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走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门洪华,曾锐生（SteveTsang）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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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走向试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引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力争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未来十年，是中国走向更强大国家的关键阶段。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国家实力规模有了更大提升，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增加值和对外贸易额位居世界之首。“功[2]崇惟志，业广惟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构想。气势恢宏之中，必然伴随着艰难的探索。展望未来，中国面对着一个形势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深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3]界，世界面对着一个快速崛起和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

未来十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规模有望梅开二度的重要时期，是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关键时期，是中国为从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做出全面准备的重要时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关联，这必将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与之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聚焦中国。中国将发生什么变化，发展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请参阅本书门洪华的第2章）。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迈向全球大国（Global Power），进而从全球大国迈向超级大国（Super Power）的[4]征程之中，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和世界关注的重心（请参阅肖晞的第10章）。中国正在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开始出超，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谋划已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注重心，引动着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请参阅胡克礼的第11章）。

与此同时，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既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积淀了各类艰巨难题。从积极方面看，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构想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中国未来30多年的发展规划了方向（请参阅周天勇的第3章）。与此同时，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均取得重大进展，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加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是全球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难得机遇，世界大多数国家期待着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与中国共享发展与繁荣。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难得机遇，全球经济低迷、发达经济体饱受金融危机冲击，为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包括低成本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国际渠道和国际空间）等提供了机会，世界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带来全球基建热潮，有利于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和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概言之，中国迎来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契机。

从消极方面看，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破冰前行实在不易。在今天的中国，多年积蓄的经济、社会矛盾深刻，“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旧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机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解决这些问题，[5]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终于启动了经济结构再平衡进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请参阅韩保江和齐世平的第4章）。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以此调节中国活动空间的意图明显。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国的联合。可以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其面临的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多（请参阅门洪华的第2章、肖晞的第10章和胡克礼的第11章）。

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表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6]挑战。苏轼曰：“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惟有抓住有利机遇，迎接艰难挑战，着力顶层设计，奉行底线思维，才可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正如习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7]框内。”

[1]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诺丁汉大学中国学学院院长、讲座教授，曾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2]《尚书·周书》。

[3]胡鞍钢.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84.

[4]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J].中国社会科学，2013（9）：54-66.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1-72.

[6]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3.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代的战略设计[1]“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而进行的中国战略设计必然顺应时代潮流，基于中国国情，着力顶层设计，奉行底线思维，推动思想创新。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他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在确定改革战略时，兼顾远近目标，但主要按近期目标来确定，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讲到的，改革方案的“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因此，中国改革战略明确表达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全局性方案。为此，习近平在推进中国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认为应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借此表明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传承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请参阅孙英春的第9章）。

以上述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中国决策者积极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请参阅曾锐生的第5章）。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最大的亮点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就是超越了以往的以经济改革为主题，全会根据中共十八大对21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未来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需求，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体制改革的系统设计、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3]革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习近平就此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4]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此，中国致力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入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制定了行动纲领（请参阅王立峰的第6章）。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建设法治中国的改革行动方案，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经济[5]社会发展再续“辉煌30年”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决策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秩序建设上体现出建设性参与者和一定意义上走向主导者的姿态，中国的大国作用凸显。正如王逸舟指出的，“拉开国内改革大幕，不仅内政升级[6]转型，对外交的升级转型也会加快推进”。中国决策者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丰富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系。

中国决策者强调和平发展，同时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7]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与此同时，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震撼，秉承“达则兼善天下”的胸怀，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请参阅门洪华的第2章）。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一些列新倡议，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

面对深化改革开放的艰难险阻，中国决策者必然强调底线思维的重要性。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未来十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繁钜，必须科学研判，守住底线，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8]把握改革的方向和主动权。

[1]《易经·彖辞》。

[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11-29）[N].人民日报，2012-11-30（1）.

[3]胡鞍钢.“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凡意义[N].北京日报，2013-11-18.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4.

[5]迟福林.建设法治中国的改革路线[M]//门洪华.中国国情演讲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169.

[6]王逸舟.新一届领导人外交战略七个关键词[J].人民论坛，2014（6）：22-24.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49.

[8]杜飞进.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18/c112851-23877798.html.开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代的战略举措

1.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同时，致力于铁腕反腐，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为主线，为中国未来改革规划蓝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六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请参阅曾锐生的第5章）。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总目标，加快建立和完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制度安排，致力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与此同时，构建和谐的中国民族关系（请参阅赵磊的第8章）。按照中共十八大“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要求，中国正在开展历史上最大规模、层次最高的反腐运动，致力于通过荡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局面，造就一种[1]较好的政治生态。

2.在经济社会战略上，中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健康稳定

中国开启经济结构再平衡进程，谋求环境保护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平衡（请参阅张静的第7章），政策目标是维持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6.9%～7.6%之间波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上升时期……经过我们努力，经济增速完全有可能[2]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同时，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3]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中央决策者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概称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为基本特征，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变简单地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思维，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请参阅周天勇的第3章）。与此同时，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请参阅王立峰的第6章）。

3.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调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性

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习近平在主持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5]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请参阅孙英春的第9章）。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

4.在安全战略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国家安全机制的完善

伴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和统一，以完善全球化条件下实现长治久安与持续成长的国家战略体系，强化国家全局谋划和战略决策能力（请参阅肖晞的第10章）。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与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聚焦于研究事关国家安全的领土、领海、外交、军事、资源、经济、民生等重大战略议题，制定相关重大战略决策，监督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并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做出高效、有力的反应。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6]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上海峰会上发表讲话，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集中体现了中国总体国家安[7]全观的国际运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面向世界大国的前景，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未来10年，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受考验的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目标主要是：捍卫国家领土领海权益；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维护和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发展军事力量，保障国家安全。

5.在外交战略上，拓展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致力于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中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在2013年和2014年短短两年间，习近平出访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32个国家，向世界传达中国寻求合作与共赢的强烈意愿，表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立场，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达成诸多重要共识，直接影响地区利益格局，进而触动世界格局的演变，有效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

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2013年6月7-8日，中美元首的庄园会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习近平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倡议，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有效地稳定了徘徊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边缘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特殊碰撞。有鉴于此，中国致力于建立地区所涉各国和谐共处的亚太共同体，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努力。这一开放包容的立场[8]有助于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分享发展红利。以此为基础，中国大力提升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水平，深化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欧关系跃上新台阶。中国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峰会及合作架构的发展完善，以深化与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于2013年10月24日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9]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决策者为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制定了宏伟蓝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倡议，呼吁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东亚作为其大战略的地区重心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致力于其东亚战略的升级，积极促进东亚合作的制度化，这包括：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海洋合作关系，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主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东亚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构想，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发展开放性的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10]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外交、国防等各领域进行深刻的战略调整，逐步形成了关乎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大战略布局。“明者因时而变，知[11]者随世而制”。这一战略布局的开启，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情势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决策者的战略认知与未来构想更是密不可分。未来十年，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中国大战略走向的明晰化至关重要，中国责任与中国贡献至关重要，温和而坚定的中国形象塑造至关重要。

[1]郑永年.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40814111225.html.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13-11.

[3]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N].2013-10-07.人民日报，2013-10-08（3）.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16.

[5]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0-201.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54.

[8]门洪华.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J].国际观察，2014（1）：11-24.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97.

[10]门洪华.论东亚秩序建构的前景[J].教学与研究，2015（2）：56-62.

[11]桓宽：《盐铁论》。本书的缘起与致谢

本书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与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2013-2014年就中国未来十年战略走向进行共同研究的成果。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中国带向何方举世关注。英国外交部邀请中央党校组织学术代表团，赴英国参加在威灵顿庄园（Wilton Park）召开的题为“迈向繁荣：中共十八大的意义与机遇”的学术会议（2012年12月16-18日）。会议期间，门洪华教授与时任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的曾锐生教授就联合研究未来十年中国战略走向达成了初步共识，并得到了中央党校代表团团长、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教授的积极支持。此后，双方积极互动，就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参与学者、成果展示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曾锐生教授还为此于2013年初夏顺访中央党校，双方合作顺利展开。2014年2月17-18日，双方联合举办的“实现平衡性发展——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走向”的学术会议在诺丁汉大学顺利举行。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精心组织了这次学术会议，并邀请英国外交部、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皇家壳牌公司、爱尔兰库克大学以及诺丁汉大学的诸多精英人士参与，与会学者提交的每一篇论文都得到充分的讨论。会议结束后，曾锐生教授和门洪华教授结合会议讨论对每篇论文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各论文撰写者于2014年7月陆续完成了论文修改。随后，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组织中文文章的英文翻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组织英文文章的中文翻译，两种文本均经作者本人审定，中英文著作出版在即。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合作研究的组织者和著作主编，我们谨对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教授的鼎力支持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各位论文撰稿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对Julie Chen、Miwa Hi-rono、Niv Horesh、Cho Khong、赖宏毅、Chun-yi Lee、Nicola Macbean、Tyler Rooker、Ian Seckington、宋丽娜、Jonathan Sullivan、王正绪、吴倩兰、Patricia Thornton、杨青、姚书杰（以姓氏字母为序）等人的精当评论，对张华女士（Hua Geddes）在诺丁汉会议组织和协调方面的辛劳和帮助，对各位中英文译者所付出的心血，表示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每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鉴于作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考虑，相关文章的观点并不反映本书主编的看法；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有所删节，也敬请各位作者理解。

最后，我们谨对本书编辑师少林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为本书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修改建议，其严谨而细致的编辑作风、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使得本书增色生辉。中国国家定位与战略取向门洪华

在全球化时代，确定本国的国家定位，以国家定位为基础促进国家整合，并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完整而确定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成为一个国家维护尊严、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议题。

一个国家的国家定位往往源自其总体实力，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国家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写照。中国是农耕时代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时间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中国因此长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进入19世纪中期，中国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受害者，并一度衰落为濒临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列强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通过强制性手段进入中国，导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为中国国家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不成功试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抓住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重塑国家定位，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开始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受益者。[1]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崛起步伐加速，带来了积极的全球效应，也引发了全球的热议和极大关注。

中国的国家定位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百年屈辱史和中国崛起的认知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大国地位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定位处于变迁之中，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具体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不时出现“中国风险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的悲观论调和“中国威胁论”的危言耸听，但大多数战略分析家所持的预测是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场合宣布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2006年以来，自美国开始，世界热炒“中美两国论”（G2），中国开始被视为潜在的超级大国（Emerging Superpower），尤其是2010年至今，中国先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崛起给全球带来了更大的震荡，中国从地区大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一个面向世界大国（World Power）的未来前景与中国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国家定位演变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也给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领导集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制度定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是现有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定位彰显出中国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世界潮流的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反思、国家发展目标的诉求等，逐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2]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从而确立起鲜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特征：

第一，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代表了中国定位的和平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毅然改变了过时的战略判断和陈旧的战略观念，把中国的战略思维从战争与革命的框架之中解放出来，纳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新轨道之上，中国战略文化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中国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从国际体系[3]的反对者到改革者乃至维护者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必要斗争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

[4]们”。中国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发展，恪守和平外交的理念，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和谐，和平发展道路的确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达。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决策者清醒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5]国情”，强调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最重要、最美好的贡献，莫过于把本国建设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面展现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同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

第三，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从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约束起步，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开放性大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复合相互依赖程度也在加深，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从国内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推行改革的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外溢到国际层面，而中国的开放主义已经从以对外开放为主走向对内对外全面开放。可以说，中国正在巩固对外开放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开拓全面开放的时代。

第四，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成为真正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步骤，而融入国际体系才是中国发展之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6]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与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推动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落后且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放不可能全面铺开，经济振兴必须寻找到突破口，由此形成了由“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的主旨思想。邓小平强调，“在[7]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领导人清晰判断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类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路，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扬弃了“先富论”，迈向共同富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现实语境密不可分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8]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市场经济模式，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追求，调整与完善并行，是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势共享的制度模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和自信。

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定位面临国内国际的挑战：国内挑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化安排上；国际挑战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刻意突出制度定位差异，倡导意识形态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强化推进国内五位一体发展格局的同时，强调以“和而不同”理念为基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追求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境界。

[1]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

[3]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8）：48-53；门洪华.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J].教学与研究，2006（1）：57-63.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28，349.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08）[M].人民出版社，2012:16.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3.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4.

[8]当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既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其经验教训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书曾锐生教授关于咨询型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的分析恰恰是对这种借鉴与创新的深入理解。参见：Steve Tsang，“Consolidating Political and Governance Strength”.经济社会定位：发展中大国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指的是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1]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析发展水平的指标不再限于传统的人均GDP和GDP，而增加了国际竞争力、人类发展指数（HDI）、发展平衡性等新指标。其中，人均GDP和GDP指标偏重经济因素与整体经济规模，国际竞争力指数注重考察一个国家的效率、耐力和发展态势而非固定的发展水平；发展的平衡性注重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构成，侧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中国到底应该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还是发达国家身份加入关贸总协定产生过尖锐的矛盾，艰难谈判长达十数年之久。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地[2]位，中国的受惠范围受到了限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发达国家明确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再作为最大的“搭便车者”。堪为例证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认为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9年中国救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胫而走，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有溢美之辞与强烈要求，强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准超级大国，提出两国论（G2），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呼声不绝于耳。

世界贸易组织的常规界定是，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国家才可称为发展中国家。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315美元，位居世界第106位；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78美元，位居世界第97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20美元，位居世界第90位；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位居世界第89位；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位居世界第87位；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位居世界第84位。中国人均GDP数额增长之快与排位之靠后同样醒目。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世界人均GDP平均线的总体提升（如2010年世界人均GDP平均线为8985美元，中国堪及一半），此外还要意识到中国发展失衡的严重性，例如，按照联合国1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尚有1.5亿人口需要脱贫。

有鉴于此，在经济社会属性上，中国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大国。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无疑，中国始终追求并在走向发达之路，但其进程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呈现出复杂的进程性特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就是消除贫困、摆脱落后进而提高发展水平、实现发达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进程，也是非欠发达化与发达化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两个相互平行的进程：一是迅速地减少欠发达现象，进而迅速地脱离欠发达特征；二是迅速地扩大发达现象，明显地增强发达特征。这是一个不断量变进而实现质的提高的动态过程，代表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进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奋斗历程。

中国GDP规模自2010年以来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2008年为世界第30位，2009年为第29位，2010-2011年为第27位，2011-2012年为第26位，2012-2013年和2013-2014年同为第29位，是金砖国家唯一进入前30位的。这两项指标意味着中国经济地位处于世界前列，确实难以定位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国家。另外的指标则标明中国处于世界发展的后列。例如，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内部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而中国仍处在发展失衡突出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中国农村和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欠发达特征，而城市和沿海地区越来越呈现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后列。2008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81位，2009年位居世界第92位，2010年位居世界第89位，2011年下降为世界第101位，2012年为世界第102位，2013年为世界第101位，2014年上升为世界第91位，属于中下等人类发展水平。

概言之，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体现着初级阶段的显著特点。上述分析表明，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前的中国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欠发达的范围在缩小，发达的范围在扩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也正在变成一个中心国家，所以，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问题会有很多不足，并可能影响中国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入21世纪，各类现代化的因素越来越多，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气息越来越浓重，我们正试图以稳妥的步伐快速走过初级阶段的“中间点”。当前，中国集中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全面转型。中国转型的明确指向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国情特征决定了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完善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变得愈加紧迫，尤其是，中国必须实现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发展、从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路径转变。

[1]刘世锦，等.如何正确认识在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上的争议[J].中国发展观察，2011（7）：6-10.

[2]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186-204.文化定位：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灵魂和品格，文化定位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定位最深厚的基础。一般而言，国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结合，而后者是中国面临的“攻坚战”。杜维明指出，“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1]的崛起”。

全球化既带来了世界文化交融，更带来了文化裂变和矛盾冲突，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由此常常被视为确认国家定位的核心标志。对中国而言，文化更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实体。中国一直以来并不是国家的名称，它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定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文化体制尚处于改革的初级阶段，而文化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最深层的安全威胁。

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演变表明，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力上，而且体现在东亚一波波崛起浪潮（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等）中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上。最近百余年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发起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和国际实力向亚太地区转移为标志，中华文明传统正在积极弘扬之中，而西方文明则进入反思和调整阶段，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将展开崭新的一页，而中国正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如王蒙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回应了严峻的挑战，走出了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阴影，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它更是一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2]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天然存在的。中国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支撑也逐渐遭受销蚀，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遭受的一系列惨败，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反思和重构历程。泱泱上邦为什么坠落得如此体无完肤？中国仁人志士从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自此，这种反思就没有停止过，关于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一直是人们所讨论的最热门话题。进入20世纪，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就成为分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基本主张。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中国发展进程时隐时现，导致了中国一再的政治风波。另一条主线就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强调“世[3]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不断，在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学术研讨中长盛不衰。但是，源于国家总体实力衰落的历史，中国在文化上不乏盲目模仿，甚至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而自我否认向来是我们的一个传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西方物质文明开放，而在精神文明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引进。在西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西化的进程；而在中国看来，这一进程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依旧是世界的未来面貌。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革故鼎新成为中国突出的文化特征。中国实现了物质崛起，这种崛起与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唱和，导致世人重新审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4]巨大能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当代世界性问题的解决路径上，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显现出积极的整合价值。中国的决策者明确意识到了文化在国家定位上的核心价值，强调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依旧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性议题。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消失殆尽，传统社会伦理（Social Ethics）的丧失殆尽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我们在热切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继续保持着批判民族文化的传统。然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与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同等重要。中国目前已经基本排除了全盘西化的可能性，而主要体现为两种主要观点的较量：第一种是儒学复兴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是所谓“中体西用”的进一步延续；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辉映、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即所谓中西互为体。然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国是以外国文化为本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是必要的，但中国文化是中国国土的独有奇葩，其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而生存。我们需要强调中体西用，扬弃其中贬抑西方文化的成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也要防止西方文化的泥沙俱下，抛弃其糟粕。中国文化的外在风险则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有着渗透和改造“他者”的冲动，通过文化渗透推广价值观念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性目标之一。中国处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负面——如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观念、混乱的价值观取向、非道德倾向——正在颠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化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近年来，中国决策者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滞后性、紧迫性和战略意义，在促进文化发展上着力甚多。十八大报告强调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持续迸发、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中国开始确立文化立国战略，恪守文化传统，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倡导文化对话，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建设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1]杜维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35-39.

[2]王蒙.中华传统文化与软实力[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11-02（6）.

[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43-546.

[4]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政治定位：负责任大国

承担国际责任是全球化时代对各国的根本要求，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及其解决要求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要承担责任，承担而不限于对内提供国内公共物品、对外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大国、东方大国，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负责任大国”是顺应潮流、主动承担责任的国家诉求与建构。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是中国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路径。负责任大国的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新定位。

孙中山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1]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建构与改革开放进程相关，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度相应，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相辅，与国家实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相成。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变“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判断，开启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其角色定位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游离者向积极参与[2]者、建设者转变。中国承担积极参与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合作角色，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并致力于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务实的伙伴关系。

对外开放与深化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相辅相成，中国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适应、逐步深化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并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3]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昭示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时代的到来。自此，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基本特征，已经基本认可了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驶入快车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并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强。1997年11月，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与美[4]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此后，中国领导人时常提及负责任大国的定位。例如，2006年3月4日，温家宝总理向[5]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2010年4月29日，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一定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符合中国的[6]利益”。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负责任大国的定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定位与负责任大国的新定位相连，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自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进一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其间，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成为一种国际压力。“中国责任论”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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