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哲敷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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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治学方法试读：
编辑者言
在中外出版物中，有一类小书，篇幅短小，语言通俗，轻松可爱，如溪水中的松影，自有一种清简之美。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吴经熊先生的《唐诗四季》，笔意蹁跹，文采斐然，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明辨故实，条分缕析，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这些“小而可贵的书”，无一例外，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曾为读书人所喜爱，但堙没已久，难觅其踪。“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这也是“小书馆”最初的缘起。但书海茫茫，收不胜收，“小书馆”不求规模的宏大，不限时间的长短，不拘门类的均衡，只要得中意的小书，达到一定册数，且可编为一辑的，便会推出。“小书馆”所收之书，虽是小书，却是值得大观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多为一派之宗，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与王国维、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掌故学大师瞿兑之，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等等。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但它不是时髦的，也不是热门的，有的还是冷僻的。在此纷繁之世，出版这样的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读书一事，不合时宜，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学者、出版家傅璇琮说：“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冷能避俗。”不过“人各有心，不能皆合”，正如你喜青皮橄榄、毛尖绿茶，他却喜口香糖、可乐，或是其他别的东西，喜者自喜，厌者自厌，但这无妨，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小书馆”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提供几本可看的书，也就够了。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这样看来，读书亦如吃饭、打牌、下棋、聊天、看电视等，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迄今为止，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关乎心智、成长、品位……如此，于闲暇之际，一壶茶，一册书，去寻得书中的乐趣，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岂不快哉！让“小书馆”与您结伴而行。“小书馆”编辑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写在前面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研究曾国藩，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奏折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的东西，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这个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工作、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我明显能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看到一个人巨大的忧郁和悲凉。曾国藩不单单是一个读书人，或者是一个文人，一个官员，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人生的历程中，以知识的学习、内心的冶炼尽得“大学”精要。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曾国藩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仁”的精神：宽厚、智慧、诚实、博大。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朴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他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一直不放松，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他一直很清醒，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经他的调教，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曾国藩还以用人见长，在他幕府中，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研究曾国藩的著作十分庞杂，这一本《曾国藩治学方法》可谓专题研究治学对于曾国藩“修齐治平”的作用。作者胡哲敷是合肥人，民国时曾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曾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值得一提的是，胡哲敷本身就是一个极优秀的学人，比较起那种冬烘似的书呆子，他对于“大学之道”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颇能领会曾国藩由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艰难历程，也能理解“儒学最后一座山峰”的精神实质。胡哲敷对曾国藩无比崇拜，他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功夫如此，上达的功夫亦不过如此。因为他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来，这便见得他的真学问。”在本书中，胡哲敷把曾国藩的治学分为几部分来开讲：第一编总论，第二编修养，第三编治事，第四编读书。这些，都是曾国藩“大学”的组成部分。在每一编中，重点论述曾国藩思想和求学的精髓。如第一章探索学习的意义和范围时，重点研究学的意义、学的表露、学的范围；第二章在论述曾氏的气度和学风时，重点剖析曾氏的才质、谦恕勤恒的气度、朴实谙练的学风，以及不主门户、困知勉行、求阙的相法；在第四章精神上的修养，重点阐述治心的方法——静坐平淡改过，以及培植强毅之气的方法。从结构和文字可以看出，这一本书虽名为探讨和研究曾氏“治学方法”，其实是重点研究曾国藩的“修养”和“治事”，研究“大学”造就曾国藩成功的路径。比如说胡哲敷在书中写道：“曾氏学问事业，都有很惊人的成就。我们看他的日记，看他的家书，以及他与人相往还的书信中，处处见得他是毋怠毋荒，丝毫不苟。这全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精神，才能如此。而也就是他学问事业成功的根源。”当然，“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是第一层次。读书最根本的，既是找到通向外部世界的通天之途，同时也找到一条通往自己内心的幽秘之路。曾国藩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面对这样的人，学习并不是高山仰止，而是如何走在成为他的道路上。胡哲敷在自序
中写道：“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这一句话，充分表明了这一本书的现实意义。因此，读曾国藩，秘密地建立一种联系通道，进而悟出曾氏著作与社会现实、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核心，是最为重要的。深入生命体验，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的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是接近伟大人物的最好方法。作者胡哲敷应是一个通达智慧之人，他的这本书尽心架构着读者与曾国藩之间的桥梁，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人生经历杂糅其中，以一种神圣的目标，求得“浩然之气”对于读者的养护，并期培育内心的强大力量。在我看来，这一本书像是手指，它的功能是用来“指月”，那是一轮闪烁着银色光辉的中国文化之月。赵焰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序胡哲敷君著《先文正公治学方法》，于公之学术、行谊摘其精要，纲举目张，又随举事效以资证验，诚有用之书也。我国自古教义以适用于群众生活，使得治平安乐为原则。其方法则就人类心理普通弱点，立施治之方，不重文字之法律，而重各个人良心之对己制裁。其训育则有扼要一语曰“毋自欺”，《大学》特标而出之，以为修齐治平之法。故法律因时代之迁移而失效，惟良心之自制，则虽世界万变，而常能适用也。予于先人之学术愧未能有所传习，惟追溯所闻，公之训诲，证以公之行事，知公之学问，得力惟在“毋自欺”一语而已。有政治、教育之责者，于此点注意焉，则知中国学术之应用初不限于时代，然则此书不仅为学者道问学之门径，抑足资为政者之借镜也已。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1]聂曾纪芬敬识，时年八十三[1] 聂曾纪芬（1852-1942），号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嫁入衡山聂家。幼承家学，工书，善诗文。编者注自序风习窳陋，国势陵夷，至今日而极矣。民生憔悴，饥莩塞途，亦至今日而极矣。强者流于萑苻，黠者竞于阉媚；天下滔滔，以获利相尚，以附势相矜，钻营欺诈者为智为能，乐业安贫者为庸为妄，忧世之士，惄焉伤之，皇皇然奔走呼号，谋拯斯民而济斯难。于是有谓吾民笃于保守，无以跻世界文明之域者，则欲舍弃吾国固有文化，而尽取他人之长，以济吾短。虽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力竭声嘶，亦未足以挽颓风而移末习。继之者乃曰：复兴民族，首在阐扬旧有文明。凡前人之尘垢秕糠，莫不拾为救国大道，救国之声盈于耳，而国终不救，夫岂救国之术犹未备欤？其亦倡导者未得其宜耳！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高谈理论而不切于实际，或舍其本而趋于其末，或硁硁于一枝一节而遗其大体；甚者斤斤于一二名词之争论，而未尝实事求是身体力行，则术虽至善，亦无补于丝毫。传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其是谓乎！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犹侈言中国之大，何至灭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国道上趋其行程。于斯时也，而犹酣然以嬉，涣然以处，空唱一二名词，为装点门面之具，而无坚苦卓绝之真精神以继之，则台湾、朝鲜之续，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务，在力挽颓风而转移习俗。虽曰兹事体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胜，然而风气之成，则又往往经一二人之倡导，而全国靡然相从，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曾国藩氏，殆其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艰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忧乎尚矣。是则本书之所由作也。夫曾氏以书生而当天下大难，肩天下大任，纳一世于轨物，而始终勿懈，无稍变异其书生面目者，今之世有几人耶？曾氏之自励也，曰勤与俭。谓勤可以生明，俭可以养廉。其待人也，视人之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彰也；急公家之难，若己之忧，惟恐其不去也。于时人才辈出，各献所能，彼则培养提携，无所不至。尝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其胸怀器量，为何如乎？是故转移习俗，匹夫匹妇，与有责焉，而况肩政教之责者乎？人人以转移习俗自任，人人怀坚苦卓绝之心，朴质谙练，洗净浮华，凡望之于人者，皆先行之于己，则民之从之，犹水就下，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假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则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则今世之士，往往倡导不遗余力，而收获甚少者，盖亦有由矣。曾氏之学问文章，载明其全书之中，既风行于世矣；吾乃不厌骈枝而为此者，欲使学者以短少时间，得知曾氏为学精神之梗概。且知成大事者，莫不由于铢积寸累，坚苦力行。苟因此而能稍有补于今之士气，则本书望外之获矣。曾国藩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历一八一一年。他的祖籍原在湖南衡阳，清朝初年，有名孟学者，始由衡阳迁居湘乡，遂为湘乡人。孟学四传至玉屏字星冈，便是国藩的祖父。星冈为人，笃实勤谨，凡事皆具有规模，曾氏家道之基，完全创立于星冈公之手。星冈生竹亭、鼎尊、骥云，鼎尊早卒，竹亭生五子，长即国藩，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次国葆字季洪。国藩秉性朴质笃厚，不尚虚华，少时器宇卓荦，状貌端重，五岁读书，九岁读毕《五经》，可以执笔为文，因此他最得星冈公的抚爱，而他脑筋中，留得祖父的印象亦最深。所以后来他立身为人，一举一动，都隐隐是承袭祖父的规模。道光十四年，国藩乡试得举人，诗文之名颇著于乡里；不过此时所谓诗文，仅时文试帖诗之类，不足语于学问。次年他到京师会试落第，因即留在北京读书，自是之后，才算切实地做真实学问，穷研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在京住了十几年，一方面京师人文荟萃之区，相与往还者很多有学问的人，便于磋磨研习；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与他一个结识天下贤士储才待用的机会。同时他又从善化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唐为程朱派的学者，曾氏义理学的基础，便建筑于此时。计此十余年中，他自己立身为人之道，辞章义理之学，都很有些根基；而又广结许多师友，后来事业上的助手，大半都是在此时认识清楚的。他在京师，一面专心研读，一面又参与过几次会试，后来清廷给他做礼部侍郎，其地位略等于今之次长，原是一个清闲的地位，仍得以大部分工夫，在学问上讲求。咸丰二年，国藩母亲死了，乃由京请假回籍治丧，在籍不多时，而太平军起，国藩奉清廷命，在湖南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保卫地方。先是清廷自鸦片战败之后，种种腐败，完全暴露，割地赔款通商，颇激起人民的公愤。而广东一带，又值连年荒旱，上下官吏类皆庸暗无识，怙权揽势，以残酷搜刮，粉饰太平为能事；人民水深火热，无以为生，洪秀全等乃于道光三十年，起义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称太平天国。以民族革命相号召，采分田授产制度，标榜天主教义，人民风起云涌，争相附从。是时广西巡抚郑祖琛，老朽昏庸，因循畏事，太平军初起时，祖琛一味掩饰，及声势渐大，始张皇入奏，而事已无可奈何。提督向荣、都统乌兰泰、赛尚阿等，见匪盗四起，太平军尤所至无敌，颇有应接不暇手忙脚乱的气象，而向荣、乌兰泰又常闹意见，坐令数十营大军，处处搁浅，予太平军以从容布置的机会。然太平军亦不能联合两广的匪盗而成一大势力，不得已乃于咸丰二年二月，率其老弱男女不及一万人，由广西转入湖南。是时湖南官兵久疲，太平军长驱北上，而湘水正涨，顺流而下，指日可抵长沙。清廷大惧，江忠源、罗泽南、王珍等，以地方团练，与总兵和春，在长沙与太平军相持，向荣亦自桂林追至，激战三月，长沙未破；太平军乃夜造浮桥，渡湘而西，破益阳，渡洞庭，大破岳州。岳州城内贮有吴三桂所遗军械炮位甚多，悉为太平军所获。搜掳仓库，估舟五千余艘，蔽江而东，所过城镇，望风披靡。至咸丰三年二月，不过一年之间，太平军竟占了道州、桂阳、郴州、醴陵、岳州、武汉，再沿长江，顺流东下，陷取九江、安庆、芜湖、太平，而定都于南京。我们翻开地图看看，太平军所过之地，——自广西至南京——途中遭挫折而未能夺得者，惟长沙一处而已。长沙之所以如此坚强，完全得力于地方团练。太平事起，曾国藩正在家守母丧，罗泽南、王珍等，力请曾氏出来主持地方团练。会清廷亦降旨命国藩在乡就近帮办湘省团练，国藩辞以母忧不肯出，且言书生不知兵，其友郭嵩焘曰：“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其弟国荃亦力劝之，国藩乃投袂而起，治军力主严明，常以岳武穆“不爱钱，不怕死”一语自励；但是此时兵政废弛，土寇蜂起，敌众未至，一夕数惊，地方官每畏葸养痈，国藩则先整顿军中纪律，十旬之中，戮二百余人，一时谤讟四起，至送他一个绰号叫作“曾剃头”，意思就是说他好杀人罢了。国藩置之不理，勤加训练，湘团遂称劲旅，湖南境内渐次肃清。又奉命募为官勇，出境剿敌，他便仿明戚继光成法，束伍练技，编为湘勇，令罗泽南、王珍、塔齐布、邹寿璋、周凤山、储玫躬、及其弟国葆等分将之，是为湘军陆师编制之始。翌年——咸丰三年，又用江忠源及编修郭嵩焘等所建水攻之策，购造兵船，编成水师，以成名标、诸殿元、杨岳斌、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等分统之，是为湘军水师编制之始。声势渐渐浩大了。太平军所过之地，只是奸掳焚杀，并没有政治上的设施；虽然从广西一口气跑到南京，裹胁民众百余万，但是他们所破的城镇，往往不多时间，仍为官军收复。迨定都南京之后，始分两路作大规模的出征，一路是由扬州出皖北，经临淮凤阳而入河南，攻山西，以袭京畿；由丞相林凤祥、吉文元，主将李开芳等领之。又一路是沿江而上，经安徽之太平、芜湖、安庆，攻江西以争长江上游；由豫王胡以晃，丞相赖汉英、石祥贞等领之。是时清廷主要军队，则有钦差大臣琦善所统直隶、河南、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兵，由河南信阳驰抵扬州，号为江北大营。向荣追太平军至江宁，屯孝陵卫，号为江南大营。外面看来，清军是很壮盛了，实则内容都是些京旗绿营之兵，老弱骄惰，久已无用，一遇劲敌，直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虽江南大营得张国梁等之助，得维持七八年之久，然太平军得在南京支持十四年，亦未尝不是向军老弱无能的表现。是故太平军虽受清军两路夹击，而其兵锋之锐，迄不为之少减。林凤祥等北路之军，既以半年之间，横行江苏、安徽、河南、山西四省之地，转战四千五百余里；而胡以晃等南路之军，亦以咸丰三年，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贤关，再陷安庆，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江忠源等屡战未下，飞书国藩告急，国藩遣郭嵩焘等，率湘勇千二百人，楚勇二千人，营兵六百人至，罗泽南亦率子弟乡人自成一军以偕，南昌之围始解。太平军见军势不利，乃回军沿长江而上，次年春，太平军水陆兼进，直破黄州，清将吴文镕战败自杀，武汉等处，望风瓦解；国藩自率水陆师由长沙北进应援。是时太平军气最盛，而国藩水师初出洞庭湖，遇大风，连坏数十艘，陆师至岳州，一战又不利，回走长沙。太平军乘胜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复以一军出间道袭陷湘潭，踞长沙上游，国藩自督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名，击太平军于靖港市。时西南风大作，水流迅急，不能停泊，为太平军所乘，水勇溃散，战船或被焚，或被虏，几乎全军覆没。国藩自愤成师以来，一出即失利于岳州，又惨败于靖港，痛恨之余，乃投水自杀，为幕客章寿龄援出。而国藩终以事不可为，遂草遗疏，秘密的把自己后事都办妥了，正准备自杀，却好塔齐布等大败太平军于湘潭，国藩闻之大喜，乃益遣水师往助。八月之间，水陆十战十胜，遂复湘潭。由是乘胜分兵三路，以提督塔齐布，道员褚汝航，知府罗泽南为中路，趋岳州。贵东道胡林翼为西路，趋常德。江忠源之弟知府江忠淑，直牧林源为东路，趋崇阳、通城。太平军乃弃常德，走岳州，复走湖北，湖南境内肃清。国藩又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广总督杨霈，荆州将军官文等所遣各路兵，略定湖北。清廷闻之，命曾国藩署湖北巡抚，国藩以母丧未除辞，乃以兵部侍郎衔领兵攻战。时北路太平军，亦渐次为僧格林沁、胜保等所破，林凤祥、李开芳皆被擒不屈而死，清军始渐有起色。两湖粗定，国藩为直捣金陵之计，进图江西，围攻九江。惟其时蕲州以下，西自九江东至饶州、广信所在皆有太平军足迹，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诸滨江要隘，为入皖门户，尤太平军之精锐所聚，石达开在安庆，遥为声援，皖赣形势，异常巩固。国藩遣萧捷三率水师越湖口，入鄱阳湖攻姑塘，湖口太平军则造浮桥连接两岸以封锁湘军。湘军水师半在江，半在湖，有外江内湖之别，石达开自将御国藩军，掷火烧外江战船数百艘，夺国藩坐船。国藩水师大溃，驰罗泽南军以免，愤欲自刎，泽南止之。石达开又以清军上游空虚可乘，因命秦日纲等进攻湖北，于是武昌已定而复陷。疆吏又畏葸莫敢撄其锋，太平军复攻江西。咸丰五六年间，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几全为太平军所有。当九江、武昌战事最激烈时，名将塔齐布、罗泽南皆先后阵亡，亦可见此时两军肉搏的情形了。泽南既死，胡林翼分四千人令国藩弟国华统之，往救九江。既而国藩之父竹亭于咸丰七年二月死于里第，国藩、国华自瑞州奔丧，国荃自吉安奔丧。时国藩所经营者以水师为一大端，有战船五百余号，炮二千余尊，他请假回籍之后，就把这件事保荐杨岳斌与彭玉麟两人担任，其他饷糈及陆军诸事，则由官文、胡林翼主之。此时正江西军事吃紧的时期，故清廷只准他三个月假，他却要坚请在家终制。后来因为事势的逼迫，国华、国荃于是年秋先销假回任；次年夏四月，国华与李续宾等收复九江；秋八月，国荃收复吉安；石达开窜浙闽边界，而湖北、江西之太平军乃渐渐荡平。咸丰八年秋，国藩膺清廷之命，复出料理军务，由武昌历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先是官文、胡林翼会筹东征之策，陆师渡江先皖而后及江南，水师先安庆而后及南京。以图皖之事，属之李续宾，疏请加巡抚衔，专折奏事。时太平英王陈玉成主皖事，既陷庐州，乃于距庐州九十里之三河，屯粮械，筑大城，环以九垒，防守甚严。续宾既下桐城，遂进攻三河，大战破之，九垒皆下，而所部伤亡亦众。玉成暨侍王李世贤，纠合捻匪首领张乐行自庐州至，抄续宾后路，四面围裹，愈集愈厚，续宾知事不可为，夜乘跃马，入太平军而死。曾国华及诸弁员死者六千人，湘军精锐歼灭殆尽，国藩闻之大惧，深恐湘军从此不能复振。会是时江南大营为李秀成所袭，提督和春、张国梁皆战没。和春督师江南，张国梁帮办江南军务，东南半壁，倚如长城。国梁谋勇兼优，数年以来，规划江宁，自谓克复在指顾间，乃兵饷大权，为和春所掣肘，以致援绝力竭，皆捐躯以死。江南大军三百营，悉为太平军夷为平地，清廷闻之大为震动。道光以来，满人的腐败无能，已大白于天下，至咸丰时，始有文庆、肃顺等人，稍稍觉悟。文庆为满洲大学士，在内阁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用人资格；欲办天下大事，当以用汉人为重，彼皆来自田间，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侪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肃顺在当时，骄恣暴戾，人莫不切齿骂之，然而主用汉人，倒是他最努力。他常说：满族中无一人可用者，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倚重汉人不可。是时曾国藩、胡林翼等之握兵柄，肃顺尤力主之。每与人言曾国藩之识量，胡林翼之才略，皆彼素所心折；故虽祁寯藻、翁心存两大学士之觭龃龉，寯藻至谓国藩以匹夫居乡里，一呼而从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而主志终不为之摇夺，肃顺盖与有功焉。然而话虽如此，清廷究不欲以优越地位畀予“匹夫”。国藩治军七八年来，转战于两湖、江、皖等省，皆以兵部侍郎资格，与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势；虽每次打了胜仗，清廷总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著交部从优议叙”几句刻板文章，予以安慰，从未以实权相予。自江南大营为太平军所夷，两江总督何桂清遁走，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罗遵殿俱死于难，眼见东南大局，土崩瓦解，始于十六年六月诏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事权归一。国藩乃保荐左宗棠专任浙事，李鸿章专任苏事，曾国荃围攻安庆，而胡林翼抚湖北，沈葆桢抚江西，晏端书谋饷粤东，皆联络一气，而饷有所出，呼应皆灵，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皆从。国藩既膺两江总督之命，乃以围攻安庆之师授与国荃，自率军进驻安徽南部之祁门，以固吴会人心，兼壮徽宁声势。十年十月，太平侍王李世贤悉众围祁门，分三路进攻：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镇；一出祁门北逾羊栈岭，直趋国藩大营。祁门危险万分，文报饷路，几于不通，有人劝国藩退师，国藩不听，悬剑帐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无死所！”坚忍数旬，至十一年正月左宗棠击乐平，六战皆捷，乃通赣皖运输之道，而国荃亦大破陈玉成于安庆，遗书国藩谓“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国藩战略，乃为之一变。国荃既克安庆，乃回湘增募新军，转回安庆。其弟国葆亦从兄转战，所向有功。国藩乃以规取金陵事付之国荃、国葆，又因苏常迭陷，乃疏荐道员李鸿章才大心细，堪膺疆寄，令仿湘军营制，自练淮军，并选名将程学启、郭松林以助之，命规复苏州，自己则由祁门移驻安庆，指挥众军。计国藩此时所指挥者，除国荃、鸿章之师外，左宗棠规取全浙之师，江北多隆阿围庐之师，李续宜援颍之师，江南鲍超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防剿徽州之师，杨岳斌、彭玉麟肃清下游之师，与袁甲三、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扬州之师，冯子材镇江之师，均奉命受国藩节制，军政统一，战事乃日有起色。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破金陵，戮洪秀全尸，章王林绍璋、顾王吴汝孝皆自杀，妃嫔投河死者无算，将弁三千余人皆战死，军民十余万人争蹈河死，尸填溢如桥，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是时李鸿章亦于二三年间，先后收复太仓、昆山、吴江、江阴、苏州、常州等地，清廷闻之大悦，命廷臣议封赏。初咸丰死时，遗命能克复江宁者，当封以王爵。至是廷议以国藩文臣，且非满人，一旦封王，为旧制所无，因诏封曾国藩一等侯爵，曾国荃、官文、李鸿章俱一等伯爵，其余封赏有差。当江宁克复之际，国藩曾东下视师，惟不久又回皖垣；是年九月初一，乃率其全眷至江宁，改英王府（后由李鸿章改为安徽会馆，今尚存在）为两江督署。时太平诸领袖虽相继而亡，其余党则散布于江北、安徽、河南、山东一带，而为捻乱。僧格林沁战殁于曹州，其势甚炽。四年四月，国藩奉命赴山东一带督兵剿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调遣。国藩乃会同淮军各将领，设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大镇兵，互相遥应，呼吸相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匪势渐渐清弭，而后起之淮军，又颇得人，国藩很有退休的意思了，乃自陈病状，请以散员留营自效。清廷命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而以李鸿章代办剿捻事宜。国藩回任后，乃极力讲求吏治，以苏民困，又值是时正英法联军之役之后，外事日多，知笃守故常，不足以图自强而御外侮，举凡劝农、课桑、修文、清讼、戢暴、去贪，以及整顿盐务，开垦荒地，铸造军械，仿制轮船，派遣出洋子弟，莫不手定章程，规模具备。七年四月，诏补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直隶总督，而以马新贻总督两江。他在直隶任上，仍旧继续地讲求吏治，劝学课农。是时清廷很感觉旧有军队，罢软凡庸，不足以戢乱，因令国藩在直隶以练湘军之法，选练六军，意为捍御畿辅之用，且为刷新全国军政之基。国藩乃条陈许多治军之法，清廷均一一允从。其后以直隶练军有效，他省仿而行之，营务为之一振，自国藩始。同时天津一带，常闹教案，而以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为最烈。先是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为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所获，供称受迷药于教民。民间遂喧传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目剖心为药料，又以义冢内尸骸暴露，俱视为教堂所弃。同治九年五月，遂聚众焚烧教堂，及拆毁法人所建仁慈堂，殴死法领事丰大业，杀伤教民男女数十人，又误杀俄国商人三名，误毁英美两国教堂各一所，群情汹汹，天津大扰。而曾国藩斯时正在病假中，清廷命亟往天津查办，国藩到津，立意与通商大臣崇厚分谤，不奖士民义愤，盖以粤捻初平，不宜与邻邦构衄，又虑四国合纵，变生不测，于是力主和平。而法使罗淑亚肆意要挟，必令府县官及陈国瑞三人议抵，崇厚欲许之，国藩力持不可；而津民不知，大怨国藩，清廷诸人亦群起掊击。崇厚惧事决裂，奏言国藩病重，请罢免，清廷乃以李鸿章代之，实则国藩所办，已有眉目。是年秋九月，仍由国藩与法使议结。定滋事人犯正法者十五人，军流者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皆遣戍，陈国瑞讯与津案无涉，着免议。案既结，又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事乃了结。了结之后，国藩颇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自责，引为一生憾事。当这件事初发生的时候，他本预备以身殉事，由保定将赴天津曾与其二子信云：“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其后能于原案之外，无他损失，总算是已经出他意料之外了。同治九年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为张汶祥刺死，清廷诏以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此时国藩已经六十岁了，右目已经失明，又常患眩晕，因历陈病状，请另简贤能，开缺调理。清廷则谓“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所请另简贤能之处，着无庸议”。是年岁底，国藩抵金陵赴两江总督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公历一八七二年，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所。现在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于世。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学的意义与范围
中国从前学者，常会发生一种错误，以为做学问就是隔绝尘世，关起门来读书。因此书本之外无学问，书本之外无世界。前辈先生往往读书数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门而不知东南西北者，都还是书斋里的本色。就是宋人在那里喊“学者学为人也”的口号，似乎是与世间相接近了，但是他们日日在那里寻孔颜乐处，仍旧未免语句上的摸索，结果不过多刻几本《语录》，多教出几个同样没用的生徒，实际与古人为学意义，相去尚远。按《说文》：“斆（篆文省作学），觉悮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段注》冂下曰覆也。尚童蒙，故教而觉之。吾谓凡所不知不能者，皆谓之蒙，经他人之教，然后豁然知之能之，便谓之觉。故学字有提示仿效之义，先生拿过去的文化积累，和他自己的造诣成绩，提示学生，学生则凭其良知良能，以仿效，以觉悟，以知类通达，以化民成俗。《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借过去的文化，启发后人的蒙昧。固然也未尝不有聪明特达智虑过人的人，似乎是可以不学而能。然而一人智力，成效总是很少，而所谓化民成俗者，是要使人民于不自觉间，变化其心性，改易其习俗，而趋于一轨，所谓纳民于轨物，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岂一人智力之所能胜？故一方面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一方面还要急急地教百姓去学，然后化民成俗的大业，才有希望。在这种学的空气中，自然不是终日的自己抱着书本教，百姓也终日的抱着书本子去读死书。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为问使自得个什么？就是要教百姓明了五伦之义，人心皆有，不学则蒙蔽而不能通达罢了。孔子教弟子亦是“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是知古人之所谓学，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后世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分作两截。往者已矣，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功夫如此，上达的功夫亦不过如此。因为他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来，这便见得他的真学问。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致诸弟）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学之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这是他对学问的见解，能把书中之事，处处体贴到身上去。照此处所引第一段，好像他所谓大学问，只在孝弟两字。看第二段，他解格物诚意，然后知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在学问陶镕中。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即行止坐卧，亦即是在做学问。大概学问之事，原无定项，居家则将家中做到蔼然有恩，秩然有序。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便是在做学问。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违仁便是时时在做学问，朱子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都见得虽在造次颠沛之间，而为学不辍。不但如此，还要能在职业的本身与环境的本身，去寻求学问。如前所云，农圃工商，就在农圃工商中去求学识，求进益。处困穷的环境，不但能不怨不尤，并且能乐道不渝，处富贵的环境，不但能不骄不泰，并且能谦礼下人，如此一一做到了，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的性质既如此广大精微，无所不在，其范围将如何规定呢？姚姬传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辞章，曰考据。曾氏引申其义曰：义理一门，在圣门为德行而兼政事，辞章则圣门言语之科，考据则圣门文学之科。此曾氏《圣哲画像记》之言，盖以说明姚氏之言耳。在他的日记中，则谓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之中，义理一门，自然尤为学问之本，立身之基。我以为，他生平成功多得力于此，而他生平用力之深，亦太半在此。当他三十二岁在京城充国史馆协修官时，他自订课程十二条，就见得他为学的道路与身体力行的精神。其十二条中之重要者，摘录如下：一、主敬 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一、静坐 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一、读书不二 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一、养气 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一、日知所亡 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一、月无亡其能 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这个课程表，他终身行之，无大更变；所以他的成就，亦正能如其所期。现在就其所成就者分类而详说之，则可列为三大部门：曰修养，曰治事，曰读书。所以不依曾氏义理、辞章、经济、考据四种分法者，为其言不甚显豁，而于本书性质尤不相宜。实则修养即曾氏所谓义理之学，治事则经济之学，读书即辞章之学与考据之学。他生平所治之学，可以此三种尽之。他对此三种，都有深刻的研究，精细的心得，极具体、极简易的治学方法。他所治学问的内容，虽然未尽适合于今日，但是他治学的方法，确在在足以为今人模范，是以本书所言，完全重在他的方法，而不一一述其学术内容。第二章 曾氏气度与学风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既略知曾氏对学问的意义与学问的范围，都有很精微的解释，我们更要进一步去研究他治学的方法，故不能不先知他的气度与他的学风。知得他的气度，然后知他学问事业造诣的根柢；知得他的学风，然后知他的治学方法所由来。并且可以明白何以颂其诗，读其书还不够，定要加一个知其人。大概不知其人的身世，徒读其诗书，恐怕就时时要感觉书中言论，像是突如其来。譬如不明白荀卿的个性，乍看他书，就会疑惑他何以要主张性恶，何以开口就是人之生固小人。明白了他的性情行事，然后再看他书，就毫不奇怪了。因此我们在研究曾氏治学方法之前，定要有本章的叙述。曾国藩的才质，并不能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是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几无一处不见得他鲁钝或拘拙。鲁钝与拘拙并不是坏事，高明与聪颖，亦并不是好事。可以说曾氏一生得力处，就在他自知鲁钝，乃勤勤恳恳，孜孜矻矻，按部就班地去走下学上达困知勉行的道路。平常人坏处，就在自以为有几分小聪明，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凡事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地去做，所以结果倒还是鲁钝拘拙的人成功。以圣门学生而论，子贡比曾子聪颖得多了，然而孔子之道传之曾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就可知孟子恶智，老子尚拙的深意了。我所谓曾氏的鲁钝拘拙，就是因为他的天性是笃实敦厚一路的人，而自己又深察平常人所谓聪明的危险，所以自己不知不觉就会做到鲁钝拘拙一路上去。然而拿他学问造诣和事业的成功来说，就要格外使我们深服他精神的可畏。另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自己感觉自己的天资不甚高明，也就不必自馁；即自命是有几分聪明的人，尤应该时自励。因为他是诚笃一路的人，所以要看他的气度，也该以此为出发点。他气度的表现，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是他自己的立身为人，二是他的待人接物。在叙述他这两方面之前，我先引薛福成的一段话，可以概见这两面的大要。他说：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其数十年逐日行事，均有日记，……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见《庸盦文集》在这一段中，我们已可见得曾氏气度的大略。关于他自己立身为人的，则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求备于人，专务躬行，进德尤猛，不畏难，不取巧，虽祸福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关于待人接物的，则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气度是如此的恢宏阔大，安得不为一代中心人物的中心？薛氏在他部下多年，我们相信薛氏的道德文章，当然是“污不至阿其所好”。他处处表现着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他时时有犹恐失之的感觉。我们看他把日常功课立为课表，每日照上面做，更于每晚做日记，自讼这一天言论行事得失。还恐怕有懈怠疏忽的地方，又常做出许多箴言、对联，或者标几个字在自己脑筋里，做立身行事的标准，使随时随地有所鉴戒。这是翻开他的全集，处处可以见到的。我们统观他的言论行事，可说是洗净浮华，朴实谙练，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若拿几个抽象的名词来表白他这种气度，则谦、恕、勤、恒四字，很可以代表。大概谦、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气度，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尝说：“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见《杂著•气节•傲》）又曰：“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即此数语，可见得曾公气度之一般了。他的气度是如此，所以造成他朴实谙练的学风，他觉得学问这件事情，是应该公之天下，不应该有主观成见掺杂其间，更不应该互相标榜，以成所谓门户之见，在他家书中曾经说过：“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䌹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这几句话并不是偶然因其弟信中之言而为此顺便的解答，他对学问素来就未主张过门户。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若能去短取长，则不但无门户相标的必要，并且有兼取众长的好处。这种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态度，在清朝学者中，就不大多见。乾嘉年间的那些大师，自号汉学，于是丑诋宋人理学，不遗余力，间有讲理学者则又或标程、朱，以攻陆、王；或标陆、王以攻程、朱。在他看来，都是不免于太自隘了。在他所著《圣哲画像记》一篇之中，颇可以见得他对于各门学问都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精神。他中间有一段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这是他显然的不赞成汉学家与宋学家的互相攻击。他觉得这样互相攻击，直是把自己看小了。因为他是要兼综汉、宋之长，以成文实并茂的学问，故不欲左袒以附一哄。且不独于汉、宋之争为然，于程、朱、陆、王之争，亦复如此。唐镜海是曾氏的先生，著《清朝学案小识》专尊程、朱，而排陆、王，于是就成一部著名的坏书。曾氏就不如此，他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源？陆子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王阳明）宗陆，当湖（陆清献）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覆颖州夏教授书》）以此态度，比之于唐镜海的拘墟狭隘，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不但如此，在他日记中，还有这样几句话：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伪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观此数段，则知曾氏不但于汉、宋之争，朱、陆之争，认为非学者应有态度，且欲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于一炉而共冶之，伪者裁之，缺者补之，以成其广大深渊。这种毫无主观成见，纳百川于一海的为学精神，乃为曾氏治学方法中的主要条件；故欲论曾氏的学风，不可不首先知道他这种博采众取，不主门户，不尚标榜的气概。其次在他学风中占重要地位者，就要算他那困勉的工夫。他尝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懈，则百处懈矣。”这几句话，可算是他为学精神的纲领。他所以能如此艰苦卓越，不稍弛缓者，正因为他把学问目标立得很远大，故日求赴之不敢荒懈，盖即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意了。我们看他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即可知其所期之远大，与用力之不可以不勤勉了。且人非生知安行者，凡事总得带几分勉强，才能有所成就，常人之畏难苟安，就是不愿意勉强。不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矣”，所谓可观，就是说虽是一件小能小艺，都必定要经过若干勉强力行，然后才可以有这小小的成就。曾氏对困勉的境界，体会至为深透，兹录数段如下：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慢，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家训•纪鸿》）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自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然，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见《杂著•勉强》）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见《杂著•勉强》）这几段发挥困勉的意义与效益，可谓淋漓尽致；并且他这言论，并没有一句高远的理论，都是很平易的事实，而且句句都是他自己经验过来，有方法，有步骤，只要按照他这方法去做，不会没有效益的。怕的就是稍遇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就成为中道而废。于是成者愈成，止者愈止，最后乃变成相悬甚远的两样人。我们看他教纪鸿用困勉工夫的方法，是何等亲切？大概宇宙间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须勉强力学就能成功的；纵令有了，这种学问的价值，也就有限。假如这一门学问，是可以不须勉强学成，如目之能看，耳之能听，则根本这种机能，就不必称为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必其中须要若干心力，若干困难，且必以我精神胜过困难，然后庶乎有得。胜过小困，则有小得；胜过大困，始有大得。试看古今中外之大学问家，那一个不是胜过重重叠叠的困难，然才有所成功。曾氏所举写字之例，就是一个榜样。他说：“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这几句话，只要我们曾在任何一门学问上用过功力，都会领略得到；不过我们当这个困的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呢？勉力前进呢？废然摧沮呢？当然有很多的人是勉力前进，以求达他最后的目标，但恐怕畏难苟安，萎缩不前者，定亦不在少数。所以他接着就说：“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看他用这一个“熬”字，就可知道这个关头，确不容易过去，苟没有坚忍的耐心与精力，恐就难免要被困难阻挠了吧。而且这个困难，还不只一次，虽然熬过一次，便有少许进步，但是方见进步，却又有第二次的困难，定要经过若干次的“熬”，若干次的“奋”，然后才有亨通精进的境界。这若干次的困进，就不是一般浅尝辄止的人们所能打过。所以他说：“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一段他描绘困勉工夫，最为透彻，可以说是他自述其学问心得，以教其子，也可以说他在发挥学问上必经的道路；这种困勉的工夫，不但是他自己凡事皆用，并且教导子弟，教导友朋部属，都是这一套法门。因为他认定学者自读书以至于复性，做圣贤豪杰，都不可舍勉强而听其自然，所以困勉工夫，也是他学风中重要之一。此外，还有一种，也在他学风中占有地位，就是求阙的精神。他因为时时要戒骄傲，戒懒惰，所以时时刻刻惟恐自己犯自满的毛病，乃名其居曰：求阙斋。就是表示要求阙的意思。原来人的学问，到稍有造诣的时期，诚难免傲然自足，轻视他人，因此他乃处处存一个求阙的念头；处处求阙，自然无形中就不会自足与轻视他人。这还是就消极一方面说；凡人能时时刻刻求自己的阙，则其进德修业，亦必较他人为猛，这都是求阙精神的效益。然而他自己所谓求阙者，则完全出于临深履薄之心，惟恐高而致危，满而致溢，他全生的学问事功，都时时带有这种惕励之心。他自己尝说：“余居京师，自名所居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勉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见《杂著•悔吝》，参阅所著《求阙斋记》）这几句很可以概括他求阙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他治家的学问上，表露尤多，是以其教训子弟，常以迁善改过，持满戒盈为务。他曾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致四位弟书）季弟书中，言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以时时儆惕，余观此语，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诚，而所谓改过修德者，不足以质诸鬼神也。吾与诸弟勉之又勉，务求有为善之实，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此则余家之幸也。（咸丰元年七月廿八日致诸弟信）照这一类意思，在他家书和日记里面，可算是触目皆是，他有了这个观念在心目中，所以不敢自是，不敢自满，以养成他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可以虚伪掩饰做成门面的，更不是畏神畏鬼，迫于迷信的，苟其如是，则行之不能自然；且至大利害冲突的时期，就会显现出很大的裂痕。他是完全由于心志远大，目光远大，且深信孟子“求在我”与“求在人”之意义，溶化而来。迁善改过，修德读书，皆求之在我，且可久可大，而毫无扞格。积谷积钱，皆求之在人，且过眼烟云，瞬即剥丧。虽然，此理甚明，常人皆可见到，然而非有深厚学养，即不能做到。曾氏系将修养、事功、读书，联成一片，几无时无地不是他研究学问的场所，无事不是他研究学问的资料，故他这求阙的精神，虽稍偏于个人的反省与治家的儆惕，我亦认为是他学风之一。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他的气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