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柱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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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评析试读：
总序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慎明“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各界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我们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例如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介绍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这套丛书，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接受这一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思考。可以说，又一阵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行不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我们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2年7月15日
引言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重视自己的历史，都会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它不但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会通过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就把懂得一些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提了出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2]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和人民。”这深刻说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刺耳的噪声，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是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注解：[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2] 2003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历史背景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1]径。”胡适同样主张以“西方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都不能正确反映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就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特别是每当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时候，它就会以极端的、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仍然如同难兄难弟一样，二者如影随形。它们在否定革命历史的同时，诅咒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只能走向“自杀”的“黄土文化”，“除了愚昧和落后”，“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海洋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有的人甚至走上了颂扬侵略者，颂扬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连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
1.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这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走向。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颓然跌落，随后升起的竟然是沙俄时代的三色旗。历史上演了一幕“红旗落地”的真实版。20年来，对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二强国不费一兵一卒而轰然倒塌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包括俄罗斯一些有识之士在内，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和思考；对这场历史演变对俄罗斯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说：“1991年强加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改革使整个国家陷入最严重的动荡之中，由此俄罗斯这艘巨轮所遭受的危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要深重。近20年来，俄罗斯沦为照搬18世纪野蛮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被排挤出世界发展进程之外。[2]这就是俄罗斯近来各种灾难的主要导因”。历史的演进和不幸的结局，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的。但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杀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则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
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就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这位被称作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学说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大肆宣扬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深刻说明在社会主义遭遇困难和挫折、历史的列车急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企图另找出路，投靠新主。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2.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呼应
西方反共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是一贯的、公开的、露骨的。正如法国克劳迪·朱里安在《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一向高唱的“神意”和“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近4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尼克松则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这种企图，他说：“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随着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将开始看到和平演变的进程在东方集团中扎下根来。”“它播下的不满的种子，有一[3]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和进行改革之机，掀起了攻击和否定革命、颂扬改良的浪潮，连篇累牍地通过电台、书籍、文章，制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论”、“死亡论”、“终结论”。
总之，美国当权者反对一切不符合他们价值标准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定[4]者的头脑中。”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成了这股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的代表作。正像美国媒体所透露的，美国政府通过这种“攻心为上”的计谋，动摇了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历史和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苏东剧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演变，尼克松就作过“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的判断。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而在苏东解体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就露骨地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以及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企图的一种呼应。
3.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满怀激情地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张。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任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针对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明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5]题”，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必须具有的共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北京“西单墙民主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这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是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并不隐讳的政治诉求。注解：[1] 《中国文化之出路》，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63～364页。[2] 2010年4月3日，久加诺夫在俄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的报告。[3] 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94、95、92页。[4] 〔美〕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130页。[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页。
二 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若干特点
应当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告别革命”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
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在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则对近现代史下了这样的断语：“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看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这种“告别革命”的论调又一度强劲起来。有些学者以评说孙中山为名，竟然说：“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还说，孙中山如果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也许就会接受‘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一再宣扬“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这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正像他们所说的是“涉及对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的评价”，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都是一场历史的错误。这确实关系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对历史的评价也必然关系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走向的问题。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的。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这些学者为了独尊改良，贬损革命，不惜任意摆弄历史，或者说处处表现了对历史的“有意的无知”。所以这样说，对被一些媒体炒得非常著名的学者来说，用纯粹的无知有点说不过去，但他们为了否定辛亥革命，确又表现了这种有意的无知。现就这一方面举他们的一些例子说明之。
例子之一，为了否定孙中山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专门举了“避免许多战争”的“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来作为例证，表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无知。发生在17世纪英国为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最终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难道真的像这些学者所说的是没有冲突、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吗？小学生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间经历了1642～1646年和1649年两次内战。在起义士兵和人民群众强大的压力下，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才在1688年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难道能够把这样的历史叫做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要求孙中山将之作为加以效法的唯一的榜样？不问过程，只管结果，望文生义，把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说成是改良道路，就轻易地否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要一一加以否定了。这可以说是任意摆弄历史的一个“创新”。
例子之二，他们说，孙中山如果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思想，“就会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把革命的发生归结于某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而不看做历史的客观要求，这是时下某些人否定革命的惯用的说法，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曾经指出：“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列宁也针对考茨基指责左派“制造革命”的谬说，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历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的任何革命的爆发，都不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有在一个社会发展到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了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发生。晚清社会已处在国困民穷、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之中，全国布满了干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这种情况，不妨引用当时一位官吏给朝廷的奏折来说明，他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刮。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由此可见社会危机之严重，更何况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外患日亟，这不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加深了社会危机。
在这种情势下，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导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呢？一般地说，革命多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当时的革命者也多有这样的经历。像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有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弦更张，改良朝政，振兴国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更是直接依靠光绪皇帝，图强求富，从表面上看搞得有声有色。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这场改良主义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但结果呢？这些努力不是被拒绝就是遭到失败。历史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改良的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可能。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仁人志士才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正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12月《绝命辞》中所写的：“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州（指清王朝）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唯有一刀两断”。孙中山则坚定地向民众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挽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但也会伴随着反对者、怀疑者的指责和谩骂。发生在1906～1907年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中心问题就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立宪派攻击革命是内乱，会造成流血惨剧，革命派回答说，革命固然难免杀人流血之惨，但在情势所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方能获得新生的时候，如果害怕流血牺牲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派还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就是说，革命固然会流血，而不革命则会使更多的人死于非命，革命的牺牲将会换来社会的新生，真正的和平。怎么能够因为这种代价而指责革命残暴、残忍呢？
例子之三，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发善心上，表现了对晚清统治集团腐朽性的无知。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代表者。即使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并不是说她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过，但就其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说，她的一生是误国卖国的一生，是镇压人民、把国家推入极端贫穷落后境地的一生。当时清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已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物，而慈禧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在竭力维护、延续这个反动统治。她不惜采取囚禁皇帝、屠杀维新派的血腥手段，扼杀了改良主义的要求。她为了应对革命的危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安排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闹剧。这就是被今天这些学者及其同道奉为圭臬、寄予厚望的所谓君主立宪之路。其实，这是历史已经揭穿的一个把戏。我们仅举按照慈禧生前安排于1910年9月成立的资政院来看，它虽然被说成为议会奠定基础，实际上只是咨询性质的一种摆设。在这资政院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其中有“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官员32人），另一半是“互选议员”，即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各省督抚核定的。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皆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仅从资政院人员的组成和产生的程序来看，它维护封建王朝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不仅如此，在清王朝黑暗的统治下，这不但没有带来民主，反而给人民带来祸害。各地正是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名义下，趁机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写了当时的情形：“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唯恐搜括不尽，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家蓄一鸡一犬有捐，市屠一豕一羊有捐，他如背负肩挑瓜果、菜蔬、鱼虾之类，莫不有捐，而牙行之于中取利，小民之生计维艰，概置弗问……似此办理地方自治，其人既多败类，其费又多虚糜，苛取民财，无裨民事，怨声载道，流弊靡穷。若不量为变通，严加整顿，臣恐民怨日积，民心渐离，大乱将兴，何堪设想”。难怪在这场闹剧开张不久，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起了。
例子之四，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是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无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它作为一次历史巨变，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它的成功方面；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遭受了巨大的曲折，没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是它的失败方面。应当肯定，这场变革，深刻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的面貌：封建君主制度的被推翻，为中国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这使以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是过眼云烟，必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它在中国人民中传播了民主观念，使得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成了正统，活跃了社会政治生活，激发了人民群众中的民主精神；移风易俗，改造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辛亥革命失败的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继续奋进、改造中国的历史经验。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洞悉后来独裁者的面目，数年之后就爆发了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引发历史性巨大变化的革命轻易地加以否定，作为学者难道不显得过于轻浮了吗？
由上可见，这种“有意的无知”达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这显然是出于他们难以启齿的目的的一种偏见。对历史的无知固然可悲，而对历史的偏见更是可悲又可鄙，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让人未曾料到的是，在中国革命胜利60多年的今天，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却又成了问题。读了那些类似“糟得很”的文字，禁不住会想起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中跑到上海、长沙的土豪劣绅的尊容和话语，虽然比起他们会装得斯文一些。这确令人唏嘘不已。
否定历史往往是为了否定现实，这是持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一个带有共同性的特点。他们或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或是曲笔隐晦，旁敲侧击。他们的评说虽是曲笔但不隐晦，他们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剩下的就是他们所称颂的抽象的人格魅力，这种所谓的道德力量也就失掉了时代的、历史的内涵，这对于这位历史伟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且不说他们把孙中山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的表现，诸如对建立革命军队认识不足，对袁世凯的妥协，等等，都作为个人道德的光辉，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衬托毛泽东缺乏这种“道德的光辉”，甚至不惜把他和袁世凯、蒋介石捆绑在一起，诬蔑成为“抛弃不掉对个人专制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者是带着仇视的眼光看待人民革命的，手法之一，就是把革命的领袖描绘成专制、独裁的，来达到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问世以来就面对的诬蔑和谩骂，不同的是，过去是用“匪徒”、“共产共妻”一类恶毒的字眼，现在则换成专制、独裁。史评自有人心在，不是某些人说了就能算的。反动势力把共产党、毛泽东涂抹成青面獠牙，人民群众则把他们看做“救穷人，脱苦难”的人民救星。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即使他晚年的错误，也是在追求国家的富强、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的探索中犯的错误，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他一生无私奉献，为了国家他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上战场，牺牲后同其他烈士一样埋在异国他乡；他没有给自己子女留下财富，更没有留下权力，而要求他们成为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天底下难道有这样的专制独裁者吗？难怪在毛泽东逝世30多年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毛泽东热”仍然持续出现，这正表明毛泽东的伟业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这是任何人推翻不了、改变不了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孙中山曾提出的《实业计划》，提出想修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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