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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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九色鹿)试读：
序丝绸之路在前近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几大文明交流的桥梁，而今新疆所在的西域地区正处在文明交会的路口，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各民族的先民在历史上共同承担着维护丝绸之路、传播东西方文化的重任。其中，公元9～13世纪立足于东部天山地区的西州回鹘王朝，就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自唐代中叶以降，因为西北民族的隔绝，中原汉文史料对西域地区的记载较少，阿拉伯、波斯文著作也因为作者距离遥远，语焉不详；当地出土文书和文物比较零碎，又大多被外国探险队掠至欧美、日本，分散于各国。所以，这一时段的西域史号称难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断绝。付马博士知难而上，利用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系统收集了海外有关回鹘文等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并接触了芬兰、德国所藏新疆出土文书原件，全面把握国内外所藏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汉文、粟特文、摩尼文文书中的信息，以及传世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等原始文献，对相关研究成果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消化理解，准确地把文书中的相关信息提炼出来，纳入其对西州回鹘王朝政治进程、族群认同、城镇建设的相关讨论当中，对前人的研究有了全面的推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时段丝绸之路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经营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特别指出，西州回鹘对唐朝遗产的继承是丝绸之路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结论，是他对丝绸之路研究以及西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付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9年，他想跨专业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开始以为“驸马”难教，不甚热情相待。但他执着于历史学，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我攻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和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学期间，他曾赴赫尔辛基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深造，与国际同行切磋学术。现在，他又和我合作进行他的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他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逐渐掌握了回鹘语等古代民族语文，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符合今天国际学术交流的严格要求，是一个跨学科、多语言的学术人才。我越来越感到他治学态度严谨，时常有新的想法和发现，研究成果优异，而又年富力强，前途未可限量。
付马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中古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上，这也正是我过去曾经着力研究的唐宋归义军史、西域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范围。与付马一起讨论西州回鹘王朝，听他讲述一个个新发现，我为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日前付马拿来刚刚完稿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翻阅一过，欣喜莫名，因略述其学术研究之脉络及学术贡献，聊以为序。荣新江2019年4月24日于朗润园导论 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
回鹘本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回鹘”一名最早见于唐贞元年间，但该族群此前已经先后以“袁纥”“韦纥”“回纥”等名称出现在汉文文献中。这些名字与“回鹘”一样，都是其本族语言自称“uyγur”在汉文中不同形式的转写。早在北魏时代，他们便以“袁纥”之名出现在史册中。当时他们是漠北高车部落联盟的一部。到隋代，他们在汉文文献中被记为“韦纥”，受突厥汗国统治。隋炀帝大业年间，韦纥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族反叛突厥汗国独立，自称“回纥”。此后直到中唐，“回纥”一直是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名称。
公元8世纪中叶，回纥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汗国，成为威服诸部的霸主。762年，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率军进入中原与史朝义叛军作战，助唐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次年，他携4名摩尼教僧人返回漠北，开摩尼教于回纥汗国。788年或789年，回纥上表唐朝，请求改名“回纥”为“回鹘”，获得唐朝的许可。从此，“回鹘”成为该族群在汉文语境中的正式名称。789年，吐蕃大军攻至唐北庭，回鹘出兵助唐，与吐蕃在东部天山地区展开了正面交锋。这场争夺的结局是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东部天山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已经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并将势力范围辐射至中亚西部地区，成为欧亚草原东部最强大的政权。840年，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外敌黠戛斯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其部众向不同方向迁徙。回鹘贵族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后在原唐朝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区龟兹、焉耆一带建立政权。该政权被学界称为“安西回鹘”。866年，北庭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异军突起，攻占西州等地，以西州和北庭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政权。大约在9世纪末，西州回鹘攻灭安西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西州回鹘在汉文文献中又称“和州回鹘”“龟兹回鹘”“阿萨兰回鹘”等，亦常被学界称为“高昌回鹘”。在10～11世纪，西州回鹘是中亚东部最为强大的政权，是连接中原内地、中亚伊斯兰世界和草原地带的纽带。回鹘人本族语言是古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回鹘语。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人最初沿用突厥汗国的官方文字突厥鲁尼文；后来也开始采用粟特文拼写其语言。他们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本族文字回鹘文，至迟在9世纪将其用作官方文字。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大量回鹘文写本、刻本资料，属于西州回鹘王朝及蒙古统治时代，反映了西州回鹘居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风貌。这些文字资料为学者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除回鹘文以外，汉文也是西州回鹘王朝早期通用的文字之一。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西州回鹘时代的公文书上可见西州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反映了西州回鹘人[1]对其政权的正式称谓是“大福大回鹘国”。可知西州回鹘人在汉文语境下的自称仍是“回鹘”。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春二月辛[2]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是为该政权以“西州回鹘”之名首[3]次见于史乘。
12世纪初，辽朝王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州回鹘逐渐丧失独立地位，成为西辽的属国。13世纪初，蒙古汗国崛起，西州回鹘背叛西辽而归顺蒙古，东部天山地区被纳入蒙古汗国势力范围。因其较早归顺且文明程度冠于西北诸部，西州回鹘的精英人士颇受蒙古统治者重视，多有入中原效力者。在元代的汉文文献中，逐渐固定以“畏兀儿”“畏吾儿”等词指称西州回鹘地区的非穆斯林人口。本书所论说史事的年代主要在西州回鹘归顺蒙古汗国之前，因此笔者统一用“回鹘”指称该族群、用“西州回鹘”指称其政权，以求行文一致。在蒙古统治时代，西州回鹘所处的东部天山地区已经开始伊斯兰化。到15世纪，当地信仰佛教的人口已不占多数，佛教文化已然衰落。随着统一政治体的消失和文化信仰的转型，西州回鹘人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意识逐渐瓦解，该族群-政治体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州回鹘人活动的地理空间是东部天山地区。天山山脉横贯我国新疆中部，向西延伸至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地理学意义上的东天山指天山山脉东部的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和喀尔力克山等山岭。在历史研究中，“东部天山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东部天山地区所指正是东天山及其南、北两[4]麓的盆地、草原地带。处在其中的吐鲁番盆地、吉木萨尔以及哈密盆地恰是西州回鹘政权的核心地区。广义的东部天山地区则在狭义范围之外，再加入位于焉耆、库车和阿克苏以北的天山山脉及其南北的绿洲、草原地带，其大致范围相当于唐代北庭都护府辖境和安西都护[5]府下龟兹、焉耆两镇所辖之地。自8世纪末叶起，该地区落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控制之下，后来又成为回鹘西迁的目的地。9世纪中叶，西州回鹘政权崛起，随后将该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直到11世纪中叶，该地区几乎与西州回鹘政权的疆域重合。因此，近年来专门研究[6]西州回鹘历史的学者多采取广义的东部天山的概念。本书中的“东部天山地区”即取此广义概念。
西州回鹘王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抛开丝绸之路的背景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抑或在不理解西州回鹘历史的情况下讨论9～13世纪的丝绸之路东段，都很难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基本问题，正是为进一步研究唐、元两代之间陆上丝绸之路历史打下基础。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时代一片繁荣，而随着唐朝势力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退出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中，唐代以后、元代以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这种现象的产生，跟中唐以后传世汉文史料对东部天山地区缺乏系统记载有关。而正是史料和相关研究的缺失，给世人造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在盛唐以后步步走衰的错误印象。通过对西州回鹘历史的重构及对9～13世纪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的复原，本书将展现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丝绸之路东部天山段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西州回鹘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东部天山地区的城市文明在此期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正是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的写照。
自8世纪末漠北回鹘汗国占领东部天山地区起，到15世纪末吐鲁[7]番盆地居民主体伊斯兰化为止，回鹘人作为主要族群在这一地区活跃了700年之久，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西州回鹘作为一支独立政权存续了约300年时间，是唐元之间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民族政权之一。然而，在传世的汉文史籍和波斯、阿拉伯文历史地理文献中，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支离破碎，且颇多抵牾之处。这种情况使学界长期无法形成对西州回鹘历史面貌的整体把握。对其历史的具体细节，学界也颇多争议。甚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都尚未得到充分的回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西州回鹘时代的各种语文文字资料陆续被语文学家刊布。其主体虽为宗教文献，但其中钩稽出的史料已形成一定体量。这些资料已经足够与中原地区、伊斯兰世界的传世文献相互发明，为我们提供了补写甚至改写西州回鹘历史的可能。波斯文献记载，西州回鹘人已有本族的史书。在出土文字资料中就发现有这类文献的残卷（片），堪称其中最具史料价值者。本书旨在利用这些新史料，参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厘清西州回鹘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搜集、吸收、利用这些资料需要了解百余年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文字资料的流散、收藏和刊布情况，追踪国际语文学界的研究动向，掌握相关民族语文的语文学、文书学知识，且要熟稔相关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上述要求限制了学者对于这类资料的系统利用，因此对西州回鹘历史的研究尚未充分获益于新资料的涌现。在正文论述开始之前，笔者尝试对出土文字资料，尤其是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回鹘文资料做全面梳理，为学界提供这类史料的整体面貌。其后，笔者将梳理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学者对西州回鹘历史诸方面的研究史，尤其侧重介绍国内外学界利用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西州回鹘历史所取得的成果，旨在为今后西州回鹘史、9～13世纪西北史地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料学和学术史的铺垫。史料
汉文传世文献和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对西州回鹘历史的记载都极为有限，其中还含有一部分辗转传抄的二手信息。传世文献提供的相关史料已经被前辈学者充分讨论。我国学者曾分别对不同时期汉文传世文献中有关回鹘、畏兀儿的史料进行整理、校注，方便学[8]界研究利用。阿拉伯、波斯文历史地理文献有关西州回鹘的记载也[9]曾被学者系统归纳、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鄂尔浑-叶尼塞古突厥语碑铭、敦煌-吐鲁番古突厥语文书和以《突厥语大词典》为代表的与古突厥语有关的抄本的发现使古突厥语语料的数量激增，为突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类资料中与西州回鹘有关的部分也为推进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笔者下面将以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新出文书、文献资料为中心，梳理其中与西州回鹘历史相关的史料。1.《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γāt at-Turk）
此书由喀喇汗王朝贵族马合木·喀什噶里（Mahmud al-Kašγari）于11世纪70年代以阿拉伯语写成，是其献给黑衣大食哈里发、向其介绍突厥语族各部语言习俗诸方面之作。喀什噶里出身喀喇汗王朝统治阶级，据其书现存抄本中出现的4处纪年，学者考证此书的写作始[10]于1072年1月，定稿于1077年1月。词典中收录不少与西州回鹘有关的词条，是反映11～12世纪西州回鹘王朝历史的重要材料。此书抄本仅有一件孤本传世，现藏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国家图书馆（Millet Genel Kütüphanesi），最早由土耳其人日法特（K.Rifat）重抄[11]并刊印，得为世人所知。此后，德人布罗克曼（C.Brockelmann）据日法特之抄印本编纂词典，首次将《突厥语大词典》所含词条以现[12]代语言公布。土耳其学者阿塔拉伊（B.Atalay）首次将写本完整翻[13]译成现代语言（土耳其语），并刊布写本原卷的图版。虽然阿塔拉伊可以看到原卷，但其翻译多借助于日法特的抄印本，并非基于对原件全面的语文学研究，因此脱讹较多。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将[14]《突厥语大词典》译成乌兹别克语出版，所据应当是阿塔拉伊的土耳其语译本。克劳森（G.Clauson）在其名著《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中也援引《突厥语大词典》中所出现的词条，均参引自阿塔拉伊刊布的原件图版，但仍有讹误。1963年，胡振华、耿世民先生撰文向汉语读者介绍该文献及[15]其作者。1978年，张广达先生撰文全面介绍《突厥语大词典》的[16]史料价值。我国学者于同年开展该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出版了维[17]吾尔语译本3卷，后来又出版汉译本3卷。维吾尔语译本依据阿塔拉伊刊布的原卷图版，并参考其土耳其语译本以及乌兹别克语译本。汉语译本则是译自维吾尔语译本。1982年，美国学者丹科夫（R.Dankoff）出版《突厥语大词典》的英文本，包括所有突厥语词条[18]的换写、转写、全书的英译以及原卷清楚的图版。丹科夫的英文本建立在作者直接对原卷进行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堪称《突厥语大词典》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2005年，土耳其学者图巴（S.Tuba）[19]又出版了最新的土耳其语译本。2.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刻本
在已知的回鹘文出土文字资料中，年代较早的一批出自敦煌藏经洞，属于9～10世纪的遗物。英藏和法藏的敦煌文书至今尚未全部刊布，其中回鹘文书的刊布和解读主要依赖于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法国学者哈密屯（J.R.Hamilton）。他在《9～10世纪敦煌回鹘语写本》中刊布了英藏、法藏敦煌文书中出自藏经洞的共38个编号的回鹘文写本图版，并对文本做出转写、法文翻译[20]和注释。这些写本包括大量的世俗文书和包含历史信息的宗教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之前，他还曾刊布同样出于藏经洞的长篇回鹘文文献《善恶二王子的故事》（法藏Pelliot chinois.3509、英藏[21]Or.8212/118），此文献应译自《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讲经文《双[22]恩记》。在英藏敦煌文书中，已刊布的出于藏经洞的回鹘文书还[23]有Or.8212/104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长卷，系年代最早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以其他文字写成的古突厥语[24]文献，如以鲁尼文写成的册页装《占卜书》（Or.8212/161）、以摩尼文写成的卷轴装《摩尼教徒忏悔书》（Xwāstwānīft, [25]Or.8212/178）、一件鲁尼文摩尼教文献残叶[26]（Or.8212/78+Or.8212/79缀合）等。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国际[27]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 IDP）的网站中看到其中一部分文书的高清照片。然而，英藏文书尚没有全部公布，要看到其中全部的回鹘文书照片仍需时日。法藏敦煌文书中编为回鹘文的只有16个号。多数的回鹘文书抄写在汉文、粟特文和藏文文书的背面，因此被编在相应的汉文、粟特文或藏文文书的编号下。虽然现在法藏敦煌西域文书的照片大部分已经登在网上，但是使用“回鹘文”作为条件检索，只能检索到编为回鹘文的16个编号以及汉文编号Pelliot chinois.3509号《善恶二王子的故事》等几件文书，而编在其他语文目下的回鹘文书则无法通过检索引擎找到。日本学者曾在1978～1980年赴巴黎留学期间调查法藏、英藏敦煌文书，现可依据其在《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书》中的全面介绍了解两地藏回鹘[28]文书的概况。
除了藏经洞所出的早期回鹘文书外，英藏、法藏文书中还有出自莫高窟北区的晚期回鹘文书，年代属于蒙元时代。英藏Or.8212/109为一部草体回鹘文书写的册页装书籍，内容系蒙元时代所译藏传密教
[29]文献。法藏中有伯希和从莫高窟北区464窟中攫取的大量蒙元时代[30]回鹘文书，大都没有刊布。哈密屯曾刊布其中编入Pelliot ouigour [31]目下的一件（Pelliot ouigour 16 bis）。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敦煌遗书以1910年自敦煌运来北京的藏经洞劫余文书为主体，加上后来陆续从各地收集而来的敦煌文书。这其中有若干回鹘文书，但它们未必都出自藏经洞。目前国图所藏敦煌汉文文书的图录和胡语文书的图版已经全部刊布在《国家图书馆藏敦[32][33]煌遗书》中，共计146册。方广锠等编有总目录。国图藏敦煌文书的照片也陆续刊布在“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但目前还没有上传任何回鹘文书的照片。在国内各地散藏的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回鹘文书。2007年以前已经刊布图版者，可根据申国美所编散藏目录搜索[3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一批敦煌文献。[35]在2013年刊布的馆藏图录中有数件回鹘文书图版。据笔者观察，其中两件为草体回鹘文，年代较晚，应当不是藏经洞所出。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全面调查和发掘了莫高窟北区共248个洞窟，包括原本编在莫高窟名下的461～465窟和新编号的243个洞[36]窟（B1～B243），收获相当数量的回鹘文书。出土回鹘文书的总[37]览和部分文书的释读分别附在三册考古报告中。后来出版的研究论文集则收有学者对回鹘文书的整体研究、对具体文书的解读以及对[38]前期研究的修订。
俄国的中亚收集品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Sain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其中有大批回鹘文书，[39]大多数出自吐鲁番，少量出自敦煌、酒泉、黑水城等地。俄藏的回鹘文书没有全部刊布，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东洋文库陆续获得约4000件俄藏胡语文书的缩微胶卷，以回鹘文书为主、兼有粟特文和摩尼文文书，也夹杂有其他语言的文书，大都是SI大号目下的文书，少量是M（=Manichaica 摩尼文）、P（=Prilozheniye 附录，原件不存，馆藏仅余照片）和FB（=Foto Box，原件不存，馆藏仅余照片）大号目下。这些文书绝大部分是科洛特科夫的收集品。日本学者因此有机会全面研究俄藏回鹘文书，并编有初步的目录作为内部资料[40]。该目录给出了文书的俄藏编号、文本的性质和行数、关键信息备注以及研究文献目录。别册一本则是以东洋文库照片编号为序，系上对应的文书编号。据该目录可知，其中有少量文书出自敦煌。这些出自敦煌的回鹘文书都属于奥登堡搜集品，包括SI O 77～88、90～[41]105等号，内容以佛经为主；有个别以草体回鹘文书写，说明它们不都出自藏经洞。也有少量世俗文书，如SI O 86号正面为一件回鹘文契约。3.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刻本
如前所述，各国所藏吐鲁番文书也正陆续在IDP网站刊布。但是，回鹘文书的数字化速度很慢，使用“回鹘文”为条件进行检索，目下仅可搜到559件文书，且大半没有照片或目录信息不全。要检索世界范围内的吐鲁番回鹘文书，仍须依靠《吐鲁番文书总目》的《欧美收[42][43]藏卷》和《日本收藏卷》。尤其是《欧美收藏卷》参引了2007年以前出版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包含更为全面的胡语文书目录信息。另外，艾鸿章（J.Elverskog）所著《回鹘佛教文献》一书列举了1997年以前已刊布或比定出的回鹘佛教文献，可供学者在各国所藏的回鹘[44]文写本、刻本中检索内容属佛教题材的回鹘文献。
德国是收藏吐鲁番回鹘文书数量最多、整理刊布工作做得最为系统的国家。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为其国内所藏各种东方写本编目，成果以《德国东方写本目录》（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 VOHD）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其中的古突厥语写本系列（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计划刊布以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突厥语文书的目录信息，是检索德藏回鹘文书的终极目录。该系列按照文书内容分册，计划出20册。在每册目录中，编者给出属于该类文献的写本（刻本）残片的目录信息、形态描述，并附有残片上首尾数行的转写，便于研究人员进一步拼缀残片。目前已完成19册，仅第4册由劳特（J.P.Laut）负责的《弥勒会见记》至今未见出版。第1～2、5～9册皆在2007年以前出版，均为《欧美收藏卷》编目所参引。2007年以来，又陆续出版了12册目录。第10册是佛教[45]故事专题，包括回鹘文本生故事、佛传和譬喻故事，其中属于《十业道譬喻蔓》的文书数量最多。第11、12和15册则涵盖了全部的[46]回鹘文刻本文献。第11册的内容是密教文献，第12册是伪经、大[47]乘经、佛教故事、陀罗尼类文献、经论和题记，而第15册则是头[48][49]韵诗、历日、插画等。第13、14册包含所有公私文书。第16册是大乘佛教的经、论，其中大宗为《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50]和《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7册是医学文献、民间宗教和仪[51][52]式。第18册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专号。第19册则是续[53]完第1册以婆罗米文、藏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的目录。目前丛刊已经覆盖德藏古突厥语文书的大部分编号，方便不同领域的学者按照各自所需的题材来查找文书信息。对于研究回鹘史的学者最重要的是威尔金斯（J.Wilkens）所编的第8册《德藏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目录》[54]和拉施曼（S-Ch.Raschmann）所编第13、14两册公私文书目录。跟《欧美收藏卷》相比，虽然这套丛刊包含更为全面的德藏古突厥语文书目录信息，但它对于历史学研究颇有不便之处。一是按内容分册的体例不利于按号查找文书信息。二是目录信息大都侧重在语文学、文献学和历史语言学方面，而不提示文书中所含的历史信息。
自1997年9月至2005年6月，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在“数据化吐鲁番图库”（Digital Turfan Archive）项目下将柏林国家图书馆藏的8500件古突厥语、5000件中古伊朗语和100件蒙古语文书的图片全部刊布在其网站上，但是图片只有编号，没有其他目录
[55]信息。从2005年11月起，柏林藏的汉文文书和藏文文书也陆续刊布在IDP网站上。原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在MIK目下的吐鲁番文书也陆续刊布在IDP网站上。
德藏古突厥语文书多数以回鹘文写成，编在U（=回鹘文）、Ch/U（=汉文/回鹘文）、Mainz和MIK（=印度艺术博物馆，即今亚洲艺术博物馆）4个号下；少数以摩尼文写成，编在M（摩尼文）号下；还有一些以婆罗米文、藏文、叙利亚文和鲁尼文写成。在非回鹘文的编号之下，也夹杂有回鹘文书。比如，在M编号摩尼文文书中，M 112正面是摩尼文粟特语文书，背面就是著名的回鹘文摩尼寺被毁文书。又如，在Ch编号下的汉文文书中，Ch 2301的正面写的是汉文《四分律》，背面则抄有回鹘文《金光明经》。此外，还有若干回鹘文书被编在粟特文目下。因此，要全面把握德藏古突厥语文书，除了要注重U、Ch/U、Mainz和MIK这4个编号外，也应当将其他目下的文书过目一遍。M编号的文书早在1960年就由博伊斯（M.Boyce）统一调[56]查编目；近年则有前述威尔金斯的《德藏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目录》，涵盖了其中所有的突厥语文书，可供我们使用。用婆罗米文、藏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献由茅埃（D.Maue）全部整理编目，方便检[57]索。德藏汉文文书中的佛教文献部分已有德国学者编纂的2册目录[58][59]和日本学者百济康义续编的第3册目录，非佛教部分则先后由[60]荣新江先生和西胁常记编有目录；上述目录信息均被《欧美收藏卷》所参引，可借此检索Ch号下文书的信息。
20世纪初，在德国吐鲁番探险活动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德国学[61]者就已经开始刊布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时至今日，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不胜枚举。荣新江先生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德国学者自20世纪初直至90年代初的研究
[62]成果。关于德国学者的研究目录，除上文提到的《欧美收藏卷》、VOHD丛刊古突厥语系列各册以外，还应参看由劳特等德国学者于[63]2000年出版的《古突厥语研究论著目录》。这份目录按年代编纂，囊括1820年以降直到1999年各国学者对于伊斯兰化以前古突厥语言、文献以及突厥语族各部历史的研究。由于此研究目录系德国学者所编，所以很少遗漏德国学者历年来的相关论著。其后自2002年起，劳特还在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德文年鉴《乌拉尔阿尔泰年鉴》[64]（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上陆续发表对该目录的增补，使这份目录能够与时俱进。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在此仅择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于德藏回鹘文献的刊布情况。
民主德国自1971年开始组织学者系统刊布收藏在柏林的吐鲁番文书，成果以《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 = BTT）丛书形式出版。两德统一以后，原藏于联邦德国美因茨科学院的吐鲁番文书也入藏柏林，《柏林吐鲁番文献》逐渐成为刊布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正途”，有些以前零散刊布的文书也重新按语言和题材结集在此丛书中出版。另外，丛书并不止于刊布德藏吐鲁番文书，也刊布散藏于其他国家的吐鲁番文书，尽量将分散各地的同类文书集结于一册中刊出。古突厥语文书在BTT丛书中占很大比重，内容以佛教文献为主。70～9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分册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第5册由茨默[65]（P.Zieme）编纂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书中首次刊布编在U、Ch/U、MIK以及当时藏在西柏林的Mainz号下的一大批突厥语摩尼教写本残片，内容包括忏文、赞文、教徒书信等，富含历史信息，至今仍常为学界参引。90年代中期以后，茨默又先后出版了回鹘文[66]《金光明经序品和第一卷》（BTT 18）、《维摩诘所说经》（BTT [67][68]20）、《回鹘佛教陀罗尼类文献》（BTT 23）。威尔金斯编著回[69]鹘文《金光明经第三品》（BTT 21）、《慈悲道场忏法》（BTT [70]25）。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汇编了回鹘文般若类佛经及注疏数种，[71]包括《金刚经》《心经》等（BTT 28）。笠井幸代则刊布了回鹘文[72]本《维摩诘所说经疏》（BTT 29）。对于回鹘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一册则是笠井氏的博士论文《回鹘佛教文献题记》，2008年作为丛书[73]第16册出版。她在大作中全面研究了藏于德、英、法、俄、日、中、瑞典等国收藏机构的回鹘文佛经题记写本、刻本。其中既有首次刊布的文书，也有对曾经发表过的文书进行再研究，学者可以从中检索到丰富的历史信息。丛书在2015年最新出版两册。一册是小田寿典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全面研究的英文版（BTT 33）[74]。另一册则是庄垣内正弘等对于回鹘文音写汉字现象的系统研究[75]（BTT 34）。后者归纳出了回鹘人读汉字的两套系统：沿用汉字读法的“音读”和“回鹘化读法”。书中还有对以回鹘文音写汉语的长篇文献德藏U 5335的首次全面研究。然而，吐鲁番文书中对于历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两类——法令文书和书信的汇编尚未能面世，日本学者松井太和正在分别筹备中，我们翘首以盼。森安氏研究的主要[76]部分已经提前以日文发表在其2015年的著作中。
乌拉尔阿尔泰学会丛书（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 VdSUA）以德语专著为主，作者大都是德国籍或有德国学术背景的学者，内容遍及乌拉尔阿尔泰学各个领域。丛书中常见针对某一类回鹘文书的整体研究，以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丛书第34号是研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称《慈恩传》）的专号 [77]“玄奘的生平与著作”（Xuangzangs Leben und Werk），现已经出[78]版11种相关专著，内容涉及对汉文《慈恩传》各章节的译注、对回鹘文《慈恩传》各章节的译注、对回鹘文《慈恩传》的词语研究[79][80][81][82][83][84][85]等。其中第3、5、7、9、10、11种分别是对回鹘文《慈恩传》第7、8、3、10、9、5卷的汇编和译注，所依据的是1930年在新疆发现，现分散在巴黎、北京和圣彼得堡三处的一种《慈恩传》写本，并参考了葛玛丽（A.von Gabain）当年对巴黎、北京藏残卷的研究。《慈恩传》汉文10卷本由慧立、彦悰著于7世纪，而回鹘文10卷本则由西州回鹘著名的胜光阇梨都统（ŋqo li Tutuŋ）于[86]10世纪末期对译汉文本10卷而成。前5卷记叙玄奘早年事迹及其途经西域赴印度求法之经历，其中第2卷和第5卷分别详细记载了7世纪早期玄奘往返印度过程中行经西域的见闻，对西域史地研究最为重要[87]。现存第5卷前12叶藏在巴黎，后88叶藏在圣彼得堡，保存较完整。而第2卷仅存残片24叶，是本卷最末部分，中亚地名大都不存；其中[88]14叶由茨默发表。丛书第44号是拉施曼的博士论文，全面研究了[89]与棉（böz）有关的回鹘文吐鲁番文书。该书第6章讨论棉布（“官布”）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社会经济作用，最为重要。第71号是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拉德洛夫（F.F.Radloff）曾刊布过的《四众经》中的[90]一个传说的再研究。最近的相关专著则是第74号zertural对于勒柯克当年刊布在Manichaica Ⅰ、Ⅲ两册中的回鹘摩尼教文献的再研究[91]。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保存有300件回鹘文书的照片，均系突厥学家阿拉特（R.R.Arat）于20世纪30年代从柏林拍摄带回。阿拉特1900年生于喀山，是喀山鞑靼人，本名Gabdurraschid Rachmatullin。1928～1933年，他在柏林大学随邦（W.Bang）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编目工作。当时他以热合买提（Gabdul Rašid Rachmati）之名刊布了《突厥语吐[92]鲁番文献》（Türkische Turfan Texte）的第6、7两卷。1933年，他受凯末尔邀请赴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开创土耳其古突厥语文学，并以阿拉特之名著名。他本人研究的兴趣为回鹘文诗歌和经济文书。在离开柏林之前，他将此类文书拍照，随后带到土耳其。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部分在“二战”之后不知所在，其中包括阿拉特所摄照片中的80张照片的原件。这80张照片因此成为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藏品。
阿拉特身后，这些照片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大学。20世纪80年代起，由赛力海牙（O.Sertkaya）负责整理。赛力海牙本人陆续发表了[93]对其中法律、经济文书的研究成果。照片中与棉花有关的契约文书交由德国学者拉施曼研究，收入其博士论文暨前引专著中。在阿拉特遗留的材料中，还有邦、葛玛丽、缪勒和勒柯克等早期学者对一些[94]文书的转写手稿，其中一些文书原件现已不存。在阿拉特照片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7件原件不存的世俗文书。其中5件收入《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中（Sa11、Lo18、Mi30、Mi31、Mi32），另外2件则[95]有松井太最新的研究。阿拉特照片的目录业已由拉施曼和赛力海[96]牙合作出版。
俄藏回鹘文书大部分出自吐鲁番。拉德洛夫是最早刊布俄藏回鹘[97][98]文书的学者，其最重要的成果是专著《回鹘语学志》，内容包含百余件俄藏、德藏回鹘文世俗文书。其中一些文书的原件已经失落。[99]拉德洛夫之后，马洛夫（C.Малов）继续刊布俄藏回鹘文书。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担纲整理、刊布俄藏回鹘文书的主力是土谷舍娃（Л.Тугушева）。在其刊布的俄藏回鹘文书中，对于研究西州回鹘[100]历史较为重要的是：其1971年刊布的行政军事文书、1996年刊布[101][102]的两件入破历以及含有“卜古”（γ）之名的早期回鹘文书。她集中刊布的重要的大宗写本是俄藏回鹘文《慈恩传》。她于1980年[103]出版专著刊布其中部分残片。1991年，她将俄藏全部回鹘文《慈恩传》写本残片刊布，包含有第5（88叶）、6（46叶）、8（30叶）、10（24叶）卷，其中内容最全的第5卷对于历史地理研究最有[104]价值。她在大作中给出了全部188叶残片的转写、俄译和较为清楚的图版。可惜她不懂汉文，因此没有给出汉文本的对照研究。2008年，她刊布俄藏回鹘文《阿弥陀经》（=白莲社经）的全部残叶[105]。2013年，其大作《新疆出土10—14世纪回鹘文世俗文书》以俄[106]文出版，代表了其对俄藏回鹘文世俗文书的研究水平。书中新刊布多件俄藏文书，包括一些原件已丢失的文书照片；还对拉德洛夫等早期学者已刊布文献进行重新研究。该书为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新添了一批重要资料。
另外，1992～2001年，中俄两国合作出版俄藏敦煌汉文文书的[107]全部图录，共计17卷，涵盖俄藏Φ和Дх两个编号。虽然名作“俄藏敦煌文献”，但是在这两个编号下还混有吐鲁番和西域其他地区出土的文书。在一些汉文文书的背面，还抄写有回鹘文等民族文字。这些回鹘文书并不包括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获缩微胶卷之中，尚没有被全面、充分地研究，值得注意。
黄文弼在1927～1933年中瑞西北联合考察中，曾于1928年、1930年两次在吐鲁番考古，其所获文字资料的图片刊布在1954年出[108]版的考古报告《吐鲁番考古记》中。图片中有以回鹘文书写的写本、刻本、石碑（拓片）以及石窟寺壁画题记碎片。这些资料既有他在吐鲁番当地收获者，也有从乌鲁木齐（迪化），甚至库车等地购入者，书中附录《古维吾尔文说明》介绍了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基本情况[109]。黄文弼所获回鹘文资料中的一部分收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现[110]国家博物馆），经日本学者梅村坦的实地调查知共计16件。其他文书、文物的保存状况不明。黄文弼所获回鹘文资料中最为重要者如《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图87）、《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图99）、摩尼教历日（图88）等过去已有学者做过完整研究，这些重要文书的[111]价值及最新研究情况可参看荣新江先生的概说，此处不敷述。但是，《吐鲁番考古记》出版年代久远，其上刊布的照片质量不尽如人意，很难为学者利用；大部分原件又不能为一般学者所见，有些甚至不知所在。因此还有一些回鹘文资料至今没有被充分研究，甚至尚未被解读发表。前文提到梅村坦曾调查其中收在国家博物馆者，编有目录，并翻译了其中5件文书（图80、82、84、85和95），但是没有给出转写和注释。对于《吐鲁番考古记》所刊布回鹘文资料最新的目录信息，应当参看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先生2014年发表的简目，他还[112]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其中的宗教文献。在上述三位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笔者尚有个别信息需要补充。图80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除梅村坦做了调查和大致翻译之外，曾利用梅村坦拍摄的照片做出更加细致和准确的释读。他在其大作《回鹘摩尼教史研究》中对文书做了换写、转写和翻译，准确比定出文书为某摩尼寺入历，并读出了文[113]书中与摩尼教有关的词语和一些地名。学界对《摩尼教寺院经济[114]文书》（图87）的解读又有新的推进。黄文弼在吐鲁番所获的回鹘文书或许并没有完全刊布在《吐鲁番考古记》中。比如，黄文弼在书中解说道：“第94图，系在库车搜购，共二件。一、宽61厘米、高41.5厘米，有签押。一宽60.5厘米、高24.5厘米。前件经冯家昇先生[115]译出，系一卖地契”。但是在图版中，图94（图版104）仅见其[116]一，不见其二。梅村坦在原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调查中也未见图94的另一叶。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在1959～1975年和1997～2006年（新获吐鲁番文书）先后两次大规模收获吐鲁番文书，但这两次所获的文书大都属于西州回鹘时代以前，与本书内容无直接关系。与西州回鹘时代相关最大宗的文书收获当属1980～1981年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书。1980年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崖前积沙时发掘出约800件汉文、回鹘文和粟特文文书残片。1981年，又在65号窟清理坍塌积土时发掘3件粟特文、5件回鹘文摩尼教书信，最为引人注目。这批摩尼教书信以及窟前所出数件粟特文佛典残片由吉田丰和森安孝夫解读，解读成果与书信的照[117]片一起结集成书出版。另有一件编号为81TB10: 06-3的回鹘文书写于蒙元时代，但所记是8世纪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相关史事，引人注[118]目，近年已由茨默解读并发表。其他的回鹘文书主要由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研究、发表。他和多鲁坤阚白尔合作刊布其中四种文献，包括《傅大士颂金刚经》残片1叶、《无量寿经》3叶、押头尾韵的诗歌1[119]叶以及一种摩尼教经文，他们定为“美味经”。后来，他又陆续[120]刊布了其中的一些世俗文书和佛教文献。1980～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文书现存于吐鲁番博物馆，其中的回鹘文文书交由日本学者梅村坦编目。
在吐鲁番地区零散出土或征集的回鹘文书大都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但没有统一整理、刊布，整体情况不为人知。伊斯拉菲尔·玉苏甫曾陆续发表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文章，学界得以逐渐知晓其内容。1965年，吐鲁番当地农民在安乐故城南的佛塔遗址中掘得一批文物，年代从魏晋直到蒙元，其中有一件写有回鹘文的木柱，现藏于自治区博物馆；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给出此木柱[121]文书的转写和汉译。1969年，高昌故城出土一件回鹘文领钱收据，其中含有汉文一行，属双语文书；20世纪70年代末在木头沟还出土[122]有一件回鹘文《大般涅槃经》的译经题记残片。
我国另外一家批量收藏回鹘文吐鲁番文书的机构是大连市旅顺博物馆。他们的此类馆藏继承自日据时代留下的大谷光瑞收集品。馆藏文书尚未全部刊布，整体情况未知。近年来该馆一直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馆藏吐鲁番文书，工作重点在大件的佛教文献方面。2006年两家合作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共编，法藏馆，2006），刊布了一些汉文佛教文献，其中一些大卷的汉文佛经背面写有回鹘文。同年出版的对于这批[123]文书的研究论集中有松井太对于其中回鹘文部分的初步比定。2012年还出版了以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文书为主题的会议论文集《中[124]亚出土的佛教写本》。
日本所藏敦煌、西域文书大多为大谷探险队所获。大谷收集品今天分散在日、中、韩三国多家公、私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多数在
[125]日本。大谷收集品中的文字资料（文书、木简等）主要收藏在京都的龙谷大学。其主体是战后由旅顺运回西本愿寺、再由西本愿寺交付龙谷大学的两大木箱资料。日藏的大部分回鹘文书就在这里。“二战”以后，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整理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中的胡语文书。1961年，羽田明、山田信夫发表了龙谷大学所藏大[126]谷文书中编号1097～8131号的回鹘文书目录信息。这批文书主体是佛教文献，但其中的契约文书和公文书对于历史研究极有价值。日本学者自护雅夫、山田信夫一代即开始系统研究、刊布其中的契约文书，形成深厚的学术积淀，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令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护雅夫于1958～1959年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和汉堡留学，分别随当时顶尖的突厥语文学专家阿拉特和葛玛丽学习，掌握了以现代语文学方法解读回鹘文书的要领。自196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数篇关于契约[127][128]文书的研究。山田信夫也从1961年开始陆续发表相关论文。后来，他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研究、刊布回鹘文契约文书的主要人物，[129]其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世界各地所藏的回鹘文契约文书。1984年，他率日本新一代突厥学家小田寿典、梅村坦和组成回鹘文契约文书整理小组，全面整理、刊布回鹘文契约文书。山田信夫于1987年去世，其学术事业则由小田、梅村和森安三位学者继承。他们在德国专家茨默的协助下编辑出版《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皇皇三卷巨作，包括山田信夫在这一领域发表的18篇论文（第1卷）、各国所藏的共121件契约文书的转写和日、德语翻译（第2卷）以及各件文书清晰的图[130]版（第3卷）。他们三位各自在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方面都有[131]所贡献。除了上述羽田明、山田信夫的目录，以及《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所刊契约文书外，今天我们还可以利用的目录是前引《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日本收藏卷》覆盖了上述两书并充分参考了日本其他藏家2005年以前刊布的图录，但对于回鹘文书的研究文献收集仍不全面。此外，除已经编目的1097～8131号内的回鹘文书，龙谷大学所收藏的回鹘文书还有一些并没有被编入上述目录[132]中。近年来，又有一批橘瑞超私人收藏的西域文书在日本西严寺[133]被“再发现”，其中有91件回鹘文残片，以前并不为人所知。4.其他地区出土的回鹘文写本
1911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获得出土于莎车县的15件文书。其中7件以阿拉伯文书写阿拉伯语，5件以回鹘文书写古突厥语，还有3[134]件则以阿拉伯文书写古突厥语，均系11世纪晚期的土地买卖契。8件突厥语文书均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点的写本，文书中所提及人物多有穆斯林名字，说明当时当地已经开始伊斯兰化。但是，文书有以回鹘文写成，且各件文书格式均采用汉文土地买卖契的格式，或暗示当时尚在伊斯兰化初期。
1960年，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一批古代写本，其中也有[135]几件以回鹘文或阿拉伯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内容和年代可能与上述莎车县出土的文书类似。巴楚县位于喀什与库车之间，正是10～11世纪喀喇汗王朝与回鹘人的边界。最近，其中两件以回鹘文[136]书写的文书由迪拉娜伊斯拉菲尔、伊斯拉菲尔玉苏甫释读、发表。
1959年，哈密出土11世纪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经约300叶，[137]主要由耿世民先生与德国学者合作刊布。写经的题跋最具历史研究价值。一同出土的还有20多叶回鹘文《十业道譬喻蔓》，也由上述学者刊布。
20世纪初，俄国学者马洛夫在甘肃肃南文殊沟收获一件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抄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回鹘文出土文献。同一写本的另外2叶由贝格曼（W.Bergman）在中瑞联合考察中获得，收藏于斯德哥尔摩。5.同类型文书汇编
2008～2011年，亨特（E.Hunter）组织西方学者合作刊布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景教文书（以德藏文书为主）。其中，中古伊朗语文书由辛维廉（N.Sims-Williams）负责，叙利亚语文书由亨特和狄更斯（M.Dickens）负责，以回鹘文或叙利亚文书写的古突厥语文书则由茨默负责。茨默在2015年将其研究成果出版，包括德藏出自葡萄沟[138]西旁遗址和库鲁克塔格的文书，以及出自黑水城的文书。
美国学者克拉克（L.Clark）计划分类汇编迄今已刊部的古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他将文献分为三大类——教义类、教仪类和教会类，计划分3册出版，并给出全部文献的换写、转写、英译和要注。第2[139]册教仪类文献最早出版，内容分为忏文、赞文和祷告文三部分。第3册教会类文献则包含大量与回鹘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献，例如回鹘[140]摩尼教教会史、摩尼教徒抄经题记、书信等。
2015年，森安孝夫将有关回鹘摩尼教历史的重要文书集中刊布[141]。书中给出了作者对于这些文书最新的释读和注解，包括“牟羽可汗入教记”（德藏U 73、U 72）、“羊年回鹘可汗入高昌记”（德藏U 1）、MIK Ⅲ 198以及英藏、俄藏的回鹘文摩尼教忏悔书（Xwāstwānīft）等。同时书中还收录作者据前人研究对两篇回鹘时代中古波斯语摩尼教文献MIK Ⅲ 36（或 MIK Ⅲ 6371）和M 1的日语译文。该书的第五章则刊布有属于11世纪以前的半楷体回鹘文书信。这部分内容也会出现在作者计划以英文出版的回鹘文书信集（Corpus of the Old Uighur Letters）中。6.其他语文文字资料举要
敦煌汉文文书中直接与西州回鹘历史关涉者有国图藏[142]BD11287《张淮深上唐王朝表》、英藏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143][144]经文》、法藏Pelliot chinois.5007《唐佚名诗集》残卷。涉及沙州归义军与西州、伊州等回鹘部族关系的文书有法藏Pelliot [145]chinois.2962《张议潮变文》、Pelliot chinois.3451《张淮深变文》[146]、Pelliot chinois.3672 Bis《廿二城都统大德致沙州宋僧政等书》[147]、Pelliot chinois.3569《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龙粉堆牒、押衙阴季[148][149][150]丰牒》、Pelliot chinois.3552《儿郎伟》等。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较重要者则有吐峪沟出土的《西州回鹘某年造塔功德记》[151]（以下简称《造塔功德记》）。
现存于阗语世俗文书中出于和田当地者大多数属于8世纪唐朝及[152]吐蕃统治时代，最晚到9世纪初期，因此没有与西州回鹘同时代的记录。但其中有数件文书内容涉及8、9世纪之交回鹘、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吉田丰将Hedin 20 于阗文书信的内容比定为802年回鹘吐[153]蕃在喀什的争夺；施杰我（P.Skjrv）据此又将英藏的3件于阗语[154]文书的内容比定为同一事件。这组材料可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相关记载互补。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于阗语文书则大多属于10世纪。对于西州回鹘历史研究最重要者当属《钢和泰卷子》于阗文地名表。于阗国使臣出使河西各地之后，于沙州以藏文和于阗文写成此卷。卷子背面后被用来抄写汉文佛经。此卷1929年首次刊布，藏文部分由藏学家托马斯（F.Thomas）基本解读，而于阗文部分虽由科诺夫（S.Konow）完成转写，但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未能被全面解读[155]。1951年，贝利（H.Bailey）研究了此卷的于阗文部分，实现了[156]逐词的详注和全文的英译。根据贝利的研究，于阗文部分是由不同内容构成的“杂写”（Miscellany）。第7～24行依次记录：于阗使者自于阗国至沙州归义军之间所历城镇名目、沙州归义军所辖城镇名目以及西州回鹘所辖城镇名目（17～24行）。本段文字开头写有纪年“狮子王尉迟散跋婆（Via’ Saṃbhava，即李圣天）十四年、鸡[157]年”，学者据此考订其年代为925年。文书反映了当时河西、西域各地的政治形势和行政地理，是研究西州回鹘早期历史的重要一手材料。自《钢和泰卷子》刊布以来，于阗文地名表部分最受学者重视，[158][159]迄今全面讨论过该地名表的学者就有贝利、岑仲勉、哈密屯[160][161]、黄盛璋等数家。一些于阗王国与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等政权之间往来的国书稿本保存在藏经洞中，是研究10世纪西域史的重要史料。法藏Pelliot chinois.5538a于阗语部分为970年于阗王致曹氏归义军书信，记有于阗军出征喀什得胜缴获舞象之事。Pelliot chinois.2958则是甘州回鹘可汗发给于阗王的信件。此外，还有一些于阗国使的报告，性质与《钢和泰卷子》雷同。
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文书中有一批属于9～10世纪的突厥化粟特语（Turco-Sogdian）文书，哈密屯和辛维廉合作刊布了其中8件，并[162]以法文出版。这批文书记录了回鹘-粟特商人在河西各地的活动情况，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族群、政治情况。该书的英文版在最近出[163]版。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写本多为宗教文献，但一些摩尼教徒的书信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德藏M 112号正面摩尼文粟特语书信[164]以及前述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三封粟特文摩尼教徒长信。德藏粟特文书信的整理和统一刊布由本卡托（A.Benkato）博士负责，作[165]为“柏林吐鲁番文献”丛书一种出版。龙谷大学藏中古伊朗语文书残片由百济康义、宗德曼（W.Sundermann）和吉田丰统一刊布[166]，可惜书后没有词汇索引。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书中还应提及德藏Ch/So.20166号粟特语《国名表》（nāfnāmak），文书按自西向东顺[167]序排列欧亚国族名目。文书由亨宁（W.B.Henning）释读，但其[168]年代尚不能确定。吉田丰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文书中也比定出一件《国名表》——7466号粟特语残片。他读出3个族名：fšwy、[169]kwcyk（龟兹人）、’rkcyk（焉耆人）。其中’fš’wy不见于Ch/So.20166，说明两者版本不同。两件《国名表》均以汉文佛经纸背写成，或可借此判断大致年代。
吐鲁番所出中古波斯语文书中最重要者首推以摩尼文写成的德藏M 1号《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抄本。该复叶第1页正背面[170]为赞美诗集最末的篇章，而第2页正背面为诗集编者的尾跋。跋文记载了漠北回鹘汗国治下东部天山地区各地地名、人名，反映了当[171]时西域各地统治阶级和摩尼教教团的历史信息。德藏MIK Ⅲ36（即MIK Ⅲ 6371）号摩尼文中古波斯语题记中记有可汗称号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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