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秋之卷 总第20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志远、常务主编、吴继章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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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秋之卷 总第20卷)试读：

·学术名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摘要：徐中玉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和文学教育家，他长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关注现实，融贯古今、中西，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他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以及《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为推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徐中玉；评传；文艺理论一

1915年2月15日，江阴县华士镇一户徐姓中医之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名叫“中玉”，希望儿子未来能心中怀玉，做一个光明磊落的道德君子。

徐中玉的父亲靠行医为生，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后，便辍学打工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徐中玉在受教育问题上得到父母的全力培养。1920年8月至1924年7月，徐中玉入华士镇积谷仓初级小学，接受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传统的“私塾”被开明的“洋学堂”取代。当时的学校校牌上都写有“新制”字样，“教师不是秀才先生而是多少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小学的语文课本开头不再教《三字经》，而是教“人、手、足、刀、尺”。“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肃立向上升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敬礼。”

在徐中玉出生的这一年，陈独秀在靠近江阴的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道德”，拉开“五四”运动的序幕。徐中玉的女儿徐平说：“五四运动对我父亲少年时期的影响是很大的。小学时期给我父亲影响最深的是在5月，要参加好几次纪念国耻的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是当年我父亲手执小旗上所写并跟着教师高呼的口号。”

四年初小读完后，1924年8月至1926年7月，徐中玉在华士镇昭忠祠县立第六高级小学求学。徐平说：“高小两年给我父亲影响最深的是阎典史和陈先生这两个人。”阎典史，原名阎应元，明末任江阴县典史。面对清军24万铁骑，200余门重炮，曾率6万义民困守孤城81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53口。阎应元被俘后，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英勇就义。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在华士镇建立昭忠祠，供奉他的塑像，有对联称其“天地正气”“古今完人”。徐中玉就读的高级小学即根据昭忠祠改建而成。徐平说：“当时，昭忠祠的厅堂改成全校师生集会的礼堂，我父亲每天都要在阎典史的塑像前走过几次，有两年之久。阎典史的民族气节从小便深入他的骨髓，对他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影响很大。”

如果说阎典史给徐中玉的影响是传统的，“陈先生”给他的影响则是现代的。“陈先生”是徐中玉高小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名叫陈唯吾，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书教得活泼生动。后来，因为他是中共地下党江阴县委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不幸被杀害。“阎典史”的民族气节和“陈先生”的英雄壮举，为徐中玉人格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市民”，时读高小的徐中玉便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六年小学毕业后，1926年8月至1929年7月，徐中玉到杨舍镇梁丰中学读初中。梁丰中学是在清代梁丰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文教师只要求学生朗读和背诵古文，很少疏通文义、讲解文法，这引发了徐中玉对“文章好在哪里”“好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之类问题的思考。

徐中玉读初中的三年，恰逢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6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起初得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支持。然而就在北伐胜利进军之际，上海和武汉分别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大肆捕杀。于是，共产党人发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此，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那时江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但不久有人就被发现、杀头。由于外婆住在乡下，对农民遭受剥削的痛苦和不公早有所闻，所以年少的徐中玉“很同情这些被害者”。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展了第二次北伐，5月1日收复济南。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5月3日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还焚杀无辜中国官民一万七千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于是，抗日爱国的信念伴随着雪耻的示威游行在少年徐中玉的心中进一步发酵。二

从出生到初中求学这段时期是徐中玉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他受华士镇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阎典史和现实中“五四”运动及共产党人影响，初步形成抗日爱国的民族气节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的时期，也是他萌发文学理论兴趣的时期。徐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从高中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这是他走上以文学为武器来宣传抗日救亡、批判社会黑暗、追求民主光明的时期，由此形成了他宣传抗战的民族文学、批判专制的民主文学的时代主题，在学术研究上选定了中国古代文论方向，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事业上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徐中玉入读高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报考了免交学费和食宿费的省立无锡高中师范科。高中三年，国文课换了三位教师，第一位教师“是位用白话写小说并已出版过两个集子的作家”，对徐中玉走上文学之路影响很大。一方面，徐中玉在高中期间读了不少白话小说，订阅《现代》文学月刊，初步接触了鲁迅的作品，燃起了文学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他订阅《生活周刊》，对邹韬奋撰写的针砭时弊的“小言论”极感兴趣，形成明确的民主、爱国意识。高三开学之初，当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来全国群情愤慨”，上海各大学学生发起去南京的请愿，无锡学生表示声援，徐中玉也投身其中，跃上去南京的火车，表现出中国学子的民族气节。回校后，他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这些抗日文字发表在江阴县及校印刊物上。从此，徐中玉走上了用文学来报效国家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按当时规定，必须服务两年才能报考费用较低的大学，于是徐中玉回到江阴澄南小学做了两年的语文教师。1934年8月，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华东师大原文学院院长齐森华教授回忆说：“山东大学设在青岛，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得不内迁，先后迁至芜湖、安庆、武汉、万县。后来，由于学生越迁越少，最后不得不并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大学原定四年，因辗转内迁，课程多被耽搁，毕业证书上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一年，而实际在校读书的时间是四年半，最后一年的学业是在中央大学完成的。”徐中玉入读中文系后，起先由作家老舍先生教授“小说作法”。在他三年级时，留学欧美的叶石荪先生开设了“文艺心理学”和“文学批评原理”两门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加上叶先生的亲切指导帮助”，徐中玉开始走上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考虑到“三年读师范、两年当小学教师把英文几乎丢光了”这一情况，在叶石荪先生的指点下，徐中玉最后将研究方向选定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大学四年半这段时期，是全民族抗日主题不断加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不断侵犯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与之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中央政府，制造“华北事变”。年底，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史称“一二·九”运动。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炮轰宛平城，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全国的大环境是抗日救亡，山东大学所处的青岛小环境更是如此。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谭帆教授回忆说：“当时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被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海滨经常有日本军舰停泊，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

大学之初，徐中玉本是图书馆的常客。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书斋，声援“一二·九”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或走上街头作抗日演讲，或深入乡村演出宣传剧。卢沟桥事变后，他随校内迁，以文学为投枪，继续宣传抗战。大学四年半中，徐中玉在文学创作上迅速成长，作品四处开花。齐森华教授回忆说：“在青岛读山东大学期间，徐中玉发表过文章的报刊有：北平的《世界日报》《独立评论》《文学导报》，天津的《益世报》《国闻周报》，上海的《晨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东方杂志》《申报·文艺周刊》《中学生》《光明》等，主题集中在抗战上。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学习的一年中，徐中玉继续为抗战文艺写作，为《抗战文艺》《七月》《抗到底》《全民抗战》《自由中国》《国讯》《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刊物写了很多文章。”

随着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徐中玉开始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曾担任全校文学社社长，在鲁迅逝世后组织了规模盛大的青岛追悼会；受邀为天津《益世报》主编《益世小品》周刊，为青岛《民报》主编《新地》周刊。在重庆读书期间，徐中玉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主席和学生会研究部部长、系学生会主席，以学校文学会的名义，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到校做学术报告，并在老舍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9年2月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徐中玉获得了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研究员的职位，负责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割舍不下的研究兴趣，他最终放弃了这份不错的工作，考进了时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冯沅君、陆侃如等先生担任他的指导老师。1939年8月到1941年7月，他“两年时间内专门读了宋代的大量诗歌理论著作”。在澄江城外荒山之上的斗母阁，在粤北坪石院舍的一间潮湿的小屋里，徐中玉孜孜兀兀，完成了30万字的毕业论文——《两宋诗论研究》。在整理大学时期发表的抗战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徐中玉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抗战中的文学》在1941年初出版。齐森华教授介绍说：“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徐中玉以优异成绩受聘留校。1941年8月至1946年7月，徐中玉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共任教五年，以优秀的成果从一名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五年中出版了《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文学论文初集》两部专著，一部辑译作品《伟大作家论写作》（上海图书馆有原件），还在《中山大学学报》《当代文坛》《民族文学》《新建设》《时代中国》《文坛》《收获》《中山日报》《东南日报》《正气日报》《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时评。”

1946年8月至1948年7月，徐中玉接受山东大学聘书，回到青岛的山大母校执教，出版第四本学术专著《文艺学习论》，并为青岛《民言报》编《每周文学》，为济南《山东新报》编《文学周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方克强回忆说：“当时青岛实际已成解放军三面包围下的孤岛，只剩海上与空中交通，国共斗争趋向白热化。徐中玉因公开支持山大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青岛警备区总司令密报有‘奸匪嫌疑’，以致国民党政府部长朱家骅密令山东大学解聘徐中玉，徐中玉原来编的两个刊物也被勒令停刊。提前半年解聘后，徐中玉到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兼课谋生，同时撰写了大量讽刺黑暗、呼唤光明的时评，主要发表于《观察》《展望》《时与文》《民主世界》《东南日报》《中国新报》《世纪评论》等刊物。”

1948年8月至1952年7月，徐中玉受聘为沪江大学教授，与姚雪垠共同创立《报告》周刊，因批评时弊，出刊后旋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徐中玉在《报告》创刊号上发表政论《彻底破产的教育》，尖锐批判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教育，“为此几遭不测”。

徐中玉是以抗战文论开始其学术生涯、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的。早在无锡读高中时，他就在校报和校刊发表抗战文章。在山东大学、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他的抗战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在此基础上，他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前（1941年1月），整理、出版了专著《抗战中的文学》。《抗战中的文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作品对抗战的作用、怎样加强文学的抗战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当时文学面临的重大任务。

换个角度看，抗战文学实际上是民族文学，但“民族文学”的概念较之“抗战文学”更具普适的基础理论意义。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徐中玉更为深入地研究、思考了这个问题，于1944年出版了《民族文学论初集》。作者首先给“民族文学”正名，然后从民族制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性改造、民族传统、民族历史、民族英雄、民族乡土、民族传习九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它们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使“民族文学的理论”作为一种“有系统的科学”得到了初步建构。钟敬文先生评论说，该书不仅涉及范围广阔，而且理论上也有“特别的光彩”。三

徐中玉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年“反右”前，共出版著作6部，内容涉及语文学习、文学理论、鲁迅遗产，迎来了其学术事业的第二个高峰。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垮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中国宣告解放。他为之欢欣鼓舞，参加沪江大学革新会，协助新政府接受改造旧大学，历兼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工会副主席。1950年他加入中国民主联盟，历兼民盟市委委员、校民盟分部主任。1952年8月，上海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徐中玉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太平了，学者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了。从1952年到1957年，徐中玉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专著《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论文艺教学和语文问题》《写作和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文学概论讲稿》（上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并在1956年5月至1957年7月倡办、主编《语文教学》杂志，迎来了学术事业的春天。四

从1957年起，徐中玉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徐中玉“应领导与各报刊之‘热情’邀约，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写了几篇文章”，提出“教授治校”，主张“学术至上”，结果1958年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中文系，到图书馆整理图书卡片，之后是劳动改造、学习、借调。徐平说：“虽然1960年初宣布我父亲摘帽，1961年后得以回系任教，但1966年‘文革’开始，又作为‘老右派’被首先投入‘监改’，长期在学生宿舍内外清扫垃圾，五次被抄家，直到70年代末才彻底平反。这期间我母亲受歧视，我们子女升学难、就业难。在这一系列的打击面前，我父亲并没有失去美好的信念与理想。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积累专业研究资料。二十年间劳动改造、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近一千万字。”

从1957年夏被打成“右派”直到70年代末平反前，此间的20年可视为徐中玉人生的第四个阶段。这是徐中玉遭遇不白之冤和重大打击、学术上被剥夺发言权的时期，也是徐中玉蛰伏积累的时期，为其新时期平反后学术上的爆发打下了基础。五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徐中玉人生的第五个阶段，他以罕见的高寿、旺盛的活力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在现代文论领域提出了方向性意见，并在学会组织、刊物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达到了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高峰。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革”结束了，徐中玉首批获得昭雪。云开日出，枯木逢春。他从1978年起陆续恢复并新任若干职务，如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协主席等，到1984年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1989年退休至今，徐中玉这段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和贡献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结合社会政治和文坛的重大现实问题，不停地思考和写作，出版了6部专著，如《论苏轼的创作经验》《鲁迅遗产探索》《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等。这个时期，他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成果尤为突出。除上述《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外，他还出版《苏东坡文集导读》《苏轼诗话》，与人合编《刘熙载论艺六种》，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古文鉴赏大辞典》《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四册本）。徐中玉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既有微观的点，又有宏观的面。点以苏轼、刘熙载为代表。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宏观思考方面，徐中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中国古代文论有什么民族特色？徐中玉归纳为“尚用”“求真”“重情”“重简”“形式多样”“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六点。研究古代文论有什么意义？徐中玉强调要“古为今用”，让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作用。考虑到动乱年代荒废甚多，“搜集、整理、出版、研究资料的工作还需大力进行”，于是，从80年代初开始，徐中玉便组织、带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批年轻弟子及青年教师着手编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上自先秦下到近代，横跨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书法诸多领域，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十五大主题，陆续分卷出版，最终又合编出版。该丛书350余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料专题汇编。

此外，作为文坛的执牛耳者，徐中玉先生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态度、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就文艺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如《试论当前文论中的七个问题》《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论文艺的歌颂、暴露与讽刺》《使命、责任、价值》《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关于“当代意识”的思考》，为保证文坛的健康走向提供了方向性意见。

二是面对十年浩劫留下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干练的办事能力，调动、集聚全国的资源，推动了三个全国性的一级学会的创立，主编了三个全国性学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大学语文》教材，促进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大学语文研究的繁荣。

徐中玉先生重视学会、刊物对大学教学和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方克强教授介绍说：“徐先生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先是和周扬、陈荒煤等人组建了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研究会创立于1979年5月，周扬为名誉会长，陈荒煤为学会会长，徐中玉任副会长。学会挂靠在华东师范大学，会址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创立于1980年6月，陈荒煤担任主编，徐中玉任副主编。1985年学会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为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任会刊主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华东师大中文系为基地，徐中玉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邀请郭绍虞、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缃、许杰、钱谷融等二十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来到丽娃河畔的文史楼，为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授课。在此基础上，他与郭绍虞先生一起推动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学会创立于1979年5月，徐中玉自第二届以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址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会刊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自1984年第九辑起徐中玉担任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不仅成为新时期这两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发表成果的主阵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新人，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谭帆教授介绍说：“1980年10月，徐先生联合南京大学匡亚明先生，成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址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徐中玉担任会长。徐先生先后主编、出版了多种版本、累计三千多万册的《大学语文》，主办了多次‘大学语文’教师研修班和学术年会，为全国高校语文师资的培养、‘大学语文’教学规律的探寻以及大学生文学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徐先生担任国家教委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于1984年创立、主编《中文自学指导》杂志及自考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成为全国青年学子中文自学考试的必读书。”

三是爱护人才，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主，民主办学，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术新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府参事毛时安说：“徐先生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期间，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创造，以学生为本，以科研为本，惜才爱才用才善才。前辈、同辈、晚辈，包括‘反右’‘文革’时伤害批评过自己的教师，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在三尺讲坛上激扬文字，叱咤风云，传道解惑释疑，宣讲各自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教学上，先生更是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特别是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为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减负深造创造有利条件。不拘一格鼓励学生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胆成才。甚至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发表、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

正是因为徐先生民主、开明的办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涌现出了在全国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和批评家两大群体，著名作家如孙顒、王小鹰、格非，诗人如赵丽宏、宋琳、徐芳等，文学评论家如徐子东、王晓明、夏中义、宋耀良、方克强、毛时安、李劫、殷国明、胡河清、朱大可等。

从恢复研究生招生到1987年，徐中玉共招了五届文艺学或古代文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先生以启发式的、宽松自由的对话、交流、讨论展开研究生培养，促进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健康成长。今天在学术领域颇有成就和影响的南帆、谭帆、吴炫、周锡山、陆晓光、田兆元、祁志祥等人，都是徐中玉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六

身处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徐中玉先生文论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主张是围绕文学与社会、国家、民族、道德、政治的联系，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积极作用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批判责任。用徐中玉自己的话说，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自己对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的强烈担当，作家、艺术家的“伟大”“永远不可能同广大人民的幸福、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这种崇高的思想、事业相脱离”。

这种思想决定了徐中玉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尽管徐中玉本人曾深受“反右”“文革”等极左政治之害，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文革”时期文学长期被政治绑架深恶痛绝，但面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去政治化”“向内转”的倾向，徐中玉仍然坚持“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不能脱离政治’这句话中所说的‘政治’，是指非常广泛意义的政治。国家兴衰、民族安危、人民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前途，文艺工作者能脱离这些而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么？文艺工作者只有对这些问题抱着极大关心，有积极贡献的热情与愿望，他的作品才有生命”。

既然“言必中当世之过”，文学可以暴露、讽刺现实，积极干预生活，那么就必须有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所以艺术民主和学术自由，成为徐中玉先生的另一基本理论主张。

在1942年出版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一书中，徐先生指出，“发展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允许“自由研究，自由批判”。1979年，针对动乱时期凭长官意志决定作品好坏的状况，徐先生呼吁：“发扬艺术民主，为繁荣创作提供必要条件。”1985年，徐先生又指出：“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关键恐怕首先还在于实现政治民主，更高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民主。”1986年，徐先生结合自己的遭遇对“双百”方针进行了重新解释，没有“百家争鸣”，没有创作和评论的自由，“百花齐放”的光辉灿烂局面怎能实现呢？

与此相应，徐中玉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1956年10月21日在长江大戏院为上海作家协会所做的专题报告中，他以“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为题，通过对鲁迅主张的介绍与肯定，倡导独立思考的研究方法。1983年，徐中玉先生以邓小平思想为依据，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肯定“敢于大胆讲话、有理论勇气的人，是好样的”。后来，他又借系统研究邓小平文艺思想之机，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徐中玉先生的上述基本文艺思想，贯彻在他不同时期的各种论著中。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徐中玉一生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为四个板块，即抗战文论、苏俄文论、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它们互有转换与联系，构成了其一生的学术结构。徐中玉先生曾指出：“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来。”他本人在苏俄文论、古代文论、现代文论所做出的成果，可看出其打通这三方面的努力。而早先登上文坛的抗战文论，究其实不过属于现代文论的一脉，不过这“现代”不是指当代，而是指抗战时期罢了。

纵观徐中玉先生一生的学术，可用“五个兼顾”来概括他的治学方法：一是纯粹研究与实际应用相兼顾；二是微观与宏观、分析与综合相兼顾；三是实证与贯通相兼顾；四是思辨与感受、体系与札记相兼顾；五是内容与形式、他律与自律相兼顾。徐中玉对中国古代的艺术辩证法曾屡加赞赏，他在治学方法上也体现出相反相成、主从兼顾的辩证色彩，从而彰显出不落一偏、雍容悠游的深刻智慧和大家风范。七

2013年徐中玉先生99岁诞辰之际，按照上海人做九不做十的习惯，华东师范大学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发布六卷本的《徐中玉文集》，文集收录了徐先生一生的主要理论著作，为人们系统认识和研究徐中玉提供了宝贵依据；另一件是早已退休的徐先生从自己一生有限的积蓄中捐出100万元给中文系设立“中玉助学基金”，资助那些品学兼优而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

2014年12月，徐中玉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对徐中玉先生作如下介绍：

徐中玉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述约千万字。徐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追求真理、关注现实、融贯古今，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在文学理论研究界享有崇高声誉。

徐中玉先生是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创办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同时创办《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刊物，团结同仁，奖掖后进，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徐中玉先生是卓越的文学教育家。思想解放，改革创新，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期间，培养了著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和“批评家群”，享誉海内外。徐先生还是新时期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创始人之一，创立学会，编写教材，舆论宣传，积极倡导大学语文教育在全国的开展。其主编各类《大学语文》教材已累计发行近三千万册，影响深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贡献卓著。八

华东师大二村附近的长风公园，是徐中玉先生每天傍晚去散步的地方，数十年如一日。

自1915年2月15日出生至今，徐中玉先生已度过了102周岁。如今的他，尽管记忆退化，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

曾有人好奇地探寻徐先生有什么长寿秘诀，其实徐先生除了每天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左右外，并无特别的健身之术。如果说有什么长寿之道，那就是心地坦荡，大爱无私。《中庸》引孔子语：“故大德……必得其寿。”古语说“仁者寿”，借用来评价徐中玉先生，再恰当不过。

徐中玉先生形象方正，处事不苟，但内心怀有对国族、对他人深切的爱，正如古语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徐先生的一生与百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相生相伴。

徐中玉走过的百岁人生是遭逢忧患的一生，也是“生于忧患”“玉汝于成”的一生。徐中玉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心中怀玉，守中如玉”，是徐中玉一生的写照。“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祝福徐中玉先生健康长寿！

[1] 此文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馆拍摄的《徐中玉先生访谈》资料片脚本。

[2] 作者简介：祁志祥（1958～ ），男，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大雅久不作，垂文振金声

摘要：陈晓明的文学研究深刻寄寓并一以贯通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这两极张力相摩相荡。他的“无边”而“守望”之路伴随着对现代性的阐释和批判，而这一切的出发点恰恰是中国的现实。面对众多研究对象，陈晓明始终围绕纯文学这个核心展开。在借用西方理论资源时，始终立足于中国本土立场，坚守传统人文价值的底线。

关键词：陈晓明；理想主义；人文价值

陈晓明先生以《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作品为学界所熟知，从而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学术地位，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何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乃是当代文学研究不能轻易绕过的问题。本文不揣谫陋，试图对陈先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成就加以简要而粗疏的梳理和归纳，认为先生的学问中深刻寄寓并贯通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这两极张力相摩相荡，从而成就了他作为“哲理型的批评大家”的身份。一 文章合为时而著：从“无边”到“守望”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为文化批评、文学生产奠定了厚实的经济根基，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文学现象或者打着文学旗号的文化现象五彩斑斓，争奇斗艳，文学日益淹没在五花八门的文化、社会现象之中。在日益复杂而多样化的“无边”的现代性文学浪涛中，如何“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乃是陈晓明初衷不改的诉求，陈晓明之“无边”而“守望”之路伴随着对现代性的阐释和批判，而这一切的出发点恰恰是中国的现实。这里用一句古语概括他的文学研究，即“文章合为时而著”。

陈晓明的文学研究与当下关系紧密，和时代共命运。这既是当代文学批评家的历史使命，也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悠久的文学传统。陈晓明以一种入世的而非高蹈的态度进入文学批评，这使得其论往往有的放矢，其议很接地气。较早集中展现陈晓明这一现实关切的为学特色且广具学界影响力的著作，乃是他的代表力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逐渐式微，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开始探索独特的话语方式，与传统厘清了界限，他们刻意反传统的姿态被冠以“先锋派”之名，而这种文学现象与中国历史转型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勃兴的标志。这种文学现象孕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在八九十年代由启蒙主义过渡到存在主义，其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先锋文学思潮运变的基本逻辑是“唯新论”，基本特征是摹仿性与本土化、原则性与策略性、异端性与正［1］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启蒙性与现代性等的对立统一。“先锋”云云，正是时代特征的写照，如果说以往的著述更多地呈现出零散和片段特征，那么陈晓明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先锋小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便显示出强烈的系统观念。此即1993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此书在2004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修订版，篇幅由原来的23万字扩充至38万字，距离上一版恰好十年。陈晓明从“叙事革命”、“精神变异”以及“文化象征”等角度把握先锋派小说，详尽地剖析了先锋小说的话语选择以及叙事风格，指出其中包蕴的思想因素，并从历史的宏观角度道出其在文化史中的地位。陈晓明是造词的高手，这也是其行文的特点之一，每每于运笔之际，独铸新词，而又浑然天成，不造作、不生涩。比如，此书所使用的诸如“冒险的迁徙”“多形的话语”等，都是独出心裁的断语。陈晓明逐步剖析了先锋小说的叙事转换文化、语言经验、叙事变奏以及策略和风格，勾勒出先锋小说的大轮廓，而后由此介入精神内涵的评述。他指出先锋小说蕴含着新情感的变迁或危机，而这种新情感又是建立在后现代意识之超越和认同基础之上，点出了“后现代”这个时代特征之后，陈晓明由此便自然过渡到诸如无主体、历史外、流放等后现代命题，从而对先锋派之于文学史的象征意义有了水到渠成的铺垫。

作为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触，他往往以纤细至极的敏感切住时代的脉搏，他的一大理论贡献便是纯文学批评，这一批评工作是在反思时代——换言之，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中国中产阶级逐步壮大，社会需要慰藉心灵的时代著述，这种需要和世纪之交的批评现状存在一定差距，当时文学批评汩没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的浪涛之中，而陈晓明在此基础上针对文学的困境发表了很多富有指导性的意见。如何把握当下文学变动趋势？如何理解当前的文学困境？如何突破文学的可能性？紧扣时代问题，陈晓明针对文学或曰纯文学的现代性困境，在本土文学如何在自我更新与历史开创方面寻求新的法则等问题上，从抽象的理论表述和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来揭示当代涌动的文学/思想潮流，反思现代性问题，这就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探究中国当下文学转型问题。陈晓明以转型为其思考文学现象的基本立足点，给予中国文学的当下趋变以恰如其分的诊断，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于如下的著述：由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性解放取代了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作者敏锐地扣住时代脉搏，对时下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过去那种营构共同想象关系的乌托邦冲动一去不再，而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剩余的想象”。人类的历史是由神话和寓言牵引而不断进步的，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从西亚的城邦诸神到亚述帝国的大神，从法老时代的神灵到华盛顿，从赫西俄德到柏拉图到罗马诗人的种族神话，无非都是一系列的神话叙事而已。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无非只是人类历史的一段投影，这就是陈书所说的“巨型寓言”，这个寓言一旦被裹挟着进入历史的旋涡中，渐渐就会冰消瓦解而仅仅留下剩余的文化。陈晓明在“巨型寓言”和“剩余的文化”这两极之间，对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延续以往的研究，接续了先锋派，指出这个时代的神话式微特征，走出神话谱系而引至集体想象的失落，对先锋派、新写实、都市小说和女性主义等小说派别作了深入剖析，揭示这个时代表象崇拜和欲望叙事的特征。他指出精英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错位之后，将问题归结到重建历史主体性的可能上来，从而探究文学表达方式的当下可能性问题。用陈晓明的术语表达就是“文学如何对现在说话”。而五年以后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一书，则更提升到一个高层的问题上来。《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从文学变迁的角度审视新时期的文学现象，将文学批评和历史哲思贯通为一。若说五年前陈晓明尚属于神话破灭之后，对历史的预期尚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的话，那么此书在论述上显得更加明确，理论上更显清晰。全书构架恢宏，从“文革”之后乌托邦想象的解体到新时期片面追求文学形式的先锋实验派，从九十年代新写实到时尚前卫的写作流派，从现代而后现代，从文学而文化，其所涉及议题之广、所谈论问题之深，以如椽之笔勾勒了当时最具活力的创新景观，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进行雄辩而富有理论深度的剖析，可谓融宏观和微观于一体，实为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此书延续了作者在《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中所提出的问题，亦即历史主体的问题，因此开手即对此做出了回应，他指出新时期历史主体的确认，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它一改以往意识形态挂帅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而是从文学史内部的角度切入，将建构的文学史书写样式改造为文学史自然演化论的书写样式。尽管本书可能存在诸［2］如姚新勇所批评的“断裂三段式”之类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开启了一种文学史的写作范式，这种“断裂”或者正是著者有意为之。陈著发表之时，也正是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时期，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乃是如饥似渴地全面吸纳西方文化的时期，那么进入新千年，则是中国文化的范畴时期。随着新儒学的逐渐复兴、施特劳斯学派的引入、自由主义思潮的自我反思，中国［3］已经走上了新的历史时期，哲学在中国存在开启的可能性。这本书所提出的历史主体、“后政治学”、超越“非历史化”具有相当的象征意味。而这一主要思想，陈晓明将其命题为“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转型”。《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从“现代性”入手重新梳理百年文学变迁。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乃是被迫应对西方现代化扩张的结果，与云谲波诡的外部世界的对话促使中国重新调整自身，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到世界现代化文明体系的建构之中，这其中就伴随着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进程。此书勾勒了百年文学变迁史，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成现代性文学的实践形态，梳理出了二十世纪现代性文学的历史线索。此书具有明确的学科建构意识，开宗明义地指出应当警惕将文学研究做成思想史之“现代性”研究的倾向，而应该坚持回到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经验本身。这样的立足点，在新时期各学科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语境下，对于重新厘清文学自身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导向意义。

该书对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作了认真审辩，在现代性的起源及理论准则的理论基准上，过渡到对现代性的内在特征及其中国的现代性特征的剖析，并进一步厘清文学现代性的含义，以此开展对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其论述视野极为恢宏，涉及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流向、现代性与文学的政治化过程、文学制度与大众文学生产、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等诸多宏大的历史命题，从而逐渐落实到“现代性的别处”和“现代性的尽头”等问题上。这种文学本体意识的明确口号，乃是陈晓明念兹在兹的关注，十年之后，他更明确提出“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对文学的纯粹性之关注，无疑是陈晓明另一个相当显著的为学特色。二 纯文学的生生死死：文学批评的理想主义

是否有纯文学的论争，乃是各式“死了”或“终结”之类的现代性叙事的论题之一。一时之间，“上帝死了”“哲学终结了”等论调甚嚣尘上，对于纯文学的质疑或否定便是这一思想背景的自然衍生物。陈晓明立足于这样的批评环境，在文学的生生死死等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其批评涉猎面亦由文学研究同时拓展到文化研究、思想研究，举凡影视传媒、历史、哲学等皆入其评骘畛域之内，然而无论陈晓明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始终围绕纯文学这个核心而发，在一系列批评和阐释当中，透视出了文学批评的理想主义特色。在当下这种语境中，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纯文学立场的坚守呢？

所谓纯文学的观念乃是现代中国仿效西方学科分类的临时建构，尽管就字面意义而言，“文学”一词勉强能和古典经史传统关联上，然而内在精神却相差甚远。儒门四科有“德性”“政事”“言语”“文学”之分，这一划分指向的是儒家教化传统，即便激活古典传统而重［4］新定义，也难以真正对当下文学现象进行有效阐释。现代文学更多的是沿袭西方literature观念而来，而这一观念是基于文史哲的三分法基础，文史哲的三分法对应西方哲学传统对人性的理解，即认为人类具有思维、记忆和想象三种功能。这种人性理解自古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而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而成为强势的理论话语。因此，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大旨不出西方三分法的基础框架。而西方所谓文学又通常以诗歌、戏剧和小说为对象，此一西方传统嫁接到中国文学现象上来的结果，难免圆凿而方枘。是以学人们又别出心裁地创造出“纯文学”之名，实乃以迎合西方理论为初衷。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本土性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应对的问题，是一个西学话语霸权下如何获得自己的表达方式的问题。前文所说，文学乃是现代性语境下的历史建构，而历史正是一部建构的历史。文学既然参照西方机制建构，如何做得更像文学这么回事便不言而喻。新时期之初兴起文化热，文学研究往往变相为文化研究、思想研究。有鉴于此，陈晓明紧扣文学这一关键，从1999年开始的《文学超越》到2013年出版的《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他出版了数本以“文学”命篇的专著。这些专著集中体现了其守望“纯文学”的研究特质，展现了陈晓明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赤子之心。《文学超越》于1999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该书并非首尾一贯的著作，而是诸多单篇评论的集合。“超越”乃是时代所喜用的词语，如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周宪的《超越文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7年）等。陈晓明无愧为敏感的文学评论家，其用语的神似可谓与时代共命运。这或许也是陈晓明“戏仿”“解构”的写作策略。此书指出现代阅读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理解的艰难、理论的赎罪、寻根之谬误，用其特定的术语表达，就是“文学的巴比伦塔已经倒塌”，在文学之塔倒塌的语境下，如何重启文学批评之路，正是一个时代焦虑症。不过这种焦虑症属于别人，陈晓明不会有，他能够从“超越”的角度看到第三种批评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本书遂而纵论张艺谋、张承志、琼瑶、三毛、王朔、陈染、朱文、北岛、欧阳江河等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显示出纵横捭阖、舒卷自如的理论气度。

时隔三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6万字的《陈晓明小说时评》则是对当时小说创作的独特评述。“时”正是陈晓明最大的特质，与时俱进，不拘泥不牵连，随时俯仰而特立卓异。这本著作的出版，更有为纯文学进而为文学评论正名的味道。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一家正统的文学杂志《三季刊》出了一期所谓“大学批评”专刊，断然否定了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然大学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批评家和文学家之间的紧张冲突中，如何选择立场也是左支右绌的。尽管W·J·T·米歇尔将二十世纪末西方学界视为“批评的黄金时代”，然而文学批评学科在理论上仍难以自洽。陈晓明以“时评”名书而冠之以本名，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论著从思考“文学批评的位置与品格”这一理论问题开端，以四编的宏伟篇幅，从理论厘定到文本分析在双重向度上探讨了文学批评的诸多问题。该书赓续了“超越”的主题，只是这次加之以“无望的”限定，指出文学批评的深度及文本策略，而后以《风过耳》分析了新时期的特质，将王朔的作品视为无法拒绝的存在，重估了张贤亮和阎连科的文学价值。论著对十年以来的重要小说作了全景透视，对诸如韩少功、贾平凹、李锐、刘震云等作家，对先锋派、三剑客等作家群体以及《遗忘》《混在北京》等小说都做了深入剖析，而其落脚点乃是文学性的，反映出维护文学的强烈学科意识。陈晓明以其维护批评学科的业绩，成为一种文化品格的象征，成为一个时代［5］的文学“现象”。

文学何为？文学何在？文学问题与历史、哲学、政治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陈晓明著作以“不死的纯文学”为书名，于2007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他对图像压制下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实则，此一命题早在2003年便有明确的表［6］达，他当时用了“保守而不死的纯文学”之称。陈晓明乃是有着［7］纯文学“情怀”的人，这种纯文学的情怀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而且是通过大量的理论实践加以论证的。著者立足于其一贯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审视了后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陈晓明一如既往地创造了许多全新的表达，诸如“后历史的幽灵”“给文学招魂”“还童术”“断裂的边界”等。贯穿于其文本的乃是思想家德里达，其德里达主义乃是经过消化吸收而非机械照搬的，他以德里达之眼烛照文学的式微，并独出心裁地称之为“幽灵化”，他以差异性自由的理论视野给文学招魂，换言之，也就意味着展望纯文学的可能性。陈晓明通过其极具洞察力的理论思维，给历史断裂与接轨的现代文学创造环境切脉，而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杰姆逊的《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结束全书。通观此书的架构，可谓神完气足，“幽灵”乃是贯通首尾的关键词语，“不死的纯文学”也可以换成德里达式的或者杰姆逊式的表达——“纯文学的幽灵”。陈晓明不仅深谙德里达笔法，更是当今为数无几的深得德里达学问精髓的学者，故被学界、坊间公认为后学理论大师。

陈晓明既已笃定纯文学“不死”，时隔两年之后，再以“文学”为题撰成专著——《向死而生的文学》。此书2009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与《不死的纯文学》堪称姊妹篇，仍然着眼于当下文学现象所面临的新变，而贯通其文章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神话的全面瓦解，文学作为整体性书写的表达机制随之崩塌，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抬头，文学价值观及文学表达呈现出多元化趋向。这种趋向经过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随着思想解放力度的加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述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而新媒体手段的介入，电影、电视、网络等图像方式日益取代了纸质阅读。中国进入所谓的读图时代，当代文学也面临着两重挑战：既面临着图像与声音霸权的冲击，同时又要面对市场和消费主义的规训。基于此，“文学死了”之类论调甚嚣尘上。陈晓明之倡导纯文学，乃是为文学开辟新道路的宏大抱负。而其理论资源，则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两位思想家，即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从文学本位的角度而言，要维护文学的纯粹性，文学应当变得最纯粹而顽强，文学也确实纯粹而顽强，这种顽强乃是“向死而生”的。同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强有力的鸿篇巨制回击了“文学死了”派的挑战。该书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写起，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变革历程，以大量优秀的作品证明，文学还在，中国文学能自我更新，向死而生。此书为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借鉴的范式，开启了全新的文学史写［8］作的可能性。

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坛，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评价当下的文学现象，是许多批评家面临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一直未能公允地看待本土文学创造，这一方面是立足于西方文学样式以西例中、削足适履的结果，是文化自信心不足的展现。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良莠不齐，致使大量优秀的作品为其所累。因此乃有顾彬之流以倨傲而轻慢的态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与其谓之批评，毋宁谓之攻击），陈晓明仗义执言，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况下，以其深湛的文学研究理论，指出当代文学的贡献，［9］尽管有所谓“唱盛”之讥，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下伟大贡献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鲜明的事实。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屡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这本身已足以反驳顾彬之流的狂妄和某些中国理论家的自卑。作为一名富有学术责任感的学者，陈晓明用事实说话，面对不实舆论，敢于发声，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作家群体的贡献，为当代文学正名，充分体现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公允、正直的品格。［10］

在以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的时代，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陈晓明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他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而将其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并列。当然这是一种笼统的划分，如果仔细推敲，并不见得没有理论罅隙可击。重要的并不是这种划分是否准确，而在于陈晓明何以要做出这样的划分。陈晓明指出，口传文明对应的是农耕、游牧时代，书写文明对应的是机械工业化时代，而视听文明对应的则是电子化的后工业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宏观勾勒，视听文明时代文学面临着其他文明所不曾有过的挑战。在口传文明时代，文学需要口口相传，需要演说者和听众，而书写文明时代也需要读者和作者以及传播者之间的互动。文学存在于人际互动之中，而后工业时代的文学完全改变了这种人与人互动的形式，只需要一台现代设备（放映机、电视、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阅读”所需要的信息。在这种读者自足的时代，文学是否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文学如何继续存活下去，乃是陈晓明所系心的核心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坚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将此视为维系传统记忆、警醒后工业冲击性灾变的生存手段。由此，延续“不死的”或“向死而生”的纯文学的批评言路，陈晓明推出了其维护文学传统的大作，这就是编入“新文学丛书”由新星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31万字的巨著《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该书由“小叙事的时代”、“剩余的文学性”以及“新的可能性”三编组成，其中有些文章由前两部作品扩展而来，而思想内涵却有本质的提升。作者对文学保持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态度，上编是一些基本的理论建构，中编侧重于对马原、徐小斌、阿来、莫言等小说的评论，下编则展示文学的可能性，以呼应“守望文学”的主题。此书提出了新命题，比如道德与文学、文化与宗教、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等，都足以启迪人心。而足以表达著者守望文学决心的，便是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该书可谓陈晓明小说评论的精华版，是著者精神成长的累积，是作者鲜活的个人经验之流露。此书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他首次以“文本细读”作为书的副标题，这同样也反映了时代风气的趋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粗放型阅读逐渐转型为近十余年的细读，应当归功于阐释学的引入，尤其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施特劳斯主义。在众多西方思想家中，施特劳斯可谓最为关注写作笔法和阅读技巧的哲人。而这位西方哲人中的异类，通过刘小枫、甘阳等学者引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一时之间，笔法问题或者阅读问题成为人人热衷讨论的关键问题。实则，中国人对笔法问题的关注并不鲜见，从孔子以来，“春秋笔法”一直就是中国书写–思想的第一问题。施特劳斯的引入恰恰激活了本土这个固有传统，并且也借助其理论重新审视固有传统。伴随着施特劳斯之学的引入，儒家传统逐渐复兴。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写作–阅读方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重审传统的问题。这一问题波及之广，恐怕施派也始料未及。陈晓明之倡导“文本细读”固然为时代所趋，不过这也是德里达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恰恰就是奠基于文本细读的策略之上的。尽管施特劳斯门人和解构主义后嗣思想取径不同，然而就细读文本这一点而言，二者可谓殊途同归。但凡深谙写作笔法的作家，总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一类的特质，因而懂得引而不发，适［11］可而止。这可能是陈文何以被批评为意犹未尽的根由。这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书名取自《老子》可谓大有深意，它隐喻了“道可道，非常道”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策略，展示［12］了当下文学阅读的新趋向和文学经典化的可能。

陈晓明虽然以德里达解构主义为其理论资源，然而这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本土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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