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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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试读：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了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品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

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有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2013—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2023—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的速度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过了这个速度，所以到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上述两个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有找准中国的特点，所以没讲出中国特有的故事。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把所有具备长期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大约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增速的一半。他们探讨减速除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依据了某种方法，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也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得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未必全都具有适用性。

林毅夫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问题在于需求侧，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

他采用发展阶段比较的方法，一般来说固然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不低于甚至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间不是1951年，而是1990—1995年；韩国是2010—2015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2020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而不是简单以人均GDP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在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韩国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个人口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机会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保证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得到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人们就会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等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刺激不起来的潜在增长率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劳动力的持续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期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2014—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地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16—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也开始降低。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会大幅减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相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L型。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城镇化人口红利窗口期

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在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中国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中国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他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在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进行比较，即15—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

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没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长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坡、韩国的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它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城镇化提供新增长动力

另外，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第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过去他们并没有被统计进城市的就业人口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城镇就业人口了。

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因为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无论在住户调查，还是企业调查中，都越来越把农民工当作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第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扶养比，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就会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特点。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总体来看，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就会知道农村哪怕一个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保守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比官方统计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放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所以我把他们单独列出来。正常的年份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产业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就会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茨过程”。不能靠改变行政区划实现城镇化

现在我们想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来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2010年的数据可以表明2017年的情况，因为它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来自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作“自然增长”，其他的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其中26%的人是农民工。还有5%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的。贡献最大的53%的部分，这部分人口不是“库兹涅茨过程”，我们把它叫作“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个地方叫“乡”现在叫“镇”，人的身份可能就会随之而变。这部分人对城镇化有很大一部分贡献，但是这部分贡献有一定的虚拟性，并没有真正的“库兹涅茨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就会减速，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作“农业转移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2014年，这部分人口已经达到峰值，从2016年开始它已经在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会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2020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现在要推进改革，我想应该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有此无彼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做到这一点（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也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和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第一篇 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近40年，经济腾飞，民生大为改善，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带来的改变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极为罕见。本篇旨在通过人口与发展理论，剖析“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把中国经济放到大历史的角度、全球的范畴，加以探讨和研究，以便为中国巨轮在深水区航行指明航向。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过哪些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怎样的独特性？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中国经济时容易产生哪些误区？对此，本篇各章节有详细的分析与解答。第一章理解经济的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中都反复讲过。我常把自己的研究比喻为俄罗斯套娃。我讲故事的时候，听众一边听一边质疑，在回应听众质疑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做新的研究。我的这些研究涉及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史的整个过程，兼收并蓄各国经验的经济增长原理。我把这些用一个统一的模式融合起来，同时把我所做的每个局部研究合并进来，就像一个大的套娃。这个大的套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框架。本章的内容是把经济增长进行一般性阶段划分和中国如何对号入座，放在每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列出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分析这些命题的中国版本是什么。如何划分经济的发展阶段

谈及经济的发展阶段，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验。中国经验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而且是唯一有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从国际经济的图景来看，中国几乎走过了经济发展主要阶段的绝大部分，正在逐步迈入最后的阶段。我们经历的范围很大，同时又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很多重要的阶段，因此有足够多的观察和素材。同时，中国的经历中特别重要的是由盛而衰，然后由衰而盛的过程（见图1–1）。图1–1 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而盛

从大历史的角度回望中国经济的历史图景可以发现，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曾经很大，最高的时候是在1820年前后，占到全世界GDP的1/3。后来它一路下降，人均GDP也一路下降，一直降到最低点。图1–1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GDP总量和人均GDP在降到最低点之前，坐标的刻度都是以千年、百年、数十年这样来划分的，之后则是以每年为一个划分段。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逆转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应该能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来看看应如何划分经济增长阶段。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既学经济学，也学增长理论，但是不太关心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多接触的是所谓现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当然，在它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修正，比如说新增长理论。但是当年我们在读书期间学发展经济学、学增长问题的时候，接触的是对增长阶段各种各样的划分，而现在的潮流是，现代的理论越来越不倾向于划分阶段。我认为划分阶段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有一个阶段，前面有比我们更富裕的国家，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边还有中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许多贫困国家，于是我们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长河中，有一个阶段的划分，就能找一个好的坐标。然后把我们放在特定的坐标中，“瞻前顾后”，就能认清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有什么挑战，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而言都会变得更有针对性。

宏观经济学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周期问题，是短期的；一部分叫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其实不谈经济增长，而是关注周期问题，关心货币发行量、PMI最近有什么变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什么变化、就业有什么变化等这些相当短期和具体的东西，反而把宏观经济学变得不那么宏观了。如果我们认识长期经济增长，又有阶段的概念，就容易形成一个真正宏观的视野，能够把中国的近期问题放在一个长期框架中来认识。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研究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的盛衰起伏，是一件如此诱惑人的事情，以至于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心无旁骛了。所以，我们观察分析更长期的发展，对理解当前的问题会有更多的帮助。

过去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可谓五花八门。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罗斯托，此人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曾经在美国当过很高的官，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早期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率很低，标准的贫困社会。第二是为起飞准备条件的发展阶段。因为贫困，大家都努力发展，并且为发展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三是起飞阶段，关键是满足必要的资本积累水平。第四是步入正轨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五是大众消费阶段，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来他在修正这个理论的时候，又加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阶段。现在人们一般只记住了他的前五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这些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但是到了60年代，人们开始怀疑发展经济学，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放弃发展经济学。在美国大学里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我们熟知的像刘易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西方已经不被人提起了。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像美国、欧洲一样的新古典的增长过程，因此他们不再划分阶段。

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青木昌彦教授。几年前召开的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当时他是世界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主席，他的主席报告按照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尔萨斯阶段，或M阶段，主要表现是贫困的均衡陷阱，即使人们短暂地摆脱了这个陷阱，收入水平刚一提高就多生孩子，人一多就把原来的产品摊薄了，人均收入水平又降下来了。第二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渐缩小农业份额，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也叫作库兹涅茨转变或K阶段。

我曾经对青木昌彦教授说，他的这个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他最初接受了，说也可以把它叫作L阶段。后来回去他认真想了以后，还是坚持叫K阶段。第三个阶段是H阶段，是一个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的发展阶段。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一关，就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后人口转变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老龄化社会，生育率非常低，不再有人口红利，就像所有的新古典类型的经济一样，只有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得到发展。青木昌彦教授主要以东亚地区模式来进行划分。

理论经济学家中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中倾向于划分阶段的，是一个叫普雷斯科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和一个同事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新古典增长，叫作索洛阶段，其实不能忽略人类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马尔萨斯的发展类型。”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模型，说人类至少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叫作马尔萨斯阶段，一个叫作索洛阶段。前面是一个贫困的均衡，如果你打破了这个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转型，那么就进入新古典阶段，就要遵循索洛所提出来的——经济增长唯一的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打开的一个缺口，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承认除了索洛阶段，还有其他的发展阶段。

同时普雷斯科特还提出，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其他的阶段。他没说这个阶段应该叫什么，他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阻碍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也就是说，这是劳动力从农业这个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那些生产率更高部门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很自然，这个就是刘易斯（L）阶段，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不过，青木昌彦教授还是不愿意把K阶段叫作L阶段。

按照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和观察，中国走过的路程，以及在我们看到大量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以后，我们确定，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或M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或L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三，刘易斯转折点，或T类型。我们特别把刘易斯转折阶段列出来，因为它对中国有特别的含义。第四，索洛新古典增长，或S类型。

有了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就得到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框架来观察人类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今天处在哪个阶段，我们在每个阶段上会面临什么样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正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如何，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的理论题目。

在后面的几节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阶段，以及和这几个阶段相关的重要命题是什么。马尔萨斯陷阱：“大分流”前的漫漫长夜

我们首先谈一下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马尔萨斯发展阶段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因为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经济理论学家琼斯说，大家一般公认的人类历史已经有100万年，他把人类100万年历史假设成100码长的美式橄榄球场，假设人类从橄榄球场的这一头起步往那边走，走到99码的时候，即时间已经过去99万年了，只给人类剩下1万年，这时候，人类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才出现。再继续走，到了公元初，到了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距球场终点只剩下7英寸了。再继续走，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工业革命，对于今天来说工业革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剩下不到1英寸的地方。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点。可见，人类99.99%的历史都是处在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贫困陷阱。

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即1800年左右，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实质性增长。在这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基本上是在100美元左右，之后开始迅速提高，现在大概几千美元。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起提高，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之后扩展到欧洲的移民国家，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来扩大到了东亚的日本等。

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的同时，在世界上出现了大分流，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的增长或者停滞中。因此大分流和世界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见图1–2）。

因此，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忽略。同时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人们说人口爆炸是马尔萨斯陷阱；说出现自然灾害、饥荒是人口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是马尔萨斯式的抑制；出现气候变化的恶果同样也会联想到马尔萨斯；出现了战争与冲突，也说这是马尔萨斯抑制在起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马尔萨斯理论在今天也可以找到应用场景。图1–2 工业革命之后的“大分流”

马尔萨斯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臭名昭著的理论，其实在世界上也是，过去200多年大家都在对其进行批判，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人们永远忘不掉的经济学家。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20世纪90年代在伦敦的拍卖市场上，你去找英国最有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第一版，其拍卖价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富论》为2万英镑，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仅为6 500英镑，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则高达3万英镑。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马尔萨斯的影响力甚至比斯密和李嘉图还要大。

这是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认识这个阶段时，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一个命题，即如何解释“大分流”。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无论你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无论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在中国的秦代，甚至更早或者更晚，人类生活都是一样贫困，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凑巧没有比较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富裕程度的指标数据，你完全可以用人口的平均身高作为代理指标，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曾长期担任主编的一本杂志叫《中国人口科学》，一个德国人投了一篇研究兵马俑的稿子，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就给他发表了。他做了考察，兵马俑的原型是真人大小的士兵，士兵当然要挑最年轻和身体最好的人，因此他做出一定假设之后，估算了秦代士兵的平均身高，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发现秦代士兵的平均身高要高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士兵的平均身高，这意味着美国到了南北战争时期依然处在马尔萨斯阶段，它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中国秦代高。

为什么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一下子就出现了如此不同的路径呢？人们提出“大分流”这个重要的命题，中国人给这个命题起了一个中国版的名字，叫“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他比较早地提出了中国在历史上是很发达的，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科技也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明显落后了。他说：“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科技领先世界，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却落后了。”中国有很多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没有过多篇幅涉及这些讨论，不过我想简单地讲两点。

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普遍认识，即经济增长的核心其实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是来自ideas，过去我们把它翻成“思想”，其实不对。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我们应叫它为“创意”或者“创新”。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解释经济增长与否，有两个必须关注的东西：一个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一个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才可能有创新或创意，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才能把创新和创意变成实质性的物质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两个东西在马尔萨斯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是稀缺的。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积累起来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要从是否具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着眼。中国与西方，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产生了差距，进而出现大分流。

第一，中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缺乏物质积累的激励。在早期马尔萨斯时代，大家都务农，人均GDP只有100美元，让每一个农业劳动者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个年代需要国家的积累，或者形成一个地方性的能够具有积累的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在欧洲形成了典型的分封制——你有战功或者是贵族，就分给你一片土地，建立庄园，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你可以和外国人做贸易，你的经济发展了，我不会进行剥夺，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是契约关系，我分给你土地，你享受它的成果。到了打仗的时候，由于当时没有国家军队，所以你要带人跟着我去打仗。没有钱的贵族也可以自己披一身盔甲，骑匹马，扛支枪跟我去打仗。由于在君主、贵族和地方经济体之间形成了这种契约关系，因此地方有发展自己经济的动力和激励，实现了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无法做到的事情。

中国比较早地形成了中央帝国，这个帝国的中央政府是不能直接搞经济的，除非要修长城，要修都江堰。大多数情况它都不参加经济建设，只是派官员去负责抽税征兵。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对地方经济负责，也不会从地方经济中得到直接好处。土地可以买卖，也有其他自主权，但是从产权上讲统统是莫非王土，因此我们没有形成独立且有很强激励性的，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经济主体。这是物质资本的积累机制的不同之处。

第二，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很多学者包括李约瑟和林毅夫教授都讲，我们的科举制度是最阻碍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但是很多人的研究到此为止，并没有说科举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制度是被需求诱致产生的，科举制度也是如此。那时中央王朝和地方不是西欧那样的契约关系，而是中央政府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要不断地被重复，不断地被确定，不断地由每一个精英直接表达出来，因此在选择精英的时候：其一，你要能够论证皇朝和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其二，要表明你的忠诚。当时统治者发现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学说是最有利的，可以利用这一套基本伦理，使精英们表达对皇朝的忠诚，因此就接受了这个思想，独尊儒术。再用科举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人想进入精英阶层就只有一座独木桥。这座独木桥就是要考八股，根本不允许创新。

中国社会也有能工巧匠或者科技精英，既然人口众多，创意也可以大量涌现。但是现在只给了他们一条路，大家都挤到那座独木桥上去了，而科技、工艺、技能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不受鼓励的。虽然有创新，也有发明，但是无法形成足够的氛围，也不能形成临界最小努力，没有形成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力量。这是马尔萨斯发展阶段的重要命题，在国际上要解释大分流，而在中国则要回答“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我们在近代没有能够实现工业革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而是落到了后面。人口红利驱动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

我们再来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并于1979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让我们知道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过程就是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进入非农产业，直到有一天把劳动力吸收完，整个过程就叫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

包括刘易斯本人也没有明确讲，二元经济发展其实是两个过程，至少你要看两个事件才能看明白：一个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是人口转变的过程。这个人口转变过程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描述，就是生育水平或者人口增长会从马尔萨斯类型（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高，人口增长率并不高），逐渐开始人口的增长，进而到了现代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较少地生孩子，生育率慢慢下降。作为对人口总量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比如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与人口增长率有20年的时滞，也经历了从低到高再下降的过程，最终出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也下降了。

因此，有两条倒U形曲线，揭示了为什么我们有剩余劳动力（见图1–3），为什么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这个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殆尽，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为什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这是我们想讲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图1–3 人口转变的两条倒U形曲线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向世界推荐所谓的“东亚奇迹”，当时主要以“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为代表。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不懂什么叫剩余劳动力，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因此批评东亚经济，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什么奇迹，好日子也不会持续下去。最典型的是克鲁格曼教授，他看到几篇重要的计量经济学文章，许多论点使用的是新加坡的数据，他就说新加坡的GDP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苏联就是这种增长模式，最后经济崩溃了，所以他说东亚经济就是个纸老虎。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骨子里信奉的增长理论却是新古典那一套，不知道东亚是有剩余劳动力的，也不知道东亚有一个特殊的人口转变过程，在特定的时期能够创造人口红利。他没有做严肃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写成普及性的文章。结果大家都和他争论，很多人批评他的观点，因为这个事，他在新加坡很出名。

我听说林毅夫讲过一个故事。在2000年的一个会议上，克鲁格曼去参会，李光耀也在，人们把他介绍给李光耀，说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李光耀说：“我当然认识他。”接着又说：“克鲁格曼教授，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说新加坡过去的经济增长都是靠高储蓄、高投资，资本回报终究会下降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这种高投资、高储蓄在新加坡已经持续了40年之久，我们的回报到今天还是很高，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不知道克鲁格曼是怎么解释的。我觉得他可能解释不了，因为他不知道人口红利。

在东亚各国都是有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劳动年龄人口曾经一度迅速增长。过去我们测算人口红利，是把人口抚养比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放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来看它贡献了多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并不一定是恰当的方法。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中都起到了作用。

图1–4展示的是中国从改革开始直到2009年的数据，当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时，每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一块贡献是资本积累的贡献，占到60%—70%，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这部分促成的。看上去它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其实不然，它跟人口因素密切相关。我们讲两个理由：一是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迅速，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自然它倒过来的指标就叫作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则不断下降，人口的负担很轻，我们生产的剩余则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这就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二是物质资本要想不断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正面作用，还要有回报率，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仅仅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回报率会下降，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短缺，即一种要素数量不变，不断增加另一种要素投入，报酬一定会递减。但是在东亚和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你积累了多少资本，我就有成比例的劳动力和你匹配。过去30年，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每年从农业转出来，保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此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过去清华大学有些老师做过研究，证明中国在很多年里资本回报率相当高，这就是人口因素带来的。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力的配置，即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农业）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非农）重新配置，都和人口有直接关系。图1–4 改革时期增长的人口红利贡献

中国长时间处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理论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很多人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刊物，叫作《中国经济评论》，它的主编应该是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他对我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判断并不赞成，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比较深入，于是他就组织正方和反方一块儿写文章。当然我是正方，他也找了反方，最后他变成了更极端的反方。正方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反方说还没有到，这位主编则认为，刘易斯这个命题在中国根本不成立，刘易斯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

我们知道，1979年刘易斯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林毅夫的导师舒尔茨，他俩一起获奖，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针锋相对的。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者是负数。舒尔茨则坚决反对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认为市场会把剩余劳动力的价格压得很低，最后就结清了，更不会出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现象。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两个都有道理，都有启发，就一块儿获了奖。

我顺便插一个趣闻，大概在1995年，我突然接到一位美国教授的邀请，说他有一个难题，请我来帮助解决一下。他做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就卡在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上。我就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帮助他用一周时间对剩余劳动力做了一个估算，整个课题我就成了三个作者之一。在课题结项的时候，资助方请一些大牌专家来评论，其中一个人是林毅夫的另一位导师约翰森。这个教授狠狠地批评了这个课题，而且主要批评的是我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部分，说根本不应该有剩余劳动力。因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也可以算是舒尔茨的学生，他坚决要捍卫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这个课题不行。当时我们三个作者的态度很坚定，反对批评意见，也没有做修改，最后结项了，出了书。

有趣的是，约翰森教授人特别好，他对中国学生尤其好。退休以后，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学生林毅夫和赵耀辉经常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做研究，他做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研究。最后，林毅夫和赵耀辉为他编了一本很厚的论文集，全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我也认真拜读了，发现他的论文有不少地方讲到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承认中国有剩余的劳动力，指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部门要低很多。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解释不了东亚奇迹，也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经济学家是一个最不容易形成共识的职业群体。但是，一旦从实证研究中获得了关于某种假说的经验证明，那些严肃而且以追求认识现实为己任的学者，往往是可以放弃成见而乐于接受新观点的。约翰森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2000年，我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首卷出版，那卷是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为主题的。约翰森教授看到后（很可能是请他的学生介绍了书的内容），主动给我写信表示祝贺，并指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极端重要性。很显然，他已经放弃以前坚持的观点，承认中国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

约翰森教授的得意门生林毅夫教授也是这样一位学者。有趣的是，林毅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回国后，我们就开始合作。在合作中几乎是唯一没有共识的方面，就是我非常看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而他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毕业生，舒尔茨和约翰森的高足，完全不承认有剩余劳动力这回事。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再争论这个问题，我坚持研究我的，他继续忽略他的。更有趣的是，如今，我看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而林毅夫却越来越频繁和严肃地讲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图1–5 中、日、韩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

我们知道，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日本、韩国和中国是最典型的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速度很快（见图1–5）。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是在不断下降。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其实，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可转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还有剩余劳动力，但是如果不能提高工资，人家就不再转移了。韩国1972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仍在继续转移。我认为中国在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过去，农业劳动力是迅速转移的，今后仍将迅速转移。刘易斯转折点与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发展阶段或增长类型是针对中国的特点特意构造出来的，即刘易斯转折点，它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前文提到，并不是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剩余劳动力就没了。你去读刘易斯的经典文章（其实只是几篇文章而已），读完以后会发现，到达第一个转折点时，剩余劳动力还是有的，但是过去用不变水平的生存工资就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现在就不太可行了，你必须给他涨工资，促使他继续转移出来。因此，当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短缺现象，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时，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

根据中国的特点，我们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加上了一个人口因素。如果说2004年我们看到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此后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在上涨过程是一个标志性现象，那么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我们的人口抚养比是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上，于是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前面说的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便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究竟是否到来的时候，也有一位好心的国外学者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因为经济发展是很长的过程，所谓的点就是一年，如果不说刘易斯转折点，而是说刘易斯转折区间，即把这种转折定位于若干年，也许人们更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我就想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从2004年看到了2010年，我们突然发现有两个变化：一是2004年出现民工荒、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二是2010年劳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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