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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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试读：
内容提要
本研究在广泛搜集、考证和征引大量宋代地方志、宋代史料、宋人文集和笔记等第一手文献基础上,一方面力图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城市理论、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理论、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理论等多学科现代知识理论;另一方面,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有关宋代城市、商业、建筑、社会、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宋代城市革命这一视角,系统研究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繁荣的诸多领域的特质及其成因、努力跨学科、多层次探索江南在宋代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都市文化支撑和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城市文化生产机制、文化实践与文化消费活动,以及城市文学生产所再创造出的都市文化的想象。
在城市革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视域中,研究宋代江南城市物质空间的转型,所提供的新的城市阶层与城市文化生产的舞台。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脉络,来研究宋代士大夫城市活动的普遍性,以及人际交游、城市文化空间的创造等等的内涵、藉由士大夫的城市信仰共同体与都市宗教社会文化、城市雅集与文化资本的建构等城市中的集团性社会活动,观察他们在城市里,如何创造出独特的城市文化、无论是士大夫结成共同信仰的社团,还是士大夫在城市中的雅集与唱和,都体现了士大夫与城市文化、城市意象的一种互动、反应与建构。
科举考试及其相应的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城市社会中发生的文化行为与话语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也是在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志与标准,进行文化资本的竞争与博弈的过程、城市、贡院,构成了宋代读书人争夺文化资本,努力进入权力场域中心,以强化自己所拥有资本的力量的空间与场域。
从中央到地方,从太学到州、县学,南宋江南官学教育的繁荣,以及乡饮酒礼颁行天下,无一不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国家秩序的维护和对于社会中特别是知识人的规训与控制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空间,不仅提供了权力/知识运作的场域,文化教育活动的舞台,而且也被这些教育事业中活动的人物与事件,所丰富和建构着、而这些活动不仅是丰富了城市文化,而且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并且提出临安都市文化繁荣催生了近代意义的新型文学生产的萌生的学术观点,并进行了细致分析与考证、以近代意义的文学生产三环节为结构线索,分别从都市文化繁荣与潜在新型文学消费群体的诞生,都市文化繁荣与坊刻业发展、文学传播现代传媒的物质基础的奠定和都市文化与新型文学生产者群体的聚集三个方面,揭示了新型文学生产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在临安都市中的诞生、研究揭示了江南城市也是印刷文化背景下新型文字狱的发生空间。导论 城市革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崛起与繁荣一、问题意识、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理论方法
宋代城市革命对于宋代新型文化的诞生与繁荣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并且具体展示了新的城市文化。本课题是从唐宋城市转型下新的城市文化产生及其影响到多方面的城市文化繁荣角度，研究宋代江南城市革命如何影响和催生新的城市文化生产与消费等新的城市文化现象及其生产机制等这些在以往研究中所少涉及的研究视角和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领域。
本选题的学术问题意识在于，提出和思考伴随着唐宋变革和宋代城市革命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而孕育、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将会影响、孕育和产生什么样的新型的宋代江南城市文化？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走向？而这个具体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宋代江南城市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具体的相互关联又是如何的？进一步，希望讨论和揭示更为深层的问题，即支撑这些城市文化史现象出现的深层的观念、深层的文化历史语境，以及宋代江南都市文化繁荣、变迁的这个具体的过程何以发生？
本研究一方面力图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城市理论、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理论、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理论等多学科现代知识理论；另一方面，广泛吸收和借鉴当代有关宋代城市、商业、建筑、社会、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努力全面探索江南在宋代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城市文化支撑和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城市文化生产机制、文化实践与文化消费活动，以及城市文化生产所再创造出的城市文化的想象，并进一步探索城市之间的文化影响。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借鉴当代城市文化和文化研究等理论，系统全面地从跨学科的角度，结合宋代城市文化自身特征，对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进行研究。以宋代江南城市文化为典型，探索和初步建构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研究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理论框架和文化解释框架，跨学科、多层次、全面探索在宋代江南城市文化支撑和影响下形成的文化生产机制、城市文化活动与城市文化消费，以及城市文学生产所再创造出的城市文化的想象。
由此，有必要对于选题研究的基本概念、范围、理论的借鉴和材料的运用等问题做出简要的解释。[1]
宋代江南的范围，是以两浙路为地域划分。本课题所谓宋代江南城市的范围，主要是指在今天属于浙江省范围之内的城市，而并非宋代两浙路所有城市，其中一部分今天属于江苏省的城市，限于时间、篇幅、文献材料和精力等因素，未能涉及，只能寄望于将来有机会做修订版，将这一缺憾弥补上。而宋代江南城市文化中有关市民文化的[2]情况，则由于笔者的另外专著已有所涉及，为免重复，本课题亦未涉及。
城市文化，并非一般性概念，而是特指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下特殊的城市文化。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某一特定城市文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当成一个王朝各个城市的普遍特征，而本研究力求避免这一通病，研究具体的历史时间与特殊空间的城市文化。
当然，理论上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如何界定城市文化。我们可以在学术期刊网上查阅到大量包含了城市文化概念的论文，而在互联网上则可以发现数量惊人的包含城市文化的条目。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什么是城市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探讨的，则几乎难以寻觅。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欲具体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的难度，正如Malcolm Miles在其Cities and Cultures一书的导论中劈头就说：
The terms city and culture indicate complex conceptual fields. Each figures in several academic disciplines， has its own history as a concept apart from the histories of specific cities and cultures and is [3]used in various and at times conflicting ways.
正是由于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以自己所理解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意义上来使用城市文化这个概念的。
什么是城市文化？其内涵的多义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城市文化这个复合概念所包含的城市和文化两个子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多义性和变化性。
城市文化，其首先一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城市的文化，着重点在文化，城市用来修饰和限定文化这个概念，表示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而当着眼点放在文化上的时候，其概念和内涵的复杂性、多义性和变化性，是所有涉及过文化问题的研究者都耳熟能详的。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它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内外对文化的定义有上千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学家等等都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视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界定和解释。
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在于文化。每一个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都会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政治背景和繁荣程度等多种因素产生自己的文化特质。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哲学观点、宗教信仰等等。因此，城市文化是一种以城市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城市是文化实体，城市就是文化的体现。世界上的城市是千差万别的，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城市不仅仅是自然的堆砌物，而且按[4]照芒福德的说法，还是人类文化的容器。
城市文化包括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气，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和交叉作用等都归入文化。仿照文化结构三层划分的模式，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是一些明确或不明确的符号，“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5]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芒福德非常重视城市的文化功能。他形象地将城市比喻为“容器、[6]传播者和流传者”。其论据是，城市的出现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以及手书草字等这类永久性的记录方式的发生时期吻合，还与数的抽象概念以及口语词汇同期出现，也就是说，城市凭借象征性的书写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他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7]项最基本功能”。
因此，这就涉及城市文化另外一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城市的文化，着重点在城市，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城市的文化。而同样复杂的是对于城市的理解和解释、界定，其概念和内涵的复杂性、多义性和变化性，也是研究城市史与城市学问题的学人所熟知。这首[8]先是中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9]是在城市的起源上，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不同和差异。
而更为复杂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是仅仅就中国城市的历史而言，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城市也在发生变化甚至革命。宋代就恰恰是处[10]于一个城市革命的时期。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城市，存在着层级体系和差异，按照美国汉学家施坚雅的观点，中国古代历史中，每一区域中的各级城市，包括区域性大都市、区域性大城市、一般城市等多兴起于中心区或通向各级中心区的主要运输线上（尤其是水路运输线），而且，在自然地理区域中，所有城市构成了层次不同的交往关系，以一个或几个地处区域核心地带的城市居于这种层次的顶点。[11]
而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又存在着极大差异。施坚雅教授经过认真考察指出，这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在其他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从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不但内地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各地区间发展也常常不平衡。在公元10世纪，中国西北大区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大区域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公元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华北大区却呈经济衰退之势。因而，西北和华北区域的都市化都拖了下来。可以说，中国多数区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到帝国晚期才发生的。[12]
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言中同样认为：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是时代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是空间的[13]差异性更大。
从而，作为都城和当时世界上的大都市的临安与其他江南州、府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更不要说与县城甚至刚刚开始兴起的市镇之间的巨大差异了。
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1916年发表被称为“划时代之作”的论文《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提出了他的城市界说。帕克强调指出，城市并不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体或各类民政机构的简单汇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14]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他还提出，城市是根植于它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之中的，因此，城市既有物质的组织形式，又有道德的组织形式，这两种形式以其特有的方式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调节。他认为，由于城市有自身固有的生活秩序，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的物质结构和道德秩序，所以必须有城市规划。从帕克的城市定义中，我们能够明显地体会出他对于城市文化的重视。
极其具有意义的是，帕克在他这篇著名论文的“引言”部分，引用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段话：“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15]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这段话概括了城市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城市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是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林奇认为，城市是独特的历史现象，城市是人类聚落的生态系统，城市是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的地点，城市是一个力场，城市是一个相匀关联的决策系统，城市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舞台。因此，“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16]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
从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对于城市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而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围，也同样是难以一律。我们可以从对于The City Cultures Reader这一颇有影响的城市文化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读本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中看出。这部由Malcolm Miles，Tim Hall and Iain Borden共同编纂的城市文化读本，这个读本分成了三组十二个部分，共计60篇文献：
其第一组Shaping Urban Culture认为建筑的城市，作为在空间中存在的客体，仅仅是被称为城市的复杂整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被人们附加到其形式上的意义与价值，此组包括了：
1. Forms and Spaces
2. Cultures and Urba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3. The Culture Industries
4. Culture and Technologies
其第二组Living Urban Culture 关涉到城市体验与媒介，此组包括了：
5. Everyday Life
6. Memory，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7.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ity
8. Cultures and Ecology
其第三组Negotiating Urban Cultures 讨论城市的未来和城市居住者的角色，此组包括了：
9. Social Justice
10. Cultures of Resistance and Transgression
11. Utopia and Dystopia[17]
12. Possible Futures
从这个城市文化读本的选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城市文化范围和内涵的丰富与多样性。而在这个读本的导论中，编选者讨论了城市与城市文化。
在城市部分的讨论中，编选者使用了Bewildering complexity（令人困惑的复杂性）来形容城市。并且讨论的不同城市的多样性、差异性等。而在城市文化部分，编选者不仅强调了城市体验（experience），而且接受了芒福德城市剧场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强调了城市的表演（performance）特征。认为城市是文化的生产者，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一个通过观念被赋予形式和变迁的intellectual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被如此的观念创造的生活方式。编选者指出，城市根据文化价值被创造，而权利、财富和技术是主要工
[18]具。
城市作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具有多重空间[19]性特征的物质与文化存在，来加以认识和思考，城市文化包括了从城市建筑等物质性空间到城市体验、城市想象等精神性空间等一系列的多重的城市空间。
美国学者索杰所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这部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就接受了列斐伏尔的理论，索杰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20]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如此，在城市文化研究的著作中，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文学城市的创造与想象，不仅应该成为城市文化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能够为城市文化提供启示和思考。而这就更不用说Richard Lehan的名著The City in Literature ： An Intellectual and [21]Cultural History ， 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
因此，要给城市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按图索骥方式地研究宋代江南城市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的只能是按照宋代有关文献的存留情况，来确定能够研究和如何研究的问题、范围和内涵等。
在以往一些涉及到城市文化的相关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22]经济、商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本课题则更多的是对于以往研究关注较少特别是缺乏关注的宗教文化、教育文化、印刷出版文化等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市文化诸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探索研究，特别是不仅注重考证史实，梳理城市文化风貌，而且注重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索其深层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社会建构与文化再生产功能与意义。
宋代的“城市革命”，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在于市民阶层及其文化的全面崛起。一般市民的文化生活当然应该是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一般市民没有社会地位，很少在历史文献中留下痕迹，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士大夫开始注意到普通市民的情况，而在开始发生城市革命的宋代，普通市民刚刚崛起，在宋代各种文献中，基本没有留下他们城市日常生活的痕迹。笔者虽然希望能够全面研究宋代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文献不足证”，也只能是在文献和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研究。
客观上说，宋代城市研究的资料，江南算是最丰富了，宋元方志中，以江南数量居首。但是也有丰富中的贫乏的苦恼，即这些方志一方面基本上是以一个模式写出来的，一方面则往往是先后相续。而这也就意味着许多今天视域、理论、框架中所欲研究的领域、问题，其相关资料几乎是空白，而且一部方志中空白的领域，往往在其他方志和后出方志中也几乎看不到。因此，只能将就现有的文献进行研究，捉襟见肘和在两难夹缝中游走的困境和苦恼。
因此，由于文献的缺乏，导致无法进行一般市民的文化生活的系[23]统而全面的研究，的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作为完整的城市文化研究，中小城市当然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然而，不仅是前面指出的宋代文献的有限与局限，而且是在有限与局限的宋代文献中，有关城市文化生活的，又基本集中于临安。《武林旧事》《梦粱录》、《西湖老人繁盛录》等无一不是记载临安，笔者虽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宋代江南中小城市文化生活的材料，但是不仅稀少而且十分零散，无法整合为具有相对主题的研究问题。
因此，本课题中只有《城市雅集、文学场域与文化资本的建构——以北宋湖州六客亭雅集为核心的探索》和《地方官学、江南城市教育文化空间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再生产》两节比较集中研究了江南中小城市文化。
为了弥补历史文献在城市文化领域的严重不足，研究中引用文人作品材料加以补充，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分析重心明显呈现出注重文人活动的偏向。然而如果不是充分利用文学文献，则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生活的研究，就更为有限了。
事实上，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无法达到对于当时城市文化的完整研究，并非仅仅是笔者研究宋代江南城市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城市文化中的市民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大众文化的重要著作，是英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彼得•伯克在近30年前出版的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开创性著作，他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伯克的这本书描述欧洲近代早期（从1500年～1800年间）的大众文化。书中界定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其中还包括许多小的文化，即“亚文化”。认为过去曾经存在过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化。它们大体上可分为农村文化、城镇文化和边缘文化三种，每一种文化中又有许多更细的类别。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因大众的自主创造而富有生命力，从而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上层阶级没有能力生产出能够与之相抗衡的精英文化，因此不得不分享大众创造的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上层阶级大多数人缺少文化修养，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书中说，就生活方式而言，一些乡村贵族和教区牧师与他们周围的农民并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属于上层社会，但是在文化上却[24]与下层社会没有什么两样。高层的贵族也不例外。
但是这本书不仅在时间上，研究的是16—19世纪，而且是一部概述性著作。该书很少引用完整的史料；而在地域跨度达到整个欧洲，时间跨度达到三个世纪的范围内，想要于薄薄一本书中避免走马观花式的掠影，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文献上，概括、综述占有相当比例，没有具体研究某个城市的市民文化。
而且与欧洲贵胄不同，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上层不像西方的上层人士那样分享并主动参与大众文化。中国的皇权家族，往往有很好的文化教育和修养，而传统中国最突出的恰恰就是宋代的皇家了。宋代[25]皇权对于宗室子弟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是最为突出的。而中国尊奉儒家学说的上层官僚文人与下层民众之间同样有着较大的隔阂和距离。
而约翰•斯梅尔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以英格兰北部一个最重要的纺织业中哈利法克斯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西方文化史中的若干重要课题。作者剖析了在资本主义大型纺织企业开始侵蚀小型独立织工和自耕农的过程之中，一个日渐富裕的制造业中产阶级精英是如何在哈利法克斯兴起的，这个新的阶层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密切联系，他们形成了自己对信贷、投资和货币的[26]看法，以及特有的对于一系列奢侈品和时尚用品的消费取向。
如果说，18世纪是中产阶级文化起源的重要时期，那么，19世纪则是这种文化得到明确表达和确立的世纪。美国学者彼德•盖伊在其自称为“一个阶级的传记”的《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中，以19世纪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施尼兹勒为线索，展现了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文化形态。他指出，不论是处于最高层级的金融贵族、中层商人、企业主、工厂主，还是一大堆靠专业技能吃饭者如律师、医生、教师、中层官员，抑或是领最低薪水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都是喜欢当布尔乔亚的，这个阶级的上层为自己的阶层而自豪，下层则忧心自己沦为无产阶级。每个阶层的中产阶级都满怀财富、权力、声望提升的渴望，19世纪发迹[27]文学的流行无疑就是这种憧憬的表现。
这两部研究中产阶级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特定领域的丰富历史文献；一方面也利用了文学作品。而且这两部著作也并非以市民文化为着眼点，就是研究中产阶级文化，也仅仅是通过特定的地点或者人物来进行的，这里除了研究的方法、问题域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当然有文献上的局限的因素。
就目前研究城市文化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而言，比较集中的研究的是巴黎的城市文化。从城市文化开创性研究的本雅明这个其名字在中国人文知识界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人物开始，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就围绕19世纪的法国首[28]都巴黎展开开创性的研究。
本雅明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抒情诗人和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被边缘化的命运。而他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是通过波德莱尔及其作品进行的。笔者在第四章中对于临安都市书坊业这一新型文学生产的文化媒介与物质基础，和临安坊刻出版与宋代文学风尚及其发展走向的研究，是希望通过研究临安边缘化的江湖诗人和作为市民之一部分的临安坊刻书商，探索在宋代城市化过程中，新型文学生产是如何在市民文化崛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于本雅明的著作的借鉴和对于本雅明的致意。
另外研究巴黎文化的著作有法国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的《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和美国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1900年前后，是巴黎的鼎盛时期，巴黎就是一个大舞台，文化精英们各施绝技，塑造了一个个神话，最终征服了巴黎。巴黎也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探究巴黎这个“小世界”的内幕，洞察大众文化迅速增长的形势下精英文化的变革，以及精英们对大众文化挑战的回答。而哈维则揭示了这一现代性都市的物质基础的诞生[29]过程。
笔者所见一部从独特视角研究巴黎城市文化的是玛丽•格拉克的《流行的波希米亚：十九世纪巴黎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格拉克更倾向于将抒情波希米亚视为一种神话。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它将现代主义艺术家误读为远离商业社会和公众文化的人物；它无法呈现我们对现代主义中易变的、商业的和流行形态的感知；它还忽视了塑造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基因、这不只是有关经典之外存在现代主义流行文化的问题；她声称我们必须将戈蒂耶、波德莱尔和豪斯曼与大众文化公共领域结合起来考察，否则我们就会误读那些经典人物。现代主义根植于一种戏剧性公共性视野，而不是向内在性的回归。前卫性工程是更早的面向公众的文化的合法继承者，而不[30]是从公众文化中退缩出来的产物。
另外一部常常被人们提及的研究城市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31]Carl E.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本书作者卡尔•休斯克运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讨论19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学家、建筑师、画家、音乐家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经验，研究他们的作品（诗、小说、建筑、画作、音乐）中所透露的感伤与期望。休斯克发现，19世纪末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同质性，他们都在“反叛父亲”。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秩序；在文化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庸俗的文化。他们从政治界退缩，转而投入于艺术面来寄托自己的灵魂。
上述著作基本是研究的18—19世纪欧洲著名国际性大都会的城市文化的著作，而就笔者所见，唯一一部在时间上与笔者所研究的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相当的是，德国学者约阿希姆•布姆克的《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这本书书名的“宫廷”一词，不能按照中文的字义来狭隘地理解，“宫廷”在这里大体上是指上流社会及其文化氛围，并不仅仅指皇宫和王宫。布姆克基本上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学和社会文化史的概念来使用的。本书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文学作品以及其中的爱情和婚姻，大量的内容是描述和介绍与贵族衣食起居、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文化，也详细描述了贵族青年的培养、法国文化和大学教育对德国的影响，以及宫廷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赞助人制度。[32]
可以看到，上述几部代表性著作，具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基本集中研究的是少数几个城市，特别是国际性的大都会。二是基本研究的是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或者是文人文化。三是都不同程度运用了文学作品。之所以形成这些共同之处，除了个人趣味之外，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献的局限所限定。城市文化中的市民文化，在传统历史中，很少被精英文化所重视，也就极少被记录下来，因此关于他们的生活的具体情况，在严重缺乏历史文献的情况下，是很难被加以研究和展现的。
中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情况同样如此。李孝悌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是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成果的论文集。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术界开创性的研究所产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李孝悌等人“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研究计划第一年的研究成果。而内中除了少数涉及城市市民信仰等的文章外，基本仍然是通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33]献，研究士大夫的城市文化生活为主。
而这在李孝悌自己的《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中所收录各篇文章，反映的更为突出。《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在城市中彷徨——郑板桥的盛世浮生》，从这几篇被收录在书中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明显看到其透过文学作品，研究士大夫[34]的城市文化生活的特征。
美国汉学家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则同样是通过文学作品[35]和历史文献，研究清初扬州士大夫的城市文化生活。
而伊永文的《宋代市民生活》，一方面是一部通俗读物性质的作品，一方面所记的宋代市民生活，完全集中于东京和临安，唯一涉及两个都市之外的是《生育》一节，写的是福建农村的情况等，又与市[36]民的主题不符。
为了克服文献局限，展现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等特征，更好地实践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体现了向几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在文史互证基础上的文化历史语境的还原。
运用相关文学作品文献，进行城市文化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文史互证为基础。但是，我认为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文献的收集、考证和满足于文史互证，而是应该进一步对于文献进行历史的定位和历史的还原工作。因此，在本课题的研究上，我不仅仅在开拓史料来源，拓展史料范围方面进行努力，在材料的深度加工方面，也下了一些功夫，所花费时间与精力，绝不亚于材料的收集。更为重要的是将新的都市文化的历史发生，及其进程、展开、呈现，努力还原到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重新将其置于产生它们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
是谁？在何时？何地？为何而书写的特定的文献？又以何种方式写作？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前后时期的历史脉络，作家个人的际遇等等，只有当这些情况都基本搞清楚了，才有了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所发掘材料的前提。
本研究力图整体思考、宏观着眼、微观入手，还原历史，使文献资料形成内在关联，构成有机的材料网络，来解释、分析和证明问题、研究问题，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材料链条。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基于史料，合乎历史史实的学术观点，并且在个案研究，细部研究、集团研究、回到历史场景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一方面研究深入、细致、精致、细腻，力求展示和复原历史图景中的丰富的、血肉丰满的、生动的城市文化的历史细节；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整体的研究框架，对于城市文化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理论框架、跨学科文献资料的利用等方面，做出一些初步的探索。
其次是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与多种现代理论方法的有效与有机的融合。
根据具体的城市文献，依据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结合特定的历史文献，借鉴、吸收和有效地运用多学科的现代理论、方法。在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和材料收集、整理的情况等，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借鉴了新文化史，社会学研究等新的方法和理论框架，从大量当代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受到启示。
在从社会学视角层面关注城市文化上，基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研究，因为一方面传统意义的研究比如城市商业、城市管理、城市公共事业等，已经有人研究过了。在材料有限，而没有大量新材料的发现的情况下，很难在研究上实现质的突破，而笔者对于本课题研究的定位，则是开拓性研究。另一方面，笔者主要借鉴了当代英国、法国和美国社会学家的有关社会学理论，思考和研究的宋代城市文化问题，都是传统城市研究所忽视，或者准确地说，在传统研究框架、视野中无法浮现的城市文化研究问题。比如在第一章中，运用共同体的[37][38]社会学理论，和宗教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信仰共同体与都市宗[39]教社会文化问题，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城市雅集、文学场域与文化资本的建构。在第三章借鉴了韦伯和哈[40]贝马斯的合法性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太学教育、合法性建构与临安都市文化和地方官学、江南城市教育文化空间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再生产。借鉴芒福德的城市剧场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太学生、文化场域与临安政治文化问题。而在第四章中关于现代文学生产特征，则借鉴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
[41]论。等等。
当然，上述所借鉴的所有理论，均非研究文学史或者研究文学的理论，也大多不是城市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因此，不是照搬和套用，而是从其理论的精神实质中获得启发，并且在结合自身研究的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加以创造性地借鉴与运用。
当然，社会学研究需要十分丰富的材料，特别是当代社会学研究[42]和文化研究，往往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而这是宋代研究所不可能的。因此，笔者在从社会学视角层面进行研究的时候，受到来自文献局限和个人研究能力局限而导致的不足，也是无奈的事实。
本课题努力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除了阅读、梳理城市、地理、方志等历史文献和大量宋人笔记外，也对杨宽、赵冈、施坚雅等中国[43]城市史研究，芒福德、科特金等西方城市史研究，漆侠、斯波义[44]信等中国经济史研究，包弼德等唐宋文化史研究，余英时、刘子[45]健、何忠礼等宋代政治史研究，贾志扬、龚延明、陈振等宋代制[46]度史研究，以及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宋代城市考古学成果等多学科相关成果，进行了广泛学习和吸收，在综合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希望进行进一步整合、总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推进原有研究领域的深度。
最后，对于一些章节中在罗列比较多材料，然后进行研究的方法，稍微做些阐述，也许是有必要的。重要的是，这涉及到笔者在学术研究观念和方法上与大多数研究者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笔者极为反感学术研究中在材料运用上断章取义的做法，特别是在支撑研究中重要观点的论据上，更是如此。所以在本课题研究中，重要、核心观点的论述中，常常采用了尽可能完整引用文献的做法。这样读者也可以从中检验笔者的观点，考察证据是否充分，核实对于材料的引用是否断章取义，对于材料的理解是否有问题或者偏差。等等。
其二，大多数研究者在引用材料的时候，往往只选取他认为有用的部分，而省略了其他部分。而在笔者看来，文献价值的有用与无用，是看研究者的视域、眼光和方法等多方面决定的。比如“太学教育、合法性建构与临安都市文化”一节，一般宋史研究者，往往在引用有关文献的时候，仅仅关注太学兴建的时间、地点、生员等情况，而对于南宋历代皇帝的视察活动很少注意。事实上，这些活动绝非可有可无，也绝非仅仅是表现皇权对于教育的重视。实际上是涉及权力与正当性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官学教育，从来就不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与宗教、权力和正当性等王朝的重大的政治、宗教、信仰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第三章中笔者的研究所引用的材料，无一不是宋代研究中的习见文献，而研究范围、领域的突破与拓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与理论视角新颖，和对于文献材料不仅完整引用，而且挖掘其多方面丰富内涵联系在一起的。
而这又与笔者对于文献的新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著名语言哲学家奥斯丁（J. L. Austin）的语用学理论中，把语言区分为“行为式”（performatives）与“表述式”（constatives）两类，他发现最能够体现言语行为本质的，是语言的“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s）。就是说，与那种涉及真假意义判断的表达式不同，语言，甚至那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话语，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以言行事。要理解这种行为式话语，不能单靠分析话语自身，而是要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和脉络中。奥斯汀有关言语行为的系统观点在他的《如何以言行[47]事》一书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
奥斯汀提出“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区分说。奥斯汀通过研究语言的使用达到“施事话语”概念的，他发现，有一类话语，它们有陈述句的语法构成，但并不履行描述或陈述功能。说话本身就是在实施这类活动或履行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说话就是施事，这类话语也就被称为“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施事话语的首要功用是施事，而不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因此，它们不存在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其本身也无所谓真假。与之相对照的有真假可言[48]的直陈句被奥斯汀称为“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
在大多数研究者那里，引用文献，往往是“记述话语”类型的，而对于并非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的“施事话语”，他们往往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没有意义或者没有价值而省略了。而借助奥斯汀理论的重要启示，笔者在第三章中，正是通过引用往往被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忽略的、认为没有价值的文献部分，探索了太学教育与帝国合法性建构和地方官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城市文化研究。
事实上，所引用文献的文体、其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声音等，看起来表面上与研究者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往往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但是恰恰是在一些被引用者习惯上省略的材料部分，往往提供了潜在的、重要的史料价值。关键是我们的认识、理解文献的视域与方法。
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相对完整地引用原文。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方式，往往是对于原文进行概述和转述，而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段落才引用原文。而笔者认为，概述、转述和引用原文，在文献信息的多重性、丰富性和准确性方面，完全是不对等的。因而在引文不算太长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整引证原文。
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搜集和引证多种史源的史料，对于所述主题、观念进行论证。不同史源的史料文献，可能大多数研究者一般仅仅选择引用而忽略了甚至没有去努力搜集相关史料。而笔者认为，虽然内容上可能一些文献大致相似，但是不同史源的历史材料的[49]引证，意义十分重要，绝非材料的简单堆积。当然，尽量相对完整地引用原文和引证多种史源的史料，在行文上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也是一种在理性反思和权衡之后的无奈选择，因而先予说明，就是必要的了。
注释
[1]江南的范围，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区划分的区别。详细考察，参考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振鹤：《释江南》，《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参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与本课题研究相互参照，或可取得对于宋代城市文化的一个整体的了解。
[3]Malcolm Miles. Cities and Cultures，First published 2007 by Routledqe London and New York.
[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原序》，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5]［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8]参［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法］库郎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3]［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5]［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页。另外参考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9-200页。译文略有差异。
[16]［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7]Malcolm Miles，Tim Hall and Iain Borden. The City Cultures Reader， First published 2000 by Routledqe London and New York， pp.6-7.
[18]Malcolm Miles，Tim Hall and Iain Borden. The City Cultures Reader ， First Published 2000 b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p.1-3.
[19]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20]［美］索杰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1]［美］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2]参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23]在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笔者也尽力在第三章中对于城市市民娱乐有所反映。而在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十章中，则努力探索了作为城市边缘群体存在的下层文人的生活和作为城市工商业者的私人书坊业主的工作。努力揭示作为新型的城市文化群体，他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学生产的出现，所作出的贡献。可以参看。
[24]［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5]［美］贾志杨（John Chaffee）：《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美］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7]［美］盖伊（Gay P.）《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德］本雅明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法］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王殿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玛丽•格拉克：《流行的波希米亚：十九世纪巴黎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罗靓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1]［美］Carl E. 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2]［德］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33]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34]李孝悌著：《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5]［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3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英］齐格蒙特•鲍曼欧：《共同体》，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38]［德］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罗克•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0]［德］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1]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Prentice Hall，1993.［美］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2]［英］迈克尔•郝茨菲尔德：《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英］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许梦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3]［美］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4]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参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6]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龚延明：《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陈振：《宋代社会政治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48]参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法］米哈伊尔•苏波特尼克：《言语行为哲学》，史忠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9]相关问题参看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二、宋代江南城市物质空间的转型：新的城市阶层与城市文化生产的舞台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传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宗教、商业的中心，也是文学、艺术的中心。由于都市化进程首先发生在西方，因此，有关都市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已经成为世[1]界公认的经典之作。美国Carl E.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2][3]法国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对于维也纳、巴黎等世界著名大都市的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德国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对于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从文学[4]来研究城市文化的经典之作。而美国城市学家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和迪尔《后现代都市状[5]况》，等则是近年来研究当代西方城市文化的重要作品。
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著作中，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6]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公认的经典之作，而美国汉学[7]家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则是近年来重要的研[8]究成果。日本学者则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和梅原郁《中[9]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而斯波义信等学者也对于唐宋时期的中国[10]城市有广泛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都市文化开始得到重视与研究。[1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重要的开拓性的研究。此后，陆续出版了多种中国城市史著作。另外，自梁思成先生开创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以来，陆续出版了多种中国建筑史著作，近年来还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其中仅宋、辽、金西夏卷，就厚达160[12]余万字，这些建筑史著作中也涉及到有些城市内容。[13]
海外华人及台湾学者的研究，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4]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是重要的著作。[15]
有关宋代城市研究，有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伊永文《宋[16]代市民生活》，是通俗介绍宋代市民生活之作。[17]
目前宋代江南相关的研究，有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周峰[18][19]主编《南宋京城杭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傅伯星、[20]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等。近年来，包弼德（Peter Bol）、伊佩霞（Patricia Eberey）、贾志扬（John chaffee）、韩明士（Robert Hymes）等美国汉学家对于宋代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21]可惜都没有涉及到宋代的城市文化，倒是较早出版的法国汉学家[22]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研究了临安的都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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