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三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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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试读：

我总记得，那是2001年五月。老式的北大礼堂，舞台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大概有“新青年新音乐”字样。换场时，猩红色的大幕合了又开。主持的女孩每个字都念得又圆又整齐，像是声音的仪仗队。有一刻，也许女孩自己发挥了。她说，下面将要出场的歌手，他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英俊……大幕正在打开，朴树站在舞台中央，他瞪大眼睛，看向女孩。观众哈哈哈地笑着。《白桦林》的前奏已经响起。

朴树、许巍、“新裤子”，都出场了，那时的大学校园，他们正流行。但有些人，我是第一次听到，“野孩子”、胡吗个、周云蓬。胡吗个的名字逗，歌名也逗，《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野孩子”四个人，一字排开，唱的真是西北民谣——我认出了其中一首，在兰州读书的同学曾经唱过，她说，那是新疆来的调子。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胡德夫。他弹着钢琴，第一句简直像崩了一座山，“Standing on my land……”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年轻音乐人。他们又歌又舞，唱了很多个“娜鲁湾”。

我那时有一个模糊的感受：一样是民谣，台湾的音乐人看起来那么干净，健康，那么现代，而大陆的民谣歌手和他们比起来，那么——土。

其他观众也许和我想法类似，并且大大方方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周云蓬上台之后，轻轻弹着吉他，并不唱歌。他说，大家为什么不对自己本土的音乐人好一点呢？

关于这场演出，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记忆出错了。我找不到这场演出的资料。在互联网时代，这几乎等于没有发生。或是，我把几场演出混在了一起？我努力向记忆的暗处搜索，细节纷纷跃出，却也越来越固执：就是那个晚上。因为我最记得的，是周云蓬这个镇定、通透的问题，而只有在这样的一台演出，这个问题才会这么合理。

也是2001年，“野孩子”开了河酒吧，拐个弯是乡谣。后来有了更多酒吧，live house。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朋友去看民谣演出。酒吧、live house的椅子通常都不舒服，但是空间正合适，舞台和观众不远不近，中等距离。我就是个中等距离的听客，花钱去听，听完也就走了。偶尔，听接近民谣圈的朋友（当然都是美丽的女孩）谈起他们的八卦。又说，其实他们很穷，演出费不高，经常坐火车去各地演出，一去好几个月——多去些地方，才能赚到钱。

当时我已经在媒体工作，察觉一些东西，那些特别又即将消逝的人事，逐渐成了职业本能。我朦胧地觉得，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一群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不是校园，不是音乐厅、体育场，甚至不是录音室，就是在大地上。曾经诞生了《诗经》、《古诗十九首》的大地，野草丛生。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土”的原因。土，也就是生命力。

我想，应该有人写下这些民谣音乐人，火车上的流浪歌手。但是，谁有能力写呢？谁能写下音乐、写下诗人？我也并不知道，这股风潮会如此短暂，唱片业衰落，酒吧、live house一家一家关掉，音乐节和真人秀迎合、主宰了都市年轻人的音乐口味。一个漫游、歌唱的时代结束了。

阅读叶三的书稿，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感受。那些我听过的和没有听过的人名，我想知道却从不知道的故事，一一出现在了叶三的书里。

我是来到“正午”之后认识的叶三，后知后觉地关注了她的微博（两三个月后，她不知踢出了谁，把我纳入，保持了关注人“333”，一排银钩一样的数字）。我想，这个人文字真漂亮，每条微博都像一次修辞练习，语言的自由体操。而且，这些练习基本都用在骂人上了。

生活中的叶三，和网上那个凌厉刻薄的“三爷”一点都不像。

每次我去北京之前，她都问，大头，你要来住我家吗？（我的另一个选择是谢丁家）第二天她就像失忆了一样，又问。到叶三家，书房的折叠床还没有收——前一天有别的朋友借宿。叶三家白天常拉着窗帘，冬天有些阴冷，有朋友说是古墓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叶三喜欢召集朋友去家里，周六晚上，七八个人一起看《我是歌手》，电视里人唱着，大家却安静，坐在沙发上、地上，都在看手机。有点诡异的场景。

又有一次，叶三专门开车到机场接我——就为了提前听一个八卦。像她的文章一样，一个冷冷的张爱玲，杂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汪曾祺。

如果不写作，叶三可以去开车。在西北的高速公路上，叶三的车像一只鹰，向猎物俯冲。在城市里，叶三总嫌前面的车太慢。一边骂一边超车——并排时减速，看看那个司机：“果然是个打电话的傻”，或，“果然是个女司机”，然后意识到我坐在后面，“啊，大头，你骂我吧。”我就是他们嘲弄的女权主义者。

叶三是个讲义气的人。她总说，朋友比工作重要。她也很高兴地承认，自己对人不对事。对朋友，对她看重的人，她就像书里写的，“既吃软又吃硬”。只要对方示弱，她就心软。有时候生气了，偷偷抱怨一阵，又说，算了，我去骂粉丝泄愤。那些刻薄，是她能到达的极限，在内心，叶三是个很暖的人。

这就难怪了。每次看到叶三的文章，我都惊讶她拿到这么多细节（她总是炫耀说，还有更多的不能写）。这些音乐人掏心掏肺地，跟她讲自己的故事。最后，他们都成了朋友。要写下他们，写下过去这十多年的音乐往事，还有谁比她更合适呢。

和叶三成为朋友，是我在“正午”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她让我重新思考友谊的内涵：真诚，重承诺，愿意付出。我也觉得幸运，有这样写作上的同志——令人妒忌的才华，和在其他领域的无能。

在“正午”工作的这段时间，非虚构写作，像镀金大字一样浮现出来，或许，我们也帮助塑造了这一潮流。叶三的这本书，必定是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在哪个层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同时，我也知道，对于叶三来说，还有更高的文学挑战。推荐你阅读《我们唱》，并且，期待叶三的下一部作品。序叶三的椅子文|谢丁

三年前，我搬到常营没多久，就说动叶三也搬过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房子，是一套两居室。客厅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家具，落地窗前有一个简陋的木架子，搁了一盆植物，阳光照着花盆，清淡的孤零零，地板上丢了些小板凳。一个老头独居。出门下楼后，我们俩都说，这个不错。我说不错，是因为这套房子太像叶三了。

搬家前，叶三请人刷了一遍白墙，订了窗帘。窗帘对叶三来说很重要，后来我常去她家，窗帘总是拉得死死的，偶尔透个缝，阳光像贼一样偷进来。我们去宜家买沙发买床，一排书架，各种灯具，大地毯，她又在淘宝订了一批铁艺木桌，这个房子就被叶三占满了。房子里也有大型植物，感觉总缺水，还养过鱼，每次她出差回来，几条鱼都散在各处，被那只怕生的猫吃得七零八落。能在这儿活下来的，只有她和那只猫。

房间里的东西都很新，唯一从旧居移来的，只有一把椅子。

椅子很轻薄，可升降旋转，除了金属支架和扶手，其余都是薄薄的一层皮。我胖的时候，不敢坐上去，怕塌了。这把椅子躺在书房里，平日很少露面，有时我们人多吃饭，才搬到客厅当餐椅，独占一个方位，留给最胖的那个人。坐过几次你就知道它其实很结实，又有弹性，像浮在一张飞毯上。叶三大多数文章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写的。

我认识叶三七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也一起旅行过，说了太多太多话。很多人都说，叶三的文字是发光的，常有金句，其实她生活中说得更多，只是这些句子说出来就消失了，溜走了，如今我一句也想不起来。我好几个朋友都有一种本事，能记住别人说过的话，写作时顺手拿来，形神兼具。叶三也有这种本事，形容某个人，只需短短几笔白描，配上一两句直接引语，活灵活现。我却不行，什么都记不住，经历的人和事都像被抹去了细节，只留下模糊的影子。我是隔着毛玻璃看世界，看时间，看这过去的七年，叶三在我这儿全都模糊了，余存一把清晰的椅子。

也有很多画面，但没有声音。比如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蜷着腿，一只猫警惕地蹲在地毯上，阳光只有一缕，而她躲在暗处，盯着手机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我最常见到的叶三，就像一幅油画，平静慵懒的深处藏着一丝不安。还有一些动态的画面，她喜欢收拾屋子，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碗筷放到厨房，清理桌子扔到垃圾桶，我眼前就总是一个影子在晃动。这些画面和影子，像反复播放的老电影，构成了叶三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叶三可能是温暖的，迷糊的，甚至是家常的。但我隐约觉得，叶三的世界不在这个客厅，而是在书房，在那把椅子上，她坐在那里用写作抵抗这种生活。

我从未亲眼见过她在书房写作。那个房间总是拉着窗帘，一扇通往阳台的门永远敞开，阳台是那只猫的空间。遇到她出差，我偶尔会去阳台换换猫砂，加点儿猫粮，然后我退到书房，盯着一墙书架，发会儿呆，或者坐到那把椅子上，想沾点才气。还有几次聚会，客厅人很多，我躲进书房，尝试坐在椅子上看会儿书。还是有魔力的，隔着一堵墙却是两个世界。

叶三总是清早交稿，所以我猜她是在那把椅子上熬夜通宵写完的。有时我也见到她躺在客厅沙发写东西，但我私下以为，她认真看待的文章，她想进入的文学世界，都得回到书房完成。

在文学世界，我只是偶尔能遇到叶三。我们可能喜欢同一个作家，同一本小说，喜欢的作品里含有一种共通的气质，以我粗浅的理解，那是一种雾蒙蒙的氛围，冷，阴冷，平静的绝望，缓慢的不知方向的行走。但我止于此，留在这氛围里暗自叹息，而叶三却从这种绝望中诞生出写作的力量，找到载体，描出她自己的氛围：她的声音和腔调，不在故事，不在好看的细节，而是藏在了句子里，每个句子都是她单独的表达。这也许就是她无法复制的风格，没办法，她写什么都行。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叶三在常营写成的，而且应该是在夜晚。从我家步行到她家，不到五分钟。有时深更半夜我出门遛狗，偶尔走到她楼下，能望见模糊的灯光，窗帘依旧拉得死死的。我想我们都是那种喜欢夜半歌声的人，只有在午夜才能观察自己的灵魂，看看它往下坠到何处了。写作只是暂时的抵抗，我们终究是往下掉的，哪怕一把舒适的椅子也不管用。

对叶三和我们这些人来说，生的乐趣，也许就是在那个坠落过程中彼此望见的几眼。自序和朋友们在一起

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到如今转眼六七年，我还是不太明白——也包括对生活和写作。《我们唱》是我的第三本书。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目都写在常营，首发在“正午”。这篇自序之前的两篇序言，由我在“正午”的同事郭玉洁和谢丁所作。郭玉洁和谢丁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挚友与良师。可以说，没有他俩，就不太可能有这本书。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俩对我的包容和帮助是无限的。特别是，读完前面两篇序言，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了解和理解比我以为的还要多。感谢他俩。

感谢这本书的编辑罗丹妮。是他们的耐心负责，把我从懒惰和随波逐流中打捞出来。在我看来，当下，好编辑比好作者更为难得。罗丹妮是个非常出色的编辑，能认识她并和她成为朋友，是我的幸运。感谢她。《我们唱》写的是一批音乐人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之间，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也夹杂在此。我很喜欢这个形态。我写的这些音乐人都是我尊敬并喜爱的，在书里，好像我们真的一起走过了一段生活。感谢所有接受我的采访，并允许我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的音乐人朋友。

感谢为我绘制封面的诗人袁玮，及书名书写者方闲海老师。他们与我写到的这些音乐人一样，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愿我没有辜负大家。

感谢曾帮我纠正文中错误的“正午”读者。无法一一具名，我很遗憾。感谢你们。

感谢为我撰写推荐语的冯唐、张晓舟、仁科和阿茂，老狼，和张玮玮。难为你们了，感谢。

最后，再感谢一下“正午”。对我而言，“正午”不仅是一份工作，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它还承载着我对写作的期许和尝试，对友谊的渴望和寄托。在“正午”的这两年多，我收获良多，感谢每一位同事。我也乐于看到更多的“正午”作者能够出版更多的纸质书，这不仅是出于对网络传播的不信任，更多是因为，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唱》的写作和出版不能算很艰难，当然，也并不简单。临到付梓，我仍感惶恐。对于写作和生活，我想，与我第一次出书时相比，我的进步是，我已不再去试图搞懂它们。所以，写完这篇序的最后一个字后，这本书我便不去想了。我只能说，在还能够写的时候，我会一直写下去，尽量心无旁骛，尽量勤奋。岁月无尽，而我希望我始终有情。我走过的一条路

从七岁到十八岁，我走这条路，每周至少一次。

我从护国寺大街上奶奶家的院子出发，往东，经过人民剧场，护国寺小吃店，还有一个花店。这条街挺热闹。早上很多人从护国寺小吃店出来，跨上自行车回家去，车把上挂一袋油条，车铃叮咚叮咚。人民剧场门口有演出海报，还有一对很慈祥，很新的石狮子。花店里卖很香很香的兰花（非常难养），很小的小金鱼，还有各种盆景。如果出门早，我就进花店去转一圈。花店很深，阴凉，转一圈出来，好像能沾上一点花香似的。

这条街很窄，但是不堵车，因为没有汽车往里开，那会儿大家也都没车。

经过花店，右转往北，进入一条小胡同。它是不是叫棉花胡同？忘记了。胡同里没什么人，偶尔一辆自行车轻盈地经过，“嗖”一声，也不按铃铛。“人散市声收，渐入愁时节”，我那会儿还没读过。胡同曲曲折折，挺长。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出门，就在这条胡同里，从背后撞上一个穿睡衣提菜篮的大妈。那年我八岁，跟九岁的表哥骑车去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大妈绷着脸瞪了我半天，挥手让我滚蛋——大妈腿上还带着自行车轮胎的黑泥印。

胡同里一户人家，有很高的灰围墙，爬山虎从墙里探出来，沿着电线爬到胡同另一边的灰墙，洋洋洒洒地铺满。一张具象的抽象画。春天它嫩绿，夏天碧绿，秋天金黄，冬天灰色。每年三月的某一天，灰色的藤条尖上，会冒出一个个娇嫩的试探的小圆圈，那是新枝。春天就真的来了。

我喜欢那面墙，每次经过，我都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觉得它就是“美”。

灰墙过去再走一会儿，左转，是新街口南大街。我过马路，穿进前公用胡同，到西城区少年宫。西城区少年宫是以前的王府，极体面的一所大宅。我每周六来这里上大提琴课。小学四年级，我被吸纳进乐队，每周日排练。于是每周我又多走一次这条路。四年级之前我力气小，我爸提着琴送我来，后来我长大了，就自己背着琴来回。

好多个夏天，我在少年宫院子里的树荫下拉琴，我的老师倚在门口，抽烟，笑眯眯地听着。他是个脾气奇好的中年人，十年里我没见他发过一次火。他总戴着一顶鸭舌帽，一年四季不摘。

那条路，每次走，我都希望它永远不变，除了爬山虎。它可以变。我背着琴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我以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日子在前面。二重奏1

对于一个曾在乐团中度过十年时光的业余乐手来说，排练之前的对弦声几乎是伟大的。首席小提琴手站起来，一个纤柔而稳定的标准音A——紧接着，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小号、长号、圆号、巴松……涓涓细流，海纳百川。整个乐队齐声哼起来了。然后指挥登上指挥台，扬起手。

我坐在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一边感慨万千，一边心虚。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十五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眼下，音乐总监余隆与我隔了五六个座位，正器宇轩昂地坐着。一分钟前，他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认真点！清场！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大鹏生于1982年，小学毕业前在深圳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初中一年级随家人搬到北京，考入北京艺术学校。当时，北京艺术学校挂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名下，所有老师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外地来京的艺术生眼中，这所私立中学是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

1995年，北京艺术学校位于丰台区，学费一年两万五。

从小，大鹏就是个很乖的孩子。除了他，他家没人学音乐。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也懵懂，上大学前一直处于“哎，我觉得你拉得挺好的”，“啊，是吗？”的状态。“觉得就是得拉好，我得练琴。别的没有了。”

艺术学校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是文化课与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而初中之后就不再设数学课。这些学生注定将来要吃艺术饭，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升入音乐学院，没有别的选择。

艺术学校是封闭寄宿式的，像一所军校，宿舍里没有电视，平时的娱乐仅限于聊天和打球。大鹏说，他的同学都特别刻苦。有一些要考托福的疯子六点就起床，“我还没吃早饭，人家已经背了两百个单词。”

在这些刻苦的同学中间，大鹏仍然算是非常乖。每人一间琴房，琴房里一架钢琴，几把椅子，一个人。老师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听听哪个房间没声音了，偷懒了，便敲门进去看看。大鹏从来不停，他连中间休息都没有，上下午各两个小时一口气练到底。吃完晚饭写完作业，他又回到琴房拿起琴，一直到十一点熄灯。

练琴是件枯燥又辛苦的事。从音准、音质，到左右手的配合，每一弓的振频振波要一样，耳朵又要随时判断有没有跑偏，身体极为紧张，而肌肉又需要松弛，每分每秒，人都在理性和感性之间与肉体较劲。年轻的学生喜欢攀比，一首技巧性的练习曲，有人能两分半拉完，那就有人追求两分二十秒，两分十秒……而技巧还是容易达到的，音乐的张力和表现力等软功更需要长年的训练和磨炼。

大鹏的少年时光，简而言之，便是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初二那年，大鹏父母找了个专家给他把脉。专家一家子都是专业拉大提琴的，专家号称世外神人，名气很大。大鹏拉完，专家跟大鹏妈妈说：“让你儿子改行吧。”“我当时特佩服这老头，够直率，”大鹏说，“他可能认为小孩听不懂。”然后他马上感染肺炎，住了一周的院。“我这个人心特别重，我就觉得，我真那么差吗？那我也太笨了。”

四年后，大鹏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年考生共二十一名，录取七人。大鹏的应试曲目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最终，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大鹏的主课老师还是艺术学校的老师，同学也都是熟悉的。他觉得顺理成章，以后肯定这辈子就吃这碗饭了，“再改别的也真的来不及了”。

得知我六岁开始业余学大提琴，十二年后彻底放弃，大鹏说：“太可惜啦。”我说，当时家里人觉得专业干这行，路太窄。大鹏说，也是。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有些读了两年就去了欧洲，也有的最后留校当老师，放弃的也有，“这个行业女孩儿还是蛮吃香的，女孩儿拉大提琴就会让很多土豪觉得好美，好迷人……然后就全职太太了”。他对我眨眨眼。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九十名乐手，十四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五十二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

2015年5月25日傍晚，乐手们从排练厅中鱼贯而出，散到附近的街市上找饭食。演出将在两个小时后正式开始。比起演出，我其实更喜欢看排练。那轻松的谈笑，配合到妙处忘情赞叹，用琴弓敲击谱架的杂响，间歇时偷偷拿起藏在椅子下面的茶杯，这一切都让我怀恋。好像我曾经接近而未能达到的生活就呈现在眼前。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令人艳羡。

但如果只看手，会误认为大鹏是个干体力活儿的老粗——他的手骨骼突出，骨节粗大，两手手心和左手五指上都覆着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苦练的结果。吃完一屉蒸饺一碗粥，大鹏从车后备箱里取出黑色燕尾服和白衬衫，对我挥挥手，又钻进了后台。

演出铃拉响的时候，我在翻看目录。这场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像是爱乐乐团的一次团拜答谢会，曲目从威尔第、多尼采蒂、瓦格纳到《二泉映月》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应有尽有；嘉宾指挥共十三名。我身旁衣香鬓影，一片盛世景象。当鲜花堆满舞台，著名导演冯小刚举起指挥棒挥响《祝你生日快乐》时，我偷偷起身，从侧门溜了出去。2“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近来在没落当中，”小管面带沉痛地说，“这是一件很让人悲哀的事情。”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小管二十岁，中国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他颀长明朗，一副阳光美少年的模样，我很难把他的沉痛当真。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时，复院人李凌说：“中国音乐学院是周恩来倡导办起来的，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校。”1987年，中国音乐学院从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旧址，逐步迁至健翔桥畔新校区，那时候小管还没出生。

2015年五月初的一个午后，小管与我漫步在校园里。周围四处张贴着民歌演出的海报，几个穿着燕尾服和大蓬裙的男女经过我们，快步走到校门口打车——那是刚考完声乐的学生。“看，我校的著名景点‘高山流水’”，小管指给我：一摊绿水，几棵树，一座假山，三两带着孙子玩耍的老太太。我们穿过他们，走进琴楼。

琴房就是我想象中的琴房。四壁徒然，简单的椅子和谱架，墙上贴着考试时间表，钢琴上架着的谱子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只是钢琴一律全是大大小小的斯坦威，见我表示惊讶，小管说，学校不缺钱，“我们校长的口号是：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音乐学院”。

走廊一端，一行面色疲倦的学生正在机器前握着学生证排队，预约练琴时间。小管说，这会儿正是期中考试的时候，平常琴房也常是满员，因为很多学生随时准备着参加比赛。小管很少在学校琴房练琴，也从不参加比赛，“我不感兴趣”。

小管出生在1995年，他家算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民间艺人——“拉二胡的”；舅舅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和笙专业，现在京郊开提琴厂，产品销往欧美；小管的舅妈拉小提琴，父亲学声乐；小管这一代则学的全是西乐：表姐和表弟学大提琴，他自己先学小提琴，后改中提琴。

四岁起，小管每天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那时候完全学不进去，完成任务就行”。我看看他的手，十指修长，是肥皂剧里扮演提琴家的演员的手。“我们的生活状态相当舒服。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自由时间太多，一直属于散漫状态，经常在外面玩，结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关在琴房里面练琴的……我是中间那种。”小管晃晃悠悠走在我前面，又回头笑笑，露出极健康的牙齿，“虽然我不算用功，但在中提琴这行里，我成绩还不错的。”

小管应该是那种非常聪慧活泛的学生。读音乐附中，其他同学住校，他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很早就独立生活。十六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组了个管弦乐团，同学是钢琴系的，专业好，演出多，人脉广，负责外联；小管在学校里招兵买马。把乐队挂靠到熟人一个文化公司底下走账，两个还未成年的合伙人便可以签演出合同了。

那时候，小管他们的管弦乐队在万豪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一千元。小管不仅是合伙人，还是艺术总监，曲目都是他定。一开始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换了个经理，要求改成流行歌曲，加弹唱，“我特别生气，”小管说，“把我们原来的档次全部给拉下去了。”

有一次，小管家人认识的一个香港经销商找到了他。“老爷子七十多岁了，业余爱好作曲，还喜欢拉个小提琴，琴技我就不评论了，但是人家老爷子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这非常的好。”老爷子写了一个协奏曲，没有乐队，没法演。小管说，没事，我们这儿有乐队。

老爷子给去世的好友办了个音乐追思会，小管带着十几个孩子去给他伴奏，小管的同学指挥，老爷子自己拉小提琴。“他写得也简单，我们排练都省了，就直接跟他合了一次。”老爷子认为，效果非常好。老爷子写的协奏曲演完了，小管决定再赠他一个四重奏。“他老人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热情，非要拉《情深意长》（《东方红》中出现过的彝族民歌）”，小管说没问题。

干这些事，有时小管的同学们会纠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拉的都是贝多芬莫扎特，现在要我拉《情深意长》？”小管是非常开心的，“来来，我拉小提琴，你们拉别的。你们拉不出我的感觉。”说到这儿，他又严肃起来：“连自己的民族音乐都不抓的话，如何抓其他人？”

这个追思会，小管他们挣了一万块用以填补财务亏空——除了赚钱的活儿，他们也自己掏钱办过演出。

当时，音乐学院附中旁边有个楼盘，小管他们租下了楼盘附属的会所，在豪华餐厅中演出他们喜欢的小众曲目。“当时说要卖票，后来发现票没人买，就发票。”全校四百多人，票发出去了一百张，还请来了保利演艺经纪公司的老总和一个歌唱家，“反正坐满了”。

那是乐团的第一次演出，曲目是本杰明·布里顿的纯弦乐，“效果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

升入大学，小管对搞乐团接活儿这种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中国音乐学院以民乐见长，管弦乐不算强项，每年招生也只按照小型交响乐团规格招五十人左右。学院自己有乐团，校庆的时候学生们伴奏《爱我中华》、《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管记忆犹新，“我觉得有点品位的人都不会喜欢的”。

大学生里，常出去接活儿的人有一套谱子，行内叫“活儿谱”，里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通俗曲目，简版的《蓝色多瑙河》，简版的《卡门》，简版的各种各样，“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连翻都不用翻，拉哪首？说。”《好声音》或《我是歌手》伴奏这样的活儿也很多，“几个女孩子凑到一起，聊聊化妆品，然后到后台互相拍，拍完之后上台一糊弄，下台拿钱回家。那这个对以后的发展，我认为不是很好。”小管说，这种事情老师不管，老师自己也接活儿——高级活儿。“我忍受不了自己要把时间放到那些事情上，没有意义。”

小管的手机里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古典、摇滚、戏曲、艺术歌曲、歌剧……他放了一首改编的古典曲目给我听，“这是以后我想干的”，接着又放了一首MUSE的新歌。他告诉我，以前他很喜欢林宥嘉，“他很多歌特别好玩，他的声音也很好玩，风格多元，唱法很独特”。小管还喜欢李荣浩。他也喜欢崔健，“我喜欢《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那个年代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创造力？”小管说他一直有想法把它加进自己的创作中……将来，小管还打算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个双专业，“比如心理学？”或者出国，“那是我之后的打算”。

目前，眼下，小管马上要做的是，和表姐一起开一个工作室，“一是我想开发出一套整场的幽默音乐，融合多种元素，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还有，教一部分成年学生——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人，“比如你要是想把大提琴捡起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们免费教。”3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长大后，大鹏有了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当年的偶像。“他有一种魅力，在几十号人的party里，他能让你觉得那一刻他关注的就是你，就像几百人的演出，你会觉得他是把音乐砸在你脸上，只为你一个人掏心掏肺地拉。你当时就觉得哇天呐，感动得不得了。”在美国，大鹏与马友友聊过两次天，“聊了吃的”。

马友友生在巴黎，五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也许他自己不认为那是牺牲”。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刚到美国，当地亲戚问他：“你确定你要学这个吗？”大鹏说怎么了这个，丢人吗？“我觉得挺好的。”他当时没理解亲戚的眼神，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觉得这个事“不挣钱”。

南加大的音乐学校创始人是著名的海菲兹，大鹏的主课老师则是德裔犹太演奏家埃莉诺尔。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我强烈地感受到，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艺术的地儿，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很现实”，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譬如摇头晃脑、龇牙咧嘴那一套……”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当时觉得这第一份工作，从演奏法来讲也好，或者从音乐理念上来讲，对我都是个锻炼。”

在爱乐几年，“贝多芬所有的交响曲，马勒所有，布鲁克纳……几百部，上千部交响曲，基本上都演过了”。每个演出季，作为首席，大鹏也有独奏和协奏的演出机会——那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分。

爱乐属于体制内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前几年，大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堂会好跑。往往在年关，各种银行和广电部挂钩的下属企业为职工和家属办音乐会，曲目无外乎《蓝色多瑙河》、《春节序曲》等充实喜庆的，“也有某领导喜欢《梁祝》，那就再请吕思清”。这种堂会是爱乐为团员创收的来源之一。

这几年，企业堂会少了很多，团员们私下接的活儿多是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录音或娱乐节目伴奏。录音不算，现场伴奏也是要爱乐报批的。《我是歌手》第一季决赛的时候，湖南台联系了爱乐，团里派过去一个四重奏，其中就有大鹏。“露脸了，我露脸了，”大鹏说，“不信你使劲找，就是尚雯婕那个《闷》。”大鹏他们一共去了四天，排练两天，最后一天演出，现场直播。除食宿路费全包外，每个人湖南台给了八千块，“湖南台非常有钱，”大鹏说。他们跟黄绮珊、周晓鸥住同一个酒店。“大堂左手边就是一个餐厅，湖南菜。我们基本天天就是在吃饭。”

这是收入比较高的“外快”。而其他，比如录制王菲的《匆匆那年》，“你猜多少钱？——才一千块。你要想要，我都可以给你录一个。”“挣钱，就看怎么自律了吧。”大鹏说，“其实我不抵触任何音乐形式——除了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将《最炫民族风》改编为古典交响乐——“让流行音乐走进殿堂，让古典音乐走下神坛”，这是中国爱乐的直属上级指定的任务。“那破玩意，排练只排了一天，然后录像拍完，又把我们叫了回去。”原因是，录像中太多乐手甩脸，有人笑，有人一脸鄙视，各种不堪表情，只好重拍。重拍的时候，镜头刻意避开了所有乐手的脸。

类似的任务还包括“西洋歌剧音乐会系列”、“女高音系列”，“男高音系列”，“大提琴系列”——大鹏就是其中之一。“古典乐通俗化，永远是在把它low化，你想象一下，弄个特大的LED屏，所有唱歌剧的都戴着个麦，琴上也装个麦，不可思议啊。曲目我们每个人报，报上重新编排。”

大鹏的曲目是《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曲目报上去改编，加入了架子鼓和电声——大鹏最痛恨的东西。这部分厌恶型任务在全部工作中，占大概10％。大鹏说，他们不会在团里讨论这种事情，“我觉得不用讨论，已经形成默契了。”乐团里，年轻人夹着尾巴做人，外加有点幽默感，感觉尚可；“那些有点社会地位的老人真就骂得不行了。”“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大鹏说，“但这着实是在毁音乐家。”

2015年6月13日，北京音乐厅。中国爱乐乐团2014—2015音乐季的交响音乐会之一，曲目：《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和《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指挥：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在乐队前面，灯光笼罩的地方，我看见大鹏抱着他的琴坐在独奏台上，面带笑容。我有些走神，我想起在一些加班的夜晚，我将交响乐版的《最炫民族风》放来提神、调侃、嘲笑；之后我又想了一会儿马友友。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是我的偶像。4

2015年5月23日，我参加了“华生乐会”（Watson Music Club）音乐沙龙的首场音乐会。这是小管和他的合伙人——还是十六岁时跟他一起组管弦乐队那个同学——共同举办的，也是他前一阵“工作室思维”的最终产物。“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的古典音乐交流与传播平台”，印刷精美的邀请函上这样写。

音乐会在后海附近的某个会所举行，场地、酒水、食品，小管说，都是拉来的赞助。与会人三四十名，看上去多是上流中产。小管开设的微信公号中说，每位票价一百二十元。“希望能收支平衡……或得到一些资源”。小管这样告诉我。至于什么样的资源以及日后的发展，小管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

开场前，后座的嘉宾们谈论着房地产和投资，前座的小管和他漂亮的表姐商量着会后怎么把钢琴运回去，一排穿着精致的小朋友围着饼干和果汁叽叽喳喳，而钢琴声响起时，我和他们一起，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了膝盖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管拉琴。他和他的同学们演奏了一首四重奏，然后讲述中提琴的起源和发展。和有教养的小朋友一样，我听得挺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小管告诉过我，海菲兹是他“永永远远的男神”。

同属一个圈子，其实小管和大鹏互相知道彼此，但是两人并没有任何往来。我为大鹏描述了一番小管的“音乐沙龙”，大鹏想了想，谨慎地回答：“可能他干这个，挺合适的。”

虽然十几年已经过去，但与大鹏那个年代相比，似乎小管这一代音乐专业的艺术生也并没有多一些出路。“要么出国深造，好点的留在北京当老师，差点的回户籍所在地当老师……或者改行。”

马友友和郎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小管和大鹏都这么看。

大鹏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小管说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待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衔接一提琴和中提琴的中音部小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没有西方古典音乐的土壤，往深里讲就变成了哲学。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偶尔，小管也会焦虑。他说他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虽然在搞着“音乐沙龙”，但他以后不太想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中国很没有意思。”

小管说：“搞演奏是件很残酷的事情，如果是比赛一夜成名的话，很有可能只是比赛那一套曲子搞得很棒，之后好东西就少了。比如经纪人说，这儿有套协奏曲你一个星期拉下来，中国学生没有这个识谱能力和对乐曲的处理把控能力，他拿的那个奖，是他专业老师和他一起用不知道多少个昼夜抠出来的。”

在小管看来，郎朗水平很高，但“是个误导”。

在小管的同学中，大概除了他，其他人都将进中国爱乐乐团视为理想。但是小管也承认，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户口，目前不进体制就是无法解决。“人生还有点其他的可能吧？我不确定，有的时候觉得中国没法待，有的时候又觉得可以待，这国家总是给人惊喜。”

小管还年轻。而大鹏今年三十三岁，这正是各种国际音乐比赛的年龄上限。他说：“我这个年龄，还是不太适合去受那个刺激了。”

在爱乐乐团，大鹏在意的其实并不是拉一两场凤凰传奇，而是“可能我真的需要身边大多数人，与我看待音乐的态度是一致的”。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这个朋友与大鹏打电话或见面，都在骂国内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每次他都在骂，每次我都在刺激他，我说你都骂成这样了，就不要干了，你要还在干，就证明你能忍，那就别骂。”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大鹏说，恭喜恭喜，我请你吃饭。

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这也就是因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5

在我的客厅，深红色的大提琴盒立在一角，偶尔我会擦擦灰，但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它。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小管忽然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条有关ISIS的长文章。我才发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与他和大鹏联络了。

小管告诉我，他的音乐沙龙已经办到了第四期。第四期地点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三重奏”。他顺利地通过了期中考试，而且还没有决定是否申请出国。

大鹏刚从东京巡演归来，2014—201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季还在进行中。

分别与小管和大鹏通报过近况，我又恍然发现，不知不觉中，我竟错过了11月10日帕尔曼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任何演出了。关于我爸

说说我爸。

我爸是个生不逢时的文艺青年。作为中国最倒霉的一代高考生“老三届”，他在高考取消的那一年下乡，从北京去了北大荒。在北大荒度过的六年时光中，我爸自学了六七种乐器，包括大提琴、笛子、二胡、中阮、琵琶、手风琴……如果我爸再学会分身术，他完全可以自组一支杂拌儿乐队。

我想象不出在北大荒，我爸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些乐器，尤其是大提琴。我也想象不出我爸会用它演奏什么曲目。但他告诉我，那时候他会自己把断掉的琴弦接上，还会用马尾巴做大提琴弓——让我想起汪曾祺的父亲，那个用胡琴弦放风筝的风流人物。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吹牛。我爸音乐生涯的巅峰，是带领一众同学排出了整整一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在其中担任大提琴手和少剑波扮演者。这不是吹牛，有他的老同学和照片为证。

但这些本领都没有后话。回到北京后，我爸成了一名教物理的中学教师，他的音乐梦想只剩下了我。

学大提琴是我爸的主意。从六岁起，每天的午休时段，我都在我爸的监督下练琴一个半小时。我在瞌睡中上弓、下弓、空弦、音阶……大提琴发出枯燥嘶哑的声音。所有弦乐器在初学的头几年都非常难听。但我爸一丝不苟地在旁边打着拍子。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但我既吃软又吃硬，我爸让我学，我就学，何况学得不认真还要挨揍。所以，一开始，我跟大提琴完全是一场包办婚姻，爱情发生在很久之后。

我比我爸幸运，我赶上了好几位非常好的老师。很快，我爸无法在琴艺上指导我了，他开始在其他方面对我实施音乐管理和教育。

我爸有一条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古典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

我爸认为，所有不纯正的音乐都会给我的学琴大业带来坏影响。在我家，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音乐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电视和广播中常放“靡靡之音”，所以，这些对我也是禁止的。夜晚，阖家其乐融融看电视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房间抄琴谱，或者将左手搭在右手臂上，在虚拟的琴颈上练习揉弦。

小学毕业前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爸都会带我去北京各大演出场所看“严肃的”音乐会——比如说，北京芭蕾舞学院的毕业演出。我记得，那个演王子的小伙子没收住脚，差点滑到舞台下面的乐池里去。

六岁那年始学琴，我的琴室中共五个学生，一年后减到两名，到十岁那年我加入业余乐团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是低音部年纪最小的乐手，乐团的每次排练和演出，都是我爸提着琴陪我去。初一那年，我升为首席大提琴手，每场演出，我爸都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偏右，最接近我的地方，举着照相机。这常常让我很紧张，有时候在台上会忽然大脑放空，忘掉了谱。我假装挥舞手臂，又控制着弓子不让它接触琴弦发出噪音。我汗流浃背地试图追上飞奔的旋律，不敢低头迎接我爸的镜头。

直到青春期，除了古典音乐，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过，我也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所以，乐团里的朋友们聊天时我插不上话，也听不懂。在学校里，也是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孤独”的概念，我只是经常觉得自己很傻。

那年暑假，在日本留学的表姐回家探亲，送给我一架二手单放机。这改变了一切——当我爸发现我用零花钱和省下来的午饭钱买了整整一抽屉的流行歌曲磁带时，他什么都没说。

那是一台很简陋的机器，功能仅限于将磁带喂进去，开始播放，连快进快退都没有。它是当着我爸的面送到我手中的。很多个夜晚，我躲在被窝里，用铅笔转着那些珍贵的磁带，找我想听的歌——省下电池，可以多听几首。但是电池还是慢慢地没电了，我舍不得将单放机关上，磁带的转速越来越慢，歌声变形了，怪异地拉着长音，我跟着它默念着早已背下来的歌词，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哭一会儿。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爸周末不再带我去看演出了，除了乐团的演出和排练，他也不再强迫我坚持每天练琴。学业越来越重，我毕竟只是一个业余大提琴手，我是要考大学的。我戴着耳机坐在书桌前念书做题，单放机里放的歌，我爸从来没听过。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去上大学，带着那台单放机。我爸又给我买了一台便携式CD机，可以通过变压器接电源，我再也不用省钱买电池了。也是在那一年，我正式退出乐团，放弃了大提琴。

大学那几年，像是报复也像是补偿，除了古典音乐，我什么都听，什么都爱，越噪越脏的，我就越爱。那还是打口磁带和CD的黄金时代。每周我都翘课去五道口朝圣，跟打口贩子们混成了熟人。他们允许我先把“尖儿货”挑走，然后再帮他们把装满CD和磁带的大箱子搬到街边去，齐声喊“糟泔糟泔！CD五块一张，磁带十块三盒！”

我用打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然后又换了一把韩国产的电箱琴。我交了一大堆搞音乐的朋友，陪着他们排练，到处看地下和地上的摇滚演出。最终，一个长头发的摇滚乐手成了我的初恋。初恋教我弹吉他，经常夸我学得快，我告诉他，小时候我学过大提琴。

那会儿我的理想是组一支硬核朋克乐队。为此，我整夜整夜不睡戴着耳机扒和弦，对着复印或手抄的六线谱练琴，指尖练出了茧子，我用指甲钳剪掉，将手泡在热水里。自小我就喜欢皮肤直接摩擦琴弦的触感，我不怕疼，只是偶尔，那熟悉的痛会让我怅惘一下。

周末回家，我常会跟我爸吵上一架，有时候是因为衣着，有时候是因为染了头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戴着耳机，或者目不转睛地坐在电视前。我从进入乐团起开始使用的那把成人大提琴立在墙角，因为太久没人碰，背板裂了一条大缝。后来，它就不见了。

再后来，我毕了业，跟初恋分手，找工作去上班。工作两年后我出了国，几年后又回了国。我三十岁了。组朋克乐队的理想当然早已破灭，跟其他年轻的理想一样。

我不再跟我爸吵架了。青春期之后，我们很少真正谈话。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爸送了我一把大提琴——一把崭新的、很贵、很美的琴。那天，我回父母的家吃晚饭，吃完我打算走，我爸把它从卧室抱出来，交给了我。

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我抱着它，琴盒洁净光滑，有点分量。我甚至没当着我爸的面打开看一看它。

我抱着它离开父母家，我抱着它坐在楼下，我车的后座。头顶，父母家里，我睡过的房间还亮着灯，但我的指尖细腻，久已不碰任何琴弦。那个委屈别扭的练琴的小孩早不知去向。

那些我曾经视若珍宝的磁带、CD、二手单放机和CD机早不知去向。现在听音乐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把一只小小的U盘插入车载音响，就能听到我几乎全部的音乐史。那个夜晚，我抱着一把大提琴，坐在车的后座，听着随机播放的音乐，曲目很杂，民谣、摇滚、朋克和古典，什么都有。我听见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我听了很久，到后来，我觉得我爸也在听。裸体朋克1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宵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斯，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斯，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斯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从书里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2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斯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3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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