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灿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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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的心象：精神障碍患者“原生艺术：研究试读：
序一
什么是原生艺术？为什么要研究原生艺术？原生艺术的价值有哪些？如果理解了这些问题，也就知道出版与阅读《漂浮的心象——精神障碍患者“原生艺术”研究》这本书的意义了。
简单通俗地说，精神障碍患者可以分为“知道自己有病的”和“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两大类，前者常见于神经症、抑郁症等患者，他们虽具有基本完整的自知力，自觉内心无比难受的精神痛苦，却与医生或别人看到的表面症状和体征很不一致；后者常见于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患者，他们也许对世界和他人无比憎恨，或无比痴情，或信念无比坚定，却与事实大相径庭，不能为这个社会所容忍和接受。无论如何，语言已经不能成为精神障碍患者自由表达的工具，特殊的话语方式或语言的混乱反倒成为精神障碍的外部标识。事实上，人是唯一会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这些语言混乱可以表现为语言形式障碍、语义障碍、语用障碍、语音障碍、书写障碍、阅读障碍和语言发展障碍等。所以，当精神障碍患者的语言通道出现障碍的时候，另外开辟一条通向世界的道路就显得很有必要。历史上和世界上就有不少精神障碍患者自发地拿起了画笔和颜料，用涂鸦和绘画表达他们患病中的幻想和妄想、情绪和愿望，这种非职业化的，发自内心冲动的，从未加工、无装饰、天生自然、原始纯真，不受任何美学规则约束的创作就是原生艺术（Art Brut）。
原生艺术本由默默无闻的精神障碍患者自发创作，又不为任何商业目的所利用，如果不是因为艺术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发现和保护，它也将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让人们对原生艺术加以关注，有两位杰出的人物不能不被提到，一位是最先关注精神障碍患者艺术天赋并开始收集其画作的德国医生汉斯·普林茨霍恩博士，1922年他编辑出版了《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一书，在欧洲大陆心理学和艺术界引起震动；另一位是法国知名艺术家詹·布鲁特，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参观了精神障碍患者的绘画之后大受震撼，首次提出了“原生艺术”这个概念，并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原生艺术价值的认识。如今在欧洲多国，原生艺术博物馆遍地都是。
本人从事精神卫生临床与教育工作近三十年，尤其自担任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和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多年来，常有机会到国内外各地精神病医院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参观学习，深深地感觉到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导的中国精神康复工作的模式需要改革，这种模式下的过度的药物治疗和行为约束几乎使得精神障碍患者成为“废人”和“疯子”，他们被视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智慧，甚至没有价值和自尊、疾病负担最重的残疾人。如何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丰富和改善精神康复的手段，实现精神康复治疗模式的转变是摆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者面前的一大社会责任和有难度的专业性挑战。
认识原生艺术的多元价值，尤其需要有现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视野和博学的艺术知识背景。如果能理解在当今拍卖市场凡·高的后印象主义、蒙克的表现主义和毕加索、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为何会卖到天价，就不难认识原生艺术的价值了。原生艺术作品不仅像存在主义那样，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人世间不可逃避的死亡、恐惧、孤独、无聊、无意义感、自由或限制等人生最重要和最普遍的主题，具有非语言的表达功能与精神满足功能，促进自我发现与提高自尊和生存意义的价值；而且对于精神康复来说，具有心理评估与诊断，以及促进精神康复、提高生活质量的治疗价值。原生艺术的大多数作品并不好看或者说并不美观，所以，观赏者一定要转变心态和审美标准。原生艺术因心而生，因郁闷而书画，因愤怒和压抑而呐喊，我们的任务不是评价它美不美、像不像、好或不好，而是要学会尝试读懂它的隐意，借助它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的苦难和其发出的信息，帮助他们早日从精神痛苦的迷雾中走出来。
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心理学的建设单位，开展艺术心理评估与艺术治疗十多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将艺术引进精神病康复、犯罪心理矫治等领域也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心理学学科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课题之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广东省内多家精神病医院和监狱为社会实践基地，推广普及艺术治疗技术的应用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本基于多家精神病医院原生艺术实践基础之上写成的专著，与其说是作者细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精神障碍患者创作的天分与医院人文关爱融合的结晶。作为受命于艺术治疗一线的工作者，黄灿先生具有投入慈善事业的热情与认真，又有敏锐和深刻的思考力，他是原生艺术宝藏的发掘者，也是原生艺术创作者的精神支持者和创作过程的记录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漂浮的心象——精神障碍患者“原生艺术”研究》一书用生动流畅的艺术心理学术语翻译与再现了具有语言障碍的精神障碍患者七彩的内心世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农历丙申年一月二十八日广州白云山鹿鸣湖畔
[1] 邱鸿钟，教育部医药学科人文社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职业心理医生，原生艺术的倡导者和理论研究专家。
序二
初识黄灿，是由某出版社介绍，想让我就他写的一本有关性学的书籍给点意见。对于一个艺术家有兴趣研究性学，我并不奇怪，因为性本来就是艺术的灵魂，而且他并不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性艺术家。不过，从他那本书给我的印象，他是个非一般的性艺术家，他对很多艺术以外的知识，包括心理学、哲学、文学、历史……都有涉猎而且研究颇为深入，研究和思辨的态度也很认真、到位，经常能够把新元素、新思想注入看来平平无奇或老生常谈的事情里，这恰恰就是任何学问继续进步之必需。
此后，我们在多个性学会议上碰面，越来越熟络，在不少推动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工作上都合作过，这使我对他那开拓思路的能力感受更深。数年前，当知道他被邀参加一个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原生画作分析的研究时，我暗中佩服邀请他的单位和领导人的眼光，因为他们确实选对了，亦不可能另有人选。
在临床医学中，每一个病人都被视为独特和不断变化的，尤其在精神、经验与行为上，医者不能单靠纯科学知识去了解和照顾病人，还要对病人的主观感受有一份艺术性的投入与共鸣，这份投入与共鸣，在要集中处理病人精神心理的精神医学上尤为重要。因此，邀请各类艺术家合作来参与研究和提供意见早已是精神医学工作的一部分，从病因、病理的研究到断症、治疗、康复等都需要有各类艺术家合作来参与研究和提供意见。
从病人的画作入手来做这方面工作，在历史上比借用其他艺术媒体出现得更早、研究的时间更长，但因为艺术很受文化、地域和信仰等的影响，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中国人还有待证明；又或从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画作分析中，是否有不同的发现足以更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显然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不过，有人可能会质疑，虽然黄灿是个艺术家、画家，也对心理学、哲学等有很深的体会，但他在后几门学科上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接触精神障碍患者的时间不长，分析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很不可靠？的确，“正统”出身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精神学家等，在阅读这本书时，或许很快便能捕捉到作者对某些即使是很基本的专业概念的不了解或误解，但就此，我想为黄灿做一个辩护。现时我们的世界，已进步到了一个超越单纯知识的年代，趋向要求更多的创新智慧，能迅速、灵活和多角度地理解事物，改进原有理论或事物，从而创新。然而，无论传统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多么正确、权威，非专家的看法甚至“错误”的精神或哲学理论，仍不无参考价值，尤其是当研究的主题是艺术范围内的绘画时，专业的艺术眼光也是不容漠视的。在数个专业一起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之下，新发现和新意念方能较易形成。
此外，或许会有人怀疑这样一本由多专业合成的变相研究报告能吸引多少非专业的读者。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艺术一向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不像科学，无论它的理论多么抽象难懂，它也能渗入人生每一角落，必有其欣赏者。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心世界，亦是我们一般人极想了解的，因为他们其实经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甚至可以是我们生活的大家庭中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欣赏着那些色彩斑斓、意味深长的名画时，可以将其与精神障碍患者同样斑斓的画作进行比较，从而能多了解病人、名画，进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何乐而不为呢？[1]2016年1月12日于香港
[1] 吴敏伦，香港大学医学博士，香港大学教授，中国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精神医学院荣授院士，美国性学委员会创会荣授文凭及注册性治疗家，美国临床性学院院士，世界性健康学会理事。曾任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创始会长、亚洲大洋洲性学联会创办人及首届会长、第十四届世界性学会议会长。
序三
欣闻黄灿先生的大作《漂浮的心象——精神障碍患者“原生艺术”研究》即将问世，我作为他的朋友和同行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时间和金钱。但回报无疑是丰厚的，就是这本书。他邀请我作序，我感到幸运，因为不但可以先睹为快，而且能够分享他的成功和喜悦。
我认识黄灿已经12年了，记得在广东省第三届性文化节上，我应邀做《毕加索、达利、德尔沃的艺术成就与爱情分析》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时黄灿送给我一本厚厚的《禁果真相——女阴文化研究》，并介绍说他也来自深圳，从此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几年前，他邮发给我一篇论文《精神病理机制与艺术创作的契机》，那是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课程时的研究成果，可谓博览群书、引经据典、分析透彻，让我对他所做的学问有了深入的了解。此后，他担任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性文学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及《华人性文学艺术研究》的主编，兢兢业业，颇受好评。
黄灿是一个奇人。其一，性格奇特。他如同古代的陶渊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辞去稳定的大学教师工作而南下深圳，成为独立自由的学者。其二，兴趣奇特。他从一个成功的画家转为性学家，偏重于女阴文化研究，在性艺术领域成果颇丰，已出版13部有关性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学术专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和传记作家。其三，生活奇特。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嗜烟好酒，豪爽洒脱，广交朋友，且作为网络高手，几乎是黑白颠倒、昼眠夜耕，潜心研究学问，乐此不疲。
如果让我评价此书，我认为它是一部填补了国内该学术领域空白的著作。其一，它具有开拓性。因为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和深入研究精神障碍患者艺术创作和艺术治疗及两者关系的专著。其二，它具有原创性。他作为艺术家亲自进驻不同的精神病院，长期潜伏在那里客观而真实地研究和指导那些可爱的病友，获得了第一手丰富的资料。其三，唯独他可以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化学、治疗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撰写该书，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探索性和借鉴性。其四，该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人权思想，尊重、理解和善良地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将他们当正常人看待。其五，这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绘画心理分析和绘画治疗的奠基性著作，它能够也必将起到抛砖引玉的重要作用。其六，他为精神病艺术家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市场流通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促进心理健康的慈善事业构建了一道门户。
如何评价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和艺术治疗的作用呢？我于1988年首次涉猎这个特殊领域。当时我国还没有正统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机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陈中赓教授的德国留学生席嘉琳女士利用德国汉堡基金会的赞助资金在昆明举办了“中德心理治疗培训班”，陈中赓、许又新、张明园、刘协和、徐韬元、万文鹏等专家参加培训，十几位德国专家分别就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当事人中心治疗和家庭治疗四个类别展开培训。培训期间，云南省精神病院院长万文鹏拿出了几幅精神障碍患者的绘画作品让大家讨论这些是艺术品还是精神病的证据。我还记得这几幅画都非常古怪离奇，有类似幻觉的特征，难以理解，但绘画的功底显而易见，可见画者是具有专业水平的。因为多数精神科医生对艺术是外行，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人发言。为了不冷场我勇敢地大声说：这是精神病艺术。首先，它是艺术品，因为作者具有艺术才华且受过专业训练；其次，内容是病人幻觉的表达，从精神病症状学的角度可以有助于诊断，但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创作和治疗，因为常人没有幻觉，即使是画家也画不出同样的幻觉，而精神障碍患者却可以。绘画艺术与精神病症状两者的结合，缺一不可。
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艺术创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在管理较好的精神病院是常规的职业治疗，以往称为“工疗”，其实就是工作治疗的意思。做什么呢？除了某些简单的劳动之外，绘画、唱歌、插画、制作工艺品等都是工疗内容。深圳市康宁医院20年前就将工疗作为精神障碍患者在恢复期必须完成的康复训练。康复科由医生和护士组成，艺术治疗具有规范的程序和作业以及评估标准，绘画主要不是作为诊断的依据而是作为康复的活动。近年来，随着心理咨询培训和服务的广泛开展，艺术治疗受到青睐并从精神病院的高墙之内走了出来，逐渐系统化、标准化、实用化。但在我国真正理想的艺术治疗，尤其是绘画治疗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将绘画艺术作为心理测验方法、分类诊断依据、康复评估工具以及精神病艺术家的培养方式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下面我也谈一谈艺术与精神病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关于精神障碍患者创作的艺术问题的争论喋喋不休，颇为激烈。那么，何谓艺术？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很困难。尤其是现代艺术概念广泛流行，形形色色，例如，杜尚的作品《小便池》让“艺术”的概念已经没有边界，将一堆垃圾放在展厅中，对于艺术家而言，这就是艺术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怎么看都是垃圾。艺术概念已经彻底被颠覆和破坏了，任何人都难以对艺术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由于举办性文化节的缘故，我曾经与黄灿讨论过艺术与欣赏问题的定义。我认为“艺术即表达，欣赏即联想”，这个观点得到他的认可，他鼓励我认真地写出来。我后来写成论文发表。这个定义简单实用，因为真正评价艺术的指标就是创造力、想象力、表现力、影响力。我们说原创艺术就是指原创性，因为只有原创才能表现出作品的独特性。毕加索的《梦》画过之后，谁都可以模仿，这就是发明与制造的关系。发明是创造，模仿就是制造，所以艺术贵在原创；想象力体现作品的创作水平，反映了画家的艺术才华，只有想象力丰富才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表现力是绘画技能，只有高超的绘画技能才具有良好的表现力，美妙的构思要靠娴熟的技巧表现出来；影响力是效果，好的作品必须具有影响力，包括作品自身的品质影响力和营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知名度。我们都知道，好的画家才有好的作品。好画家要有什么特质呢？就是特立独行的个性或者性情中人的气质：①自由意志：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在艺术王国里为所欲为；②极端情感：豪情万丈、多愁善感、大喜大怒、反复无常，激情才是创作的灵魂；③偏执行为：抱残守缺、孤注一掷、故步自封、自我陶醉，艺术家必须有些怪异的执拗，长此以往必成大家。以上这些人格特点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所以多数人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够成为美术教师，而真正大师的作品必须不同凡响。
上述谈到的艺术家特质问题与精神障碍患者有什么关系呢？艺术家是从正常人主动变成异常人，才能创作独特的艺术，而精神障碍患者本身就是异常人。医学界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界的“变态心理学”都是研究精神障碍患者的学科，只是“精神病学”偏重诊断和治疗，“变态心理学”偏重研究社会心理。画家与精神障碍患者几乎具有了相同的特质，就是“超常”。区别只是一个是能出来，一个是回不去。这就应验了达利的一句名言：“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没疯。”艺术就是艺术，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大师是奇石，是天生的，不能培养，只能发现。所谓的培养和教育只不过是除去表面沙石的修饰过程而已。超现实主义画派就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下，靠梦境体验绘画，他们要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创作资源或灵感了。关键问题是，仅仅疯了并不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如果艺术家疯了，他能够摆脱任何现实的羁绊充分地表达自我的内心世界，已经没有白天与黑夜、意识与梦境、现实与幻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这是多么神奇的幻妙世界。什么老师能够教出这样的学生？任何现代艺术大师培训班也望尘莫及。用一句熟套的话：正常的人都是一样的，而精神障碍患者却各种各样。只要具有绘画技巧，精神障碍患者就能够成为艺术家，他们因为患病而具有了艺术家的气质。
精神病学的常见分类和症状包括：（1）精神分裂症：幻觉、妄想是其常见的症状，包括幻视、幻听、幻嗅、幻味、幻触。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幻觉，是在没有现实存在的刺激之下感受到刺激的存在，而产生虚幻的感觉。幻视是最为重要的绘画创作资源，如同海市蜃楼，病人在幻视的时候看到一条龙从地下钻出来进入了烟囱，本来是幻觉，荒唐至极，但如果能够画出来就属于奇思妙想。妄想是一种非理性、与现实不符且不可能实现但坚信的错误信念。如一个现代的普通汽车工人坚信自己被日本特务组织跟踪，因此他东躲西藏。如果将他的经历和感受画出来就是有趣的连环画，远超抗日神剧。（2）情感性精神障碍：躁狂与抑郁情绪同时、交替或单独出现。情绪处于躁狂状态时病人兴高采烈、精力充沛、口若悬河，如果原本是诗人，自当如李白无须斗酒便诗百篇了，绘画也会是高产画家。严重的抑郁是不利于艺术创作的，因为病人思维迟滞，联想困难，轻度的抑郁也许会表达孤独、落寞、忧郁的情感，如果是写诗、唱歌会深情款款，感同身受，但绘画往往能够反映消极悲观的情绪，能够营造自杀危机的氛围。“问君能有几多愁”，只有有了深切的情感才能写得出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才华与感受必须同时具有。（3）焦虑障碍：强迫症、恐惧症、焦虑症、歇斯底里等是常见的焦虑障碍的表现，焦虑障碍不属于严重的精神病，应该说是普通人的心理问题，但对精神障碍患者而言，这会让他们内心异常痛苦。尤其是恐怖、焦虑和歇斯底里患者的情感和表情最为独特，非常适合绘画，无论是患者自己还是由画家将这些感受和表情描绘出来。蒙克的《呐喊》就是最为典型的焦虑感受，具有“一画胜千言”的表现力和影响力。毕加索的《哭泣的女人》就是表现歇斯底里的代表作，是对他的情妇多拉·马尔吃醋情感的惟妙惟肖的描绘，最后多拉·马尔患了精神病，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毕加索可谓“哭女一画定终生”，他的绘画具有预见性，其实是所刻画的情绪表达了真实可怖的内心世界。（4）人格障碍：精神疾病种类繁多，人格障碍各种各样，“性变态”（现在称为性心理障碍）五花八门，他们不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而是心理处于特殊状态的少数群体。画家可以是性少数，也可以描述性少数，但画家描述性少数总是不如性少数自己描述自己。米开朗琪罗描绘同性恋以及塑造男性美无与伦比，前提是他自己是同性恋者。作为“恋童癖”者的巴尔蒂斯所画的女童总是反映出“恋童癖”者的情欲。由此可见，作为性少数的画家在感悟方面得天独厚。
以上是从精神疾病症状与绘画表达的角度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关创作灵感的问题是艺术家的致命伤，很多西方的艺术家在创作灵感枯竭的时候借助于毒品，主要是大麻或其他致幻剂。因为毒品会让他们感到空间和时间的改变，如感到四维的空间、时间的倒流、时空的穿越以及物体的变形等。其实这就是利用毒品进入精神病的幻觉状态。古代诗人饮酒赋诗、酒后绘画，就是用酒来刺激或改变思维方式，酒与烟就是最轻度的能够改变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毒品”，精神病学书籍称之为“精神活性物质”。可是精神障碍患者本身就自然处于精神病状态，相当于有了创作灵感，只需要表达而已。
正如超越时空的大画家多数不是学院派一样，即使是学院派也不是所谓的好学生，例如，西班牙画家达利在巴塞罗那美术学院学习时经常旷课，甚至带头罢课，最后罢考而肄业。艺术家与常人的真正区别不是形式上的特立独行，秃顶、长胡须或不修边幅等，而是性格上的特立独行，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以及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几乎艺术家的所有优点或特质都是政治家的缺点或死穴。政治与艺术难以兼顾。有雄心壮志的政治家如果当了艺术家那就是如鱼得水，可以在艺术领域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了雄心壮志的艺术家如果当了政治家，那就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了。宋徽宗被后世讽刺为“恋小技而荒大国”，便是一例。
如何看待精神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黄灿先生也许崇拜福柯和叔本华。福柯认为，“疯狂”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古代甚至中世纪时代都没有将疯子或精神障碍患者排除在社会之外，或者把他们监禁起来。这是常识，未必科学。任何动物都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原因一方面是其他动物的宽容，另一方面这样的动物早就被其他野兽吃掉了。如果患有抑郁症的动物都跳悬崖，人类怎么会知道呢？早期人类没有精神病概念是因为生活方式原始和简单，无须特殊照顾精神障碍患者，甚至将某些精神障碍患者如癔症（歇斯底里）或幻觉当成神患者，如萨满师等。现代社会是规范和文明的法制社会，如果一个人严重影响他人的生活就必然被看成不正常，否则社会就无法维持，比如精神障碍患者伤害普通居民的案件会给案件受害者和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某些理论未必科学，如果否定精神病学的重要性，那么精神病无须治疗，社会必将更加混乱。精神障碍患者“非病论”可以探讨，但无法执行，如果让具有严重幻觉和妄想症的精神障碍患者到这种理论的倡导者家中住上几个月，估计他也会改变观点。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疯癫是一个长长的梦，而梦则是一个短短的疯癫。”这句话看似艺术，但不科学。疯癫未必是梦，梦也未必是疯癫。只有既科学又艺术的文化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我从不崇尚权威，只崇尚科学，我认为心理学界只有弗洛伊德可以被称为天才，画坛只有达利可以被称为天才。天才是遥不可及的，可以努力达到的不是天才。
我经常说“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这与人们经常说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完全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现代社会是知识爆炸的社会，很多行业得到充分的发展，几乎很难有人可以真正被称为博学，而知识的深入和自成体系，无人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就造成了知识体系之间的鸿沟。由于学历教育的普及化和传媒以及网络知识的普及化和便捷性，有知识已经不算是真正有学问了，而是要有深入的学科理论素养和专长，为他人所不及。现代人如果说到过西斯廷教堂，看过天顶画和《最后的审判》，等于是小儿科了，很多孩子都同父母一起去看过了。如果一个年轻画家看《最后的审判》，也只是听一听导游怎么说，学校老师曾经怎么说，无异于看热闹，与儿童毫无区别。所谓看热闹就是看不懂或人云亦云。外行为什么是看门道呢？在跨界时代，很多人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欣赏画作的。这就是所谓“欣赏即联想”，懂什么就能够看到什么。我是2002年去西斯廷教堂的，当时我对天顶画《创世纪》还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胜于《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不是画家，我不会研究绘画技巧、布局、光影效果或流派。我是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发现了《最后的审判》中的同性恋秘密，我欣喜若狂，回来后深入研究该画作和同性恋的关系，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什么要创造《最后的审判》，最后我完成了《艺术的胜利：对〈最后的审判〉的审判》的写作，发表在黄灿主编的《华人性文学艺术研究》杂志上。这就是“外行看门道”的例子。黄灿看精神病如同我看艺术，都是在各自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去看待或研究另外的陌生领域，这样的跨界研究无须规范，也不用规范，恰恰需要天马行空式的探索，从外行的角度看门道，当然我不会依照黄灿的观点去治疗精神病，而黄灿也不会从精神科医生的角度看待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正因为如此，黄灿研究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创作与治疗就是“外行看门道”的结果。黄灿的研究主要可以促进两类工作：①艺术治疗：精神病院今后将充分发展和利用绘画艺术作为心理测验工具、分类诊断工具、宣泄治疗方法、疗效评估方法以及康复治疗方法等，使艺术治疗成为药物治疗的辅助治疗方法。②艺术创作：培养有艺术爱好或潜力以及有绘画基础的精神障碍患者从事艺术品的创作，在发挥艺术治疗作用的同时，让艺术品成为副产品。让精神病的特殊病理状体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在绘画技能的培训前提下，创作出更加丰富的精神障碍患者绘画作品。其实艺术就是艺术，精神障碍患者的绘画也是绘画，最终去掉精神病的头衔，就是艺术品，就是绘画。大家接纳精神障碍患者艺术的那一天，才是精神病被社会真正接纳的那一天。但愿我们拥有更多的星空、麦田和向日葵。
黄灿是一位为事业奋斗的“苦行僧”，他孑然一身，生活简单而清苦，但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却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勇于奋进和探索。我衷心地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慧眼识英才，承诺出版该书，期望该书早日问世，使之成为社会科学艺苑之奇葩。[1]2016年1月19日于深圳梧桐山陶白苏斋
[1] 陶林，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会长，中国性学会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性学会婚恋家庭分会会长，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深圳市性学会会长，深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深圳分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序四
我认识黄灿先生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六七个年头。2008年1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在深圳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我与他相识。当时得知他在性学方面有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出版了自己的性学研究专著《禁果真相——女阴文化研究》一书，可谓性学领域的一个开拓性成果。后来，我主编《华人性人类学研究》杂志，曾请他设计创刊号封面，且一直有业务上的联系。最近，我收到他的一部40多万字的书稿，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研究，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也觉得理所必然。因为一切人类的创造物都是人的智慧和精神的产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不管是所谓的正常人还是精神障碍患者创造性的产物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人类精神发展轨迹的某个链接点的具体例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鲜明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曾经对精神障碍患者这个弱势群体产生过不少误解和偏见，以至于把他们推向主流文化的边缘，甚至忽视了他们的存在及自我价值的表达。因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这一群体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和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现象的看法和评价标准是不一致的。以往国内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关注和研究大都停留在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阶段，而忽视了从更开阔的视域去考察，也许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能可贵的是，黄灿超越了一般学者的视野局限和狭窄的思路框架，倾注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他认为，精神障碍患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病人，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们应该拥有自己创作和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权利。黄灿从原生艺术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研究出发，对精神障碍患者艺术创作的心理结构、思维模式、创作图式和精神病理机制进行了独特的透视和解析，从而使我们对原生艺术的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进行重估，并对天才与创造力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至于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绘画心理治疗，在国内来说尚属起步阶段，尤其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尽管许多有识之士曾不断呼吁或展开了各种有效而具体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尚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一个逐步认识、融合和实践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必须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黄灿的这项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人类的精神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人们往往过度地追求物质利益和关注身体健康这些形而下的问题，而较少关注或忽视自我的健全和精神健康发展并作形而上的思考。肉体与精神已严重失衡，肉体已经开始物化和商品化，精神也随之失去坐标而迷失方向。事实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和弊病的根本症结，并非来自各种功利和享乐的巨大诱惑，而在于人的自我危机、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病变。正因为如此，黄灿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研究显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本书的写作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黄灿以独特的“广角镜”聚焦于精神障碍患者这一独特的群体，并将他们置于人类文化的广阔背景及复杂纷繁的历史帷幕之中，透过原生艺术的视觉表象，探究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挖掘其艺术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研究的并不仅仅是精神障碍患者，还包括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因为他通过对精神障碍患者所创作的原生艺术的深层剖析为人类自身的精神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无可替代的、极富价值的参照纬度。另外，他所关注的不仅是精神病理现象，也不仅是绘画心理治疗，更不仅仅是原生艺术作品本身，而是对人本身的关注，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层探究。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精神病研究者仅仅停留于医学和心理学的层面，而一些原生艺术研究者又满足于从观赏者的角度去解析作品，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作品的原意，削弱甚至诋毁其艺术和审美价值，还有的研究者所做的仅仅是展示和罗列一些作品，把它们当成一般的艺术品来欣赏或只是附上一些肤浅的作品提示而已。然而，黄灿突破和摒弃了以上这些局限和弊病，不仅从艺术心理学的层面去寻找和解构原生艺术的表层构成元素和深层心理结构，而且从美术学、美学、文化学、精神病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去研究和探讨艺术的本质和人类的深层精神结构等问题。无论从历时的精神疾病的观念演变，还是从共时的精神病理现象及其艺术表达，以及天才与创造力的关系的探索，他都进行了深度思考和独特演绎。
黄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诗人，也是一位复合型的文化学者，他早年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攻读艺术理论，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修民族文化。几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文化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3部，共计320余万字，可谓硕果累累。因此，他不仅对艺术理论和美学有着深厚的功底和精深的研究，而且对人类性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和刘达临教授主编的《人类性文化大典》中，他就撰写了9个章节，几十万字，字里行间不乏真知灼见。基于他的广博学识和综合研究能力以及对学术事业的不断追求和进取精神，相信他能够在“艺术与疯狂”这一研究课题中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种自我的困惑和无法排遣的焦虑之中，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和一片神秘的空间，存在着各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风险、压力和磨难，随时可能导致一个人的精神崩溃，但也可能带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知识珍宝和精神财富。我相信，黄灿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融入这个空间，化为蜜蜂，化为蝴蝶，化为青烟，化为甘露，他将无怨无悔。[1]2016年1月25日
[1] 瞿明安，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导论 走进疯狂
这是一个隐秘而神奇的世界，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走近疯狂，叩问精神障碍患者封闭而幽暗的心灵，穿越浑浊而迷惘的意识之网，抵达他们的灵魂深处。
走进疯狂，行走于混乱不堪、难以捉摸的无意识暗流之中，在狂热的激情与漂浮的幻象的交织中，在精神崩溃的黑暗深渊，点亮一盏生命之灯，寻找一束希望之光。
走进疯狂，我们可以以“正常人”的此在去体验所谓“非正常人”彼在的丰富而神秘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发掘他们潜在的天赋及超乎寻常的创造力。
这是一次在黑暗的无意识深海之中的“探险”，也是一次对“疯狂”的重新梳理和认识，剔除人们对“疯狂”的诸多误解和偏见，以及以往对“疯子”刻板印象的修正。在“探险”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激流漩涡、暗礁险阻，也许会意外地发现隐藏在精神冰层底下的“新大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精神障碍患者存有太多的误解、偏见、冷漠、忽视，甚至太多的恐惧、排斥、诋毁和压制，他们处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带，处于人类文明的阴影之中，处于我们所谓“正常人”的对立面；而且，“长期以来，精神障碍患者被当成异常者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被关押在精神病治疗院中，失去行动和表达的自由，遭受非人的待遇。精神障碍患者所正常表达的语言，也被当成‘语无伦次’的‘疯话’而被禁止，以致精神障碍患者只好在无止境的‘沉默’中度过他们的悲惨一生。他们没有表达语言的权利，他们的一切都被忽视、被压抑和被否定，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更没有自[1]己的作品”。
也许，我们很难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那些“不正常”的精神障碍患者隐秘的内心世界。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疯子’是混乱的拥护者，他扰乱互动的惯例，在以严肃著称的社会交流中挑起事端。他身体中所蕴藏的力量和本领不再被公共惯例所隐藏弱化：他高声讲述着本该闭口不谈的隐私，他不加掩饰地手淫，他大喊大叫、袭击别人、自残、做鬼脸、无缘无故地笑、挑衅、吐痰或打嗝等。他的行为举止难以捉摸，无法预料，因此也就无法在互动中与他建立起和谐的身体期望，这种挫败感达到了顶点。人们利用化学方法使其镇定，与他们保持距离，还加盖围墙，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了他们触犯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性。‘疯子’再现了讽刺的根源：他们从深层次向社会成员发问，查问他们以何种方式接受身体形态的禁忌以及社会要求。人们无法原谅‘疯子’在本该低调地将自己融入社会关系之时，如此张扬自己的身体。他那被抑制的欲望重新显露出来，不光是他自己的，还有作为社会交际根基的被抑制的欲望。他的存在再次强调，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对身体的抹去性惯例之上的，身体不应以物[2]质性形式显露出来，否则将会招致谴责”。
纵观历史的长河，西方古典时代对于疯狂的探究不是由疯人本身出发，而是由一般意义下的疾病开始设想。正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写道：“疯狂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它的回答推衍自疾病的分析，而疯人也没有一点机会用他的具体存在来说明自己。18世纪感知疯人，推衍疯狂。它在疯人身上感知的东西并不是疯狂，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纠结成一团的存在。它并不由多重的疯人体验出发去重构疯狂，而是由疾病自然而逻辑的领域出发，这是一个理性推衍的场域。
曾有哲人言，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疯狂却偏离了理性，甚至与理性背道而驰。诚如福柯指出：
疯狂就是理性的缺席，但这个缺席却有正面形式，他几乎符合理性，但同时又玩弄着和理性人一样的想象、信仰和推理。因此，疯子对他自己来说不可能是疯子。只有在一个第三者眼中，他才会是疯子。[3]而且，他也唯有这个第三者，才能区分理性本身和理性的运用。
福柯将精神病当成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中的权力运作问题来批判。他认为，“疯狂”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按照福柯的观点，从生理层面来看，“疯狂”属于精神正常的范围之内，它在社会中的出现是属于人类生活的正常现象。古代甚至中世纪都没有将疯子或精神障碍患者排除在社会之外，或者把他们监禁起来。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疯狂”的现象来调节、补充，才能变得更加完整和丰富多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说些疯言疯语来调侃或消遣，就如同需要幽默和笑话一样。实际上，在疯狂与笑话、幽默、闹剧、喜剧和各种玩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具备一定的才能和智慧，才有资格“创造”笑话、幽默和疯狂，也只有特殊的智慧，才能理解疯狂。
那么，什么是疯狂？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病？法国《百科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疯狂定义：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大卫·库珀也曾指出：“精神分裂症乃是微观的社会危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某些人的行为和经验被另一些人所伤害；而由于某种文化或微观文化（主要是家庭）的原因，首先将这些人选定或界定为‘精神障碍患者’，然后，又根据某种专门的然而又是非常专横的程序手段，通过医学或类似医学的专家，将其确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库珀认为，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根据某些家庭和社会利益，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迫害而被强制送进和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曼诺尼在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和他的“疯子”以及精神分析学》中认为：社会本身寻求种种方式试图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它的“正常生活圈子”之外，导致现代各种医学机构不惜采用“科学技术”方式，将本来正常的一部分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说，“疯子”并不“异常”。真正精神上有问题的是那些将别人斥为“疯[4]子”，并以种种理由虐待他们的人们。
由此可见，精神障碍患者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正常”和“怪异”。法国后现代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认为“疯狂”并不稀奇，它原本可以在人的语言的吊诡性及矛盾性中找到它的真正根源。他指出：“疯狂是人的思想的一个现象。”在拉康看来，“疯狂绝不是人的机体的脆弱性的一种偶然性表现，而是从人的本质中裂变出来的，它本身甚至是一种永远潜在的缺点”。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疯狂绝不是对于自由的一种侮辱，而是自由的最忠实的伙伴，它像影子一样追逐着自由的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假设没有疯狂，我们不仅不能理解人，而且，如果人的身上没有疯狂作为自由的一个界限而引导的话，那么人将不成为人”。所以拉康说，只有具备最健康、强壮体魄的人，只有具备无限广阔的想象力的人，只有幸运地在其命相中含有成为疯子的因素的人，才有资格最终成为疯子。所以，疯子不但不是“异常”的人，而且是最稀有的真正优秀的人。
事实上，疯狂与人类一样古老，但直到如今仍然是一个谜中之谜。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认为疯狂是因为恶魔附体。而“在17世纪哲学家眼中，疯狂已渐渐脱离恶魔附体论、体质论甚至狂躁论等谬论。他们相信疯狂是因为理性的缺失，因为理性本身可以确保思维的平
[5]静”。然而，美国雪城大学的教授托马斯·萨兹却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精神疾病”，而是医学界人士及其支持者们为谋求自己的私利而“制造了疯狂”，所谓“精神疾病”和“潜意识”只是一种隐喻和误导罢了。因此，精神正常和失常之间的界限仍像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疯狂，因为所有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况且，人毕竟是“双重性”的，部分是天使，部分是野兽，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个体，因此，罗伯特·伯顿认为，我们都有发疯的时候，我们都是疯狂的。所以，正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波洛涅斯所说：“要定义何为疯狂才是真正的疯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加速了人们精神的荒芜、贫乏和病变。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精神障碍患者的生存状态十分令人担忧，“精神病在现代社会中的爆炸性蔓延，悲剧性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本身的内在危机，尤其是表现出现代社会制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的毁灭性冲击”。这种冲击的后果一直残留在文明的阴影中，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焦虑和困惑的根源之一。然而，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面对疯狂。“如果说，日常生活和普通社会一般领域的人的言行及历史，不过是人本身的基本实践形式的话，那么，疯狂则是以极端方式显示出来的人性。不了解疯狂，就不能深刻分析人的思想和精神生[6]活。”
也许不少人认为，疯子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自我禁闭的空间。然而，在福柯看来：“就一般情况而言，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这种疯癫象征从此成为一面镜子，它不反映任何现实，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观照的人提供自以为是的梦幻。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7]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
因此可以说，精神障碍患者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对世界事物的看法，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发泄方式，还要将自己的思考、情感和体验通过各种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当代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认为，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活动机制与所有其他的‘据说’正常的人的艺术活动机制一样。除此之外，对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区别看上去是相当站不住脚的：究竟谁是正常的呢？你的正常人，他在哪里？带来给我们看看！当一个艺术行为具有极度张力和激情，它能永远被认为是正常的吗？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艺术的作用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完全相同，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8]和消化不良或是有腿疾的人的艺术相比，并无二致”。正因为如此，许多天才的艺术家总是与疯癫相互为邻，最终走向疯狂，成了疯子；而许多精神障碍患者却充分发挥出他们天才的创造力，创作出无比精彩、令人震撼的原生艺术，成了艺术家。
显然，疯狂与艺术家及艺术创作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艺术家的思维状态、心理结构、情感模式及行为方式往往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特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眼中的艺术家总是被当成疯子来看待。美国一位艺术家约翰·麦格雷戈在《对精神病患者艺术的探索》（The Discovery of the Art of the Insane，1989）中指出：“我们将一个人称为艺术家抑或疯子是无关紧要的。在当代，这两种称呼已经可以互换。重要的是两者的创作自由都得到了维持和保护，还有在我们的社会中对那些独特的勇敢者敞开一扇门，这些人躲开了露面的机会和灯光，在内心需要的感召下，力图降入黑暗中寻找自我。”可以说，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是黑暗中的一声呐喊，是消除文化阴影和探索生命奥秘的一种尝试。
那么，什么是原生艺术？让·杜布菲指出，原生艺术“应该是利用人类最本质的体验以及最自发的个人原创。这些作品表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通过自己的创造和表达方式）冲动和情绪，没有求助于标准的、公众已接受的资源，不参照流行与传统。即使这类作品制作粗糙笨拙，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种表现形式是非常直接的，没有阻挡和约束”。可以说，原生艺术主要包括精神障碍患者的艺术表现、通灵者的绘画、具有高度颠覆性与边缘倾向的民间自学者的创作。具体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先例可循的艺术。它提供了一段探访人类心灵深处的神秘之旅，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件，充斥着感觉和情绪，还因为最优秀的技术资源而有条不紊。这就好像我们很偶然地发现一个创作巨人的秘密种族，他们栖居在我们一直都知道存在的地方，但我们对他们只有一些少许和暗示性的认识。我们可能会对以一种适当的谦逊研究他们的作品感到备受鼓舞，因为他们似乎已经洞彻最深邃与最神秘的想象的奥秘，而对此超现实主义者们将会艳羡不已”。
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雷东在《疯狂的艺术，重点区域》（L'Art des fous，la clé des champs）中指出：“我不怕提出这个矛盾的看法——仅仅在初次见到时——那些如今被归类为精神病患的艺术成了心灵健康的宝库。的确，它避开了一切想要曲解它的信息的东西，还有来自于社会环境中的外部势力、算计、成功和失败等等的规则。在这里艺术创作的机制摆脱了所有的障碍。通过一种势不可挡的辩证反应的方式，尽管遭受这些的人可能要承担这些痛苦，但是被收容以及与所有的利益和浮华脱离在这里却成了对所有真实性的保证，而这正是在其他方面所缺乏的，也是我们每天都愈加渴望的。”
精神障碍患者所创作的原生艺术大都由抽象的线条、斑斓的色彩和怪异的图形构成，充满了诡异和梦幻的意象，让一般人难以捉摸，无法理解和接受，但具有独特的吸引力。然而，福柯却说：“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9]这些怪异形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伟大奥秘’的空间里。”显然，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黑暗的无意识的神秘窗口，为我们探索人类精神底层的“伟大奥秘”提供了最佳的途径和有效的契机。另外，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原生艺术的创作，完全自发地作画，表达他们的内心愿望和心理诉求，发泄他们被长期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减少了精神上的痛苦，使患者逐渐得以康复。显而易见，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治疗，除了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之外，美术创作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和手段。
事实上，美术作为心理健康的一种治疗形式由来已久，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孕育与成长。而美术治疗的价值在于，心智的全神贯注使经常受压抑的患者释放出其创造性的能量。正如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南伯格指出：“通过自发性的美术来表现释放潜意识；它植根于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移情关系，而自由联想则起到促进作用。它与精神分析理论紧密相关……治疗要依靠发展移情关系以及不断努力获得患者自己对其象征性图案的解释……创作出来的图形是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他们构成象征性会话。”虽然医学精神病学得到成功运用，但未能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精神障碍患者创作的美术作品的象征价值和治疗价值。事实上，大脑异常是可以通过绘画得以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视觉图形在本质上是对精神病理的一种描述。因此可以说，美术治疗无论是在人类的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方面还是在艺术创作的理论研究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美术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和巨大的潜力，因而更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因此，我们在精神病院开展以美术治疗为内容的“艺术实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月20日，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策划组织的一项开拓性的科研项目——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绘画心理治疗的“艺术实验”在广东省汕尾市精神康复医院开展实施。该项目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邱鸿钟教授主持和指导，由我具体操作实施。此次“艺术实验”参与患者共455人，男、女患者各为281人与174人，共产生原生艺术作品1 056幅，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事实上，我们此项“艺术实验”的目的，除了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外，更重要的就是让患者自发性地绘画，充分发挥他们的无意识的作用，并通过对他们绘画过程的观察、分析，与他们的直接接触和对话（询问）以及对他们的作品的研究和分析，试图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病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以及精神病与创造力的关系。
2013年10月10日，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由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佐力药业协办、广州中医药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承办的“广东省首届原生艺术与心理漫画展”在广州大学城隆重开幕，本人有幸参与了策划和布展，并担任艺术顾问。此次展览共展出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作品114幅，其中有几幅精彩之作被当场义卖，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
2014年9月11日，我受广州中医药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委派，进驻广东省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绘画心理治疗的艺术实验，参与患者达229人，男、女患者各为114人与115人，产生原生艺术作品共计186幅，硕果累累。其中几位患者的作品让我拍案叫绝，十分惊叹。《佛山日报》于9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对此做了专题报道。
2014年9月26日，作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特派专家，我开始进驻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了长达10天的绘画心理治疗的艺术实验，此次实验参与患者共119人，男、女患者各为61人与58人，产生原生艺术作品共计110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14年10月10日，即第2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我策划和组织的“广东省第二届原生艺术与心理漫画展”在广州大学城热烈举行，共展出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作品98幅，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深为震撼，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使普通百姓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了新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刻板的印象和偏见，而且为我们深入地研究精神障碍患者及原生艺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财富。
2015年9月20日，我进驻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始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绘画心理治疗的艺术实验，参与患者共计98人，男、女患者各为46人与52人，产生原生艺术作品共计127幅，并发掘了一批优秀作品。紧接着，我于2015年9月26日开始进驻广东省阳江监狱，对具有服刑人员与精神障碍患者双重身份的男性进行绘画心理治疗，参与患者共计112人，产生原生艺术作品共计175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一位患者告诉我，每当他画完一幅画时，突然感到全身都放松了，觉得那种一直伴随着他的紧张和焦虑一下子荡然无存。
2015年10月9日，广州大学城举行了“广东省第三届原生艺术与心理漫画展”，共展出精神障碍患者的原生艺术作品120幅，这些作品通过奇特的构图和符号、对比强烈而斑斓的色彩以及混乱而复杂的线条向观众展示了精神障碍患者痛苦、闭锁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展览的艺术顾问，我对全省数家精神病院选送的参展作品进行了认真而反复的评选，发现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令人欣喜和振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让·杜布菲所界定的“原生艺术”被他“发现”或“挖掘”出以来，虽然只有短短70年的历史，但其渊源十分久远，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它的起源，或许要追溯到人类起源的荒蛮时代的原始艺术。然而，由原生艺术激起的艺术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给现代主义之后或当代艺术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人们审美经验的解构和审美价值的转向。另外，由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植根于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背景之中，而这个传统正是现代主义出现之后要被否定的。因此，艺术正走向多元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正在不断地分化，传统的审美观念正在逐渐地瓦解。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性艺术正在兴起，这种对于全球文化的幻想向训练有素的西方[10]人对艺术的定义发起了挑战”。正是在这种审美观念的转型、审美趣味的分化以及艺术形式的多元化的文化走向路径中，原生艺术无疑是一支潜在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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