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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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秘闻

靖康劫难：北宋后宫佳丽惨遭金人集体蹂躏

靖康二年（1127）四月，当上了亡国奴的徽宗、钦宗一行分乘八百六十多辆牛车，在如狼似虎的金兵的押解下开始北上。随行的除了他的皇子、皇孙、后妃、帝姬之外，还有养在深宫供他们消遣和驱使的三千佳丽。

风尘涨天，沙雪扑面，这些柔弱的中原女子，既不被后代的历史巨眼关注，也不为当时自顾不暇的主子们怜惜，她们羊羔似地瑟缩着，凄惶着，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之中……

抵债的王朝女眷们“议和”一开始，这些中原女子同金银、布帛、土地一样，也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日，宋钦宗亲自同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金人除了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之外，还要立送一千五百名少女。宋钦宗一律照办，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南征录汇》记：十二月初十日，宋臣“吴幵、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就是宋王朝献给金人的最早的贡品。“议和”在继续，女性是必不可少的条款。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协议云：“……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贡大金。”

该协议还规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抵）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协议。最早向金军营寨输送的女性是蔡京、童贯、王黼的家属和歌伎各二十四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即金兵统帅完颜宗望，金太祖第二子，故又称二皇子）后，“战栗无人色”，斡离不令其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人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也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无耻的徽、钦二宗开始依“附加条款”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押往金营外，还搜拿京城民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五千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给金军。

所谓“帝姬”，即公主；所谓“王妃”，即皇帝的妻妾或儿媳；“宗姬”指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指诸皇族女子（县主）……可怜都是金枝玉叶，竟被她们鲜廉寡耻的父、祖，亲手送给敌人蹂躏，其惨痛又何如哉！

执事官员在《开封府状》中“用情统计”了一份详细的账单，为我们保存了这页耻辱的见证。账单上各类妇女都明码实价，与金人开列的完全相同。兹实录如下：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仅此一次，用来折价抵债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人。这是一场多么大的劫难啊！

肉身权的辩论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的噩梦就开始了。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其后随着贡女的大量涌入，“施恩”范围也逐渐遍及下层。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献舞劝酒，供金军将领摧残与蹂躏，稍有反抗，即遭屠戮。

五日夜，完颜宗翰（即粘罕）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有郑氏、徐氏、吕氏三女抗命不从，被当场斩杀。另一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尽。另有张氏、曹氏等三位女子，因不顺从二太子完颜宗望之意，竟以铁竿刺着，悬挂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完颜宗望便指着这些求死不得的被害者发出警告，她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几不欲生。

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的命令。已经从属于金兵将士的妇女则“改大金梳妆”。一些不堪凌辱的女子先后自尽，如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郓王姬王氏自尽于刘家寺，等等。以至于“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其中包括十六岁的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保福帝姬。

在这种威逼下，仍有妇女抗命不从，野史中记载了一位王妃与金军将领的争辩，叫人读后感慨不已。

初九、初十两天押来九名王妃、帝姬，其中一人不从。

斡离不要王妃服侍他，王妃不理。

二太子威胁道：“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

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皇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皇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胜利者总是有理的。完颜宗望振振有词，竟让这位幻想用辩论来捍卫肉身权的王妇语塞。

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宋徽宗与金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之间。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即真珠大王）看中了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翰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当时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儿媳，宋徽宗以“一女不事二夫”婉拒。

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

这次徽宗没有示弱，他抗颜申辩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

完颜宗翰听罢，兽性大发，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随后，又把徽宗呵斥出去。尽管宋徽宗抗争了，但也于事无补，一个亡国奴的抗争，无法改变他的子民乃至女儿的命运。

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青宫译语》）。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也只能是忍气吞声了。

押解途中

押解途中，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

据金人的《宋俘记》记载，临行前的俘虏总数为一万四千多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国相寨出发，有“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由于“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到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时，活着的妇女仅一千九百余人，而且“十人九病”，到达上京时，死亡人数则超过一半了。《青宫译语》等书完整地记载了被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金国上京的全过程。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高宗赵构之母）、邢妃（高宗赵构之妻）、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等一行男女，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五千名金兵的押解下开始北迁。

二十九日，邢、朱二妃和二帝姬因“坠马损胎”。

四月初一，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即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

四月初二途中，千户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同行的盖天大王争风吃醋，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但被真珠大王阻止。他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

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不觉五脏俱裂，潸然泪下。

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

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帐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无可奈何。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当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徽、钦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钦宗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还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

十一日到达真定府，金兵摆设酒筵，威逼朱皇后、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朱皇后无奈，曾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

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

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

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强请北宋后妃参加。

队伍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一百五十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才算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将是更悲惨的命运……

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金人押解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人（各种类的人）三千四百一十二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八日她们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因避雨遭金兵轮奸，以致“多毙”。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最后的归宿

金天会六年（1128）八月二十四，徽、钦二宗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拜祭完颜阿骨打庙，举行所谓的“牵羊礼”，亦即献俘仪式。

礼毕，金国士兵簇拥着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俘虏到金国皇帝大帐，跪拜在地，等候发落。金太宗完颜晟宣布诏赦，给两位皇帝派了个侮辱性的封号，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

随后，对皇室女眷进行了处置。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宋高宗的母亲）、邢（宋高宗的妻子）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浣衣院。”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二十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九十四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

所谓“浣衣院”，并非通常的洗衣场所，而是金国特设的佳丽储备所，一则供金国帝王贵族们随时玩乐，二则“以备选进”。史载，与韦氏一同被送到浣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两位帝姬，第二天就“并蒙幸御”，其他沦入浣衣院女性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

在金人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救活，但她“仍投水薨”。

她的刚烈赢得了金人的尊重。金世宗下诏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对徽、钦二帝和大多数苟活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嘲讽。

据统计，“靖康之难”时宋徽宗有成年女儿二十一名，除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三人死于刘家寺，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纳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强聘为妾外，剩下的十六人中，发配浣衣院的九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六人，云中御寨的一人。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五人，其中韦氏发送浣衣院。其余嫔位的三十一名，其他封号的一百零八人，另有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六十七人，皇孙女二十九名，均被像牲畜一样地分配。

宋钦宗一后一妃，朱皇后投水自尽，朱慎妃随至五国城。其他有封号的姬妾十名，奴婢二十七名，皇子妃三十四名，以及赵氏宗室，徽宗之兄、弟的二十二个女儿，也被牲畜一样地分配。

这些宗室女子，除了沿途被糟蹋或饥寒病痛而死之外，其归宿大略有四：一是被金人的王子贵胄纳为姬妾，相对来说，这是最佳出处，倘能生得一男半女，或能提高身价，再次过起养尊处优的生活；二是被安置浣衣院，供金人的王公贵族及高级军职人员淫乐；三是分配给各军寨将领或下级军官；四是出卖给民间妓院。

由于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逃脱了靖康之难，并且被拥戴为南宋皇帝，与金国对立，因此，金人对他恨入骨髓，对他的直系亲属惩罚也最为严厉。赵构的母亲韦贵妃，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一说三十八岁），竟成了金国猛士重点发泄的对象。为了狠狠折磨她，金人特地把她发送浣衣院，据传，曾创一天接客一百零五人之最高纪录。

赵构元配妻子邢秉懿，被俘时已经怀孕，金人强迫其骑马，结果“以堕马损胎”。被押解到汤阴县时，金军万夫长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逼淫之，邢秉懿自杀未遂。后被送至浣衣院，也是金人泄愤的重点对象，十二年后死时才三十四岁。

赵构妾田春罗、姜醉媚，也在浣衣院被折磨致死。他的五个女儿也被编入浣衣院，下落不明。《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如“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管二十五人的低级军官）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由于一些低级将领自身的原因，如有的要结婚，有的结婚不久，有的没有自己的营盘住处等，都不能长期占有分赏的北宋女子，就将她们低价卖掉。“甫出乐户，即登鬼录”，结果将更为悲惨！

书中还专门记载了一位铁匠，“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从这令人咋舌的记载中，可见她们沦落到了何等境地！

有一次，使金被留的词人宇文虚中、吴激在张侍御家宴饮，座中有一位沦为歌伎的北宋宗姬佐酒，宇文虚中当场为之填词一首，曰《念奴娇》。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花，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情真事切，感慨万千。

吴激作《人月圆》一首，亦受后人赞许。

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触犯了金兵，竟被粘罕立即处死。

含羞带泪的姻亲

据《宋俘记》统计：宋徽宗的女儿有九人被编入浣衣院，其中包括五女赵瑚儿、七女赵巧云、十女赵娱娱、十四女赵佛保、十七女赵金珠、十八女赵金印、十九女赵赛月、二十女赵金姑、二十一女赵金玲，这也就是其后宋徽宗、宋钦宗与金国皇帝攀亲联姻的前提。

史载，这九位公主先后有六女被选进金国皇室，尽管这样的姻亲是以强暴和侮辱的方式完成的，但时间一久，也就成为了事实上亲家和翁舅关系。

天会八年（1130）六月，穷困潦倒的徽、钦二宗突然接到了金国皇帝“诏以昏德公六女为宗妇”的诏书，起因是“赵桓（钦宗）妹凡六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应予优容，抬为次妇”。按照金人收继婚的习俗，此六人中应有后来被金世宗封为次妃的赵赛月、赵金姑两位公主。困境中的徽、钦二宗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打起了与金人攀亲的小算盘。

天会八年七月，宋徽宗舞动他那生花妙笔向金国皇帝呈递了第一道谢表，他谄媚地声称，接到圣旨，得知自己的六个女儿被召进皇宫，对此厚爱，有无法言表的感激。念及自己以前听信谗言，以致亡国，如今年老体衰，发脱齿落，“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他表示“誓坚晚节，力报深仁”，最后以“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作结。

由此不难看出，宋徽宗为了改变窘困处境，已经置国难家仇和礼义廉耻于不顾，完全成为向金国统治者摇尾乞怜的奴才，十分可耻。

宋徽宗的讨好姿态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月，金人下诏将徽、钦二宗北迁五国城。此处离金人国都较近，但距离中原和南宋都城更远，尽管如此，宋徽宗还是不失时机地谄媚称谢：“曲照烦言，止从近徙。仍敦姻好，尚赐深怜。大造难酬，抚躬知幸。”他歌颂金国皇帝“垂丘山之厚德，扩日月之大明”，为自己仅能通过谢表表达感激之情而不能“仰戴龙光”、亲瞻天颜，竟然“感孤情而出涕”。

对于宋徽宗、宋钦宗的奴颜媚骨，金国皇帝提出了表扬：“尔受儿女之余恩，尚安晚节；朕采葑菲于下体，用沛殊恩。”北迁途中，他们还收到了金人“缣绢十端”的恩赐，甚至还被许诺他们父女、兄妹相见。

对此，宋徽宗更是大喜过望。他恬不知耻地说：“父女相见，已失秋气之寒；父子相欢，顿觉春光之暖。速沐丝纶之厚，仍蒙缣穗之颁。感涕何言，惊惶无地。”他盛赞金国皇帝“唐仁及物，舜孝临人”，并发出“天阶咫尺，无缘一望于清光”的遗憾。

此时此刻，这位曾经锦衣玉食、杀伐决断的昏君，已经体会到了平民百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艰难。此次相见后，宋钦宗也上表称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下，劳谦损己。虽天地有无私之覆载，而父母有至诚之爱怜。念报德之何时，怀此心而未已。”他们已经习惯和心甘情愿地做金国的阶下囚了。

但在金国统治者的戏弄下，尽管丑态百出，宋徽宗、宋钦宗的哀求和乞怜却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功效。金天会九年（南宋绍兴元年，1131）六月壬辰，因为宋钦宗的妹妹中又有人为金人生下了传宗接代的继承人，他们再次得到了金人的赏赐，但也仅此而已，金人根本不承认宋徽宗、宋钦宗的姻亲地位，因此，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以国丈、国舅自居，步入金人皇亲国戚的行列。他们依然是金国的阶下囚，时时被金国统治者嘲讽揶揄的对象。

为了完全暴露其丑陋的灵魂，让汉族人认清他们君主的真实面目，瓦解宋人抗击金人的斗志，金国统治者把这些谢表印刷成册，在宋金边境公开出售，传播四方，借以羞辱南宋君臣。

南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国必有赏费，一赐必要有一谢表。北国集成，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

尽管宋高宗在南宋初年下诏禁止私人修史，以防止此类内容在史书里出现；尽管南宋文人指责粘罕等“编造秽书”，否定韦后、邢后、柔福帝姬等诸人在金国为妓、改嫁的事实；尽管南宋政权动用一切手段，收缴、毁灭这些原始资料，致使徽、钦二宗及随之北上的宫闱人众在金国的生存状况湮没无闻，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大量的史料和记录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宫闱人众遭遇之惨，徽、钦二宗无耻之尤，均已暴露无遗。

以上资料，大都摘自确庵、耐庵于南宋时期先后编辑的《靖康稗史七种》。宋太宗第八子、周恭肃王元俨三十二世孙诒琛校该书毕，仰天长叹道：“自古亡国之耻辱，未有如赵宋者，读此《靖康稗史七种》，能不泫然泣下哉！”

呜呼，亡国之痛，痛何如哉！录此，为千载亡灵一恸！

嗜杀之谜：朱元璋为何将开国元勋杀个精光

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做了大元帝国的第十二任皇帝，史称元文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孤庄村旁的一间破旧的二郎庙里，朱陈氏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重八。

朱重八的高祖，朱百六；朱重八的曾祖，朱四九；朱重八的祖父，朱初一；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

——历数其高、曾、祖、考，不曾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可见，他祖祖辈辈，确乎是贫困得无以复加，挣扎在生存线上，浮沉于社会底层，不识温饱，不沾文墨，更不曾有过序齿列班的非分之想……然而，就是这个娃娃，后来却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一个叫贪官污吏、功臣勋旧乃至于硕儒巨擘们胆战心惊、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杀人魔王。

牧童，沙弥，皇帝

少小的朱元璋是不幸的。他上面有一群哥哥、姐姐，勉强读了几个月的私塾之后，他就开始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仅存的二哥决定外出逃荒，便把这个尚未成年的弟弟交给了皇觉寺，让他出家做沙弥，这样，他就可以吃上一碗活命的斋粥。这一年，朱元璋才十六岁。

不过，饥荒和瘟疫并没有绕过寺庙，五十天之后，皇觉寺也几近断炊，僧众纷纷逃离，住持高彬法师给了他一领袈裟、一只钵盂，对他说：“孩子，寺里无法养活你了，你也出门化缘去吧。”

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就这样，这个披着袈裟的小叫花子，南下合肥，西入河南，北上汝州、陈州，东向亳州、颍州，四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皇觉寺。

对于这段难忘的历程，他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回顾：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皇陵碑》）

这时候，反元义兵四起，六根未净的朱元璋蠢蠢欲动，他在伽蓝神前祷告：卜逃，不利；卜守，不利；卜“举大事”，大吉。于是他脱掉袈裟，直奔割据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当上了一名最低等级的兵头，官为“九夫长”。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他作战勇敢，仪表堂堂，更重要的是他心有机谋，每战必胜，很快就获得了郭子兴的青睐，郭子兴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他一跃而成为郭子兴的嫡系亲信，乘龙快婿。

不过，朱元璋并非久居人下之辈，他打着郭子兴的旗号另立新军，创建了自己的人马和地盘。

1354年，下滁州。1355年，诱斩陈野先，下采石矶、溧水、溧阳、句容、芜湖。1356年，攻占金陵（元代称集庆路），把这块虎踞龙盘之地改名为“应天府”。这时候，郭子兴已死，朱元璋自称“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

1363年，灭劲敌陈友谅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箭而死。

1367年，灭劲敌张士诚于平江，张士诚被俘自缢身亡。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帝，改国号为“大明”。

朱元璋的成功之道

元末灾变，群雄四起，刘福通、芝麻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还有方国珍、陈友定等等，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虎视眈眈，逐鹿中原。十几年的南征北战，终于让朱元璋这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小沙弥，跃上了权力的顶峰！

时乎？命乎？——人们对朱元璋的成功之道进行了许多有趣的探讨。

有人说，他出身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他的部下攻城略地之后，不妄杀，不掳掠，大得民心。自古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说，他从士兵、九夫长做起，直到元帅，深谙行伍之道，既有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又有坚毅果敢的人格魅力，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

还有人说，成功的英雄后面总有一位坚强的女性，站在他后面的就是在民间广有盛誉的马皇后马大脚。马皇后有胆有识，深明大义，不只在危难中每见真情，而且在团结将士、调协君臣关系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仅是以上几点，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朱元璋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他善于网罗人才，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他们为夺取江山立下了赫赫功勋。特别是出生于濠州、凤阳一带的朱元璋的同乡们，更是对他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出生入死，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

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论功行赏，这些人理所当然得到了高官厚禄。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在朱元璋的家乡人中，封国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朱元璋除赏赐他们大量土地外，还颁有可以免死几次的铁券。其余在府、部、司、院中任要职者不计其数。这些人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姻亲相连、威风显赫的权势集团，人们称之为“淮西帮”。

但是，好景不长，从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短短的十四年中，朱元璋大开杀戒，把所有的开国元勋、文武耆旧几乎杀了个精光。“淮西帮”土崩瓦解！

大屠杀，大灭绝，冤毒惨戚，叫后世读史者拍案惊奇，欷歔不已！人们不禁要问：是杀人者本性邪恶、忘恩负义、自食其言呢，还被杀者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胡惟庸之死

第一个用来开刀的是胡惟庸。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奔朱元璋，从最低的元帅府奏参做起，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少卿。洪武三年（1370），因姻亲关系而受到李善长的提携，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颇得朱元璋宠信，常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

胡惟庸聪明绝顶，但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

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向朱元璋作了汇报。胡惟庸则唆使他的喽啰反告徐达，把事情搅成一团浑水。

这一切，朱元璋也看在眼里，仍是不动声色。

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招摇过市，坠马，死于过路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马车夫杀掉解恨。事后，他心中惴惴不安，于是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准备了一套又一套的借口和说辞，向朱元璋诉说了他的失子之痛和悔恨之情。朱元璋仍是不动声色。半晌之后，才冷冷地说出了一句话：“杀人偿命。”

胡惟庸想用大量的金帛补偿死者以赎罪，得到的答复是“不许”。

胡惟庸冷汗淋漓，这才知道陷入了灭顶之灾。据《明史》记载，他纠集了几个铁杆哥们，打算铤而走险，但也因势单力薄而迁延。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入贡，胡惟庸竟隐匿不报。这件事被朱元璋察觉了，在他的追问之下，中书省把责任推给礼部，礼部则把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大怒，拘押了所有官员，穷追主事者，立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随后赐死。胡惟庸的好日子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经廷审，也攀连到了涂节。涂节是首告，本可免死，但群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见《明史》）此次朱元璋“从谏如流”。结果，胡、陈、涂三人及其家族被诛，牵连到此案的僚属、党羽、亲朋共一万余人也先后被诛。

其中，最为无辜的是宋濂。宋濂是明初大儒，曾为太子之师，编修《元史》，其孙宋慎因有“知情不举”之嫌，便被下令拘捕、下诏狱处死。此时宋濂已年过七旬，隐居浦江，也被锦衣卫抓捕至京，幸有马皇后极力劝谏，免死，被发配茂州，死于中途的奉节。

顺藤摸瓜剿“奸党”

朱元璋并没有放下屠刀，“胡惟庸案”也没有就此了结。

五年之后，“胡惟庸案”又起，有毛响糖者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以及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与胡惟庸“通谋”，朱元璋如获至宝，先把此二人流放到崇明岛安置。

又五年，即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李善长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了当年胡惟庸谋反，曾派李存义、李佑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知情不报，因此也是个“胡党”。朱元璋早就想挖掉这根“淮西帮”的台柱子，借题发挥，以“（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问斩。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善长，也在皇帝恩赐的一条绳索下，结束了他七十七年艰难的行程。

与此同时，吉安侯陆仲亨的家奴也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爷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受此牵连的还有杨璟、朱亮祖，都是“瓜蔓抄”，被满门抄斩，直杀得血流成河，遍野血腥。

据统计，因受胡惟庸一案牵连而惨遭屠戮的达三万多人，绝大多数是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属，其中享有公、侯爵位的近二十人。

两年之后，还有一位靖宁侯叶昇因“交通胡惟庸”而被补杀。此时距胡惟庸之死已是十多年了。

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还特地颁布了一部《昭示奸党录》，把这些“奸党”的罪状、审讯过程、供词一一公布，以示他执法公正严明。

但是，死去的已经死了，无法辩驳；活着的侥幸逃得一劫，谁敢吭声？朱元璋想怎么编造，就可以怎么编造，后世的人怎能相信这些供词是真？

斩尽杀绝的蓝玉案

不过，朱元璋仍没有放下屠刀，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献揭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一场新的大屠杀又拉开了序幕。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依然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为了消除隐患，明朝边将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几次北征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洪武十一年（1378），蓝玉因参与讨平西番而晋升为永昌侯。

洪武二十一年（1389），蓝玉率军十五万北征，风餐露宿，进军千里，结果大获全胜，虏获元军官属三千，男女七万七千人，金银驼马不计其数。朱元璋喜不自禁，把他比做汉之卫青、唐之李靖，晋封为凉国公。

他为大明王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最勇猛的将领。然而功高震主，他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当他踌躇满志，请征民丁，准备讨伐“百夷”之时，朱元璋突然命令他班师回朝。他到京时已是第二年二月，锦衣卫蒋献的揭发帖也应时而至。

二月初八，蓝玉上朝，被当廷收禁。次日，收监于锦衣卫，狱词云：“（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明史》）意思是，蓝玉勾结党羽，准备在皇帝外出视察农牧生产的时候发动政变。

两日后，即二月初十，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将蓝玉处死。由蓝玉案蔓引株连的，除狱词所列侯、伯之外，还有察罕、张温等，被连坐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又特地颁布了一部《逆臣录》，照例把这些“逆臣”的罪状、供词一一公布，昭告天下。

胡、蓝两案，几乎把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一网打尽。而对于那些与胡、蓝两案毫不相干的重臣贵戚，朱元璋也频频出手，毫不留情。

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本在河南、山西一带练兵，与蓝玉了无关系，蓝玉案发后他们也被召回，既未拘捕，也未审讯。安居一年多后，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傅友德被赐死。三个月后，即二十八年（1395）二月，冯胜也被无缘无故地赐死。

传说，战功第一的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也无关，但是他也没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皇上所赐，不敢不吃。徐达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了，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于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还乡，还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但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欷歔不已。

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仅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杀之谜

枉杀功臣，历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创下了历史之最——杀得最多，杀得最冤，杀得最绝！

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如此狠毒？后世评说者做出了许多有力的推断。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让曾国藩脱胎换骨练成湘军的长沙之辱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

咸丰二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做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同上。]

二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曾国藩全集·书信》，《复欧阳兆熊》，第134页。]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统统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个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以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却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榨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想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又这样进行解释：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就是说，二三十年以来，官场形成一种黑白不辨，不痛不痒的含混作风。偶尔有人批评这种作风，则大家相与议论，说他不懂事，好显摆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员时，对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办理团练，又遇到几个有实权的人，不许我触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谦逊退让，则一事无成。而且这么多年来，心里也憋着一股火，于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么多。

他又说，“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三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同上，《与张亮基》，第208页。]。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德清，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

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

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

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下来。

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

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

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同上，《与吴甄甫》。]

四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成寐。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诉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搬倒吗？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要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五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确实是赤手空拳。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个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经验。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

六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制定军事原则难，具体的筹备工作更难，曾国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有水师就要有战船，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

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国藩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38页。]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船舰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字字不虚。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七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八月到咸丰四年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

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忽于大计的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著交部议处”。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八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

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他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这样重大的捷报还是头一次。皇帝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千古之谜：赵构擅杀良将岳飞是吃错药了吗

赵构留给后人的历史之谜实在是太多了。

且不说其他，就说他擅杀岳飞，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之谜。

据《宋史·岳飞列传》记载，岳飞（公元1103年—1142年）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阳县）一户农民家庭。许多史书上说岳飞家是佃农，但从他的父亲岳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这一情况看，他家的经济状况还很不错，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其家庭成分即使不是地主，至少也应该算是富农，绝对不会是靠给别人耕地卖苦力养家糊口的佃农。

相传，岳飞出生时，有一只大禽“飞鸣室上”，所以，岳飞的字“鹏举”就是这么得来的。有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就在岳飞出生还未满月时，他家那里因黄河决堤发生水灾，洪水到来时，正在坐月子的母亲姚氏紧紧抱着他坐到一口大瓮中，最后被洪水冲到岸上侥幸活了下来。

岳飞年少时很有志气和抱负，平时虽沉默寡言，但却非常喜爱学习，尤其喜欢研读《左氏春秋》和孙武兵法。同时，小小年纪也练就了一身好武功，还未到弱冠之年，就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射箭能左右开弓。另外，从他所写的《登池州翠微亭诗》、《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以及那首著名的《满江红》等诗词看，可以说，岳飞的诗文俱佳，文学功底也很深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岳飞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显然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佃农家庭在经济上有能力承受的。

由于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岳飞19岁就投军抗辽，据说，为了激励自己的儿子保国安民，其母姚氏曾在他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关于岳飞的具体生平事迹等情况，我们将在专门的篇章中论述，这里，只简要谈一谈岳飞被杀之谜。

从史书上看，宋南渡后的“中兴四将”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可以算是“高干子弟”；张俊和韩世忠虽都是行伍出身，但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对赵构算是有救命之恩，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只有岳飞，算是资历最浅的一位。而且，就像当年狄青一样，岳飞最先也是从一个普通士兵开始做起的，一个武将，又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但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在宋朝这样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最后竟然能升为太尉及枢密副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这样的高官，可想而知，岳飞该是多么的优秀和杰出！

所以，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赞岳飞是南宋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而郑岩先生在其《宋朝十讲——一个值得反思的王朝》一书中则认为，岳飞的出生乃是“历史上帝的安排”。

然而，降生在南宋这样一个最特殊的历史时代，可以说，既是岳飞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所谓幸运，乃是因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不是生活在南宋这样一个中国最懦弱而又战乱频仍的朝代，而是生活在天下承平年间，岳飞很可能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像一匹千里马老死于马厩之中。显然，时势造英雄，也正是由于像南宋这样的乱世，才给岳飞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杰出军事才能和拳拳报国之心的政治与军事舞台，才成就了他的不世之功，千古英名。

但是，话说回来，岳飞又是不幸的，他的不幸就在于他其实不该降生于偃武修文、对武将一直猜忌防范乃至无端陷害的宋朝，即使不得已而生在宋朝，也千不该万不该生活在宋高宗赵构的时代。

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岳飞出生在汉武帝时代，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精忠报国之心，他的功勋一定会比卫青、霍去病还要卓著；如果他出生在唐代安史之乱年间，以他的英勇善战和非凡武略，绝对不会比郭子仪逊色；而如果生在“无敌盛唐”，如果公元751年，指挥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将不是高仙芝，而是岳飞的话，那么，相信疆场弯弓立缔构功的岳飞一定会扭转败局，战败济雅德率领的阿拉伯大军，从而改写历史，改变这个中华文明开始全面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可是，就因为生活在宋朝，生活在宋高宗赵构统治的时代，对岳飞来说，这本身就是个悲剧，可谓生不逢时，生错了时代。《宋史·韩世忠列传》结尾有一段议论，议论得非常深刻，虽然是针对韩世忠有感而发的，但是，对岳飞显然也一样适用。这里，抄录如下：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宗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昔汉文帝思颇、枚于前代，未有世宗而不善用，惜哉！

的确，治平思良相，治乱思良将，乃是普通常识。靖康、建炎年间，宋朝的国势真的可谓命悬一线，岌岌可危，在这种时刻，能够出现像韩世忠、岳飞这样的良将，真的“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也就是说，是老天爷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存心要帮助南宋，普度赵构及南宋百姓，才让韩世忠、岳飞这样的良将降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特殊时代的，可是，不知道赵构是怎么想的，竟然对“历史上帝的安排”送给他的这两位良将一弃一杀？

史载，韩世忠“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因为太过寒心，晚年已经完全不问世事，形同出家，而岳飞则被赵构与秦桧以“其事体莫须有”之罪名残酷地杀害了。

据说，岳飞初被监押时，悲愤交加，万念俱灰，穷凶极恶的狱卒对他恶语相向，喝令他倚墙而立，“岳飞叉手立正”，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大将此时只有“悚然听命”。在他临死前，狱方得令，遣大力军士入囚室，谎称请岳飞沐浴，将其拥入密室之中，“拉肋”即用拳脚及钝器猛击他的肋部，活活将岳飞折磨而死（也有赐毒酒害死岳飞之说）。

当年，岳飞曾写过一首名为《题骤马风》的诗，忠贞之心，千载可鉴：

立马林岗豁战眸，阵云开处一溪流。

机舂水沚犹传晋，黍离宫廷孰悯周？

南服只今歼小丑，北辕何日返神州！

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收。

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誓将七尺酬明圣”、为宋高宗这个“明圣”、也为南宋社稷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民族英雄竟然受此侮辱，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令后人扼腕！

一代名将，不是战死于为国捐躯的疆场，而是死于自己一向效忠的皇帝手下，而且是以“莫须有”之罪名，实际上也就等同于无罪被杀，这，实在是古今罕见之大悲剧！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末年，一向自以为是其实昏庸糊涂的明思宗崇祯皇帝也自毁长城，磔刑处死了曾单骑出关为拱卫大明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大将袁崇焕，制造了一起千古冤案。

与岳飞一样，袁崇焕也是文韬武略，文武兼长，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敌胆寒，清世祖努尔哈赤就是在与袁崇焕作战时受伤毙命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国之栋梁，一代名将，最后竟也和岳飞一样，死于自己一向效忠的皇帝手下。

然而，与袁崇焕临行前的神色自若所不同的是，岳飞在临死前则显得非常激愤，可谓“怒发冲冠”，相传当秦桧“手书小纸付狱”，其走狗万俟卨受命最后一次提审岳飞时，因为深感自己的大限已到，从此再无申辩的机会，岳飞便在供书上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也向这荒谬的时代、懦弱而又卑污的王朝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记得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多数情况下，受苦的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们看岳飞、袁崇焕，当然还有屈原、于谦等等，显然就是这样受苦受难的好人。的确，在生活中，在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正是历史上许多正人君子或怀才不遇，或横遭迫害，命途多舛，而那些奸佞小人却常常能够左右逢源、飞扬跋扈的原因所在。

话说回来，如果说，崇祯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杀袁崇焕乃是上当受骗的话，那么，赵构杀岳飞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是在那样一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特殊年月……今天，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八九百年之后，在读这一段历史时，还是让人匪夷所思，怎么也读不懂，想不通。

关于赵构擅杀岳飞之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犯了宋高宗的忌讳；有说是金人提出若要两国言和，必须杀掉岳飞，于是，一味求和的赵构、秦桧迫于金人的压力，只好杀了岳飞；有说岳飞之死完全是由于奸贼秦桧的陷害；有说身为武将的岳飞由于功高震主，又不知进退，曾干预高宗赵构立嫡，所以被害。

但究竟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擅杀岳飞之谜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没有答案。事实上，也很难能够寻找到正确答案。

所以，在论及这一桩千古冤案时，后代的史学家多半在为岳飞鸣冤叫屈的同时，也对宋高宗赵构的这一行径颇为不解，如元朝史臣在《宋史·岳飞列传》结尾处论说道：“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怨哉！呜呼怨哉！”明朝的文徵明则作了一首《满江红》词，对赵构“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的这种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以及“岂不念，疆折蹙？岂不念，徽钦辱？”的卑劣行径大为不解，大加鞭挞。

说来，高宗赵构这个人真好像是乌龟王八投的胎，就像王曾瑜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忍于向杀父之仇敌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在金人面前，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斗眼王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精忠报国”令金人胆寒的岳飞，他却偏偏不能忍，不能容，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史载，岳飞之死使中原百姓悲痛万分，“天下闻者，无不垂泪”，而当时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的宋使臣洪皓则写回密信说，金人听说岳飞被杀，“酌酒相贺”。

为什么要“自坏汝万里长城”，做出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赵构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反常规”，让人实在“读不懂也想不通”！

第二章　历史真相

被“上了林彪贼船”的导弹元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开国中将王秉璋被视为“上林彪贼船”遭撤职，审查、关押了长达10年。1981年免于起诉获释，但直到2005年去世，也没有得到一个政治结论。

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省安阳县人。1929年秋，年仅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次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兵败下野后，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12月，参加由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指挥的宁都暴动。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王秉璋便改任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作战科科长。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啊，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

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做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王秉璋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未作政治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做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但这个3万字的传记写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属最高机密，其内幕世人自然难以知晓。改革开放后，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日渐增多，由于王秉璋属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领导导弹研制事业的历史鲜为人知，甚至经常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在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得以露面。

1979年“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之后

不管用什么理由掩饰，“渤海二号”的沉没，说到底，终归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事故，一下子有72名石油工人一瞬间就丧失了生命，这本身也是中外工程事故中的大事故。其二，“渤海二号”是中国在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用巨额外汇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它被一阵台风刮翻后沉没在大海之中，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心疼。其三，“渤海二号”事件发生时正值中国海洋石油全面向国际招标并已准备较大规模进行国际开发的时候，因此它成为摆在中国石油人、甚至是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到底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备好不好、还要不要？因为当时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件定下的“结论”是：石油部某些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渤海二号”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渤海二号”的“直接责任者”马骥祥（前排左起第二），原“石油师”一团政治处副主任，曾转战玉门、新疆克拉玛依、胜利、江汉、吉林和华北等油田，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石油人，于1978年10月底出任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

由于当时海洋石油勘探局是在天津塘沽，他的党委书记一职是由天津市委任命的，那时的石油部下属单位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石油部直管，人事和党委接受地方党委领导。“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当时的百万石油人不理解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最终命运竟然会是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渤海二号”第二位受重大处分的是石油部部长宋振明，他是因此次事故受到内心打击最严重的一位。宋振明在1978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石油部部长，时年52岁，到1980年8月因“渤海二号”事件引咎辞职，任部长不足两年。

宋振明12岁时就是抗日的“小八路”，跟随部队辗转南北，身经百战。1952年，宋振明作为人民解放军第57师13团的代政委，与57师全体官兵一起脱下军装，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人。他高高的身材，气宇轩昂，又极富有鼓动才能，是大庆会战中的一名杰出指挥员，始终站在最艰苦的第一线。作为“石油师”中唯一一名从基层干部成为共和国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52岁的他出任石油部长，既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改进干部制度，使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走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一种象征，又是无数与他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新中国石油人的骄傲。49岁当了石油部第一副部长、52岁当了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在他之前的石油生涯中，运气一直不错，深得“余、康”的重用和看好。

身为石油部长的宋振明，当时刚刚带着石油部31名部级领导和一批司局干部进行“西北万里行”回来，“渤海二号”就出事了，72条人命便搁在了这位年轻的石油部长身上。1980年8月29日，宋振明辞职，之后10年，一直心情不悦，积劳成疾，于1990年6月13日病逝，终年64岁。“渤海二号”事故，真正承受最大打击和压力的也许要算康世恩。因为康世恩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主要组织领导者，从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勘探地质局局长起，他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石油工作，而且一直处在决策与组织指挥的最高层。“渤海二号”事故发生时，他康世恩虽然不是石油部部长了，但他是国务院分管石油部的副总理，石油部一切重大决定还都应该与他有关。他为此受记大过处分，也开了国家副总理被处分的先河。1980年秋，正当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等待最终拿主意的康世恩同志作出决策时，这位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操劳了几十年的副总理突然时常感到膀胱难受和疼痛，在秘书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来到301医院检查，结果令大家大为震惊：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受“渤海二号”影响的还有余秋里。渤海二号事故出现后，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宋振明去世后，大庆万人为他送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在大庆举行的遗体告别现场，有人将余秋里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他们怨恨身处高层的余秋里没为宋振明说话。这件事传到北京的余秋里耳朵里，这位石油部老部长、独臂将军含着泪花，对天长叹一声：“他宋振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怎么能不为他说话呢？可是……”“渤海二号”事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直截了当地显现出来：1978和1979两年，中国自产的原油实现了1亿吨。然而，1980年的中国石油生产滑下去了，滑到了1亿吨以下。能不能保住1亿吨原油产量，这对当时的石油部是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运和改革开放的战略问题……

同时，“渤海二号”事故出现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和大政治背景下，由此引发并加剧了关于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进一步实施，产生的政治动荡尤其激烈，从而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反省和深思的余地。

附一：“渤海二号”钻井船沉没事件经过

渤海二号钻井船自原井位迁至新井位，航距117海里。为安排“渤二”迁移的拖航任务，该局于11月22日上午由总调度室副总调度长张某主持召开了拖航会议。会上读了“渤二”队长于20、21日自海上发来的3份告知3号潜水泵落水，要求派潜水员打捞和要求卸载，并派3条船拖的电报。经讨论决定不在原井位卸载和捞潜水泵（为避免潜水泵将平台顶破，确定浮力舱与平台之间留—米间隙），为了能够就位，在距新井位4海里处设过渡点升船一次，捞泵卸载，如新井位水深可以直接就位，就不再设过渡点，不再捞泵卸载；采用282一条拖船（84马力拖航，航行43小时，航速2.5～2.7节）由钻井处副处长、总调技师、282船长、“渤二”队长和副队长等5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拖航作业现场指挥。

11月23日上午，在282拖轮启航以后，在局长马某主持，副局长王某、副总工程师谢某等参加的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上，副总调度长李某简要地汇报了拖航会议决定的事项，会议未经讨论予以认定。按照拖航会议的规定，11月23日晨，282拖轮离港，当晚驶抵“渤二”处，抛锚待拖。11月24日7时30分，局副总调度长李某向值班员了解各气象台气象预报的情况，被告知天津、河北、山东三台均发布大风警报。随即向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上做了汇报，并提出估计（“渤二”）不会降船。当日早晨8时03分，282拖轮靠近“渤二”准备带缆，但因海浪大，失败；8时59分，第二次带缆成功，随即降船。10时44分开拖。20时以后，风力逐步增强，由于干弦低，甲板没在水里。25日晨2时10分，通风筒被打坏，海水涌进泵舱，3时10分至20分，“渤二”用明码报局电台“我船开始下沉”，几分钟后，又用内部频率发出“SOS”（呼救信号）3次，同时告282拖轮救人，3时35分后，282拖轮已看不到“渤二”灯光，“渤二”已翻没海中。

附二：1980年8月27日石油工业部公布了“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死难人员名单：

刘学、丁公社、马明、王敦清、王之全、王志辉、王文德、叶先福、史光照、田立全、米觉初、刘鸿智、

刘建智、刘建英、刘志斌，刘运智、刘志斌、关学坤、任心健、齐文锁、杨再武、杨光华、杨万山、李华林、

李富成、李金元、李寿兴、李凤鸣、李杰、李亦明、李庆生、吴连福、吴水静、吴良木、沈明宜、毕玉民、

张长喜、张福传、张俊成、张荣花、张国民、张希亮、张春利、张江平、陈文斌、陈津生、陈淑良、陈道怀、

周其福、胡卫生、赵相国、范林、范立全、郑阳、侯文彬、徐德胜、秦栋梁、高阳、高建中、桑根深、顾翌、

梁福龙、康于义、黄印、黄新兴、蒋兰华、蒋家坤、葛春生、鲁根山、路时俭、靳湘启、解建华。

附三：国务院于1980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

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提请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

附四：事故直接责任者处理情况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0年9月2日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判处犯有渎职罪的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骏祥有期徒刑四年，副局长王兆诸有期徒刑三年，局副总调度长张德经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滨海282号船长蔺永志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朱可夫事件是彭德怀罢官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确有更深层的原因。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有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早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就“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等问题产生过高度警觉。这次，毛泽东提出关于军队整风意图，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扔向军队的将帅们，可以说是有的放矢。锋芒直指掌握军队实权的领导人，其真实的目的意在促使他们清醒并警觉，保证军队的组织秩序和工作秩序，吸取苏联的教训，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固。

朱可夫事件为何会引起毛主席的进一步警觉呢？朱可夫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仅次于斯大林的苏军最高统帅。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表决。就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竟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于是，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庐山会议后被同时解除职务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此时，我国军队内部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派系，相互纷争不断。从毛泽东做出军队整风决定到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军内高层日常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日趋激烈。毛泽东关于警惕“朱可夫事件”的隐忧以及要求大家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并没有在会上得到切实落实。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马当先，先后和其他领导人主持会议，对“不服从指挥”的粟裕、对负责军事训练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人进行了批判，最终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结果是有保留意见的。就在粟裕被迫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受挫。党内、军内对这一严重形势的认识差距很大。

彭德怀在1958年冬回湖南进行了调查，先到湘潭县的乌石（彭的故乡）、韶山，后到平江。了解到粮食没有收好，而上报数字高得吓人。1959年4月，彭德怀出访东欧和蒙古八国，所到之处实地考察和感受了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6月13日回国，第二天，黄克诚又向他谈了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担心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事情的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这不能不令他产生严重关注。这就是，毛泽东要在一定范围内评估这位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必须制止和堤防“朱可夫事件”在中国发生。

庐山会议过去几十年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确站在了高处。他在洞察世界风云变幻的同时，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但是，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给人民政权带来了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麻烦，也给党内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带来了诸多被动。彭德怀的意见书无疑像是在一个火药桶里投入了火种。纠正和扭转已经出现并蔓延开来的消极被动情绪，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针锋相对的说服工作，重新燃起全党全民族情绪高涨的热情，继续鼓足干劲，争取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否则，面对国际国内的议论和指责，执政党的地位就有可能受到挫伤和瓦解。

和彭德怀的决裂以及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很快被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断然摆上了议事日程。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还在于，消除了现阶段在中国发生“朱可夫事件”的可能。彭德怀被解除了军队内的职务，同时也维护了军队内的团结和稳定。

就彭德怀个人秉性而言，

邓小平曾说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

邓力群回忆中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等等。“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实际上，早在庐山会议前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揭了一通彭德怀的老帐，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似乎道出了他当时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包括了彭德怀。

刘少奇与江渭清的“四不清”之争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社教中的若干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回信中，公开了两人的分歧。随后，中共中央为此展开了讨论。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要求在“四清”中“划阶级”、“搬石头”，“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升温。会后，刘少奇赴南方视察“四清”运动。当刘少奇经过济南时，华东局派魏文伯（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视察。在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时，魏文伯便给江渭清打了个电话，说：“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这次他脾气大得很，你要有思想准备啊。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江渭清向刘少奇汇报了江苏省社教的情况。接着，刘少奇亲临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于7月15日和17日作了两次讲话，被整理成记录。

据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的回忆：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所以，要求省、地、市三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

刘少奇对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概而言之，批评集中在三个估计上：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县领导没有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教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

对于刘少奇讲话中的“三个估计”，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当时，刘少奇并未对江渭清发脾气。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是不对的。对此，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刘少奇离开南京后，在上海、郑州、武汉、长沙等地视察时继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蹲点。8月下旬，中央召开6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干部座谈会议。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什么问题？本质是什么……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障碍相当大。”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我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上面写着要学习你的讲话。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你的？”面对刘少奇的问话，江渭清一头雾水。随后，他下去调查，果真发现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有“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于是，江渭清便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今后在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都是中央制定的。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把这个“通知”作废。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了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9月30日便给他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由此，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其实，刘少奇之所以给江渭清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此外，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在信末，刘少奇还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来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15日，江苏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0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江苏省委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中央认为，“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随后，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在社教运动中的右倾思想，纷纷下基层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加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

然而到了1964年年底，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毛泽东还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1965年11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何在呢？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已经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第三章　探秘历史

认领毛泽东之子毛岸红风波辨析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关于毛泽东之子毛岸红当年在被认领过程中产生的议论一直不断，同时，也衍生出不少主观臆断甚至不切实际的非议，使本来在那个年代比较正常的认领活动变的复杂，产生了不应该有的风波。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他们的孩子毛岸红（小名毛毛）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毛毛会遭遇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的一个警卫员家里。之后，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后，中央委托江西省帮助寻找一些红军长征时留在瑞金等地农村家庭里的孩子，特别指示想法找到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毛毛。在寻亲认亲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和当时形势紧迫，以至于后来曾出现过许多阴错阳差的事情。毛泽东和他的亲属在寻找毛岸红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波折。

首先，先于中央委托寻找，贺怡（贺子珍之妹、毛泽覃之妻）曾先后两次于1949年在革命老区寻找毛毛，为此因车祸付出了生命代价。这两次寻找，并没有找到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出生的“毛毛”毛岸红。

第二，贺敏学（贺子珍之兄）说：“小毛（毛岸红）是在1952年在南京找到的”。贺敏学提到的小毛叫朱道来。“那时正是全国搞三反五反的时候。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他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

找到了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接连几天，饶漱石、陈毅也来了，他们在见到了朱道来后，都觉得不会有错。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验血，检验的结果证明朱道来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

半个多月后，在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首先到招待所看望远道而来的朱道来，接着来的还有朱德、董必武、邓颖超、帅孟奇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同志。大家都觉得朱道来的长相的确很像毛泽东，应该不会错。

第三，事实上，此时的朱道来已被先于贺敏学的朱月倩认领。朱月倩说：小青（朱道来）“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苏区的巡视员，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1933年秋，“他撇下了朱月倩和一个尚在腹中的孩子。沉重的打击，使得这个孩子提前问世了。朱月倩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请了卫生部一负责人帮助找一个奶妈来。正巧，卫生部所在地房东朱盛苔的老婆黄月英的奶孩子刚夭折9天。孩子就这样托付给这对夫妇了。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为霍小青。1934年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她找到奶妈和她的丈夫，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他们，请他们把小青带好。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商量把小青的姓名改为‘朱道来’。”

第四，于是，朱月倩、贺子珍之间便产生了“争儿风波”，在当时惊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邓颖超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座谈会开了三天，终于有了结果。最后，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

尽管有了中组部的结论，但朱道来是不是就是霍小青？朱道来书不是就是毛毛（毛岸红）？由于在认领问题上仍存争执，霍小青并没有返回南京生母的身边。中组部决定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具体照顾霍小青的日常生活。

第五，霍小青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他既没有和生母朱月倩失去联系，也没有和贺子珍‘妈妈’、养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黄月英中断关系。三位母亲（即朱月倩、贺子珍、黄月英）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月都按时给他寄衣服、食品和零花钱，关心他的成长。

第六，孔东梅在《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写到：“寻访他（指毛岸红）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

第七，贺小青是怎么回事？原来1956年的一天，江西的一个人给朱道来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群众联合签名的证明，认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根据这个人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了，改为“贺小青”。这一做法被帅孟奇知道之后，当即严肃表示，今后，未经中组部的批准，霍小青的姓名不得随意改变。

霍小青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份“自我思想检查”书中坦言道：“我是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主席的儿子赫赫有名”。朱月倩去看他，他有意回避。朱月倩已发现儿子和自己拉开了距离，伤心不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霍小青对朱月倩由不满、怨恨以至发展到仇恨。

第八，1971年12月，霍小青因患肝癌病逝，时年38岁（百度百科）。另有说法是，1966年他在一次武斗中被打死。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孔东梅、朱月倩和黄月英的回忆中看到，霍小青去世时，已经和他的三位“母亲”失去了联系。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发现。

第九，1988年3月，朱月倩明确指出：一些文章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将我这个亲生母亲骂成‘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给贺子珍写传，为什么要中伤我？何况贺本人也未这样”。“虽然在实际上，小青已不在我的身边，甚至后来犯错误劳教去了，再说他后来和我的感情也不好，可我还是要说，他是我的孩子。”

第十，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朱道来是革命者的后代，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朱道来是否是毛主席遗失的儿子，并无明确的结论，且关于他是何时去世的，观点也有分歧。

毛泽东主席在长期革命战斗岁月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儿子、女儿在战争中失散、夭折，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宝贵的革命传统好教材，绝不能成为什么供“戏说”、供“娱乐”的素材，更不能成为一些人恶意攻击的靶子。

一起“苏修派遣特务”案背后的绝密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等人在与该国派遣特务秘密接头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1月19日，中国政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这起案件，无论今天还是当时，均是简单的报道。事实上，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人和事，许多政治风云变幻。

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电】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抓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受苏联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递交密写的情报。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按照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提下，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点三十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做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峰！”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亲爱的阿峰！”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慌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起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供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份供词本身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所陈述的，也的确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但问题在于，部分真实不等于全部真实，在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文字背后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真实的历史深深地掩藏了下来。出于当时国际间外交斗争的策略和需要，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露出海面的冰山，其实只占全部冰山的七分之一。

其实，早在李洪枢刚刚被派遣回国就已被秘密逮捕。

中央对李洪枢案子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李洪枢还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这个案子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专案规格之高也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专案组组长是中将李震，副组长是少将时一之，成员有于桑（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公安部副部长）、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成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

取得李洪枢的信任，是争取李洪枢配合专案组工作的唯一途径。于是，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把李洪枢当作自己的一个“同志”，所有成员都不能对李洪枢怀有敌意，当着李洪枢的面说话不能吞吞吐吐、神神秘秘。当李洪枢经过一段时间的感化有了良好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特务组织，专案组请示总理，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关发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以迷惑苏方。

比如谁谁谁要当国防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三天前让李洪枢作为情报发出去，虽然三天后这情报并无任何价值，但能于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层的任命机密，最起码证明李洪枢还是能力非凡的。由于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会甄别情报的真伪和价值。所以不给他们一点真格的东西，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

专案组通过李洪枢与苏方一段虚虚实实的情报往来后，决定深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获取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他们把行动的计划以报告形式呈送周总理，总理批完后给叶帅，叶帅批复同意后又批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最后报告又回到总理那里。总理批复“不妨一试”。

于是，专案组带着李洪枢坐一天一夜的火车直奔黑龙江甘南县。选择甘南县，是因为那里离苏联近，这里也是当初李洪枢和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李洪枢逃跑或是其他一些变故发生，但经过专案组细致小心的工作，确保了预期效果的实现：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时30分，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许多年过去了，关于这段历史只留下文章开头的那个报道，李洪枢这个名字从此终止于那个年代的那卷卷宗里。

为李洪枢更名改姓，让他安安全全地生活下去，跟那个叫“李洪枢”的人再无瓜葛，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份心愿。也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此后的李洪枢，是以另一个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后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稳地生活着。

辛亥革命“第一枪”何以没在北京打响？

历史的演进往往是那么诡异多变，令人捉摸不透。1911年4月以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犹如划过夜空的火星，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而仅仅时隔半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竟神奇地在武昌打响了，不仅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对于这“第一枪”打响的原因，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大同小异：一曰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朝不保夕；二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并日益壮大；三曰随着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报刊书籍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它们回答了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的必然性问题，却没能回答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何打响于武昌，而不是打响于北京、上海等其它地方的偶然性问题。当然，偶然与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从表象上看，“第一枪”打响于武昌的导火索是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欲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地的保路运动沸反盈天。四川尤为激烈，成都发生血案。清政府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湖北的革命党乘虚奋勇一击，长长的锁链终于哗地解体。但从深层上分析，这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成为竞逐中心。列强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厉行“湖北新政”，经过18年的惨淡经营，使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并列的又一洋务建设中心。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重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年至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战地后勤及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作为清廷重臣的张之洞自然深知“兵乃国之利器”的道理，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编练新兵。聘洋教习，选派优秀军官出国深造，开办新式军事学堂；训练与编制一律仿效欧、日，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和吸收先进工业社会的某些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何况张之洞毕竟不是袁世凯式的私家军阀，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相对松弛，自然使民主意识得以“乘虚而入”，特别是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新军中的组织发动，到武昌首义时已有五千多名士兵加入了革命团体，约占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无疑使武汉成为一座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库。

当然，张之洞是效忠清王朝的，他推行“湖北新政”的本意是想挽回清廷的颓势，支撑其欲倾大厦于不倒，却没想到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正是辛亥革命“第一枪”猝然打响于武昌并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深层原因。

延安时期一桩“跨国婚姻”的始末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

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

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

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

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

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1939年8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忽然接到通知，搭乘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手臂跌伤的飞机，返回苏联。“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由于飞机推迟起飞，李丽莲赶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

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揭秘一起波及全国的精神污染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浙江发生了一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杨树标事件。杨树标是浙江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当时他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旁听者云集。这门课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杨树标引用了日本学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说法：“一个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那时，虽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言论已近放松了，但左的思想仍然很有市场，左的意识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因此，杨树标的讲话不能百分之百正确时，他的“尾巴”就很容易被人抓住。

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4年春，《杭州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木易”的文章，对杨树标在爱国主义讲座中提到的“两个半评价”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文章说：这个历史系老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蒋介石能与毛泽东比？是蒋介石了解中国国情还是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如果说蒋介石比毛泽东还了解中国国情，他怎么会被毛泽东打败？文章说，这位在省内颇有名气的历史老师，在一次次讲课中、讲座中反复讲这段话，这难道不是哗众取宠吗？他把毛泽东放到什么位置？把共产党放到什么位置？在他眼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高明得多，国民党要比共产党伟大得多，这是什么立场？这是美化国民党、美化蒋介石，贬低毛泽东，贬低共产党的。于是，事情因上纲上线，骤然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便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国务院，并为此专门派了工作组。浙江省纪委的工作组在和杨树标的接触中，双方情绪、观点对立，剑拔弩张，杨树标认为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对莫须有的事横加指责”，因而没有实际调查结果。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讲课的时候散步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还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浙江省纪委认为也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对罪行有翻案之嫌。

那么，这个“两个半评价”是怎么回事呢？1933年，冯雪峰在与毛泽东聊天时谈到，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地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解放后，冯雪峰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件轶事。

浙江省纪委上报的案件得到了高层的批示，杨树标事件被列为全国清除精神污染大案。

浙江省委的工作组进驻了杭州大学。他们广泛听取了杭州大学领导、历史系领导和有关教师对杨树标的反映；把杨树标讲座的录音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出来，整理成文细加研究，对杨树标“20多条”错误言论逐条进行落实。在做了大量外围工作后，调查组又和杨树标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这次沟通是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声色俱厉、居高临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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