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志德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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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产品质量问题却日渐凸显，并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公共问题。系统地研究中国产品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解释：
问题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否意味着中国产品质量水平呈倒退趋势，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在统计上是否显著？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企业的“败德行为”，还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风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仅仅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所致，还是外在的系统性质量问题造成的？
问题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之一，是逐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以提高经济活力。那么，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息机制等市场机制在实现产品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其作用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问题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需求指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意味着厂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也因此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如果因产品质量标准过高而超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难以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企业因无法获利而没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呈现“二元”分布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差异对于产品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约束作用？
问题四：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政府严加管理，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奶制品市场管制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政府的质量监管是什么关系？政府质量监管不够严格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加强监管？是因为政府有意不作为，还是缺乏监管能力，或是有别的原因？政府的质量监管与尊重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有效平衡？
本书正是在思考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寻找较为满意的答案。本书以“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作为选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现有产品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现状，探索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设计出适合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模式，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然而，产品质量问题是世界各国公认的难题，理论上还存在许多未知领域，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产品质量发展，为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李志德2014年10月第一章 绪论
产品质量发展既是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应对新时期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其重要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国产品质量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产品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对产品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探索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是实现产品质量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章将重点论述以下几方面内容，即提出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理清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最后总结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一）研究背景
1.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应对新时期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着国际市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41 600亿美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然而，在我国贸易总量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产品质量发展的风险。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产品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为发达国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便利，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优良的技术研发水平和有效的制度支持，在优质产品的供给以及产业链的分工上占据了制高点。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便利使得资本、产品、服务的跨国（或地区）流动日益频繁，传统以国家（或地区）地理疆界为基础的经济总量核算，难以反映经济剩余分配、技术水平、环境污染等质量发展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9，而且数据显示，虽然中国在过去五年里一直保持着前30名的位置，但主要是靠要素和市场规模拉动，而诸如公信力、商业道德标准、商品市场效率等代表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还比较落后。1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我国贸易总量虽然很大，但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着贸易增长方式相对粗放、核心竞争力不强、出口产品层次偏低、尚未形成一大批能够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企业等问题。2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产品质量为由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质量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提升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产品竞争实力，促进产品质量发展，将是我国应对新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逐步告别短缺经济，人们开始关注产品质量问题。但是，近年来我国产品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3严重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信心，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对质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02 484件，其中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含质量安全、假冒、虚假宣传等问题）约占47%。4这说明，产品质量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民生的重大公共社会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产品质量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重要标尺，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国家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产品质量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水平。如果产品质量水平不高，尤其是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势必会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甚至会引发信用危机和社会动荡，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产品质量发展，坚持以质取胜，实现经济社会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和谐发展。（二）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产品质量问题却日渐凸显，并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公共问题。系统地研究中国产品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否意味着中国产品质量水平呈倒退趋势，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在统计上是否显著？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企业的“败德行为”，还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风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仅仅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所致，还是外在的系统性质量问题造成的？
问题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之一，是逐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以提高经济活力。5那么，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息机制等市场机制在实现产品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其作用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问题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需求指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意味着厂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也因此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如果因产品质量标准过高而超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难以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导致企业因无法获利而没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呈现“二元”分布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差异对于产品质量发展有什么样的约束作用？
问题四：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政府严加管理，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奶制品市场管制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政府的质量监管是什么关系？政府质量监管不够严格是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加强监管？是因为政府有意不作为，还是缺乏监管能力，或是有别的原因？政府的质量监管与尊重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有效平衡？
然而，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散见于部分文章之中，尚未对上述问题作出系统的解释，这表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现实需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质量监管上，而没有建立一套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制度体系是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加强产品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包括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进行总体评价、产品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质量监管的效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质量发展模式。
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以“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作为选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现有产品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现状，探索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设计出适合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模式，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二、研究意义（一）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现实需要，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发展迅猛，但长久以来，产品质量问题一直被视为技术问题。6其主要从微观质量领域（企业层面）开展质量管理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产品质量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而且现有的少量研究成果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仍然难以操作。
本书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理论研究现状及实践发展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长效机制等方面作了创新性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密切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了旨在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产品质量理论的研究，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推动我国产品质量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二）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引人注目，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各质量发展主体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现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探讨适合我国国情且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并设计出能有效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体系。本书通过对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以及收入分配等内在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应在尊重市场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为政府制定产品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规划等提供思路借鉴。因此，本书对于推动我国产品质量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产品质量发展的研究，从文献上可以概况为五个方面：一是从产品质量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对于质量经济性的研究；二是关于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三是关于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四是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五是关于政府质量监管是否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争议。（一）质量经济性：关于产品质量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随着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层面这一微观领域对产品质量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质量经济性的研究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质量经济性的思想由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首提，他在《朱兰质量手册》中提出，质量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有影响的，并阐述了“质量与收益”、“质量与成本”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最佳质量水平等问题，朱兰关于质量经济性的论述在质量研究领域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
关于产品质量与收益的关系。朱兰认为，随着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质量收益是不断上升的（如图1-1），其原因主要有：第一，由于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企业及其产品会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这就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增加产品销量和市场份额，企业也因此可以增加盈利；第二，优质产品可高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因此可以增加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第三，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的废品和次品就会不断减少，因此减少了企业的损耗，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第四，产品质量提高了，意味着减少了因退货带来的外部损失，降低了销售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盈利。图1-1 产品的“质量—收益”曲线
关于产品质量与成本的关系及其最佳质量水平的确定。朱兰认为，产品质量成本可归为两类：一是保证成本，包括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其中预防成本是指用于预防质量事故或质量缺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如质量培训费、质量评审费等，而鉴定成本是指在诊断产品是否符合标识的质量要求的过程中所花费的耗材费、人员费等费用支出；二是故障成本，包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其中内部损失成本是指在产品交付给消费者之前，因不能满足产品质量要求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如报废损失、返工损失等，而外部损失成本是指在产品交付给消费者后，因不能满足质量要求所造成的损失，如运输损坏、召回成本等。朱兰认为，当产品质量水平提高后，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损失成本和内部损失成本）降低，而保证成本则不断增加，这时存在一个最佳质量水平，即在这一点上故障成本和保证成本之和最小。根据该经典模型的观点，超越最佳质量水平点的质量改进努力，尽管可能会提高质量水平，但也会导致总质量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如图1-2）。图1-2 最佳质量水平的成本模型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日本产品不断威胁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反思与日本相比在产品质量上的差距，并由民间自发组织了各种声势浩大的质量运动。在此期间，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克劳士比提出了“质量免费”的论断，认为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成本总是小于边际效益，因此，质量改进总是能带来收益的，企业应更加注重提高产品质量。1987年，美国质量管理协会主席J.哈林顿强调从营销角度对质量成本进行重构，注重减少包括用户损失、因用户投诉影响企业声誉在内的间接不良成本。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又对质量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重新思考。1998年，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了《ISO10014：质量经济性指南》，提出应从平衡质量成本和质量收益两个方面来把握质量经济性。（二）关于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
许多文献从市场结构和企业决策的视角，对企业产品质量决策如何影响消费者福利进行了研究，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的垄断程度，对提高产品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Shaked & Sutton，1982，1983；Tirole，1988）。在解释为什么垄断程度对质量水平有正向推动作用时，许多文献研究认为，在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的条件下，无论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为零（Shaked & Sutton，1982；Tirole，1988；Donnenfeld & Weber，1992，1995）、成本递减（Shaked & Sutton，1983）还是成本递增（Ronnen，1991；Motta，1993；Boom，1995），寡头博弈都会使厂商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因为高质量产品可以带来高利润，因此，垄断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垄断程度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受到诸如法治程度、政府的中立性、消费者的抗衡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平新乔、郝朝艳（2002）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出发，在对中国假冒伪劣现象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市场结构如何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认为市场上之所以假冒伪劣产品难以根治，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佘时飞（2010）通过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通过其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制度等创新因素所致，而更多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配给或者是企业寻租的结果。这种人为的、低效率的市场垄断所导致不合理的高价和超额垄断利润，使得产品质量不仅没有得到很大提高，反而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
鉴于信誉在产品质量供给中的重要性，有不少文献讨论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厂商会重视并维护其信誉，以及市场结构对信誉机制和产品质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杜创（2009）在对Tirole（1988）模型进行简化的基础上，对消费者与厂商之间作了一个博弈分析，认为不论市场结构如何，厂商愿意维持信誉的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产品价格要足够高（至少要高于成本），能够获取“信誉溢价”；二是贴现因子不能太低，即厂商要有足够长远的眼光，而不是追求短期行为。Kreps、Wilson（1982）、Milgrom和Roberts（1982）通过分析认为，“信誉溢价”模型虽然能解释厂商信誉的决策问题，但无法刻画信誉和品牌的动态变化。Cripps et al.（2004，2007）对垄断市场的信誉问题进行了论证，其方法是，假设在市场中只有一家厂商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厂商的收入会随着消费者对厂商及其产品的评价而发生变化，消费者经过多次重复博弈之后，其评价最终会收敛，进而会抑制厂商提高质量的动力，因此得出“如果市场是垄断的，信誉效应则是暂时的”这一结论。针对垄断市场上信誉的短暂性问题，Mailath和Samuelson（2001）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保持产品品牌的相对稳定性，产品品牌不会随着具体负责运营企业主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厂商及其产品的评价也会保持相对稳定，这有助于厂商维护产品信誉，进而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产品的多元化，Wernerfelt（1988）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品牌扩张可以视为产品质量提升的信号；杜创（2009）认为，因为厂商在维持信誉方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当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生产多元化产品时，由于任何一个产品信誉上的丧失都会影响消费者对同一厂商其他产品的信任，因此，厂商具有维持信誉的积极性。解决垄断市场信誉短暂性问题的第三个方案是引入竞争，Horner（2002）指出，竞争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时在众多厂商中进行选择，此时，一个厂商及其产品质量被认为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超过其竞争对手，因此，竞争可以更好地激发厂商对于维持信誉的动力。Rob和Fishman（2005）通过构造模型分析，认为越老的品牌越珍惜其来之不易的信誉，因此会加倍付出努力，其消费者人数和企业规模会更大，产品质量也会稳步提高。（三）关于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信息经济学从信息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存在外部性、垄断或信息不完全等情况时，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出现失灵。Akerlof（1970）以旧车市场为例，分析了由于汽车质量信息在买卖双方非对称分布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指出如果消费者不能确切知道产品的质量，而只能根据统计特征来推断产品质量的高低，并且按统计推断的平均质量来给出价格水平，那么卖方只会出售质量低于价格反映的平均质量的次品。但卖方的这一行为会被后来的买方估计到，一个卖者降低质量的行为会降低买者对整个市场上产品质量的推断结果，进而导致产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下降，市场萎缩，甚至会消失。Akerlof的研究开创了信息传递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市场价格机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关注。
Nelson等（1970）根据消费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产品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三类，其中搜寻品是消费者在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质量的产品，经验品是只有在使用以后才能获悉质量信息的产品，信任品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全部质量信息的产品。
Spence（1976）的研究认为，如果产品质量信息能在买卖双方之间有效传递时，那么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对厂商也能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使得厂商更加有动力提供高质量产品。由于搜寻品的质量信息容易识别，消费者只要付出少量的信息搜寻成本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质量，因此，买卖双方关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就不会很严重，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将得到有效发挥，此时政府无须过多直接介入，只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即可。
就经验品而言，由于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难以对其质量作出判断，因此，他们不会为标榜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如果缺乏其他条件的支持（如有效的第三方认证、政府担保等），厂商将没有足够的动力提高经验品的质量水平，从而导致安全、优质的产品退出市场。相反，如果厂商通过采取质量认证、质量担保等措施，使得消费者在消费前就能低成本地获得产品的质量信息，则会增加购买意愿（Bagwell & Riordan，1986）。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厂商按照规定如实披露产品质量信息、通过第三方质量认证、质量担保等，这将有助于减轻经验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信任品的特征是即使在消费之后也难以获取，至少在短期内很难确定该产品的安全性，只能通过长期观察，才有可能获取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因此，信任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获取成本无论在消费前还是消费后都很高。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持，消费者不愿意“冒险”购买，厂商也就没有相应的供给“激励”，容易导致信任品市场的萎缩。因此，为保证市场上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以质量安全为主要特征的信任品信息必须由政府或其他权威的中介组织来提供（Caswell & Mojduszka，1996）。
国内学者对于因信息不对称而对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谢识予（1997）在国内较早探讨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假冒伪劣现象，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假冒伪劣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且具有一定稳定性，当某个领域因垄断等原因而存在进入壁垒时，而且如果消费者所购买的质量信息难以识别的话，则更有可能出现假冒伪劣现象。冯海、王龙宝（2005）则从产品信誉的角度研究竞争性行业中的产品质量信息问题，认为产品质量信息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当前困扰产品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如果厂商能够重视产品信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平新乔、郝朝艳（2002）则运用统计数据对中国假冒伪劣现象进行了检验，认为Akerlof关于劣质品导致市场萎缩的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作用被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却仍然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冲动给隐蔽了，这一结论与中国假冒伪劣现象持续猖獗的事实相吻合。谢地、孙志国（2010）从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畅通产品质量信息传递渠道有助于产品质量监管者和消费者及时、正确了解产品质量信息，因此，对产品质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四）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讨论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方面，Gabszewicz和Thisse（1979）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首先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呈均匀分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双寡头垄断非合作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对厂商制定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决策的影响。随后，Shaked和Sutton（1982）从需求的角度讨论了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消费者收入存在差异，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产品价格往往也会上升，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消费者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因此，收入差距加剧会降低整体社会福利水平。
上述关于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消费者的收入分配呈均匀分布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与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Chatterjee和Raychaudhuri（2004）首先假定消费者收入分配呈正偏态分布，然后分析厂商是如何根据消费者的收入分布状况进行产品质量决策的，研究表明，垄断市场上之所以有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同时存在，消费者收入不平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不过，如果消费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那么一旦低质量产品的厂商退出市场，将会影响到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除此之外，Acharyya（2005）在分析存在消费者收入约束条件下垄断厂商的产品质量决策行为时，认为垄断厂商可能会采取产品质量歧视措施，即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提供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这样可以实现总收益最大化。
史晋川、吴晓露（2002）通过对“三菱帕杰罗事件”的考察，在建立产品质量标准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剩余模型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在制定产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时，应该将最优产品质量（缺陷）标准看作由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状况等内生决定的结果，其最优均衡值也受消费者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照搬美、日等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将对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剩余等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整体国民福利水平。
何立华（2009）认为，消费者因为收入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收入—质量”边际替代率，其中收入低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收入边际效用”，或具有较低的质量偏好。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行业多、地域广，在消费者质量识别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且政府加大质量监管的情况下，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而存在较低的市场均衡产品质量。
文建东（2010）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产品质量缺陷是与低收入联系在一起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大规模低收入群体是我国产品质量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总体上人均收入有了跨越式提高，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由于受收入约束，对价格便宜的低质量产品有着一定的需求，所以市场上低质量产品供给的增加与居民收入低下这一事实是分不开的。因此，要改善产品质量，其前提是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过，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的，该文并没有就收入结构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五）关于政府质量监管是否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争议
产品质量监管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府规制问题（窦志铭等，2010）。在政府众多质量监管手段中，由于最低质量标准是政府通过规制以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大量文献分析了最低质量标准与产品质量的关系。Leland（1979）认为，政府通过设置最低质量标准，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Magat和Moore（1996）利用长期样本数据检验了美国和英国自行车行业的安全规制对事故发生率的影响，发现安全规制可以有效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由此认为政府规制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水平。Falvey（1989）在对以最低质量标准作为贸易技术性壁垒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认为最低质量标准将有助于提高进口国的整体产品质量，Ronnen（1991）和Boom（1995）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上述研究尽管可能存在研究角度的差异，但都认为最低质量标准缩小了厂商产品质量决策的选择空间，厂商将更加难以推行产品质量的纵向差异化策略，而产品价格竞争反而更加激烈。因此，最低质量标准既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又可以通过激化竞争降低产品价格。不过，也有研究认为最低质量标准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社会福利产生了负面影响。Shapiro（1983）研究认为，最低质量标准意味着一些质量水平不是很高（但也没有危害）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减少了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的选择机会。Besanko、Donnenfeld和White（1988）则认为最低质量标准对不同消费者的影响存在着福利分配差异。此外，与Magat和Moore的研究结论不同，Viscusi（1985）与Peltzman（1987）通过经验研究发现，政府规制与实际质量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赵农、刘小鲁（2005）分析了政府进入管制对厂商进行最优质量决策以及市场平均质量水平的影响，认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主观推断存在误差，而产品需求在短期内保持稳定，政府因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会通过设置行政性进入壁垒对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商进行惩罚。由于对罚金的偏好，政府将有实施管制的内在动力，并且将查处的力度确定在使得冒牌厂商“打而不死”的水平，此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市场平均质量水平则低于或等于无管制的情形。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一）研究思路
产品质量发展有自身运行规律，在不同法律环境、消费者收入分配等条件约束下，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对产品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宏观、微观机制进行研究，为本书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本书在界定“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发展”等内涵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并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和收入分配出发，对影响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构建了一套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并对下一步研究提出展望。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3所示。图1-3 本书采取的技术路线（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发展”等的内涵，本身就规定着产品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回答了产品质量发展“应该怎样”的问题，具有规范的意义。对中国产品质量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则回答了“是怎样”的问题，属于典型的实证分析。为了对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本书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分析采取了纵向比较方法，即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动态变化，并运用面板数据对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三）研究内容
本书共分为九个部分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该章指出了本书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然后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产品质量发展的研究现状，最后介绍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方法、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为产品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该章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品”、“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发展”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相关测量与统计方法进行了探讨，接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最后构建了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
第三章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该章首先分析了总量供求矛盾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产品质量供给、产品质量需求及其变动规律，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第四章为竞争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该章首先分析了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实现条件，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垄断或竞争条件下厂商的质量决策，并探讨了行政性进入壁垒、贸易自由化及其“可竞争性”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第五章为信息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该章首先分析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出发分析了产品质量信息供求机制，并运用“蛛网模型”对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第六章为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该章首先分析了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质量需求和厂商质量供给的影响，探讨了不同收入分配结构条件下的产品质量供需均衡及其市场分割现象，并就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最低质量标准对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第七章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该章以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总结和概括了其中较为成功的产品质量发展经验，为我国推进产品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启示。
第八章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该章首先对产品质量发展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障碍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和评价了政府对产品质量发展进行干预的形式，最后就如何构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九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出发，对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行了系统论述，初步建立了产品质量发展研究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二，在界定“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发展”等概念的基础上，从产品质量的符合性、经济性、主观性和竞争力四个维度出发，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分析，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描述和评价，总结分析了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第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省市自治区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分别对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和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产品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运用，同时考虑到了区域之间的横向差异和历史的动态变化，弥补了前人实证分析过程中数据不够全面的缺陷。
第四，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全面地构建了促进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我国对产品质量的相关统计工作起步较晚，在统计指标的选取、统计口径的规范、统计过程的操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产品质量的符合性、经济性、主观性和竞争力四个维度的指标中，符合性指标相对比较成熟且数据比较完整，本书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只选取了该维度的部分指标进行研究。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将其他维度的指标纳入其中，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和对统计数据的深入发掘，充实和完善该课题的研究。
第二，本书主要运用了国家、省、市、自治区宏观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而没有搜集厂商、消费者以及具体行业或特定产品等微观领域的数据，对于产品质量发展而言，宏观、微观领域的数据均十分重要。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应充实和完善微观领域的数据，使得研究更加全面且符合实际。
1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CR_Report_2013-14.pdf.
2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质量竞争力．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如山东“多宝鱼事件”、“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
4 数据来源：http://www.cca.org.cn/web/xfxx/picShow.jsp?id=66799.
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6 郭克莎．质量经济学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二章 产品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
关于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状况，存在着“悲观论”与“乐观论”之争，人们之所以得出不同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产品质量发展的评价角度和评价口径存在差异。因此，本章将首先对“产品”、“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发展”等重要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接着对“产品质量发展”的评价与测量指标进行分析，然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评价，最后构建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一、产品的界定
要科学深入地研究产品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对产品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产品亦称劳动产品，是指人们运用生产资料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和生活资料，即有形产品。”1“产品”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和一切社会形态的所有阶段。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生产力日益发达、市场经济形式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产品在继续保持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属性的同时，其外延的界定则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同国家或地区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对产品的外延界定上呈现明显的差异，如表2-1所示。表2-1 各国/地区（组织）对产品的界定
由表2-1可看出，日本《产品责任法》和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产品规定的外延上比较宽泛，既包括了制成品，也包括天然产品；美国的法律用概括法和排除法的方式，界定了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其外延比日本的要窄；而欧盟和中国关于产品的外延界定则更窄。总体而言，各国法律对产品的界定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规定也有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第一，产品一般指动产，不包括房屋、建筑等不动产；第二，多数国家或地区没有将未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列入产品责任法范围，主要是因为未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容易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其质量标准难以统一，质量缺陷难以准确认定；第三，产品一般指有形物品，不包括服务等无形产品。二、产品质量的含义及其演进
质量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概念，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也往往因关注点不同而有所不同。譬如，在1908年，通用汽车公司掌握的汽车零件互换技术被皇家汽车俱乐部会员视为一种了不起的质量特性，时至今日，即使再普通的汽车零部件也具有很高的互换性。可见，质量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
哲学等学科从本源的角度对“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分析。《牛津哲学词典》认为，物体的“质量”可分为“第一性的质”（primary qualities）和“第二性的质”（secondary qualities），其中“第一性的质”是指物体的体积、形状、可动性强度等属性，“第二性的质”是指颜色、味道、声音和温暖度等属性，二者的关系是，事物所具有的“第二性的质”建立在“第一性的质”的基础上，例如，鲜花吸引蝴蝶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味道。《哲学大辞典》对英文中“Mass”和“Quality”两个“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质量（Mass）是作为量度物体惯性和引力的物理量，而对质量（Quality）的解释除了引用西方哲学家“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解释之外，还运用了现代系统理论将事物分为三种不同的质的解释，即自然（物质结构）的质、功能的质和系统的质。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中的“质量”，一般指的是后者，即“Quality”，也有将其翻译为“品质”3。
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中，质量的概念最初仅用于产品，而后才逐步扩展到服务、工程和环境等领域，而且质量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产品质量”概念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程虹，2009）：第一个阶段为符合性质量阶段，即依据固有标准对产品作出合格与否的判断；第二个阶段为适用性质量阶段，指的是顾客的要求被满足的程度；第三个阶段为满意性质量阶段，即从顾客满意与否及满意程度的角度评价质量。4通过对质量定义演进过程的回溯可以看出，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是侧重于质量的客观属性还是主观属性，其中客观属性强调产品的固有性能符合某种能用数字进行计量的固有标准，而主观属性则强调质量是顾客这一主体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认为质量是由顾客决定的，而不是由工程师、经销部门或一般管理部门决定的。5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与术语》国际标准在界定“质量”概念时，就综合了质量的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认为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能力”，其中“一组固有特性”指的就是产品在用标准进行衡量时展现出的客观水平，“满足需求的能力”指的是消费者或顾客对产品的满意程度。
质量概念的演进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相对于质量的客观属性而言，“满足需求的能力”这一主观属性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对质量越来越强调消费者或顾客的评价；第二，质量概念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日益从传统的产品质量领域，向服务、工程、环境等领域拓展，由“小质量”向“大质量”延伸。6质量概念日益突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一主观属性，既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由传统的厂商中心向消费者主权转型的现实，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符合人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质量概念由“小质量”向“大质量”延伸，反映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逐步摆脱“产品依赖”，消费结构不再局限于产品消费，开始日益关注工程、服务、闲暇、环境等领域的质量问题。这一转型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而言，发达经济国家的居民对“大质量”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落后国家尤其是短缺经济国家的居民则可能仍然着重于关系生存的产品质量。三、产品质量发展的概念与意义（一）产品质量发展的概念“质量发展”这一术语散见于一些研究甚至是日常用语之中，不过，不同场合的使用存在差异：有的把“质量”视为修饰语，认为“质量发展”相当于“有质量的发展”，以区别于“数量发展”；也有的把“质量”视为名词，认为“质量发展”相当于“质量的发展”，如“教育质量发展”就是这一用法。《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使用“质量发展”这一概念，并从发展的基础与环境、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等角度对“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在《纲要》中，“质量发展”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二是质量要素的不断优化；三是质量效能的不断增强，包括通过质量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7《纲要》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质量总体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一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质量发展”概念的，是新形势下从“质量”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进行新的诠释。
本书认为，产品质量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摆脱产品质量落后状况，不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以更好地满足质量需求、提高质量效能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产品质量发展的含义：
第一，技术层面的质量水平的提高，是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技术进步与技术安全保障，质量发展将无从谈起。
第二，产品质量结构不断地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产品质量能协同改进和优化，譬如，如果只是导弹、航天等重工业产品质量水平高，但关系民生的消费品质量低下，说明该国或地区的产品质量发展存在问题。
第三，质量发展的目的是更好地满足质量需求和提高质量效能，包括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的质量权益、维护市场质量秩序、稳固市场质量信心、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内容。
与“质量发展”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质量改进”。质量改进是相对于质量控制而言的，质量控制是使产品保持已有的质量水平；而质量改进指的是通过运用PDCA等一系列质量管理技术或方法，对现有的质量水平在控制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使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8“质量发展”与“质量改进”二者从内涵和外延上均存在差异：质量改进主要侧重于质量客观属性的改善，而质量发展除了需要改进质量水平外，还特别强调质量结构优化以及更好地满足质量需求；质量改进主要运用于企业质量管理这一微观领域，往往是企业质量决策的重要内容，而质量发展的外延更广，更加强调质量水平提高与质量需求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二）产品质量发展的意义
产品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既具有其历史背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 产品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的重要保障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的需要。人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必然产生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需要，因此，社会需要便成为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明确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9的论断，并把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称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认为需要先于生产，是生产的出发点，自然也是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出发点。因此，经济社会发展是与人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正是在满足需要的力量的推动下，经济社会才得以发展。
物质资料的生产，即使是最原始、最落后的物质资料生产，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的结果表现为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人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也在不断变化，主要表现为需要的范围和结构不断地扩大，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逐步提高。从历史纵向看，19世纪的汽车，在速度、舒适度等性能方面，其质量水平是当时作为主流交通工具的马车无法比拟的，被视为高质量产品，但相对于今天的汽车而言，在质量上又不可同日而语了；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极为普通甚至被淘汰的一个电子产品，在非洲落后国家可能被视为高质量的科技产品。从总的趋势看，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生产力进步，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又催生了新的需要，进而又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新的需求，二者呈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从社会经济的运动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其中消费是生产的目标，并且是唯一的目标，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消费环节将经济发展与满足人的需要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就消费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消费数量和消费质量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在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短缺经济”阶段，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消费数量的增长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日益增加，产品的供给日益丰富，人们将更加关注消费的质量问题，此时，普通产品在数量上是充足的，但高质量产品的数量却可能是短缺的，高质量产品替代普通产品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更高质量的产品出现后，这一过程又会重复。
人们对产品质量的需求，是其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质文化需求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尺度。产品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安全度、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譬如，曾经被视为高质量产品的第一代移动通信工具，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对人的需要的充分关注方面，在今天看来，其性能的稳定性、携带的便利性、外观的美感、用途的个性化设计等质量指标均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只有重视产品质量，才能促进消费，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 产品质量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人们有了物质产品的社会需要，才会有为获得物质产品的社会生产，从而才会有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产品的社会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获得满足之后，社会生产并不会停止下来，“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0。通过消费，人们的各种需要不仅得到了满足，还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便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等要素投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要素不仅在投入数量上，还在其质量和配置效率上影响经济的发展。根据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长，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如果经济发展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在缓解经济发展与要素（尤其是土地、环境等有形要素）约束的矛盾方面，由于集约型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和制度优化，在实现既定数量产出时仅需要更少的要素投入，因此其经济发展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当前我国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其实质就是要提高要素投入的质量，优化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发展由粗放型、结构失衡型、忽略环境型向集约型、结构均衡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1
除了要素投入质量因素外，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也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主要通过产出与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比较来衡量，如果经济产出充分地满足了社会需要，便意味着要素投入在其劳动中可以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和补偿；相反，尽管经济产出数量很大，要素利用效率也很高，但由于质量低下而不符合人们的需求，人们通过“货币选票”的方式进行拒绝，使得该经济产出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产出质量不符合社会需要，消费受阻，这必然会影响下一阶段的社会生产，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产品质量需求呈现标准更高、种类更多样化、需要的满足更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小到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大到国家层面的经济产出，如果忽视这种变化，不在经济产出质量上下功夫，将难以扩大社会消费，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譬如，苹果公司因为注重产品质量创新，在产品性能、技术、外观等方面迎合了新时期人们对智能手机、电脑的心理需要，获得了很高的“溢价”，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了充分的竞争资本；相反，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以来，社会对国产奶制品（尤其是婴幼儿奶粉）的信心逐步跌至低谷，中国的奶制品产业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3. 产品质量发展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日渐丰富的产品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加剧了企业的竞争，而且竞争的焦点已由数量转到质量，质量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企业以及每个消费者的追求对象，所以，许多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将质量作为战略要素纳入其中，所带来的结果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迅速得到提升。12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