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帮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海林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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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帮会试读：

前言

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时代流淌到现在，时而急涛怒浪，时而壮阔舒缓，鱼跃龙腾，龟戏蛇游，承载了多少英雄豪杰，又淹没了多少奸佞败类。而大河之水生生不息，千淘万漉，千回百转之间，任由鱼龙翻腾，或名留青史，或遗臭万年，统统沉淀为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主导下出现的奇特的民间组织，其间产生了众多的所谓英雄大佬或者小人奸匪，以及众多尽人皆知的历史事件。当下，是是非非大多难以断言之，只有重新翻开历史，还原当时真相，才能究其真谛。

帮会因为是非政府性组织，而且大多数活动与社会策略相背离，所以与许多国外的神秘组织一样，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就算是在最为活跃的鼎盛时期，也只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活动，而为了保守秘密和识别本帮成员，黑话、暗语、口条等帮会特有的交流方式由此产生，所以外人很难了解帮会内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层层内幕。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帮会历史，一般都是帮会中极少数的成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一些传说或者文字记载，编写成传记或者“秘籍”，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参考的珍贵的历史资料。综合整理这些文稿，我们可以探究到各个帮会的起源、发展和灭亡的大概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伴随着农民一起不断发展进步，很多起义都是帮会力量促成的结果。这些帮会组织依托古代圣哲或者某种宗教导师作为自己的祖师爷，借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的起源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都是正统宗教出身，而非旁门左道。

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帮会之一就是青帮。青帮大概创始于清朝初年，历经沧桑变故屹立不倒，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帮派，在纷乱繁华的上海滩稳坐第一把交椅，达到了青帮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小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有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大党派，以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青帮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想要深入了解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状况，就不能不了解青帮的历史。但是由于帮会组织的秘密性和排他性，关于青帮的起源，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文字记录，说法都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虽然据说青帮内部有记录帮会历史的文字资料，但是由于时代纷乱，战火肆虐，也都已经找不到其所在了，所以对于青帮发展的渊源，我们也只能从史集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了。

本书在搜集和整理众多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纪实的手法向读者传递关于青帮的信息：历史起源、与洪门纠缠不清的关系、复杂的组织结构、严格的帮规、辈分划分、帮内师徒秘传的暗语等机密事项；另外向读者详细介绍青帮内几大举足轻重的大佬，以及他们对青帮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如此，青帮作为中国近代黑社会势力的源头，对黑道经济的控制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与民国时期的豪强、富绅甚至政府相勾结，不断扩大经济来源和势力范围，掌控着上海甚至全中国的黑道经济命门，创建起了一个以青帮为中心的罪恶的“黑金帝国”。在时代变换的路口，又极力“洗白”，将所经营的黑道行业合法化，从而使青帮势力又进入了金融行业和正当的实体投资，使帮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青帮大佬的远见卓识和对经济风云变幻的敏锐性。

经济与政治是从来不分家的一对基本权力手段，青帮从进入上海滩操控黑道经济开始，就不断与政党勾结，为政治活动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操控政治局势，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社会局面。书中所讲到的青帮与蒋介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青帮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抵制和破坏，都是青帮出于帮会自身的利益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但是在无意间却影响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青帮从一开始由劳工组成的单纯组织，历经风云沧桑，不断变换组织形式和性质，成长为了实力雄厚、称霸一方的强力帮会，在上海滩操控着一出又一出悲喜交加的人间闹剧。本书将透过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读者讲解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青帮；为社会学界、史学界、司法界等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第一章　青帮溯源——漕运发家的民国第一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也随着枪声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同时这一声枪响也宣告中国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民国时期。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发生，而就在战火将华夏大地炙烤得一片通红之时，却有这样一群人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有武器却不参与战争，他们没有任何政府头衔却有着自己的管辖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青帮。提起青帮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他们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绸衣，腰间别着匣子枪，一脸的横肉，嘴上叼着烟卷，不是开赌场和收保护费，就是欺负街坊四邻抑或欺男霸女、鱼肉乡民。总之，拜现代日益发达的影像技术所赐，青帮已经成为了“旧时代的黑势力组织团伙”的代名词——不可否认，这是青帮身上一个永远也不会撕下来的标签。但是，说起青帮的起源，这一标签却不能再贴在青帮的身上，或者说在很久以前青帮并不是“黑势力组织团伙”，因为在很久以前青帮是一个以天下为重、为国为民的民间秘密组织……

1.以“反清”为旗帜的漕运水手

19世纪50年代末期，活跃在江苏北部地区的安清道友（安清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在当时流行的罗教的影响下，以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这个新的组织，即青帮的前身。安清道友在成立之初还汲取了哥老会教的规矩传统，因此可以说青帮也是安清道友和哥老会的混合产物。

青帮的祖师爷是罗教出身。罗教是清朝末期的一个佛家教派，也是著名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罗教教祖罗清强将个人参悟作为修习的重点，主张士人以外的普通民众通过参悟改变自己的人生。事实上，罗清强的这种主张就是一种狂热的宗教鼓动，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因而全国有很多人在这两个时期加入了罗教。

在明朝覆亡之后，罗教势力开始成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早在17世纪初期，翁岩、钱坚和潘清就开始在大运河上组织漕运水手和一些兵丁来发展罗教势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被青帮尊称为“三祖”。

18世纪初，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罗教的“反清复明”活动逐渐转入到了地下。当时，杭州（南方漕运的起点）成为了漕运水手们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就连罗教的祖庙以及“三祖”的陵墓也都在杭州，甚至“三祖”的庵堂逐渐成为了漕运水手们礼拜和集会的中心。当时，这些庵堂都是由退休的且非常有威望的水手去管理。实际上，罗教这时主要是为贫民提供临时住宿、医药、丧葬等，同时它也承担着传授一些行规的责任。

虽然罗教在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暂时放弃了“反清复明”的行动，开始像后来传入中国的外国教会一样帮助贫苦民众，并为稳定江南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罗教早期组织了“反清复明”活动，所以历代的清王朝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它的存在。

178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开始为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影响力扩大而感到担心，于是他重申了对罗教的禁令，并动用士兵将杭州的罗教庵堂全部拆毁。有道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反而让罗教再次站在了大清王朝的对立面——罗教开始强化组织，其行动的保密性和社团组织也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罗教庵堂被拆毁之后，漕运水手们便开始转移到船上，每一个船帮中都有一条船被定义为“老堂船”，船上竖着一面绣着罗祖像的旗帜。“老堂船”取代了之前的罗教庵堂，成为了新的罗教帮徒们的集结中心。当时的罗教在转移到船上之后便分成了很多的帮派，每条“老堂船”上的头目被称为“老官”。“老官”都是辈分很高的人，由他们决定帮派中的人数、门规和帮众们的生活。可以说，“老官”就是当时罗教的实际控制者。

由于漕运水手一直以罗教教义为组织思想，因此在帮派的划分上也是由罗教的“三祖”衍生而来的。在19世纪初期，罗教分成了两个大帮派，一个是翁岩和钱坚两个帮派组成的“老安派”，另外一个是潘清的帮派成立的“新安派”。在分裂成为两个帮派之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开始变得更为频繁激烈，而且船帮之间的斗争冲突也开始大幅度升级。

19世纪20年代，随着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船帮的势力开始增长。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于大运河的漕运完全结束，再加上太平军占领南京控制整个长江下游，致使漕运水手们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困扰。在失业的巨大压力之下，船帮开始分崩瓦解。很多漕运水手在失业之后投奔了太平军等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农民军队，但是也有很多人成为了私盐贩子。由于当时盐在中国是禁止私营的，贩卖私盐的利润非常巨大，于是很多漕运水手在转变为私盐贩子之后又开始拉帮结伙——因为他们需要和那些控制私盐产销渠道的盐枭打交道，没有一定的势力是根本行不通的。

随着漕运船帮的解体，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安清道友。当时的安清道友主要是由“新安派”组成，其间也夹杂着一些私盐贩子。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安清道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组织了。

早期的安清道友的主要活动就是贩卖私盐。当时的苏北两淮地区是清王朝划定的12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时这一地区也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事频发的地区。所以，安清道友就借助太平军和清王朝斗争的间隙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太平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已经被完全镇压，但是安清道友的活动区域却已经扩大到了长江下游的口岸，太湖和扬州已经成为安清道友活动的主要地区。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安清道友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地。而安清道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们之前就作出过很多不义之事（林则徐曾语：“船帮水手皆凶狠之徒，或师傅盘踞老堂，或头船勒索伙党，偶遇风水阻滞，即借端勒加身工，甚至殴丁拆船，大为帮累。”），但是由于当时受罗教思想的控制，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这样做。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安清道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扶弱救困的民间组织了，河南、山东等地很多贫民的加入，使得安清道友逐渐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安清道友又和苏北最大的秘密社团哥老会联系在了一起。安清道友和哥老会最早发生联系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驻扎在两淮地区的很多清军官兵在镇压捻军和剿灭盐枭的时候都成了袍哥，而很多当时失业的漕运水手也都加入了哥老会。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人物当数徐宝山，他既是安清道友的大头目，也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

随着时间的发展，安清道友才和哥老会在几十年之后终于融为了同一个组织。在安清道友和哥老会彻底融合之后，潘盛泰联合安清道友的其他头目重新恢复了南漕河运，称之为“安清中兴”。潘盛泰等人将新建立的船帮分为“兴武四”、“江淮四”、“嘉白”、“嘉海卫”、“杭三”、“兴武六”六个船帮。后来的青帮就开始在这六个船帮的基础上创建并发展起来——青帮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称呼，而是老百姓给他们加上去的，因为在江南“青皮”就是对一些不学无术、甚至欺男霸女的混混的称呼，而当时的安清道友中聚集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混混，所以“青帮”就这样被叫响了。

20世纪的前10年间是青帮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青帮成员迅速发展到了十多万人。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大的帮派人数能够数以千计，而小的帮派却只有几十个人。所以，当时的青帮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欺压日益加深。

后来随着青帮中出现了一些“天才式人物”，一些地方的青帮开始逐渐成为了当地的“隐形政府”，他们可以私设监狱，有自己的“法律”（青帮规矩），而且他们也可以像政府一样征税——收保护费等。这些青帮中的“天才式人物”后来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比如杜月笙、黄金荣等。可以说，从最初的扶弱济贫、匡扶民族大义的社会组织到最后的黑帮组织，青帮的发展历程不但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就如同一个天性善良的孩子，在一个不够美满且争吵频频的家庭中逐渐成为了一个仇恨社会的杀人犯……

2.神秘的近代青帮组织结构

青帮的组织结构一直都非常神秘，了解青帮的组织结构是了解青帮的最佳途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青帮开始发行自己的组织章程。这些章程都是以通草的形式来表述的，青帮通草的内容一般都是把公认的传统和当地的风俗结合起来，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却各自提出了一整套的内容条款。

近代的青帮是由“新安派”和哥老会组成的，因此近代青帮的字辈结构和帮会体系是根据“新安派”的传统帮规条目来制定的，而近代青帮的拜把仪式和香堂体系却是以哥老会的方式来制定的。

近代青帮的成员组织是以虚构的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些青帮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宗教体系之中的。在他们看来，青帮就是自己的“家”，入帮就是回到“家”中。这种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帮会组织的世系结构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青帮的字辈结构也是由很多的行会师徒关系的等级制度来构成的。“师父”或“老师”都是对青帮之中高一辈头目的称呼，他们在体系中的权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辈分。从理论上来说，青帮中能够招收“徒弟（新成员）”的人只能是“师父”。同时，新成员在进入青帮之后帮会会给他们一个按照辈分的字来决定他们在青帮中的身份地位。在20世纪初期，青帮中的四个字辈从低到高依次是“学”（有时候也称之为“觉”）、“悟”、“通”、“大”。因此“大”字辈是四个辈分之中最高的。

青帮的24个字辈是由创始人之一的金碧峰取的。青帮的通草记录显示：前四辈“清、静、道、德”是由青帮的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金碧峰自己用了“清”字辈，而罗教的创始人罗清则属于“静”字辈，“陆祖”陆瀛则是“道”字辈，三个“后祖”翁岩、钱坚和潘清都是“德”字辈。

对于近代青帮中的最后四辈“大、通、悟、学”的起源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历史文献否认了它们是传统青帮中早期字辈结构中的一部分，认为最后四个字辈是在19世纪末期才制定出来的。而另有一些文献认为，早期的安清道友的字辈结构中只有20个字辈，其最后的“礼”字辈是在1911年才被开始授予的。

在近代青帮之中，辈分高的成员在青帮内很受尊重，但是这却不代表他们一定就有权力。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在最初进入青帮的时候，他的辈分是很低下的。直到晚年的时候，黄金荣才成为青帮中辈分较高的成员，但是黄金荣较低的辈分却没有限制他在青帮中的发展。黄金荣正式加入青帮的时候被称为“空子”，也就是说他是没有正式辈分的。而另一个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也是辈分很低的“悟”字辈成员，在24辈成员中他排在第23辈，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的“通”字辈成员成为他的手下。

青帮中的实际行使权力和正式地位在权力争夺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严重，这也是了解青帮结构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它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系在实际权力和正式字辈机构中经常出现背离的趋向；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青帮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青帮的组织结构才能够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青帮中获得极大的权力。

青帮中的正式组织结构有着很大的易变性，这就使得人际关系的处理成为获得实际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非常有利于个人地位在青帮中的提升，特别是结义兄弟制度。青帮中的结义兄弟制度和洪门完全不同，洪门的主要方式就是歃血为盟，而青帮的兄弟结义则以焚香和宣誓为主。

青帮以结义兄弟的方式让手下的成员组成关系网，它有利于青帮头目更好地控制帮众，稳固自己的领导。可以说，结义兄弟就如同青帮中的权力组织变动的晴雨表——当一个头目的权力和威望正在下降的时候，他可能会和比自己地位低但是却有一定权势的人结成兄弟，从而增加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地位。比如说1924年，黄金荣为了巩固自己在青帮中的权势地位，就和张啸林与杜月笙结成兄弟。通常来说，这种以结义兄弟为方式让处在上升趋势的新人和下降趋势的头目之间达成了一种互相承认的“潜在协议”，从而使得青帮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并让青帮的传承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地观察青帮的发展史，兄弟结义的这种方式让青帮和政客、富商之间也建立起了不错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1927年，陈群、杨虎和法租界的青帮头目结成拜把子兄弟；后来的杜月笙也和国民党要员戴笠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而在上海的资本家中，虞洽卿和王晓籁成为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双方从合作中都获益匪浅。

另外，青帮中的“门徒”和“学生”也是维系青帮组织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门徒”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不属于同一个类型。“门徒”是通过正式拜师仪式进入青帮且必须服从师父的命令，因此“门徒”和师门之间保持着直接的、永久的关系，他们在青帮之中都有着一定的辈分。要想在青帮中拜师，必须要参加一个拜师仪式。“门徒”在向师父递交了拜师帖之后，经得师父的同意之后，“门徒”要在“师父”和六位先生以及罗祖和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面前焚香磕头。磕头结束后，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再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水，称为“净口”，意思是青帮成员都是纯净的，是人生的“再生”。随后，师父就要向“门徒”问一些问题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门规，最后将违背门规的后果告诉他们。而此时“门徒”拜师的仪式还没有结束，直到吃完最后的晚宴才算真正完成仪式。在19世纪末，凡是每一个拜师的“门徒”都要向师父支付10元或12元作为拜师费，并换取一个青帮成员证书。

与“门徒”不同的是，“学生”只是把某一个头目认做是“先生”，“学生”没有字辈，所以，在青帮中“师徒”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维护秩序和传承的方式，此外，不是青帮的人也能够以投帖的方式和青帮头目建立师徒关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入帮。20世纪30年代，一些青帮头目就以帮外人建立自己的私人组织，比如说杜月笙的恒社和张仁奎的仁社等。

青帮也是由独立的分支或帮派组成的。比如说最早之前的漕运船帮。青帮中最有影响力的帮派是19世纪末形成的六大帮派——“江淮四”、“兴武四”、“兴武六”、“嘉白”、“嘉海卫”和“杭三”。这六个帮派并不完全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他们的帮派是以大头目的字辈和吸收的门徒的数量和影响力来定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浙江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当数“嘉白”；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在法租界的“兴武四”和在公共租界的“兴武六”。

青帮在最早的时候帮规还是非常严的，凡是帮众作出危害社会的事情都会处以严厉的肉刑，情节特别严重的还会被处死。青帮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十大帮规，在十大帮规的基础上，为了维持青帮的组织以及精神，青帮还制定了“十戒”，这些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加以介绍。

虽然青帮的这些戒律要求非常严格，而且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是从青帮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戒律都是青帮用来吸引帮众和巩固势力的一种手段。除了这些戒律帮规之外，青帮还用一些附加的规范和禁令来维护青帮的发展与传承。比如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吴虞公在撰写《青洪帮史演义》的时候，就将近代青帮直接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谱进行了排列。

从青帮的神秘组织结构中我们会发现：神秘的青帮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隐秘的民间私密组织，其本身结构并没有超出旧中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的性质。后来再加上又有了一定的黑社会性质，青帮也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民间的黑社会团体——青帮的覆灭和这一黑社会团体性质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3.翁、钱、潘三位祖师

翁岩、钱坚和潘清在青帮中被尊称为“三祖”，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将他们称为“后三祖”，将金碧峰、罗清、陆瀛称为“前三祖”。在青帮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后三祖”的贡献明显要大于“前三祖”——可以说，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的出现让原来的漕运船帮开始转向社会帮派，并为后来青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雍正年间，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因为屡屡征战，再加上皇室的内斗，在这一时期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南北两地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而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但凡国库空虚和贫富差距被拉大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作为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雍正自然是深明此理，所以，雍正开始大力整顿吏治，革除弊政。而在雍正所作的努力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政策就是兴办水路粮运，而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就是在雍正的这一政策下开始着手改变原来的漕运水手帮的。

雍正四年，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下了皇榜，成立了运粮水道。水道运粮的航道主要是从浙江的杭州到北京的通州，其间总共有七十二个码头，共设立了一百二十八个帮。其中的“码头”就是指专门在运粮水道上做南北杂货生意的小码头，而“帮”就是指运粮水道上的帮派。

当时由于教育水平非常落后，运粮水道上的帮派都是由很多不识字的水手组成的。而当时翁岩、钱坚和潘清为了控制船帮，便开始以宗教的力量在船帮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由于翁岩、钱坚和潘清都信奉罗教，因此他们手下的帮众都是罗教教徒，而且归附于“三祖”手下的船员们都以罗教的戒律要求自己，几乎很少出现危害社会的不良教徒。

然而，在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以宗教的力量将船帮整合成为自己的势力之后，翁岩和钱坚却因病去世。他们的去世也让原本扶弱救困的船帮发生了质变——原来那个扶危济贫的船帮开始成为了一个“大家族”，他们变得自私，不再为民众着想，只是为帮会的利益着想。在翁岩和钱坚死后，潘清与手下的弟子们共同定下家规法则，在劝诫教徒们修德论道的同时也让一大批市井无赖加入了进来。

潘清强调师父带徒弟的制度，帮中的教徒的地位都是由字辈来决定的，而且潘清还要求帮中的新教徒都必须姓潘，被赋予一个潘姓名字，成为潘家的子弟。很明显，在潘清的一手改变之后，“后三祖”所创办的船帮已经不是一个帮会，而是成为了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之中，“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受四方长辈恩下”，这就让船帮成为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帮派的组织。这为后来青帮的出现创建好了组织结构，奠定了框架基础。

乾隆三十一年，潘清在运粮的时候于凤林闸下去世。潘清去世之后，由其手下的开山弟子王降和关山弟子萧玉德扶柩回杭州武林门外，所以后世弟子对于“开山门”和“关山门”都非常敬重。

在潘清去世之后，帮中推举宿庆祥为帮主，并且在此后的数代都延续着潘清的做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潘清的做法才在船帮中消失。但是，潘清对于后世的影响却并没有停止，“后三祖”中的“潘门”弟子联合哥老会等民间帮派成立了一个新的帮派——青帮。

4.上海青帮的由来

青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青帮一般都是专指“上海青帮”。那么，青帮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上海出现的呢？

1843年正值上海开埠之时，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开始从陈旧走向现代的上海自然成为了很多民间组织秘密结社的理想之地。而青帮最早在上海的结社是从闽粤水手开始的——青帮中的闽粤水手和当时特别活跃的洪门（三合会）开始联系，并且秘密结社。

1853年，洪门的重要分支小刀会在上海反抗清廷统治并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就在小刀会夺取上海政权的过程当中，青帮也是出了一份力的——闽粤水手帮助小刀会筹集过武器，甚至还有人参加了小刀会。小刀会对上海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855年2月，在小刀会覆灭之后，清廷开始下大力气清查洪门组织。而洪门中的很多人就寄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清政府注意的闽粤水手的聚居地。

后来，随着清朝的统治势力越来越弱，洪门重新开始在上海活跃，而一直跟洪门藕断丝连的青帮也开始逐渐出现在上海滩。接着，在青帮中具有很重要历史地位的徐宝山的带动下，江淮地区的青帮一部分也开始进入上海活动。到19世纪末的时候，青帮已经成为了活跃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民间组织。

青帮在上海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青帮的发展环境；第二个原因，19世纪末的上海作为漕运重要转运点的出现，让大量的外地农民在成为水手之后又进一步成为上海市民，使得青帮在上海的势力增大；第三个原因，上海是当时中国唯一存在着独立法制系统的地方，在租界内有着殖民性质的警察系统，而这些系统都喜欢和黑帮结交来获取利益以实现自己的统治。

正如前文所写的，在19世纪末从江南地区所兴起的南方漕运是通过海运而不是河运，原先用的沙船也改成了现代的蒸汽船。结果就是，这一变更让上海成为了南方海运的起点，在成为江南的海运起点之后，许多与河运有关的人又开始拥向了海运，再加上许多外地农民也加入到了海运这一行列之中，这就让原本以水手为主的安清道友的实力大增。

1873年之后，漕粮对于清政府来说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货物，而安清道友于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活动也变得更频繁。在1876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安清道友的报道。1876年6月在《申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报道：“安清道友为之患久已，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族无以为生，即散出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各郡，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尾死党。”从这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青帮就已经开始在上海进行大规模的活动了，而近代青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20世纪初期，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使得很多农民和商人纷纷迁居到上海谋生。结果就是在20世纪的前30年之中，上海的人口开始剧增。据一项统计显示：从1910年到1930年的短短20年之中，上海的总人口就由之前的100多万上升到了300多万，整整增加了2倍。而就在相对较为自由的租界内，其人口的增长更是惊人，从1895年到1910年的15年内，就由245675人增加到了501541人，而在增加的人口当中，以苏北人居多——受罗教影响巨大的苏北人中有很多人就是安清道友的道徒，这就为青帮日后成为上海第一帮奠定了人数基础。除了当时的贫苦农民之外，很多的落魄士兵、盐枭、土匪和地痞都拥入了上海。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因此上海也被认为是中国凝聚力最为薄弱的一个地方。因此，在上海，同乡关系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同乡关系是中国很多民间组织形成的重要关系基础，尤其是这一因素在犯罪组织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同乡关系网就像一张犯罪组织网，很多的帮会组织头目在上海的活动范围就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说，当时在法租界的金久林和公共租界的顾竹轩的势力组成就是来自于他们苏北家乡的移民。

顾竹轩与虹口的同乡会的关系使得自己的势力大增，而后来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则与浦东同乡会的关系密切。杜月笙在1932年与浦东同乡会建立关系之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安插、渗透自己的势力，并在1936年的时候通过浦东同乡会来向一些迁入的居民收取保护费。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上海第一大帮派青帮的主要成员就来自三个地方——苏北、绍兴和宁波。在当时，绑架和持械抢劫已经成为青帮在上海的两种主要活动。绍兴帮主要以绑架为主，而苏北帮和宁波帮则以持械抢劫为主。在这一时期，上海的资本家都处于青帮的恐吓之中，他们尽量减少自己的活动，同时为了减少自己和家人的危险，他们雇用了大量的保镖来保护自己和家人。而那些影响力较大的资本家则通过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青帮大佬建立友好关系来寻求保护。结果这种为资本家提供保护的方式也成为了青帮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在20世纪的上海，遭受绑架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当时青帮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贩卖儿童的犯罪组织，贩卖男孩被称为“搬石头”，贩卖女孩被称为“摘桑叶”。男孩一般都是被卖到寺院或广州甚至东南亚等地做苦工，女孩则被贩卖到中国沿海港口的妓院或华北地区的烟花之地。当时，为了解救那些不幸的孩童，中西慈善家协会成立“妇孺救济会”，这个协会在12年的时间内就从青帮手中救出了3800多人，其中80%是儿童。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民对于持械抢劫最为担心。1919年的时候，国际军火交易协议就规定军火交易的禁令。但是西方国家依然将中国当做是全球主要的客户之一——遍地林立的军阀不断地发动战争，他们是西方军火商最青睐的客户。在当时，上海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走私武器的主要通道，而势力庞大的青帮就成为了走私武器的主要犯罪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青帮中的帮众几乎人手一支自动式毛瑟手枪。正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位英国巡捕所说的那样：“德国人造的毛瑟手枪都被运送到上海，而且都交给了黑帮分子，可以说上海的恐怖气氛和德国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犯罪数量的增加，上海的治安情况也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系统并不完善，再加上其装备力量非常落后，很多时候根本无法维护社会安全秩序。事实上，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无法有效地抑制青帮等黑势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上海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分裂为了三个城市——当时的上海是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组成的，它们都有着独立的治安、行政和立法系统。这三个城区不仅有市政当局，还有国家司法系统，结果由于之间的职权不明，导致社会安全秩序无法维持。比如警察职能也会涉及国际关系。再加上当时三个独立的区域并没有达成惯例式的合作，就算有合作也大多发生在个别人或个别事件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各自的利益，很少进行合作，甚至出现了在法租界发生抢劫后，法租界的警察只要将罪犯赶到华界或公共租界就不会继续追查，理由是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法国代理总领事梅雷格曾经就向法国租界董事局承认过，在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之时，法租界根本没有和公共租界架起直通电话——这也清楚地反映出外国行政当局之间以各自利益为重的冷漠程度到了什么地步！

当时青帮在上海如此猖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腐败，青帮向统治者缴纳丰厚的贿金或者是直接拉政府人员下水。比如，在1922年的时候，法国总领事维尔就开除过一个接受青帮贿赂的警察小队（由一个探目和四个巡捕组成）。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被开除的探目最后利用手中受贿的600000法郎让他成为了法国一个著名的企业家。

在当时青帮已经同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不错的关系，他们多数时候都生活在租界的交接地区，使得这些交接地区成为了著名的“三不管”地区。有人形容，当时的上海滩就是名副其实的“梁山泊”。

青帮在搞定上海统治者的时候，也不断地向警察部队渗透自己的势力。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队长沈杏三既是黑帮大佬又是警察。在沈杏三任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队长之时，整个公共租界的毒品买卖都是他一个人控制着的。20世纪30年代，沈杏三的继任者陆连奎也不例外，作为青帮头目的他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当时一位很勇敢的中国记者在报纸上讽刺地说：“几乎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华捕队的每一个华捕都有犯罪记录。”而在后来的上海滩大佬黄金荣成为华捕队的队长之时，情况比之前更甚。

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青帮的整合过程之中，张仁奎起到了重要作用。张仁奎生于1865年，山东滕县人，他是青帮徐宝山的得力助手。1913年徐宝山被炸死之后，张仁奎就接替了他的位置。张仁奎与各地军阀的关系极为密切，1917年他担任通海镇守使的时候，就以青帮大字辈的成员身份开始在各地发展青帮势力。到了1919年他已成为上海的近代青帮和苏北的安清道友之间作为连接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山东南部和苏北地区，并且影响到了上海和江南地区。

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张仁奎成为了上海地区最有声望的头目之一，很多的青帮帮众都想成为他的门徒，而他的“兴武六”已经成为了青帮在上海最大的派别。根据20世纪30年代陈国屏所编纂的青帮史料记载，全国有40%的“兴武六”支派的通字辈成员都是张仁奎的属下。而在当时，张仁奎就是依靠着自己巨大的实力和影响力，顺利地使青帮成为上海第一帮派。

当然，青帮要在上海成为第一大帮派，仅仅依靠张仁奎还是不够，而另一个作出贡献的人物就是顾竹轩。作为苏北移民的顾竹轩最早只是上海的一名人力车夫，但是他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车行，并通过加入青帮成为上海滩的大佬来谋取利益。而顾竹轩让青帮在上海成为第一大帮，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的“嗜杀”，当地人有句话这样形容顾竹轩——“一个顾竹轩，愣是活活地杀出了天下第一帮。”

此后，在张仁奎和顾竹轩之后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又将青帮带上了顶峰——青帮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的最大帮派，也是民国第一帮派。

第二章　青帮大佬——威震上海滩的青帮老大

作为民国时期第一帮会的青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帮中那些举足轻重的首领，则以帮会为依托，以贩卖人口、走私鸦片等不法行为获取大量的财富，并以帮会的组织和规矩领导控制门徒，在近代中国的上海滩，上演了一场场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这些人在上海滩权极一时，耀武扬威。他们享受香车宝马的荣耀，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倏忽之间，又繁华落尽，盛宴散场。他们时而徘徊在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旋而流落到舞台的边缘，接受历史的审判。这里面的人面对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推给他们的课题，或支持革命，或全力抗日，或投敌卖国，或畏罪潜逃。这些周旋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青帮大佬的人生是复杂而深刻的……

1.陈其美：身为革命志士的青帮大头目

被孙中山赞扬为“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是民国时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青帮“大”字辈的重要头目之一。

陈其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字英士。陈其美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他的哥哥名叫陈其业，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他的弟弟陈其采自小刻苦读书，聪明过人，青年时期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之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陈其美年轻时不如弟弟这样优秀，他小的时候做过学徒，可是做了十几年也不能出师自立门户。后来陈其美看到弟弟读书优异，学成归来事业亨通，遂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打算。

陈其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弟弟，恳请资助。求学本是好事，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陈其采和表叔杨信之给了他一笔不小的费用，让他东渡日本求学，这年陈其美28岁。

陈其美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并没有大放异彩之处，唯一给他以后的人生最大的铺垫作用就是他积攒的人脉。

陈其美在日本求学期间，是中国革命酝酿已久，亟待爆发的前夜。尤其在日本，革命的思潮广为传播。正是赶上这样的历史机遇，陈其美很快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认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当时的陈其美虽然在革命党中资历比较浅，不过他本人精明能干，行动敏捷，反应迅速。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很快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干部。

陈其美在留学期间，还认识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在日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本语，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走在了一起，陈其美建议蒋介石暂时放弃在日本学习语言，回国报考军事学校。蒋介石听从了他的建议，报考了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后来被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第二次来到日本的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蒋介石有了一个更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他也把陈其美看做是自己的知遇恩人。

陈其美归国之后开始从事反清运动，为了能够让革命活动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为了巩固自己在江浙一带的实力，陈其美必须获得当时重要的帮会青帮的支持。于是他很快联系到了青帮“大”字辈的头目应夔丞，吸收应夔丞加入了同盟会。此后，陈其美开始在青帮中活动，并一度成为青帮“大”字辈的头领。有正式的革命党人的身份，也在青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时候的陈其美号召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上海的酒楼、戏院以及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是青帮经营和控制的地区，都成为了他的活动范围，也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这时候的陈其美的确为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起义之初，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徐锡麟、秋瑾等人相继牺牲。同盟会因为内部意见不和，也不能游刃有余地指挥革命，这段时间成为自革命党建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革命运动也一度陷入低潮。但就是在全国的革命形势陷入僵局的时候，陈其美依靠帮会的力量，使得上海的革命形势一枝独秀，同时他还创办了多份革命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取得这样的成就，使得孙中山都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陈其美，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物。虽然对革命有功，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实在不敢恭维。陈其美本人很喜欢光顾花柳风月之地，并不惜将大把的银钱填在里面。加上他青帮大哥的身份，出入这些场所时没人敢阻拦。除了个人生活不检点，他还公报私仇，心狠手辣。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花钱雇凶，刺杀自己的革命同胞。震惊全国的刺杀陶成章案，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陶成章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胸怀大志，以匡扶天下为己任。1904年陶成章加入了光复会，后来陶成章又加入了同盟会，并在1908年煽动“倒孙运动”。这引起了陈其美的强烈不满。陈其美和陶成章还在为人处世的观念上不同，陶成章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颇有大丈夫气概。然而陈其美虽然有功于革命，却经常去赌场妓院等下流场所。陶成章对这样的人十分看不惯，也不止一次地当面指责陈其美，令他十分难堪，故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浙江光复以后，两人因为谁该担任浙江总督一职发生了更大的矛盾，这成为陈其美刺杀陶成章的导火线——陈其美对这个总督的位置垂涎已久，然而陶成章在浙江一带威望极高，大家都建议总督一职应该由他担任。甚至章炳麟都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志不在做官的陶成章力辞不就，而且声明“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这样的言论引起了陈其美极大的不满，对陶成章切齿之恨无处发泄，欲杀之而后快。

陈其美联系到了自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当时的蒋介石还未成气候，而且对于陈其美的知遇之恩牢记在心，正思无以为报。不想报恩效力的机会来得这么快，于是当即点头答应。

陶成章也不是等闲之辈，对刺杀他的消息早有耳闻，因此经常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可是天意难料，陶成章在一次外出就医的过程中，适逢大雪，在屋檐下避雪的陶成章正好被路过的蒋介石看见。蒋介石上去寒暄了几句，用自己的马车送他去了医院，并偷偷地记下了他病房的号码。两天之后，蒋介石和另外一名男子假扮成护士，进入病房，枪杀了陶成章。暗杀的消息很快见报，孙中山格外痛心，重金悬赏捉拿凶手。蒋介石为躲避追捕，逃亡日本。

这起暗杀事件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陈其美利用这样恐怖残忍的手段，先后杀害了徐宝山、郑汝成、夏瑞芳、陶骏葆等人，甚至在宋教仁的案子中都有他的身影。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经常暗杀别人的陈其美也最终难逃被暗杀的命运。陈其美因为坚决反对袁世凯，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袁世凯决意要除掉这个眼中钉，于是花钱买通了冯国璋的手下张宗昌，张宗昌携带70万巨款来到上海，买通了陈其美的手下程国瑞，然后以给上海同盟会捐钱的名义想和陈其美碰面。于是在陈其美带着程国瑞去和张宗昌碰头的半路上，程国瑞掏出枪，射杀了陈其美。

2.黄金荣：手眼通天的上海流氓“三大亨”之首

叱咤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黄金荣1868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字锦镛，小名和尚。黄金荣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在他四岁那年得了天花，命硬逃过一劫，却落了一脸的麻子，所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原来是种地的，后来地产被姑母侵占，于是举家搬到上海南市张家弄。当时有很多的武官和捕快差役就住在张家弄内，所以黄炳泉也一度做过捕快的差使。

在黄金荣八岁的时候，父亲为他联系了一个私塾，但是黄金荣根本不喜欢读书，而是经常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流氓混混待在一起，不务正业。于是读书不成的他像其他上海滩底层百姓的孩子一样，做了学徒，还一度重操父亲的旧业，在县衙做了捕快。

黄金荣的发迹大约从他二十二岁那时开始，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要招收一批华人巡捕，黄金荣觉得巡捕和捕快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也算做回了本行，顺便诈取钱财。于是报名应试，结果歪打正着，真被录用了。黄金荣凭借自己灵活的头脑和耍奸撒滑的本事，一度升任督察长。

做督察这种工作，整体面对的都是流氓混混坑蒙拐骗偷盗抢的事情，而且很多做坏事的人可能还有帮会的背景，因此黄金荣觉得，要想让自己的工作可以顺利地开展下去，不和帮会搞好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可是黄金荣并不认识帮会中的人，没有门路可以把他介绍进去。当时的帮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许充不许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帮会之中某个人的徒弟，可是一遇到麻烦，或者觉得势头不好，就撒谎说自己不是，这就是“赖”。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不过如果你不是帮会中的人，却假充你是某某徒弟的行为是允许的。正是靠着这样的规矩，本来没有什么门路的黄金荣对外宣传自己是张镜湖的门人，张镜湖是青帮“大”字辈的领袖，黄金荣在“大”字上头加了一横，自称“天”字辈，其实青帮的辈分排号之中没有“天”字辈。黄金荣冒充青帮弟子还不算，而且打出青帮的旗号，以“天”字辈自居，开堂收徒。因为有着青帮的背景，而且还在警界中任职（巡捕房华探督察长），因此黄金荣的影响力一度扩大。警界做官，拉拢弟子，贩卖人口，倒卖鸦片……黄金荣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假冒的背景迅速在上海滩打出了名号，而他名下的资产也越来越多。

在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中，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和青帮老大的故事，还要从1920年说起。当时的蒋介石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恒泰号”，这是一个证券物品交易场所。不料刚刚开办不到两年的时间，交易所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蒋介石也背了一屁股债。于是债主们雇用了青帮的部分流氓，到处找蒋介石追讨债务。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听从了虞洽卿的建议，决定拜青帮头目黄金荣为师。于是，蒋介石来到了黄公馆，并递交了拜师帖。黄金荣也答应收下了这个徒弟。蒋介石有了黄金荣做靠山，谁也不敢再向他追讨债务了。

3.杜月笙：在上海滩抒写黑色传奇的青帮老头子

杜月笙的原名是杜月生，之所以改名叫“笙”字，是因为其发迹之后，结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提议，将其名字改为“镛”，号“月笙”。根据是《周礼·太司乐疏》里：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

杜月笙的童年十分坎坷，大约倜傥非常之人，少时必经挫折磨砺。出生之后不久，杜月笙的生母就离开了人世，父亲杜文卿续娶了一位太太，就是后来的张太夫人。亲生母亲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是后娶的母亲给了杜月笙几年温馨美好的童年。杜月笙五岁之前，仍然享受着父慈母爱的关怀，这也许是他人生中唯一能体会的人间的温暖美好。不幸的是，父母亲对他的关怀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五岁这年，杜月笙的家乡出现了夏秋大旱。旧中国的百姓，每遇大灾大难，多必外出逃荒，或可保命。杜月笙一家则不幸固守在杨树浦，之后事态更加糟糕。这年的冬天天气奇冷，杜月笙的父亲病重不能就医，死在了妻儿的面前。当时杜家家境贫寒，实在不能妥善地处理尸体，只好将灵柩束以稻草，暂时安放在田塍上，和自己的原配妻子并肩而葬。

父亲的去世让这个穷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张太夫人，只是做点帮人洗衣服这样的粗活来贴补家用，尽管家庭条件很是困难，但是还是省吃俭用供年幼的杜月笙读书上学。然而好景不长，小杜月笙只读了四个月的书，就因为无法缴纳学费而被迫辍学了。最后母亲因为不能忍受家庭的困窘，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这个还不能独自生活的男孩儿，一去无音讯。

只有七八岁的杜月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好流浪在街角弄堂，和那些杂七杂八的孩子混在一起，随便捡些什么东西吃，随便捞些什么东西喝。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十二岁的杜月笙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一个混迹于街头的小混混，他交际的人群也不过是些游手好闲的人罢了。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杜月笙和这些混混的交往，也不过就是增加了自己身上偷、摸、赌诸种恶习，并未使自己有些许长进，甚至有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以还赌资的经历。

杜月笙自己也深知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前途，将来也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终身做个混混，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命运，他觉得，想要大展身手一番，必须出去闯闯，离开这个狭小闭塞的空间，离开高桥镇！于是杜月笙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了繁华热闹的大上海。

为了能够生活下去，杜月笙到上海的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了一名学徒。这时他十四岁，但是因为嗜赌成性，不久就被开除，去了潘源盛水果店做了一名店员。有了上次丢了饭碗的教训，杜月笙这次变得乖巧多了，一心一意地做生意，逢年底甚至可以分到一些红利。但是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或许有些人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安分守己、平平淡淡的工作，但是杜月笙则不同，他永远都不满足，不能认可常人追求的一种平常的生活。他开始盘算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加富有，更加飞黄腾达起来。于是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开始商量着去开一家水果店，照当时杜月笙的眼界，或许他也只能想到这里，不可能有太高的想法。

混混总有混混的本事，就像高俅当年因为踢了一脚好球，就以此为契机，最终飞黄腾达一样。杜月笙的本事就是水果皮削得好，速度快，而且厚度均匀，不浪费果肉，被人称为“水果月笙”。

然而这个可以混饭吃的手艺仍旧不能让杜月笙安分度日，他感觉这样的小利怎么能够满足在大上海这样的繁华场所挥霍生活，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个纸醉金迷的都市带给人的种种快乐呢？

为了能让自己腾达起来，他离开了上海，去了青岛，但是青岛并没有带给他更多的机会，无奈又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他更加嗜赌如命，而这样没有着落的生活，使他经常混迹于十六铺等混乱场所。上海的十六铺是个停泊船只的码头，自从建立了租界之后，鸦片生意就十分火暴。有利必有蝇营狗苟之辈，当时的“小八股党”独霸十六铺。而鬼主意多、聪明灵活的杜月笙很快进入其中，并且在“小八股党”里发展起来，称王称霸。

十六铺只是一个小圈子，然而杜月笙这个时候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了。为了在繁华的大上海生活下去，他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天地。然而这样的天地，还不足以满足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的内心愿望，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寻找真正的靠山，这个时候需要遇到真正能够帮助他的贵人。

烟花巷里，不会有正派的贵人，但是邪派的总是有的，杜月笙在这样的场所，结识了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青帮陈世昌。陈世昌在青帮中属“通”字辈，司马迁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话放在杜月笙的身上，也是很合适的，可以说，陈世昌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成功人士，要么高人指点，要么贵人相助。认识了陈世昌，杜月笙崭新的人生从此就开始了。

陈世昌告诉他，要想在上海的地界混下去，就得有靠山，拜师父。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出路”——投身青帮。于是，杜月笙经陈世昌的引荐，在宣读和背诵了帮派的诸多规矩和戒律之后，正式成为青帮的成员。

之后的杜月笙可谓是一帆风顺，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他有机会进入当时青帮上海龙头黄金荣的公馆，在黄金荣的公馆里，杜月笙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很快他就发现，在黄金荣的公馆里，并不是黄金荣说了算，而是黄金荣的太太说了算。因此杜月笙处处在黄金荣的太太身上用心，每次都将水果皮削得又薄又整齐，将这位太太伺候得十分到位。很快，这位太太就喜欢上这个勤快的小伙子，经常差他去办事情，渐渐把他看做了自己的心腹。得到了黄金荣太太的认可，便也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很快杜月笙就成为了他的亲信。黄金荣在当时的上海是权势极大、一手遮天的人物，是上海滩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之所以熟悉杜月笙这个人物，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后面的黄金荣。

有了这个手眼通天的靠山，杜月笙在上海的手脚更大，更放得开了。他先是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聚敛了钱财。杜月笙本人很善于协调各个势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黑道和白道上生活得游刃有余。少时的杜月笙因为家贫，只读了四个月的书，这是他本人的很大的遗憾，然而有财有势的杜月笙其实还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人，绝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市井之徒，看来人是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很难简单概括。他练过书法，还学习文史知识，注重仪表，经常穿着长衫，打扮斯文，气质不俗。也正是少时家贫辍学产生渴望读书的念头，使得他也受到了政治要人、文人墨客的赏识，章太炎先生给他改名字就是一例。

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的名望和社会知名度。1927年4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这些位置其实是虚衔，但是有助于提高他的社会影响力。1929年担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888年出生的杜月笙到了1929年，已到不惑之年，但是却已功成名就了，年轻时追求的荣华富贵已经实现了。这样杜月笙就从一个不折不扣的底层混混，游走到了大上海上流社会的阶层里。这个不知安分、追求权势的人，终于实现了他年少时的美梦。

然而这个从人渣堆里钻出来的成功人士，他以后的行为并不如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而是一个深明大义、明辨是非的人，虽然有过诸多的劣迹，但是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他仍旧表现出了铮铮硬汉的骨气。1937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后又大举进攻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面对日本的飞扬跋扈，杜月笙毅然地迈出了抗战的步伐，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抗敌后援会，并筹集了诸多的战略物资以供后方使用。甚至自己掏钱从国外进口防毒面具给八路军。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回忆起杜月笙的那些豪言壮语：“如果日本人利用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月笙要在两个小时内把租界全部毁灭！”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拉拢当时在上海极有名望的杜月笙，但是被其断然拒绝。

上海沦陷之后，杜月笙离开那里去了自由港——香港。在香港的杜月笙并没有安心地享清福。而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继续从事着抗日救国的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才重回上海。然而这个时候的上海，已经不是抗战前的上海了。日本人被赶跑了，租界也收回了，环境的改变使帮会的势力已经不如原来了。蒋家王朝也觉得杜月笙这颗棋子成了可弃可不弃的鸡肋了。甚至在1948年还因为没有完全服从蒋介石政府的命令而惨遭六个月的监禁，杜月笙这个时候也感觉到自己在上海的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举家重新回到了香港。于1951年病逝，终年63岁。

4.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杭州青皮

张啸林是民国时期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头目之一，在当时和杜月笙、黄金荣并称为“上海三大亨”。上海滩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而张啸林本人早年在杭州的时候就是横行乡里、不服管束、想出人头地的人。混迹上海滩之后，更是被人们称为“三色大亨”。张啸林和杜月笙不同，身上散发得更多的是流氓的气质，他曾经扬言：“白天和黑夜托着钱罐子，就是为了香床和旗袍。”

1877年6月14日，张啸林出生在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孤寂的山村。张啸林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木匠，本来家境就不富裕的张家，因为添了一个丁，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生活的压力就更加大了。但是张啸林的父亲张海全还是眉头乐开了花，这个儿子长得肥头大耳，气如洪钟，因此十分喜爱，因为孩子本身虎头虎脑，所以乳名叫阿虎。

阿虎的哥哥名字叫大林，于是父母顺理成章地为其取名为小林。

木匠的收入少得可怜，于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张家决定搬家，离开了村子，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定居下来。在拱宸桥的西面，张家开了一个箍桶店，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张家的日子因为有了箍桶店的支持，逐渐富裕起来。但是父亲发现，儿子经常和市面上的混混们打交道，交些没出息的不三不四的人。张小林的父亲便有了送孩子上学堂的打算，连跑了几天，终于联系到一所私塾学校，便把小林送进了学堂。

那个时候，能进入学堂上学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忙着挣钱，也不大管理孩子的学业，而且纨绔子弟未免贪玩成性，劣迹斑斑。当时私塾里认真读书的少，臭味相投的孩子们自发形成了一个团体——私塾少年。

这个少年团体的学生们好逸恶劳，打架斗殴，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凡所有纨绔子弟的劣行，无不显现。这样的环境，加上张小林本身就是闻见了这样的味道就走不动的主，不出多久，张小林就和这个玩乐团体的成员们混迹在一起。凡是那些有纨绔习气的人，莫不喜欢与他往来，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竟把张小林带得比平时坏了十倍。张小林在学堂里染上了赌博、打架、贪色的恶习后，终究有一天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一气之下吐出血来。张家的箍桶店也一连几天没有开张。

但是小林在这个学堂里受到老师的影响，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问没有学成，但是却练得一手好字。张小林觉得，将来以后有了机会，出头露脸，给别人题字写匾，写上自己的大名，倒真是件体面的事情。

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眼看张家维持生计的小小的店面支撑不下去了，父亲也因为积劳成疾，撒手人世。

为了维持生计，家人把张小林送到了机房做学徒，但是本性难改的张小林，仍然不能安分守己，先是从机房里偷来了纱锭，卖钱喝酒，后来又重操旧业，去赌场耍钱。因为张小林本身就是个泼皮，身边总是可以聚集些杂七杂八的人，就像是苍蝇遇见了臭豆腐，聚众闹事，寻衅打架，无所不为。老板下定决心把他赶出来，而且联合他的朋友，不让任何人给小林工作的机会，这样，张小林彻底没了工作。

继续游荡的张小林，转眼晃到了二十六岁。曾经跟他一起玩耍的朋友，要么成家，要么改行做生意，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自己也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四处留意有没有可以收留自己的机会。有一天，张小林在大街上看见一则告示，原来是浙江武备学堂招考。四处无家的张小林心想何不一试呢？于是回家辞别了母亲，说是去干大事。

路上遇见了一位算命先生，小林便请求算上一卦。算命先生称小林小名阿虎，那官名就该叫“寅虎”。并取“啸林”为号，意思就是“虎啸山林”。这个霸气的称呼正中了他的聚众称王的性格，于是兴冲冲地接受了，从此改名为张啸林。

入了学堂的张啸林最爱的就是武术课和洋枪洋炮课，而且确实学得十分出色，每次比试都是名列前茅。但是最烂的就是文化课，尤其是国文课，经常是一遇到学文化课的时候，就装肚子疼。

枯燥的学校生活让耐不住寂寞的张啸林时时想逃离，这就好比鲁智深进了五台山的心情，总是惦念山下的酒肉。不久，张啸林又犯了赌瘾，在学堂之外，和几个家庭有势力的孩子一起玩耍，并且试图结交官府衙役。最后，通过关系他去了杭州衙门领班李休堂的门下，做了一个领班。

然而好景不长，李休堂因为要调任合肥府，不能长留着张啸林在这里，于是折腾了一圈的张啸林又回到了原点。回家之后的张啸林在自家乡村开了一个茶馆，档次不高不低，本来茶馆是正经生意，可是到了他的手里，却渐渐变成了聚赌、敲诈、流氓滋事的场所，而张啸林本身也乐在其中。好赌成性的张啸林终究不能戒掉赌钱的毛病，最后把苦心经营的茶馆输掉了。

张啸林输了茶馆身无分文，便开赌场出老千哄骗老百姓，结果被人告发，被迫离开了杭州。这时政局混乱，清朝灭亡，官员都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哪里管得上那些曾经的官司犯人，因此风声不紧了。张啸林又回到了杭州拱宸桥。

青帮在当时的杭州、上海一带势力很大，张啸林早就两眼盯紧青帮，希望给自己增加身价。几经努力，到处托人介绍，想要加入青帮。当时认识了青帮的杭辛斋，但是杭辛斋看他是个有家有业的人，实在不愿意收留他，只是同意和他做个兄弟。虽然没有加入青帮，但是有了青帮的保护，张啸林还是被人刮目相看，势力一天天增大，终于发展成了杭州很有势力的恶霸。

这时的张啸林也算是春风得意了，不久他结识了青帮“通”字辈的季云卿。季云卿劝他“你身上还有人命在身，躲躲闪闪，何不去上海闯闯天下，重开山头”。一席话把他说动了心，于是在1912年，张啸林离开杭州去了上海。

上海米贵，居之不易。上海的繁华和身边人的荣华富贵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在上海的张啸林做过赌场的顶脚，也做过快手，但是收入很低，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就在他苦恼于自己不知怎么努力的时候，又一个贵人出现了。

黄楚九是近代上海比较有名气的实业家，他曾经开过戏院、澡堂等。张啸林经过黄楚九的介绍，认识了上海青帮“大”字辈成员樊瑾成。青帮在当时的上海，大字辈的仅有几个人，樊瑾成便是其中一个。经过一番繁冗的礼节和对帮规的宣誓，张啸林拜了樊瑾成为师父。正式加入青帮，成为继“大”字辈之后的“通”字辈的成员。不久因为张啸林在这方面具有十分优秀的“悟性”，经樊瑾成的推举，正式成为东昌渡码头一带的青帮流氓之一。

因为帮会之间的内部矛盾，乌木开泰和杜月笙因为生意上的利益纠葛发生了火并，身材弱小的杜月笙差点被打死，还不敢口出怨言。不可否认，在杜月笙被打之后，如果不是张啸林的仗义相助，只怕杜月笙已经横尸街头，杜月笙对这件事一直心存感激，甚至以后的日子里，对张啸林也是尽力顺从，十分尊敬，因为这层关系，张啸林加入了当时青帮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1918年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惟祥里挂牌成立，当然公司经营的也不是正经的生意，大多和鸦片生意有关。

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后，张啸林的声望也在上海滩日益增强，事业也步步高升。1925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财政部参议。

1937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已经感觉到上海这个地方是保不住了。蒋介石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个人在上海的势力和地位，生怕这三个人会被日本人利用，于是电令杜月笙，要他们三人可以趁着现在时机还在，尽早抽身离开上海，去香港躲避风头，不要被日本人利用。三人之中，黄金荣的年龄是最大的，实在禁不起长时间的路途颠簸，决定留在上海，但是承诺绝对不会投靠日本人。杜月笙听从了蒋介石的命令，在11月的时候去了香港，并一直坚持抗日。因此这样一个庞大的上海滩黑势力就剩下了张啸林一个领导人。

张啸林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表现实在是让国人失望。他和杜月笙不同，是个实实在在的流氓混混，连基本的大是大非都不懂，公开做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出任杭州“维持会会长”，甚至想踌躇满志地出任伪浙江省政府省长。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命令手下的人镇压抗日运动，捕杀爱国人士，倒卖军火粮食，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他在上海的势力很大，他们认为投靠了日本人的张啸林，肯定会给抗战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军统局长戴笠接受蒋介石对张啸林制裁的命令，和陈恭澍制订了除奸计划，并建立了行动组。然而除奸的两次行动均告失败，无奈不得不重新修改计划。时任除奸行动组组长的陈默找到了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送给他5万块银元，并告诉他这次除掉张啸林其实就是伸张民族大义，就是为了抗日除掉汉奸。林怀部同意配合行动，听候指令任务。

经过漫长的等待，时机终于出现了。1940年8月14日，当时在张啸林的住宅里，有客人来拜访，本来，林怀部决定等客人走后下手的，不料张啸林却要留客人一起吃饭，这样说不定到了深夜客人也走不了。于是林怀部借故和在院中擦车的阿四争吵，争执声引起了张啸林的注意，张啸林便在窗前喊，让阿四缴了林怀部的枪。林怀部还口说：“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来。”于是从腰间拔出枪来。谁也没有料到，这掏出的枪其实是对着张啸林去的，林怀部扣动扳机，正中张啸林的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5.徐宝山：安清道友中最具争议人物

徐宝山是谁？他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那位让安清道友和哥老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现在知道徐宝山的人非常少，但是在青帮20世纪初期的历史上，徐宝山可谓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中国的帮会，甚至牵动着中国政局。

1866年，徐宝山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丹徒，字怀礼。徐宝山从小就力气过人，再加上修习武艺，所以他有着一身的好本领。一般的练武之人都性情豪爽、豁达开朗，好打抱不平，而同是习武之人的徐宝山也不例外。他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替别人出头的人，为了主持正义，他经常连性命都豁出去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武艺高强，徐宝山在每一次打斗中都能够胜出，所以当地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徐老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少年时喜欢匡扶正义的徐宝山在长大成人之后却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再坚持正义，甚至开始欺负别人的人——他开始和私盐贩子厮混，最后成为了一个混混。

在开始贩卖私盐之后不久，徐宝山又加入到了安清道友之中，不过他所参加的帮派是一个以抢掠为主要活动的帮派。由于贩卖过私盐，且有一身的好武艺，再加上徐宝山有着很聪明的头脑，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成为帮派的首领，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大盐枭”。

在安清道友中逐渐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徐宝山又联系了当时一个著名的民间组织洪门，创设了“春宝山”山堂，并且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此后随着徐宝山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也成为了清政府的眼中钉。

1900年，在清政府的利诱之下，徐宝山率领手下归顺了清政府，为清廷效忠，专门对付民主进步人士和维护清王朝腐朽的统治。徐宝山投靠清政府之后，很受清政府的信任，官授新胜（水师）缉私营管带。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将虎字陆营交给他统领。在清政府的恩宠下，徐宝山感激涕零，甘愿充当清廷的鹰犬，竭力帮助清政府。私盐贩子出身的徐宝山立刻开始拿他以前的同行开刀。于是，很快江淮一带的盐枭、帮会和土匪们都被他剿灭得一干二净。得利于徐宝山的清剿，江淮地区的社会环境立刻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不论是乡绅还是市井小民都对他一片称赞。当张人骏升任两江总督之后，徐宝山立刻被授予江南巡防营帮统的要职。徐宝山成为了江南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率领水陆两军驻守在长江下游，威声赫赫。

徐宝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安清道友中最具传奇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着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是一个非常会搞政治投机的人。徐宝山在成为威震江南的人物之后，便开始注意国内政局，经常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周旋，从而谋取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时年四十五岁的徐宝山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野心勃勃且雄踞一方的徐宝山响应辛亥革命反对清王朝，开始了一次新的政治投机。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局势颇为紧张之时，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将巡防营大部调回了南京城以加强防御。出于对徐宝山的信任，张人骏很放心地将江北的防务交给了他，并且擢升他为巡防营统领。由于巡防营大部分兵力已经被抽调回了南京，当时徐宝山手下的兵力只有一个营左右，因此张人骏立刻拨款十万元给徐宝山，要求他快速招募两万人成立新军以防止革命暴动。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同盟会派遣李竟成和林述庆二人赴镇江发动革命，而此时徐宝山就镇守在镇江。当李竟成和林述庆抵达镇江之后，就住在三益客栈。三益客栈老板的妹妹就是徐宝山的儿媳妇，弟弟又是李竟成的妹夫。于是，李竟成利用这一关系很快与徐宝山联系上了。为了让徐宝山对清政府实施反戈一击，林述庆还专门派人去策反徐宝山的部下。然而出乎李、林二人意料的是，徐宝山竟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谈和。原来，一直都在进行政治投机的徐宝山看到了革命的洪流已经无法阻止，而清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于是马上看风使舵开始站在了革命的一边。

出于投机天性的使然，徐宝山在投靠革命的时候并不是“无条件投靠”，而是向李竟成和林述庆讨价还价，最后与李竟成和林述庆立下字约——“将来革命成功，许以（徐）特别扬鹾利益”。

1911年11月7日，徐宝山在与李竟成和林述庆立下了字约之后，终于宣布镇江光复。徐宝山投靠革命的举动立刻成为整个江南最为震惊的消息。就在徐宝山宣布镇江光复的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孙天生立刻组织扬州城里的一些下级士兵和一些贫困群众举行了起义，并于当天光复了扬州。在扬州光复之后，很多封建士绅对于革命党非常不满，于是他们以孙天生的名义召集大批的流氓暴徒去四处抢劫，然后派人到镇江要求都督林述庆派遣徐宝山前往扬州剿灭孙天生势力。

一直将扬州视为自己的禁脔的徐宝山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恨不得亲手将孙天生手刃。当时镇江的革命党人也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旋涡之中，他们不满孙天生这样一个同盟会的人成为扬州革命政府的执掌者，也向林述庆状告孙天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林述庆命令江北部队总司令李天成和徐宝山率部攻打扬州。

在得到林述庆的命令之后，徐宝山立刻带领自己的部队直奔扬州。在到达扬州之后，徐宝山立刻组织了一支由几百人组成的敢死队发起强攻，结果是毫无准备的孙天生立刻被击败。徐宝山的部队在镇压了孙天生之后，还在扬州城里进行了几天的大搜捕，凡是跟孙天生有关的人统统被处死，而许多跟孙天生无关的人也被牵连其中而遭到杀害。

在镇压了孙天生之后，徐宝山趁势出兵占领了盐城、阜宁、东台、泰州和兴化等地。在地盘扩大之后，徐宝山又在扬州城里设置军政分府，自称为军政长，实际上成为了扬州城的“土皇帝”。

在11月底，徐宝山率部与江浙联军一起收复了南京，并在津浦铁路上截断了清朝大将张勋的归路，使得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仓皇逃遁。在这场战役中，徐宝山和江浙联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就在这个时候，徐宝山用张人骏之前给他的十万元将队伍扩大到了两万多人，坐镇扬州，统辖苏北地区，被称为“苏北王”。

投机革命成功之后，徐宝山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但是，私盐贩子出身的徐宝山还是“禀性难移”，在贪欲的驱使下，他的恶欲也开始迅速膨胀。

在革命军占领南京准备北伐之际，林述庆奉命到扬州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林述庆的进驻扬州让只注重个人利益的徐宝山非常不满，他害怕林述庆架空他的权力，于是他以剪发为名，派遣手下强行将林述庆司令部的两百多名卫兵全部缴械。林述庆只身出逃，免遭徐宝山的毒手。

1912年2月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之时，善于看风使舵的徐宝山立刻转身投向袁世凯，而且极力逢迎。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上，徐宝山之前是一直主张建都在南京的，但是他投靠袁世凯之后，立刻喊出了“觉现在亦无舍北就南之理”的无耻之语，要求建都于北京。在袁世凯“统一治权”的主张提出之后，徐宝山立刻站出来附和袁世凯，要求全国各地的军政府能够听命于袁世凯。为此，徐宝山还特意电请政府取消军政府和军政分府，而且还说：“查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设，原为一时权宜之计。宝山苏人，眷怀时局，忧心如焚，谨请率先取消扬州军政分府，以为统一倡。”徐宝山这一系列的献媚举动自然讨得了袁世凯的欢心，因此他也成为了袁世凯所看重的人。

1913年春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雇凶杀害，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扬州作为历代的军事战略要地，一直都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当时站在革命党的立场来看，如果想让沪宁两地连成一线，那么就必须控制扬州——占领扬州之后方可取徐州，而一旦失去扬州，那么无疑就是在沪宁之间被打入了一根楔子，战事未起，败局已定。

正是基于扬州是重要军事战略要地，国民党人开始极力劝说徐宝山举兵反袁。但就是在这种关系到民族利益的时刻，徐宝山却仍然只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面对国民党人派来的劝说者，徐宝山是“笑而遣之，若无其事”，一副根本不予理睬的样子。而对于袁世凯派来的人，徐宝山却是极为恭迎——他接受了袁世凯派人送来的二十五万元的贿赂金，并且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对于袁世凯的忠诚，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给袁世凯做人质，同时电告袁世凯，表示愿意与张勋和解。

徐宝山的趋炎附势、奴颜媚骨终于惹怒了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决定铲除这个只顾一己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政治投机者。为此，一时间社会上要刺杀徐宝山的消息开始四处传播，但徐宝山自恃武艺高强且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保护，因此根本不把国民党人的威胁放在心上。

一介武夫的徐宝山，在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之后，占据着两淮盐场，他手中的财富已经非常丰厚。但是徐宝山却不喜欢别人将自己看做是一个只会舞枪弄棒的大老粗，他也在闲暇之时附庸风雅，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儒将的模样。徐宝山时常作出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姿态，同时他又和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人结交，以彰显自己的风雅姿态。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就跟徐宝山有着非常深切的交往。徐宝山最喜欢做的风雅之事就是收集古玩，尤其喜欢瓷器。

1913年春天，徐宝山突然心血来潮，想买一个“美人霁”的花瓶。于是，徐宝山让古董商吴慕贤和艾玉才两人携巨款到上海去购买。然而令徐宝山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次心血来潮却为对他恨之入骨的国民党人提供了刺杀他的机会。

吴慕贤和艾玉才察访到了“美人霁”花瓶的下落之后，立刻写信向徐宝山报告。吴慕贤在将信写好之后交由茶房寄出，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茶房却因为贻误而将信丢弃在台子上，结果被国民党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侦探获取。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陈其美认为这是上天赐给国民党人除掉徐宝山的一个绝佳机会。

在决定除掉徐宝山之后，陈其美立刻找工匠制造了一枚十分精巧的小型炸弹装进一个木匣之中，并派遣了一个说着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少年带着吴慕贤写给徐宝山的信，在信封上写着“不日当有古瓶一只寄上”一语前往徐宝山处。

5月23日夜晚，那位带着炸弹的浙江少年来到了徐宝山的住处。不过徐宝山已经就寝，徐府的传事人让少年放下盒子，第二天10点的时候再来候音。传事人遂将装有炸弹的盒子交给了差弁高镇清，存放在徐宝山的书房内。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徐宝山带领两名手下进入书房观看“古瓶”。徐宝山命令一个随从去打开盒子，但是这个随从害怕自己用力过猛将“古瓶”损伤，因此费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打开。结果徐宝山大怒，他亲自上前接过盒子，但也害怕自己太过用力会损伤到盒子中的“古瓶”，就用肚子顶住盒子然后缓缓打开。结果令徐宝山想不到的是，盒子盖刚刚一打开就冒出了一股子青烟，徐宝山赶忙扔掉盒子欲转身逃跑，结果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盒子里的炸弹就已经引爆——一声巨响过后，徐宝山的肚子被炸烂，肠子流了一地，两只手也被炸飞了，一生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徐宝山就此毙命。

徐宝山死后，一直很器重他的袁世凯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副总统黎元洪等人还给他写了挽联。徐宝山死后被葬在镇江韦岗黄桥村，因为徐宝山的脸被炸去了半边，在他下葬的时候扬州的盐商用银子给他塑了半边脸，而且用非常考究的楠木棺材下葬，相应的陪葬物品也非常多。不过，正是因为陪葬物品很丰厚，导致徐宝山的墓后来被盗掘——据传闻，盗徐宝山墓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徐宝山的一个小老婆。

徐宝山的一生充满争议，他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后却也给中国民主进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后世也对他评价褒贬不一。

徐宝山之后，“春宝山”山堂的实力大减，他的部下被弟弟徐宝珍以及亲信马玉仁等人统率。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进入扬州之后，徐宝山的余部被国民党北伐军击溃，曾经威震一时的“春宝山”山堂也就此覆灭。

6.张仁奎：大义为重的青帮教父

青帮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帮派之一。提起青帮，很多人都会想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其实，还有一个比这三个人更高的教父级的人物，他就是旧上海青帮“大”字辈当中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重要头目——张仁奎。

张仁奎1865年出生在山东省滕县。从小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读过什么书，跟着亲戚学了些枪棒本事。张仁奎悟性极好，学得很快，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还参加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在当地的主事人马风山是青帮第二十代“礼”字辈，马风山十分欣赏张仁奎的勇猛，收他为徒弟，并把他排在第二十一代的“大”字辈。义和团被镇压之后，他流浪江湖，加入到了徐宝山麾下，和徐宝山一起做贩私盐的生意。起初徐宝山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常常因为抢占码头和其他势力发生火并。张仁奎在一次打斗中，提刀应战，单枪匹马撂倒数十人。徐宝山看到张仁奎的英勇，十分赞赏，从此视为心腹。徐宝山被清政府招安之后驻守在扬州，张仁奎的人马则驻守在镇江。辛亥革命之后，他跟着徐宝山一起宣布配合革命党的革命行动，帮助革命军斩杀清政府的士兵。战场上，张仁奎英勇善战的特点又发挥了作用，提着大铡刀出入军中，左突右冲，风采不依旧。不久南京光复，张仁奎因为战时英勇的表现，被提拔为第七十七混成旅旅长。

徐宝山因为叛变被革命党人设计杀死之后，袁世凯为了防止张仁奎有什么变动，将他的编制一缩再缩。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更加动荡，几乎没有可以主掌大局的人物。各派系各势力之间相互争斗，局势混乱不堪。当时的张仁奎夹在革命党和军阀之间，于是直系的冯国璋想招安张仁奎，让他为自己效力，因此提拔了他为江苏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驻防南通。

直系军阀的曹锟当上大总统之后，想把在皖系军阀控制下的浙江抢过来，江苏督军齐燮元让还在南通的张仁奎出兵迎战。张仁奎也想趁机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走马迎战，大获全胜，并抢占了上海滩。

早在驻守南通的时候，张仁奎就开始以青帮“太爷”的名号处理政事。占领上海滩之后，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广收门徒，而且门槛很高。没名气、没地位、没官衔的寻常人，根本没有资格拜他为师。

张仁奎收的徒弟越来越多，在众多人的建议下，创立了“仁社”。“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立，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张仁奎的徒弟们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张仁奎俨然成了青帮教父。

如日中天的张仁奎，和政界、商界、军界的名流都有交往，因此巴结奉承他的人也很多。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趁着张仁奎过生日的契机给他送过寿联。而蒋介石送寿联当然不是抱着祝寿的单纯的目的，是为了巴结认识张仁奎。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后来这么得势，巴结奉承青帮的领袖也是为了他的将来考虑。后来蒋介石做了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对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张仁奎仍然称呼为“张老太爷”。这种称呼让这个年迈的老头子很是满足。

蒋介石得势之后的张仁奎，已经是一个年迈体衰的老头儿了，这时候的张仁奎一般不再过多干涉帮会事务，更不用说无关乎他的军政之事。不过是在自己的住所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或者偶尔收几个徒弟，生活还算安逸自在。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很快，战火烧到了黄浦江边，作为重镇的上海在凶猛的炮火中沦陷。张仁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于是留在了上海，坚持抗日活动。张仁奎暗中动用自己的钱物，为国家捐赠了一批又一批的军用物资。深明国家民族大义的他，甚至要求自己帮会的弟子们也要坚持抗战，决不可向日本人低头。

然而，张仁奎这种以身体不适为由，闭门谢客，却暗中支持抗日救国的行为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于是日本人便来到张仁奎的住处再三挑衅。张仁奎面对蛮横不讲理的东洋鬼子，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决不服软，然而因为年事太高，日本人长期不间断的骚扰，使这个老人不能安心，长期对无理的日本人动怒也对他的健康十分不利。终于，在1944年，张仁奎在上海与世长辞。

7.张树声：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青帮老大

出生行伍的青帮头目张树声，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叱咤黑道白道的传奇人物。张树声是当时青帮“大”字辈的成员，由于抗战的背景，张树声号召他的众多门徒参与抗日活动，并在八年的抗日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树声出生于清光绪三年，自幼喜欢舞枪使棒，酷爱拳脚，练得了一身好本事。清末时期，张树声曾经担任清军第六镇第十一协哨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张树声投靠了北洋军，做了营长，后来又担任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第十一骑兵团长等职务。抗战时期，因为战功显赫，一直提拔到西北革命军东路军团副司令的位置。

张树声参加青帮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发生在1911年底的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冯玉祥和张树声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起义，不料起义失败，张树声逃亡上海，而后无依无靠的张树声加入了上海的青帮，成了青帮“大”字辈的重要成员。在后来青帮势力的发展中，大字辈成员人数不多，因此张树声成为了民国时期青帮辈分最高，而且名声很大的领袖之一。

早在清末做营长时期，张树声就认识了冯玉祥将军。张树声作为冯玉祥的手下，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两人也在早年共同做过一些事情，因此交情甚笃。冯玉祥视他为莫逆之交。张树声虽然参加了青帮，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仍然在冯玉祥手下做事。其实，冯玉祥之所以愿意张树声做他的手下，另一个原因是看中了张树声的帮会背景，冯玉祥感觉到帮会可以帮助他稳定政局。直到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了，张树声才又回到上海，这时候的张树声开始发展帮会势力。

在青帮的排名中，张树声属于“大”字辈的成员，辈分极高，因此号召力也很大。加上张树声收徒弟和张仁奎不同，门槛没有这么高，因此江淮一带，诸如上海、杭州、蚌埠、徐州等地都有人愿归其门。张树声收徒弟的影响力一直波及了中统、军统等国家机关领域。

帮会势力的发展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控制和利用帮会的问题。1940年，当时的军统头目戴笠和青帮头目之一的杜月笙在重庆交通银行大楼邀请张树声和各地青帮头目一起吃饭。然而这顿颇具“鸿门宴”意味的饭局，张树声吃得很不痛快。饭毕，戴笠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想把青帮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虽然张树声支持抗日运动，但他还是不情愿这么做，因为这样的话，青帮至少部分的控制权就会被政府掌握。然而张树声还是没有力量和蒋介石抗衡，只能答应了戴笠的要求。

张树声之所以可以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众多的门徒跟随，除了他的辈分高之外，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来的立场，也是张树声强于其他帮会领袖的过人之处。为了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活动，张树声一方面加紧招收弟子，跟新加入的弟子讲授青帮的规矩，还在帮会的教义中增加了反日的要求，并跟自己的弟子传播抗日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启迪帮会人士的爱国思想，树立起反抗日本侵略的意识，他还编写了《民族精神》一书，并在书中提及“义气千秋”的概念，希望在国难当头之时，人人发奋，力挽狂澜，救国家于水火。1941年5月，《民族精神》一书毁于战火，张树声在1943年又编写了《民族精神续录》一书。在书中，张树声突出强调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号召青帮群众服从国民党领导，全力以赴地支持抗战救国的事业。张树声的行为当然受到了国民党高层领导的赏识，国民党高层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张树声名声大振。

张树声除了积极运作抗日活动之外，受他的上司冯玉祥的影响，他还利用帮会的力量保护革命志士免遭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或者向革命志士提供情报，帮助革命志士逃避国民党的暗杀。在国民党方面，他拥护国民党的领导，但是又不赞成国民党为了一己私利同胞相残。

张树声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因为他是帮会的大哥，而且生前为抗日活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有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可谓规模空前！

8.袁克文：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氏次子

被世人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才华横溢，文采斐然。风流不羁的他还和当时上海的青帮有些瓜葛。袁克文不仅是当时声名远扬的才子，而且还是青帮“大”字辈的成员。

袁克文出生在1890年，字豹岑，号寒云。寒云一词来源于他曾得到了北宋王晋卿的《西蜀寒云图》，酷爱字画的袁克文就以寒云为号。

出生“皇室”的袁克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袁世凯专门为他聘请了名师严范孙、方地山来指导他。他还擅长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名师出高徒，严范孙的指点教育，加上袁克文本人聪慧异常，刻苦用功，于是学业突飞猛进。袁克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尤其是书法，诸如草书、隶书、篆书等都臻于妙境。

袁克文本人多才多艺，被世人称为“袁门子建”。这个称谓不光是因为他的才华而得，还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袁克文本人是一个文人气十足的风流才子，平日喜欢诗书棋画，结交名伶，却不喜过分涉足政治。而且，对于父亲袁世凯欲恢复帝制的做法并不赞同，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很喜欢这个聪明多才的二儿子。

袁克文的哥哥袁克定是一个十分热衷政治权术的人，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弟弟是个巨大的威胁。再加上袁克定因为搞了个假版的《顺天时报》，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觉得立“太子”这件事应该是“立贤不立长”，这更加剧了袁克定的恐慌。于是袁克定在北海团城设了饭局，酒中下毒欲置弟弟于死地。兄弟互相残杀的悲剧即将上演，然而历史无意嘲弄人，人只能面对无情的历史。提防心很强的袁克文并没有轻易饮下那杯酒，而是趁人不注意将随身携带的银器放入杯中验出了剧毒。袁世凯事后知晓了此事，怒斥了袁克定。为防不测，袁世凯命人刻了一方大印送给袁克文，上书“上第二子”四字，并建议他以“出京游玩”的名义暂时躲避祸事。袁克文听从了袁世凯的建议，准备离开北京。当时反对帝制的也有青帮的部分成员，他们被袁世凯关在了军法处。袁克文准备离开北京之前，以二公子的身份带走了这些反对帝制的青帮弟子。这些被救出来的青帮弟子对袁二公子感激涕零，建议他如果没有其他容身之处，不如去上海加入青帮，以求安顿。

袁克文听从了建议，去上海后便寻求门路，拜了当时“理”字辈的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民国时期，“大”字辈的成员已经屈指可数了。袁克文之所以可以进入“大”字辈的行列，可能和他的袁二公子的身份有关。袁克文在加入青帮的第二年就开始招收弟子。他收弟子的门槛不算高，加上他为人比较谦卑，性格也不刚烈，很多弟子都喜欢去他的门下做徒弟。

袁克文在青帮收徒弟，其实不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也不是壮大青帮的力量，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性格上的倾向造成他这样的行为。袁克文本人的文人气十足，加入青帮广收门徒，可能是他仰慕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春申君广招天下门客的事迹，受其感染，而且他可能也有做个自由自在的游侠的情结。可见，袁克文的发展门徒的行为，和其他人的拉帮结伙不同，是他自己的文人个性使然。

青帮之中哪怕是辈分很高的人，受到系统良好教育的也不多。袁克文是少有的几个极具个性和才华的帮会领导。他不仅诗文卓著，而且书法造诣不可小视。每要写字，不用桌子，将纸悬空，挥毫有力，且纸不破损。他还是当时著名的昆曲小生、京津票友，和当时著名的梅兰芳、马连良都有过合作，最喜演《千忠戮·惨睹》一出，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克文唱功深厚，不逊专业演员，论者评为字正腔圆，不让名伶。

才华横溢的袁克文也有他不能克服的缺点，比如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尤其是他的烟瘾很大，光抽大烟就花光了他的大笔积蓄。又加上出身贵族的他，过日子从不知精打细算，还挥霍光了从父亲那里分得的财产，以至于不得不变卖他收藏的古董，或者以给人题字画画糊口。

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英租界58号，终年42岁。

9.顾竹轩：心向光明的江北大亨

当时身无一技之长又没有靠山的顾竹轩，只能靠出卖力气挣钱糊口。他联系到了公共租界协记公司的人力车工作，做起了“骆驼祥子”的营生。然而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还有“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的梦想，可是当时的顾竹轩，却只是计划着怎么填饱肚子罢了。世事总是难料，有梦想的人梦想破碎了，没梦想的人立起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入行不久，顾竹轩得到了拉德国老板私人黄包车的机会，并且因为表现出色，深得老板的器重。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德国老板回国了。顾竹轩趁机廉价盘下了公司，这成为顾竹轩在上海捞的第一桶金。

为了得到帮会的支持，顾竹轩通过关系认识了当时的青帮头目刘登阶。刘登阶是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当时他正在广收门徒，顾竹轩拜了刘登阶为师父，按照帮内的规矩，排在“通”字辈。

有了帮会背景的顾竹轩，生意开始越做越大。接着他以帮会收徒的名义，招揽了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物加入。顾竹轩的势力范围开始逐渐扩大，甚至成了“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

只有底层的群众基础，没有政界商界人物的支持，那么每遇极难之事，必捉襟见肘，因此顾竹轩也不例外。顾竹轩在政界有个大后台，就是他的亲侄子，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顾祝同。然而在青帮内部，顾竹轩深知帮会势力竞争激烈，为了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竭力讨好当时的上海滩“三大亨”，并和黄金荣私交甚好。

生意越做越大的顾竹轩开始渗透到其他的行业，开茶馆，办饭店，创办天蟾玻璃厂等工商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尤其是顾竹轩的德胜茶楼，成为了闸北地区“吃讲茶”（方言，旧指有争执的双方及调解人到茶馆里边喝茶边评理，解决纠纷）的权威仲裁机构。

而令顾竹轩名声大噪的不是他越做越大的生意，而是著名的“天蟾舞台”事件。“天蟾舞台”是当时规模很大的演出舞台，吸引了众多南北名伶演出。在当时行界有“不登天蟾不成名”一说，不料当时生意蒸蒸日上的“天蟾舞台”被勒令拆迁。原因是位于天蟾舞台前身的永安公司为了扩建，和工商局勾结，才出此卑鄙之策。顾竹轩不服，于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重金聘请了两位外国律师，把官司一直打到了英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法院宣布工商局败诉，并赔偿原告损失费十万银元。这场官司不仅让顾竹轩大赚了一笔，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顾四牛皮”的绰号也跟着叫了起来。

顾竹轩飞黄腾达之后为家乡父老做了许多实事。凑钱创办了闸北江淮小学；每遇天灾，灾民四处流窜，顾竹轩为帮助灾民，卖掉了他的天蟾玻璃厂，引得父老乡亲一片赞誉。顾竹轩不仅对父老乡亲慷慨资助，还支持抗日活动。上海沦陷之后。顾竹轩不但抵制日货，而且面对当时无处安身的灾民百姓，毅然关闭了当时发展正旺的“天蟾舞台”，把它设置成为了安置难民的避难所。顾竹轩看到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料想革命前程靠着这些腐化堕落、没有家国气节的人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于是他开始资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可以说，顾竹轩在上海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为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上海滩青帮的各路流氓大亨里，顾竹轩最后的结果是极好的一个。

说起顾竹轩对革命的贡献，可谓由来已久。大革命时期，他就设法救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被抓的工运大队长姜维新。解放战争时期，顾叔平（顾竹轩的嫡亲侄儿）到上海工作，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榆林区副区长，还利用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开会的地方，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顾竹轩让自己的幼子顾乃锦参加了共产党，投身革命。

顾竹轩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1956年7月，顾竹轩病逝在上海，终年75岁。

10.万墨林：杜门第一红人

万墨林本名叫万木林，出生在1898年8月21日。家乡上海浦东高桥镇可谓是人烟阜盛之地，富贵繁华之所。但是清末时候动荡的政局，加上天灾不断，使这里繁荣的商业如同建立在柔软的沙坑上，不堪一击。幼年时候的万木林因为家乡经济迅速衰落，流落到了黄浦江十六铺。

历史上那些取得优秀的成绩，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不一定都具有高学历，高文化，可是贵人相助的因素，却断不可忽略。万木林就是一个例子。其实，万木林之所以可以在杜月笙的门下做事，不仅仅因为杜月笙是万木林的表兄，还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当年还没有发迹的杜月笙因为嗜赌输光了钱财，加上当时无依无靠，无着无落，狼狈不堪，并重病了一场。当时穷困不堪的万木林搭救了杜月笙，给他端汤送药，端茶喂水，细心地伺候重病的杜月笙。如果没有万木林的照顾，真难料杜月笙以后的下场。帮会之中的人，最讲的就是义气，杜月笙对万木林当年的帮助牢记于心，总想着寻找机会报答一番。于是杜月笙发迹之后，就把当年搭救过自己的万木林留在自己身边做了管家，万木林就成了杜府总管。

如果总是靠着关系和靠山，而自己没有超人的才能，那么他或许可以有比一般人多的财富和地位，但是很难走得那么远。万木林从小家境贫寒，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大字不识。但是万木林却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超强的记忆力。据说，凡是杜月笙的客人、朋友，他们的住宅地址尤其是电话号码万木林都可以记得十分清楚。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打电话忘了号码，只需去问万木林，他就总能随口说出。也正是靠着这个本事，杜月笙向当时的军统头目戴笠推荐了万木林。

靠着杜月笙这棵大树的万木林发了家，在杜月笙宅里的地位也与日俱增。这个时候，万木林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名字实在起得没有水准，“木林”听起来十分土气，像个榆木疙瘩。于是他开始酝酿找个有学问的人给他改个名字。请来的先生大约知道他的想法，遂将中间的“木”字改为“墨”字。万木林改为万墨林，一字之差，“胸中万两墨”的意思便着实体现出来。

万墨林的人生也经历了几件大事，比较有名的就是他的“除奸”活动。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和亲日派勾结，在上海建立亲日伪政权。一部分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令蒋介石政府十分恼火，于是成立了“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准备暗杀掉那些投敌卖国的败类。而这些恐怖的暗杀活动由万墨林策划的、比较有分量的有：刺杀张啸林案，刺杀傅筱庵案和刺杀俞叶封案。

众所周知，直接刺杀张啸林的是他的贴身保镖林怀部，而这个保镖就是万墨林设法推荐给张啸林的。俞叶封和张啸林是亲戚，在看戏时遭到射杀。而傅筱庵当时是伪上海市市长，万墨林通过熟人买通了傅筱庵的贴身保镖，趁着傅筱庵熟睡的时候，痛快地结果了他的性命。

万墨林的行为遭到了汪伪政权的痛恨，亲日伪政权决定设法把万墨林抓起来教训他一顿。于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收买了万墨林的一个徒弟，让这位徒弟给万墨林送去了假情报。万墨林对情报的真假并无分辨能力，而且对这位徒弟也并没有防备之心，平日里权势很大的他并没有料到会有人给他下套子。结果可想而知，他被骗到了76号（即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76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它的残酷和黑暗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万墨林在里面尝尽了酷刑，吃尽了苦头。不过万墨林是个骨头很硬的汉子，经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的折磨，但是对刺杀之事仍旧守口如瓶。

万墨林被捕的消息传到远在香港的杜月笙耳朵里，杜月笙十分焦躁，开始采取措施设法营救万墨林。他联系到了自己的徒弟汪曼云，让他想办法。汪曼云想办法进入狱中探望了万墨林，告诉他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计划把他救出去，并让他放心。之后，汪曼云从李士群（掌握76号实权的人）的嘴里得知了救出万墨林需要的价钱，并且给李士群的太太送去了一件貂皮大衣。在金钱和关系的作用下，杜月笙终于把万墨林从魔窟里救出来了。抗战胜利之后，万墨林因为打击了汪伪政府而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嘉奖。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杜月笙在上海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他和万墨林一起去了香港。杜月笙在香港去世之后，万墨林到台湾长期定居，于1979年8月16日病逝。

第三章　青洪帮不分家——上海滩的帮会风云

洪门的“洪”通“红”，人们习惯上也称其为红帮。所以在风云变幻的旧上海，人们将青帮和洪门合称为“青洪帮”。实际上，二者也确实有着历史渊源。虽然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洪门与青帮是分开的、完全独立的两个组织，并没有太多的纠缠，但是在上海十里洋场，青帮和洪门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二者时而剑拔弩张、刀剑相向，时而相互利用，联手共赢，使上海滩变成了流泥横行、藏污纳垢的“天堂”。不仅如此，由于二者分分合合的戏码不断上演，上海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1.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洪帮

洪帮是清朝时期比较重要的秘密结社组织，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中国南方一带。洪帮创立的历史契机是明朝灭亡和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前的明朝腐化堕落，不理朝政的皇帝非常多，甚至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也无不调侃地说，明朝不理朝政的皇帝是最多的。然而即便如此，拖着长辫子，穿着满族服装的清军在占领了北京，建立清朝之后，还是让汉族人民一时无法接受。毕竟满人属于异族，尤其是清朝强制要求汉族人留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这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明朝刚刚覆亡，外族人的统治尚未站稳脚跟，这时候，历史的怀旧情绪滋生蔓延，反对清朝的野蛮统治，恢复汉人天下的历史潮流也席卷而来。而洪帮作为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帮派组织就这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洪帮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帮派之一，直到现在还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发挥着它的作用。然而关于这个有名的帮派组织起源的具体时间和创办人，则历来众说纷纭。

改朝易代的政治背景，深度弥漫的怀旧情绪，成为了洪帮创立的重要历史根源。关于洪帮的创立有多种传说，有的人认为洪帮的创立跟一个叫殷洪盛的人有关。当年崇祯皇帝缢死在煤山的歪脖树上，然而此事并没有削减汉人对抗清军的斗志。当时在山西太平县的殷洪盛，带领着一帮忠肝义胆的豪杰之士投靠史可法，以对抗清军。不料史可法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了，殷洪盛也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殷洪盛手下的门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继续坚持斗争，誓要和清军战斗到底。他们在从清军的重重夹击中成功突围之后，感觉到几个人的力量太小，不足以和清军抗衡，于是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清复明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洪门。洪门的“洪”字，来源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这个组织的名字显然暗喻了恢复明朝天下的意味。

另有一种关于洪门起源的说法认为，这件事起源于天地会的总舵主陈近南，陈近南欲扩大反清复明的力量，于是派遣他的部下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设立支会，而他们招收的很多人则是当时受到朝廷的陷害而纷纷逃窜、无家可归的南少林的弟子们。

上述关于洪门起源的传说听起来颇具传奇的色彩，而且这些说法似乎不能给人以确凿的感觉。其实关于洪门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有关人士争论的重要话题。历史年代过于久远，反清的宗旨又使得这些团体的活动以较为秘密的方式进行，而且很多书面材料又记载不一，使得这件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然而，当代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有了更加明显的进展。国内学者在对历史资料的考证里找到了一些提及洪门的信息，并推断这个组织可能最早不是建立于明末清初，而是康熙时期或雍正时期。著名的洪门研究专家、考古学家陈江教授认为，洪门是由分封在江西南城的朱元璋的后人所创立的，因为朱氏子孙都把他们的墓地建在南城县洪门镇洪门岭，因此取名为“洪门”。而且近年在江西省黎川县周湖船形屋里发现的《双龙争鼎图》则更加证实了这个组织反清复明的主张。

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洪帮，虽然力量不断得以发展壮大，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自发的农民组织，加入到洪帮里的人，可能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而是为了生存，或者为了财富，这就使得这个组织不如近代的革命党那样严谨自律。事实上，洪帮组织上可以发展的重要保证就是经济上的互利互助，显然这样的互利互助带有浓厚的农民阶级的平均分配财富的意识。帮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忠义”，这大约是受到了梁山英雄好汉思想的影响，因此充满了江湖意味。洪帮的政治纲领就成了“反清复明”、“替天行道”。这里的所谓政治纲领，其实并没有深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不过是反映了农民的一种愿望，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感性认识和感性探讨。洪门的口号是“明大复兴一”，这个口号显然具有明显的恢复大明王朝的意味。

作为一个笼络了很多人入会，而且影响力逐渐扩大的帮会，必然有着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以帮助帮会以后的发展。洪帮的组织机构就是设计得十分有利于其管理和实力的增强。首先，从内部管理来说，洪帮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其职位就包括了刑堂、坐堂、礼印、京外军师、管事五爷等各种不同的职位，每个职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同的职位当然有等级上的差别，但不是绝对的，它具有一定的向上或向下的流动性，类似于今天单位的晋升制度，只要表现优秀，立下功劳，就可以“升职”。这样的激励措施必然鼓励更多的人为洪帮效力，服务于反清的事业。

洪帮不仅有健全的纵向管理模式，还有比较可行的横向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上，洪帮和青帮不同，青帮中的成员，如果有人另立山头，就是背叛师门。还有，青帮之中不允许其弟子在拜了一个师父以后，又去拜自己师父的师父学艺，这样的行为要被判处极刑。而洪帮强调的是兄弟之谊，如果有人另立山头，也不会招来非议和麻烦，大家平等对待，各显其能。因此，洪帮的规模和发展势头要比青帮高出许多，不仅在国内有众多的分支机构，甚至传到了海外。当时的清廷腐败不堪，处处遭人欺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海外的华侨们。蛮横的外国人也经常在华侨面前飞扬跋扈，装腔作势，无事生非，无理取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受了欺负的华侨往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便纷纷加入到洪门属下的堂口以求自我保护。到了近代，洪帮几乎成了全国的帮会组织，其影响力已经不可忽视。

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洪帮并没有实现它恢复大明的愿望。然而，历史却给了它另外一个实现其价值的机会。

一直主张进行国民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孙中山，为了团结和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在洪门前辈钟水养的介绍下，于檀香山加入了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入会之后不久，孙中山和洪门致公堂（即后来的中国致公党）大佬黄三德商议改组事宜，并起草了《洪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著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最早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演绎为“洪门三大信条”，取代了原来具有浓厚封建帮会性质的“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等条例，这个时候的洪帮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帮会组织出现了，而是成为了海外华侨支持国民革命的组织机构。洪帮中的成员出钱出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了自己浓重的一笔。

历经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洪帮，其内部也有过分分合合。抗战结束以后的中国，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展开了抉择。洪门组织纷纷组建政党，希望在中国实现多党制，走中间派道路，并发起成立了“中间党派联盟”，意欲参与政治，可见此时的洪门力量更强大，并开始参与中国政权分配，并扮演政治角色。但是洪门内部成员构成复杂，阶级力量分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走中间路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这就决定了中间党派的主张并不能实现。1947年，中国致公党（前身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宣布赞成新民主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愿意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直到今天，致公党作为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一直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洪帮，作为一种封建性的帮会组织，虽然声称其目标是“反清复明”，但是在客观上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的洪帮作为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随着其他帮会（比如青帮）一起消亡了。海外的洪门组织则演变成了合法的保护华人利益的社团组织，在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2.“徐老虎”导演的“青洪分合”戏码

青帮江北帮的大头目徐宝山，人称江湖第一大盐枭，是一武艺超群、见识远大的超凡之辈，其谋略策划的能力绝非一般匪首所能企及。在他几十年率领帮内众人在江湖上厮杀拼抢的生涯中，对青帮的延续和发展，以及使青帮势力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作出了巨大贡献。“青洪联合”，就是他早期审时度势，利用洪帮约束内部，提高战力，扩张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徐宝山自立门户，声名在外之后，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居安思危。他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身为帮会的后起之秀，却收罗众徒、大占山头，不断扩张势力，这必定会引起周围盐枭头目对他的敌视。这种外来的“暴发户”给他们带来的威胁，极有可能刺激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徐宝山。与此同时，徐宝山还不得不考虑来自清廷官兵的威胁。当时徐宝山的势力在当地已经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一旦朝廷派兵剿匪，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宝山的江北帮。当时青帮的成员多是小利为先、胸无大志的一介农夫，他们组织松散，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贩盐，一旦被官兵追剿，必定毫无抵抗，四散而逃。徐宝山深思熟虑后，清醒地意识到想要扩大力量，壮大军力，必定要联络实力强大、纪律严明的洪门，提升自己武装的层次。

徐宝山原本就是正宗青帮的首领，是比“大”字辈还要高一辈分的“礼”字辈成员，所以在帮派之中有一定的声望。正当他谋划整编青帮部众事项的时候，正赶上洪门的首领任春山联合会中，准备发展组织之时。青帮和洪帮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帮会，但是自从青帮独立出洪门，打着“安清”的旗号自立山头之后，以“反清复明”为目标的洪门就视青帮为叛徒，为此两派之间摩擦、冲突不断。徐宝山一直想要化解这段仇恨，于是约任春山在泰州城里密会，结果二人都有联合势力、大展宏图之意向，于是一拍即合并结为异姓兄弟，互相加入对方帮会，开始公开合作共立山头“春宝山”。自然徐宝山的部众都成了洪门兄弟，而此次青洪合作算是顺利达成。

这次徐宝山促成的两支帮会势力合流，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长远策略。首先，他利用洪门严明的纪律来约束青帮成员散漫自由的习惯，提高了队伍的组织效率；其次，加入洪门，势力扩大，战斗人员数量大增，而且当时清政府正四下围剿帮会势力，江北帮由“安清”的青帮加入了“反清”的洪门，成为清政府追查严惩的对象，使成员压力倍增，失去了散逃回乡的退路，于是不得不重整军纪，奋勇作战，增强势力；再次，徐宝山与任春山结拜为兄弟，共立山头，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豪杰，再加上他工于心计，善待贤良，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权力集团，为日后徐宝山扫荡上海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青洪二帮联合，可算是惊世骇俗之举，合作之初还有人反对抵触，但是随着情势的变化，需要双方共同应对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相互联合既扩大了两派的势力和影响力，减少了双方之间的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又都增强了对清政府的抵御能力，可算是互利互惠的重大举措，所以到后来深入人心，为两派成员所欢迎。而且这项功劳被记在了青帮头目徐宝山的身上，他借此名声大振，口碑远播，这也为他以后施展壮志，迈向成功奠定了基础。

趁着青洪联合之际，徐宝山不仅利用两帮来壮大、提高队伍，而且还采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他采用孝义当先，恩威并用的手法，有时效仿宋江，既重兄弟，又忍痛“大义灭亲”，有时又平易近人、出手大方，众徒有难，不分年龄尊卑，他定当全力相助。这种做法使广大帮会成员对他感恩戴德，甘为其鞍前马后劳碌奔波者更不在少数。渐渐地，不仅是青帮成员，就连一部分洪门的兄弟也被他招揽在身边，渐渐地，徐宝山在“春宝山”成为了掌控全局的领头人物。

在帮会内独揽大权之后，他并没有就此孤傲自满，而是开始着手改变帮会的盗匪形象，对贫苦百姓广施恩德，在苏北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实力雄厚的一方霸主。此时，靠着“青洪联合”起家的徐宝山此时已经不需要再仰仗洪门的势力，而是变成了号令苏北地区各个帮会的王者，这自然引起了洪门任春山和他部下的不满，再加上青洪两帮在历史上本身仇恨甚深，时间一长，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徐宝山认为现在青帮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不需要再受洪门的牵制，而且洪门毕竟还有一定的势力，再与之纠缠在一起，恐怕夜长梦多。于是徐宝山借助于清廷的招安，并且联合清政府镇压异邦、追剿盐枭的行动，排挤打压洪帮，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自此，青帮与洪门之间再次剑拔弩张，双方的情谊暂时告一段落。

民国初年，青帮和洪门都开始以纷乱繁华的上海作为中心进行各种活动，双方在帮会竞争中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为了联合两派力量，控制上海滩的各个帮会势力，青帮与洪门迫于时局而紧密合作，共同经营各种黑暗营生，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于是后来的人们将民国时期的青帮和洪门统称为“青洪帮”。

3.上海滩十里洋场上的纷争

提起近代中国的帮会组织，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上海的十里洋场。当年在偌大的上海滩，各种组织、帮会可以说是上通天神，下通鬼魅，上演着一出出人间的悲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旧上海的帮派组织给中国近代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尤其是当年的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极善于周旋纵横，调剂各派别政治势力间的冲突，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典范。

上海本就是东南胜地，再加上民国初年，国际往来频繁，上海成为了中西交流之路上的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环境良好，再加上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得繁华开放的上海成为了破败流离的华东地区的重镇。游民、兵勇蜂拥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青帮的两次东迁。

青帮的第一次东迁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当时漕运逐渐衰落，海运业逐渐兴起，一部分失业的青帮船民看到上海的蓬勃发展，于是混迹于移民大军中，来上海寻求各种生计。当中的一些人靠着超强的适应和学习能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青帮中的头面人物，而青帮的势力也日益壮大。

第二次东迁是在青帮的重要人物徐宝山被袁世凯炸死之后，江北帮的势力衰退，许多人逐渐流入上海地区躲避政治灾难。因为上海华洋杂处的社会状况和三界五地的区域划分有利于他们寻求各国庇护，而且繁华的大上海还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奢华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江北帮势力进入上海之后，由于内部成分单一，成员之间团结紧密，不像上海青帮的其他派系那样组织松散，关系错综复杂，所以他们很快在上海帮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减少了帮派间的对抗，促成了“青洪合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洪帮。就连当时在上海滩已经有了相当的势力的黄金荣也甘拜下风，主动投拜徐宝山昔日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可以说，如果没有青帮的两次东迁，就不会有后来上海青帮的繁荣发展。当时上海“大”字辈的师父拥有青帮弟子共39位，其中的38位都是从外乡移入的。

辛亥革命之后，往来上海的国民党人增多，他们多利用帮会关系的掩护来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当时不少的国民党人本身就是青帮的成员。由此，青帮在上海的势力蒸蒸日上，并逐步控制了上海滩。国民党军官也是青帮头目的陈其美坐镇上海，使国民党和青帮进行各项活动都有恃无恐。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陈其美被刺杀，其他党员不断遭到军警拘捕，国民党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于是不得已，转而向势力不断扩张的黄金荣寻求庇护。蒋介石当时正蛰伏上海，为了生计而四处寻找靠山，他经人介绍被引荐给了黄金荣，然后由徐福生做布道师，正式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就与上海青帮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孽缘”——青帮扶植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的统治，然后青帮的各个头目又充分利用政治投机不断发展自己的组织，扩充势力。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金荣可以说是头一位风云人物，坐定上海滩帮会的第一把交椅。他与当时中国的几大军阀都有密切关系，其宅邸客厅“四政厅”的墙壁上就高挂着由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人赠送的匾额和字画。更由于蒋介石等国民党首脑都曾拜在他的门下，并且受到他的资助，还与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杨虎等多位国民党军政要人结为拜把兄弟，再加上他曾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击共产党，帮助建立和稳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所以，黄金荣可算是蒋家王朝的第一大功臣。黄金荣80大寿的时候，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亲自为他拜寿，黄金荣荣耀之至，四处炫耀，可见其势力之盛。“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仁奎在当时也是能够呼风唤雨、黑白通吃的青帮巨头。他曾任通海镇守使，被授予上海将军的头衔，乐于广收门徒，使他“桃李满园”，至少有3000多位门徒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政要职，势力可谓庞大。山东军阀头目韩复榘及其手下的多位大将都是张仁奎的门徒。在1936年，蒋介石的“剿共”活动陷入僵局，大批军队派往前线，南京空虚。韩复榘想利用这个时机阴谋打败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十分焦急。他深知韩复榘与张仁奎的关系，于是按照青帮规矩，亲自尊请“张老太爷”出山，劝阻韩复榘进行内乱活动。张仁奎出马，韩复榘以及几位大将不得不表示“坚决听从张老太爷的吩咐，决不做出欺师灭祖的行为”，这才缓解了蒋介石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使他有时间撤回军队，固守南京。

黄金荣的门生，被誉为青帮“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流氓皇帝杜月笙，工于心计，处世老到圆滑，虽然在帮会内辈分不高，但是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猛如潮水，成绩显赫非凡。为了扩大势力，他也是广收门徒，招贤纳士，而且不惜重金联络奉承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或招名流党棍为门客，照料供奉，也广收上海滩的流氓地痞为门徒，与杨虎、陈希曾、戴笠等结拜为兄弟，把章士钊、杨云史等政要和名流奉为座上宾，利用手下为军统特务提供情报，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暗杀、走私、洗黑钱等黑幕行当……他不择手段地苦心钻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取代了黄金荣的地位，成为了左右社会局势，号令上海帮会，通行于军政商三界、畅游黑白双道的“上海滩第一大亨”。在1947年8月30日，杜月笙六十大寿的这天，可谓是最生动地昭示了他的鼎盛和繁荣：近万名宾客大肆朝拜，好似皇帝登基大典的恢弘场面；各界名流联合给杜月笙的祝寿文上签名、题词，将其吹捧得好似圣人一般；国民党政府的院长、部长，如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章士钊等百余名头面人物络绎不绝穿梭于门庭之间；甚至蒋介石也亲笔题写了“嘉乐宜年”四个大字，并派专机将字从南京空运到上海为其祝寿。当时的广播、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杜月笙做寿的事，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四处播放，势力之盛可谓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从黄金荣在上海称雄开始，青帮大多数派系头目渐渐无视帮规，从事过许多令人不齿的行为，以各种肮脏的手段争抢地盘。从这些大亨的崛起可以看出，不论是帮会还是政党，在那个黑道横行的纷乱时代，谁的势力大，谁的靠山硬，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第四章　帮规帮纪——帮会入会规定与阶级晋升制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帮会组织一直有其特有的组织内容和形式，外人一般不得而知。帮会组织既是帮会管理自身的载体，又是使帮会能够在社会上正常运行，并在内部形成强大凝聚力的重要旗帜。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以说，帮规帮纪不仅维持了帮会的正常运转，更为历史学家们研究近代的帮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1.帮会堂口和进退机制

一般帮会的堂口基本结构可以如下设立（职位名称或许各有不同，但性质差别不大）：山主、副山主，即各堂的老大、大哥、龙头、老头子等；香主，相当于大管家之类的职务，负责管理帮内的人事调动、后勤保障、参谋、经济事务、执掌家法之类的事务；先锋，并不是指战场上一马当先的冲锋部队，而是主要负责对外联络事务的官员，是谈判专家这类的角色；揸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山主的助理或者秘书；坐馆，即“外交部发言人”；红棍，是执行家法家规的严厉角色；草鞋，联络官，主要负责帮内上下信息传递和各个派系之间的交流通信；蓝灯笼、么满，是最普通的帮派成员。

在早期，帮会内的等级界限是非常严格的，加入帮会的人多是地痞流氓、散兵农夫，也有时是绿林豪杰，他们之间的结交多喜欢仿效古人，像桃园结义、生死之交或者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这样具有豪迈气概的义气之辈，所以也多以兄弟相称。帮会中这种靠多认兄弟、拜师父、拉关系来扩展人脉，扩大势力，不断向上攀爬，以获得更高的地位的做法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在帮内地位越高，权力也越大，获得的尊敬和崇拜也就越多。

以袍哥为例。袍哥是全国性的帮会，不但规模大、势力强，而且组织相当严密。早在清朝盛世时期袍哥就已经初步形成。最初加入的成员一半是船夫、矿工、流民和散兵，后来随着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袍哥逐渐形成了五个较有名的堂口，这五个堂口按照从高到低的排行分别是仁、义、礼、智、信。仁字堂的参与者大多是社会名流、文人绅士等，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所以他们的堂口排行自然也是最高的；义字堂多是商人参加；礼字堂比较有意思，参加者多为地痞、土匪、流氓、散兵之辈，但是以礼作为堂口的班辈与成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智字堂多由普通平民和小手工业者、船夫、矿工等组成；排在最后一位的是信字堂，参加者多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下等行业，比如卖唱、卖艺，甚至是卖身的穷苦之人。

参加袍哥的堂口之后就一直是该堂的成员，其间不得跳堂口。成立一个袍哥会的组织就叫开山立堂，所以堂口的名称一般就是山头或者香堂的名称，例如莲花山富贵堂、平顶山顺义堂等。

另外，袍哥组织的内部排行也是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其中，头排大哥还分为掌旗大哥和另一位挂名的“闲位”大哥，掌旗大哥是握有实权的舵头，执掌香堂各项大事的一把手。挂名的大哥一般是由帮内声望较高的人担任，这些人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当袍哥在社会上活动的时候，就要这些人出面联络或者安排事项。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官，主要是负责帮会的各项营生，如赌坊、茶馆、客栈之类的经营管理，三排也同样有挂名的闲哥。

五排即五哥，掌管交际行为、礼仪、执行家法等，这些人在袍哥内属于最有社会力量的一批，因为大多是霸占一隅的黑皮、地头蛇、流氓头目等，黑白通吃、手段强硬残忍。他们多利用手中权力向兄弟们索取财帛，以此为生可赚取钱财。可称为职业袍哥，当然也有挂名的五哥、闲五。

六排也可称为五哥，或者副五，大多是普通的袍哥成员，其中绿林出身的则称为蓝旗，是负责探查信息的小头领。

十排是地位最低的老么，多由新人组成，但其中等级也可进行细分：凤尾老么，多是家境殷实的年轻一辈，如果有辈分排行高的成员引荐或者栽培的话，日后可升到袍哥组织内很高的位置；执法老么一般是流氓、匪盗之徒，性情凶暴残忍，所以多由其出面制裁叛徒，身手灵巧、武功高超的成员还会被派出去执行暗杀工作；还有跑腿老么，顾名思义，就是端茶送水伺候人的角色了，多是茶堂、客栈的小二，赌场的杂务等。

袍哥的排行跳跃性非常大，也没有使用二、四、七、八、九这几个数字，究竟是何原因呢？经过研究，历史学家向人们揭示了这其中的含义——二是关羽关二爷的排行，民间敬重关羽，不敢僭越，于是跳过二这个数字；桃园结义虽然是三个人，但是若有赵云赵子龙在场，当为四弟，因此这个排行也不能轻易动用；七暗指背叛，当年瓦岗寨叛徒罗成排行老七，此数不吉利，不可使用；八、九是祭奠杨家将的八姐九妹。另外，袍哥不忌讳父子同堂，对堂上的父亲一般称为“大爷”。（2）进退

为了保证帮会的稳定和发展，各个帮会在成立之初就会设立一套严格的入帮标准和仪式，传统的入会仪式都很讲究和复杂，而且由于帮会不同，标准和仪式也各有不同，但主要议程大致不变：

安静肃穆的庙宇，烟雾缭绕的香案，静静燃烧的红烛，还有高高在上的先祖牌位，这些都是所有帮会的入帮仪式中必不可缺的元素。待正副帮主落座，等待堂主带领新人进入庙堂准备正式进行仪式。首先，帮主用刀击打新人背部以验明正身，一边打一边发问：“兄弟和钱，你选哪个？”新人回答：“誓死也要守卫兄弟义气。”然后将香插入香炉，表示落地生根，舍身入会；发36誓，钻天地圈，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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