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明,张林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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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典制(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卷（48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上、下册）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上、下册）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制度改革（下）
敬德保民
崇天法祖原始社会时人们还没有上帝的观念，只是普遍地存在着对自然的敬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将自然幻化为神灵的外在表现，但诸神之间是平等的。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神获得了社会属性，不过权限也不超出本氏族或部落的范围，还没有一个统摄百神的至上神。夏王朝建立后，地上有了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多神之上便出现了百神之长，叫作“天”。天神的出现是人间秩序的反映，强调其至高无上和不可更改。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使天子的一切行为成为天神在人间的意志而合理合法。夏君出师要讲恭行天罚，对内统治要讲永葆天命，所以，天神崇拜已不同于远古神话，它是经过加工的统治阶级的宇宙观，为顺承天意永保王位的继承，于是又出现敬祖以求王业不衰。崇天法祖观念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各部落联盟逐渐兼并统一的产物，是思维对多神的属性加以综合概括的结果，也是人类探索世界统一性的一种尝试，当然亦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树立。
因为有了鬼神，卜筮巫祝于是盛行。人们祈求鬼神以决疑，对鬼神的崇拜和对卜筮的虔诚可以说是最初的德。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度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起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原先天下为公的道德指向涣散为自私自利的现实追求。《礼记》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在这种私有观念的强势动态中，只有强调社会秩序的尊严性，才能将人各为自己的欲望压抑在合理的部位，因而，崇天法祖、忠君孝亲就成为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成为整合社会观念的必要措施。
因为殷人尤重鬼神，所以“德”总是和宗教缘渊难分。在宗教威势下制定出礼制法度，当然是为了更好地驯化天下之人的道德修养。商代政权继夏代旧制，是由新的部落首领和氏族贵族构成，内部关系则依靠宗族血缘纽带来维系。奴隶阶级的构成，一部分是原来本部落的成员，另一部分则是外部落的战俘。需要指出的是，殷商时代把被征服的部落和方国整族地化为奴隶，这种种族奴隶聚族而居，并且有家室，基本上保持着原来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说，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还保持着氏族血缘关系。商代的“德”，正是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司母戊鼎
甲骨文中已有“德”字，是直视而行的形状，故“德”有“正”之意，表示行为要端正合宜，这可说是“德”的初义了。盘庚迁殷时，一再强调“德”字，“德”有顺应天意民心的内涵。盘庚说：“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也就是说，做正义好心的事情才能积德，才有收获。当时贵族“傲上”而“离心”，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所以盘庚一再指责批评他们，说他们不能去追求幸福的生活，不能与王同心同德，心中藏着恶毒的念头，放肆而又贪图安逸。盘庚迁都的计划损害了许多贵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民心。因而从正统观念讲，贵族们不讲德行，盘庚不得不反复给予说明和训斥。
贵族的“傲上”和“离心”是建立在聚敛和利己的基础上的，盘庚警告他们：“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即不要聚敛财货宝物，要好好谋生供自己享用。要施恩惠于民众，我们应同心同德。可见盘庚还是从国家命运出发，考虑上天的意志。他还说：“像你们这样今天没有明天地得过且过，以后在上天那里岂有你们的位置。”盘庚在借助上帝神威的同时，还请出祖先神对他们施加压力。说明他们必须顺从他的命令，否则先王也会抛弃他们，他们将无法摆脱惩罚。可见殷商时代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讲究纲常事理和法度秩序，并总是与神灵崇拜联系在一起。重孝任贤“德”的观念在商代更多地表现为“重孝”和“任贤”。卜辞中的“孝”字跟“考”字和“老”字通解，都有“奉先思孝”之意。另外，“教”也与“孝”有关，商时政教合一，行政即所以施教，所以施教以“孝”也就可达某种行政上的目的。商人重孝的目的有二：一是如果子女对父母施行孝道并追宗记祖，那么人的祖先概念就不致遗忘或模糊，由于孝的行为可引起对祖先情感的深刻化，从而使血统关系就可以维系永久。二是如果统治者对父母祖先相率以孝，那么社会风气就会道德淳朴，无人作乱，他们给种族奴隶作出重孝的榜样，也就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以伦理感动达到社会治化，这就是殷人尊天地鬼神而以孝为教的用意。
关于能否“任贤”，也是道德的重要表征。商汤任用伊尹方成大业，君臣相得益彰。“得”与“德”在甲骨文中通解，含有得义、得体之意。故贤明之人一般能顺应历史潮流，任贤也就体现出明德。《墨子·尚贤》谓：“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臣。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尹在商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商朝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故得到世人称颂，而商汤也就具有大德。武丁中兴也是靠大力选拔人才方得以成功，他任命傅说为相就是大胆创举，同时他还善于广泛听取臣属的见解。正因如此，“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可见所谓“德”即倡行天道，顺从民意，商代“重孝”“任贤”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德治和礼治总是不可相分的，殷人从建国之初就已倡导“德治”和“礼治”，就以“德”和“礼”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中心骨干。商代的“礼”和“德”更多地具有宗教意味，人间似乎是神鬼的乐园。因而“礼”多从外在形态上表示对鬼神的敬意，而“德”则更多地从内心修养上要求对鬼神的虔诚。当然，这也许是出于当时人认识的浅薄，也许是统治手段的需要，这总令人想起宗教的本质。但通过对神鬼的崇拜，借神鬼的威慑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使人不敢放纵自己的言行，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有效措施。因为人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还不敢与鬼神作对。但从商人崇神祀鬼的行为中，多少也可看到一些悲天悯人的信息。随着人的觉醒程度，对“天”的敬畏也就逐渐转向对“人”的思考。
周人从思想意识角度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他们在崇拜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德”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夏、商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先主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他们的后王废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正是因为祖先能够“积德兴义”、“明德慎罚”。那么“德”从何而来？周人认为，德主要从民那里体现出来，即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因而民心向背是惟一根本。“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所谓保民，当然就不能像商纣王那样一味酷虐，草菅人命，而应像周文王那样秉文经德，恭奉天命。
西周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显著的特点就是道德观念更加浓厚，从“文、武、康、昭、穆、恭、懿、孝”等谥号来看，就都赋予道德含义，其评判标准不言自明。在这一方面，周公提出了个人德行至高的典范，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而这四王中最圣明的又是周文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周公推崇文王为后王学习的榜样，所以要求周王从自身做起，以“保民”、“惠民”外得于人，以“敬忌”“无淫”内得于己，惟有如此，方能奉天承运。勤政爱民
周人是后起的部族，尽管其取殷而代之，但政治上的得势并不能掩盖文化的贫瘠。他们接受了殷人天神主宰的观念，恭请上天保佑，祈求江山永固。但是周人对天的敬畏之情，已不同于殷人那种僵化的宗教迷信。他们思考，为什么殷商被天遗弃，而周人得到青睐。他们一方面声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一方面认为人类的吉凶祸福都无法脱离天道所设之“德”，因而敬德便是从天，这就使虚幻的天命观念变得具体而现实。以此来考察夏、商的命运，其最终灭亡的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所以周人得出“天命靡常”的逻辑结论。
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思考和政治的目的。天命既非固定不变，也非随意更改，而有其“靡常”的内在规律。在这一规律支配下，天子要以德配天，依天行事，而“天”意说穿了便是“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而“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保民”就是“敬天”，“敬天”就是“厚德”，“厚德”乃保“王命”。殷商正是逆天而行，所以遭到天罚，这样就警告殷商遗民，要承认天命已经转移，不要轻举妄动，要服从周人统治。同时也告诫周人，仅仅依靠祭祀和祈祷无济于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殷人奉神可谓竭力，但终被无情抛弃。问题从宗教范畴转到现实政治领域，提出“敬德”“保民”才是“尊天”，可见周人对“天”远没有殷人那么痴迷，而是显得非常理智清醒，这不能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
周人认为只有敬德才能取得民心和天佑，保持统治权的延续绵长，因而反复强调天命的归废转移是以“人士”能否“保民”为依据。从《尚书》颇多周人内部相互告诫之词的情况即可看出，周人格外重视对内宣传其虚于“祈天”而实于“保民”的“敬德”主张。这就有意无意地承认了民的存在终究要比天的神旨实在，把天与民的关系说成民为主而天为属，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与其说是周人在神化天，毋宁说是周人在神化民。
周人所以如此强调“保民”，无非是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的结果。周人说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其实这也就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惟此文王格外受到敬重。出于保民的考虑，统治者要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因为他们看到夏桀、商纣正是因淫逸而亡国，所以节俭被视为美德。周人斥责那些不知稼穑之难也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青年，以此作为道德规范殊可珍贵。从西周墓葬也可看出，人祭、人殉明显减少，体现出“仁”的意识的觉醒。对“尔心未爱”的贵族则加以批评，对“惠于庶民”的行为则给予赞扬，这固然有其本质的欺骗性，但不能讳言于民是有所顾忌的。“敬”原含警戒之意，有畏惧谨慎之心、无放纵淫荡之行，才合恭敬之实。伯各卣
由于周朝贵族是由部落头领转化而来，由小到大夺取殷商政权，先天不足也使他们缺乏气魄。因而西周统治初时尚无那种华丽和暴虐，而具有朴实和谦虚的风尚，这从当时许多政治措施也可看出。武王伐纣一举成功，正说明得道多助、民心所向。在其后的统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恰恰反映出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不难看到勤政爱民的精神。他在镇压反叛的同时，为维护社会的发展鞠躬尽瘁，从历史角度讲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至于后来下场不妙的暴君，则自食放任骄纵而失民失德的恶果。其实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开国之主和亡国之君的命运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周人从商人的神鬼阴影下走出，而看到阳光下的凡人，不能说不是聪明善良的。尚礼重法“德”属于内在修养要求，而“礼”属于外在行为规范，“德”与“礼”互为里表，构成了人格塑造的内外统一。周人认为要完成礼治，必须加强养德，这样社会秩序才会令人心服，因而礼制无疑促进了道德的深化又反过来有助于实现礼制。
体现在西周礼器上，周人与商人也自有异趣。商人礼器可谓一种奉神之器，周人礼器则含有一种戒人之意，礼器的固定化与社会的法制化是相适应的。周礼的思想和制度藏于尊爵鼎彝等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寓含着法律条文的内容，这与商人偏重祭神功能和含糊人伦界定有所不同。由西周宫室建筑看，布局合理、规整、严谨，前堂后室连为一体，显然是依照宗法礼制，将生活场所和政务场所结合，体现出完整、系统、严密的“家天下”特征。在丧葬中，成批礼器也说明周礼的森严，其中尤以列鼎制度为甚。考古学证实，列鼎数目确因主人身份高低而有严格规定，其他随葬礼器多少也有相应的配置数目，都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地位等级情况。这一切表明，西周的礼制确实得到强化，而道德自然要遵循礼制所规定的角色、如僭越，即为违礼，不愿安分守己而超越等级规定，便被视为道德品质出现问题，就会受到社会谴责。
由于周人坚持宗法制，殷人“孝”的思想也是“礼”的基础。殷人固然强调“孝”，但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而周人不但建立起“孝”的权威，而且制定出较为完备的条律。他们相信祖宗鬼魂的存在，以向先祖献孝来加强周族的团结。同时对父母的奉养、服从、尊敬更切实地付诸日常生活中。因而，“孝”这一道德要求，成为周人重要的道德纲领。他们倡导敬祖，结合社会现实，道德规范具有能动性和有效性，使“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延展到“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由宗教到伦理，是商周文化转变的重要特征。“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家族血缘扩展到政治领域，自然形成合理有机的体制。何尊
在宗法礼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道德意识也深入人心。因而，在周礼的框束下，形成普遍的道德追求，以此建构起人人必遵的道德观念，形成社会的有序运转。谁若大逆不道，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总而言之，周人的敬德保民还是要服膺天命，但比较一下《商书》和《周书》就会发现，二者在宣扬天命时所强调上天授命的条件是有差别的。《商书》在讲上天授命给有德者以及有德者才能保天命时，德的内容重神而抽象，而《周书》所宣扬的周先王之德和诉说殷纣王的不德就重人而具体。周代形成的一套道德伦理规范，归结起来不外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伦理”和以“君权”为轴心的“政治伦理”，而这也正是天命的实际内容。他们极力宣传所建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天帝的决定，“天秩有典”“天秩有理”，事实上是借用天命来神化社会的等级区分和人伦关系，遵从上天的命令和安排当然也是有德的表现。周人正是将天上人间结合起来，把“天命无常”和“敬德保民”连为一体，这体现出周人以德配天、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只有周王有权祭天，那么不管春耕秋收，他都要率臣民求佑谢恩，人们相信人事可以影响天神的那种巫术成分。因而人间治理得好，便以为天降福祚；人间治理得不好，便以为天降灾殃。久而久之，周王一方面仿佛成为天神的化身，操持着天神的诸种事务，以君临国家统率万民；一方面又必须恭谨从事，以民为鉴，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如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所说，周人极端尊崇天的说话都是对殷人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都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周人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也就是说，周人对天又怀疑又崇拜：怀疑只在统治集团内部讲，强调“敬德保民”才是治国之本；崇拜则对全社会讲，利用天命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完全是统治上的需要，而恰恰也说明周人头脑的清醒。
但是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的发展，人们的神权和王权意识都在削弱。劳动人民的逃亡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张，王室贵族之间的内讧，使僭越违礼之事层出不穷，既冲击着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也不断动摇着上帝的权威。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和诅咒，对自然界变化的唯物解释，使西周以来的统治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新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仍然宣扬自然变异是天在赏善罚恶，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的天、德、礼、孝等思想观念，则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和革新。这样，西周“敬德保民”的确曾带来过欣欣向荣的国势，但由于坚持不力，导致后世失政，最后造成西周覆亡。随着统治机构的崩溃，天命受到诘问，而民本思潮由此而兴，不能不说西周的道德、秩序完成了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建立在敬德保民基础上的天神观念，在西周时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它一方面保留了自然界百神之长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宗法礼制的保护者，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纠缠在一起分辨不清。这种情况使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形成天人关系的难解难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不能分道扬镳，道德似乎便是一种天道与人德的结合。而由于西周天命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为宗法国家作理论上的辩护，所以后来的中国文化对天命神学无论是继承、改造还是批判，都是围绕着对宗法制度的不同态度而展开。这种情形也就规定了中国文化以政治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而不是把客观解析自然万象作为积极目标。尽管后来不断有人探究人主宰万物的能量，但总是很难反拨历史的巨大惯性。夏、商、周形成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实在造就了传统观念的深刻程度。历代统治者祭祀地，表达出怎样的一种东方文化的心态？
礼崩乐坏
王室败落西周末年，由于周幽王荒淫残暴，宠幸褒姒，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诸侯的不满。申后的父亲申侯于是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周王都镐京。周幽王急燃烽火召诸侯救援，但各路诸侯因此前屡遭戏弄，拒不应召。周幽王的军队大败，幽王被犬戎杀死，褒姒被犬戎兵掳去，西周王朝就此灭亡。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在以申侯为首的其他诸侯拥戴下被立为王，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鉴于王都的颓败难以同骄横的犬戎抗衡，于是年（前770）将王都东迁至成周（今洛阳），史称“平王东迁”。因为成周地理位置相对在周王故都镐京东边，故将此后王朝名号称为“东周”，而将此前的历史时期称为“西周”。
东周初期，周王室尚辖有方600里领地。尽管与西周时相比，境况已大不如前，但仍不失天子名势。因其是周王直系子孙，所以各诸侯国还将其作为天下共主，借其名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由于西周晚期以来的政治腐败，朝纲不振，周王的名实遭到极大的损害，而藩镇各地的诸侯却羽毛渐丰，并不把周王特别放在眼里，因此整个东周实际上就是王权日渐衰微而诸侯日益强盛的势态。换言之，东周王朝不过是日渐空有其名号，而各路诸侯却在这块招牌下大显身手，到最后，索性将这面破旗也扔到一边而各行其是。因而东周的文化不是西周的平稳持续，而是在激烈动荡的局面中发生着质变。
周平王东迁后，庸碌无能，不思振作，反倒大权旁落，受制他人。郑武公初因扶助平王东迁，自恃有功，位尊言重，但还能顾及王室名分。郑庄公即位后，便不再以复兴王室为意，而处处图谋自身发展。平王晚年看到这种苗头，想重用虢公抵消他的影响。但此事被郑庄公得知，反而立即去质问周平王。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却矢口否认，深怕得罪郑庄公，于是提出交换儿子作为人质以取信。“周郑交质”的后果，一方面加深了王室与郑国的矛盾，一方面无形中降低了王室的威信。郑国作为周初大国飞扬跋扈，而其他诸侯此时相对弱小也居心叵测，这无疑给王权削弱发出了不祥信号。金盏金勺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死，周桓王立。桓王很想重振王纲，于是面对郑庄公的专横，采取强硬态度，仍准备起用虢公，以分郑庄公的大权。这事又被郑庄公知道，老谋深算的郑庄公时时挑起事端以作争斗。周桓公不为所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撤销了郑庄公王朝卿士的职位。郑庄公于是不再朝王，公然不把天子放在眼中。在这种情况下，周桓王率领王室和卫国、陈国、蔡国的军队前去征讨。郑庄公也不示弱，在纟需葛（今河南长葛）摆开军队与王师对阵。两军交战，结果周王军队大败。郑国大夫祝聃竟瞄准周桓王射出一箭，中其肩头。
作为地处中原的诸侯，且又是与王室十分亲近的郑国，竟敢对抗王师，射伤天子，应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当时并未有任何诸侯挺身而出表示谴责。郑国的反叛实是给了天子一记耳光，而放出的冷箭更是将天子的威信射落在地。葛之战是春秋初期周桓王为维护纟需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东周王室的命运。此战若胜，王室中兴或许有望；此战一败，王室声威尽成幻影。从此以后，天子更是徒有虚名，王畿领地也日益缩小，只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强权称霸
本来随着西周王朝的大势已去，东周王室已被各路诸侯轻慢。加之纟季凭借自己有利的地位，联齐结鲁，攻宋伐卫，声威远扬，史称“郑庄小霸”。郑庄公之后，尽管郑厉公仍借“尊王”旗帜风光了一阵，但好景不长，齐桓公代之而起。
齐桓公名小白，是齐僖公（前730～前698年在位）之子。齐僖公死后，由长子襄公继位。齐襄公是一个昏庸之徒，喜好酒色，诛杀无度，因而他的兄弟和群臣多往国外避难。公子纠在管仲保护下逃往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往莒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无知杀死，接着无知又被雍廪除掉，齐国君位出现空缺。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这一情况后，都回国争夺君位。在这一争斗中公子小白取胜登上君位，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齐国自管仲任相后，推行改革措施，很快振兴起来。当时北方山戎入侵，对中原造成极大破坏，迅速崛起的齐国以雄厚实力担负起保卫华夏传统的重任。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曾率领大军救燕北上，但归途中迷失方向，管仲让老马领路顺利返回，“老马识途”自此在传统文化中为人津津乐道。救燕回国的第三年，狄人发兵攻打邢国（今河北邢台县境），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不但把狄人赶走，而且帮邢国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由于齐桓公的关怀，邢国人如回家般乐于迁往新地，“邢迁如归”形象地表明了齐桓公的威望和仁爱。公元前660年，喜欢养鹤的卫懿公无力抵抗狄人入侵战败身亡，卫都朝歌被狄人攻破，并遭到大肆劫掠，齐桓公又帮助流散的卫人在楚丘建都。由于齐桓公的妥善安排，卫人忘掉了灭国的痛苦，“卫国忘亡”形象地揭示了在齐桓公的庇护下卫国人的忘国丧志。齐桓公救邢存卫，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所以当楚国日益强大时，齐桓公义不容辞地成为华夏领袖而遏制其势。由于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大不恭顺，到春秋时竟自称王，因而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鲁僖公四年（前656），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曹组成八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讨伐楚国。楚国也不甘示弱，两军在陉地摆开阵势。经过一番激烈的外交较量，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这次会盟，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使齐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提高。鲁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国君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结盟，因齐桓公在周襄王继位问题上给予大力支持，所以周襄王为表示感激特派使臣赐予祭肉，还特加优惠允准受赐时不必下拜，这实际上是承认齐桓公霸主尊位的表示。齐桓公在位43年，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为保卫华夏先进文明起了一定作用。此时天下大政，实出齐桓。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说：“五霸，齐桓为盛。”对明君贤臣的霸业都给予十分的肯定，可见天下威权天子已失而旁落诸侯矣。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把逃到宋国的齐太子昭送回齐国继位，安定了齐国局势，并以此摆开了霸主的架式。他囚禁心怀不满的滕君，惩治会盟时迟到的曾阝君，讨伐未尽地主之谊的曹君，结果引起诸侯不满。宋襄公见中原诸侯不服，于是想求得楚国的支持，结果在盟会时又大讲信用而误入圈套成为囚徒，幸亏其弟公子夷目团结宋人拒不投降，宋国才避免了覆亡的下场。宋襄公回国后仍不思悔改、好大喜功，在起兵与楚国交战时又迂腐不堪而大吃败仗。其仁义之师显然难以适应争霸战争中的需要，因而他自以为是的宏图大志也就成为世人的笑料。从中自然也可看出，因循守旧的观念在时代转型的现实中不堪一击，而天子也无心无力去过问这纷纷扰扰的时事了。
晋国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逐渐吞并周围小国以扩大势力，至晋献公时已成北方大国。由于献公宠爱骊姬引起内乱，晋国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直到晋文公回国执政，晋国才开始振兴的转机。恰在晋文公即位当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狄人进攻周王室，周襄王被迫逃到郑国的汜地避难。晋文公认识到这是“勤王”以“邀宠”的绝好时机，于是出兵击退狄人安定王室。晋军活捉了王子带，并迎周襄王回王都。周襄王把王子带杀死，晋文公也得到了“尊王”的大旗。在周襄王款待晋文公的宴会上，晋文公曾提出死后按天子规格下葬的要求，虽未被周襄王答应却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晋国从此奠定了霸主的地位。迅速崛起的晋国又经城濮之战打败了北向争雄的楚国，中原诸侯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召开的结盟大会上，参加的有齐、鲁、宋、蔡、卫、莒等国君，周襄王亲自前往慰劳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可见天子徒有名分而不得不倚重于强国。
秦国经过长期发展，到秦穆公时已占有现在陕西境内的大部土地。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四方搜求人才，以图施展大略。但由于东进之路被晋国阻塞，“秦晋之好”时断时续，于是谋求向西发展。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戎诸国，开辟国土千里有余。对秦穆公的胜利，周襄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嘉勉其称霸西戎遮护天子疆域，实质上秦国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何尝为天子考虑。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用177人殉葬，反映出秦国落后野蛮的一面，秦国很有才干的子车氏“三良”也随穆公命赴黄泉。虽然从今天考古发现的秦国文物看，其都城的建筑、国君的陵墓都规模宏大，但思想意识上毕竟不如中原地区发达。因而自穆公死后，终春秋之世，秦国也再无上乘的表演。
楚国是南方豪雄，诸蛮相继归服，其君熊通于公元前704年率先于诸侯中称王，表示出对周王朝的蔑视和不满。其北上企图先后受到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打击，直到少年庄王即位后才一鸣惊人。时值齐、晋、秦等大国后继君主皆才干平平，因而也给庄王提供了有利的机遇。楚庄王八年（前606），大军开进周王室的国土。周定王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却向他打听周王九鼎的大小轻重，毫不隐瞒觊觎王权的狂妄企图。不久楚庄王胜晋服宋，赫然称霸中原。因而侯母壶楚国在庄王时期声势最大，但随着庄王的去世，楚国霸业也中道而落。铜禁弭兵峰会
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主要是晋楚两国。它们各有自己的属国，形成两大势力集团。在长期的争霸过程中，它们都企图压倒对方，占据有利的地位。而天子形同虚设，表面虽拉着架势，内心却不时地恐慌。春秋中期，晋楚两国内部出现麻烦，所以晋楚两国的矛盾相对变得缓和。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国华元和向戌先后出来撮合了两大集团的“弭兵”。
第一次“弭兵”是在晋厉公二年（前579），在华元的奔走下，晋国的大夫范文子士燮同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外结盟“弭兵”。盟约有3个内容：晋楚休战并共同保卫双方国土，开通两个集团之间的道路交通，共同讨伐背叛晋楚的国家。接着晋国的邵至到楚国签约，楚国的公子罢到晋国签约。
但此盟约也只维持了3年，两国又发生争端，因此爆发了鄢陵之战。战后，两国内外局势更加困难。晋厉公眼看晋国大贵族势力抬头，有压倒国君的可能，于是残酷打击贵族势力。而贵族势力也并非软弱可欺，于是演出了龙争虎斗的幕幕恶剧。晋厉公先诛杀了势力最大的邵氏，接着却被栾氏和中行氏联合杀掉。栾氏杀掉厉公后，随即成为众矢之的。范氏趁栾氏家族内部产生矛盾率先发难，赶走其族长栾盈并诛杀其同党。栾盈由楚到齐又回晋，在魏氏支持下打到国都，但后又失败被灭族，于是晋国内部斗争更加紧张。
楚国内部也不安定，楚共王有5个儿子，他自己不立继位的太子，却将璧埋在宗庙殿堂内，让5个儿子入庙拜祖由神决定，谁压到璧谁就是继承人。结果3人沾边，2人无缘，造成楚共王死后祸乱不已的局面。其时吴国在晋的支持下也强大起来，并参加了由晋主持的中原诸侯结盟，楚国在这种情势下当然希望休战。此时晋国赵武执政为中军元帅，下令减轻给晋国的贡赋（这种贡赋原应缴纳给周王，春秋时霸主代替了周王而纳此贡敛），并针对各中小国厌战情绪放风说：“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赵武的话很快传开，宋国的左师向戌与华元一样地位较高，又与晋楚两国的执政大臣要好，所以最终促成第二次“弭兵”。公元前546年夏，晋国中军元帅赵武、楚国令尹屈建和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国的执政大臣，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休战，在盟约中规定晋楚的从属国要定期朝见对方的盟主，这就意味着小国要向两家盟主缴纳贡赋。可以说，天子早已被撇在一旁，霸主完全凭武力决断天下大事。“弭兵”盟会召开后，中原几十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各国有了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而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则都采取了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措施。这样，诸侯争霸开始转向国内兼并，新力量的崛起不由得使各诸侯担心起来。诸侯更递“弭兵”盟会后，各国相应整顿内部，但矛盾亦由此上升。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而转向“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齐国大权由崔杼、庆封二人把持，公元前548年崔杼杀庄公立景公自任为相，齐国史官据实以记竟然被他杀死。后来庆氏乘崔氏家族内乱将其吞并自任“当国”，竟数日不上朝理政而让有事者到他家请示。庆封专权仅一年便被其下属赶下台，经过走马灯似的轮番表演，最终被深得人心的陈氏掌握了政权，此后姜姓齐国的政权危机也就日益临近。
相对而言，郑国子产的改革措施深受欢迎。最为出名的措施是他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一做法受到很多持有保守观点之人的攻击。他们认为，法律应由官员掌握秘而不宣才好控制小民，倘若公布于众百姓就会根据法律同贵族理论。子产取信于民而深得民心，百姓编歌谣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由此可看到子产远天近人、轻君重民的先进思想。郑国正是在子产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成功。他多次顶住了晋楚的强权压迫，保卫了郑国的利益和独立的尊严。
宋国自襄公后积贫积弱，内患无穷。到宋景公时仍祸乱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强宗大族擅权，政治因循守旧。宋景公晚年倦于上朝，无心听政，由大尹上下其手，左右其政。景公死后大尹作祟，引起六卿强烈不满，六卿立昭公为国君，并相盟说：“三族共政，无相害也。”既提出三族共政的原则，国君自然无权可言。
鲁国政出“三桓”，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联手将公室瓜分，三家把国君的土地和人民皆归自己，而国君只能享受三家供给的残杯冷炙，可见公室的卑弱。鲁昭公不满而起兵讨伐，结果大败而流亡国外，鲁国怎能不到“民不知君”的地步？
卫国则在父子争位的倾轧中，内亲相欺，骨肉相残，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反目成仇。引发两次工匠起义，一君被杀，一君流亡，旧贵族走向崩溃，国人起而反抗，维系旧秩序的礼教不断受到重创而名存实亡。
楚国政局亦动荡不安，祸乱连连。从康王到灵王到平王，一个比一个残暴狡诈，都是以阴谋手段篡权，而后又宠信奸佞，恣意妄为，因而国内贤能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被迫出走。譬如楚平王宠信两面三刀的小人费无极，致使楚国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费无极首先排挤掉拥立平王的功臣蔡太子朝吴，接着让平王将太子建的未婚妻占为已有以挑拨其父子关系，又设计把太子建调出王都安置在城父。过了一年，他又捏造说太子建与其老师伍奢要谋反，平王本因夺了太子之妻怀有戒心，于是派人拘捕了伍奢并迫杀太子建。伍奢被捕后，费无极要平王斩草除根，导致国内政治更加腐败。楚国执政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欺凌邻国，致使国力每况愈下，根本无法与吴对抗。
吴国自伍子胥帮助阖庐物色刺客杀死吴王僚后，阉庐大权在握，却也是能干之君，他“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伍子胥推荐伯喜否为大夫，推荐孙武为将，屡屡攻楚，使楚疲惫不堪，“楚于是乎始病”。最后郢都终于被攻破，相传吴国君臣曾强以楚国君臣妻妾为自己妻妾以侮辱楚国。伍子胥则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楚国郢都被破之时，爱国之臣申包胥则到秦国请求救兵，秦人本不想救楚，申包胥靠着宫墙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于是救楚。吴王闽庐亦被认为是春秋霸主之一不无道理，因为此时天下论威权而不重名目，天子只有侧身一隅而心有戚戚矣。
正当吴楚争霸斗争激烈进行时，越国也逐渐发展强大起来。越国曾在吴楚之战时袭击吴的后方，因而当年轻的勾践即位时吴王阖庐发兵攻越，不料勾践用计大败吴军，吴王阖庐被越将用戈击伤，并于回军途中死去。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发誓要报杀父之仇，这就种下了吴越的仇根。公元前494年，夫差兴兵伐越，越王被迫请和。此后勾践卧薪尝胆，休养生息，整饬内政，强化军事，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夫差二十一年（前472）攻破姑苏城。夫差向勾践请降称臣，希望不要灭掉吴国，勾践有些不忍灭吴，范蠡说：“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勾践拒绝了夫差的恳求，只答应以百户为之养老，夫差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于是就拔剑自杀了。勾践灭吴后，率越军北渡江淮，同齐晋等诸侯在徐州相会，致贡于周元王。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为侯伯。勾践率军返回江南，俨然又是一位霸主。
此后越国实力大增，直到勾践六世孙时，还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来楚威王起兵击越才将其打败，楚国全部夺去被越国占领的吴国土地。越君被杀，诸子争立，内部互相斗争，都向楚国臣服。旧破新立
到春秋末年，兼并加剧。晋国卿族本有11家，到晋出公时只剩4家。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韩、赵、魏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私自瓜分而不给晋国公室，晋国君对此十分恼怒，但自己又无力惩罚他们，于是向齐国和鲁国求援，想借齐、鲁军队讨伐四卿。四卿于是联合起来先向晋君发动攻击，晋出公仓惶逃往齐国，结果在半道上死去。此时知氏势力最大，联合韩、魏又围攻恃强的赵氏，赵氏危在旦夕时听从谋士建议，联合韩、魏反攻知氏，结果将知氏首领知伯瑶活捉杀死，三家瓜分知氏领地，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三家灭知氏后，晋国君幽公只保有国都绛及曲沃两地，十分畏惧，反而要去朝拜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被承认为诸侯，晋国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齐国田氏也大权在握。田常杀齐悼公立齐简公，又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为相专断国政，实际上已夺取了姜齐的政权。同时，田常对外与诸侯交好，对内诛杀强横大族，使齐国内外安定。田氏私邑超过平公食邑，又大选美女充作妻妾，据说死时有子70余人，俨然齐国国君派头。到田常的曾孙田和时，他把齐康公赶到海上，然后请求魏武侯帮助他立为诸侯。魏武侯派人向周安王说情，周安王也就同意，于是齐康公十九年（前386）田和立为诸侯。重鳞纹有流鼎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从表面看好像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之争，实际上是新的封建势力对旧的贵族势力的征服。从周平王东迁始，周王朝就纲常不振。西周时建立的宗法制度到东周时诸侯称霸的境况下日渐崩溃，而周天子也不过成为毫无实权的傀儡，名存实亡。诸侯们初时还顾及天子的脸面，假惺惺地供奉着身不由己的共主，这不过是畏惧承担传统意识下的恶名，害怕遭到天下共讨之的恶运；同时也不能说没有维护传统观念的因素，假天子之名行扩张之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起的豪强显然不能墨守陈腐的旧规，因而“礼崩乐坏”也就是无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衍进，诸侯内部也必然面临变革，上行下效，始乱终弃，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打破落后的旧体制也就顺理成章。因而，“落花流水春去也”，“只道天凉好个秋”，或许令人产生无限的感叹。但历史毕竟铁面无情，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走着自己的道路，而这一切映现在中国文化上便印下它苍凉的轨迹。
文化一统
皇帝名号的确立公元前221年，强秦扫灭六国，实现了几代君主梦寐以求的夙愿。秦王嬴政（前259～前210）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了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遂令群臣讨论君主尊号问题。尽管博学多才的官员们歌功颂德地提出“泰皇”称谓，但秦王嬴政并未完全采纳群臣的意见，而是只采用了一个“皇”字，又下加一个“帝”字，“皇帝”于是成为至尊的称号。由于这是秦朝历史上的首位皇帝，故又称“秦始皇”，以标榜开新天下的功业。“皇帝”称谓的出现，绝非帝王名号简单的变更，它反映了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一个新的统治建立。“皇”谓远古传说中英明盖世的部落酋长，“帝”谓人们想像中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皇”“帝”连称，是表明德高三皇，功过五帝，拥有极高的权势。与此同时，秦始皇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把皇权神圣化的措施，如废除古代的“谥法”制度，不准下一代皇帝为前一代皇帝定“谥号”；把一些常用字眼定为皇帝的专用名词，如称命为制，称令为诏，称印为玺，称己为朕，不准僭用。自此以后，“皇帝”便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君主的专用称谓，那些强化皇权的规定也成为世人不可冒犯的律条。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绵延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才被彻底废除。封建体制的构设秦朝在确立“皇帝”尊号的同时，为了有效地加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秦始皇像构和严密的郡县行政。
在中央机构中，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即廷尉、治粟内史、奉常、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三公”中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及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三公”之下的“九卿”中，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奉常掌祭祀，典客掌外交关系，郎中令掌皇帝侍从，少府掌皇室收入，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族事务。无论“三公”还是“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一律不得世袭。
中央政府机构之下，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度。这是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而废除封国建藩传统做法的一个创举。这项制度符合专制皇权和天下统一的要求，形成广大有序的封建统治网络。郡设郡守、郡尉、郡监，其组织机构与中央政府略同。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令长为一县之首，掌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下设尉、丞，尉掌全县军事和治安，丞为令、长的副手，掌全县司法。偏远地区则设道，由啬父掌事。县以下则设乡、里和亭。乡设乡官，如三老、啬夫和游徼，分掌教化、税收和治安。乡以下为里，里设里正或里典，负责行政事务和组织生产。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亭，亭设亭长。秦初始将全国分为36郡，后随边境的不断开发增至40郡。
通过层层政府的有效辖制，秦朝将天下权力汇集中央。这无疑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过于周密苛细的管理制度，也严重地束缚了各地的活跃因素。尤其是秦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不仅没有使秦始皇达到传位永世的预想，而且在他死后不久天下就分崩离析、改朝换代了。秦始皇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也采取相应的严厉措施。首先，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财政大权，丞相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并贯彻实行皇帝的命令，各郡县则负责治内的征收租税和征发劳役。每年各级政府都要上报国家财政情况，经核实后评定政绩优劣给予奖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县级首长必须及时检查县属官员的财物与账目，如有亏损必须赔偿，另外还要供应来县办事的中央官员的口粮。可以说，郡县实际任务就是为皇帝搜刮百姓脂膏，还要镇压他们的不满和反对。秦代严密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财政分工，严厉的财政立法，严格的财政监督，严明的财政奖惩，继续承袭着战争年代秦国的财政体系而发展，但显然有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和平建设时期大一统帝国的要求。更为可悲的是，秦代统治者不但没能进行政策的及时调整，而且其种种暴虐行径使财政机构不能正常行使职能，甚至使生产管理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后果当然不可料想。
其次，制订土地政策，确认土地私有。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全国民众向国家呈报占有耕地的实数，国家据此进行土地登记并征收田租。这项政策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不仅是秦国土地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对各国土地制度发展现状的概括和总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玡刻石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说明皇帝即国家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而“使黔首自实田”，又说明皇权已承认全国臣民拥有土地的世代继承和支配权。由此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的两极结构，它既不是完整的国有制，也不是完整的私有制，而是国有与私有的综合体，这就使土地所有权具有不定性和流动性。土地所有权被国家和私人双方分割，表面上看全体社会成员有了人身自由，实际上民众还要依附土地提供赋役。“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足见封建土地制度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有效手段和经济基础。
再次，为了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秦始皇实行迁徙豪富与移民实边的运动，直接调配全国人口。就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天下豪民置于首府直辖之下，不但消除了动乱的隐患，同时加强了关中地区的经济优势。可见这种“强干弱枝”之术，实是强化了中央对四方的多重控制。随着边疆地区的不断扩展，秦始皇又更大规模地进行移民实边活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徙黔首三万户琅玡台下”。三十三年（前214），任蒙恬北逐匈奴，沿黄河一带设置44县，“徙谪实之”。在南部则略取“桂林、象郡、南海，以逋遣戍”。这些措施有利于巩固、开发边疆，也促进了各个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但由于迁富豪、罪民活动过急过猛，完全依靠封建政治强制推行，没有顾及到迁徙者的经济利益，故使天下动摇，民怨沸腾，陈胜、吴广起义便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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