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梅先 蒋梅先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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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张伯臾学术经验集试读：
前言
张伯臾（1901—1987），上海川沙县人，为20世纪后叶全国著名老中医，一代临床大家。伯臾先生年轻时就读于江南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该校第3届毕业生；毕业后又得以随丁氏临证1年。随后回乡开业，适逢乡间疫病流行，伯臾先生临证多见热病疫毒重症，病情凶险复杂，倏忽多变棘手。他精研经典医籍，践行丁氏内科融贯 “寒” “温”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验，以伤寒方补温病学、瘟疫论之不足，投白通加猪胆汁汤救治霍乱吐泻后期危症，获效良多而崭露头角，名噪乡间。伯臾先生后来回忆说，当年随丁师临证温热病颇多，然热证救治不及时，多有陷入三阴之变，每见丁师用三阴经方，随证救治，辄获良效，纵当盛暑夏令，只要审有是证，用之也毫不犹豫。无论是丁师所传心得，或业医之初所经淬炼，皆对伯臾先生之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伯臾先生常自谦并不聪慧，但深知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他好学不倦，勤求古训，荟萃诸贤，业医数十年来养成了日日读书的习惯。据其回忆，此皆受启发于业师丁甘仁那焚膏继晷的学习态度和言传身教。先生曾亲受丁师“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己之不明”的谆谆告诫；又亲睹丁师在整天繁忙诊务之后，不顾身心疲惫，依然秉烛诵读经典心法要诀，以执简驭繁，每至午夜。但伯臾先生所以能成为临床大家，不仅在于谙熟经典，还在善于实践中触类旁通。他曾惑于叶、徐两家关于 “吐血”诊疗之争，在临床留心数十年后悟出，叶、徐之说不可偏废，相须而用，方可左右逢源，取效临床；他曾发问 “肝体多不足，肝用常有余”之说，在临证实践中总结出肝阳虚的诊治经验；亦反对机械地将某一西医病种等同于某一中医病证，例举心肌梗死中唯 “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者为真心痛，无此危急表现的仍当属胸痹之证。他细察 “心包受邪”不同于 “心本脏受邪”，指出两者各有所涉病证和不同治法；提出 “急病归肾” “重病归肾”，并将补肾固本救脱之治成功用于诸多危急重症救治；其总结的中医 “先兆诊断”，被有效用于防治厥脱和避免药邪致害……从本集中所汇录的伯臾先生上述相关学术见解的论述和学术经验的介绍，或可有助我们进一步体悟其谙熟医理而不囿成说，多有巧思而自出新意的治学精神，以及施治老到、审慎用药、收放自如的临证风格。
伯臾先生临证用药无奇，却常常效如桴鼓。其不主张疾病按分型治疗，指出临床上疾病是多变的，患者更是千变万化，各呈其象，所患疾病演绎着各不相同的病机；临证应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只有辨证细，才能用药准。他主张轻病轻药，轻不离题；重病重药，重不偾事；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精细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故虽四两之力可拨千钧之重，神奇疗效往往寓于平淡方药之中。当我们细读集子中先生临证所悟和朴实医话，细品先生诊余脉案和简约分析，展现眼前的恰是伯臾先生炉火纯青的临证技艺，跃然纸上的处处是其精到的理法方药。
我大学毕业有幸随伯臾先生学习临证，初涉医海即获大医引领，恰医海慈航度迷津，为我一生业医生涯引领了正确航道。我不仅亲聆教诲，得先生耳提面命，且随先生门诊、会诊而获中医临证精髓的无私传授。我目睹先生凭借精湛的辨证论治数起沉疴，却谦逊归功前医之鉴；亦见先生因 “伤寒偏死下虚人”预见病患不治而唏嘘不已，却仍极尽所能处方救治。先生学识经验两臻丰富，且德艺双馨，诚后学者之楷模。
伯臾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整30年了。我虽在继承、发扬先生学术经验方面倾注了多年的精力而有所收获，却一直未能完成总结先生学术经验使之发扬光大的心愿，实感愧对先生。幸逢上海市卫生局启动海派中医传承项目，得以支持，得以鞭策，亦得张伯臾临床传承团队诸同仁齐力相助，专访传人，收集文献，考据年鉴，整理脉案，输入文档，终集成此册。在伯臾先生仙逝30周年之际，奉上此集，以慰先生，以惠后学。
伯臾先生为一代临床大家，全国名医，精于内科杂病，尤其是危重、疑难病证救治，时担中央保健重任。本册所集诸文尚难以全面反映其精湛的学术见解和丰富的学术经验，我们将进一步收集、整理、学习提高、体悟和总结，为使伯臾先生学术思想和内科临证精髓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而尽微薄之力。弟子 蒋梅先 谨记2017年8月31日上篇 生平史略一、生平简介诚笃好学， 少年立志习医
张伯臾（1901—1987），字湘涛，号浩，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张江栅潘家桥。张江栅是靠近川沙县城的农村小镇，农田肥美，水网密布，张家世居于此。伯臾先生的曾祖在世时，有农田数十亩，生活殷实；至其祖父持家时，因渐渐疏于农桑，家道衰落。1880年前后，伯臾先生的生父志泉公掌家，于镇上开了一家牛肉铺，全家生计尚能维持；1907年，伯臾先生6岁时，其生母染病不治逝世。伯臾先生7岁入村塾读书，稍年长则从师王文阶（子义）先生。王先生为一方名儒，博学多闻，对伯臾诚笃好学十分赏识，多有所传。后伯臾先生考入圣芳济中学，由于家境不支，仅读两年即辍学理家，时年16岁。面对疾病带来的幼年丧母之痛和所见乡邻因缺医少药而病故的悲惨遭遇，少年伯臾立定了习医济世的志愿。习医沪上， 幸列名医门墙
1920年8月伯臾先生以优异的国文成绩，考入当时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插班该校第3届（1920—1923）。就学期间，伯臾先生勤奋好学，锐意进取，与同学诸文萱（后易名为乐三）、秦伯未、程门雪、黄文东及丁济万（丁甘仁先生之孙）等均相交甚厚。习医之余，伯臾先生亦曾师从吴昌硕学习书画，一时医艺并进。
伯臾先生于1919年与江南大户王向乔先生之女王怀兰结婚。为了求学，新婚燕尔即离家门，来到市区就读。每当节假日，诸同学多离校回家度假，而伯臾先生则抓紧时机，坚持随丁甘仁先生侍诊，抄方问难。那一年已近除夕，他仍侍诊不归，丁先生察知其诚，大为赞许，遂每以心法授之。某日，伯臾先生随丁师出诊，丁师谈及医道与治学的关系，引古人语说：“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己之不明。”伯臾先生垂老之年回忆说：“此语虽仅十数字，然言简意赅，教育勉励我终生。”并将此语传与弟子，告诫弟子，知识无尽，不知就是不知，只有正视不知，才能变不知为知；相反，否认不知，读了几本书，就昂首摇头，谓天下无病可看，就是天下最不明智之人。伯臾先生常说，所谓 “明”，首先要明己，其次要明理，这是习医不断进步的关键。
丁甘仁先生诊务特别繁忙，然夜间仍坚持苦读。某日深夜12时许，丁先生仍在朗朗背诵 《医宗金鉴》心法要诀。伯臾先生好奇丁师何以苦读如是，询之丁济万。济万告知，祖父虽读医书很多，但为执简驭繁，仍夜夜坚持背诵 《医宗金鉴》要诀。此事成为伯臾先生养成终身喜读书、善读书的楷模。
伯臾先生的学业成功，还得力于夫人的帮助。他俩婚后不到两年，伯臾先生的父亲病逝，年仅43岁。此后家境日益困难，但王夫人勤劳贤淑，日间农耕，夜里织布，并独自挑起了照顾、抚养儿女的重担。为支付伯臾先生每月14元大洋的学费和生活费，王夫人毅然将陪嫁首饰典当支付。夫人娘家是江南有名富户，也不时资助伯臾先生求学所需，使其顺利完成学业，于1923年6月毕业。毕业后，伯臾先生恳请并获准留在业师丁甘仁侧侍诊1年。伯臾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所抄丁师处方摞起来有如书桌般高数叠，期间得到丁先生临证指迷，释疑解难，不计其数，满获先生无私传授。融贯寒温， 乡间青年伤寒家
伯臾先生离开丁师后，即在乡梓悬壶，先设诊所于张江栅，后迁凌家花园。时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疫病流行，常有延村阖户而亡者，其中伤寒患者多无救，为害尤甚。伯臾先生遵照丁师学术融汇百家的创导，将伤寒与温病两派学术认真研习对比，发现解表、清气、和解、化湿、通下、滋阴、固脱等法虽为两派所并重，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替代；而清营、凉血、开窍、息风等治法则为温病学派所独有。最突出处在于温病学派针对热病易伤津的特点，始终把养阴护津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其多种养阴法的运用，湿热的治法，以及在诊断上辨舌验齿、辨斑疹白等，为温病学派所长，伤寒所短；但 《伤寒论》中治感寒成温早期的辛温解表法以及三阴病中的救阳等法，又为温病学派所未备。这些方法在临床上均各有其适应性。伯臾先生将伤寒、温病二法融为一体，用于临床，效验明显，救治伤寒患者无数。20世纪30年代初，乡间流行霍乱，伯臾以治温疫法妙参 《伤寒论》白通汤方义，拯救霍乱脱证、险证多人；时有一花农伤寒患者，命悬一线，经伯臾先生治愈后，一年四季为伯臾诊室赠送鲜花以致谢意，一时被传为美谈。
其时，伯臾先生治热病患者甚多，一时誉满乡间，人们称为 “青年伤寒家”，每日求诊者盈门，家中佣独轮车夫2人，日夜替班，为出诊应接不暇。后人回忆说，时同里秦伯未亦设诊所于凌家花园，摆设堂皇，由于秦早年寝馈于理论研究，求诊者较少。然秦、张两家相交甚厚，秦家人患病均延请张伯臾诊治。学术精进， 攻克急难重症
1938年，抗日战火延及沪东，伯臾先生移居于市区八仙桥附近，设门诊于当时的中医疗养院，直至上海解放。从农村到市区行医后，临诊中内、妇杂病增多。在诊病之余，伯臾先生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 《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此外，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互相切磋。时秦伯未亦寓八仙桥，老同学朝夕过往，夜阑人静，伯臾先生常就临诊得失与秦切磋研讨。秦好酒，时与昔日同窗程门雪、黄文东及秦的弟子唐思义等，聚于伯臾先生寓所，饮酒作诗，谈论医事，取长补短。如此历经近廿年，医技相得益精，处理病患日趋稳健。
1956年7月，伯臾先生受聘进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妇科临床，接触病种更为繁杂；并同时担任了上海中医学院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此，他经常注意把所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之条理化。然而，从中张老又深悟自己的学术经验还较局限，“时方”轻灵之剂用于有些疑难杂症，常有杯水车薪之憾。因此，他用 “学无止境、以勤补拙”激励自己，花甲、古稀之年犹攻读不止，结合临床潜心研究各家学说。
20世纪50～70年代，是伯臾先生学术发展盛期。繁忙的诊务中，他参与了众多危、急、难、重症的抢救治疗，将古老中医学临证精华发挥到极致而显示了卓越疗效。20世纪60年代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流行时，伯臾着力于热病厥脱证的研究，倡导虽热病入血应治以活血、凉血等法，然热病救阴的同时应救阳固气。曾有方姓病人患脑炎，前医投以大量抗生素及解热剂，均未效，伯臾先生用大剂人参补气，同时予以加味白虎汤清热，几帖后病势得平，病人之兄书法家亲书 “妙手回春”匾额奉谢；先生亦率弟子以生脉散加味治疗热病血压不升的脱证多人。继之又对胆囊、胰腺疾病及风湿病进行研究，将仲景学说及金元四大家理论灵活运用，其所创制的 “清胰汤”（后成为院内制剂）得力于仲景，然胰腺炎早期吐法应用则取法于张子和。其还将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化裁应用于救治几十种病症；对肝阳化风入络致痹，伯臾先生运用大乌头煎、千金犀角汤及三痹汤，同时自制 “通痹汤”，以治疗漫肿不红、畏寒肢冷的阳虚、寒湿之邪相杂致痹……20世纪70年代，已过古稀之年的伯臾先生带领学生在曙光医院 “三衰病房”主持中医药救治急重症，开展中医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研究，独创通下、温阳、益气等多种方法，取得明显效果，为中医治疗急重症开创了新的途径。由于伯臾先生精研医籍，又精于变通，许多重症、难证在其治疗下或化险为夷，或康复出院。医中国手， 卓然名家
伯臾先生晚年学术日臻成熟，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思想体系。在外感病方面，主张伤寒与温病学派应融为一体，互相补充，并身体力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热病理论；在杂病方面，博采历代名家之长，并有新的创见，如对肝阳理论的认识和发挥，对肾为痰之本理论的阐述和充实，提出心本脏受邪和心包受邪临证之异等。其晚年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冠心病，倡言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在于正衰，在当时一派活血化瘀为治的呼声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以补法为主治疗老年冠心病”，临床疗效显著。对于冠心病中的实证，伯臾先生认为食积胃肠和痰浊内蕴较瘀血更重要的标实，对心脏病证的影响至为明显，心胃（包括肠）之间关系密切，病时多相互影响；这一观点，当时尚未被医界广为认识。伯臾先生以泻实通腑法成功救治急性心肌梗死心阳欲脱者多人，正是以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中焦阻塞，每可阻遏心阳使心肌梗死患者暴卒。
伯臾先生对于疑难证机理认识独到，治疗精当，疗效明显。其不少经验得力于 《千金方》。他说：“初读 《千金》，不解其意，视为偏书。近几十年来，由于所遇痼疾难症日多，近来带着问题遍检方书，发现 《千金方》在列证析理方面不及后代医书条理系统，但记录朴实可信，符合疾病本来面目。其表里、寒热、补泄、升降等药味常融合一方之中，看似庞杂，实蕴奥理，可谓用心良苦。而不少杂病难症，症情错杂，虚实寒热混杂，选用 《千金方》方剂化裁，治疗每能切中病机。”
鉴于伯臾先生精湛医术，晚年被中央卫生部命名为全国名中医，还受命承担中央高干保健工作，耄耋之年还常往来于京沪，圆满完成多项高干保健工作。倾心授艺， 著述誉满业界
伯臾先生到医院工作后，还承担中医内科教学任务，讲授病种有胃病、泄泻、惊悸、怔忡、失寐、痉厥、痿证、痹证等；同时担任临床带教，教学对象有历代上海中医学院本科生、西医学习中医班学生以及进修生。伯臾先生授课，引证说理得其精要，示范用药总有依归，授业解惑尽吐心得，绝无保守，不少学生现已成一方名医，但仍清晰记得伯臾先生临床带教中倾心指点辨证、仔细修改处方的点点滴滴。伯臾先生的幼子张菊生医师是其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业的，早在高中毕业后就跟随父亲学习中医；先生古稀之年收入严世芸、郑平东、何立人为首批入室弟子，耄耋之年又招录研究生潘朝曦、蒋梅先为关门弟子。但是先生授业，学生、儿子一视同仁，尝云： “世谓医学心得多密传于子而不传媳，我认为无此必要，我把学生视为子女一样看待。”特别在带教研究生时，虽年高体弱，但仍谆谆不厌，不仅认真准备讲稿，每次授课均至音哑、气促时方止。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甚严，学生的一点点进步，其欣喜之情每溢于言表。其弟子追忆至此，每感戴而潸然泪下。
耄耋之年，受全国中医内科学界一致推举，伯臾先生受命担任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 《中医内科学》（5版）及教学参考丛书 《中医内科学》的主编。集60余年临证经验和学术心悟，84岁高龄的他逐篇审阅文稿，斟字酌句，使教材充分体现了中医内科临证精髓。两书先后分别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10月）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获得中医药高等教育界一致好评，并先后获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1992）和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7）。迄今为止， 《中医内科学》虽经多版再编，但业内一致认为，相较于伯臾先生主编的第5版教材，实无出其右者。高尚医风， 谦谦君子， 心系岐黄
伯臾先生自少年起，即立定以医术救人为首务，故对医技刻苦研求，精益求精，直到晚年仍手不释卷，对医学文献常能整段背诵。先生为人仁慈宽厚，对病人极其关心。20世纪30年代疫病流行时，其终日奔波乡间，风餐露饮，全力施救。凡来诊者不分长幼，诊察细致入微；对贫窘之家尤多温恤，每以药饵相赠。先生有谦谦君子风，虚衷抑己，从不以成就自炫，每当治愈疑难病症时，总会谦逊地感激前医之治给予他的借鉴。先生尊重同道，从不在人前背后诋毁他医，遇疑难病例甚至会下问学生，探讨和征求意见，并常把方便和荣誉留给他人。但先生爱国爱党拳拳之心却始终如一，耄耋之年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先生性格淡泊，轻视名利，曾录画家刘海粟淡泊明志联于书案前自勉；亦常告诫学生，应重实学而轻虚名。尽管国内一些医学团体、杂志不断来函聘为顾问，先生对不能参与实事者，皆一一婉辞，不愿虚枕空名。对杂志约稿，凡相关征题无自己心得的绝不撰稿敷衍。
伯臾先生极其关心中医事业，曾数次借为中央领导人诊病之时，对促进中医事业发展建言，先后提出中医经费应专款专用，建议以中医内行充实中医管理各级领导部门。直至逝世前两日，仍要求家人搀扶去观望兴建中的曙光医院病房大楼。先生克己奉公，疏于家业，从不借业谋取私利。最感人者，当其病危时，还再三询问所用药费贵贱，一再叮嘱医生不要为他用贵重药以免增加国家负担，在场医护人员闻之无不动容。耄耋笔耕， 无价惠赠
先生除主编前述 《中医内科学》等教材两部外，尚有 《张伯臾医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亦应邀撰写学术论文多篇，如《多寐、厥证、腹痛治验》 （《新中医》1978年第9期）、 《心律失常诊治》（专家笔谈，《中医杂志》1985年第7期）、《清胰汤治疗急性胰腺炎》（1987年上海首届国际中医交流会选入）、《〈伤寒论〉少阴病方应用举隅》 （1986年第二次中日学术交流会发言）等。伯臾先生60余载潜心临证，忙于诊务，虽著述不多，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满满10余本珍贵的脉案。这些脉案均是其古稀之年开始积累的，10余年来，或亲笔书写，或口述由随诊学生代笔，直至去世。他为这些脉案取名为 《愚斋诊余录》。看着先生笔画工整的字迹和精致到位的医理辨析，一位耄耋医者广惠后学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近千篇脉案是伯臾先生临证的真实记录，更是一位中医临床大家最后10余年留与我们的无价馈赠。
1977年以来，张伯臾两度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其 《张伯臾教授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获上海市卫生科技二等奖，根据其处方研制的冠心病计算机诊疗软件，被评为1984年上海市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1984年被中央卫生部誉为全国名老中医，并将其临床诊疗和部分经验理论摄入科技文献电影 《杏林春色——上海名老中医荟萃》，部分经验收入 《全国名老中医之路》一书。由其弟子整理研究的 《张伯臾学术思想研究》一文获1989年上海中医学院科研成果二等奖。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由学生撰述成文，经其亲自审定后载入卫生部编著的 《全国名中医谱》一书。
先生五子一女，女儿及长孙维忠习西医，唯幼子菊生传其术，立方用药颇有父风。先生于医学之外，酷爱唐诗及古文，偶有佳作多不示人。爱好书法，习颜体，曾应邀为吴鞠通纪念亭题写碑铭。晚年医事之暇，常煦日临窗，诵诗习字，以怡情养性。
伯臾先生因患肺炎并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而暴注大量鲜血，卒不及救，于1987年8月31日病逝，享年86岁。蒋梅先 谨记二、缅怀业师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缅怀业师丁甘仁先生
按：本文是张伯臾教授为纪念丁甘仁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特刊而撰文，时年已85岁高龄，字里行间依然充满对业师身传言教的无尽怀念。丁师好读、勤读、善读书，以及不拘一格，荟萃诸贤的业医精神无不对张老的名医之路产生重要影响，使之在传承丁氏内科方面成就卓越斐然。
我的老师丁甘仁先生，谢世已数十年了。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医家，也是一位为振兴中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医学教育家。我早年有幸列丁师门墙，曾亲炙于先生，耳提面命，获益良丰。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兹略记旧事数则，以志纪念。不患人之不知 而患己之不明
记得有一次，我随丁师出诊，一起坐在车内。当时我求知欲正旺，读了不少医书，苦于不得要领，于是便乘机向丁师提出问题：“怎样学好岐黄之术？”丁师沉吟半晌说：“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己之不明。”寥寥数十字，言简意赅，对我教育很大。而今我已垂垂老年矣，我想把丁师教诲，转达给年轻一代的中医同道。我对丁师的寄语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对于无知、不知来说，是不足为奇，不知就是不知，面对不知，正视不知，就可以变不知为有知，因此承认了自己的不知，也就是进步的开始。相反，否定不知，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样样都精通，读了些医书以后，便像孙思邈所讲的那样，昂首戴面，谓天下无病可看，到头来必会陷于“无方可用”的境地，可谓是天下最不明智的人。古人说：生有涯，学无涯。我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面对浩瀚的医学，我总感到自己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读书，能思考，能改进，能提高，所以说自知不知，乃进步之始。丁师的寄语我体会还有第二层意思：指不患不知，不知可以读书，而所患者是死读书，读而不明。读书要通达灵活，通则明，拘则晦，对医生来说，读医书必须密切联系临床，触类旁通，进而用以解决疑难问题。这两层含义，前者主要明己，后者主要明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好地解决人民的疾苦。丁师之 “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己之不明”的告诫，使我受用终生，我已耄耋之年，但对此语牢记不忘。好学不倦 老而弥勤
丁先生乃大江南北一代名医，他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广大病员的信任和敬仰。当年丁师门诊时，每日远近求医者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虽然诊务十分繁忙，而先生把门诊起居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上午门诊，下午出诊。由于出诊病人多，常常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一天长时间的工作，身心疲劳已到了极点，照理说回家后应该抓紧休息了，但事实并不这样。先生的窗口灯火通明，朗朗书声不时传出，原来先生仍在秉烛夜读，每至午夜。我不解的是，先生有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术，在医界和社会上可说是德高望重，功成名遂的老前辈了，为什么每夜还要读书呢？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我问了先生之孙济万兄，方知先生诵读的是 《医宗金鉴》各科心法要诀。先生对经典之作、各家之说都深有研究，为什么还要读 《金鉴》心法要诀呢？济万兄笑而相告：先生之意在于由博返约。读书多是博，然博须防乱，须执其要。 《医宗金鉴》要诀编写简括，病因病机及治方皆扼要易记，可谓执简驭繁之作，所以先生日日精读不废。而且先生不仅读内科心法，妇、幼、外诸科亦皆诵习，常用其方实践于临床，有效则加记标出，无效则再参考其他医书。先生的学术经验，至老弥精，治疗效果，至老愈显，这与他焚膏继晷的学习态度是不能分开的。如先生用芎芷石膏汤治疗外束风寒、内蕴郁热的头痛症，常效如桴鼓；用许叔微真珠母丸治肝风惊悸，亦每起沉疴。这些都是先生勤于读书，善于读书的结果。
先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使我在数十年中也养成了无一日不看书、不读书的积习。医生读书可以增加知识，提高疗效，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事业。不仅如此，读书还可以有益于医生自己的身心，明窗净几，手置一卷，可以清心恬憺，可以调神养气，可以强健身体，有利于精气内聚而益寿延年。既可有益于岐黄大业，又可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是我所以强调静心读书的原因所在，也可说是我们今天纪念丁先生所应该效法的实际行动吧！不拘一格 荟萃诸贤
历来不少医家由于师承、私淑不同，易恪守一家之经验，各执一是，争论不息。宋代有温燥之偏，明代有寒凉之弊，景岳之后又有温补之过。然而丁师治学，竭力主张不拘一格，广览博收，荟萃诸贤，反对偏执一家之言。如多年来医学寒温两派之争，纷纭未息。治温热病一般多遵叶、薛、吴、王之说，这固然是需要的，然而温病学说多详于救阴，疏于救阳。比较伤寒、温病学说两者之差别：治疗三阳经证葛根芩连、白虎、承气之辈为伤寒、温病之共有，而救阴竭风动，或神昏惊厥之三甲复脉、大小定风以及三宝为温病之长；若救厥脱之邪陷三阴，则当推伤寒仲景之方。先生既通读温热诸家之说，又精研仲景之方书，悟彻精微，学而不偏，独冶两家学说于一炉。随先生临证温热病颇多，然热证救不及时，多有陷入三阴之变，每见先生即用三阴经方，随症救治，因辨证精确，辄获奇效。纵当盛暑夏令，只要审有是证，用之也毫不犹疑。先生对救治热厥更具卓识，善用四逆散，至今对临床仍有一定的指导价值。由此可见学而善变、善化，又为先生一大特长。1985年三、张伯臾大事记
1901年8月17日：出生于上海川沙县张家栅潘家桥。
1908年：入村塾学习。
1913年：上海县立第二高级小学。
1915年：上海圣芳济中学。
1917年：辍学在家。
1920年：被录取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3届）。
1923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
1924年：师事于江南名医丁甘仁，并在仁济善堂任中医内科医师。
1925年：回浦东乡间行医开业（浦东川沙潘桥乡）。
1937年：悬壶沪上，先后设诊所于以下几处：中医疗养院；西藏南路钩福里1号；金家坊88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上海市邑庙区第一联合诊所。
1956年7月：进入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曙光医院）任内科医师。
1958年起：承担上海中医学院学生临床教学工作，并教授中医药基础理论。
1962—1965年：带教中医学院毕业班（62—65届）内科临床实习，每班各半年，共计四届；带教由上海中医学院举办的西学中进修班第1届、第2届、第3届学员临床实习和北京市西学中进修班一届部分同学临床实习。
1972年：先后接受郑平东、严世芸、何立人拜师（中医学院64届毕业生），为首批入室弟子。
1975年：参与曙光医院清胰汤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与试验研究。
1976年：中医药治疗泄泻临床研究，总结经验于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学术报告会发言。
1977年：由学生整理近几年有效病例百余例，作为医案汇编，交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审核。撰写胃心痛、狂躁治验发表（《北京中医杂志》）。
1977年12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上海市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胰腺炎、蛛网膜下腔出血、上消化道出血等取得良好疗效。
1978年：受聘为上海中医学院内科教授。撰写 《多寐、厥证、腹痛治验》等发表于 《新中医》杂志。
1979年：完成中医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临床经验总结，获上海市卫生科技2等奖；并担任中央领导人保健医师，参与高干保健。
1979年8月：《张伯臾医案》付印出版。
1981—1984年：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 《中医内科学》第5版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982年：受聘为上海中医学院研究生导师，招录蒋梅先、潘朝曦两位硕士研究生，作为关门弟子。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完成张伯臾治疗冠心病计算机程序，获全国微机应用二等奖。被中央卫生部誉为上海市名老中医，将其临床诊疗经验、理论等摄入科技文献电影 《杏林春色——上海名老中医荟萃》。
1985年2月：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 《中医内科学》（第5版，张伯臾主编）付印出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年：撰稿 《心律失常诊治专题笔谈》 （《中医杂志》）、 《张伯臾学术经验介绍》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 《精研潭思，老而弥笃》（《名老中医之路》）
1987年8月31日：辞世。
1988年2月：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 《中医内科学》付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年11月：《中医内科学》（第5版）及教学参考书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
1997年12月：《中医内科学》（第5版）及教学参考书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12年7月：上海丁氏内科流派张伯臾临床传承研究基地建立。中篇 学术钩玄一、学术思想
按：伯臾先生博览医书，谙熟医理，擅采众长，尤其善于在临证中体悟和发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将先贤之说验之临床后得以升华的见解，是张老对疾病和医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使中医理论更臻完善。从中可清晰感受到张老不拘门户，唯验是尚，以及勤于实践，独抒新见的治学风格。本节也收入了部分在张老生前由入室弟子根据其口述整理的学术观点和理论阐发。外感热病， 融贯“寒”“温”， 重视瘀热互结
自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所创立的温病学说崛起之后，医学界即出现了历数百年之久的 “寒”“温”之争。温病学派的一些医家认为伤寒不包括温病，“温病与伤寒治法大异”；而伤寒学派则认为仲景伤寒是广义伤寒，“温病之热本隶于伤寒之中，温病之方并不在伤寒之外”。张老对此通过精研“寒”“温”两家理论，对照临床实际，认为 “寒”“温”两派虽理论不同，但主体皆为热病而设，提出寒温两派应当贯通合一，加以发展的学术主张。理由有三：
其一，张老认为 “伤寒”“温病”名异实同。仲景书虽名为伤寒，但仲景所处时代时疫流行，不可能所遇皆为寒邪致病，书中内容亦非单论狭义伤寒，所以无论从书中内容还是常理来研究，伤寒皆为广义，包括温病，两者有贯通可能。
其二，在临证中，张老深切体会到 “寒” “温”治法可以互补。他指出，《伤寒论》中治疗外感热病的大体可概括为：证偏太阳伤寒表实兼 “项背强”之证主以葛根汤；表里兼热者葛根芩连汤，兼烦躁者大青龙、栀子豉汤；里热偏重者麻杏石甘汤；痰热，小青龙加石膏。症见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心烦喜呕者，小柴胡汤，兼阳明者大柴胡汤。阳明热盛，症见大热、大渴、大汗出、脉洪大者主以白虎汤，兼伤气伤津者加人参；胸中郁热者，栀子豉汤；热结肠中，便秘腹满痛，或神昏谵语、抽风痉厥者，酌用三承气；阳明发黄，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此为三阳。转入三阴，则有寒化热化之殊，寒化主以四逆汤之类，热化阴伤则予黄连阿胶汤；在厥阴则成热伏于内的四逆散证，或成白头翁所主之热痢证。后期，津伤余热未清，竹叶石膏汤。而温病的治法，大体上是在表初用辛凉轻剂、平剂，桑菊饮、银翘散之属，夹湿加苡仁、滑石之流。在清气分热上除了主张运用白虎、黄芩黄连汤、栀子豉汤等外，还参入梨皮、蔗汁、麦冬等生津护阴；在泻下热结方面除了用三承气外，还据此衍化出护胃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增液承气汤等多种承气汤及新加黄龙汤。对温病入营，主张透营转气，凉血散血；邪入心营见神昏谵语抽风者，强调用犀角（现禁用，以水牛角代之）、生地、连翘、石菖蒲及 “三宝”之类；针对温病伤津的特点，把养阴护津贯穿于整个病程，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至热入下焦而动风，主以三甲复脉。对湿温病的治疗，温病学提出分清上下、辛开苦泄、芳香逐秽、甘淡祛湿等法。把伤寒和温病学派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中，解表、清气、和解、化湿、通下、滋阴、固脱等法上，为两派所共有，但内容同中有异，各具特点。而清营凉血、开窍息风及对燥邪的治疗，为温病所独有，其中对湿热的治疗，救阴等法的运用，以及诊断上的辨舌验齿、辨斑疹白则为温病所独长，而伤寒救阳等法，又是温病所未备。张老认为 “医之病，病道少”，所以只有把两派学通融贯，才能对外感热病进行更有效的治疗。
其三，三种辨证方法各有特点，互有联系。六经辨证和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虽然名称及内涵不同，但其中仍有很多可通之处。三焦是粗线条，从大范围来分证；卫气营血是从气血角度，把疾病分为由浅入深，内联脏腑的四个层次来认识疾病的；而六经则是把疾病按由表及里，由腑到脏，由阳到阴，由实到虚分为六个阶段来进行认识。太阳病的脉浮、头项痛、发热等与卫分证相似，麻杏石甘汤和大青龙汤的主症皆有喘，与肺有关更是显而易见。而关于气分病，叶天士已经指出 “气病有不传血分，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举此两项，余可类推。三种辨证方法虽互有联系，然由于各自侧重和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又各具独立性，不能偏废，而应互补。如单留某一种或两种，对于被弃用的一种辨证方法所属的治法与方剂便会失去依凭，造成治疗用方上的困难。
张老鉴于上述三点认识，因而主张伤寒和温病应予贯通互补。张老不仅主张贯通 “寒” “温”，他根据实践经验，在外感热病诊治上又有新的创获和发展。其一是主张祛瘀清热：张老认为温病发展至营血阶段，由于热入血分，灼伤血络，加之邪热耗津，多致血滞生瘀，以致瘀与热互结于血络之中，此时纯用清热养阴往往难于中的，必须予以活血祛瘀。其二为重视温病救阳：张老认为温病不仅能伤津耗液，且伤阳亦属常见，即 《内经》所谓“热伤气”，故对于有气伤阳伤见症者重视补气救阳。（张伯臾 口述 整理 1985年10月）诊脉之数热迟寒辨
现代医学的心律失常，多属于中医的 “心动悸，脉结代”一类病证，古方书上多宗仲景炙甘草汤为主方治疗。我在多年临证中体会到，此证病因复杂，证型错综，兼证各异，治疗中必须凭脉察色，辨证精详，用药的当，方可取效。尤其是一些反复投药，效果欠佳者，往往寒热夹杂，更须悉心推究，正确把握病机，切不可死守一证一方。
心律失常者除有心悸怔忡，甚或胸痛、晕厥等临床表现外，在脉象上常可见数（促）、迟（结、代）、散乱等。一般认为数（促）为热，迟（结、代）为寒，其实不尽然。重要的是四诊合参，有时则需舍脉从证，不能拘于数热迟寒之说。
以数（促）脉而言，“阳盛则促”， “数为阳热”。 《濒湖脉学》有 “促脉惟将火病医”之训。确实，这类脉象在心律失常者多见于阴虚火旺者，治疗当守养阴清心为主，即便可用复脉汤亦多去桂、姜、酒，而重用养阴清热之味。这种情况在心肌炎中见到的最多，热盛者甚至可用犀角地黄汤类。我曾去胸科医院会诊一例急性心肌炎病人，证见热盛、口干、早搏（期前收缩）时多时少，脉数大促，舌红干，激素面容，用犀角（广犀角）地黄汤加味而控制病情，抽去激素。但是临证亦可见脉数、促、沉细或微细，面浮肢肿，动则气促，舌淡形寒，切不可因其脉数而作热看，而应当四诊合参，辨作心气心阳虚衰，守温补之法，以益气温阳之剂治疗，如附、桂、参、芪之类。古人对数（促）脉有 “实宜凉泻虚温补”之言，于临证是有指导意义的。其实，最棘手的还是寒热夹杂，阴阳互损，逢此，我每取附片、川连，或附子、生地、麦冬同用，常可取效（案1、案2）。
再说迟（结、代）脉。传导阻滞，窦房活动功能低下均多见迟、结脉，而代脉则多现于早搏者。“阴盛则结”“迟而无力定虚寒”。临床上常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类治疗，确实有效（当然迟而有力非此方所宜）。但临证又有不少例外。1976年，我曾治一例窦房结功能低下的患者，脉迟结，舌淡苔白，反复晕厥，据辨证处以桂枝甘草汤加附、参、芪等味，反复治疗月余不效。后斟酌再三，悟其病久，阳伤日久必损阴分，遂加用麦冬注射液阴阳并调而获效。此例提示，即使尚无阴伤之象，病久者仍须考虑到可能出现阴阳互损之变。至于脉迟或结，而有口干、夜间升火、舌红，则多考虑为阴损及阳，同样须阴阳并调，我每取苦参片代替附子，亦有强心利尿之功（案3）。
我在临证中体会到，气阴两虚，有热象而脉迟（结、代）者，用苦参效好。而万年青根则于寒热两证均宜，宜与炙甘草同用，可减其苦寒损脾败胃之弊。倘用于虚寒者，再合附子，则强心功效更著。
脉结代者，均有气血流通不畅，故在辨阴阳虚实寒热的基础上补中须加流通气血之品，如归、芎、益母草、丹参等。但两者又有区分，所谓 “结脉皆因气血凝”，故应着重行气和血；“代脉都因元气衰”，则重在补益心气，尤其是成联律的代脉，心脏虚弱更明显，故古人有 “结轻代重自殊途”之说。
此外，倘见脉象散乱，乍大乍小，乍迟乍数，尤为重笃（如心房颤动），当引起注意。至于散乱如 “雀啄”者，即所谓 “如屋之漏，如水之流，如杯之复”，时断时续，乃欲脱之象，是脾脏真气将绝，后天无源，百药难施之候。
案1：王某，男，63岁。门诊号：83/6716。1983年9月26日诊。
冠心病房颤多年，动辙发剧，胸闷气急跗肿，便成形，日7～8次，量少，舌光，淡红，脉数促不匀。此乃心脏气阴大亏，累及脾阳，便失收摄之故。拟益气阴，助脾阳。
熟附片6g（先煎），炒川连3g，麦冬12g，党参15g，生黄芪20g，炒白术10g，炒白芍18g，淮小麦30g，丹参18g，五味子6g，生龙齿15g（先煎）。
按：此案患者舌虽光，然其红不甚，故可投附子泻心汤合生脉散。镇静之品，用龙齿为宜，镇惊不下沉；磁石性寒，有下沉之力，此例便频非所宜。
案2：徐某，男，72岁。门诊号：82/97691。1983年7月7日诊。
心悸怔忡，气急尿少，足肿，夜间不能平卧，脉空大，促、结不匀，舌红，苔白腻而干。心脏阴伤及气，循环失常，水湿潴留。拟养心而利水湿。
熟附片12g（先煎），炒川连3g，炙甘草9g，党参12g，麦冬15g，猪茯苓各15g，泽泻20g，块滑石20g，紫石英20g（先煎），全瓜蒌12g（切），汉防己15g，阿胶珠9g。
按：此例阴液、阳气两亏，苔白腻而干，不宜燥湿，唯淡渗利湿以免进一步伤阴。和案1相同，皆为寒热夹杂之证，治当兼顾。
案3：陈某，男，12岁。门诊号：83/64618。1984年2月16日诊。
自幼患心肌炎，迄今已十载。时有胸痛，夜间升火面红，脉细结不匀，舌淡白，苔薄。自幼得病，脉证合参，似属阴阳受损，心脏失养。
党参12g，黄芪18g，麦冬12g，五味子6g，炒白芍15g，制熟地12g，阿胶9g（烊冲），苦参片9g，炙甘草10g，茶树根30g，炙龟甲15g。
按：此案患者夜间升火，属阴虚，脉舌则显阳虚，此乃阴虚损及阳气，故治拟阴阳同调。（张伯臾 口述 蒋梅先 整理 1985年1月）肝风入络致痹
张老谓：书论痹证，多重在外邪，肝风入络所致的痹证多未见载。其实内风致痹不少，但由于论痹多强调外邪，故临床多易把内风误作外风，致使药不对证。肝风入络之痹乃由内热引动肝风，窜于经络所致，常有肾阴亏虚，临床上并不少见。因本证既有虚热，疼痛亦每见游走感，故临床上医者不识，每易误作热痹或外风治疗，使南辕北辙，越治越重。此乃内外风之误识，不可不知。此证的特点是患者多素体有阴虚内热、肝阳偏亢之象，常伴有高血压或神经衰弱病史。主证为关节痛，有游走感，或见关节微红微肿（以指趾关节多见），疼痛日轻夜重，甚则手不可近，同时常兼有头痛，头晕，失眠，便秘，舌红瘦或绛，脉多弦、细、数，此为肝阳化风入络，或阴虚肝风入络，治宜养阴清热、平肝息风，药用羚羊角、生地、白芍、丹皮、钩藤等，可依证选加石斛、麦冬、鳖甲、龟甲、忍冬藤、络石藤、丝瓜络等，尚须用镇潜之品，如石决明、珍珠母、牡蛎之类。总之，组方以三甲镇潜，羚羊角息风止痛，再合养阴通络为原则。失眠可加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之类。（严世芸 等）心可受邪说
古有 “心包代心受邪”一说，不直言心脏受邪，皆因 “心者，君主之官”“心者，脏之尊号，帝王之称也”，所以尊君而讳言。伯臾先生则根据《难经》《素问》《诸病源候论》等经典所论，并参合临证所见，指出不仅心包可受邪，而且心脏本身也可受邪。认为邪犯心包主要表现为心主喜乐神志方面功能失常，外感疾病多见；而心本脏受邪常表现为心主血脉异常，内伤杂病为多。张老认为心本脏受邪主要有风寒暑湿火及邪毒秽浊入心，其他病因则常见痰、瘀、水（饮）等邪入心。临证常见以下几种：
1.风邪入心
一为风寒湿邪客肢体传入，而成 “心痹”，脉失通利；亦可风兼邪毒，由经脉直接入心。心痹者，初见肢体风湿痹痛，时或身热，后渐见心悸、胸闷、气促、倦怠、双颧红；随病程日久，还可见头晕、怔忡、自汗肢冷、乏力短气、胸闷烦躁、唇舌青紫；入腹及肝则胁下癥积，面色青灰；病久累肺及肾，可见气喘、咯血，不能平卧，溲短肢肿而成 “心水”之证（水饮入心），甚则额汗如珠，阴阳离乱而晕厥。风兼邪毒入心者，早期状如感冒，咽干、咽痛或有发热；继则邪入于心，心主血脉无能，而见脉来结代、心悸胸闷、乏力气短；重则喘促肢肿，乃至喘脱。
2.寒邪入心
多由素体阳虚而伤于外寒所致。主症为心痛，特点是背寒肢冷，疼痛剧烈，甚则欲厥，或见面手足青，得温方缓；并可兼阳虚或痰浊。与单纯心阳虚衰之胸痹心痛不同的是，寒邪入心者病程多短，其痛皆甚，脉来沉紧有力，而虚象并不明显。
3.痰瘀入心
张老认为，痰、瘀可单独入心致病，但更多见的是相兼入心。痰的产生多因脏腑失调，亦与脾运无力及恣食膏粱有关；瘀之产生，则可因痰、因寒、因虚或因气滞致经脉失畅而生。痰、瘀皆可随脉入心。痰瘀入心主要表现为胸痹、心悸怔忡、气促似喘、不寐、善忘等。
关于邪气入心的治疗，张老亦章法分明：
1.风邪入心之心痹，有外感证者应予适当清解；无外感证则重在通脉活血养心；久病者心气、心阳受损，阳虚饮停，凌心射肺，则当益气温阳，蠲饮平喘。邪毒入心多犯脏腑、精气尚未长实之青少年，若见表证皆宜解表清热，脉结代则用茶树根、苦参或万年青根；邪毒入心日久，耗伤气阴，则予益气清滋养阴，亦辅少许解毒之品。对心水证的治疗则主以温振心阳，强心利水，每用真武汤、猪苓汤、茯苓甘草汤、防己黄芪汤化裁，并常加万年青根、桑白皮、葶苈子等。
2.寒邪入心，心痛较甚，张老每投温热之品以散寒止痛，如乌头赤石脂丸；并指出，该类药物收涩敛邪，用之过早于病不利，便结者亦非所宜。
3.痰浊入心者，张老善用温胆汤类方，痰热者选黄连温胆汤，兼肾虚者用十味温胆汤。瘀血入心，胸痛明显者，治以活血通脉，如血竭、失笑散、炙乳没等；痛久见缓者，多兼正虚，多从缓图，忌予攻伐，丹参、当归、川芎、益母草等为常用之品，并予扶正。（蒋梅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