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波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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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遥试读：
绝假纯真说路遥——海波《人生路遥》序
海波先生嘱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了，甚至忘了客气一下，谦虚一番。书是我推荐给向继东先生的，向先生又慧眼识珠，决定出版，我不写谁写？
为什么我会推荐？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大约十年前，我就知道有海波这么个人了，因为网上有张他与路遥勾肩搭背的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路遥胖，挺胸凸肚，踌躇满志，像个政治家；海波瘦，抿嘴收腹，目光下垂，像是乡镇干部。我就想，这个海波是谁呀？
201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路遥全集》，邀我参加出版座谈会。回来翻阅路遥通信，发现他写给海波的信收录得最多，一下子恍然大悟：他们关系不浅呢，肯定是陕北“好基友”。脑子里就开始蹦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路遥我搂定宝塔山。白羊肚手巾红腰带，海波俺迎过延河来。
但我真正“认识”海波，是在2015年。那一年，厚夫的《路遥传》出版，他托一位朋友赠我大作，读后感慨颇多。又见他频繁引用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编者注：本书为《我所认识的路遥》的增订版）一书，立刻让我意识到此书价值，于是就想请回一本。上网查，发现各个书店均已无货，又见这本书出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手，便向在该社北京分社供职的一位学生求助：“能不能给我弄本？”她侦察之后回复我：“那本书是总社出的，但断货已久，总社的库房都没有。我已让同事问责编，看能否从责编手里搞到本样书哈。可能时间会长一点。”我鼓励她：“钻头觅缝！就佩服你这种上天入地求之遍的革命精神。”
我等不及这本书，就在海波博客里读起了网络版。待连载读完，我这位学生也在微信中大呼小叫：“书到啦！”我喜出望外，说：“伟大啊。”发过一连串的表情包。她说：“哈哈，啥伟大啊，悲哀啊。断货了都没有信心加印，还得从责编手里淘样书。”我说：“那就比较伟大吧。”当年祝福周副主席，不是叫“比较健康”吗？
我把找书的过程交代如上，一是要说明我想读此书的急迫之心，二是觉得这样的好书断货既久，只有赶快让它再度出山，才对得起读者。这是我推荐此书的理由之一。
理由之二当然是它的价值。海波与路遥是“从小一块耍大”的好朋友，两人的交情达三十年之久。路遥当年英年早逝，别人的怀念文章满天飞，但他却写不出，结果被曹谷溪“痛骂”一顿。以我之见，海波当时不是不想写，而是不知如何写，因为他对路遥知根知底，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海波说：“提灯的人是瞎子。”我则想起鲁迅先生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为什么“必须在痛定之后”？实际上鲁迅也早有解释：“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除此之外，其中或许还涉及距离与真实的关系。距离太近，真实自然还是真实，但这真实又被浓情浸泡，便不免会肿着胀着扎煞着，以致马瘦毛长，华而不实；拉开距离，真实才能冗繁削尽留清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我在怀念童庆炳先生的文章中写过：“我需要距离，因为距离不仅产生美，而且还能沉淀出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接着写道：“我也需要寻找写作的契机，因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也许，只有在讲述故事的年代里，那些故事才能被我从容讲述。而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心情和笔法。我只能写出局部的真实，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将心比心，海波写路遥，是不是也在寻找着“讲述故事的年代”？
路遥去世十八年之后，海波终于写出这篇大文章，我们也就顺着他的私人化视角，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遥。例如，路遥过继给他大伯当儿子，世人皆以为是被动为之，海波却觉得这是路遥的主动选择，唯其如此，他才能圆自己的上学梦。再比如，关于路遥与林达的婚姻，议论者不少，但在海波这里，我们却看到了更为丰富的细节。路遥被初恋女友（北京知青）抛弃，海波劝他找本地女子，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料路遥生气了，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于是路遥痛下决心，以后还找北京知青。路遥与林达结婚，后来琴瑟不调，海波既分析谁对谁错，也告诉我们一个细节。有次路遥对他说：“我和林达即使有点小分歧，也很少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我说的是陕北话。争不过两句，我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和爱人说话，而是和一位播音员或者讲解员说话，说着说着就糊涂了，忘记自己为什么争论了。”这个段子很能让人浮想联翩，甚至让我跑到了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那里。与此同时，海波又爆料道，1987年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路遥来京办事。有次路遥上街回来，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下六个馒头、三份素菜后，拉着海波打车直奔王府井。那天路遥见物触物，见人撞人，情绪激动，几近失态。折腾完之后回来，路遥才告诉海波，他见到初恋女友了，与她平静地说话，感觉就像遇到一块儿当过民工的熟人。海波道：“既如此，何不请人家吃饭，多聊一会儿？”路遥说：“没这个必要。”海波反问：“那干吗情绪激动？”路遥一下子爆发了：“难道不应该激动吗？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你知道这种抛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雪上加霜吗？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反手一刀’吗？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这个细节让我明白了路遥的“创伤性内核”在哪里，也让我加深了“作家与白日梦”的理解。由此再来琢磨《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故事，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不是其来有自？
路遥的写作观也让我深思。海波从路遥为什么会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个故事讲起，随后总结道，该作发表虽历尽磨难，但最终获奖却修成正果，这样一来，也规定了路遥的总体创作取向：“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如此做法，也就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站得高，看得远，题材选择精准，能连连获奖，扬名天下；二是因为主题先行，写作就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先建红旗渠，再引漳河水。半山腰上修建“人工天河”难不难？难！难于上青天。所以路遥写作很吃力，挺费劲，“写一个东西脱一层皮”。当海波如此反思路遥的写作观时，他就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路遥的另一个维度。在我的心目中，《平凡的世界》已是“民选经典”，但它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这种缺陷是不是与路遥的主题先行、用力过猛有关？
还有路遥的抽烟观。据海波言，路遥抽烟档次很高，甚至高到了与其收入不相称的地步。为什么要抽好烟呢？路遥有一番“歪理邪说”：只有抽着高档烟，才能营造一种庄严的心情；只有保持庄严的心情，才能进行庄严的工作。而更隐秘的原因在于，如此操作还能先声夺人，压人一头：“我抽的烟五块钱一包，你抽的烟六毛钱一包；我敬你的烟，你抽着舒服，你递给我的烟，我纯粹就不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卑和我的自信哪一种是可以避免的呢？不论你此时的心情是惭愧也好，无奈也好，不平也好，甚至眼红也好，但在总体上，你已经被这件‘烟事’给压住了，已经没有观察我们交谈的兴趣了，更谈不上评判。而我却不一样，我会有滋有味地边抽烟边看你的表情，揣摩你的心情。”这种抽烟观，往小处说是生活小窍门；从大处讲，说不定就关联着波德里亚的“符号价值”。“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这是冯小刚贺岁片《大腕》中的经典台词，也是“符号价值”的中式表达。路遥聪颖过人，他是不是凭借其“抽烟哲学”，早已参透了波德里亚所说的高级机密？
还有路遥的报恩观：把所有的恩情“扎成捆”，“打成包”，集中起来一起报。这种观念不寻常，其中隐藏着大智慧。
婚恋观、写作观、抽烟观、报恩观、交友观、人生观……就这样，海波历数他与路遥的交往史，侧面讲述路遥的成长史，重点打捞路遥人格结构中的复杂元素，如数家珍，倾其所有，令人遐想，启人深思。所有这些，我在这里是无法一一列出的。故以上所言，只是择其要者，蜻蜓点水。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吸引着我一口气读完的。为什么它如此诱人？我觉得还是因为真实。仔细想想，我们虽然总在呼唤真实，但一方面，真实不易；另一方面，即便都是真实，其实也分三六九等。从写人记事做传记的角度看，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真实或许可以一分为三：“本我”之真、“自我”之真和“超我”之真。“超我”是道德之我，理想之我。许多人写人写己，往往在“超我”上下功夫，于是自己被擦得锃光瓦亮，他人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仿佛圣人降世，仙女下凡。你不能说这种真实不真实，但你又很难说这种真实很真实，这样就有了“自我”之真与“本我”之真。“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很功利；“本我”追求“快乐原则”，太任性。这两种“我”自然更本真，但又很不好写。把它们写出彩来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诚实。假如能在这两个层面进入他人世界、深入自己心中，才算达到了真实的另一种境界。
我以为，海波是在“自我”之真和“本我”之真上琢磨过一番的。于是面对路遥，他不但呈现其“高大上”，更要描摹其“矮矬穷”；不但写他走阳关道，更画他过独木桥。而路遥的矛盾、苦恼、影响的焦虑、自我中的本我、小我中的大我、凌云壮志中的私心杂念、比学赶帮超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被他回溯、捕捉、记录、咀嚼。这样一来，海波笔下的路遥不是完人，也不是美人，而是真人——绝假纯真，真实得一塌糊涂。最近我刚好读到一本北师大老校长王梓坤的传记作品，刘培杰先生在书后的“编辑手记”中说：“此书写传主‘神性’多写‘人性’少，是其美中不足之处。”休谟说过：“只有写了自己丢脸之处的自传，才可能是真实的自传。”海波没怎么写路遥的“神性”，而是把他充分“人性”化了。画神容易画人难，人性写好不简单。海波这么写路遥，或许会让路遥的“粉丝”失望，但我觉得只有这么写才自然天成，才真实可信。
或许因为写的是路遥，我感觉海波下笔比较谨慎，路遥的“丢脸”处他还适当搂着。而在海波的自传作品《回望来路笑成痴》中，他似乎已把自己这张老脸豁出去了，于是“丢脸”处俯拾皆是，“打脸”处排山倒海。那里面也有路遥，只是路遥已成配角。
像路遥一样，海波也是作家。作家写作家，思想性可能不足，但文学性往往爆棚，这是其好看的一个方面。海波这本书虽未汪洋恣肆，但我已看到其中的气象了。比如，他说他领教过路遥的呼噜，地动山摇，让他夜不能寐，叹为观止。不仅此也，他还把路遥的呼噜主客二分。您瞧这客观呼噜：“客观呼噜”的动力来自身体：气出丹田，声出咽喉；长如山叹息，短如水呜咽；呼气时能牵引身体上飘，吸气时能压得床垫下陷；舒展时八小节一拍，急促时一小节八拍。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躺着打、仰着打，且各有各的“打法”。躺着打时，声长和体长同进退，音高和胸高共起伏，打得理直气壮、天高地远、气吞山河；仰着打时，颈提脊、脊提臀、臀提全身，一动俱动，一静俱静，此起彼伏，首尾相接打得声情并茂、张弛合拍、高低入律。
此谓标准的海波笔法，四六句中音调铿锵，又风趣幽默。本来这是闲笔，是他所谓的“花絮”，但从这呼噜声中，我怎么也读出了路遥的气势，读出了气吞万里如虎呢？
在“路遥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暨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海波先生。我从《我所认识的路遥》一书中认识了他，他从《路遥的人格魅力与缺陷——读〈路遥传〉致作者》一文中知道了我。因为路遥，我们相见恨晚，我们一见如故。那天参观路遥故居归来，海波又找到我房间，挑灯夜谈王卫国（路遥的原名），说长道短正视听，讲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位路遥当年的小兄弟，如今已是眼神不济头飞雪了，但说起路遥，他依然激动，依然长吁短叹。
在感叹中，我们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对路遥的一次小小缅怀。
望着海波，我在想，当山一般的路遥矗立在海波面前时，他给海波带来了什么？当这座山轰然倒塌时，他又给海波带去了什么？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
我想明白的是，路遥之于海波，前者可能已成为后者人生中永远的坐标，也是后者写作中永久的参照系了。我不由得感慨：因为路遥，海波何其幸运！也是因为路遥，海波又何其不幸！
幸自何处？悲从何来？不能细说了，你懂的。万一不懂，您就使劲猜。
赵勇
2018年1月28—29日写于西安、北京
自序
我和路遥是好朋友，有长达三十年的交情。我们相识于1963年，那年他十四岁，我十一岁，可以说是从小一块耍大的。那时我们都在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书，他是六年级，我是五年级，后来又先后考入延川中学，他是初中六六届，我是六七届，两度同校同学。由于我们都喜欢文学，因此交往比一般同学和儿时的伙伴更多，从认识那天起，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到他不幸早逝。我视路遥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他怎么看，我不知道，但《路遥全集》收录的书信中，写给我的最多，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我起码也算得上他的一个重要朋友吧。
在我坎坷的人生中，路遥给过我特别重要的帮助：1976年，帮助我当上了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使我结束了在土地里刨吃喝的艰难岁月，事实上等于离开了农村；1984年，他介绍我到青海省文化厅《现代人》编辑部工作，使我开始了大都市生活。柳青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路遥在关键的时候帮助过我，这些不但永远记在我的心中，也记在我的履历中，与我的生命共在，与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共存。
但是，这些还不是我写此书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在别处。
路遥成名后，尤其在他去世后，介绍、研究、评论和回忆他的文字很多，几近“汗牛充栋”，但由于作者出发点不同、站的角度不同、对路遥的了解程度不同，难免有些缺漏甚至错讹，有的错讹甚至得到了普遍认同，进而成为“定论”。据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必要就自己的了解和认识，作一些补充和说明，以期给历史留一个更加完整的路遥。
本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名为“激流中的水手”，主要写路遥的成长轨迹。他从小就把握着自己的命运走向，总体上看是顺大势而逆时流，虽然波澜时起，挫折连连，但波波立潮头，挫挫上台阶，从一个农家穷孩子一步步走进国人的视野，走进英雄云集的史册。中部名为“兄弟情深”，写我和路遥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和友谊，意在把这个“传奇英雄”具象化、生活化、人情化，尽可能地写出一个真实的路遥。下部名为“说说也无妨”，主要写一些有关他的“花絮”和难以归类的故事，既作为前面两部分的拾遗，也作为他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的补充，意在尽可能地完整表现他这个既丰富又复杂的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我把书名定为“人生路遥”，书中既包括我对他通过实际交往的认识，也包括对他的看法。前者基于事实，我得向其真实性负责；后者只是看法，我只能为自己的认识水平惋惜。
路遥小名叫卫儿，原名王卫国，曾用名王路遥，路遥开先是他的笔名，最后才成了他具有法律意义的真名。这些名字对应着他一生的几个时期，时期不同，用的名字不同，其演变过程还比较复杂，这个我将在书中专门细说，这里就不多说了。为了叙述方便，书中统一用“路遥”这个名字。
是为小序，再不多言。
上部 激流中的水手：路遥的成长轨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49年12月2日，农历十月十三日，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父亲叫王玉宽，母亲姓马，路遥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按常理，他应该是个最受宠的孩子，可他打小起就没享过几天福，因为这是个多子女家庭，他之后，弟弟妹妹一个接着一个：1951年大妹妹出生，1952年二弟出生，1954年三弟出生，1956年四弟出生。除了三岁时便夭折的大妹妹，截至1957年，他家共六口人，却只有他父亲一个男劳力，家里紧巴的程度不难想象。打二弟出生，三岁的路遥就告别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被当作个小大人来使唤。当时大妹一岁多，二弟刚出生，他母亲又要做饭，又要喂牲口，还要趁时间帮助地里干活的父亲。她除了招呼二弟外，哪还有时间？这时，路遥就成了照看大妹的主要人手，天气好时领到外边玩，天气不好时一起坐在炕上玩，偶有空闲，还得帮助母亲喂猪、喂鸡、搂柴、烧火。不是母亲不心疼他，是心疼不过来。这么多孩子，那么多营生，她顾了门里顾不了门外，顾了做饭顾不了烧火，“一手难遮两耳风”啊。随着大妹逐渐长大，路遥的处境有了改变，不是更轻了，而是更苦了，由干家里活变成了干地里活，由母亲的帮手手变成了父亲的助手。
那时还没有集体化，是一家一户耕作，许多农活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耕地时要有一个跟在后边打土圪垯的，下种时要有一个点种的，铡草时得一个递草的，远处干活时得有个送饭的，这些活路看起来不起眼，但没人做却是断然不行的。从四五岁开始，路遥就干开了这些营生，天一亮就跟着父亲下地，天黑了才能回来，成了一个“半劳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要做的农活越来越多，开春给山里送粪，父亲担着粪，他赶着驮粪的毛驴；夏天收麦子，父亲担两大捆，他背一小捆；秋天收庄稼时更忙，初秋收糜谷，中秋掰玉米，晚秋拔黑豆，不管做多做少，必须天天出山。冬天稍好点，地里的活做完了，庄稼只有一样营生：砍柴。对当时的他而言，砍柴有两个好处，一是因为离开了大人的管束有了相对的自由，二是和同龄人在一起相当热闹。他们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在河壕里溜冰鱼，在场院上的麦秸堆丛中躲猫猫，在河滩里“打瓦”和“扇宝”。由于路遥脑瓜子聪明，想出的点子新颖，他很快就在小伙伴中树立了威信，不但同龄人听他的，大一点的孩子们也服他；由于能吃苦、敢下茬，砍的柴比别的孩子多，供住灶火仍有富余，不多时便在硷畔积了一大垛，引得村人称赞、父母自豪。尽管有一次他不小心从山崖上跌下去，昏迷了好长时间，但总体上讲，这是路遥童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紧随其后的就是无法忍受的失落。
失落来自何处？来自不能上学。
1956年秋天，路遥将满七岁，正是上学的年龄。村里同龄孩子都上了学，他却不能去。不是没有钱，那时上学除了课本费交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家里走不开，他一走，家里的许多农活就拉不开了。这对路遥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他虽然人在山头，心却在学校，每到休息，就望着村里的学校院子发呆，一有机会就请求父亲让他去上学，并承诺，一放学便会帮家里干活。父亲心疼不过，只好让他去了。尽管他一放学就往地里赶，一到地里就拼命地干活，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可还是不行。因为许多农活必须有人配合，无法突击完成，例如种麦子，必须一人耕地，一人点种，一人纳粪，一动俱动，一停俱停，他父亲总不能耕一遍地过去，再回头点一回种、纳一回粪。一茬庄稼事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父亲为了保全家人的生计，断然让路遥退学，继续跟他上山干活。这让路遥特别失落，特别难过，特别难以接受。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绝望、最无助的日子。好在时间不长，转机从远处伸了过来。
1957年深秋的一天，路遥家里来了一位不是客人的客人——他的大伯父王玉德。王玉德和路遥的父亲王玉宽是一母同胞，也是个农民，但没有住在王家堡，住在距这里一百八十里的延川县城关乡郭家沟村。要说清这一点，须从他爷爷说起。
路遥的爷爷叫王再朝，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本来在老家务农。1940年左右，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支援抗战，战胜经济困难，号召包括清涧在内人多地少的绥德分区，向包括延川县在内人少地多的延属分区移民，他就是响应这个号召，举家移民到郭家沟村的。这个新地方没有辜负他，短短八九年后，他在延川不但有了地，有了窑洞，还先后娶过路遥的大伯母和母亲。1949年初，就在路遥父母成亲不久，爷爷领路遥父母和未成年的三叔返回了老家，为的是守住那边的家产和土地，只留下他大伯父一人在郭家沟。和路遥家人丁兴旺、子女众多相反，大伯父家存不住孩子，连续生了几个，都夭折了。1957年，大伯父四十岁了还没有子女。他这次来就是和弟弟商量这个事情的，路遥的爷爷早在1953年便去世，弟弟就是他最亲的人。
这给路遥走出绝望提供了机遇。
过继后边有“文章”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路遥是因家庭生活困难，被父母过继给大伯的。虽然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过继是真，但过继的原因不仅仅是因家庭生活困难，还有更多更复杂的背景。
是的，当时路遥家庭是困难的，且困难的主要原因也确实是因为子女多、拖累大。但这在当时的陕北农村是普遍现象，那时没有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六七个孩子是极平常的事情。传统的陕北人不仅不以此为累，反而以此为荣。在那时农民的眼里，有“双男双女”“五男二女”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至于说到困难，那是相比较才能得出的：他们家的人口和别人差不多，别人不觉得沉重，他家怎么会独独觉得不堪重负，进而作“加粮不如减口”之想呢？
退一步说，即使路遥的父母确有这个想法，想送一个孩子给人，选择的孩子也不应该是路遥，而应该是路遥的某一个弟弟。因为，将路遥过继给人不合改变家庭困难的初衷（假如这是初衷的话），同时还和“乡村道理”相悖。
先说与此相关的 “乡村道理”。当时的陕北乡村，传统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家中长子的地位既重要又特殊。长子在财产继承上处于优先地位：家里有多处房产，长子不出旧院子；家中有一处房产，长子要分最中间的窑洞；家中弟兄多、窑洞少，甚至只有一孔窑洞，没有别人的也少不了长子的。长子在家族中的这些特权与其在家庭中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父母的晚年由他领导弟弟们照顾，照顾得不好，他得负第一责任；父母去世，他得扛“引魂”，背“哀哀父母，养我劬劳”的“孝子帖”。父母去世，若留有债务，债主第一个找的就是他，道理是“父债子还”；父母去世，弟妹年幼，抚养和帮其成家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道理是“长子如父”。路遥是长子，他父亲深知“乡村道理”，怎么可能这样做呢？
再退一步讲，即使他父亲为了摆脱贫困，不念“乡村道理”，过继的首选也不应该是路遥。当时路遥实足年龄已经七岁，虚岁为八岁，已经是家里的一个重要“人手”了，再过几年，自然就成为家中的砥柱，而他任何一个弟弟要做到这一点都得用更多的时间。如果父母送儿子给人的目的是摆脱贫困，为什么不选作为消耗者的小儿子，而选路遥这个家中的“有生力量”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权且再后退一步，就算是他父母因一时糊涂，忘记了“乡村道理”，算错了利害得失，非要把路遥过继给人不可，还有个他大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他大伯为什么要过继儿子？因为没儿且生育无望。为什么不过继别人偏偏要过继路遥家的男子呢？因为“乡村道理”就是这样规定的：人无子，要收养儿子，首先考虑过继，其次才考虑抱养。所谓过继，就是把兄弟、堂兄弟或者户族兄弟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所谓抱养，就是把户族外其他人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在传统观念看来，这是必须遵循的规矩，不得违反，不容讨论。在现在人看来，这种规矩毫无道理可言，但它却符合传统道理，并且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这能保证户族血脉的纯粹，不让“白羊群里出现黑羊”；其次，可保证祖先留下的土地房产不落入外姓人之手。
那么，站在他大伯的立场上，他会选择哪一个侄儿呢？他首先考虑的是刚刚出生的路遥的四弟。如果考虑到这个孩子正在哺乳期，抚育困难，其次会考虑路遥的二弟、三弟，而路遥只会是最后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并不高深，只要设身处地一想，“地球人都会明白”。
常言道“养儿防老”，抱养儿子更是这样。抱来的儿子能不能为他养老、会不会对他好，互相之间的感情很重要。而感情的培养，一要假以时日，二要有坚实的基础。具体到养子来说，他对亲生父母的感情越淡，对养父母的感情就可能越深，因为一张白纸才最好作画。路遥已经七岁，人又“百灵百怪”，要让他“忘记过去”，怎么可能？而不能“忘记过去”，培养感情的难度就大了许多。他大伯在如此重大的人生关口，怎么能舍轻就重？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就要问了：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么路遥是怎么过继给他大伯的呢？
这正是我想说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路遥自己的选择。为此，他很可能作了积极的争取，包括说服父母亲与大伯大妈。小小的路遥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上学。
有人也许会问：路遥是怎么努力的，他父母和大伯是怎么同意的呢？老实说，这一切我说不清，也不敢臆测，但我会反问一句：如果路遥不同意，他父亲怎么能把他送到延川呢？不要说像路遥这样有个性的人了，就是这个年龄的一般孩子，大人可能逼他干活，逼他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弟弟和妹妹，怎么可能把他逼出家门，给别人“为儿”呢？如果他死活不去，或者去了后天天往回跑，大人有什么办法呢？
有人也许还会问：当时路遥只有七岁，怎么会为了上学主动离开父母呢？他的感情依托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我想补充说明的，当时路遥的奶奶还健在，和大伯一块儿在延川生活；更重要的是，路遥小时奶奶带过他一段，他对奶奶的感情很深，这可以弥补他因离开父母而造成的感情缺口。
快乐总比苦难多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路遥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没有乐趣可言。我认为不是这样，路遥的童年（特指过继给大伯后）虽然有苦难的记忆，但更多的是奋斗的快乐。一个人在回忆童年的时候，都以现实作为参照物。所以，败落户子弟回忆童年，尽是美好；寒门出身的英雄回忆童年，多有苦难。路遥的名声和成就，令人们放大了他童年的苦难，而忽视了他的快乐。
是的，路遥童年时，整个中国都很穷，陕北农村尤甚。但是，贫富贵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相映衬而彰显的，而且这种比较还得建立在当时的基础上。道理很简单，现在普通人家坐的沙发，比古代皇帝坐的龙椅都舒服，但谁会据此断定那些皇帝处在苦难之中呢？不说皇帝了，单说路遥。
先看他的家庭情况。当时他家四口人，奶奶、大伯、大妈和他，算是个小家庭。他进门的那年，奶奶六十岁上下，大伯和大妈四十岁左右，除他之外都能干活。三个大人干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算是当地相对宽裕的家庭，至少也应该算中等。不和别的家庭比，和老家比就好出许多。在那边，他是最大的男孩子，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里，他是唯一的孩子，吃穿自然会优先。这是物质上，再看感情方面。
他大伯和大妈我都见过，都是非常善良厚道的农民，性格非常温和。他们因“缺儿少女”过继了路遥，怎能不疼爱他呢？奶奶打小抚育过他这个宝贝长孙，现在他又远离了亲生父母，怎么能不格外呵护和疼爱他呢？所以在感情上也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上学。在老家时，别的孩子能上，自己上不了，只能上山干活，那种痛苦无法形容；现在好了，终于和同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那种快乐同样无法形容。
当然也不是没有困难，初到延川的路遥遇到最大的困难来自文化方面的不适。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文化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口音。那时的农村人交往半径很小，除了下地干活很少出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异。这种惊异表现在成人身上，往往是默默地观察；而小孩子就不同了，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起来，像发现狗吃月亮一样。
路遥出现在这里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先是一个孩子问他话，当他回答后，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边笑边夸张地学他的“清涧口音”，有的孩子甚至极野蛮地叫他“外路脑子”。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一下子沉默了，变着法子孤立路遥——在村里时，大家不和他一块儿玩耍，见他过来后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唯独不让路遥砍。
当路遥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把委屈告诉大人后，他不但得不到保护和安慰，反而受到责备。大伯和大妈要他“和小伙伴们好好相处，不要惹是生非”；他揭发了哪个孩子的恶行，大伯和大妈就会马上到那个孩子家里去，不是去找回公道，而是去道歉，临行还将自家的洋芋、萝卜拿一点送去，理由是：“小孩子闹了架，不要整得大人不好见面”，“不要让人家说咱们小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
大伯和大妈如此是有道理的。这样做，首先是基于传统道德和熏陶，出于与村人和谐相处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个外来户的无奈。当时外来户对政府来说是积极有利的，但对当地原居民来说不完全是件好事，因为这些外来户分走了他们的土地。尽管当地居民慑于政府的权威，从整体上不敢反对这件事，但对个体的外来户不无排斥心理；外来户必须“夹紧尾巴”、处处小心，才能站住脚。这就是大伯、大妈如此处事的历史原因。当然，路遥到延川后，随着土地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当地人对外来户的排斥感已经很淡了，但他大伯的习惯已经养成，小心处事、谦让处人已经成了他的“脾气”。
路遥个性强，在老家时王家又是大户，他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下，只好独自面对困难，捍卫尊严，这就成了其奋斗一生的起点。
具体怎么个奋斗法，谁也说不清楚，但结果是清楚的：路遥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就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他在孩子们中的“强大”和他大伯在成年人中“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随着年龄的增长，路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开始越过大伯与村里的成年人直接对话；而村里的成年人，特别是那些有远大眼光的“精英”们，立即意识到面前这个孩子会成为将来村里的“强人”，和他处好关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投资”，因此也乐于和小小的路遥对话。这使路遥享受到了别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的快乐。
好马并非只吃草
1961年夏天，路遥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困难迎面而来。困难来自何方？来自贫穷。虽然他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容我从头细说。
先说城关小学。延川县城关小学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部与本题无关，不去说它，单说高小部。
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说不确切，但不会超过一百八十名。这些学生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县城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说不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超过三十人。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是家庭情况较好的农家孩子，二是虽然家在农村但父亲在外工作的孩子。和这些孩子比，路遥当然是最穷的学生。那么，这穷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和他当“孩子王”联系在一起呢？容我进一步细说。
家境好的孩子和住校的孩子在穿衣上有差别，但差别不大。那时候布匹定量供应，无论是有钱的还是穷汉，每人每年发一丈七尺六寸布票，凭票购布，谁也特殊不了。有差别的仅仅在衣服的式样和鞋袜的时新上，无非是富裕的孩子穿着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穷一点的孩子的衣服和鞋袜都是手工做的。那时候人们都穷，能穿缝纫机做的衣服、买来的鞋袜的学生很少，农家子女穿不起，干部子女也绝大部分穿不起（当时整个延川县只有一个缝纫社，仅有八名职工，还没活干，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大家都穿得差，偶然有一两个穿好衣服的人，不但得不到赞扬，还会受到攻击，女的被称为“洋小姐”，男的被唤做“骚情鬼”，谁敢穿？具体到路遥，这更不算个事情，他才不重视这些东西呢。
吃饭上差别就大了，走读生在家吃饭，好处显而易见，就不说它了。仅就上灶生而言，差别就很大：灶上采取报饭制，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只要能交得起白面，天天吃蒸馍也没人管。交不上粮就没办法了，只能将家里带来的干粮在灶上“馏”热了吃。路遥恐怕连“馏”饭吃的时候也不多，因为他带来的干粮不全是粮食做的，里边总有糠，容易散伙不说，还可能“污染”别人的好干粮，所以只能就着酸菜冷吃，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对路遥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比大伯大妈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粒结构”更差。
最让路遥受不了的是城乡学生间在文化享受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看电影上。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就是这小小一毛钱，把路遥隔在了电影场外。当时的一毛钱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三十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这样的票价不但路遥消费不起，一般农家也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那时候的电影很强势，不但“高台教化”，还引导流行走向：电影里的插曲立即就成了音乐课堂上的学习曲目，电影里的人物立即就成了人们议论的主题，电影里有特色的对话立即就成了学生的口头禅。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儿议论几天，而路遥他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路遥不但没有了这个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的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的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这是路遥无法接受的，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的办法就是看书和看报纸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那时延川城里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个阅览室，规模都小得可怜：新华书店年销售额不到三万元，其中学生课本、农民过年贴的年画和财神、灶君像销售占绝大部分，剩下来就是孩子们看的连环画；阅览室是一孔大窑洞，订有四五份报纸和七八种期刊，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先生照看着，每天总有进城的农民在门口休息和拉话儿，但很少有人进去。那时候路遥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来这两个地方看书、看报。先在新华书店看，看的时间长了，售书员就会很客气地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阅览室看去”（那是一名非常温和的女人，我和路遥常学她说的这句话）。路遥只好遵命，“移师”到阅览室接着看。次次依然，如此反复。
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从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路、海洋和轮船；从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巴拿马和巴勒斯坦，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他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每次看完，他都忍不住向同学们说说，这不但吸引了绝大部分同学，也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在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师开始重视他了，那些有眼光的学生家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和路遥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 于是，路遥再度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英雄”，等到上六年级时，他已经是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了，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这时候，他再也不为看不上电影发愁了，想请他看电影的同学大有人在。
自产萝卜赛蜜糖
1963年夏天，路遥高小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学。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
这个决定在现在的人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但在当时的陕北农民看来，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实际，是过日子人应有的考虑。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大伯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就在路遥整天想入非非的同时，他大伯却在考虑着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在十四五岁前就订婚了，一到十八岁就该结婚了。俗话说，“老人欠儿子一个婆姨，儿子欠老人一口棺材”，王玉德最着急的正是这件事情。年轻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订婚，做家长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王玉德那年四十多岁，路遥也十四岁了，村里同龄孩子都订下了婆姨，唯独路遥还没有，这使王玉德感到很大压力。在他看来，念书是个小事，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开账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过日月的正道”。
他反复把这个道理讲给路遥听，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遥就是不听，两个人越说越远，有时甚至争了起来。这时他动摇了，不是觉得路遥说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的方法不对头。于是，他放下手里的庄稼活，连着赶了几次集，把亲戚、朋友拜访了一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在这个大问题面前，他表现得慎而又慎。
他能找到的人都是穷人，日月过得比他更紧巴，这些人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景”。他们以为，像王玉德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并告诫他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不懂事，大人要做主。可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这话一下子说到王玉德的心坎上了，不但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反而觉得自己的态度还不够强硬，因为他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如果任其下去，会“城里的误了，乡里的也误了”，闹不好，还会惯成个 “二流子”。“力出当墒牛，事出冤家口”，这个主意得自己来拿。
王玉德本来就不多说话，打定主意后话更少了，路遥提起这个事，他只是打哈哈，直到开学那天才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完递给路遥一把小镢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一下子愣了，默默地接过小镢头和绳子，一到山里就抡圆了扔进沟里，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路遥给我说过那次进城时的心情，他说：“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独。”为了上学，他找过所有要好的同学，许多同学都支持他，情愿帮他筹集报名费，有一个同学还带他见了家长，希望家长出面帮助。那位可敬的家长也很同情路遥的处境，但却不同意路遥背着家里人报名的想法，担心以后的事不好办，“上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把基础打好”，他建议路遥去找村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路遥接受了这个建议，返回村里直接找村里的领导。当时村里的领导叫刘俊宽，是一个十分有眼光且很仗义的人，他当即答应了路遥的请求，并借给他二斗黑豆，让他换成钱去交报名费。当路遥前去学校报名时，已经过了最后期限，学校不再接受，那位可敬的农村领导又帮他过了这一关。
这件事在路遥的一生中影响巨大，不仅仅是上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候，路遥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把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从这时候起，路遥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他已经离开大伯为他设定的人生轨道，走上了自己的路子。通过这件事，大伯在他眼中的权威感消失了，他觉得关键时候要自作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当同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地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时，路遥已经开始主宰自己的人生。这似乎是悲凉，反过来看也不乏豪迈。
有风送他上半空
在“文革”中，路遥曾是延川中学一派学生组织的第一号头头，后来又成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件事搞得很神秘，对此，人们总是闪烁其词，不想挑开了明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个事并非延川中学独有，不是路遥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全中国的学校都是那样，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人扮演过这个角色，且大部分人都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进去的。据实说清反而有好处，不然越到后来越说不清楚。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延川县的“文革”是从1966年的暑假开始的。路遥作为初中六六届的学生已经毕业，并参加了中专考试，有关学校也派人搞过政审，有的学校还和这些毕业生进行过座谈。在座谈会上，路遥的发言受到来人和老师、同学的一致好评，加上成绩也不错，上中专不成问题。当时人才紧缺，一上大中专院校，国家就发放生活费，身份也变成城镇居民，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一毕业就能走上工作岗位，得到一个“铁饭碗”。就在路遥为此高兴，他家里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时，“文革”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送给路遥的第一份礼物是苦涩的——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已经考取的也返回原校参加运动。路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返回了延川中学。
延川中学是当时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是延川县的“最高学府”。一个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在当时的陕北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路遥这个初中生当了一派学生组织的一号头头——在别的县，总是由高中生来担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二是路遥本身的基础和能量。
当时延川中学共有九个班，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初中每班大约五十人，高中每班大约三十人。高中生在人数上占绝对少数，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县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其主体是高中生，几乎囊括了所有家庭出身好且有威信的学生。后来县委工作组被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受批判的对象，原来那个红卫兵组织骨干力量因此受到了牵连。剩下的人“掌控”一派组织已经很吃力了，“掌控”两派已无可能，这就给初中生“大展身手”造成了可能。这就是当时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
回头再说路遥的基础和能量。前面说过，路遥毕业于延川县城关小学，城关小学是全县的中心小学，集中了全县大部分城镇学生。相对于各公社（乡镇）小学考上来的学生，城关小学考上来的学生不但在人数上占多数，在见识和胆略上也略胜一筹，从整体上说在各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六六届是初中部的最高年级，在高中部学生 “失宠”的背景下，初中部的“风光”应该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说的基础。
说到路遥的能量，那不应该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他在城关小学时就是那里的“孩子王”，上了初中以后自然也是——通过城关小学的同学支持，在整个六六届争得了话语权；再以高年级的天然优势，聚拢了大部分初中生，然后和以高中生为头头的另一派抗衡，这就是他当学生头头的由来。而当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一号头头，进而当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大环境使然，个人争取的成分很少。
随着“文革”的狂潮进一步推进，群众组织由学校扩展到社会。因为“先入者为主”，路遥就成了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第一号头头。武斗被制止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是指：解放军代表担任革委会主任，老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当时延川县革委会中有四个人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出任副主任职务，两派各有两人，都是本派的一二号头头。这种情况不是延川独有，全国都是这样，所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
初恋失败成转机
前述的内容虽然在全国看来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弹丸之地的延川已是石破天惊了，路遥再度成了全县的名人，全县无人不知。社会上是这样，延川中学更甚，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自称是他的朋友，所有的女同学都对他高看几分。大家都在想：“十八九岁就是‘县团级’，将来还能了得？”
路遥的感觉当然也很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经过几年闯荡，家乡在他眼里已经非常遥远了，路遥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就在这前后，爱情向他频频招手，先是一个本地女子，后是一个北京女知青。
首先向他示爱的是本地女子，当时他还在学校，正准备收拾行李返乡。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天高气爽，秋阳宜人，有一个女同学来找他，让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签个名。这是当时同学们分手时的惯例，一般都是同班同学间互签；路遥是名人，找他签名的很多，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因此就没有在意。签完名后，那女的没走，而是静静地站在一边数自己的指头。路遥觉得奇怪，就问她还有什么事。那女的没看路遥，努力地低声说：“咱们到外边走走，我想和你拉两句要紧的话。”路遥这才注意到那女子的模样，高挑身材，白净脸皮，短辫及肩，举止端庄，是典型的陕北俊女子。那女子在前面走，路遥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想：“这个同学怎么不认识呢？”刚想转着弯儿问，那女子倒先开口了，说她是初六八届的学生，并报了姓名。听得路遥无限感叹，觉得自己这几年只顾得在外面闯荡，竟然连同学也不认识了。“怎么能把人活成这样呢？”他不由得发了一通感慨。路遥东一句西一句地感慨，那女子静静地听，不时朝着他笑，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路遥说完了，那女子却开口了，一开口就给了他一个意外——向他表示爱意！
路遥生性强悍，但在这方面却不行，加上当时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急，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和那女子打起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她说：“我也是平常人，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儿’，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女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路遥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面九样不会。”那女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也不要你管。”路遥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这事是路遥亲口给我讲的，我在叙述时极力还原当时的情景，对话肯定没有大错，两人的情态中有我的想象，当然是合理的想象。至于这个人姓甚名谁，我知道，但实在不方便说，请读者千万理解。
再说那个北京女知青。据说，他们初识于一次大会上，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她在台角负责喊口号。他们真正相识在1969年的冬天，那时路遥已经回到村里，以“贫宣队员”的身份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搞“路线教育”，一同进驻的还有这位女知青。这期间他们恋爱了。其中的细节我无法得知，只知道她“改造”了路遥，“改造”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路遥的一生：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樱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为了她，路遥做了能做的一切，1970年招工，县上给了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去某“信箱”厂（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只公开一个信箱，故如此称呼）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知青进厂不久，就和别人好上了，将她和路遥的定亲纪念品—— 一块提花被面退还了路遥。
我没有见过这位女士，据说长得小巧玲珑且能歌善舞，是个人见人爱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她做得不好，有损于她美丽的形象——当时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刚刚被停职，她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
全面失落的路遥灰溜溜地回到村里，先是下地干活，后是当民办教师。一呼百应的日子过去了，短暂的幸福也过去了，留给他的只有满腹疑惑和无限苍凉。他的初恋虽然很失败、很苦涩，但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他，例如他的成名作《人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后话，在此不再多说。
挫折恰似炉中火
这是路遥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困难的程度局外人根本无法想象。要说清这个，不得不提他被停职的原因。
在县革会成立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成立，代行在“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公检法的权力，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彻查武斗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由于路遥所在的那派组织，在大规模武斗开始之前就被对立派赶出了延川县城，逃到了西安，因此，涉及的刑事案件人少；而对立派相对就多一些，还涉及主要头头。对立派一边抱怨军管组没有“把一碗水端平”，一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矛头自然集中在路遥等人身上，有人“揭发”说，他与武斗中的一桩人命案有间接关系，因此他被停职。
那段时间，延川县的气氛很是紧张，每隔三五天就有人被拘留或者逮捕，被怀疑的对象都惶惶不可终日，路遥也不例外。
这件事最终在三十二名在场者的证明下水落石出，路遥得以解脱。他刚刚松一口气，就接到了那名女知青的绝交信，这事对他的打击更大，震动更大。如果说第一件事让他感觉到人生有数、奋斗徒劳的话，那么这件事则逼他继续奋斗——不仅是为了前途，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我认为这是路遥结束过去，重新设计未来的转折点。回顾他之前的人生，脉络非常清楚：从自愿离家到当上村里的“娃娃头”，从城关小学的“孩子王”到延川中学的学生头头，从群众组织的一号人物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走的完全是“政治路子”。如果路遥早生四十年，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人物。这不仅是我的设想，也可能是他的抱负。但随着“气候”的改变，他感觉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调整。如果没有这次失恋，他可能会从容一点，沉下心来，从头做起。但恋人的抛弃令路遥大失自信，而自信是他当时唯一的资本，失去了自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成名，意在用巨大的名气洗刷巨大的“耻辱”。
路遥是个很“狠”的人，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集中全部资源向这个目标努力，不遗余力，不留退路。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自己的婚姻，说：“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我说：“还是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他一听竟然生气了，反问我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见我尴尬，他又说：“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想样样都如意，结果一样也不能如意。”
之后不久，他就学习文学创作了，这才是他作家之路的开头。
说破“英雄”不惊人
路遥正式学习文学创作在这之后，但准备和积累远在之前，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陕北地处偏远，时新文化很少进入，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为落后。但“落后”了的仅仅是时尚，固守的却是传统。陕北秧歌中有远古祭神的痕迹，陕北说书继承古代“陶真”的旧范，陕北道情的音乐就直接来自唐时道教的诵经。清涧、延川一带地处陕北腹地，传统文化影响更大，浸润更深，这就是路遥的文化背景。他老家那边的秧歌、道情都很好，他母亲也能唱秧歌，他从小就跟着学，这可能是他最早的“创作”练习。
在城关小学时，路遥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给同学起绰号，二是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事出有由来，夸张无止境，能笑得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最早的“创作”尝试。
到延川中学后，这种自发的创作冲动得到了鼓励。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从五星红旗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他文名大振，成了全校的“明星”。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
路遥最初的自命题写作是一份“宣言”。那时他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独自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为“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宣言”就是为此而写。“宣言”写得很长，用了两整张白纸；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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