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园林花木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杰,吴天语

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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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园林花木史话试读：

序言

花，是开花草本植物的通称；木，是木本植物的通称；花木，泛指开花的草本及木本植物。花木本属于山野、属于自然，而人为构建的风景园林，惟有以花木为媒介，方可使置身于园林之中的人觉得：我们离自然近了些，更近了些……

中华的“华”字，其本义即是“花”。“中华”即是绚丽的花朵之土，如花儿般美丽的国度。事实上，我们中国就是全球拥有花木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亦为世界花木栽培的发源地，且有丰富的花木栽培史料留存于世，有“园林之母”的赞誉。国人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营造园林讲究“虽为人工，宛若天成”的景致，追求“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灵泉之致”的意境。在山水、植物和建筑这三大构园要素中，惟花草树木是有生命之物，而园林最难达成的是大树，舍其，再多华丽堆砌均无以媲美，正所谓“名园易造，古树难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借助花木的不同品种及数量来表现自然和谐的生态及人文意境，这亦是评判园林设计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

花木既是园林的主角，又是其他景致不可缺少的陪衬和烘托。花木对于园林除了生态学方面的意义外，还意味着一所园林应有的、特质的精、气、神。花木那多样的、随季节而变的风姿，勾勒起世人多方位的审美情趣，诸如人文景致、种植养护、气候节令、史书典籍、文学艺术、诗歌曲赋、人生教育、民俗典故、轶闻趣事等等。我们通过观赏花木之神韵，领略花木史中的名人名诗、名胜景致背后的故事，拓展我们的园林花木赏识水平，进而在各自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焕发出乐观、自信以及不畏艰险的精神面貌，永久保持一种如花儿般的美丽乐观心境。

本书采用统一篇幅，图文并茂，独立篇章，从风景园林基本工程苗木植物中，精选出111种最具代表性的常见花木植被，删繁就简，摘取精要的简史大众读本，仅算走马观花、管中窥史。本书具有科普性、史料性、故事性等特点，视角广泛，述论结合，适合园林、园艺、景观、历史、文学、民俗、教育、烹饪、中医、绘画、旅游以及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吴杰、吴天语2013年2月于西安

单位符号与中文名称

芭蕉树

芭蕉原产中国亚热带，长江及以南地区多有分布。芭蕉庭园栽培，可上溯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撰《子虚赋》中“蕙圃”栽植的“巴苴【jū】”。“苴”之本意为麻，“巴”与“芭”同，“芭”义为麻。东汉史学家文颖注：“巴苴，草名，一名芭蕉。”《说文解字》云：“蕉，生枲【xǐ】也。”“枲”是古时麻的总称。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huò】煮之为丝，可纺绩。”

芭蕉直立高大，绿意盈盈，古人多喜欢在庭院的窗前阶下种植芭蕉。正如明人王象晋《群芳谱》所言：“书窗左右不可无此君。”南朝刘宋卞敬宗的《甘蕉赞》写道：“扶疏似树，质则非木，高舒垂荫，异秀延瞩。”北宋陶穀（903—970年）所撰《清异录》载：“南汉贵璫赵纯节，性惟喜芭蕉，凡轩窗馆宇咸种之。时称纯节为‘蕉迷’。”《红楼梦》中“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贾探春也自称“我最喜芭蕉”，并给自己取别号“蕉下客”。芭蕉“绿天”的雅号源自于以“狂草”名世的唐代书法家怀素（725—785年）。唐陆羽著《僧怀素传》云：“（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怀素自曰“种纸”，其所居为“绿天庵”，芭蕉也由此号为“绿天”。

芭蕉冬死又复生，一年一枯荣，仿佛起死回生般，故被道家视为八宝之一，坊间传说八仙中的钟离权手持一把芭蕉扇即是明证。南宋诗人曾协的《芭蕉》诗曰：“炎热谁解唤清凉？扇影摇摇上竹窗”，杨万里（1127—1206年）亦有诗曰：“翠蕉自摇扇，白羽得暂闲”，因而芭蕉又雅称“扇仙”。清王廷鼎《杖扇新录》云：“古有棕扇、葵扇、蒲扇、蕉扇诸名，实即今之蒲扇，江浙呼为芭蕉扇也。”芭蕉的假茎解散如丝，可纺织，古称蕉麻、蕉葛与蕉布。芭蕉叶预防瘟疫已有几千年历史，对呼吸系统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芭蕉的大叶象征着“大业”，蕉叶纹作为一种装饰图案，也有着美好的寓意。芭蕉的果实长在同一根圆茎上，一挂挂紧挨在一起，象征着吉祥同心、团结友谊。借芭蕉抒情是文人墨客、高僧雅士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人格的追求。宋末词人蒋捷曾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明代画家杜琼（1596—1474年）有《蕉园》诗：“种得满园碧玉蕉，绿天深处听潇潇。”清初文人李渔（1611—1680年）认为“幽斋但有隙地，即种芭蕉，芭蕉能韵人而免于俗……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那高情逸致，想想都让人无限神往。

芭蕉的心被叶子层层包裹，故从外无法见其心。佛教就常以芭蕉作喻，暗示肉身荣悴，死生无常，令人生万象虚空之心。《涅槃经》有云：“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维摩诘经》则言“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实”。唐代画家王维（701—761年）曾作《袁安卧雪图》，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云：“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深于禅理，是否借“雪中芭蕉”来寓意沙门不坏之身，历代学者争议不休，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芭蕉心的意义在其不展也，故芭蕉的意象总是与孤独忧愁、离情别绪相联系，正所谓“雨打芭蕉心不展”。白居易《夜雨》冥思：“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李商隐《代赠》诗吟：“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清照《添字采桑子》怨悱：“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这些诗词作者各自愁情虽然事出有因，但是不约而同地都将芭蕉扯上一把，制绿帆而渡灰愁。其实，若心无杂虑，观察浸透水气的浓绿芭蕉，自会因之生动的。清人蒋坦《秋灯琐记》有闲笔：妻种芭蕉，夜雨滴沥。夫在蕉叶题句“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日见叶上有续“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乃妻所写。闺房之趣无处不在，清雅至极。南方有丝竹乐《雨打芭蕉》，乐谱最早载于1921年音乐家丘鹤俦（1880—1942年）所编《弦歌必读》，后由潘永璋执笔整理，成为广东音乐代表性曲目。

北方人大多分辨不清同科同属的香蕉和芭蕉，常被不良商贩所欺骗。笔者总结：香蕉弯曲呈月牙状，果柄短，果皮上有5～6个棱；芭蕉的两端较细，中间较粗，一面略平，另一面略弯，果柄较长，果皮上有3个棱。再者香蕉香味浓郁，味道甜美；芭蕉味道虽甜，但回味带酸。

白桦

白桦是东北主要的阔叶树种之一。最早记载白桦的史籍为战国的《国语·鲁语》，其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前551—前479年）曾客居陈国（今河南淮阳县）三年。一天，陈国最后一任君主陈闵公（前501—前479年在位）庭院中有只隼【sǔn】坠落，是被一箭射中而亡的。此箭长一尺八寸，楛木箭杆，石制箭镞。陈闵公不知这隼和箭的来处，就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看后回答：“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接着又讲道：先前武王克商一统天下之后，通告边远的夷蛮各部以当地特产为贡品朝献，以示永世臣服，北方肃慎贡一尺八寸的“楛矢石砮”。武王为了昭彰其美德，把肃慎贡的箭分赐给长女太姬，又将太姬许配给虞胡公而封虞胡公在陈，为陈国始君。陈闵公闻罢即刻派人去旧府寻找，果真有用金盒子装着的刻有“肃慎氏贡楛矢”的这种赐品箭，证明孔子所言不谬。文中所提及的“楛木”即是白桦木；肃慎，东北早期游牧民族，长于狩猎，也善于制造弓、箭，亦是满族人的祖先。

我国自然分布的白桦皆在秦岭以北的山地或高海拔地区。桦树皮柔韧易塑，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的山林民族就地取材，很早就学会用桦树皮制作工具和工艺品。中国唯一的桦树皮文化博物馆“北方狩猎民族桦树皮文化博物馆”就设在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乡。桦树汁是白桦树干中流出的有清香的松树气味的一种无色或淡黄色的透明汁液。兴安岭人爱喝白桦汁，清甜凛冽如酒。其中含有乙酰水杨酸，正是消炎杀菌的绝佳药品。《中药大辞典》言：桦树汁具有止咳、祛痰、平喘、抗菌等作用，西药阿司匹林（英文：aspirin）的一些成分，也正是它。白桦树中还可以提取一种天然植物甜味剂——木糖醇，其热量是砂糖的3/4。研究表明，木糖醇具有预防龋齿的作用。因此，时常咀嚼含木糖醇的口香糖对牙齿大有裨益。“九一八”事变后，白山黑水被日寇所践踏。英勇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奋起反抗侵略。冷云（1915—1938年）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师范毕业的她还曾担任文化教员，用烧焦了的树枝在白桦树皮上写字，耐心地教大家认。1938年10月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联第2路军8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东北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1902—1964年）得知“八女投江”事迹后，当即写下了“乌斯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原抗联第3路军总政委冯仲云（1908—1968年）所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让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杨靖宇、赵一曼、李升、梁树林等著名抗日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冯仲云讲：“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著名新闻记者穆青（1921—2003年）曾写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米，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没有一支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拼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

白桦苗木生长快，种子产量大，是北方森林自然演替的先锋树种。当森林被砍伐或遭火烧，白桦会首先在原址生根发芽，快速繁衍成林，在此期间，有效剥夺了其他树种的再生机会，其再生林纯洁度之高，世所罕见，并赢得“纯情树”的赞誉。歌曲《白桦林》就是歌手朴树根据苏联民歌所改编，旋律风格借鉴了苏联《山楂树》和《小路》曲调，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士兵潘尼卡科真实凄美的爱情故事。此歌一经公演，其纯情旋律感染了无数歌迷。

笔者认识白桦是从看过军旅作家曲波（1923—2002年）著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开始的，并深深被杨子荣在白雪皑皑的白桦林中“穿林海、跨雪原”的豪迈英雄气概所吸引、折服。总觉得那白桦树的白色树干上许多黑色树结，就像众多前辈黑色的“眼睛”，而且从来不闭，生怕错过什么而悔恨千年，默默注视着我们这些后人……

白蜡树

白蜡树因树上放养白蜡虫，故得此名。白蜡即为白蜡虫分泌的无味蜡质，色白润滑，理化性能稳定，被广泛应用，如医药片剂抛光；食品：糖豆、巧克力、瓜子抛光；日化：眉笔、鞋油、汽车上光蜡、地板蜡、复写纸；家具：雕刻、石材；航天军工等，为中国的特产之一。

白蜡虫俗称“蜡虫”，寄主植物为白蜡树、女贞树。白蜡虫就寄生在树枝上，吃的是树汁，分泌的就是白蜡，连成一片。白蜡虫为雌雄异体昆虫，分泌蜡主要靠二龄雄幼虫为主。到了该收获的时候，连片割下，稍微加热，白蜡就分离出来，故称虫白蜡。白蜡比重0.97，熔点（82.9℃）较黄蜡（蜂蜡，62～67℃）略高，是制蜡烛的主要原料。古人用的蜡烛就是用这样的白蜡制成的，唐诗有“日暮汉宫传蜡烛”的诗句，而现代的石蜡在很多方面是替代不了天然的虫蜡的。白蜡还是脱蜡铸造、蜡染、蜡艺等多种传统工艺的原材料。历史上蜀地是生产白蜡的中心，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四川省西昌白蜡虫交易的“虫会”闻名全国。四川峨眉山万年寺供奉的普贤菩萨骑象铜像，铸工精良，像高7.35m，重62t，为北宋太平兴国5年（980年），由茂真禅师用太宗赵匡义（976—997年在位）御赐的3000两黄金在成都用白蜡制模，浇铸而成。此种金属铸造的方法，被称为“失蜡法”。南宋庆元乙卯年（1195年）朱辅著《溪蛮丛笑》记载：“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用于铜鼓纹的模印上。”所说的蜡就是虫白蜡。

表面涂蜡的纸，具有极高的防水抗潮和防油渗透性能。主要用于各种不同的食品包装（如糖果纸、面包纸、挂面纸盒、饼干纸盒和包装肉类制品等）。古人还将涂蜡的纸用作灯笼罩，北宋苏轼（1037—1101年）《夜过舒尧文戏作》诗：“推门入室书纵横，蜡纸灯笼晃云母。”南宋陆游（1125—1210年）《秋兴》诗：“成都城中秋夜长，灯笼蜡纸明空堂。”蜡纸后来还用于来做油印底版。一块刻板，一支铁笔，一张蜡纸，一架油印机、一柄手摇转轮及油墨，便是早期油印的全套用具。经验不足的人常常因为换蜡纸、加油墨而弄得满手、满脸黑乎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重庆地下党人办的《挺进报》的印刷就是采用的这种技术。在电印刷设备普及之前，许多单位、学校等也普遍使用手摇油印机进行印刷。“白蜡杆”俗称“蜡木杆”，是加工枪棒、锤把、锹把的理想天然原材料。它坚而不硬、柔而不折，不震手，不伤手，弯曲180°不劈裂，仍恢复原状。其弹性、韧性是其他木质不可比拟的。明末女将秦良玉（1574—1648年）带的兵就因为使用清一色的白蜡杆长枪，而被世人称作“白杆兵”。这种长枪由秦良玉所创，她是忠州（今重庆忠县）人氏，根据当地多山的特点，所制长枪均以白蜡杆做杆，顶端配带刃的钩，末端配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枪钩环相接，便可作为攀崖翻城的工具，非常适宜山地作战。为了保证当时军需配给还专门种植白蜡树。那时靠蛮力搏斗的使枪者，一般会使用硬度大的，但真正的使枪高手，枪杆一定要有韧性。习武人常言：月棍、年刀、终身枪，枪最难练。

白蜡树木材坚韧，供制家具、农具、车辆、胶合板等；白蜡枝条可供编筐；树皮称“秦皮”，性味、性寒、味苦、涩。中医学上用为清热药。主治：清热燥湿，收涩，明目。用于热痢、泄泻、赤白带下、目赤肿痛、目生翳膜。

1926年德国人瓦格纳（Wilhelm Wagner）所著《中国农书》记载：国外第一个知道白蜡虫的是英国耶稣会传教士特里高尔特，他在1651年记述过我国东南沿海各省摘取白蜡的事情。欧洲在16～17世纪时期制烛原料主要来自蜂蜡，同时也使用白蜡（White Wax）一词，并认为“白蜡”是由“黄蜡”漂白而成。后来才正确认识白蜡（虫白蜡）是不同于黄蜡（蜂蜡）的另一种昆虫蜡。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将白蜡虫所产的白蜡特定名为“中国蜡”。

白兰

白兰树属喜温树种，故多见于南方各省，而北方除少许温室盆栽小株外，实难有缘一睹芳容。白兰树的花有独特的生长习性，一年可开2次，第一次在夏季，第二次在秋季。夏季是白兰花繁盛的季节，绿油油的叶丛中，一朵朵白色花蕾形似未曾用的毛笔笔头，洁白素雅。含苞欲放时白兰花的香气最浓，那种似桂花香又似香蕉型的不同寻常的芬芳袭人，使人心旷神怡。

白兰树作为观赏、香花树种，多植栽在亭、台、楼、阁前，为庭园带来香气。白兰花与茉莉、栀子花并称“盛夏三白”，是国人喜爱的传统香花之一。唐代武平曾作《杂曲歌辞·妾薄命》以此花比喻佳丽：“轻罗小扇白兰花，纤腰玉带舞天纱。疑是仙女下凡来，回眸一笑胜星华。”

白兰树木材优良，可供造船；根和树皮含有生物碱、含笑碱等，花和叶含有芳樟醇、苯乙醇、甲基丁香酚等成分，是芳香油原料，可提取浸膏，可供作熏茶、酿酒或提炼香精。现代白兰香型香水、润肤霜、雪花膏都常用白兰花为配料。白兰花对于慢性支气管炎、虚劳久咳、前列腺炎等效果极佳。白兰叶子是制作叶脉书签的材料：先将洗净的完整叶子放入盐水中浸泡，将叶肉腐蚀掉，适当换盐水，直至叶肉完全被腐蚀掉；取出叶子，用牙刷轻轻擦去残留的叶肉，一张清澈透明的网格状叶子就呈现出来了；然后还可用颜料上喜欢的颜色，或将叶脉叶子夹于废旧书中吸干水分；最后取一小截彩线绳系在叶柄上，一张漂亮的白兰叶脉书签就完成了。

在江南流行采摘白兰花，用于簪佩装饰。“栀子花，白兰花，谁人要戴买一朵……”民国初夏时节，农家少女手挽竹篮，篮上罩一方半湿藏青布巾，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朵鲜嫩嫩、含苞的白兰花，走街串巷贩卖。白兰花十分娇贵，若不能保持湿润，一会儿便枯萎了。通常两三朵白兰花串成一串，只需一点小钱即可买得。别在衣襟、发鬓、蚊帐之上，清香无比。现代作家周瘦鹃（1895—1968年）的《浣溪沙》记载了苏州虎丘居民这方面的情状：“生小吴娃脸似霞，莺声嘹呖破喧哗。长街叫卖白兰花。借问儿家何处是？虎丘山脚水之涯，回眸一笑髻鬟斜。”可现实总有让人遗憾的地方，看在我们眼里有些诗意地卖花，在现实中却是要与温饱较劲的。卖花姑娘多半是家境清苦的，卖花不是为怡情而是为糊口，有时为了多卖一两朵花，得在一个地方枯燥地守上半天，或穿梭于汹涌的人潮车流之中……

江南的白兰花，巴蜀一带称为“黄桷兰”，而云南人则叫它“缅桂花”，北京俗称“把儿兰”，广东则叫“白玉兰”。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不仅有广州最老的木棉王，还有广州最大的2棵白兰树。它们是20世纪30年代初，纪念堂奠基、竣工时栽下的，现在此树已是亭亭如盖，树冠下阴地面积逾100㎡。白兰花开时节，浓香四溢，香飘数里，象征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万古流芳。绽放的白兰花或许知道自己只能给世界奉献短暂的香气，于是就更加开放这种“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的古典式侠义和壮烈。人虽走，但花香如故。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佛山顺德清晖园启明居门外有株茂盛的白兰树。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来广东视察时，曾在此树下评述过广东改革。

现代作家汪曾祺（1920—1997年）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所以，在他的《昆明的雨》一文中写道：“雨季的花是缅桂花。”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宾馆前，植有两株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白兰树，树基以墨玉石砌台相围，左边一棵树台基上刻着“周恩来总理亲自种植”，右边一棵树台基上刻着“缅甸前总理吴巴瑞亲自种植”字样。1956年12月15日，周恩来（1898—1976年）总理和缅甸吴巴瑞（1915—1987年）总理在下榻的芒市宾馆亲自种植了象征中缅友谊长存的友谊树──白兰树（缅桂花树）。

北方许多人极易将木兰属的白玉兰和含笑属的白兰搞混。白玉兰和白兰虽同是木兰科的白色香花乔木，但白玉兰冬季落叶，来年初春，先花后叶，花期较短；白兰则终年常绿。玉兰花大，呈杯状形、钟形，白兰花小，呈披针形，花期较长。

百合花

百合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南宋罗愿著《尔雅翼》中的番韭就是百合蒜，“百合蒜，根小者如大蒜，大者如碗，数十片相累，状如白莲花，故名百合花，言百片合成也”。

百合的球根富含淀粉质，即可食用，又可药用。中国人种植百合最早是用来吃的，而不是为了观赏的。如著名的“兰州百合”，个大、味甜，既可作点心，又可作菜肴。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1897—1984年）认为“兰州百合味极甜美，纤维很少，又毫无苦味，不但闻名全国，亦可称世界第一”。银耳、红枣、百合在一起煮的百合银耳汤是很好的滋补膳食。百合莲子粥是春季中医养生食谱之一。此粥助消化，滋阴润燥，清心安神。民间治感冒咳嗽，常用百合拌蜂蜜，用文火蒸或水煮之后服下，能药到病除；用此单方治疗支气管炎也有良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百合》中，阐述了百合有清热、解毒、润肺等药效。但百合其性寒，身体虚寒着不要食用。

南北朝时，西梁宣帝萧詧【同：察】（555—562年在位）观察到百合花颇为漂亮，曾赋诗曰：“接叶有多种，开花无异色。含露或低垂，从风时偃仰”。赞美其超凡脱俗气质，矜持含蓄的诱人之姿。那时的百合花不比现在，除了白色，别无他色。雅致的白百合花更显纯洁之美，被世人视为吉祥花卉，取其“百年好合”“百事合心”之意，故民间每逢喜庆吉日常以百合花馈赠，许多情侣在举行婚礼时都要用鲜百合花来作为新娘的捧花。

至宋代种植百合花的人更多，北宋文人苏辙（1039—1112年）对百合情有独钟，曾亲植于庭院，并作有《百合》诗传世：“山丹得春雨，艳色照庭除。本品何曾数，群芳自不如。”南宋文人陆游也写有一首《咏百合》诗：“芳兰移取遍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足可见其对百合的钟爱。

百合野生种类繁多，如黄土高原的“山丹丹”花，就属细叶百合，是百合属中分布最广、纬度偏北的一种。因其花色鲜红、生命力极强受到世人的关注与喜爱。20世纪70年代，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革命歌曲，使得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花在国内家喻户晓。其实，人们喜欢野百合花，自然是有道理的，除了野花开得动人之外，还与黄土高原的苍凉有很大关系。说到野百合花，就不能不说发生在延安整风时期的“野百合花事件”：1942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的王实味（1906—1947年）因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批判，后被捕，1947年被秘密枪决。1991年公安部给王实味彻底平反。

短篇小说《百合花》是当代作家茹志鹃（1925—1998年）的成名作。小说以新媳妇唯一的嫁妆百合花被子为纽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全力支前的感人故事。选“百合花”为作品名，既是对小通讯员和小媳妇优美情感的衬托，又是对革命战士与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真实再现，宛若“一朵纯洁的百合花”雅致清纯，韵味悠长！

大多数百合花都有香味，其香虽不及夜来香般的浓烈，又不像桂花香的甜腻，而是在不经意间，钻进了鼻孔，沁入心脾。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把百合花和水仙花、栀子花、梅花、菊花、桂花和茉莉花合称为“七香花”。曾任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1893—1981年）先生，平生对百合花就深为赏识，每逢春夏，她的居室都经常插上几枝。当她逝世的噩耗传出后，她生前的美国挚友耳科医生赛缪尔·罗森夫妇，立即将一盆百合花送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所设的灵堂，以表达对宋庆龄的深切悼念。

据现代作家毕淑敏（1952年至今）《冻顶百合》中讲：无数青涩的少男少女都可能被百合花迷惑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纯洁的仙子”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百合是“植物中的山羊”。山羊每走一处，就要把那片土地上的植被全都吃掉，连苔藓都不放过。种植百合需要疏松的土地，周围任何植物都不能种，因为百合要把所有的养分都吸收掉。这样一来，生长百合的土地两三年后就会沙化，而花商却不断开辟新的土地种百合。爱百合的人们，听听自然的呼声吧，少买一朵百合花，就意味着少沙化一筐黄土，少一小片沙漠，这些细微的举动能帮助自然很多很多。侧柏侧柏龙柏

柏树

通常讲的柏树，是柏科树木的统称。全世界至少有150种柏树，我国产29种，引入15种。柏树适应性很强，既能忍受40℃的酷暑，又能承受-31℃的严寒，即使居于岩石山地，也照常披绿叠翠，被誉为“改造大自然的功臣”。

常言道“松柏延年”，柏树伟岸且长寿，素为高尚不朽的象征。中医学认为，柏树发出的芳香气体具有清热解毒、燥湿杀虫的作用。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风俗通义》载：魍魅【wǎng liǎng，传说的妖兽】喜食死人肝脑，惧于虎、柏，故陵墓多立石虎、植柏，民间习俗也喜用柏木“避邪”。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赤松子好食柏实，齿落更生，行及奔马。”《汉官仪》中记载：“元旦饮柏叶酒上寿。”东晋葛洪撰《抱朴子》载：“成帝时，猎人在终南山见一裸女，全身毛，跳涧如飞，后合围捕获。问之，是秦之宫女，避乱逃入山中，饥无食，一老翁教食柏树叶实，遂不饥不寒，体轻如飞。至汉成帝时应已三百岁矣！”李时珍《本草纲目》指出：“柏实，气味甘平无毒。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

坛庙里常广植四季常青、木质芳香的长寿柏树，以示“江山永固，万代千秋”之意。在我国的皇家坛庙、皇家园林、帝王陵寝、古寺名刹等处，都有苍老遒劲、巍峨挺拔的参天古柏。尤其是陕西黄陵轩辕庙中的“轩辕柏”已超过3000多年，至今浓阴遮地，高可凌霄，树围号称“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还不算”，被称为群柏之冠。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为祈黄帝的庇佑，下令对黄帝陵进行了扩建，并且额外栽种了千余棵柏树。宋仁宗赵祯（1023—1063年在位）时，也曾下圣旨给轩辕黄帝陵栽种了千余棵松柏，使得黄帝陵柏树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孔子（前551—前479年）曾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孔子崇尚松柏，他的老家曲阜孔陵、孔林和孔庙院内，至今古柏林立。此外，著名的还有陕西白水仓颉庙、山西太原晋祠、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山东泰山岱庙等处的古柏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73—1977年在任）曾面对北京天坛3000多棵古柏感慨道：“天坛的建筑很美，我们可以学你们照样修一个，但这里美丽的古柏，我们就毫无办法得到了。”确实，名园易建，古木难求。

古人崇拜柏树，还因为柏树的高洁品质。宋陆佃《埤雅》说：“登高望柏，千万株皆一一西指。盖此木至坚，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气，他木不及。”意思是树木大多向阳，而柏树独向阴，故不同凡俗。早在汉代，负责办案的最高机关御史台的院落内多种柏树，以示高洁、坚贞，故人们又把御史台称为“柏台”。在民俗观念中，“柏”谐音“百”，百是极数，极言其多其全，诸事以百盖其全部：百事、百鸟、百川等。明代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有云：“杭州习俗，元旦签柏枝、柿饼以大橘承之，谓百事大吉。取柏、柿、大橘与百事大吉同音故也。”故吉祥图案常见有：柏与“如意”图物合为“百事如意”。

北宋王安石（1021—1086年）《字说》云：“柏犹伯也，故字从白”；松为“公”，柏为“伯”，在“公侯伯子男”五爵中，伯列第三位，柏也比作“位列三公”。可为什么天子陵墓前就不种植柏树呢？《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西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等级观念、礼节、仪式等都会得到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严格遵从。以树品种代表尊卑等级的方式从西汉开始便得到了贯彻落实。因此天子、达官贵人、豪绅地主、平头百姓墓地种植的树就开始不一样了，象征天子身份的树木就从柏树演变为松树，所以天子陵墓不再种植柏树，否则就是“有失身份”。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一部进驻陕西白水县武庄村冬训，通信兵就驻守在仓颉【jié】庙中。该庙是为了纪念文字始祖仓颉所建，《说文解字》云：“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炊事员从庙内柏树上折取干柴时，不想却将“双龙戏珠”柏中的宝珠折掉。彭德怀司令员得知此事十分生气，于1949年1月30日的军民联欢大会上严肃批评了涉事人员，并亲笔书写了仓颉庙柏树保护令。

板栗树

板栗树的故乡在中国，其果实俗称“栗子”。《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在距今逾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粟谷、栗和榛的坚果化石，表明那时的人已经采集、食用和贮藏野生栗果，以果腹充饥。

古人祭祀有三：祭天、祭地、祭祖。其中，祭地在社，祭的是土神。大地生长万物，土地“吐”出来的万物中，以树最具代表性，故社祭之所皆须植树，被称作“社树”。早期的社树选用是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板栗树也成为中国栽培最早的果树之一。

板栗与红枣、柿子并称“三大木本粮食”，兼有“干果之王”的美誉；《黄帝内经》里讲：“（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果”即：李、杏、枣、桃、栗。自古以来，板栗被人们视为上等食品，《礼记》曰：“子事父母，妇事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意思是说：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应把栗子和枣作为最佳的食品。《诗经·郑风·东门之墠【shàn】》云：“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白话大意为：东门附近种板栗，房屋栋栋排得齐。哪会对你不想念，不肯亲近只是你。《韩非子》载：“秦饥，应侯（范雎【jū】，秦昭王丞相）请发五苑枣、栗。”《史记·货殖列传》也有“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明确记载。说明在当时板栗树就已被植入园地或作为行道树。北宋陶谷撰著的《清异录》记述：唐末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使时，在一次率军追击汴军途中，军粮一时未能得到补充，民众告知可以取当地野生栗子代粮。晋王即令军士速取野栗，蒸熟饱食后，继续奋勇追敌，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事后，晋王之军中称栗子为“河东饭”，而晋王则更欣喜地称栗子为“得胜果”。

板栗树材质坚硬，防腐耐湿，是军工、车船、家具等良好制造材料；枝叶、树皮、刺苞富含单宁，可提取烤胶；树皮可供鞣皮及染色用；叶子可喂柞蚕；花是很好的蜜源。栗子自古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可加工制作栗干、栗粉、栗酱、栗浆、糕点、罐头等食品，栗羊羹则是老幼皆宜，营养丰富的糖果。栗子各部分均可入药，被唐代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称为“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他还在《千金方·食治》中介绍说：“生食之，甚治腰脚不遂。”栗果能健脾益气、消除湿热，果壳治反胃称作收敛剂，树皮煎汤洗丹毒，根可治偏肾气等症。北宋苏辙《服栗》诗云：“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光晚，三咽徐收白玉浆。”南宋诗人陆游晚年常食用栗子治疗牙齿松动，其诗曰：“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炝燔疗夜饥。”清慈禧太后，为了养生保健，也常吃含有栗子粉的御膳糕点。“栗子”与“立子”谐音，新婚洞房中摆放藕、枣、花生、桂圆及栗子，寓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连生贵子”“早立子”。同时，“栗”还与“利”同音，有“栗”，如同有“利”，经商人家偏好在院中植板栗树。板栗树多生于低山丘陵缓坡及河滩地带，广西平乐、河北迁西、宽城、山东郯城、湖北罗田、英山、麻城、河南罗山、光山、陕西镇安等皆为著名的板栗产区。在河北省宽城县碾子峪镇大屯村，有两棵“栗树王”，经省农林科学院专家测定，两棵古栗树有710年树龄，树冠达50m，每棵树的主干均需3个成年人才能环抱，现仍枝繁叶茂，是中国现存树龄最长的古栗树，现每棵树年产100kg以上板栗，当地民众称之为“神树”“神栗”。挑选生栗子把握住3点：一看颜色，陈年栗子表面光亮亮的，颜色深深的。新栗子表面像覆了一层薄粉，尾部的绒毛一般比较多；二看表面有无虫眼；三看形状，一面圆圆的，一面较平是靠外层的，两面都平平是被夹在中间的栗子，受阳光照射影响，靠外的比中间的甜。购回来的生板栗如当时不吃，最好放在有网眼的网袋或筛子里，置放阴凉通风处。

板栗既可糖炒，又可生食或蒸煮食用。北京糖炒栗子的要诀还有8个字：“和以濡糖，借以粗砂”，这样才能达到“中实充满，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的理想效果。不过栗子生吃难消化，熟食又容易滞气，一次吃得太多会伤脾胃，每天最多吃10个就可以了。

扁桃树

扁桃树原产于西亚南部地区，植株较桃树略大，叶子像桃叶但更为狭小；果实比桃小，扁圆，果肉干涩无汁，不可食，而果仁是可食的；果核体积几乎占到整个果子的2/3以上，成熟时，外果皮和果肉会沿缝合线开裂，并向外翻卷，微微露出果核。扁桃果仁香甜，具有清肺、安神、降压等药用功效。在中亚和欧洲一些国家酿有扁桃乳、扁桃酒，扁桃享有“圣果”美誉。在12000年前的约旦河流域的人类遗址中，曾发现了野生扁桃的踪迹，它们同野生豌豆储存在一起，说明当时的采集者就是直奔这些可食用的坚果而去的。唐代文献《酉阳杂阻》与《岭表录异》中各有记载：“偏桃出波斯国（今伊朗一带），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周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为之偏桃。其肉涩不可唆，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国人或许是受了《西游记》中，王母娘娘在瑶池设“蟠桃会”的影响，常常将本篇所讲的扁桃与外形扁平的蟠桃相混淆。蟠桃，是一种枝桠蟠曲的变种桃树，所产形状扁平桃果，又称盘桃、扁桃、仙桃、烧饼桃等。虽说扁桃和蟠桃在植物学上同属蔷薇科桃属，但这二者无论果形和叶形上都差之甚远，而且口味也相差很大，扁桃仁味甜，桃仁的味苦。新疆维吾尔语称扁桃仁为“巴旦木”（badam）。新疆是大陆性气候，早晚温差大，日照长、干旱。植物为适应此环境，在植株体内大量积累糖分和油分，所以，新疆巴旦木较国外的巴旦木含油、含糖量均高，味更为香甜。

需要说明的是，长在亚热带广西南宁的市树“扁桃树”是常年不落叶的，但与本篇所讲扁桃树并不同属，它的大名叫天桃木（Mangifera persiciformis C.Y.Wu et T.L.Ming），是漆树科杧果属的植物，俗称扁桃杧、柳叶芒，为中国特有植物。南宁公共绿化树种的扁桃杧和芒果树较多，初夏时节，若遭遇刮风下雨天气，树下的行人很可能会有被大风吹落的扁桃砸到。扁桃杧和芒果形状非常相像，大部分人见到这坠落的青涩扁桃，会误以为是小芒果。其实，扁桃杧的个头毕竟是无法超过芒果的，且芒果味道有种浓浓的树脂香味，扁桃杧则是一种清爽的木本油料香味。而到秋季时，南宁人最盼望下雨，称下雨天为“下果天”。每逢下雨，那些成熟的扁桃杧就会像小精灵似的，从树上蹦蹦跳跳落下地来，有的休闲地躺在石凳上，有的调皮地躲在草丛里，一个个咧着嘴，拼命地张开肚皮，露出黄灿灿的果肉。雨后，那些天真无邪的顽童、年少懵懂的少年，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扁桃杧树下，手里都拎了个塑料袋，把这些小精灵一个个找到并捡拾进袋子；不一会儿，袋子装满后，大伙便会坐在一起，一边吃袋里的扁桃杧，一边说笑聊天，而留在心底里无法抹去的是树下拾果的那些说不尽的趣事……在云南富宁县归朝镇有株被当地人称为“扁桃之寿星”的扁桃杧树，高23m，胸径187cm，树龄250年。

美国的扁桃树最初是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入的。至18世纪中叶，天主教方济会教士们栽种扁桃树，作为吉祥树护佑他们沿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所进行的传教活动。加州的潮湿、凉爽的气候特别适合扁桃树生长，今天，加州已成为扁桃仁的主产区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3—2001年在任）在1993年和1997年两次总统就职仪式上均选用了桂皮香味的扁桃仁作为嘉宾小吃。美商为谋取中国传统杏仁销售利润，将加州扁桃仁贴上“美国大杏仁”的标签在中国市场销售，以至国内许多人不知这“美国大杏仁”，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所讲的，具有食疗功效的杏仁，而是扁桃仁。中药典籍《本草纲目》中列举杏仁的3大功效：润肺，清积食，散滞。美商这种明目张胆、鱼目混珠的商业欺诈行为，已经导致中国传统的杏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相关机构应尽快予以纠正才是。

2012年12月7日，原美国加州杏仁商会（Almond Board of California）在北京宣布：中国市场的“美国大杏仁”（almond）将更名为“巴旦木”（badam），至此，忽悠中国消费者多年的“美国大杏仁”这一假冒名称可以休矣。

波斯菊

波斯菊祖籍远在美洲的墨西哥。据说是哥伦布（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后，这种花的种子被水手们带回欧洲。18世纪末，西班牙马德里植物园首次引种波斯菊，后来辗转传到亚洲，并于1895年由法国传教士带入我国四川省盐源县栽植观赏。或许与其自身属性和当地环境有关，本是传教士家乡珍贵的花，入驻中国后，竟撒欢疯长，波斯菊由此蔓延开来。每逢秋季，盐源县的湖边，坝子里的院墙外、田边地头、坡上，到处开满了这种以粉红和白色为主的花朵，随风起伏的花海成为盐源的一道风景线，更使盐源县城变成绚丽的“花城”。因为波斯菊生长力强，传播很快，这种植物“霸占”当地耕地，与农作物、牧草争土壤水肥。影响并为害农作物生长，当地百姓对其十分反感，称这种有8瓣的洋花为“波丝菊”。四川方言“波丝”为蜘蛛别名，或许是因为蜘蛛也长有8只长腿，比较形象而已。后被国人诈传成了“波斯菊”，其实，此花与中亚的古波斯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波斯菊属大约有20个种类。有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跟向日葵和大丽花有亲缘关系。园艺品种分早花型和晚花型两大系统，还有单、重瓣之分。波斯菊叶形雅致，花姿柔美可爱。花枝虽然纤细，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花期可持续至霜降前，此花凋落，彼花又起，前赴后继，少有“休止符”出现。

波斯菊于1887年引入日本。日本有“春赏樱花秋赏菊”的说法，这里的“菊”就是波斯菊。故此，波斯菊在日本又称“秋樱”。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野趣景区专门规划了一片颇具规模的波斯菊园，每当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波斯菊花海”里盛开着红、白、粉、紫等多种颜色的鲜花，微风吹来，朵朵菊花随风轻轻摇摆，颇富诗意。东北人把波斯菊叫“扫帚梅”，因其狭长的枝叶很像北方做扫帚的扫帚草，所以，劳动的人就这样称呼了。秋天了，把她高高的秧棵拔起，草绳捆上，俨然一把扫帚，只是这扫帚开着朵朵的花。真是大俗大雅，不吟诗，不作赋，不丹青，以梅为帚，来除尘。

西藏地区，原本极少有树木花卉，且品种单一，但差不多有人烟处就必有波斯菊。在拉萨罗布林卡、江孜白居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均可见到其踪迹，就是驾车行驶在地广人稀的西藏高原，但凡路边出现一丛丛艳丽的波斯菊时，就知道，前方又要有村庄了。更令内地游客生出奇异之感的是很多地方的藏人叫波斯菊为“张大人”——这一汉语称谓。1904年，英印武装大举侵藏，8月3日，侵占拉萨，大肆劫掠，无数珍贵文物和经典被抢走。1906年10月，张荫棠（1866—1937年）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入藏整顿藏务。他首先整顿吏治，弹劾媚外乞怜的驻藏大臣有泰及汉藏官员10余人，提出发展西藏的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等积极主张，在西藏成立隶属外务部的交涉局，以此阻止英国与西藏地方的直接交涉。张荫棠的治藏言行和政策无疑有利于强化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他本人也在藏人心目中树立了崇高威望，张入藏时曾带入各种花籽，试种后，其他的花籽无法生长，唯一这波斯菊花籽长了出来。一时间，拉萨家家户户都争相播种，然而无人知晓这些“八瓣”形的、颜色各异花朵的名称，只知道是驻藏大臣“张大人”带入的，藏人就以“张大人”相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时，一个西藏贵族对军长张国华（1914—1972年）说：“你姓张，张大人也姓张，要是来的汉官都像张大人，就用不着来那么多军队了。”这话的对错姑且不提，张荫棠得到藏人拥护却是真实的。

波斯菊已是北方常见的野花，人家的房前屋后，马路道旁，田地边上山丘上遍地都是，就是在荒漠之中，它们依然能够美丽绽放。特别在秋天落英纷飞的日子里，她英勇得有如春天般崛起怒放。所以，表面上的袅娜纤长，并不代表骨子里绵弱无力。做人是不是亦应如此呢？柔而不软，挺而不脆。

沉香树

沉香并非木材，而是沉香树在受伤后，创伤处会分泌出树脂，经多年沉积而结成的一种香脂；割取含树脂的木材，除去不含树脂的部分，剩下的便是沉香了。沉香凝结为块，黑色芳香，入水则沉，燃之生香，故而得其名。而沉香木本身并无香味，其油脂腺通常需要30年才能成熟；换句话说，只有生长30年以上的沉香树，才能在受伤之后分泌出足够的树脂以供结香。沉香的形成除需一定的外部环境外，更靠树脂的长期积淀，通常需数十年，含量高的更需百年以上，故自古以来沉香的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

国人使用香的历史可上溯至西周时期，《尚书》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白话大意为“盛世安定，要馨香感谢上天。五谷美味并非最香，光明德行才是馨香”，可见古人对香理解之深。古之香料分“沉檀龙麝”，即沉香、檀香、龙涎香和麝香，以沉香为众香之首。沉香即是名贵中药材，有镇静、止痛、收敛、祛风的功效；同时，亦是名贵香料。一般而言，沉香密度越大，品质越优，所以，古人以能否沉水将沉香分级别：入水则沉者，名为“沉水香”；次之，半浮半沉者，名为“栈香”，也称“笺香”“弄水香”等；再次，稍稍入水而漂于水面的，名为“黄熟香”。

据史书记载，沉香树唐朝已传入广东，宋朝普遍种植，主要集中在东莞，所以又名莞香树。宋代东莞辖区较广，今之香港、深圳、宝安、中山均属其管辖范围。香港又叫香江，香江其称谓均与过去的香港是世界沉香贸易、沉香加工的集散地而得名。中山市古称香山县，原是东莞县的香山岛。上品沉香产自海南岛，称为“琼脂”“崖香”；南朝梁文学家任昉（460—508年）在《述异记》中云：“香洲（今海南岛）在朱崖郡，洲中出异香，往往不知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十里香也。”

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沉香传入内地，当时宫廷王族中流行熏香。史载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去世后，武帝悲恸欲绝，命人绘其画像挂于殿上，又令道士配以上等沉香炼制成灵药，夜晚放于香炉内焚香，缕缕香烟中显现出李夫人的幻影，寂静宫殿，四目相对，相顾两无言，惟有泪千行……质地坚硬、油脂饱满的沉香木还是上等的雕刻材料，因材质中凝聚了油质和木质两种质地，对雕工的技艺要求很高，所以，好的沉香木雕极为珍贵。相传三国时，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吴俘杀。孙权恐刘备复仇，遣人将关羽首级送于曹操，意欲嫁祸。曹操知吴计谋，又敬关羽忠义，命人以王侯之礼，用沉香木雕琢出关羽的身躯，与首级一并厚葬于洛阳，即目前关林所在。

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将焚香视为雅事，红袖添香，便是其中一个隽永的意象。正如南唐李后主李煜（961—975年在位）《浣溪沙》词中：“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太平御览》引《襄阳记》载：三国荀彧【yù】为尚书令，相传其衣熏异香，其坐之处，香三日不散。《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从初见至定情亦均借焚香之名，才上演了一出圆满的结局。说起沉香，读者一般会联想到劈山救母的少年沉香。而您可曾知这位小英雄名之所以叫沉香，是源于其父刘彦昌赠予三圣母的一块祖传沉香木。此故事始源宋元南戏《刘锡沉香太子》和元杂剧《沉香太子劈华山》，流传甚广，前几年的动画片《宝莲灯》即是根据此传说改编而成的。

沉香又称“女儿香”，其来历在多种史、志之中各有说法，清代文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记载，古时香山流传女儿出嫁时，娘家会将一片沉香放在嫁妆的箱底，以备女儿为人母时生产疼痛之用。当妇女生产时，将小片沉香磨粉泡水冲服，可活血止痛；再将小片沉香点燃，有催产作用，所以，它是代表父母对出嫁女儿的一片爱心。

在中国沉香亦被用作各种装饰，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唐兴庆宫曾建造沉香亭，明清宫廷内皆崇尚以此木料制成各种文房器物。由于一寸沉香一寸金，贪厚利者因此毙命的并非少数。并非每棵沉香树都出产沉香，就像有些人注定平庸一样，而有志者恰如一株出产沉香的沉香树。

椿树

椿树之名取自“春”字，因其是每年最晚结束冬眠的树木之一，当它叶片长出时，冬天已逐渐消隐，大地则是一片生机了。故此，人植椿树寓意兴旺发达。《庄子·逍遥游》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后世即以“椿”为祝寿之辞，而特指父亲长寿，如成语“椿龄无尽”即是此意。

椿树生长迅速，与之共生的其他树种均甘拜下风，“橓”则是古人对椿树速生性的一种表白，有“百树之王”的赞誉。旧时民间曾传：选新木料盖房或制家具，夜深时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若在榫头和榫眼之间夹上椿木楔子，就消停了，概因“树王”能以柔克刚，辖制它们。从科学的角度讲，是因椿木质地柔软，能够缓冲其他木材因热胀冷缩所产生的摩擦之声。椿木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了制作磨谷去壳的器具“木砻”的上佳木材，椿树又名“木砻树”。木砻，俗称“推子”，多以椿木凿齿为之，形状略似石磨。明宋应星（1587—约1666年）著《天工开物》中有“凡稻去壳用砻”的记载。在碾米机未普及之前，木砻是农村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农具。

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称椿树为“樗【chū】”，雩【yú】，是古人为求雨而举行的一种祭祀，亦是指椿树的果实，俗称樗树子、樗荚，中药名为凤眼草。舞雩，是指古代求雨时举行的伴有乐舞的祭祀。《周礼·春官·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礼·春官·女巫》：“旱暵【hàn，干旱】则舞雩。”《论语·先进》中孔子弟子之一的曾晳谈志向时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白话意思为：“一起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后指乐道遂志，不求仕进。《诗经·豳【bīn】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中国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年）《古代汉语》中释“薪樗，拿樗当柴。薪，用如动词。樗，臭椿。”人皆曰椿树叶基部腺点可发散出臭味，其实椿树并不臭，民间传说椿树曾被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误封为“百树之王”，道教天师张道陵（34—156年）为天下树鸣不平，面斥椿树：样子长得不赖，其实臭不可闻，由此椿树得名“臭椿”。

讲到“臭椿”，就不得不说“香椿”了。香椿和臭椿的形态比较相像，故有不少人把两者混为一谈。香椿归楝科香椿属，木材红褐色而获名“红椿”。两者区别如下：从叶子的外观上辨别，香椿叶根部是浅绿色，叶梢部是黄褐色；而臭椿叶根部是深绿色，叶梢部是灰绿色。香椿叶的边缘有稀疏锯齿；而臭椿叶则没有。更大的特点是香椿每一枝叶片数目总是双数；而臭椿每一枝叶片数目则是单数，它的上端会再多长出一片来。从气味上鉴别，手拿一片叶子搓一搓，闻到香气的就是香椿了。

椿树皮可提烤胶，根皮和果实可入药。果荚可榨油，这种油可点灯和食用。椿树作为樗蚕的一种寄生植物，是其被广泛种植的原因之一。樗蚕幼虫吐丝作茧，其丝可加工成椿绸，织物坚固、耐磨、耐腐、不蛀。还有一种吸椿树树汁的蝉，青灰色的翅膀上有乌黑的斑点，里面还有一件红色的花衣服，我们习惯叫它“花媳妇”，它的学名叫斑点蜡蝉。调皮的孩童喜欢捉住一只就捂在手心，走到同伴跟前，神秘地说：“喂！给你娶个媳妇，怎么样？”说着就要把手松开，斑点蜡蝉也就不失时机地飞掉了。

夏秋的椿树上，多寄生一种也叫“蝽象”的臭虫，俗称“放屁虫”“臭大姐”。其体后有一个臭腺，遇到危险时就放出臭气，令人生厌。一般蝽象会因室内灯光或温度的吸引来到室内来，若有杀虫剂，可喷到窗户上，防止蝽象从窗户进入房内；若无，笔者告诉大家一个土方法：选夹竹桃的鲜叶剁碎泡水再喷窗户，也有不错的驱虫效果。

战国名家的惠施（前390—前317年）告诉道家的庄子（前369—前286年）说：“自己有一棵樗树，大而无用”；庄子即反驳：“樗树因为不能用为材料，所以不被砍伐，这‘无用之用’岂不是它的‘大用’吗？”此后，世人常以“樗材”喻无用之材，亦作自谦之辞。哲人是悟透了人生的，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们仅需要反思，自己如何才能具有大境界呢？

刺槐

刺槐原产北美东部，17世纪初，由法国药草商人吉恩·鲁宾（Jean Robin，1550—1629年）引种到法国宫廷庭院种植。刺槐生态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在受到一致好评的同时，迅速推广至欧洲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刺槐已成为仅次于杨树和桉树的第三大阔叶树种。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大清国驻日本副使张斯桂（1816—1888年），从日本带回刺槐种子，由文人薛时雨（1813—1885年）在南京试种成功，当时它被称作“明石屋树”，只作庭院观赏，很少有人知道。1898年，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第一条马路——亨利亲王大街（今广西路），共栽植了200多株行道树，均是从德国运来的刺槐树苗，并以当时威廉二世皇帝（1888—1918年在位）的弟弟亨利亲王而命名；青岛人称其为“洋槐”“琴树”或“德国槐”。据林学家陈嵘（1888—1971年）著《中国树木分类学》（1937年版）记载：“洋槐，我国在德国人侵占胶州后开始植栽，现早苍翠成林，故青岛有‘洋槐半岛’之称。”如今，青岛广西路上，德国人百年前种植的首批刺槐只剩下两株，几乎丧失殆尽。

20世纪初，德国人在青岛崂山一带及胶济铁路沿线引种刺槐。1903年，山东在济南马鞍山设林业试验场，也开始引种刺槐，不久即推广至鲁中南各县。民国时期，刺槐作为行道树开始在北京种植。玉渊潭曾作为国立北京农科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以及北京农业大学的农、林实习地，先后种植数万株洋槐树。今天玉渊潭公园东西湖南岸仍存有较大数量的刺槐林，构成湖畔槐香幽绵景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安、南京等地的不少植物园或植物研究机构争相引种刺槐，使得这种国内稀有树种很快推广到全国。

当今，刺槐遍植我国各地，已成为我国经济树种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们收入不高，较为清贫，每逢刺槐花飘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家都有春天采摘刺槐花以食用的习惯。具体做法很简单：将采回的嫩刺槐花去梗捡净，清水淘洗，捞出晒干；置盆中，掺上少许白面或苞谷面，加点盐拌匀，上锅蒸一刻钟左右即可出锅；食时滴点香油、拌点蒜泥，真可谓是香味四溢，口感松软，不黏不腻，成为人们餐桌上难得的时令佳肴。刺槐花还可用来煮粥或做鸡蛋汤，口味更是别具一格。

在中国，有一群特殊的游牧者，他们既不放羊，也不放牛马，而是携带着整批的箱子，追逐着盛开的鲜花，从南向北地赶着蜜蜂来“放蜂”。蜜蜂采集不同的花蜜，就酿制出不同的蜂蜜，如椴树蜜、荔枝蜜、紫云英蜜、油菜蜜、枣花蜜、桂花蜜、菊花蜜等；蜜蜂遇上刺槐花，那就是“槐花蜜”了。在国家蜂蜜四等级标准中，槐花蜜与荔枝蜜、紫云英蜜、荆条蜜、椴树蜜等同为一等蜂蜜。

刺槐木材坚硬，耐水湿。可供矿柱、枕木、车辆、农业用材；枝丫和树根易燃，火力旺，热值高，烟少，着火时间长，是上等薪材。叶是营养丰富的高蛋白质饲料，无论是鲜叶还是枯落叶，都为牲畜所喜食。花蕾为清凉性收敛止血药；槐实能止血、降压，根皮、枝叶药用，治疮毒；种子榨油供做肥皂及油漆原料。可见刺槐树全身都是宝。

为了避免天敌伤害，刺槐叶柄两侧原本的两片小托叶进化成了硬刺，从而增强了自身防御能力，使得生存更为有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刺槐如此，做人亦然。近代文学家鲁迅（1881—1936年）在目睹蒋介石（1887—1975年）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后，于1927年10月发表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讲到“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真乃一语成谶【chèn】；而“育好桃李，少种荆棘”则被历代选择仕途者奉为圭臬。

现在不少人误将刺槐当国槐了。其实四招即可识别这两种树。一是树干：国槐主干较直；刺槐长得较随性，树皮也较粗糙。二是叶：国槐小叶7～15片，长圆卵形、墨绿色的无托叶刺；刺槐小叶9～19片，半透明的淡绿色，有托叶刺。三是花：国槐花型小，花期7～8月份；刺槐花型大，是蜜源，花期4～5月份。四是果实：国槐是念珠状的，米黄色；刺槐是扁平荚果，暗灰色，成熟后会裂开。珊瑚

刺桐

刺桐在我国南方地区广为栽培，因其树形似桐而干有刺，故名“刺桐”。其花艳如火，得名“火焰花”；花序硕长，美似象牙，获“象牙红”的美誉。近观，火红花序好似一串熟透的辣椒；远望，树上华美的花朵，好像落满了红色鹦鹉，又称“鹦哥花”。刺桐花还称“苍梧花”，汉代苍梧郡治所在广信县（今广西梧州）；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苍梧即刺桐，岭南多此物，因以名郡。”

刺桐花形优美，更兼具有实用功能，树皮可祛风湿、通经络和杀虫；木材白色而质地轻软，可制造木屐或玩具；树叶、树皮和树根可入药，有解热和利尿的功效。

福建泉州的刺桐盛植于唐代。唐房千里《投荒杂录》云：“闽之泉州，刺桐叶绿而花红，照物皆朱殷然，与番禺（今广州）者不同。”清乾隆《泉州府志·唐文苑》还记载：唐宝历二年（826年），郡守乌仲儒“以女妻之（泉州才子黄晔），为筑十里沙堤，直抵其庐，夹植刺桐。闾里荣之，号秀才堤。”此为泉州大规模种植刺桐的一次确切记载。唐诗人曹松在《送陈樵书归泉州》诗中，提醒友人道：“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想必泉州刺桐美景，已可使人流连忘返了。史载五代时，泉州节度使留从效（906—962年）为了扩建城郭，曾环城遍植刺桐，遂成为泉州一大特征，被世人称之为“刺桐城”。南宋释普济（1179—1253年）在《五灯会元》一书中说，刺桐有个特性，每年先萌芽后开花，则兆年丰；反之，先开花后萌芽，则其年欠；故刺桐习称“瑞桐”。宋代泉州的2位官员，对“瑞桐之兆”各抒己见，观点竟然截然对立。前一位是北宋丁渭，作为廉访使来泉州，作《刺桐》诗道：“闻道乡人说刺桐，花如后发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后一位是南宋知州王十鹏，也写了一首《刺桐》诗：“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花先花后年俱熟，莫道时人不爱红。”丁渭的“不爱红”和王十鹏的“爱红”，虽有争论，但流给后人的却是一段热爱刺桐花的佳话，其出发点皆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东方见闻录》中称泉州为“刺桐州”、泉州港为“刺桐港”。这之后，大概是因连年战火使刺桐减少的缘故吧，吟咏刺桐的诗就少了。1951年，许集美（1924年至今）市长指出泉州市区应当种植刺桐树，并着手搜集各种树苗；可调查后发现，全市范围内竟无一株刺桐树。市苗圃遂于翌年清明节前后派人前往晋江安海养正小学，在校广场七株刺桐树上剪下1000多枝条，带回苗圃试行扦插繁育。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1962年游泉州，写《咏泉州》诗，发出“刺桐花谢刺桐城”的慨叹！易学专家黄寿祺（1912—1990年）也曾赋诗曰：“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寄语州人勤补种，好教万树灿朱霞。”目前已知泉州最早的一棵刺桐树生长在闽南名刹开元寺内，树干多人合抱不拢，1961年种植；其天王殿的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文出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之笔，书者是民国弘一法师（1880—1942年）。1987年刺桐树入选为泉州市树，刺桐花入选为泉州市花。

史料记载，300多年前，当汉人移民到台湾垦殖时，发现台湾的平埔族山胞没有日历，甚至没有年岁，不能分辨四时，而是以山上的刺桐花作为纪年，每逢花开之时，既是新年之始。这样自然美丽的时钟带着淳朴的乡趣，也是人们心中的图腾所向。兰屿岛上的达悟族人称刺桐为“苏旺Suvan”，意即松软的木材，并常用其枝条来制作围篱，或充当炊煮的薪柴，而刺桐花开时，也宣告兰屿的飞鱼季节开始。刺桐树冬季叶片落尽，就像中国古诗句“枯藤、老树、昏鸭，断肠人在天涯”的场景写照，暗黑而光秃的树枝，像极了张牙舞爪的鬼魅，台湾民间因而称它为“鬼树”，故家宅庭园鲜少种植，大多栽种于寺庙或公园中。

珊瑚刺桐又名龙牙花，因花形与刺桐花极相像，故常被人误以为是刺桐。二者区别是：刺桐为落叶大乔木，花期在冬去春来之时，苏轼有诗“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而珊瑚刺桐则是落叶小乔木，花期6～7月份。

大丽花

大丽花原产地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及危地马拉一带。

16世纪，征服者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高原旷野上惊讶地发现有植株高达9m以上的草本花卉，土著人称其为“大丽花树”。这种大丽花树的花心是显露出来的，单生于花梗上的大花，常常将细花茎压弯，而花头呈下垂状；其用于运送水分的花茎粗大中空，蓄含水分。在水源欠缺的高原地带，进行采集、狩猎的人们可砍其枝吸其汁水，或在树干凿小洞吸之，亦称之为“水藤”。往后，人们选用野生大丽花植株较小者，从山地移至庭园进行培植。1789年，西班牙马德里植物园园长、植物学家安东尼奥·何塞·卡瓦尼列斯（Antonio JoséCavanilles，1745—1804年）首次将该花在欧洲种植，并为纪念瑞典植物学家安德烈·达尔（Andrea Dahl，1751—1789年），他将这种来自美洲的奇异花卉命名为“Garden Dahlia”，即姓氏Dahl加植物名词后缀-ia构成。

由于易地而种，单瓣的大丽花产生变异，19世纪初德国已培育出100多个单瓣大丽花品种，接着又选育出重瓣大丽花品种，并于1842年从荷兰引入日本。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在大丽花的育种方面成绩显著。新一代大丽花花形多种多样﹕单瓣、间瓣、半重瓣、重瓣、绣球形、牡丹形、菊形、莲形、芍药形、蟹爪形、波褶形等。花朵直径小的似酒盅口大小，大的赛过碗碟。而花色更是丰富多彩，不但有单色，而且还有复色、三色。特别是它的切花富有鲜艳、醒目、动人的特色，最适合切作花篮和花牌，专供商店开张、舞女捧场、展馆布置之用。故美国人称它为“商界之花”。

我国栽培大丽花始于19世纪末，音译成了“大丽花”，先在上海栽培，以后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地栽培广泛。中名“大丽”与“大利”同音，有“大吉大利”之意，故逢年过节特别是新春佳节的时候，商人们为了博取好兆头，钟爱摆设大丽花，希望大吉大利，财源广进。大丽花乳白色肉质块根，椭圆形外表像白皮地瓜，因此，东北人叫它“地瓜花”。它的块根内还含有“菊糖”，在医药上有与葡萄糖相似的功效，并能入药，有清热解毒、消肿的功效。由于它的花形和花色与菊花或芍药相似，不少外行人就张冠李戴，误把大丽花当菊花或芍药了。北京市中山公园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引种、栽培大丽花，是北京市大丽花养殖规模最大的单位，品种丰富，栽培、展览水平均较高。2004年我国园艺工作者嫁接的大丽花，开了6211朵花，分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和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真不愧为“大丽花王”的称号。这几年，甘肃省临洮大丽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当地花木行业的一张名片，随着品质的逐渐提升，临洮大丽花在国内外苗木市场上名声大振。

矮型多头大丽花是近几十年内才重获发展的矮生类型大丽花品种群。其株丛低矮，分枝多，花头也多，多为单瓣中小型花。花形变化不及大丽花丰富，然而色鲜明艳丽，丰富多彩，结实力很强，适宜花坛种植和盆栽，故欧美称之为“花坛大丽花”。中国引种小丽花要晚于大丽花，它适应性强、管理简便粗放却开花繁茂、花色艳丽，所以，被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选作市花。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1969年12月，国务院批复对天安门城楼进行翻修，其中，大殿棚顶的“金龙和玺”图案被改成“大丽花和玺”图案，1984年维修时，又恢复了原貌。

重瓣大丽花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堪同牡丹媲美，因此，日本人称其作“天竺牡丹”。但大丽花的构造毕竟同牡丹不同：每朵牡丹花的花心内均有大簇的花蕊，而大丽花的花心是由无数朵十分整齐的小花排列而成，成了大花的“花瓣”，这也就不好称“朵”了，而只能叫它“花篮”“花盘”。而且这些小花会随着开放的先后，陆续结实，这同大丽花的近亲——菊花，是完全一样的，亦是菊科植物的主要特征之一。

有首老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其实做人本该如此，正如这大丽花：朵形硕大，色彩丰富，且与时俱进，开得灿烂大方，开得个性张扬。

丁香

丁香原产中国北部地区，因花筒细长如钉，且花香浓郁，故名“丁香”。

丁香枝条细长柔软，花纤小文弱，且多成簇开放，故唐宋诗人常称丁香花为“心结”“愁结”“百结”“丁香结”，以比喻愁思郁结。如杜甫的《丁香》诗“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李商隐的《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陆龟蒙的《丁香》诗“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眷”，李煜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元好问的《赋瓶中杂花》“一树百枝千万结，更应熏染费春工”等等，无不意蕴丰满，我见犹怜。

相传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1357—1419年）诞生后，在他出生地长出一棵暴马丁香树。此树上生有约10万片叶子，每个叶片上都有一尊狮子吼佛的斑纹，树皮上也会显现许多佛祖身像及字迹，故名“衮木”（意为十万身像）。从此，丁香树就被佛教徒誉为菩提树，寺院也多有种植。如：青海湟中县塔尔寺院内有一株600多年的丁香树，被称为“西海菩提”。北京的戒台寺、法源寺不乏百年树龄的丁香树，但最著名的，且要数广安门内大街教子胡同的法源寺了。寺内的前庭后院种植了几百株丁香，交相掩映，每年4月花期，寺院的丁香沁人心脾，号称“香雪海”，曾与崇效寺牡丹、恭王府

海棠

需要说明的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的药用丁香，与我们谈及的观赏丁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切不可混淆并论。在植物分类上，药材丁香属桃金科蒲桃属植物，又称为丁子香、鸡舌香。它以花蕾和果实入药，丁子香果榨出的丁香油，能舒缓情绪郁结而产生的不快与胸闷，更有暖胃、温肾之功效，能治胃寒、吐泻、口臭与牙痛。

谈丁香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及清道光朝时（1821—1850年）京城著名的绯闻事件——“丁香花公案”。俗话讲“寡妇门前是非多”，可当时京城大文豪龚自珍（1792—1841年）偏不信这个邪。话说京城西太平湖畔的贝勒王奕绘（1799—1838年）因病去世，他寡居在家的侧福晋（侧室夫人）顾太清（1799—1876年）一手填词的好功夫名闻遐迩，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客若（即纳兰性徳），女有顾太清”之称。是真名士自风流，龚自珍最知怜香惜玉，三天两头往王府里跑，才男才女终日唱和，好不惬意！这也罢了，龚自珍竟然还写了一首诗：“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诗后特注明：“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而这太平湖畔距贝勒王府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茂密的丁香树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他龚自珍写的就是顾太清么？有个与顾太清有过节的文人陈文述将诗文呈给了王府，奕绘的正室妙华夫人所生的儿子载钧恼怒不已，将顾太清逐出王府。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久任京官的龚自珍突然辞职南行，理由是“罡风力大簸春魂”，意思是高空的强劲风力簸荡春魂，使之惊恐不安，借喻仕途凶险。2年后龚自珍殁世于江苏丹阳，传说认为奕绘族人用鸩酒攫取了龚自珍的性命。而那位顾寡妇最终在西城养马营租了几间旧屋子，艰难地将一双儿女扯大，直到73岁去世。

今人若感受丁香花的芬芳，可先读一首现代诗人戴望舒（1905—1950年）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该诗1928年8月在《小说月报》首发，诗中对那位“丁香姑娘”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戴望舒因此而有了“雨巷诗人”的雅号。

若有读者想要欣赏丁香花盛开时的景致，笔者建议几处地方。哈尔滨市春、夏、秋三季都能观赏丁香花，现在已逾220万株丁香掩映市区，为全国之最，成为名副其实的“丁香之城”；而济南郊区十六里河镇义和庄有一棵树龄超过千年的古丁香树，是至今为止全国最高寿的丁香树；此外，昆明金殿风景名胜区、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丁香谷景区、山东省招远市罗山自然保护区等处，均有较大面积丁香林供游人观赏。每年云南德昂族和傣族在丁香花开之际，都要举行“采花节”，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争相上山采摘丁香花，赠送自己的恋人，寓意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丁香遂有“情客”之名。映山红毛棉杜鹃亮叶杜鹃锦绣杜鹃

杜鹃花

中国是世界杜鹃花的分布中心和发祥地，全国除新疆和宁夏外，各省区均有分布。自然环境中的杜鹃花植株差异悬殊，有常绿乔木、常绿灌木、落叶灌木；常见的多为灌木或小乔木，滇南密林中有巍然挺立，蔚为壮观的大树杜鹃。分布地域的广泛性及植株的多样性，导致了称谓多样性：杜鹃花在朝鲜族称“金达莱”，彝族称“索玛花”，峨眉山称“桫椤花”，云南称“马缨花”，井冈山称“映山红”，湘西称“清明花”，台州称“柴爿【pán】花”。

杜鹃花喜空气洁净的山间或丘陵，特别喜好深山和高山，平原很少有杜鹃花的天然分布。贵州黔西县与大方县交界处有延绵50km的一条自然野生杜鹃林，被称为“地球的彩带、世界的花园、索玛的故里”，每年3月底至4月中旬杜鹃花开之际，吸引大批观花游客前往。湖北麻城龟峰山风景区10万亩（1亩≈666.67㎡）原生态杜鹃花群落，是迄今我国发现最大的杜鹃花原始群落；其中，龟峰山“杜鹃花王”树冠冠茎达6m，树龄300多年，覆盖面积达35㎡。乔木杜鹃是制作木工艺品的优质材料，杜鹃还可入药、制烤胶、提香精。清刻本《本草纲目》这样说：“羊食其叶，踯躅而死，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饮，遂至于毙也。”踯躅，就是徘徊。所以，杜鹃花也叫“山踯躅”，或者是“羊踯躅”，和曼陀罗花一样，也是古代蒙汗药之源。

英国植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 1873—1932年）于1904—1930年曾7次来华，他花钱雇工采集标本，1919年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原始森林中最先发现了大树杜鹃，并雇来民工砍倒了一株高25m、胸径达87cm、树龄达280年的大树杜鹃，锯了个大圆盘运到英国，至今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为洗刷中华民族这桩屈辱历史，植物学家冯国楣（1917—2007年）多次深入腾冲寻找大树杜鹃，历经艰险终于在1981年2月下旬，又在原址找到了大树杜鹃，其中最大的1株“杜鹃花王”高25m，直径逾3m，树龄500年以上，是世界已知的最大杜鹃树。

杜鹃花素有“木本花卉之王”的美称，它的每个果实孕育有上百种子，成熟果实落地后，可随风传播，可就地繁衍，其他植物在其围追堵截中，很难有生存空间，节节退让，杜鹃就成了此处再也难以取代的顶级植物群落。所以，我们总是见到杜鹃花成片成片地出现。江南山民多以此为薪柴，屡砍屡发，足见其适应性和生命力之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作了许多赞诵映山红的美文诗句。唐代诗人白居易是一个花痴，尤爱杜鹃，有首《山石榴寄元九》诗句云：“闲折二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在诗人眼里杜鹃花乃花中西施，相比之下，芙蓉、芍药都不过是老太婆罢了。诗人以花拟人，杜鹃情结，可见一斑。南宋杨万里（1127—1206年）的一首《杜鹃花》诗写道：“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颂扬了杜鹃花质朴、顽强的生命力。现代作家周瘦鹃（1895—1968年）也对杜鹃花情有独钟，竟将名中的“娟”改为“鹃”，甚至不惜重金，给家中常购置杜鹃花。在其散文《杜鹃花发映山红》中抒发他对杜鹃花的至爱。

凡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的读者，一定记得片中插曲：“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杜鹃花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湖南省韶山市韶山冲的毛泽东主席故居的屋前屋后，满眼是漫山遍野、分外妖艳的杜鹃花。这一象征革命与人民幸福的杜鹃花也被选为韶山的市花。鸡爪枫鸡爪枫元宝枫三角枫

枫树

枫树叶子的柄细长，稍有轻风，枫叶便会摇曳不止，所以，“枫”即“风”也，表示招风应风的树。然而，枫树给人留下印象的是秋风中，枫树叶由淡绿变得橙红、花红、艳红、猩红、火红。清陈淏子《花镜》曾描述：“枫树一经霜后，黄尽皆赤，故名丹枫，秋色之最佳者。”先秦古籍《山海经》上记载：“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械，就是桎梏【zhìgù，刑具】，因染有血渍，化而为枫后，其叶也就如血似火了。各地苗族都把蚩尤奉为祖先，至今，苗族还祭枫神，崇拜枫树，不准砍伐。

唐诗人杜牧（803—852年）有首《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言说枫叶是“霜”打红的。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年）《秋山》诗则道：“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在诗人眼里，枫叶竟是偷喝了“天酒”而被染红的。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1260—1336年）在《西厢记》“长亭送别”中，曾这样写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此诗令人怅然若失，遂成经典。其实枫叶的红源自天气条件：植物叶片除了有叶绿素、叶黄素、胡萝卜等色素外，还有一种叫花青素的“变色龙”，遇酸则呈红色。如紫叶李、红苋等的叶子在全部生长季节中都是红的，这是由于红色素在这些植物叶片中常年都占据优势的缘故。进入深秋，天气日益寒冷，特别经霜打过的枫叶的叶片细胞液呈酸性，所以，整个叶片便呈现红颜色。

枫木与胡桃木、樱桃木、柚木等一起，并列为高档的天然家居木材。根及根皮主治扭伤、骨折、风湿痹痛。在民俗中，枫树有“红红火火、团结祥和”之蕴意；“枫”与“封”，“猴”与“侯”同音。人们还常以一大猴背小猴者，称“辈辈侯”；一枫树一印一猴或一蜂一猴抱印者称“封侯挂印”。意指事业腾达，加官晋爵。北美洲还生长一种糖枫树，树液中含糖分3%～10%。如在树上钻孔，树液便源源流出，可制砂糖，此方式不影响糖枫的正常生长。如今湖北省植物研究所引种的糖枫已开始采割糖液。

秋天枫叶变红，连片的丹枫遮天盖地，可渲染出红霞般迷人景色。苏州园林中的拙政园与留园的深秋红枫，红霞似锦，堪称胜景。国内流传有四大赏秋叶名山：北京香山、苏州天平山、南京栖霞山、长沙岳麓山。其中，栖霞山上枫林连绵一片，又称作枫岭，所以，更为纯粹。天平山与岳麓山红叶多为枫香树，须经霜始红；而香山红叶绝少枫树，多为黄栌树；或许，这些并非是观赏红叶之人所知晓与计较的。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的诗篇《沁园春·长沙》中有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即是长沙岳麓山深秋漫山红枫的景致，抒发了作者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当代国画大师李可染（1907—1989年）的代表作《万山红遍》，是红色的经典。作者巧妙运用墨色衬托红色，因而红得非常厚重，也非常鲜明，标志可染先生在运用笔墨表现毛泽东主席诗意方面已经完全成熟，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峙的高峰，以此确立了他的山水画风格。当代学者梁实秋（1903—1987年）曾写过一篇《哀枫树》的散文，记述了他客居美国西雅图时，窗外的枫树，每到秋季就得用大竹耙子将落叶耙拢成堆，联想到他曾在南京清凉山清初画家龚贤（1618—1689年）的故居——扫叶楼时的景象……后来，那棵枫树染病而枯死了，作者无限伤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真正漂亮的红叶就是枫树。业内许多人把枫树叫成“槭树”，那是不对的。100多年前，日本学者小野兰山误将江南一带的“枫香树”认定成枫树后，枫属的植物不得不另选了一个新名“槭”，此谬误后来传入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于是就“枫香变枫、枫变槭”。从而导致今之人所言枫树者，多指槭树科槭树属（Acer）植物的怪现象，其实，“槭”之名疑似与枫树同样具有掌状分裂的、对生复叶的、名叫“七叶树”的省读或缩读。正如台湾学者李学勇先生所言：假若把古今中外所欣赏的枫树误称为槭树，那么，我们就不能与传统文化相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槭树”和“枫树”混为一谈或互相混用的原因。

凤凰木

凤凰木原产于非洲马达加斯加岛，19世纪末引入台湾，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厦门种植，目前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均有引种栽培。凤凰木树冠高大，其“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花期时花红叶绿，满树如火，丽极一时，一树艳火焚尽，来年重生新绿，恰似凤凰涅槃，故而以“凤凰木”命名。然而，异域的凤凰木与中国本土的“凤凰树”——梧桐，完全不同：羽状复叶细小如合欢般对影成双，故而被称为“影树”；那鲜红或橙色的花朵，被誉为世上色彩最鲜艳的树木之一。

国人视凤凰为祥瑞之鸟。《诗经·大雅·卷阿》有句曰：“凤凰于飞，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所言即是周族初兴之时，有凤凰于高岗之瑞兆，周族人认为此事皆因文王有德，故有凤来仪。“凤鸣岐山，兴周八百年”，遂千古美谈，并称颂凤凰高洁品性：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栖。春秋的《鹛冠子》曾云：“凤凰者，纯火之禽，阳之精也。”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1892—1978年）于1921年发表的诗作《凤凰涅槃》中，通过凤凰“自我破坏和创造”的双重感情，也借西方“不死鸟”的传说，结合佛教轮回学说，创造出凤凰“集香木而自焚”更生的故事，表现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喻示着抛弃旧事物，创造全新理想社会的追求，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于是，凤凰就成了永生不死的象征。

20世纪20～30年代，凤凰木由华侨引种在厦门中山公园内，后在鼓浪屿也有种植。早期引种的凤凰木均作为景观树，在公园、外国使馆周围以及私家庭院种植，于30年代后才陆续作为行道树上路绿化。凤凰木的木质松软，树枝易折。1959年8月23日晚，百年未遇的强飓风袭击了厦门地区。凤凰林里株株凤凰木枝折花落，没倒伏的也只剩东倒西歪的主干树桩在那里默哀，一派衰败惨不忍睹，令人痛心。所以，沿海多台风地区种植凤凰木，宜选择抗风能力强的大乔木一同混植，以避免或降低损失。

说到凤凰木，就不能不提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年）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认为：“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他“倾资兴学”，甚至“毁家兴学”的铮铮风骨和精神，犹如厦门街道旁凤凰木的红艳，向世间散发着引人冥想的幽香，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凤凰木不仅是厦门的市树，凤凰木花更是厦门大学的校花。几乎每个厦大的学生心中都有凤凰木花情结，正如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一样，厦门大学的凤凰木花在国内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凤凰木花季为6～7月，每当看到校园内凤凰木开花，就知道又有一批学生要毕业了，所以凤凰木花又称为“毕业花”。曾经的学子此时均怀抱着对未来的期待，怀抱着生命中无限的憧憬，认为自己即将如凤凰涅槃、破茧化蝶般绽放生命中最绚烂的光彩。

现代女作家张爱玲（1920—1995年）在1943年发表短篇小说《倾城之恋》中，通过女主人公白流苏的想象描写凤凰木：“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文中可见张爱玲对凤凰木的印象之深刻。而现代诗人郭小川（1919—1976年）1962年创作的诗歌《厦门风姿》中，用文笔所描绘出的凤凰木，犹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看，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读郭小川诗句中的自然风光描写，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屈原的《九章·涉江》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讲的是：鸟飞千里，最终会返回自己的鸟巢；狐狸将死时，头总朝向出生的小山头。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落叶归根之意，无论走多远，心中思念的始终是自己的故乡。海外华侨引进命名为“凤凰木”的树种，再次证明国人对故国家园的那份依恋，其实是一种寄托，是对“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最好的注释，亦是对自己生命之根的守护。

凤仙花

凤仙花原产我国及亚洲南部，唐已有栽培，因单瓣花朵“宛如飞凤，头翅尾足俱全”，翩翩然“欲羽化而登仙”而得名“凤仙花”。明《群芳谱》曰凤仙花：“其花头、翅、尾、足俱翘然如凤状，故又有金凤之名。”凤仙花的茎有治疗风湿疼痛和跌打损伤的功能，被叫作“透骨草”，其种子成熟会自然开裂并弹出很远，中医称之为“急性子”，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曾记载此药。由于凤仙子“能透骨软坚”，煮肉时放入几粒，容易软烂。所以，浙江一带常以凤仙花植株佐餐，嫩株炒食，味道鲜美。史传，南宋光宗赵惇（1190—1194年在位）的李后讳凤，宫中嫔妃及侍从为避讳，改称凤仙花为“好女儿花”。凤仙花的英文名字叫“Touch me not”，其直译意是“勿碰我”，十分有趣。

最早咏凤仙花的是唐人吴仁璧，其《凤仙花》云：“香红嫩绿正开时，冷蝶饥蜂两不知。此际最宜何处看，朝阳初上碧梧枝。”凤仙花生命力顽强，种子自行落地后能发芽、生长、开花，无须人费精力照料，有人竟然以此为由，将其列为“贱品”花卉，视其为菊花的婢女，起名“菊婢”。南宋诗人徐玑对此颇为不满，特作《金凤花》诗讥讽：“鲜鲜金凤花，得时亦自媚。物生无贵贱，罕见乃为贵。”毛泽东主席在1907年曾作《咏指甲花》诗，坦言道：“渊明爱逸菊，郭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表现出傲视严酷环境的人格意志；一代伟人独爱不起眼的小凤仙花，这倒是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的。

用凤仙花染红指甲是女子古来已久的一件雅事，在漫长的岁月中曾染红了无数女子的纤纤玉指，所以，凤仙花又有“指甲草”“指甲花”的称谓。明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记载：“唐杨贵妃（719—756年）生而手足爪甲红，谓白鹤精也。宫中效之，此其始也。”唐李贺（790—816年）《宫娃歌》中写有“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的诗句。元代文人杨维桢（1296—1370年）在《凤仙花》一诗中有“弹筝乱落桃花瓣”的语句，形容女子弹古筝时，用涂了凤仙花的红指甲轻轻拨弦，红手指上下翻动，好似桃花瓣落纷纷，看的人、听的人，都是如痴如醉的。具体操作步骤是：先将红色凤仙花捣碎末，加少许明矾；再用竹篾将要染的指甲细细磨打，然后将花泥涂抹在指甲上，用花叶或布帛裹之，再用线绕紧扎好。一般是在睡前染，一夜睡醒，敷过的指甲便成猩红色，那种妖娆感，未有此经历者是无以体验的。若一次浸染不够，可连续浸染三五次；如此染过的指甲，洗涤不去，日久渐退。染红指甲拌以明矾是因为凤仙花瓣中的有机染料不易附着在指甲上，需借助明矾这种媒染剂，指甲才能吸收花中染料。

清民俗学家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吴郡，指今苏州）曰：“吴俗，闺房中七月夕盛行染指甲之俗，多染无名指及小指尖，谓之红指甲。”另外，南方一些地方忌女孩染食指，迷信认为，女孩若染了食指，长大婚后会克死婆婆。清代文人李渔（1611—1680年）就极不喜欢女儿家用凤仙花染甲的小把戏，他在《闲情偶记》中说：“纤纤玉指，妙在无暇，一染猩红，便称俗物”，所言自有见地。

凤仙花漂亮、实用、好养，不少人家就给女儿取名“凤仙”，其中最著名的“凤仙”，要算是民国初期的京城名伎小凤仙（1900—1954年）了。当时的小凤仙正委身北京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云吉班卖唱接客做生意，以其才貌色艺俱佳，名震京师，为民国初年北京城红极一时的名伎。自从她不期而遇被袁世凯（1859—1916年）软禁于京城的蔡锷（1882—1916年）将军后，倾慕对方的高远志向，主动掩护这位反帝将领摆脱袁世凯的监视逃离北京。此段传奇被改编成电影《知音》，于1981年上演，一时引起轰动。后来，蔡锷经辗转回到云南后，通电讨袁。1916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同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从那之后，小凤仙即销声匿迹、不知所踪。的确，蔡锷的英年早逝，带给年龄尚小，但已略知世事的小凤仙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已年迈的她才再度在沈阳现世，几年后即因病而逝。柑橘金橘柑橘柑橘朱砂橘金橘

柑橘树

柑橘，原产中国，是橘、柑、橙、金柑，柚、枳等的总称。古代柑橘特别珍贵，《禹贡》记载夏朝柑橘为贡税之物。东汉崔实《政论》说：“橘柚之实、尧舜所不常御。”《春秋律·运斗枢》载：“璇枢星散为橘”，其意思是说天上的璇枢星散落下来化为人间之橘。橘在古人的心目中已不是人间凡品，而是天仙所食之仙果。西汉刘向《列仙传》载曰：“穆天子会王母于瑶池，食白橘、金橘。”周代，楚国将橘作为社树，用于祭祀，是“封疆之木”，乃社稷的象征。屈原就曾写下国人的第一首咏物诗《橘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比喻人的习性也会因环境影响而变。枳又名枸橘，俗称臭橘，果肉少而味酸。橘和枳都属于芸香科，但不同种；橘不会变成枳，古人观察不周，因而造成误会，但“橘化为枳”的成语则流传至今。战国时，人们就知道橘、香橙、枳是属同一类的果树。南北朝时期的古籍《异苑》中分出了“柑、橘、橙、柚”。世界首部柑橘专著《橘录》南宋韩彦直于1178年撰写，记载了27种柑橘。《三国志》记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陆绩，6岁时随父赴九江见袁术，袁术以橘招待。辞别弯腰作揖时，有橘从陆绩怀中滚落在地，袁笑他：“你是我的贵客，怎么还偷柑橘呢？”陆答：“我是想拿回去给母亲尝个新鲜。”袁术听后深感他将来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陆绩怀橘”成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广为流传。三国吴丹杨太守李衡种橘，以柑橘比喻“木奴”并载入典籍；唐朝元稹曾有诗写道：“绿粽新菱实，金元小木奴。”“橘井泉香”典故源于晋葛洪《神仙传·苏仙公》。《辞海》“橘井”条释：“相传汉代苏仙公得道仙去前，对母亲说：‘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一升，檐边橘叶一枚，可疗一人。’第二年，果然发生疫病，他的母亲依他的话医治病人，果然都痊愈了。”

唐宋时代，凡气候适宜栽培柑橘的地方，户户栽橘，人人喜食。唐代《大唐新语》中有一则橘子轶事：“四川进贡的柑子皆用纸包裹，既可减少水分流失，又可避免碰伤。有个地方官认为用纸不足恭敬，就改用绸布。送走后，又担心受到朝廷的斥责，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传来有御史甘子布到来。此官大惊失色，连忙前去迎接，反复解释。御史听完后道：‘本御史名叫甘子布，不是来追究你用绸布裹柑子的事情，你搞错了。’闻者莫不大笑。”

书法作品如王羲之的《奉橘贴》为书法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苏东坡在《赠刘景文》中提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元末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刘基的《卖柑者言》中，借柑子的外表华美，内里干若败絮，来讽喻元末封建官僚无功而厚禄的腐朽本质。

金橘可吃，香脆甘甜。金橘树形虽小，一般连盆带树不足70cm高，但却果实累累，有的达数百之多，把枝叶压得弯弯的，椭圆形的小果实金灿灿，非常逗人喜爱。春节过后，有些人用蜂蜜把金橘浸泡起来，可用以治疗哮喘。不少人于春节时会购买橘盆栽摆放，所以也称为“年橘”。红橘是广东特有橘种，其果形较圆，表面长满了白白的茸毛，非常可爱。寓意大红大紫，银粮满仓。广东地区流行新春佳节互赠橘子的风俗。小辈给长辈拜年时要以叩头作揖贺年，而长辈就用红纸包着钱或拿柑橘赏给小辈。通常，女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这些东西。在很多地方结婚、闹新房还有吃橘子的习惯，取橘果内子瓣多，祝新人早生贵子之意。“桔”为“橘”的俗字，一般多用于俗文书的一种与字书规范写法不同的字，由于“桔”含着一个“吉祥”的“吉”字，民间常把柑橘叫“大桔”，取其谐音“大吉”，代表“吉祥”和“团聚”。在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活动便是“橘子灯”，后称为“橘子龙”。当代作家冰心（1900—1999年）的散文《小桔灯》发表于1957年，作者善于从看似寻常的事物中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一滴水能够见太阳，从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的所言所行，衬托其无处不蕴含着内在的美——心灵美，情操美。

格桑花

格桑花藏语称为“格桑梅朵”，“格桑”寓意为“幸福”，“梅朵”乃花朵之意。藏区的人们把几乎所有颜色鲜艳的野花都称作“格桑梅朵”，其中包括：高原杜鹃、雪莲、狼毒、报春花、波斯菊、翠菊、垂头菊、鸡冠菊等，所以，不明就里的内地游客耳闻目睹的格桑花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格桑花的学名叫“金露梅”，一种喜欢阳光充足、忌高温多湿的高寒植被，青藏高原是其适宜生长的地方之一。因为花形似梅、花色金黄而被冠以“金露梅”这个的称谓，也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市花。

金露梅植株极其耐寒，可忍受-50℃的低温，这得益于其发达的根系，是其耐高寒、抗风雪、耐旱涝的秘密所在。这种在青藏高原广为分布的灌木，在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每逢风雪还在肆虐，严寒还未散尽的早春季节，金露梅的枝头就已率先长出嫩芽，向世间传递春天的讯息，这种秉性，还真和梅花有几分相似。

在高寒牧区，金露梅不仅是优良且产量较高的牧草，同时也是一种常用药物和保健产品，叶能清暑热、益脑调心调经、健胃，主治暑热眩晕、两目不清、胃气不和、滞食、月经不调等；花可治妇科疾病，将其嫩叶蒸炒后代茶用，是青海河湟地区的不少百姓的习俗。金露梅枝条纤长柔韧，过去农闲时，农民便将金露梅的枝条做成洗锅刷，用毛驴车拉到西宁城贩卖。“卖刷刷，卖刷刷”的赶毛驴车的农民叫卖声，便成了那个年代西宁大街小巷一道令人难忘的民俗景观。

金银滩草原是环青海湖牧草长势最好的草原。由于草原在夏季盛开金露梅、银露梅两种花而得名。银露梅与金露梅同是一个属，因为进化过程中基因发生了变异，银露梅的花色变成了白色。1941年春天，中国电影创始人之一的郑君里（1911—1969年）导演，率领摄制组千里迢迢地来到金银滩草原，拍摄一部叫《祖国万岁》的影片，他特别邀请了客居西宁的音乐家王洛宾（1913—1996年）参加拍摄。在金银滩草原上，王洛宾结识了藏族少女卓玛，并于第二年创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从那时起，金露梅与银露梅便与爱情有了难舍的关联。这不禁让笔者联想起“宁负如来不负卿”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年）写给心仪的姑娘玛吉阿米的情诗《见与不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金露梅在青海被称为“扁麻”。“扁都口”即为“扁麻多”的变音，这是祁连山中段的一条山峡通道，贯通甘、青两省，被古人称为“大斗拔谷”的险关要隘。自汉唐以来，一直是西部羌、匈奴、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相互联系和出入甘青之间的重要通道。西汉名将霍去病（前140—前117年）曾率数万汉兵经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深入匈奴驻地千余里，大破浑邪王，河西从此纳入汉朝版图。《隋书·炀帝纪》中记述隋炀帝（605—618年在位）西征吐谷浑，六月进入扁都口，天气突变，大雪纷飞，在暴风雪袭击下，“士卒冻死大半”。然而，历史进入1949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从西宁一带向北迂回，翻越海拔逾4000m的祁连山，也是从当年隋炀帝经过的扁都口鱼贯而出，包抄计划退守新疆的甘肃河西的国民党残部，并一举解放了民乐县全境，进而挺进张掖。

敦煌石窟藏经洞发掘的乐谱《撒金沙》是唐代宫廷的教坊曲目，经过音乐理论家叶栋（1930—1989年）数年苦心研究译谱编配，应用五声音阶羽调式与燕乐正宫调式的交替手法创作而成。“撒金”在藏语中，乃指美丽草原上的一种黄色花朵，即金露梅；因此，该曲名实有“金露梅花开”之意。最后，笔者再为读者提供一条关于格桑花的传说。“格桑”在藏语完整地词是“格巴桑布”，“格巴”意为时代、世代，“桑布”就是昌盛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盛世之花”的意思。在藏族的传说里，格萨尔王（1038—1119年）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一生戎马，扬善抑恶，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高原上最美的花是格桑花，高原上不朽的英雄是格萨尔王。这里的“格萨尔”就是“格桑花”的转音，是花中之花，是花之精英。如此看来，“格桑花”的叫法至少开始于1038年之后。

珙桐

珙桐是我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植物，它和银杏、水杉、银杉并列为“四大植物活化石”。每逢花期，珙桐一树白花在绿叶中摇曳，宛若千万只白鸽栖息于树梢作振翅欲飞之态。其实，珙桐像是白鸽翅膀的两片白色大花瓣是由珙桐叶转化而形成的苞片；苞片内有棕色球状花序，恰如一羽白鸽头部的“眼睛”和“嘴巴”；黄绿色的柱头极像白鸽的嘴喙。因此，珙桐多被世人形象地称为“鸽子树”。

谭微道，是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皮埃尔·埃蒙·大卫（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年）的中国名，也是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1869年珙桐花开之季，大卫在四川穆坪（今宝兴县）首见珙桐，远望一树树白鸽迎着微风轻轻舞动着双翅，美丽而祥和，他被眼前的奇景迷住了，断定这是新的树种，随后就将采集的标本寄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分类学家拜伦（H·Baillon）于1871年在该馆出版的杂志中，根据大卫的这份中国标本建立了单种新属珙桐属（Davidia），其拉丁属名就是珙桐的发现者大卫。

1888年，法国植物分类学家阿德里安·勒内·弗朗谢（Adrien René Franchet1834—1900年）的《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出版，书中首次刊登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珙桐花的彩色纵剖图——素描和彩色渲染让花枝显得栩栩如生，在夸张的苞片上，可以看到细致清晰的脉络。如此美丽而传奇的珙桐花，引发欧洲园艺界的轰动，珙桐被誉为“中国鸽子树”，这也自然引起了花木商人的注意。1899年，首次来华的英国人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年）受英国维彻花木公司老板哈里·维彻（Harry Veitch）爵士派遣，前来采集珙桐种子的。1903年，珙桐被引种到英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国家，成为欧美园艺界的重要观赏树木。1955年，美国华裔学者李惠林博士根据珙桐属（Davidia），建立单种珙桐科（Davidiaceac）。

1954年4月，新中国的周恩来（1898—1976年）总理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在游览苏黎世时，听导游员津津有味地谈起城市里广泛种植的珙桐故乡就是中国时，周总理连连称赞，感慨万千，回国后，他立即指示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研究、栽植。考察发现，我国野生珙桐分布很广，贵州梵净山、湖北神农架、四川峨眉山、湖南天平山等处都可以见到零星或小片的天然林木，它们大多生长在海拔1200～2500m的山地，湖南桑植县八大公山珙桐湾有株“珙桐王”，胸径1.6m，树高35m以上，经鉴定树龄1200年以上。2008年4月，四川省荥经县龙苍沟乡发现了近10万亩（1亩≈666.67㎡）珙桐群落，在国内尚属罕见。经过我国园林工作者多年不懈地人工引种栽培，珙桐现已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郑州等许多城市的公园里安家落户，供人观赏。北京植物园栽培的珙桐，也能正常开花，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大陆地区陆地栽培的最北位置。“昭君出塞”是中国西汉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王昭君为了胡汉和好，毅然出塞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前58—前31年在位）结为夫妇。在王昭君的故里，今湖北兴山县万朝山仍有野生珙桐种群，当地民间流传：身处异邦他乡的王昭君思乡心切，隔三差五地让白鸽为她千里传书，千万只送信的鸽子，栖息在故乡的树上，天长日久竟化作为洁白的花朵，成了鸽子树。其实，鸽子只认窝，不认主人，无论有多远，只要把鸽子放出去，它总能找到回家的路。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张九龄（678—740年）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日本侵华作战部队序列中，曾有专门的信鸽部队随军作战，担负战地情报传递工作。二战期间，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陈纳德（1893—1958年）将军及“飞虎队”前往中国时，也曾带去数百只信鸽。今天，这些信鸽的后代仍在我国成都军区的一支部队服役。宁夏枸杞宁夏枸杞宁夏枸杞宁夏枸杞宁夏枸杞

枸杞树

枸杞树，原产自中国，因“棘如枸之刺、茎如杞之条”而得名。其果谓“枸杞子”，味道微甜，采摘之后，先荫晾，再曝晒，形似“葡萄干”状，可食、可药。在甲骨文卜辞中，殷人就常借用“杞”与“黍”“稷”“麦”“稻”等农作物的丰欠来进行占卜。《诗经·小雅·北山》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其大意是：登上北山那高梁，采些枸杞子尝一尝。由此可见，枸杞的栽培历史渊源久矣。

几千年前，古人就发现枸杞浑身都是宝，常食枸杞子可“留住青春美色”“与天地齐寿”。相传西汉谋臣张良（约前250—前186年）辞官隐居后常采银耳炖食，银耳意即“清白”，而唐名相房玄龄（579—648年）则认为大丈夫不能只图清白，还应视死如归，枸杞意即“抛头颅洒热血”，此为“枸杞炖银耳”名称由来。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首次将枸杞列入中药，并记载：“久服枸杞能坚筋骨、耐寒暑，轻身不老，乃中药中的上品。”因此，枸杞花被称为“长生花”；枝条被称为“仙人杖”“西王母杖”；根皮是中药“地骨皮”；嫩叶叫“天精”，可泡茶饮用，称为“地仙茶”。唐代诗人徐夤【yín】曾在《谢尚书惠腊面茶》诗中写道：“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的赞美之辞。

王怀隐是北宋名医，他编著的《太平圣惠方》一书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使者去西河（今山西汾阳）办事，路遇一青年妇女正责打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使者深感气愤，问女子：“这老者是你何人？”女子说：“是我孙子。”使者又问：“为何打他？”女子道：“我家有良药，他不肯服用，故而责打。”使者问：“你家的药有几种，能否告诉我？”女子答：“药有一种，春名天精，夏名长生草，秋名枸杞子，冬名地骨。按四时采取之，可与天地同寿。”使者听罢，急忙记录下来，相传至今。

枸杞子自古就被用于明目，“要想眼睛亮，常喝枸杞汤”，所以，老百姓又把它叫作“明眼草子”。南宋诗人陆游老年时两目昏花，视物模糊，后来常吃枸杞子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他还作了“雪霁茅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的诗句。古谚说“离家千里，勿食枸杞”。是说此物能够助阳，当然，这是对男性而言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枸杞子：“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补精气不足，养颜，肌肤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唐代刘禹锡见佛寺内种枸杞树，遂作《枸杞井》诗：“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北宋黄庭坚（1045—1105年）在佛寺同见枸杞树，则生疑道：“扶疏上翠盖，磊落缀丹乳，去家尚不食，出家何用许……”

世界枸杞在中国，中国枸杞在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枸杞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Chinese wolf berry），健康食品市场上却被称为“喜马拉雅枸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宁夏中宁所产枸杞优于我国其他地区，虽然中宁枸杞被各地引进种植，但是其他各地所产枸杞，无论是营养还是外观上，均与中宁枸杞有所区别。中宁枸杞呈椭圆型，最大者长可近寸，颜色为红色或紫红色，果脐有明显的白色。打开包装后会有一股特别的香味，放入清水中短时间内不会下沉。中医处方中有写“甘杞子”者，是因为宁夏古属甘州的缘故。《中国药典》中规定：为宁夏枸杞方可入药，入药枸杞为宁夏枸杞干燥成熟果实，其功效为补肾、益精、保肝、明目。枸杞的采摘期恰逢夏季，采摘者须顶烈日、忍蚊叮，徒手采摘刺枝上的枸杞，一般2.5kg鲜枸杞可晒0.5kg枸杞干。据中宁老一辈人回忆，民国时，茨园（枸杞园）面积小，产量低，大都集中在大户人家，一般农户只有零星种植。每当枸杞收获之后，一些茨园大户，便带上一口袋新鲜枸杞子，去逛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一路盘缠及归来时给家人带的物品，都有了。

1933年12月，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季羡林（1911—2009年）写作了第一篇抒情散文《枸杞树》。文章回忆了1930年夏，他第一次到北平考大学，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伴着院内一棵苍老的枸杞树，读书备考，做着理想之梦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广玉兰

广玉兰原产于美洲，从晚清引种国内至今，栽植历史不过区区130余年。广玉兰花大，形似荷花，被人称作“大花玉兰”“荷花玉兰”，又有人称它为“洋玉兰”。再加上其耐烟抗风，对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有较强抗性，实为美化树种。广玉兰花朵雪白，芳香馥郁，花开时散发出阵阵清香。在花半开之际把它摘下来挂在房间，就可以让整间房子充满花的香味，比香水还好用，被世人冠以“芬芳的陆地莲花”的美称。广玉兰花含芳香油和木兰花碱，可制鲜花浸膏；叶供药用，治高血压，故此，备受人们的青睐。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8月起，刘铭传（1836—1896年）在台湾，屡次击败号称世界一流的法国侵略军；1885年3月，镇海招宝山威远炮台守备吴杰（l837—19l0年）统带亲自操炮击中法舰队头目孤拔，此君不得不撤退疗伤，2个月后丧命于澎湖。同期，冯子材（1818—1903年）取得镇南关大捷；消息传回法国，引起了巴黎的政潮，茹费理（1832—1893年）内阁因对华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上述清军将领皆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的淮军，尽管将士克敌制胜，赢得中法战争。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清廷向战败的法国求和，落下一个“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怪谈，这当属后话。

大清政权的实际掌控者慈禧（1835—1908年）太后闻讯大喜，拟向淮军参战有功人员赏赐，最终，李鸿章便请太后赏赐了一批刚从美国进贡来的108棵广玉兰，转发战争的各路将士。清朝时广玉兰可是一种极其名贵的树种，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淮军的老家合肥栽种，每位立功将领都领了广玉兰种在自己的庭院里，使得合肥一带至今仍保留许多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如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故居肥西大潜山老圩内还有棵120年的广玉兰，树高18m，据说是刘铭传亲手所植。在李鸿章享堂院内，也植有2棵广玉兰和2棵石榴树。真是无巧不成书，100年以后的1984年9月25日，经合肥市九届八次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广玉兰为合肥市市树，市花则是石榴花。

由于广玉兰的不凡“亮相”，江淮一带大户人家均以栽植广玉兰为荣耀，扬州何园中的玉绣院、苏州木渎的严家花园、湖州南浔适园等私家园林处，均可寻觅到此树身影。民国时期，江苏南通海安县民主人士、两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1857—1942年）公馆的后院，植有一棵伟岸挺拔的广玉兰树。树下有个小花厅，人称“西花厅”。1940年春，日寇猖狂，敌伪作伥，披着腥风血雨，新四军军长陈毅（1901—1972年）率江南新四军北渡，主动争取在苏北颇有影响的韩国钧先生支持新四军抗日，曾登门拜访。就在这株广玉兰树下，陈毅与韩国钧老人多次议抗日救国大计。韩国钧欣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并与刘少奇（1898—1969年）、陈毅结成好友。以80多岁高龄的在野之身，一再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而奔走呼号，严词拒绝与汪精卫日伪的威逼利诱，至死不渝，被誉为“抗日楷模”。如今，当年的“韩公馆”已是海安县博物馆所在，初夏时，乳白色玉兰花开满枝头，雍容高洁，清香扑鼻。香港《文汇报》曾载文称之为“玉兰王”。南通市定广玉兰为市树，而南通市境内最大的一棵广玉兰则是海安韩国钧故居内的这一棵，高超过10m，干径超过1m。

白玉兰与广玉兰最大的区别是白玉兰先开花，花败了才有叶，花小叶薄；广玉兰不落叶，花开时叶子依然是主角，花大叶厚，叶正面有蜡质层。翠绿间几点纯白，风过淡淡的花香。在绿化带应用中，将广玉兰与红叶李间植，并配以桂花、海桐球等，不仅在空间上有层次感，而且色相上又有很大的变化，打破了序列空间的单调，产生一种和谐的韵律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代文艺评论家陈荒煤（1913—1996年）于1985年写成的散文《广玉兰赞》，其结尾是这样的：“我爱广玉兰的嫩芽、花苞、盛开的幽香和洁白的花朵，但是更加令我敬爱的是玉兰花那棵挺立在枝头上不断喃育出新芽的红心！”对于艺术家来讲，一颗红心不死，其作品就能够迸发出强烈的光和热，点燃人们心灵的希望之火，照亮前进的道路，才能获得真正的永恒。

桂树

桂树原产我国岭南地区，因其叶脉如圭而称“桂”，广西桂林即取意“桂树之林”。农历八月别称“桂月”，概因此月桂花开，有歌摇云“八月桂花遍地香”。花期恰是中秋赏月佳时，月中阴影形似桂树，故桂树亦称“月桂”；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国人遂放飞思绪，终成“吴刚伐桂”的神话。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道：“旧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人常砍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一句就出典于此。

历代文献不乏桂树记载：《吕氏春秋》有“物之美者，招摇之桂”；《九歌》有“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长门赋》有“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yín】”的诗句。《晋书·郄诜【qièshēn】传》载：郄诜升为雍州（今陕甘宁一带）刺史，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在位）在东堂接见他，问他自以为如何，答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用广寒宫中一枝桂、昆仑山上一片玉来形容特别出众的人才，这便是“蟾宫折桂”典故的出处，后多比喻科举时考中进士。

桂花花蕾小巧，芳香弥浓，古人称之“天香”。唐代宋之问曾赞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月窟飞来露已凉，断无尘格染蜂黄。纤纤绿裹排金粟，何处能容九里香？”宋代范成大的这首诗，道出桂花所以有香雾着人，芬芳九里，是因为“月窟飞来”“断无尘格”。自此，桂树多了一个“九里香”的雅号。因为桂花清香高洁，也是“比德”的好材料，据明廖用贤编《尚友录》记载：“汉武帝谓东方朔，孔、颜之道德何胜？”东方朔曰：“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意思是说：颜渊的道德是高尚的，但他只像一山桂花，独自芳香；孔子的道德像春风一样浩荡，天下万物都受其化育熏陶。

国人喜爱桂树，除了那总能令人陶醉的宜人芳香，更是因那随砍随合，永远年轻的寓意。唐代冯贽《南部烟花记》记载：陈后主陈叔宝（583—589年在位）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于庭院中，植桂一株，树下置药杵臼，并使张妃驯养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古人吟诵桂花的诗句笔趣不少，这是明代解缙（1369—1415年）撰的一联语：“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联中谐音构思奇巧，足见新颖有趣。桂花长寿，全国现存百年以上古桂2200余株，千年以上的古株约占0.5%，著名的有陕西南郑县圣水寺的“汉桂”、江西南昌青云寺的“唐桂”、成都北泉公园的“宋桂”、桂湖公园的“明桂”、绍兴鲁迅故居的“清桂”等。在我国古典园林中，桂花常与建筑、山石相配，以丛生灌木型的植株植于亭、台、楼、阁附近。《花镜》中曾这样描述“金风播爽，云中桂子，月下梧桐，篱边丛菊，沼上芙蓉，霞升枫柏，雪泛荻芦。……乃清秋佳境也”。旧式庭园常用对植，古称“双桂当庭”或“双桂留芳”。在住宅四旁或窗前栽植桂花树，能收到“金风送香”的效果。传统配置中自古就有“两桂当庭”“双桂留芳”的称谓，也常把玉兰、海棠、牡丹、桂花4种传统名花同植庭前，以取玉、堂、富、贵之谐音，喻吉祥之意。全国最知名的“桂园”，莫过于位于重庆市中山四路65号，原国民党上将张治中（1890—1969年）的公馆，“桂园”得名于院内所植的2株桂花树。1945年8月，张治中特将此处备作从延安乘专机飞抵重庆谈判的中共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内的市内办公会客之所。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曾宴请过各国驻华团体负责人和中外各界友好人士。这里亦是当年国共两党代表进行谈判和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的旧址。

桂花除观赏价值外，更具有保健、食用、药用价值。桂花其性温味辛，具有“生津、辟臭、化痰、治风虫牙痛、润发”等功效。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等，均为人民所喜爱。桂花树也可以结果，但果实不能吃。最后需讲清楚：烧肉常用到的调味品桂皮，并非木犀科的桂树，而为樟科的肉桂和大叶清化桂的干皮和枝皮。

桂圆树

桂圆树是我国特有的热带、亚热带果树，主产于江南及云、贵、川等南方诸省。因成熟于桂花飘香的农历八月，八月为“桂”，加上其果实呈圆形，所以称为桂圆。又因其果肉剔透晶莹偏浆白，隐约可见肉里红黑色果核，极似眼珠，故以“龙眼”名之。北宋人苏颂《图经本草》载：“龙眼生南海山谷中，今闽、广、蜀道出荔枝之处皆有之。”

桂圆与荔枝、香蕉、菠萝同为岭南四大珍果。自古以来桂圆都被国人视为滋补佳果，谚云：“北方数大枣，南方数桂圆”。古时桂圆被列为重要贡品。文献中有许多关桂圆的记载：汉代的人们常将桂圆、荔枝2种水果并称。其中缘由包括这2种水果的产区非常一致。另外，这2种果树的树形和树叶都非常相似。桂圆的成熟期一般都是跟着荔枝之后，且果实比荔枝小，因此，桂圆有“亚荔枝”“荔枝奴”的别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橙桔、龙眼、荔枝。”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云：“龙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西魏文帝元宝炬（535—551年）曾诏群臣：“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

桂圆通常被当成益脾健脑的补品，历史上南方“桂圆”北“人参”之称。桂圆其叶、花、根、核均可入药，有补气血、益智宁心、安神定志的功效，可治疗贫血、心悸、失眠、健忘、神经衰弱及病后、产后身体虚弱等症状。明朝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写道：“龙眼味甘，开胃健脾，补虚益智”“资益以龙眼为良”的评价。《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六回写到宁荣两府经过抄家之后，已经败落。丢失通灵宝玉的贾宝玉因病由和尚送到贾府……宝玉魂魄出窍，回到太虚幻境，尽见一些死过的人：黛玉、元春、尤三姐、鸳鸯、晴雯、凤姐、秦可卿、迎春等人。此时只见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宝玉喝了几口，渐渐地定了神。后来又连日服桂圆汤，一天好似一天，渐渐地复原起来。“三元”指解元、会元、状元；分别对应于科举三级考试的乡试、会试、殿试中的第一名。三试均考中第一名，称为“连中三元”“三元及第”，连中三元极少出现，堪称科场佳话。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耀，现在都拿来比喻接连获胜。据知元代仅1人（王宗哲），明代300年中亦只2人（黄观、商辖）。民俗中常以荔枝、桂圆和核桃各3枚寓意“连中三元”，因这3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此外，桂圆与红枣、花生、板栗一起摆放于新婚洞房中，有“早生贵子”和“平安富贵”之意。

桂圆树木质坚硬，纹理细致优美，是制作高级家具的原料，又可以雕刻成各种精巧工艺品。桂圆花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桂圆蜜是蜂蜜中的上等蜜。桂圆除鲜食外，还可制成罐头、酒、膏、酱等，亦可加工成桂圆干肉等。

广州花都区官禄埔村的一口井旁有株桂圆树，相传是洪秀全（1814—1864年）在12岁时，亲手移植的。此树1850年开花结果，当年正是洪秀全酝酿武装起义。1856年，这株桂树遭到雷雨劈击，致使其四分五裂，当年巧合“天京内讧”。当时村民对被雷劈裂的桂圆树的树杆扶持培土，并架上护栏支撑，砌上砖石围护。桂圆树焕发生机，年年开花结果，婆娑茂盛。1961年（又说是1959年9月），原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谢觉哉（1884—1971年）在参观洪秀全故居时，即兴题写了一首诗：“天王理想今日现，扫尽不平才太平。留得千载龙眼树，年年展眼看分明。”

桂圆树还是四川泸州的市树。市区的龙马潭小区沿江路中央的2棵上百年的桂圆树尤为引人瞩目，俨然已成爱树护树的标志。西晋文学家左思撰《蜀都赋》中曾言：“旁挺龙目（即桂圆），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绍朱实之离离”之句，即言泸州桂圆。泸州马边县张坝桂圆林，是四川省唯一的农业观光基地，现有桂圆树15000余株，其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清代“湖广填四川”时，作为中国内陆桂圆种质资源基因库，作为北回归线以上桂圆林适宜地带最集中的、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桂圆人工造林，其植物学价值一如动物学中的大熊猫。

国槐

槐树原产于中国，为区别原产于北美的刺槐，特称其为“国槐”。槐树寿命极长，树冠浓密，槐荫下常常呈晦暗色，有种神秘感，《说文》称：“槐，木也，从木，鬼声”。鬼在古代绝非贬义，人们崇拜槐树，相信其是可沟通人与鬼神的一种媒介，如《天仙配》故事里，仙女和董永二人欲结成良缘便是请槐树来做媒的。《周礼·秋官》载：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槐九棘，三公九卿各站立其下，“三公”为众臣之首，是指3个最高官职太师、太傅、太保。因三槐树下为“三公”位置，后以“槐棘”喻三公九卿，以“三槐”喻“三公”。《宋史·王旦传》载：北宋初，兵部侍郎王祐遭贬后，亲手在山东聊城莘县院中种植3棵槐树，说：“我的子孙必定有担任三公的。”后其次子王旦（957—1017年）果然为宋真宗朝宰相。于是构筑“三槐堂”成了“三槐王氏始祖”。苏轼还曾写《三槐堂铭》为之大唱赞歌：“不有君子，其何能国！”“槐”，怀也，含望怀之义，国人遂选择槐树作为社树；而立于槐树之下，可有助于怀念故人，面向未来。《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有所爱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醉而伤槐者，且加刑焉。”汉、唐以来，槐树是宫中必植之树，有“宫槐”“守宫槐”之称。汉朝皇帝宫殿称为“槐宸”，官衙称“槐衙”，长安城的行道树尽植槐树，称“槐路”；南朝梁元帝《长安道》诗云：“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红尘”，说明南朝道路也为槐路。唐长安宫城天街行道树仍选槐树，王维《送邱为往唐州》诗有“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之句，韩愈《和李司勋过连昌宫》诗有“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后尘”的句子。今西安临潼和长安仍有2000多年的汉槐，也多有隋槐、唐槐、宋槐；北京的槐树之王，位于怀柔雁栖镇柏崖厂村，树干周长7.5m，树龄已达2000年，弥足珍贵；太原晋祠仍可见古老的隋槐和唐槐；扬州的何园，即是在清乾隆年间“双槐园”的旧址改建的，槐树仍是园内主景。北京国子监现存古槐古柏40余株，距今已700多年，其中位于彝伦堂前西侧的“吉祥槐”最著名。

农历四月时逢梅雨季节，被另称为“槐月”。槐树秋七月开花，故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谚，意谓举子到了秋天，就要收心读书，以备来年应试。槐花很早就用作染料，而且染出来的色彩亮丽，多年不褪色，很实用。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染料史话》载：“栌木叶、黄檗、地黄、槐花、荩草、姜黄……等等，都可以染黄色”。槐叶可食，杜甫便有“槐叶冷淘”之诗作菜谱传世。

天下最知名的国槐，莫过于山西省洪洞县贾村的“大槐树”了。元朝末期，朝政腐败，连年天灾，民不聊生，最终导致红巾军起义，战乱纷争，人口锐减。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自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内，先后从山西往全国各地移民共计18次之多，是明代的一处移民外迁基地。至今在河北、河南、山东、东北等地区仍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寓意“怀念家国”而备受海外游子青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一。

讲国槐，必不可缺“鉏麑【chúní】触槐”典故。春秋晋国执政（相当于今总理）、中军元帅赵盾（？—前601年）屡次劝谏晋灵公（前620—前607在位）德政，灵公不胜其烦，竟派刺客鉏麑杀赵盾。某日凌晨天色未亮之际，刺客潜入赵家，门已敞开的卧房内，穿戴好朝服准备上朝的赵盾；因时辰尚早，正和衣坐着打盹儿。刺客窥罢感叹：“时刻不曾懈怠国事，真乃百姓靠山啊。谋杀百姓的靠山为不义，背弃国君的指令是不忠；但必须要在这两者中选其一，取义还须尽忠？”刺客待艰难抉择之后，决意捍卫正义和良知，竟一头撞死于赵家院内的槐树下。壮士选择如此方式，是向邪恶的国君做出的抗议。还有一个成语“南柯一梦”，出自唐代李公佐所著《南柯太守传》，讲述了隋人淳于棼【fén】一日大醉，恍惚中被2位使者接往“大槐安国”。槐安国国君器重于淳于棼，因治国有功，深受百姓爱戴，朝中广结人缘；国君将女儿金枝公主下嫁于他，使其在槐安国享尽荣华，一时极盛。后国遭入侵，淳于大败，得王赦免。随后，公主染疾不治而亡，淳于痛心疾首，乃称病辞官，王再遣使者送其出槐安国。原来所见“槐安国”竟是院南一棵大槐树下的蚂蚁国，一切皆梦！贴梗海棠垂丝海棠海棠果木瓜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海棠科属名称：蔷薇科，苹果属。别称：柰子、海红、梨花海棠、蜀锦、贵妃花等。形态特征：落叶乔木。树皮灰褐色，光滑。叶互生，椭圆状长圆形，边缘具细锯齿。叶柄细长，基部有2个披针形托叶。伞形总状花序，未开时红色，开后渐变粉红色，花期4～5月份；果实近球形，果期9～10月份。分布习性：喜光，耐寒，忌水涝，较耐旱，最适生于肥沃、疏松又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园林用途：观赏花木。宜孤植庭院，对植门厅处，丛植草坪角隅，常与玉兰、牡丹、桂花配植，形成“玉棠富贵”的意境。市树市花：宝鸡、乐山、临沂、上虞。

学界有人认为海棠为中国本土植物，此前多用“柰”概括；也另有人认为海棠是唐代从新罗国（今朝鲜半岛）引入的。如：唐代李德裕（787—850年）著《草木记》云：“凡花木名海者，皆从海外來，如海棠之类是也”；北宋沈立在《海棠记》中也持相似看法。“海棠”一词最早出现于晚唐贾耽（730—805年）著的《百花谱》中，作者把海棠誉为“花中神仙”。北宋诗人王禹偁【同“称”】《诗话》云：“杜子美（杜甫）避地蜀中，未尝有一诗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这殃及诗圣杜甫了，盛唐时，杜甫未写过海棠，李白、白居易、韩愈、元稹、柳宗元等大诗人也都没有写过。实在是海棠到晚唐时才有，杜母名海棠亦成笑谈。据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妃子（杨贵妃）共赏太液池千叶莲，指妃子与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也。’”也就是说杨贵妃就是“可以懂得话中风情的花朵”；所以海棠又名“解语花”“贵妃花”。又据北宋乐史著《杨太真外传》记载：“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这是“海棠春睡”典故的由来，文学作品中常以海棠指代杨玉环，这都是从杨贵妃身上推导来的。北宋音乐家彭渊材《海棠》诗：“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诗人用杨贵妃出浴之艳丽，喻其娇美动人；用三国魏明帝曹睿（226—239年在位）疑美男子何晏脸白嫩是扑粉所致，故在伏天赐其食热汤饼，何晏汗出，面色更洁白，喻其色白靓丽。用两个典故兼比海棠姿色，栩栩如生。

宋朝以后，皇家御制后苑，各地园林，栽培海棠盛行。北宋苏东坡（1037—1101年）《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深夜也点燃蜡烛去欣赏海棠花，诗人爱花、爱美之情极为深切，这样做也够浪漫了。苏东坡有位好友张先，据说其80岁时娶一房18岁小妾。苏东坡知道此事后就调侃道：“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以后，“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成为老夫少妻的委婉说法。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一词也令人称绝：“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概因海棠初期还不够普及，人们将花形与海棠相似的植物，往往就以“海棠”来命名，导致我们今天俗称的海棠，种类庞杂。就观赏品种而言，有蔷薇科苹果属的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蔷薇科木瓜属的贴梗海棠、木瓜海棠；此皆为木本，习称“海棠四品”。其他的还有报春花科仙客来属的仙客来（详见【仙客来】章节），又称萝卜海棠；秋海棠科秋海棠属的秋海棠、四季海棠、球根海棠等均是多浆的草本，不可与木本海棠混为一谈；柳叶菜科倒挂金钟属的吊钟海棠则是介于木本和草本之间的亚灌木，更不能与木本海棠相提并论，此处仅谈论苹果属海棠。然而，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载：“嘉州（今四川乐山）海棠，色香并胜。”南唐徐锴《方舆记》载：“海棠，嘉州出者香。”可惜此品种海棠今已失传。

清代文人纪晓岚（1724—1805年）故居位于北京珠市口西大街，据称，其后院2株海棠树为主人亲手所植。纪幼年由四叔关照，与一名年岁相当，名文鸾的婢女很是投缘。后来，文出落成了大姑娘，脸若海棠花般好看，纪发誓要娶其为妻。几年后纪晓岚金榜题名，派人去接文鸾时，谁知，文家长竟不同意。由于务工期满，文鸾被接回家，不久便抑郁而亡。纪晓岚遂种下这寄托哀思的海棠树。宋庆龄（1893—1981年）生前喜爱海棠花，在她北京后海北岸的住所中院，有2株近300年的西府海棠，是北京城里仅存的6株古西府海棠中的2株。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处海棠观赏胜地，如：云南昆明的垂丝海棠、四川的西府海棠、北京故宫御花园和颐和园中的西府海棠。

宋诗人欧阳修诗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实运化杜牧“绿叶成阴”的诗意。海棠花开娇艳动人，但海棠花却无香味。现代作家张爱玲（1920—1995年）曾言人生三憾：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将花中海棠比作鱼中鲥鱼，书中红楼。

含笑花

含笑，原产于我国广东、福建一带。由于其花微垂半开，宛如美人抿嘴含笑似的，故得其名。因其花苞似梅，被称作“含笑梅”，又因浓郁厚重的花香似熟透的香蕉味，再获“香蕉花”之名。

在我国，含笑自古即为众人熟稔喜爱的香花植物。在园艺上主要是栽植2～3m的小型灌木，作为庭园中供观赏暨散发香气之植物，当含笑花苞膨大而外苞行将裂解脱落时，所采摘之花气味最为香浓。盖其气味香醇浓久却不浊腻，可采摘其花卉作为制茶时佐用的香料，还可用以轧炼出芳香油，并且可供药用。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下泽镇月霞村，有1株树龄达400多年的含笑树，株高20m，胸径124cm，东西冠幅11m，南北12m，是闽西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1株含笑树。

含笑在宋代似乎更受文人雅士青睐。北宋大臣丁谓（966—1037年）晚年诗笔尤精，其在海南咏含笑“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的诗句，尤为人所传诵。北宋名臣邓润甫（1027—1094年）《含笑》诗曰：“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涓涓朝露泣，盎盎夜生春。”形容含笑花具有妩媚动人的嫣然美态。北宋文学家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驾幸琼林苑》记载：“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麝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南宋陈善《扪虱新话·论南中花卉》中也记载有：“南中花木有北地所无者，茉莉花、含笑花、阇提花、鹰爪花之类……含笑有大小。小含笑有四时花，然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香尤酷烈。”南宋李纲（1083—1140年）有一篇《含笑花赋》是为了当时含笑移植到杭州，作为宫廷玩赏而写的，留下含笑北移的史迹，也反映了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的一个侧面：“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绿叶素容，其香郁然。是花也，方蒙恩而入幸，价重一时。花生叶腋，花瓣六枚，肉质边缘有红晕或紫晕，有香蕉气味。花期，花常若菡萏之未放者，即不全开而又下垂。凭雕栏而凝采，度芝阁而飘香；破颜一笑，掩乎群芳……”宋代诗人鲁瀚，有林园20亩（1亩≈666.67㎡），坞内有含笑花数十株，自号“笑坞老人”。

笑，上部表示两眼眼睑上提之状，并且发出啸啸之声；下部表示面部纹络轮廓。唐代音韵学家孙愐《唐韵》引《说文》云：“（笑）喜也。从竹、从犬”，因此，古人绘画凡选《竹犬图》为题材者，一般都隐喻离尘一笑尔。凡人世俗难免，喜笑嫌颦，故古人常以甘辞与厚币并提，今人更有微笑服务、微笑外交之说，因知，此花遍迹天涯，当不仅因其香馥也！国人皆知“褒姒一笑失天下”的典故，而汉武帝闻听“北方有佳人，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唱曲后，即问世上可有如此美人？乐师李延年答复，他的妹妹正是。汉武帝随即诏见，果然如此，封为李夫人。《长恨歌》中有盛唐美人杨玉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描写，这里的“百媚生”即媚百生，“六宫粉黛”代指宫内嫔妃，“颜色”即美色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作者对当年周瑜谈笑之间，使曹军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惊世之举是羡慕不已的。然而，笔者更欣赏毛泽东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等豪迈的词句，既表达了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壮志雄心，也抒发了作为诗人毛泽东的浪漫情怀。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含笑出南海，有紫白两种”的记载。南宋杨万里写过《二含笑俱作秋花》诗：“秋来二笑再芬芳，紫笑何如白笑强。只有此花偷不得，无人知处自然香”，“二笑”指的是大含笑花和小含笑花。其实，含笑仅是南国寻常花卉的一枝，既非倾国倾城，更无孤芳自赏。开花时的那种含蓄，是她的内敛，是含笑淡然面对纷繁世界的那份本真。每当如此，即蓦然领悟释迦牟尼“拈花一笑”的真谛。人生当如含笑，微笑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宠辱不惊、坦荡自如、心生光明。

合欢

合欢树叶，受阳光和温度影响，羽叶昼开而夜合，故名“夜合”；花朵形似绒球，花丝散垂如马缨，故又叫“绒花树”“马缨树”；材质是做扁担的上佳材料，也叫“扁担树”。杜甫（712—770年）《佳人》里提到“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合昏”就是“合欢”。有美人孤寂中，见到鸳鸯双宿、合欢树开合，触景生情，兀自情伤黯然。

合欢叶为什么昼开夜合呢？原来，合欢叶柄基部细胞，在白昼和黑夜，会因光红强弱、温度高低的变化，使细胞吸水或放水，因此膨胀或收缩，使其展开或闭合。

据传虞舜南巡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而亡，娥皇、女英二妃遍寻湘江而未见夫君，终泪尽而死。后来，二妃的精灵与虞舜的精灵“合二为一”，化为了合欢树。合欢花瓣如丝，一蒂所出，丝丝皆指同心。如同情丝万缕，难怪被爱情中人称为“同心花”。真可谓是“树为‘合欢’，花结‘同心’”。自此，古人吟咏爱情，常取此树为比兴，以合欢树表示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就有在宅第园池旁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夫妻恩爱，家人和睦。

传说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223—263年），就特别喜爱合欢，曾在宅舍前遍植合欢树，并常与友人于树下纵酒吟诗，不怨无忿，乐以忘忧；在他所编著的《养生论》中，就有“合欢蠲【juān，除去】忿，萱草忘忧”这般的评语，其义是食用这2味药膳能够起到让人欢乐、解除忧烦的作用。倘若能在宅第园池间栽种合欢树，定能令居者心平气和、消怨合好。欲免除人之岔，则赠以合欢。

古代称合欢为“棔【hūn，夜】”。《红楼梦》中的湘云就不懂何为“棔树”，一经宝钗解释后，使湘云对薛宝钗佩服得五体投地。另有《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衡芜讽和螃蟹咏”中就有宝玉用合欢花浸的酒给黛玉解蟹寒……中医认为，合欢皮（花），为合欢的树皮（花或花蕾），性平、味甘，具有安神解郁，活血消肿的功效，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合欢皮（花）“主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夏季花开时择晴天采收，成品称合欢花；采的花蕾，称“合欢米”。以干燥色黄，无混杂、花不碎者为佳。合欢调配鸡肝、猪肝蒸服，可治风火眼疾；取一朵去泡酒，可治视物不清；合欢花磨汁酒服，可治跌打损伤疼痛；此外，它还能治郁结胸闷、失眠、健忘、咽痛、痈肿等症状。一中药店老板新婚，友人送他一副对联：“金钗门东广植忘忧草，王孙房苑常开合欢花。”金钗，是石斛的别名；门东，是麦冬的别名；忘忧草，是萱草（详见【萱草】章节）的别名；王孙，是黄芪的别名；房苑，是防己的别名。合欢，药效是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本草从新》）。上下联共用了6味中药名，表达了祝贺之意，匠心别具。

清人李渔（1611—1680年）《闲情偶寄》有言：“此树朝开暮合，每至黄昏，枝叶互相交结，是名‘合欢’”。清康熙（1661—1722年在位）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子——词人纳兰性德（1655—1685年）的故宅位于北京后海北沿，现为宋庆龄（1893—1981年）纪念馆（西花园）和卫生部所在地。南楼前临水有2株合欢树，据说是纳兰性德亲手所植。他作有《夜合花》诗：“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影随筠箔乱，香杂水沉生。对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之后，忽然得病，七日便不治而亡。他的好友在祭文中说：“夜合之花，分咏同裁。”

无独有偶，成都人称合欢树为“芙蓉树”。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把合欢讹称为“芙蓉”？或许是由于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还把合欢称为“拂绒”。“拂”是甩动、摆动的意思，“绒”和“缨”指的是像红缨一样的合欢花；“拂绒”“拂缨”表现的就是合欢花在风中摆动的样子。所以当需要把“拂绒”“拂缨”书面表达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想当然地写成“芙蓉”了。合欢花开时，恰逢六月天，此时，校园即将毕业的学子们都会齐聚于合欢树下照毕业留念照片，因而，合欢树又有个别号叫“毕业树”。原本寓意欢聚的合欢树转眼又成了分离的象征！此时再凝视那盛开的合欢花就会略带些伤感了。人世间，欢聚总是短暂的，分别却是必然的。

核桃树

核桃树又名胡桃树，世界各地几乎均有种植。核桃享有“大力士食品”“益智果”的美称，与扁桃、腰果、榛子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之一。在欧洲古老传说中，胡桃夹子被认为具有奇迹般的力量，能够带来契机和幸运，他们裸露牙齿面对邪恶，是保护你家族成员安宁的守护神，至今已演变成别树一帜的室内摆设。俄罗斯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年）根据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Ernst Hoffmann1776—1822年）的童话《胡桃夹子和鼠王》改编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剧之一，自问世以来，感染了无数观众。

中国的核桃树是由西汉张骞（约前164—前114年）从西域引入的这一观点，曾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可，依据是西晋文学家张华（232—300年）著《博物志》中有“张骞使西域，得还胡桃种”的记载。另据史载，十六国时，后赵开国皇帝石勒（319年—351年），下令将“胡桃”改名为“核桃”，延续至今。最新研究表明：核桃树不是一地而是多地起源的植物。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核桃花粉沉积；在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过距今7300多年的碳化核桃；在山东临朐县山旺村古生物化石中发现的核桃化石，距今也有2500万年了。由此可见，我国是核桃树原产地之一的结论毋庸置疑。数千年来，古人培育了许多优质核桃树品种，核桃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二。如有“石门核桃举世珍”之誉的河北“石门核桃”、新疆库车的“纸皮核桃”、陕西秦岭一带的“鸡蛋皮核桃”、以细腻著称的山西汾阳、孝义等地核桃，此外，杭州小胡桃做的椒盐五香核桃，也很受南方人欢迎。

核桃树木材坚韧，可做枪托及贵重家具雕刻等用。核桃果实供生食及榨油，亦可药用，享有“万岁子”“长寿果”“养人之宝”的赞誉。新疆和田巴格其镇恰勒瓦西村有株“古核桃树王”，该树定植于公元7世纪，距今已逾1300年，堪称果树中的老寿星。陕西有句俗语：“山里的核桃砸着吃”，表面的意思是：核桃要敲开了才可以吃到里面香喷喷的果肉；寓意是：不同的事物需要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事物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需要提醒的是，不论是哪种核桃，都不可贪多，因其本身热量比较高，过多食用又不能被充分吸收的话，就会被作为胆固醇储存起来，结果适得其反。一般来说，每天4～5个核桃即可，同时应适当减少摄入其他脂肪，以免热量过高。

在散步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有些人手里总拿着核桃揉来揉去的，这是何故？传统中医认为，手揉核桃时，能借核桃的皱襞与棱角，刺激手掌与手指上的很多穴位，达到促进血液循环、舒脉通络、活血化瘀，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因核桃皮厚质坚，经手长期搓揉，最后渐变成为亮里透红，红中透明胜似玛瑙的艺术品，人称“揉手核桃”“健身核桃”或“掌珠”等，古玩业内人称“文玩核桃”。玩核桃最盛数明、清2朝，明天启皇帝朱由校（1620—1627年在位），耗费整日时光，醉心于木匠活中，是位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故有“玩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野史流传民间。清末，宫内玩赏核桃之风更甚。手中有一对好的核桃竟成了当时身份、身价和品位的象征。当时京城曾传言：“贝勒手上有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十几对揉手核桃，其色泽为棕红色，分别存放在雕刻精美的紫檀木盒内，里面标有“某贝勒恭进”“某亲王预备”的字样。

核桃的“核”字谐音为“合”“和”二字，寓意“全家和睦”，而桃历来被是驱邪避灾的吉物。据传，在秦统一六国的连年征战期间，秦人皆给出征的亲人携带用核桃片制的“平安符”，祈求亲人既要战场上杀敌立功，更要平安凯旋。核桃片“平安符”戴在身上具有辟邪作用的另一个版本的解释为：被切开的核桃片中央形状极像双鞋子，一般挂在墙壁上，取谐音避邪（壁鞋）。在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内，有株核桃树干上存有清晰可辨4字“先忧后乐”，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许晓轩（1916—1949年）烈士所刻，真可谓一语成谶【chèn】。

鹤望兰

鹤望兰原是非洲南部好望角的一种单子叶植物，靠太阳鸟（又名天堂鸟）传粉，为典型的鸟媒植物。鹤望兰可以生长达2m高，大而壮的扇形绿叶分成2排；花朵在长的茎端上长出，肉穗花序硬，极像鸟喙，足以支撑在花朵上吃花蜜的太阳鸟。花朵垂直于茎，有3块鲜艳橙色的萼片，及3块紫蓝色的瓣，其中2瓣是联合的，形成像箭的蜜管。当体重仅5～6g的太阳鸟停留在花上食花蜜之时，花瓣会张开，并将花粉盖在鸟脚上，借以传粉。每逢花季，美丽的太阳鸟就会飞来食花蜜，花鸟相映，土著人称其为“天堂鸟花”。

1773年，天堂鸟花被引种到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英国人被其端庄大方、艳丽而又妩媚的花姿所倾倒，称其为不可言喻之花卉，就连花的学名（Strelitzia reginae）也是为了纪念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王妃夏洛特皇后而取的，因为夏洛特是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Mecklenburg Strelitz）公国的公主，乔治三世非常欣赏夏洛特一流的艺术品位和鉴赏能力，就用她家乡的名字来称呼“天堂鸟花”。19世纪，天堂鸟花移植到美国，风靡了美国城乡；19世纪后期引种到日本；20世纪60～70年代，我国从日本和欧洲引种天堂鸟花，其色彩夺目的奇特花形，宛如仙鹤昂首遥望之姿，于是园艺专家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鹤望兰”。20世纪80年代，我国再次从荷兰、日本、美国、南非引种鹤望兰。近来，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陆续建立了鹤望兰种苗和盆花的生产基地。

国人言鹤，如无特别说明，一般皆讲的是丹顶鹤。此类鹤羽色素朴纯洁，体态飘逸雅致，鸣声超凡不俗；在《诗经·小雅·鹤鸣》中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的生动描述。在国人眼中鹤属“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仙物，是高雅、吉祥和长寿的象征，故称其为“仙鹤”。据传修炼成仙的道人尤爱选鹤为坐骑，唐代崔颢《黄鹤楼》诗就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但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焚琴煮鹤者，是必遭士人所唾弃的。然而，天下万事不可过焉，春秋卫懿公（前668—前660年在位）就酷爱鹤，竟然给鹤封品位、供给俸禄，甚至宫内之鹤伴王外巡时，可享受高官才可坐乘的轩车待遇！奸人乘机投其所好，纷纷进献仙鹤，以求重赏。为此，每年耗费国库巨额资财，臣民怨声载道。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冬，北狄（今大同一带）人攻打卫国，然而，愤怒的将士们却异口同声道：“国君爱鹤，鹤平日享有俸禄和官职甚于我们，应该派鹤去打仗吧！”懿公闻罢是追悔莫及，无奈之际，只得临阵征召民兵出城迎敌，此役，卫国终被狄人所灭。

中国传统绘画常以松鹤为创作素材，作贺岁祝寿题材的画卷。如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北宋《瑞鹤图》卷，出自宋徽宗赵佶（1101—1125年在位）之手，画面中，天空遍布飞鹤，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一线殿檐及树梢反衬出高翔的群鹤，整幅画卷生机盎然。其构图和绘画技法俱为精到，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此画真实再现了发生于北宋政和二年上元之次夕（1112年正月十六日）之“祥兆”：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上空忽然云气飘浮，低映端门，群鹤飞鸣于宫殿上空，久久盘旋，不肯离去，2只仙鹤竟落在宫殿左右2个高大的鸱吻之上，引皇城宫人仰头惊诧，行路百姓驻足观瞧。空中仙禽竟似解人意，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后迤逦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时徽宗亲睹此景而兴奋不已，认为是祥云伴着仙禽前来帝都告瑞——国运兴盛之预兆，于是欣然命笔，将目睹情景绘于绢素之上，并题诗一首以纪其实。然而，这位字画造诣颇深的帝王，却将北宋王朝治理的乌烟瘴气、摇摇欲坠。终于，在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赵佶沦为阶下囚，客死异乡，史称“靖康之难”。

尽管鹤望兰名中有“兰”，却与中国兰花风马牛不相及。鹤望兰是热带花卉，选购时，要观察已开出的花朵完整无损的，并轻压花拖检查是否饱满，以推测里头是否藏有数枚未开的花苞。宫粉羊蹄甲紫荆

红花羊蹄甲

红花羊蹄甲因其花红色或紫红色，其叶片顶端裂为2半，似羊或骆驼的蹄甲，故此得名，国外称之“红花骆驼蹄树”。有人将心形的叶面称之为聪明叶，并用以制作书签。若将叶子对称的两面折拢起来，恰似一只绿色的蝴蝶，宛若2位知心的朋友，于是又有“朋友树”的雅称。红花羊蹄甲盛开时的花朵直径，几乎与叶相等，花瓣5枚鲜紫红色，间以白色脉状彩纹，中间花瓣较大，其余4瓣两侧对成排列，花极清香。这种花朵貌似兰花的植物形态优美，被世人形象地喻为“香港兰”。

红花羊蹄甲在香港被称之为“红花紫荆”。1880年左右，香港岛西部薄扶林道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建的伯大尼修道院中的一名法国神父，在薄扶林的钢线湾一带被红花羊蹄甲所吸引，并以插枝方式移植至伯大尼修道院。1908年，当时的植物及林务部总监邓恩（S.T.Dunn）判定红花羊蹄甲为新物种，并于英国《植物学报》发表有关资料。现存于渔农自然护理署香港植物标本室编号Hong Kong Herb.No.1722的模式标本相信是最初发现的原树标本。

在香港开埠史上，有一段关于红花羊蹄甲的悲壮故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九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工部尚书许应骙（1832—1903年）与英国公使窦纳乐（1852—1915年）在北京正式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称新界），租期99年，但《专条》明确规定，中国保留对九龙城及其附近码头的管辖权。专条缔结后，英方以“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内行使管辖权，与香港防务军事要求不合”为借口，勒令在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员撤走。在遭清政府拒绝后，英军于1899年5月强占九龙城，驱赶守城官员和城内百姓，数千名爱国民众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使英军受到重创，但民众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新界10万人口丧失了土地。劫变过后，村民们在新界锦田桂角山合葬壮烈牺牲的英雄。后来桂角山墓地上长出一棵从前没见过的开着紫红色花朵的红花羊蹄甲树。几年后，那种花开遍了新界山坡，色彩缤纷，像是对烈士的缅怀。

红花羊蹄甲的叶和花都跟宫粉羊蹄甲极相似，但开花时便很易识别。深紫色的红花羊蹄甲每年11月至翌年3月开花。粉红、白或黄色的宫粉羊蹄甲则在2～5月开花。红花羊蹄甲具有花期长、花朵大、花形美、花色鲜、花香浓等5大特点，早春叶前开放，无论枝、干都布满紫红色花朵，艳丽可爱，被广泛被种植在香港各处。1965年，红花羊蹄甲正式被定为香港市的市花。

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采用红花羊蹄甲的元素作为区徽、区旗及硬币的设计图案。中央人民政府向特区政府赠送的礼品《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高6m，重70t，用青铜铸造，典雅大方，寓意深长，坐落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的海边，已成为香港的标志之一。在撰写《香港基本法》时，起草委员会出于文字避讳，略去港人惯称“洋紫荆”的“洋”字，改称“紫荆花”，内地媒体也依照“紫荆花”来宣传，从而，造成绝大多数国人将紫荆属的紫荆与羊蹄甲属的紫荆花两者混淆。久而久之，明白的人总是明白的，不明白的人总是将两者混为一谈，讲的故事也张冠李戴。事实上，两者的种属及外形均无相似之处。

国人所说的紫荆属的紫荆，又叫满条红、苏芳花、紫株、乌桑、箩筐树，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因“其木似黄荆而色紫，故名”。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负荆请罪”中的“荆”应是马鞭草科的荆条。河北省易县紫荆岭上因多紫荆树而将要塞关隘成为紫荆关。唐代诗人韦应物（737～792年）《见紫荆轮》诗“杂英多已积，含芳独暮春。还如故园树，忽忆故园人。”讲的就是紫荆象征兄弟和睦的“田真兄弟”的典故。现代作家秦牧（1919—1992年）的《彩蝶树》是一篇关于羊蹄甲花的散文。文中写道：“最先开花的是紫色那一种，花期竟是在寒风凛冽的春节前夕，和炮仗花、梅花同时绽开花蕾。它着实可以称得上是南国的报春使者！人世间，生活里是的确存在的，它值得讴歌，并且令人想到可以编出一个美丽的童话。”

紫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同胞骨肉分而复合的团聚之寓意。红花羊蹄甲叶却又像极了“一破两开”的一颗“心”，所以，当初《香港基本法》将红花羊蹄甲沿用“紫荆花”，寓意中华大家庭和美及骨肉情深。

红柳

红柳多生活于恶劣环境中，是大漠地带最常见的植物之一。红柳不是柳，其叶已退化细小，状与色如柏叶，纤枝细而下垂，迎风飘曳如柳枝，且枝条皮为紫红色，故谓之“红柳”“紫红柳”“红荆条”；它春天的嫩枝和绿叶是治疗风湿病的良药，因此，藏族百姓又亲切地称它为“观音柳”或“菩萨树”。红柳最大特征是一年开3次花，花期长达6个月，绵延不绝，因此又称“三春柳”。

古籍称红柳为“柽【chēng】柳”，实乃“木之圣也”。唐代白居易《有木诗》曰：“彩翠色如柏，鳞皴皮似松。为同松柏类。得到嘉树中。”诗人将红柳与松柏并称，同誉为良材，足见对其的偏爱。唐代李欣的诗这样描写红柳：“爱君双柽一树奇，千叶齐生万叶垂……攒青蓄翠阴满屋，紫穗红英曾断目……”南宋诗人施枢《西河柳》诗则言：“一把轻丝拂地垂，柔梢浅浅抹燕脂。絮花吹尽枝方长，却恨春风未得知。”

红柳在我国干旱地区对养驼业是重要的饲料。常出入沙漠的人都懂得：有红柳的地方，一定会有地下水。红柳根系发达，直根深入沙土中，最深者可达10m多，接地下水。在遭遇严重干旱时，红柳的枝叶会干枯，若是别的植物就很难再存活下来了，而红柳的枝叶干枯之后几个月，甚至一年多后，只要有降水，马上就会活过来，冒出新枝新叶。红柳带毛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借风飘落，天然下种，落到潮湿的地方就能很快发芽，很容易形成大片丛林。红柳侧根呈水平分布，广阔且多细根，根株萌发力强。若被沙埋后，根颈处会萌发大量纤细的不定根，枝条亦迅速向上生长，再从沙层的表面伸出一丛丛细枝。由于这种特性，在沙区往往形成高大的红柳沙堆。是红柳，用它强大的根须，摁住了沙漠的汹涌起伏；是红柳花，用它绽放的美丽，改变了沙漠的肃杀。在中医学上红柳花具有疏风散寒，解表止咳，升散透疹，祛风除湿，消疲解酒的作用，可用于治麻疹难透、风疹身痒、感冒、咳喘、风湿骨痛等。《本草纲目》记载西河柳：消痞，解酒毒，利小便。新疆垦区几乎所有马车驭手的鞭竿把子上都要镶一截红柳，他们虔诚认为，红柳是神木，通药性，能解毒消痒，禳灾祛邪，饮牲口时用它把水搅一搅，牲口喝了不会生病。清代大学士纪晓岚（1724—1805年）“依依红柳满滩沙，颜色何曾似绛霞”的诗句，是对新疆红柳婀娜风姿的赞美。

红柳不仅是最能适应沙漠干旱环境的树种之一，它还是强耐盐树种，在黄河三角洲的沿海滩涂有着大面积的重度盐碱区，由于绿化困难，这里曾被形容为“电线杆子比树多”，在当地分布较广的植被就是红柳。位于江苏省淮安的周恩来故居院内，就有株百年观音柳，这在苏北地区还是少见的，长得也很神奇。而青海省同德县境内近期发现野生甘蒙柽柳林，至今仍然枝繁叶茂。其中一株径围达327cm，树龄约400年，堪称红柳之最。西北大漠许多地名是以红柳命名的，知名度最高的甘肃酒泉兰新铁路的柳园站，原名就叫红柳园；还有新疆哈密的大红柳峡牧场，1950年春，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乌斯满（1899—1951年）反共叛乱，曾纠集大小土匪头目在大红柳峡研究对策，但最终未能逃脱人民的审判；1951年4月29日，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匪首乌斯满及杀害陈潭秋（1896—1943年）等共产党人的凶手李英奇等，并于当日执行枪决。

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1944—1994年）曾对几个援藏同志说：“你们看那红柳，论资格可谓是老西藏了，恐怕是和文成公主一同来西藏扎根的。可她从不炫耀，从不骄傲，柳梢总是低垂着，多么谦虚啊！我们援藏干部要和藏汉群众一道，像红柳那样，发扬老西藏精神，团结起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新西藏！”如果说高大的胡杨为大漠中的伟丈夫，那么，柔韧的红柳则必为烈女子。其根、干、枝、叶、花处处展现着征服大漠、无畏险恶、笑傲风沙的特性，她用柔美的身躯保护着大漠生灵。这种精神，不正像边陲土地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广大建设者么？他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如红柳般，让生命在荒漠中灿烂地绽放！

蝴蝶兰

蝴蝶兰原生于热带雨林地区，常附生于林中树干、树蕨上，或者生于岩壁间，但与一般寄生植物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根、茎、叶，吸收空气中的养分而生存，有时暴露在空气中的气生根也会变绿，积极参与光合作用以供给全身。因此，越是通风良好、冬暖夏凉的地方，蝴蝶兰生长得就越旺盛。

蝴蝶兰最早由出生于德国的荷兰植物学家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1627—1702年）所记录，其学名的希腊文意为“好似蝴蝶般的兰花”。按照最新分类标准，全球总共只有63个野生蝴蝶兰的种类，大多是不起眼的小花。经园艺师不懈的品种选育及改良后，此种类已幻化成花朵硕大、颜色纯净或绚丽的商品花卉。在欧洲，蝴蝶兰栽培工艺已采用温室工业化生产。目前蝴蝶兰属仅登记在册的品种已经在2万种左右，亦是兰科植物中栽培最广泛、最受欢迎的种类之一。

蝴蝶兰花如其名，朵朵绽放颜色华丽的蝴蝶花就像飞舞的精灵，为洋兰中的珍品，有“洋兰皇后”的美称。根据兰花专家卢思聪编著的《中国兰与洋兰》一书中的解释：“洋兰是相对于中国兰而言的，兴起于西方，受西洋人喜爱的兰花”。这里的“中国兰”是指兰科兰属植物中的一部分地生兰种类，如春兰、蕙兰等传统意义上的兰花物种。相对于中国兰而言，“洋兰”的种类要丰富得多。根据生长习性不同，洋兰又被分为地生兰和附生兰，顾名思义，地生兰是指生长在土地上的兰花，同中国兰一样；而附生兰则是指附着于、生长于其他物体，如蝴蝶兰就是附长在大树上的兰花，这类兰花一般生长在热带，具有气生根。目前，洋兰种类不仅仅有兰属的物种，更多的物种被分别归入兰科的其他属中。

蝴蝶一生须经历4个阶段：卵、幼虫、蛹、成虫，在每个阶段，它的身体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过程就叫变态。一般蝴蝶成虫交配产卵后就在冬季到来之前死亡，但有的品种会迁徙到南方过冬。迁徙的蝴蝶群非常壮观，云南大理蝴蝶泉更是蜚声遐迩，驰名中外，既是这一奇异现象的缩影景观。国人谈蝶，大众常聊“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作彩蝶飞舞在花丛中，沐浴明媚的阳光，享受这大自然的恩施；学者必论庄子《齐物论》中“庄周化蝶”的自说，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疑问：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清末民初，上海文坛上还刮起过名为“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徐枕亚、苏曼殊、张恨水、周瘦鹃、秦瘦欧、张爱玲等。其特征是：有才子必有佳人，有贪官必有廉吏，有恶棍必有侠士，故事剧情终究走向模式化。受此影响，民国时期的著名电影女演员胡瑞华（1907—1989年）还更名为胡蝶。学者郑振铎（1898—1958年）曾对此流派评说道：“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1949年后，文学界开始提倡文学创作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该流派消失，之后在港台得到存续，并发展成当代言情小说。

红头屿，为我国台湾省仅次于澎湖岛的第二大岛。1947年，红头屿原生蝴蝶兰在日本参加花卉展，获得殊荣，使素有“蝴蝶王国”称誉的台湾本土蝴蝶兰闻名遐迩，风靡了全世界。红头屿也从此更名为“兰屿”。令人惋惜的是，受利益驱使，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兰屿岛上野生蝴蝶兰就被采尽挖绝，因盛产蝴蝶兰而改名的兰屿，却已不见了蝴蝶兰的芳踪。近来，有关方面已着手在兰屿山林试植蝴蝶兰，希望重现兰屿美名。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真正实现“三通（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商与通航）”，执行首班飞行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空客”A330-300客机历史性降临深圳机场，该机身就喷绘有蝴蝶兰图案。

蝴蝶兰还常被做成新娘捧花之用，一来比喻女孩子有空谷幽兰的高洁，二来象征美丽幽雅的女子从此羽化成蝶……“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人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蝴蝶兰的历史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历经一个个的挫折困苦，之后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之蛹化为美丽的蝴蝶。

黄葛树

黄葛树原产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尤以重庆、四川、湖北等地为多。因其树叶比榕树叶要大很多，又名“大叶榕树”；但地面上榕树的须根很多，黄葛树基本无须根。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吴省钦（1729—1803年）《黄葛树考》说：“葛藟【lěi】攀缘榕木后乃成树”，古人一般把树生须根、树上的蔓藤，或与榕树共生的须蔓、气根，通称为“葛藟（藤）”，并把野葛俗称为黄葛。这就是黄葛树名的来历。黄葛树也写为黄桷【jué】树，在巴蜀，“葛”与“桷”均读为【gé】，黄桷树就成了黄葛树。“宦情羁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雨过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唐代柳宗元（773—819年）的《柳州二月榕落尽·偶题》诗即是描写黄葛树叶落的景象。诗中所说的“榕”应为“大叶榕”，“春兰如秋”是柳州地理环境特征之一，“莺乱啼”中的“莺”则是指“告春鸟”。这首诗的内容其实是与柳州当时的环境季节相吻合的，是一篇写实的诗歌，诗人借此表现了诗人的“宦情羁思”。

黄葛树有一个特性，它的树根在地下或者石壁上相遇后，会长到一起，互相连成一体，纵横交错，结成一张树根网，继续往前延伸，寻找更多的养分。因此，黄葛树对环境要求极低，生命力极强，砍一个枝都可插活，亦是巴蜀地区城乡最常见的树种之一。唐代长安人刘兼入蜀后，惊诧黄葛树树姿之奇伟，在以“黄葛树”为题的七律中赞曰：“叶如羽盖豈堪论，百步青阴锁绿云……英风徧称号将军，静铺讲席麟经润……”

黄葛树每年集中换1次叶。即将换叶的黄葛树叶是金黄色的，换叶时，落叶集中且快，几天之内，一棵巨大的树冠就仅剩秃枝。一般的落叶树木秋天落叶后，会待到第二年春天才发芽出新叶。黄葛树则不然，落叶完毕后，就迫不及待地发芽而伸出绿嫩叶，过三四天后，原本光秃秃的树枝上已是绿叶满枝。可以说除换叶前后的1周左右，黄葛树一年到头都是常绿的，令人称奇。而更为奇特的是，黄葛树还有一个特性：某一棵黄葛树换叶的季节，一定是移栽该黄葛树的那个季节！而没有移栽过的黄葛树，会遵循春天发芽、秋天落叶的习性。因此，人们会经常看见一些黄葛树落叶飘飘，另一些黄葛树却枝繁叶茂。换完又发出新叶的黄葛树叶是嫰绿色的，常年见到没换叶时的黄葛树叶则是郁郁葱葱的墨绿色。黄葛树叶把不同色阶的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巴蜀地区园林植被配置时，只需一年按春夏秋冬，每季都种植或移栽黄葛树，那么，四季都可看到它换叶，叶一落尽又马上发出新的叶芽。除了黄葛树，其他树种都没有这个特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今北京）岌岌可危。出于“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的考虑，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2月5日凌晨，秘密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以避战火。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也岌岌可危。于是，故宫文物分为3路，再次举迁入川。其中，北路文物7006箱，途经洛阳、西安、宝鸡，越秦岭经汉中运抵四川乐山。据介绍，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峨眉办事处”的牌子就挂在乐山武庙遗址（峨眉山市一中校园内）的2棵黄葛树中间。故宫文物“客居”乐山近8年，无一损毁、无一遗失、无一失窃。那2棵有着50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也成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见证者。

巴蜀地区常见到百年以上的黄葛树上拴满了红布条，那是当地人的风俗。有孩子或孩子多灾多病的人家，都希望孩子好带且长命百岁，便求助于黄葛树。在树上拴一个红布条，树下插上香蜡，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这孩子就算是黄葛树的“义子”了，就可承继黄葛树的顽强生命力和长寿，但是，若说某人是黄葛树下面抱的，大意是骂这人是杂种的意思。重庆綦江县南部的东溪古镇被称为“黄葛树自然博物馆”，现在的丹溪河两岸和古栈道两旁的黄葛树就多达5000余株，面积达300余亩（1亩≈666.67㎡），其中500年以上的黄葛树就有1000多棵，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黄葛树群，有“罕见的黄葛树王国”之称。

画家吴冠中（1919—2010年）散文《老树》中有言：“四川多黄桷树，大黄桷树便是村长、镇长，是故人送别的十里长亭，是劳动人民的露天茶社……没有大黄桷树的地方似乎历史就短、根底就浅，那里就少了传说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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