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我做主：重病后的感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荣秋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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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我做主：重病后的感悟试读：

前言

2008年11月底，经过检查发现我患了淋巴瘤（又称淋巴癌）。经过2009年的治疗和近几年的调养，我的身体已逐渐康复。在这几年间，亲眼见到一些相识的人身患癌症，不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从书刊上也读到一些癌症患者同癌症斗争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人经历了

化疗

2013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写作提纲。但转念一想，我的治疗和康复只是个案，我又不是医学专家，对医学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出书后会不会误导其他癌症病人的治疗？而且，如果我的书出版了，自己一旦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岂不误人误己？促使我下决心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写出来的事件，是最近的一次体检。2013年10月15日我去湖北省肿瘤医院做B超检查，发现我全身的淋巴瘤已经消失！这时，从2008年年底做第一次化疗开始，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一般说来，5年不复发，就可以认为是痊愈了。于是，我感到有责任将重病后的一些感悟尽快写出来，提供给大家参考，让更多的癌症病人减少治疗过程中的盲目性，争取能够挽救一些生命。我的治疗和康复过程虽然只是个案，但个案中包含有一般性。解剖一个麻雀，就可知天下鸟儿大致的身体结构。

书名定为《我的生命我做主：重病后的感悟》。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癌症诊治和康复问题关系自己的生命。癌症治疗过程中要遇到“要不要做放化疗”，“做多少次为好”等重大决策问题，这些问题是关系个人生命的最重要的决策。领导、同事、朋友，甚至你的亲人，谁也不敢、谁也不能替你做主。明知化疗有巨大的副作用，在你被化疗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谁敢在治疗过程中说“停止治疗”？相反，当我违背医疗专家会诊的意见，自己决定不立即做放疗时，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劝我、开导我“要听医生的话”。他们都是真心关爱我的人，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为我好。对危重病人要尽力抢救，“死马要当活马医”，是亲人和朋友的善良愿望。这种时候，只有自己说：“我的生命我做主！”在治疗癌症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宁左勿右”，认为治疗总比不治好，放弃治疗是对生命不负责。我认为，癌症治疗中的重要决策不能完全授权给医生，不能授权给家人，也不能授权给亲戚、朋友和同事，要“大权独揽”，除非自己已失去知觉或已没有判断能力。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上，要自己“说了算”，但在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反而由别人做主，原因多半是自己没有主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本书试图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

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们另一个感人的“悲情”故事，而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如何战胜癌症的案例。如果我至今一直受到癌症及其治疗过程的折磨，我是不打算写作本书的。这也是我在患淋巴瘤5年之后，在指标已经正常时才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我的目的是要通过我在淋巴瘤治疗和康复过程的一些感悟和体验，告诉那些正在和癌症作斗争的人：癌症不是绝症，是可以战胜的，关键是要把握治疗的“度”，不要指望通过化疗、放疗和手术“治愈”癌症，而是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消除肿瘤。告诉那些目前身体已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不要盲目乐观。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有不良生活习惯、心情又常常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癌症已经离他们不远。我对防治癌症最重要的体验是：“调整心态、改变习惯，改善环境”。已患癌症的人，除了适当治疗之外，要得到康复，达到“治愈”的效果，要按这12个字去做；未患癌症的人，按这12个字去做，就会远离癌症。

写作本书，首先感到的是一种责任，尤其是对癌症病人的责任，希望他们从中能够受到一些启发。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不是学术著作，没有严谨的科学论证，只是本人在治疗淋巴瘤和康复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和感悟。但这些体验和感悟是建立在我治疗和康复的事实上的，本书只有实事求是的阐述，没有文学上的夸张。我认为，对于癌症的认识，目前人类还停留在“瞎子摸象”的阶段。西医和中医对癌症成因的解释不同，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同。许多专家的观点也各有千秋，大家可能都只是看到癌症这个“大象”的一个局部。将各种观点分析综合，结合自己的体验来判断，有助于揭示癌症的本质。我的感悟和体验是从一个患过淋巴瘤，经过化疗、放疗，并得到康复的人的视角来看待癌症的治疗和康复的，也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癌症及其治疗的实际情况和感受，必然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可能有的观点道出了本质，有的观点只是一些表象，甚至有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吴亚军编辑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进展并对全书的结构提出建议，缪永合编辑对全书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癌症病人的治疗和康复起到一定参考价值。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不只是医生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增强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不仅是基本的养生之道，而且还能够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状况。2014年5月10日

治疗和康复过程篇

第1章　发现和治疗

自从2008年11月底

发现

休养

放疗

2008年11月25日，管理学院安排教职员到华中科技大学校医院体检。对于一年一度的体检，我经常是不去的。一是觉得自己身体好，不会有什么毛病；二是认为每次体检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加上手头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怕浪费时间。这一次体检刚好我有空，心想那就去走走过场吧。

然而，这次在校医院做外科检查时，遇到一位工作认真的陈医生，她发现我的脖子比较粗，很仔细地摸了摸，说淋巴或者甲状腺可能有问题。我当时不以为然，并说：“我的脖子一向比较粗！会有什么问题？”她开了检验单，要我立即去做彩超检查。彩超的结果表明，我的脖子确实有问题，但还不能确诊是什么问题。陈医生建议我到广州军区武汉陆军总医院或者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就近到陆军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做“穿刺”不大可靠，决定做同位素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甲状腺癌”。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人好好的，怎么会得这种病？我怀疑检查结果是否正确，希望这不是真的。随后，我到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做进一步诊断。

11月27日，在协和医院做了颈部核磁共振、肝胆B超、腹部透视、甲状腺核磁共振等项检查，同陆军总医院的检查结果一致。

2008年12月1日，从上午10点到下午1：30，由协和医院著名外科医师陈主任给我做了颈部手术，将颈部右边甲状腺、左锁骨淋巴结和中央组淋巴结全部切除，并将组织冰冻切片送检。手术过程采取“全麻”，开始时还能听到医生护士在做准备工作，后来就“睡着了”。术后将我从手术室里推出，在走廊上等待的学生们围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只说了一句话：“我睡了一个好觉！”

2008年12月5日，在同济医院做了PET检查。检查所见：“左锁骨上区、右上纵膈、右肺门及腹膜后多发淋巴结影，代谢异常增高，考虑多为恶性肿瘤病变浸润”。

2008年12月8日，病检结果出来，医生会诊报告书上写着：“1.结合协和医院免疫组化结果及会诊切片组织学、形态学特点，诊断为（左颈部淋巴结）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2.（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确诊为“霍氏淋巴瘤三期”。

淋巴属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它能防止外界的细菌感染并能回收体内的垃圾与毒素，并把它们排出体外，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道屏障。淋巴瘤的可怕在于淋巴组织遍布全身，不像其他的恶性肿瘤可以切除，因而对淋巴瘤的治疗主要依靠化疗。而且我的病已是“三期”，三期意味着淋巴瘤已发展到了腹股沟。

2008年12月10日，选择内科住院治疗。确诊后，决定到哪个科室治疗，是我面临的第一项选择。肿瘤科医生说他们治疗癌症最专业，治疗肿瘤的技术水平高，治疗过的肿瘤病人多，经验丰富。内科医生讲，年龄大的人在化疗过程中容易导致肝、肾、心脏等脏器的损害，他们会全面考虑病人身体状况进行综合治疗。外科医生认为他们不仅能做手术，化疗也能做，而且刚在外科做完手术，都不用换病房。经过综合考虑，我决定还是由内科做化疗。事后我感觉做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每次化疗后都点滴了些保肝、肾的药物，使我的身体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免疫力得到保护，体重也没有减轻太多。化疗

从2008年12月16日到2009年5月29日，在长达五个半月时间内共进行了12次化疗。医生采用的是ABVD方案（其中A为阿霉素、B为博来霉素、V为长春花碱（长春碱）、D为氮烯咪胺），每14天做一次。

2008年12月16日，第一次化疗。做化疗其实就像打点滴，让药物通过静脉流入体内。除了针扎进手背静脉时有些疼痛外，液体进入静脉时手臂有烧灼感，也感到疼痛。点滴完之后，有点像小时候发疟疾，身体开始发烧、呕吐，随后食欲就全没有了。但总的感觉比外科手术后那天晚上的反应还是要轻，心想这样的折磨自己应该受得了。12月23日，抽血并检查肝功能，白细胞数为2 200。医生为了促进白细胞生长，从12月26日开始，连续4天注射能够“增白”的“瑞血新”，28日感到全身关节疼痛。

12月31日，第二次化疗，反应比第一次更重，发烧达到摄氏39.3度，呕吐了8次，吐完胃中的食物，吐胃酸，吐胆汁。第二次化疗后，头发开始大把地脱落，老伴干脆请了个理发师给我剃了光头。这样一来，我的形象一下子就改变了，来看我的老师和学生感到很吃惊，怎么这么短时间好好一个人就变成这模样了！为了维持白细胞数量，医生继续给我注射瑞血新，刺激白细胞生长。主管医师跟我开玩笑，说我的脊髓中的“存款”很多，一注射瑞血新，白细胞数马上就上去了。

2009年元旦，第一次在病房里进入新的一年。胃口很差，不想吃任何东西，靠输液维持身体运转。注射瑞血新的当天及后几天脊柱痛，晚上尤甚，难以入眠。

1月7日，抽血检验，白细胞数降到800，1月9日白细胞降到720。由于手背静脉处针眼太多，已没有多少地方可供化疗使用，医生护士给我安装了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 PICC）。有了PICC管，可以将化疗药品直接接到管头上，就不用对静脉扎针了。

1月14日，第三次化疗，反应又加重了一些。第三次化疗后，于2009年1月23日做了CT和B超检查，得出的结果是：“左锁骨上有少许淋巴结，双侧颈部、右锁骨上、腋窝、滑车上、腹股沟、腘窝未见增大的淋巴结，腹膜后未见增大的淋巴结及肿块。”尤其重要的是，“上述淋巴结内未见血流信号”。我感到欣慰，尽管吃了些苦头，但治疗是有效果的，我的信心更足了。

1月26日，虎年春节。第一次住在医院过春节，老伴买了些年画贴在病房，增加了节日的气氛，自己也受到检查结果的鼓舞，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1月28日，第4次化疗，反应更加强烈，食欲完全没有了，自我感觉越来越虚弱。29日一天未进食，完全没有大便，开塞露也不管用了。

2月1日，左手及上臂出现带状疱疹，疼痛难忍。最初是左手虎口处有一个小泡，以为是免疫力太弱，造成真菌生长。用针挑破后，溃烂了。从溃烂处开始，疱疹围绕手臂一直延伸到背上肩胛骨处。每当带状疱疹一发作，剧痛钻心。为了减轻痛苦，我只好在发作时用右手使劲拍打桌子或墙壁，以分散疼痛。带状疱疹一直到3月底才开始好转。

2月18日，第5次化疗。考虑到每次化疗就像受一次刑罚，这样将坚持不下去，同医生商量，决定化疗时增加一种激素“地塞米松”，效果立竿见影，没有发高烧。之后都因为地塞米松起作用，化疗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在3月6日第6次化疗后，于18日做PET检查，治疗效果明显。当时想，6次化疗的效果就这么好，要是做完12次，我全身的淋巴瘤肯定会消失！尽管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信心却是越来越足。由于有这种期待，我才能坚持做完12次化疗。

3月20日，进行第7次化疗。到3月底，带状疱疹疼痛逐渐减弱，但左手臂始终有麻木感。

4月3日，第8次化疗。由于身体越来越弱，15日早餐时突然失去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天协和医院CT检查报告为：“1.脑萎缩；2.前纵裂处小脂肪瘤。”几天之后协和医院MR检查报告为：“1.双侧大脑半球多发腔隙性脑梗塞；2.前纵裂小脂肪瘤；3.双侧上颌窦炎。”大脑出现了萎缩和梗塞，是平时已经脑萎缩，还是化疗引起，我至今也不清楚。4月17日，第9次化疗。21日开始服用“恩比普”，它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治疗脑血管病的国家级一级新药。

5月1日，劳动节，第10次化疗。

5月15日，第11次化疗。之后牙痛难忍，到牙科补牙。

5月29日，最后一次化疗。我终于完成了12次化疗的任务，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2009年6月5日，电视中传来央视主播罗京因淋巴瘤去世的消息，令我感到震惊！罗京生病住院治疗的事情，我从杂志和网上已经知道。他和医生很配合，表现也很坚强，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年仅49岁的人，奥运会还当过火炬手，又爱好足球运动，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人世！新闻中称，罗京是因“心力衰竭”而死。

化疗结束后，我要求尽快出院。出院，是我几个月以来一直盼望的日子。2009年6月15日，这一天我终于出院了！我可以回家了！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当老伴说要留在医院再观察半个月的时候，我十分反感，我已经在这里待够了！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12次化疗之后，于2009年6月26日，我满怀信心地又去做了一次PET检查。原以为这次淋巴瘤应该“消失了”，但第二天拿到结果时，我大失所望！结果与我的预期相去甚远！结果表明，“纵膈内气管右前、气管前腔静脉后及右肺门的淋巴结”反而增大了！这样的结果动摇了我的信念，我开始破除对化疗的迷信，怀疑连续做化疗的效果。

2009年6月30日，协和医院安排了一次专家会诊。会诊专家一致认为，他们要“治愈”我的淋巴瘤，决定立即开始对胸部做放疗，把残存的淋巴瘤消灭掉。当时为了决定是否立即做放疗，我去拜访了几位在治疗癌症方面有经验的医生。这些医生对要不要立即做放疗，意见并不相同。我当时决定休养、恢复一段时间再说，化疗阶段就这样结束了。休养

回到家，感到好温馨！心情和住院时大不一样。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病人（多半是那些住院不花一分钱的人）那么留恋病房的生活，当医生告诉他们可以出院的时候，他们十分不愿意，总是找各种理由继续留在病房。由于没有病房和床位，很多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病号只能排队等待，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而我希望和医院“永别”。

出院后，大女儿和女婿一家人从加拿大回来看望我。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不远万里回到武汉，看到自己的父亲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会是什么心情！他们表面上没有流露什么着急的情绪，我理解是害怕加重我的心理负担。外孙和外孙女都长高了，看到孙子辈也成长起来，家庭的温馨使我感到愉悦。

2009年7月22日，和大女儿全家一起观看了难得一见的“日全食”。为此，大家想方设法做了一些观测“仪器”。我很享受和儿孙一起的天伦之乐。

回家后，按照在医院看的书籍所介绍的方法，我坚持每天敲胆经和心包经，按摩“涌泉”等穴位，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我的食欲得到较快恢复，睡眠也渐渐好起来。

2009年7月23日，去北京疗养。浏览了郊区平谷的京东大峡谷，体力也渐渐好起来。在此期间，我还审阅、修改了9份博士学位论文。有空的时候钓钓鱼，重病后才感到生活真美好，头发也开始慢慢长出来。

2009年9月5日晚上离京回汉。9月10日教师节，研究生同学们都来看我，看到那么多像儿女一样关心我的学生，心情特别好。这是当教师的特殊待遇，也是我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健康的原因之一。

9月14～20日，和中学同学一起游武当山。大家虽然都是将近70岁的人了，但同学见面，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我们登紫霄宫、南岩宫，上金顶，游览丹江口水库。山上树木繁茂，空气清新，在游览中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似乎自己又年轻了许多。

2009年10月，参加研究生答辩。每年4月和10月，学院安排研究生集中答辩，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MBA学生以及EMBA学生。答辩会前需要看几十篇论文。我认为我的体力已经恢复，生活已经正常，自己又觉得“没事了”。在饮食上，又像从前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没有把自己当作生过重病的人。因为西医医生曾经告诉我，出院后要补充营养，什么都可以吃！

2009年11月4日，到同济医院做PET检查时发现：“双侧颈部、左腋窝、纵膈及右肺门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放射线分布异常浓聚”。于是到几个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请医生看PET检查结果。大家异口同声地讲，要立即继续做化疗或放疗！有的医生甚至说：“一天都不能耽误！”

我感到这次淋巴瘤的复发很突然，原以为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怎么病情就突然恶化了呢？这时，我想起中医关于“忌口”的告诫：虾和蟹不能吃！每年10月份，是武汉市河蟹上市的季节。我很喜欢吃河蟹，有时一餐吃两只，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淋巴瘤复发？我向湖北省肿瘤医院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咨询，对她讲了恢复期间的生活和饮食。没想到这位西医也讲，中医关于“忌口”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她诊治过很多癌症病人，有的病人治疗后指标都正常了，出院后一高兴，和朋友们聚会就不忌口了，也是吃了虾、蟹等“发物”，结果像我一样指标飞升，只好马上又回到医院治疗。

关于治还是不治，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北京的几个学生听说我又要做化疗或放疗，态度明确地表示反对。有个学生还对我讲，他的岳母就是被化疗放疗治死的，劝我一定要慎重。我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做还是不做？如果做，是做化疗还是做放疗？在哪个医院做？摆在我面前的现实是：说不做的是见过治疗副作用的普通人，说要继续治疗的都是医生，是专业人士。当时我还是更相信医生。最后决定：到治疗癌症临床经验丰富的湖北省肿瘤医院做放疗。放疗

最初，湖北省肿瘤医院给我看的放疗资料是“定向治疗”，即，将射线从不同角度发射，聚焦在肿瘤上，将肿瘤烧死。我感到这样的放疗很科学。但后来做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平扫”，先仰卧照胸部，然后俯卧照背部。

2009年11月16日做放疗定位。护士用激光枪在我胸部和背部打上标记，以确保照射准确。因为年纪大，医生做放疗时采用小剂量、多次数的方法，从11月18日到12月21日，共做了24次放疗。放疗和化疗不一样，开始几次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做胸透一样。但是在第12次放疗后，后脑勺被照射部分开始脱发，没被照射的地方的头发没有变化。在第19次放疗后，感到食道疼痛，吃东西的时候吞咽困难。这时，有人向我推荐美国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细胞食物”（Cell Food）。服用几次之后，食道不再疼痛。我感到细胞食物有效果，因此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每天坚持服用细胞食物，只不过现在只服用维持量。在12月18日第22次放疗后检查，白细胞数量下降，开始注射瑞血新以增加白细胞。12月22日放疗结束时，体重减轻了5公斤。放疗后，我的口腔完全不能分泌唾液，总是感到口干，只有喝水才能缓解；鼻子也不灵了，什么气味也闻不出；心率也加快了，达到每分钟100多次，时常感到心慌。凡是被照射的部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放疗和化疗给人的感觉不同，似乎反应要轻得多。但是，千万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在协和医院做化疗时，我就听说协和医院有一个主任得了肺癌，在做放疗的时候感觉自己还吃得消，为了把肺部癌细胞搞“干净”，加做了几次放疗，结果造成肺纤维化，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请做放疗的病人注意，千万当心这“最后一根稻草”，它会压死“骆驼”的！

放疗后，于2009年11月23日进行彩色多普勒和超声检查，结论是：双侧腹股沟可见淋巴结。因为没有照射腹股沟，当然淋巴瘤不会自动消失。11月25日做CT检查，结果是：“纵膈小淋巴结肿大，主动脉弓下可见多个小结节状软组织影，大者长径约1.5厘米。”这说明肿瘤并没有消失。我没有选择继续把肿瘤做“干净”。主治医生也告诉我，“带瘤生存”是治疗癌症的新观念。

从此，我就和医院告别了，我要靠自己调养来恢复健康。

第2章　康复

从2010年开始的康复过程时间较长。这期间我到过江西宜春温汤镇，到过加拿大里贾纳（Regina），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武汉。在康复过程中，我每年都到湖北省肿瘤医院进行一次体检。体检的结果一年比一年好。2013年10月的检查结果令人振奋：淋巴瘤已消失，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心率80，血压110～70mmHg，血糖也趋于正常。因此，有必要将我的康复过程写出来，为大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温汤镇疗养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江西宜春市温汤镇买了房子，长期住在那里。他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后，建议我到温汤镇疗养。他告诉我，那里的温泉是不含硫、但富含硒的热温泉，而硒号称是“抗癌之王”。据说在当地泡温泉，不仅可以防癌抑瘤，同时对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疥疮等疾病都有显著疗效。当地是长寿之乡，长寿老人很多，我为之心动，决定去温汤镇疗养。

2010年1月13日，我开车和老伴一起去温汤镇。上午8：30从武汉出发，经湖南长沙，然后到江西，下午5点到达温汤镇，途中休息两个多小时。大学同学帮我在温汤镇租了一间房，开始住在那里疗养。温汤镇的温泉水温高，常年保持在60～70摄氏度。租住的房间里有温泉水，可以泡澡。吃的是当地的蔬菜，据说其中富含有机硒。每天到“温汤古井”温泉取水泡脚。温汤古井据说是南宋定运禅师所砌，被誉为“千年禅宗温泉”。

温汤镇周围环境很好，明月山是江西有名的风景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和同学一家一起去观赏了号称“樟树爷爷”的千年古树，游览了周围的美景，还去河谷捡石头，心情轻松愉快。在温汤镇期间，心率从100左右恢复到86，嗅觉和味觉也逐渐恢复正常。在感到精力尚好时，也开始编写高教出版社约定的教材。2月8日开车返回武汉，准备在家过春节。

2010年3月11日上午，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做B超检查，发现肿瘤有所缩小。因走路时股骨头疼痛，从3月29日开始服用东方红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航力片”。它对因缺钙、骨质疏松及软骨磨损引起的疼痛有很好效果。

此后，我逐步开始正常工作。2010年4月9日，在北京京润水上花园别墅的会议室参加管理学名词研讨会，负责管理学“运作管理”名词的编写。开会时，上午精神较好，大脑反应比较灵活，下午就感到疲劳，力不从心。回到武汉后，由于几位教授推荐我申报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我开始准备申报材料，主持研究生答辩，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验收会，一切工作又进入常态。

加拿大疗养

2010年5月24日～9月15日，到加拿大里贾纳大女儿家疗养。长时间的飞行和转机，途中十分疲劳。到达里贾纳后，经过十多天才把时差调整过来。

里贾纳是加拿大萨省的省会，人口仅20多万。树木远没有武汉的多，也没有武汉的高大，见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到处长满深深的草，使人不由得联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当地夏天日照时间很长，早上4点多钟天就亮了，晚上9点太阳才落山。经常是蓝天白云，空气新鲜，阳光明媚，是一个养病的好地方。

我的生活离不开工作，如果每天无所事事，我会感到日子很难打发。在里贾纳期间，每天上午做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修改管理学名词，编写高教出版社《生产与运作管理》第3版，审查、修改博士生论文。我觉得做这些工作使精神上更充实，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

在里贾纳期间，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照例是拍打经络、按摩穴位，做一套操。早餐吃些水果、麦片、粗粮。上午工作，中午睡一个小时，起床后继续工作或者做点除草、浇水之类的杂事。下午坚持走路，大约走6 000多步。当地的步道只供行人步行或骑自行车，没有汽车尾气的“熏陶”，空气自然十分干净。当地人喜欢运动，每次走路总是遇到很多人在跑步、快走或骑自行车。尽管大家互不认识，碰到时总是面带微笑打招呼，人与人之间十分友善。地面干净，没见到随地扔垃圾的现象。房屋上也没有“防盗网”。晚上看看电视，与女儿全家聊聊天。

我最喜欢的业余活动是钓鱼，从小我就学会了钓鱼。在加拿大钓鱼要办一个“钓鱼证”（我至今保留着这个钓鱼证），是由萨省环境部颁发的。对于我们这样的非本地居民，要花78.51加元办一个证，钓鱼证的有效期一年。钓鱼证上对钓鱼的种类和数量都有限制，如Perch 25条，Walleye 5条，还有些鱼种是不允许垂钓的。对鱼的大小也有限制，如Walleye一条不能超过55厘米长。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不仅法规明确，而且执法严格。我在钓鱼期间，就被警察检查过好几次，其中有一次居然在晚上！本以为晚上钓鱼，谁也看不见谁，警察应该休息了。谁知道，他们晚上也十分尽责。警察个头很大，很威风，但很有礼貌。

钓鱼的地点是离开里贾纳市区约60多公里的一个地壳变动形成的湖泊Pasqua。湖水很深，呈深蓝色，周围没有任何工厂，当然就没有工业污水排放。湖水平静，空气清新，周围也很安静。和国内相比，来钓鱼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当我钓到一条大鱼，甚至有时一次钓到两条鱼，心中十分欣喜。老伴将这些镜头抢拍下来，留作纪念。

7月6日，同女儿全家到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游览了蒙特利尔老城和魁北克老城，参观了几座大教堂，然后到首都渥太华，参观国会大厦。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中心，有一座为纪念加拿大建国100周年而建的“水火相容池”，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中心有水流出，火焰出自水中，竟然水火交融。人说“水火不容”，相容池偏偏让水火成为生死相伴的恋人。

在去多伦多的途中，我们一行游览了千岛湖。它是天然形成的，湖水清澈，景色壮观而秀丽。海鸥跟在我们的游船后面飞翔，船上游客给它们喂食。湖上有很多小岛，每个岛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有些卖给了私人。然后到达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是我1985年在多伦多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曾经到过的地方。旧地重游，25年前见过的景观又出现在眼前。瀑布依旧，声响巨大，但我已不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

在多伦多，会见了当年留学的同事，他们早就事业有成，有的在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仍然在勤奋工作；有的已经退休，开始享受大自然、享受人生。

在多伦多，听说了著名经济学家戈登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不由得想起当年与戈登教授合作开展中加管理教育项目的情景。戈登教授是犹太人，对中国十分友好，他曾多次到华中科技大学，就如何培养我们的师资力量，同我的前任蔡希贤院长和我进行过多次交流。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值得尊敬的加拿大朋友。

7月13日回到里贾纳，我仍然做自己的事情，包括写教材、审学生发过来的论文，以及钓鱼。

2010年8月11日晚上，收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通知，告知已被专家委员会推荐为获奖人，这无疑又是一个喜讯。当时我想到的，这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荣誉，应该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荣誉。

2010年9月15日离开里贾纳回国。10月14日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复查，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我的身体能够康复，是和清洁的环境以及轻松愉快的心情分不开的。从此，我又像健康的人一样，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最近体检结果

此后的几次体检结果如下：

2011年6月10日，慈铭体检中心检查，血压、血脂正常，仅血糖偏高。

2011年11月28日，湖北省肿瘤医院复查，淋巴结进一步缩小。

2012年11月5日，湖北省肿瘤医院CT诊断报告：“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说明脑梗问题已有改善。

2013年10月15日，湖北省肿瘤医院复查，未见淋巴结，肿瘤全部消失。

2013年11月8日，华中科技大学医院体检结果：空腹血糖（GLU）6.08 mmol/L（正常范围3.9～6.1 mmol/L），基本正常；总胆固醇（CHOL）5.370mmol/L（正常范围2.33～5.17mmol/L），偏高；甘油三酯1.550mmol/L（正常范围0.48～1.71mmol/L），正常；心率80，血压110～70mmHg。

2013年12月16日，慈铭体检中心报告：

肿瘤检测项目：甲胎蛋白（AFP）3.17 ng/ml（参考范围0～20）；癌胚抗原（CEA）3.27ng/ml（参考范围0～5）；肝、胆、脾、胰均正常，仅肾有小结石，约3mm；血压110～120 mmHg，心率70～80；血糖：空腹6，趋于正常。

我的体重常年稳定在60千克。以上数据反映了近年实施健康生活方式所取得的效果。

治疗感悟篇

这部分内容包括我对癌症及其治疗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我在病床上阅读了一些医疗保健方面的书籍，其中对我最有启发的是何裕民医师的《癌症只是慢性病》。结合自己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我的见解，供读者参考。

第3章　癌症及其治疗

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正确认识和对待癌症，积极的心态很重要。癌症没那么可怕，它并不是“绝症”。病人自己要把握治疗的“度”，绝对不要指望通过化疗放疗“治愈”癌症。病人对治疗方法和过程要进行独立判断，在治疗关键点上由自己拿主意。病人要主动和医生沟通，协助医生作出正确诊断。癌症的治疗目标不应该是追求癌细胞数最小化，而应是病人的免疫力最大化。最后，要正确认识西医和中医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

身患癌症不能自乱方寸

2008年11月27日，在协和医院做了甲状腺核磁共振等项检查后，为了使我没有思想负担，医生对我说是“良性”的，只对家属讲了真实情况。这个结果和我自己的判断一致，我很高兴。但随后几天，我看到老伴和二女儿好像有什么心事，在我面前的表现很不自然。我知道，医生为了不影响病人的情绪，往往隐瞒病情。于是，我说既然是良性的，我要出院，EMBA的课程还等着我去上，很多工作还等着我去做。大家劝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当时我确实发了火，我不愿“小病大养”，情绪很激动。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由女儿出面告诉我检查的结果。

晚上女儿说要跟我谈谈我的病，话到嘴边，眼睛发红，就说不下去了。我意识到情况不妙，问“是恶性的吧？”她点点头。我说，“不要讲了，我知道了，没事的！”话虽这么说，但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当天晚上我反复想了很多。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恶性肿瘤，癌症，这是多么令人生畏的名词！它是“不治之症”，意味着死亡！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死亡问题，很不甘心。我才满66岁，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交代”了？我这样走了，将会给我的妻子、两个女儿，我的外孙和外孙女，我的兄弟姊妹和所有的亲人，以及所有爱我的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还有一些研究生没有毕业，他们选择了我，我怎么能够就这样撇下他们不管了呢？国家自然科学主任基金项目“管理学名词编写和审定”已经立项，正开始编写工作，我不能没有完成任务就“走人”。当时还承担了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系列教材的审定工作，人家下了聘书，我不能不做事呀！积压的一些稿件要评审，教材要改版，等等。我怎么撂下这些工作不管了呢？

后来又想，我已经66岁，上帝待我也算不薄了！那么多历史上的显赫人物还没有活这么长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帝国，大业已成，只想万寿无疆，派人去东海寻求长生不老药，结果50岁就一命呜呼了。成吉思汗打遍天下，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也只活了67岁！我一介布衣百姓算什么？既然死亡是每个活着的人的共同归宿，又有什么可怕？怕死也得死，谁也逃不掉！这样一想，“孤胆”仿佛变成了“群胆”。于是自我调侃：其实，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判了“死缓”，只不过有的人缓期40年执行，有的人缓期60年执行，有的人缓期80年执行，极少数缓期100年执行。事实上，怕死的人反而死得更快。我见过几个平时谈笑风生、性情开朗的人，在他们得知患了癌症之后，很快就去世了。原因很简单，心情沉重，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健康的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事实表明，阎王不欢迎那些不怕他的人！那天晚上，我对生死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既然死已经离我不远，不是“来日方长”，而是“来日无多”，就应该珍惜现在每一天！过好一天，就等于“赚”了一天！

当时心情能够平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相信现代医疗技术能够治好我的病，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化疗和放疗，但相信西医这些普遍采用的治疗癌症的手段，决心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使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延长。

把握治疗的“度”是关键

在淋巴瘤得到确诊后，医生决定对我采取化疗。在实施化疗之前，一位在山东工作的清华同学得知我患了癌症之后，专门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得了胃癌，也做过化疗。他给我的劝告是：化疗很伤身体，不要完全听医生的，医生让你做10次，你只做5次！他说他就是这么做的。医生很不理解，说别的病人还要求多做几次，以治愈肿瘤，你这个病人怎么这么不听话！我问他现在情况如何，他说已经4年了，恢复得很好。我当时对他的劝告并不接受，反而婉转地劝他要听医生的话，癌症不根治会复发的。

2009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主播罗京去世。他患的是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医生说其恶性程度比霍奇金氏淋巴瘤要高。罗京的去世和我的治疗实践，使我联想起当初清华同学的劝告。后悔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今后该怎么治疗。

我是教管理的，领导艺术的真谛是把握管理措施的“度”，古人云：“过犹不及”。化疗是不是也该把握治疗的“度”，而这个“度”又该如何确定呢？化疗的治疗效果

大家知道，化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骨髓和胃肠道中迅速生长的健康细胞，并严重影响内脏各个器官的机能。当体内因长期化疗、放疗积聚了过多有毒物质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彻底崩溃。因此，一点点感染或者并发症就足以让癌症病人失去性命。

根据我在治疗过程中的切身感受以及一次CT、一次B超、两次PET检查的情况，可以用图3-1所示的曲线来说明化疗效果是如何随化疗次数增加而变化的。图3-1中的横坐标表示化疗次数，纵坐标表示化疗效果。化疗效果应该通过比较杀死的癌细胞和同时杀死的正常细胞来确定。某一次化疗杀死的癌细胞越多，杀死的正常细胞越少，那一次化疗的效果就越好；反之，某一次化疗杀死的癌细胞越少，杀死的正常细胞越多，那一次化疗的效果就越差。

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第1次化疗的效果最好，杀死的癌细胞最多。随着化疗次数的增加，癌细胞逐渐产生抗药性，化疗的效果递减。而正常细胞的数量会随着化疗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少，对身体的损害会越来越大，化疗的效果逐步递减。因此，应该存在一个化疗次数的临界点K，在第K次化疗时的效果为零，再继续化疗，效果就是负的，而且负效果加速很快，这时化疗就很可能夺去病人的生命。从我自己的化疗体验看，开始几次化疗效果很明显，第3次化疗后做CT和B超检查的结果，效果令人满意。第6次化疗后的PET检查结果也表明，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后3次的效果已经不如前3次效果明显。随着化疗次数增多，效果递减。12次化疗以后的PET检查，反而比第6次效果差，说明已是负效果。从第1章“化疗”一节介绍的治疗过程中的身体状况和自我感受来看，随着化疗次数增加，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以致手臂上出现带状疱疹，这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图3-1　化疗效果与化疗次数的关系

当然，上述化疗效果和化疗次数的关系曲线，并不是根据严格的测试画出来的。但从我的治疗实践和其他癌症病人化疗的案例推定，应该存在曲线描述的这种趋势。化疗的死亡率高这一事实，也说明这条曲线描述的趋势是正确的。

对于放疗，性质与化疗相似，只不过放疗明显影响身体的直接照射部位，对整个身体的损伤与化疗是类似的。反复化疗放疗，只能是死路一条

从图3-1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反复化疗放疗只能是死路一条！通过化疗放疗治疗癌症，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但是，试图通过化疗放疗“治愈”癌症，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当我经过12次化疗以后，医院组织了一次会诊，来参加会诊的大都是学术造诣甚高的主任医师，他们虽然比我年轻，但都是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很多成果的优秀人才。他们开了一个短会后，把我和老伴叫进去听他们的意见。主持会诊的医师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进行了讨论，对我的治疗标准不是一般的使病情好转，而是“治愈”！而为了达到治愈的目的，决定马上对我实行放疗，因为我的胸部纵膈还有未消失的淋巴结。通过放疗，才能够最终消除这些肿瘤。并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安排放射科医生来进行放疗。

我当时表示对这种治疗方案不能接受，并问为什么12次化疗之后的情况比6次之后还要差，以及罗京为什么突然去世。医师们给我的回答是，我的身体对化疗药物已经有了抗药性，为了提高治疗效果必须改变治疗方法，要立即进行放疗；罗京的病和我的不一样，他得的是“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恶性程度高，而且他当奥运会火炬手耽误了治疗。对这样的解释我的确想不通，不由得联想起青岛同学的告诫，当初如果将化疗次数减一半，只做6次化疗该多好！从此之后，我不敢再迷信医生的话。

我的一位管理学院同事的老伴当初得了乳腺癌。她表现得特别坚强，每次化疗或者放疗，尽管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每次治疗后，她还去旅游。但是，化疗和放疗不仅没有治愈乳腺癌，肿瘤反而到处转移。最后，她还是在治疗过程中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亲眼见到被化疗放疗夺去生命的例子。

在住院期间，很多人推销各种抗癌药方，对此我始终将信将疑。但从一些人治疗癌症的故事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如湖北省××钢铁厂因环境污染，造成周围不少居民得了癌症。该厂员工有公费医疗，患癌症的员工到医院进行化疗和放疗，结果大部分人都死掉了。工厂周围患了癌症的老百姓，其中有钱的老板们也去做化疗放疗，没钱的老百姓只好在家耗着。结果，有钱做化疗放疗的老板们死了，没钱的老百姓虽然病没有治好，但一直还活着。这些事实使我确信，反复化疗放疗，不能“治愈”癌症，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医生也知道化疗放疗的巨大副作用，他们见到被化疗放疗治死的病人比我们见到的多得多。因此，他们的亲人患癌症，对化疗放疗都是忌讳的，甚至一次都不敢使用化疗或放疗，这种例子我也见到过。当然，这也难怪医生对其他癌症病人“下狠手”，因为现在西医治疗癌症只有化疗、放疗和手术这“三板斧”，没有其他办法。据报道，每年都有1 000多名主治癌症的医生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但是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接受他们给病人进行的那套治疗方案，就像只有不到25%的儿科专家才会给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一样，因为接种而导致猝死和各种副作用的风险远比患病本身的风险高得多。

这些事实使我认识到，一定要把握化疗、放疗的“度”，绝对不要幻想通过化疗和放疗来“治愈”肿瘤！在化疗、放疗或者手术后，肿瘤缩小，甚至“消失”，都不能表明癌症已经治愈，更不能盲目乐观。我见到很多癌症复发的例子，从医院出来，肿瘤基本消失，指标已经正常，但过了几个月，听说突然复发，而且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这种现象也加强了人们关于癌症是“绝症”的观念。不应完全否定化疗放疗的作用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化疗和放疗的作用。在肿瘤“爆发”的时候，化疗和放疗的作用是明显的。

我曾经对同事讲过我的一点体会：人身上长了肿瘤就好比社会上出现暴乱。在社会安定的时候，也经常出现流氓、小偷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有警察维持治安，将他们绳之以法，社会不会发生动荡，警察就是社会的“免疫系统”。正常人体内也有癌细胞，但由于人体的免疫系统随时消灭这些癌细胞，把它控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就不会形成肿瘤。人体产生肿瘤，就好比社会上出现暴乱，单靠警察已不能控制局面。采用化疗放疗相当于请外国军队来平叛，外国军队不能区分坏人和好人，于是见人就杀。开始时坏人很多，杀死的坏人就多，镇压暴乱的效果就比较好。但随着镇压的继续进行，坏人越来越少，而且学会了躲藏（有了抗药性），继续镇压的话，杀死的就多半是老百姓了。因此，在肿瘤十分严重地“爆发”时，适当使用化疗和放疗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切不要妄想通过化疗放疗来“治愈”肿瘤！通过化疗放疗来“治愈”肿瘤，我认为这是治疗癌症的误区，如果不跳出这个治疗误区，还不知道有多少生命会被葬送！

现在很多医院在推行“靶向治疗”，只杀癌细胞，不杀正常细胞，这种想法无疑十分正确。但是，靶向治疗的前提是要区分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我不知道现代医学能否有效地识别癌细胞，而且要求所采用的治疗手段不致伤害正常细胞。否则，靶向治疗就难以实行。

其实，不只是化疗药物，所有西药，也包括部分中药，都有一定的正作用和副作用。“是药三分毒”，没有一定的“毒性”，又怎么能够杀死病菌？药物在杀死病菌的同时，也杀死体内有益的细菌。治疗过程始终要考虑药物的正作用和副作用，用药有度，取得最佳平衡才是医术的真谛。

20世纪20年代，抗生素诞生了。人们认为它能够控制所有感染性的疾病，但是后来发现，抗生素给人类带来一系列“药源性”疾病。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环素曾经是常用的消炎药，我的两个女儿感冒时常用四环素，结果牙齿坏了，一代人的“四环素牙齿”就是那时造成的。我认为，对人体注射抗生素就好比对庄稼使用杀虫剂，效果明显，但留下很大后患。

目标应是免疫力最大化

据有关医学专家讲，有30%的肺结核病人没有出现严重的症状，而且可以自行恢复，因为人体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功能是清除体内各种“垃圾”。据免疫学专家讲，红细胞的寿命只有120天，之后就会死去变成“垃圾”，这就需要免疫系统把它清除掉。任何药物也无法取代人体内与生俱来的、兼具防御和修复双重功能的免疫系统。在同样环境下，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这就是免疫力的差别。当一个人的免疫力强的时候，癌细胞很容易被杀死，从而阻断它繁殖、形成肿瘤的可能性。

现在医院治疗癌症，从治疗方案上观察，其目标多半是追求癌细胞数最小化，以为减少了癌细胞，肿瘤就消失了。采用手术、化疗和放疗，目标都是为了杀死癌细胞以至消除肿瘤。杀死了癌细胞，消除了肿瘤，身体就健康了，这样的目标似乎很合理。然而，这只是从一个片面的角度来考虑肿瘤的治疗问题。如果以削弱人体的免疫力为代价，那就是舍本求末了。化疗和放疗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摧毁人体的免疫系统。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本来是很强的，但正是由于化学药品的副作用使免疫力下降。

据医学期刊报道，正常人体内也有大量的癌细胞，但只有在癌细胞数量达到几亿个时，才能在常规检测中发现。即使出现几亿个癌细胞，人体也并没有发病。这是因为当人体免疫力强的时候，癌细胞很容易被杀死，使人体内癌细胞被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与正常细胞达成了一种平衡。就像社会上总是有一部分犯罪分子一样，只不过在法治社会，邪不压正，掀不起风浪，社会总体是安定的。

在库存管理中，如果试图将库存系统的服务水平提高到100%，即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缺货，那么库存系统需要维持的库存量将趋于无穷大，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同样，试图通过化疗放疗将癌细胞数量减到零，也是做不到的，除非人先死了，癌细胞最后也饿死了。其实，人体内有一定数量的癌细胞是正常的，只要达到与正常细胞的平衡，有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对身体就没有危害。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现口臭，自己闻不到。对这种毛病，同事和朋友是不会告诉的，自己也就不知道。只有我的老伴经常提醒：口里有气味了！老毛病又发了！人们一般认为口臭是口腔不卫生引起的，其实不一定。口臭往往反映的是胃的问题。过去，我总是采取外力来“镇压”，服用甲硝唑，或者副作用小一点的替硝唑，通过杀死幽门螺杆菌来治疗口臭。服药后效果的确是“立竿见影”，口臭很快就没有了。但是，过不了多久，由于劳累或者饮食不当，又会出现口臭。后来听说长期服用甲硝唑这类药物有很大副作用，甚至致癌！于是就改变了方法，每天服用舒卫能或者喝自制的酸奶。其中有多种益生菌，它们不仅对人体有益，而且会抑制幽门螺杆菌。自从服用舒卫能和喝自制酸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口臭，同他人交谈也就没有顾虑了。

现在，采用杀虫剂来对付农作物的病虫害是常见的办法，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但是，害虫被消灭了，鸟类没有虫子吃了，食物链就断了，生态也就被破坏了，还留下了残留的农药。人吃了富含农药的粮食和蔬菜，癌症也就多发了，这就是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达到生态平衡，一切生物都能够共生共荣。生态平衡一旦被破坏，灾难就会降临每个物种。

对癌细胞实行“斩尽杀绝”的目标和方法，是应该怀疑的。治疗癌症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癌细胞数量最小化，而应该是人体免疫力最大化。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被摧毁，即使癌细胞完全被消灭，正常细胞的变异还是要产生新的癌细胞，并且会失去控制，形成肿瘤。以免疫力最大化为目标，癌症治疗就不会偏离方向，治死人的事情应该可以大大减少。癌症的治疗应该着眼于如何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相应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也应该使人体免疫力最大化，而不是损害人体的免疫力。维持人体的免疫系统是防治癌症的根本途径。

有时我设想，如果把一位健康的人反复进行化疗和放疗，结果会怎么样？我相信，他的免疫力被摧毁后，什么病都会上身，最终是死路一条。这不是臆断，对被误诊的健康人实行化疗放疗致死的例子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

我认为，把治疗的目标搞错了，是当前治疗癌症的最大误区！如不能确立正确的治疗目标，不知还有多少人要付出宝贵的生命！

重新看待“早发现，早治疗”

现在，医学界强调癌症要“早发现，早治疗”。从理论上讲，“早发现，早治疗”无疑是正确的。有调查显示，晚期癌症病人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只有10%～30%，而早期癌症病人正规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能高达70%～95%。但是，从实践上讲，则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问题远没那么简单。

首先，“早发现”比“晚发现”更困难，误诊的风险更大。大家现在认为最可靠的检查是做PET，但PET检查也出现过误诊。我认识的一位教授在做PET检查后确定是肺癌，结果将胸腔打开之后才发现是白挨了一刀。据全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一位病理学专家介绍，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他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MR、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还有30%。人体是个很复杂的有机体。只要是医院，没有不误诊的，千万不要迷信医院，尤其是不要迷信大医院。为了减少误诊，可以多去几家医院诊治，但不要告诉某家医院、尤其是名气很大的医院的诊断结果，让各个医院独立判断是什么病，这是个简单可靠的减少误诊的方法。

其次，病人的心理承受力。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癌症就是绝症，得了癌症就等于宣判“死刑”。一般人对这种突然打击是承受不了的，一旦医生告之自己得的是癌症，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绝望，忧心忡忡，吃不下、睡不好，病情加速恶化，结果本来是慢性病的肿瘤变成了急性病。我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从医生通知病人得了癌症，到病人去世，仅仅半个月时间！

我对医生和医院在治疗期间宣布病人“死刑”的做法很不赞同。经常听到医生说，某某病人最多只能活半年或者三个月，造成病人及其家属沉重的心理负担，加速病情恶化。

首先，宣判“死刑”没有科学依据，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谁也不能预料一个人还能活多久。事实表明，很多病人不仅没有按医生的预期死去，反而顽强地活下来并康复了。有位医师说过，“我曾经做过10年的癌症研究，看到许多被医生宣布只有两三个星期可以活的病人，过了几年以后，又回来找我们，奇妙的是，我们居然已经找不到任何癌细胞的存在。这种药物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却会将其治愈，这就证明，自身的免疫力是比化学药品要强的。”

其次，宣判“死刑”也不符合医生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病人一旦失去治愈的信心，绝望了，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对病人及其家属精神上是致命的打击。既然宣判“死刑”的依据不足，副作用很大，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而且不是个别医院、个别医生的个别行为？唯一的解释是推卸责任！我已明白地告诉你们了：你已经是一匹要死的“马”，治不好，不要怪我，我尽力了！治好了，那是我有“起死回生”之术，你得感谢我！宣判死刑是法院的事，医院不是法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是让病人看到“希望”的地方。当然，我也不赞成医生隐瞒病情，尽管是善意。相反，我觉得应该告诉病人真实情况，告诉病人及其家属检查诊断的结果。但是，医生和医院始终要给病人以“希望”！医护人员可以介绍他们过去医治好的病例，介绍一些病人战胜疾病的故事，给病人以战胜病魔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医院治好的病人总是比没治好的多，应该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例子。如果医院连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没有，那么这所医院早就应该关门了。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医院现在对病人普遍实行过度治疗。对早期的癌症患者，通过化疗和放疗，很快就会把病人打倒，使本来可以通过病人自身的修复能力和自愈能力让病情缓解甚至康复的早期癌症，变成了晚期癌症，使癌症这种慢性病变成了“一天也不能耽误”的急性病。“早发现，早治疗”，结果导致了“早死亡”。其实，在肿瘤出现的早期，是可以不用化疗和放疗的，因为那时候杀死的多半是正常细胞，应该通过调整心态、改变习惯和改善环境来使肿瘤逐渐消失。相反，有的病人身体状况尚好，突然发现已经得了癌症，而且很严重，倒是应该采取化疗或放疗的方法，因为那时虽然“自损800”，但可以“杀敌1 000”。

2010年，我在加拿大疗养期间，得知一位加拿大先生和我得的一样的病。问这位先生是否做过化疗放疗，这位先生说做过，只不过是当淋巴瘤长到“乒乓球那样大”才做的。为什么人家不“早发现，早治疗”？化疗和放疗是西方国家的发明，抗生素也是。但是，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一感冒就打点滴，一发现癌变就上化疗放疗。是认识误区，还是利益驱动？发人深省！当然，过度治疗的原因并不完全在医院，病人也有责任。不少病人一旦发烧，就要求医生打点滴，用最高档的抗生素，否则就认为医生不负责任。这是无知、也是无理的要求。医生应该给病人解释过度治疗的坏处。

人体有很强的自愈能力。从前，在生活水平较差时，得肺结核的人较多，那时肺结核被称为“痨病”，是要死人的。有的人得了肺结核，但自己并不知道，心情没有受到影响。由于自身的修复能力，不经治疗也就好了，在做体检时发现肺部已经“钙化”。得了病，自己不知道，却康复了。

我的外孙在加拿大，一般感冒是不去医院的，过一个星期自然就好了。在加拿大到医院去看一般的病其实是很麻烦的，也有“看病难”的问题，医院只对急诊病人提供及时的服务，客观上保护了人体的免疫力。

第4章　治疗过程病人要自己做主

现在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完全是被动的，任凭医生处置。这种情况是因为医生有专业知识，有“专长权”，病人缺乏医学知识，只好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托付给医生“修理”。医患双方缺乏沟通，对正确诊断和治疗是不利的，还会引起很多医疗纠纷。

关键时刻病人自己拿主意

本书的书名是“我的生命我做主”，它曾经是我对劝我要听医生的话、立即做放疗的朋友们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已做完12次化疗，医生会诊决定要我立即进行放疗，从事放疗的主任医师曾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放疗后可以保证我继续“存活15年”。我的态度相反，坚决要求出院！当时有三件事促使我下定这样的决心。

1.罗京的突然去世，使我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过去的治疗过程和现在医生的决定。我在医院住院时一直关注罗京的治疗和身体状况，通过杂志和上网，看到罗京和医生十分配合，家庭很温馨，情绪也很淡定。北京的总体医疗水平高，加上他是名人，一定是最好的医生主治，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案和最好的药物。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治好。但是他在治疗过程中身体每况愈下，在对他会诊时，终因“心力衰竭”而死。一个年仅49岁的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我的震动很大。

2.在住院期间，我曾经听说协和医院有一位专门从事血液病治疗的专家，他患肺癌，自己就死在肺部放疗上。

3.我那时已破除了对医生和医院的迷信。经过12次化疗之后，其结果反而比6次化疗后要差，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使我期盼的通过12次化疗把肿瘤“搞干净”的希望破灭。尽管参加会诊的都是医学专家，尽管他们说罗京的情况和我的病情不同，但他们都没能说服我。而且有个医生还随口说了一句：“再加两次化疗！”我当时十分不解：既然说我有了抗药性，还说再加两次化疗，为什么？怎么这么随意？后来了解到，因为那位医生看我的脸色尚好，再加两次化疗也不会死人。

其实，我当时已经感觉到身体极度衰弱，而且在治疗过程中已经到“死神”那里光顾过一次。当时晚上睡觉要起来上好几次厕所，大便要用手去抠，身体十分虚弱，侧身睡觉股骨头处疼痛，尤其是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有时候甚至换不过气来。在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甚至想过，说不定哪天我就像上次晕过去那样永远离开人世。医生并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我在治疗过程中的感受。满身插着管子，口腔长满溃疡，瘦得皮包骨的病人，他们见得多了。我当时考虑，如果现在对我的胸部进行照射，很可能导致我“呼吸衰竭而死”！我绝对不能在关系我的生命这样的大问题上让他人代替我做主。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拒绝立即做放疗是整个治疗过程的转折点，是通往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的一个“拐点”。

现在，我十分庆幸自己当时作出坚决拒绝立即做放疗的决定。当时几乎所有真心关爱我的人都劝我“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放弃治疗”。

医患沟通利于正确诊断

医生有专业知识，在医院又处于主导地位。“要听医生的话”，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在现代医院里，医生其实很“专制”，病人是没有发言权的。现在由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加上医院的确出了不少医疗问题，人们的认识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医院和医生完全不信任，甚至说“白衣战士黑心肠”，医院“谋财害命”。我觉得，医生既不是“神仙”，也不是“魔鬼”，他们也是常人，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有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他们不是“神医”，不能“手到病除”，但他们也不是“黑心肠”。在对癌症的病理和治疗的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治不好癌症也是正常的。但是，为了避免一些误判和误诊，应该主动和病人多沟通。病人其实最了解自己的发病过程和治疗感受，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有问诊环节，医生和患者充分沟通有助于正确诊断。

对任何行业的从业人员，首先是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属于决策范畴，“正确地做事”属于执行范畴。如果决策错误，执行越有效率则损失越大。诊断决定了医生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打针、服药、手术、化疗和放疗只是关系到“正确地做事”。我的病最初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检查诊断为甲状腺癌，后来通过手术切掉右边的甲状腺，才发现不是甲状腺癌—幸好脖子左边的甲状腺没有被切除。切除甲状腺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诊断错误造成的结果，手术做得再好（正确地做事），也没有解决淋巴瘤的问题。不过，那次手术倒是帮助医生确诊了淋巴瘤。当然，如果手术做得不好，造成新的损害，那就更糟糕。医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正确的诊断，但是，如果同病人多沟通，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和感受，是可以减少诊断错误的。当然，如果决策正确，执行错误，诊断是对的，但手术做坏了，对医院来说，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医生和病人之间沟通的重要。在我进行第1次化疗后，医生开始给我注射刺激白细胞生长的瑞血新，每次化疗后注射4次。开始注射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到第2次化疗后，再注射就感到脊柱疼痛，严重时腰也直不起来。按我的观察，脊柱痛与注射瑞血新有关联。因为这种疼痛是周期性的，与注射瑞血新的时间有关。于是我将想法告诉医生，医生说，以往也给病人注射过，没有发现瑞血新有这种副作用。有位医生听我说脊柱痛时，甚至怀疑我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脊髓，建议做穿刺检查。当时我不同意，决定再观察几个周期。结果，每次都是注射瑞血新后疼痛，4针瑞血新注射完之后过两三天就不痛了。于是，我把观察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也就相信了。经过这样的沟通，避免了误判和误诊。

进医院风险很大

我很少看病，无论是这次重病前，还是康复后，有点毛病总不愿上医院。过去，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盲目乐观，认为身体好，小病可以挺过去；现在则是感到进医院风险大，弄不好小病治成了大病。这次重病前，我对医院和医生是迷信的，进医院也是比较放心的。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医疗设施的完善，以及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一直是我的主要印象。这次淋巴瘤的治疗过程使我感到后怕，稍不注意，就会发生误诊，甚至把生命丢掉。

在我进行第1次化疗时，是通过将针插入静脉打点滴的方式来输入化疗药品的。由于我的手已经被扎过多次，再继续这样输药已难以进行，而且每次直接将化疗药品输入静脉感到很疼痛。于是，在第2次化疗后，医生给我安装了中心静脉导管（PICC管），导管插入我左手静脉，直通到右心房上的上腔静脉。这样，每次进行化疗时只需将点滴的化疗药品直接接到PICC管即可，减少了病人的痛苦。安装了PICC管，经过几次化疗后，我经常感到一阵阵心慌。我怀疑导管受热变长，刺激心脏。医生说安装导管时已留有余量，不会碰到心脏。在我和老伴的坚持下，做了X光检查，果然是导管碰到心房。于是，老伴把导管往外抽出约1厘米，就再也没有出现心慌的情况了。

我的一个博士曾告诉我，有一年他们全家回老家过年，他的小孩下楼梯时手指被楼梯扶手上的毛刺划破，血流不止。到当地一个医院，医生说伤口需要缝合，而缝合时怕小孩乱动，需要全身麻醉。这位博士没有同意。后来他自己用酒精清洗伤口，贴上一个创可贴，过几天就好了。

我在第6次化疗后去做PET检查，遇到一位病人。该病人讲，他肚子经常疼痛，地区医院的医生怀疑他胃肠长了肿瘤，腹部被打开过3次，还是不能确诊，现在三道伤疤已不容许继续将腹部切开了，于是只好到同济医院做PET检查。

前面提到，在化疗期间，有一次早上吃早餐时，我突然晕了过去，完全失去了知觉。据老伴讲，在喂我吃早餐时，我的头突然一歪，就不动了。她使劲地喊：“不要睡！不要睡！”并用手拍打我的脸部，我没有反应。她急忙喊医生和护士，医生丢下早餐来到病房，赶快进行抢救，推着病床到CT室检查。中间的过程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想，死亡大概就是这样的滋味吧，其实没有痛苦，就那样睡过去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因为某种原因“走了”。

在化疗期间，医生反复交代，一定不能感冒，否则有生命危险！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教授在化疗期间感染发烧，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花费了10多万元，总算救了一条命。因此，住院期间也有很大风险。在住院化疗期间，有很多同事和学生来病房探望，对我精神上是很大的鼓励，也给了我战胜癌症的信心。同时，人多会带来各种细菌和病毒，万一感冒发烧，就需要抢救。我老伴是学医的，她为了保持病房无菌，买了一根紫外线灯管对病房消毒：每天下午我们出去走路时，将紫外线灯管打开，消毒半小时。我在化疗期间身体虚弱，但一直没有感冒过，应该与房间消毒有关。

美国医学博士门德尔松在《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的“序言”中写道：“没有比冒失地走进医生的办公室、诊所、医院更为危险的事情了。”病人及其家属只把医院当作救命的地方，却没想到进医院可能“送命”。美国一位医学博士对以色列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医生罢工期间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分析，并与前一年的死亡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罢工期间“死亡率下降了35%～50%。”认为：“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停止使用，包括医生、药物和医疗设备从地球上消失，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马上就会消失，死亡率就会大大下降。”

2011年7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各种医疗事故或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遭遇医疗事故的风险概率为十分之一，因护理不当导致死亡的概率为三百分之一，而空难死亡概率为千万分之一，因此，去医院比坐飞机更危险。

我介绍这些情况并不是要大家不相信医院和医生，而是要说明不要把医生当“神仙”，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们应该能够“手到病除”，有些病治不好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国内外都是如此。进医院就有风险，可能把你的病治好了，也可能治不好，还可能治坏了，病人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更何况疾病本身也在发展，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当然，医生应该讲医德，对病人、对生命高度负责。你不是在修理机器，是在“修理”活人，必须慎之又慎。在感情上应该理解病人，工作上应该一丝不苟、全力以赴。病人及其家属也应该体谅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绝对不能采取过激的行动，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害人害己。

凡事要独立判断

要对自己的生命做主，前提是凡事都要作出独立判断。前面讲到我在治疗淋巴瘤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已经说明病人自己进行独立判断的重要。诊治错误导致病人死亡，对医护人员来讲只是一次医疗事故，对病人来说那可是一条命的代价！病人应该相信医生，但绝对不要迷信医生！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病人进行独立判断，并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减少诊断错误。

在对待如何养生和保健的问题上，有更多问题需要自己独立判断。病人一般不懂医学知识，如何进行独立判断呢？我的体会是，要作出独立判断，需要有一定常识并做观察记录，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检验。凡事都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本来是合理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合理了。

现在网上有很多介绍保健知识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文章，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还有不少观点完全对立的材料。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于1970年出版了《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提出每天服用1 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1979年，鲍林又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癌症和维生素C》一书，建议每个癌症患者每天服用10 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而他自己每天的服用量是12 000毫克，因为他相信这种简单的方法将十分显著地改善癌症治疗的结果。对于这样的报道，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顺其自然”是人类健康生活的保障。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营养素，自然界的产品比人造产品所含的营养素多得多。营养均衡的人身体健康，只有“偏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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