二人秘密往返于镇江与上海间，帮助林述庆策划举事，促林述庆尽快起兵。到镇江后，林知渊立即与林述庆面谈，并告知了林森的意图说：“上海已得到消息，冯国璋已由秦皇岛用兵舰增运军队进入了长江，正上驶湖北增援。若镇江举事，可利用要塞炮台将其军舰击毁或阻在长江下游，否则革命大局危在旦夕。几日内，沪军政府陈子范、江道淇自上海将送来15000元，并偕敢死队40人带炸弹来镇江，经费弹药均可保无虞。由此，实力可大大增强。子超兄请你务必尽快起事。”林述庆闻听此言信心大增，决定立即举行起义。

11月7日，林述庆率部在镇江起义成功，镇江随之宣告光复。随后，镇军作为江浙联军的主力，率先攻入南京，林述庆自任“宁军都督”，并在清两江总督署设立了林都督行辕。林述庆在光复南京之役中立有头功。林森的密友、学生会会员杨韵珂在随镇军攻打紫金山天保城之战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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