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希尔顿·L.鲁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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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动力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中文版序言中国经济转型的驱动力
中国经济转型的驱动力倘若中国一直对外闭关锁国，于内讧乱扰攘，史学家将见证又一文明古国的衰落；假如中国急于事功，模仿苏联的休克疗法，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泱泱华夏仍将沸反盈天，朋党林立，寡头横暴征利，贪贿公行，剧作家乐得采撷丰富的素材予以揶揄讥诽；再或中国合盘西化，舶来民主，放任市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但谁能有足够的智慧为其指点江山，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呢？难道有着类似封建历史和庞大人口的邻国印度就是他们为中国力荐的楷模吗？殊不知，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显示，就在1978年中国改革初始之时，中印两国的GDP尚且不分伯仲，而光阴荏苒，历经近四十载国家的励精图治，人民的奋发图强，中国卓然跨入了持续高增长的轨道，2016年已领先于印度5倍之遥。这起码让两类从事转型研究的经济学派百思不得其解，一类属于宏观经济学派，另一类属于制度经济学派。其实，二者为转型政策开具的处方不外乎：私有化，自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技术外溢，等等。
在经济转型问题上，宏观经济学派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强调通过结构调整来对冲周期性危机，以放松管制后的自由市场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及持续增长，因此往往诋斥政府在经济规划、产业布局、基建投资以及企业所有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中国对这样的发展战略一直保持质疑的态度。首先制度经济学派会质疑，如果制度安排偏离了广为认同的公理，则社会势必乖舛迭生，政策改革无异于徒托空言。平心而论，为了自圆其说，那些程式化的经济理论都必定以建立超脱现实的假定为前提，并且在复杂的现实当中抽离出为数有限的变量，然后便可套用计量模型予以对比评说。分析过程是通过对比找出现行实践和所谓的最佳模式之间的差距，然后建议在要素配置或制度设计方面进行补苴罅漏。他们往往信誓旦旦，坚称如果一切都按照其框定的模型运转，那么转型中的市场就能尘埃落定，大致接近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模样。这种强加于人的方法为中国的体制改革设定了一个目标——将其转变成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家虽然对各种治理和经济理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甚至鼓励中外学者百家争鸣以便择善而从，但他们深知，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中国进行转型。照搬西方的教训殷鉴不远，推翻封建帝制并剪掉辫子的民国时代，选举制、总统府、内阁制、参众两院，各色民主建制一应俱全，但结果依然是军阀势力和阴鸷权奸横行朝野，假托民主之名争相为民做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黄花凋零，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不仅走出了百业凋敝、积贫积弱的窘境，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把邓小平崇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并将其言论和做法总结成“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宪法，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承认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不过，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和差异，所以能够从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务实地迎接更美好的明天。他们认定，改革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的承受能力，只能渐次推进，由点及面，贪功冒进势必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改革家以遵循常理和实干精神回答了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在基础能力尚且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工业化将如何实现？换言之，面对羸弱不堪的生产力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遽然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果敢的领导者不会坐等万事俱备而贻误时机，而是把经济改革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少人将如今的贫富分化归咎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这种说法失之偏颇，因为公允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忽视了改革决策者的初衷。改革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注入新的动力机制，希冀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后进的人，最终共同创造一个繁荣而公平的社会。但是，“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通过推行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分工而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与之隔岸相望的深圳当时还是一个人口不过3万的小乡镇，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令当时的中国领导者痛心疾首；而更为严峻的是，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还在流离乞讨，广大市民仍然依靠各种票证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任何的改变都意味着改善。但是，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惯性，特别是在取得成效之前，改变不仅需要打破僵局的勇气，而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在各种势力当中展示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正所谓，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因为过程一般是难以预料的，而关键在于结果。国之将兴，必听于民。他们期望以经济增长为先导，以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动力，缓缓牵动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法治建设领域，与其搭建浩繁的法制体系，还不如首开商业之条规，以应市场及契约所急需。全面创设比肩西方的法治环境，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目标。况且，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并未合盘照搬或嫁接西方的理论和模式，而是建立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制，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正视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要在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找发展机遇。他们无意引进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要在风云变幻中力挽狂澜于既倒，复苏中国经济。他们没有冒进速成，而是适时调整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溯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以顺理成章地接纳与资本主义相通的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前进，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在此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旧例可循，其结构是通过多种势力的交互博弈逐步演化而成的，类似于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工业经济。这种前进的步伐和节奏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每一项新的举措都可能引发新的变化，在百端待举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饶有意思的是，中国成功之路恰恰在于其领导层没有固守既定章法。他们意识到，唯有通权达变，才能与民更始，除旧布新。这体现了先哲孔子的智慧：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之类的概念，深刻印证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辨。相对主义，而非绝对主义；实用主义，而非经院主义；功利主义，而非平等主义；渐进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在两相对比当中，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初见成效的改革进入一个当今学者号称的正态反馈回路。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国上下解放思想，突破剩余价值论，这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行为赋予了合法性，为劳动力大军的市场化就业体系确立了框架；土地包产到户，工厂承包经营，城市住房商品化，绩效工资制，种种举措均突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解放“无形之手”，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石。
在运用市场分配原则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之后，消除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仅仅依靠价格改革来消除“剪刀差”或者由中央进行补贴或转移支付，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观。在美国，林肯为了解放南方的劳动力，使之进入北方勃兴的制造业，不惜以发动内战为代价。而中国则只需一声令下，鼓励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调动亿万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就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功效：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商业制造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农民工带回家乡的不仅是额外的收入，而且是信息、技能和创业的机会。在改革过程中，中国遵循了效率优于公平的原则，没有阻止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而且使其流动更具有明确的经济性。
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向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求援。领导层一旦认定了需要达成的目标，他们便千方百计，根据自身实际的社会能力来制订解决方案。在全球经济中抓住机遇，起点永远是自身现有的能力，这使中国得以摆脱国际社会的指手画脚，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其转型过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空想，而是超越了支撑这两种模式的机械主义观念——经济是一个可以规划和控制的实体。他们对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忠告一笑置之，认为市场和国家的界限不必畛域分明。改革的进程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摸索，按照邓小平的原话，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模仿。与其徒费口舌，争论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非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改革方法和目标被写进了1999年的中国宪法，称作“邓小平理论”。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关键在于，邓小平允许一些地方或行业先行先试，在取得成功经验之后，总结成一种模式向全国推广。不同的模式可以在多个地方或行业同时试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法有利于调动市场的力量来加速转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构成了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改革之初，国家并没有立即取消上缴公粮的制度，而是允许家庭留存或销售剩余的产品，于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储备的前提下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不到两年的时间，农业生产激增，公社体制下罕见的瓜果蔬菜在全国范围内铺满了路旁和街边的小店。
中国没有急于通过私有化来大面积地消灭公共企业，而是将其由国营变为国有，逐步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来，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鼓励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变为公共公司，从而接受机构及股民的监管。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形成了三股经济力量——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交相竞争的格局。实践证明，贴近市场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它们的地位也由国民经济的补充上升到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容忍了意识形态的惯性，因而避免了大举私有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和政治风险，降低了改革成本，实现了改革的平稳过渡。
另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它对于解决社会基层就业和制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创举，因为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资产比例在逐步下降，税基也相应地收缩。将基层的社会服务职能交给乡镇企业，政府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而且为这些企业增添了市场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生产性功能采用了单位的组织方式，管理者无须关心市场和利润，工人端着“铁饭碗”，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乡镇企业就是这些基层生产单位走向公司化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公共功能和地方政府对管理的参与逐步淡化，乡镇企业也彻底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如今，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渐趋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要么发展成像海尔一样的大型上市公司，要么在发展中被一些中外大公司兼并重组。
尽管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公司化经济实体，但政府从企业征收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远远低于美国，仅相当于法国和瑞典的一半。实际上，政府通过征税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低于任何西方的市场经济体。
另外一种有别于西方教科书的做法加速了中国的转型：土地政策。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允许农民和地产开发商按照一定的期限向政府租用。如此一来，政府保持了支配土地的灵活性，避免与使用者陷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可以随时为了全局发展的战略目的征用或收回，用于建设工业园区或者修筑高速公路等，这是中国得以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优势。当然，地权的不确定性也刺激了农民急功近利的行为，过度地施用农药和化肥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也破坏了土壤的肥力；野蛮拆迁加剧了民众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不能正确履责，且缺乏与民众的沟通能力，这构成了激化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时常因不够放开而招致诟病。批评家指出，改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且，一旦社会剩余有所积累，既得利益集团则会挟私掣肘，阻挠改革进程。中国的决策者遇到的问题都是无章可循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兼收并蓄的做法更有利于减小改革的阻力。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原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它并不完美，但很有用。时移势易，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等手段必须与时俱进，在不断摸索中创新。即使初步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也不妨因地制宜，随时进行调整，再以优化的版本进入二次试验，直到形成更加完备的体系。另外，指责中国改革发展毫无规划是缺乏根据的。最为明显的，虽然中国政府每五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属于计划经济的遗产，但中国的领导者能够吐故纳新，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不仅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设立了诸多切实可行的量化指标。当然，在执行过程中，期待中国的政策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也是不现实的。
在上述所有的举措中，中国的转型过程超越了传统的设计思路。政治领导人明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由此需要边改革边试点，抱残守缺是绝无出路的，巨大的转变势在必行，不能刻舟求剑，让旧的期待、标准和习惯束缚住手脚。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他们不愿意重蹈教条主义的覆辙。在强烈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实事求是，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者并没有偏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著名的《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纵观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会发现：这些国家普遍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局。一方面，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可以瞬间破坏一切旧制，令人振奋一时，但在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难免造成杌陧难抚的乱局；另一方面，改革过于缓慢，则会陷入左支右绌的泥潭，改革者往往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苏联的解体成就了寡头的垄断，市场改革背离了理想的轨道，导致国力一蹶不振；精英集团滋扰改革进程的问题在中国亦愈演愈烈，庞大的政府机构体系控制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人特权成为低效和腐败的渊薮。但是，中国的改革步伐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或渐进来形容。它如何绕过了这种两难的陷阱呢？市场导向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主要原因在于改革者调动了正和博弈的动力机制，使每一轮改革都能在政治上与关键的角色保持一致，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增进。企业承包机制活跃了市场，提高了企业效益；税收包干模式划定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分利界限，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确保了中央可预见的收入。总之，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村的生产单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改革之路重峦叠嶂，每一轮改革都意味着一次利益再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当改革派获得了自己期望的利益之后，往往会变成保守派，成为下一轮改革的拦路虎。然而，在大势所趋之下，改革者代代辈出，整个社会结构得以递相演进。持续的改革使政策得以保持在良性循环之内，遏制了利益集团的干扰。当然，其破坏性一直不容小觑。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八轮谈判中，中国的产业代表担忧行将遭遇“与狼共舞”的厄运，期待得到政府保护。结果证明，那些政府过度保护的产业，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压力，如今大多成为去产能的主要对象。相反，服装纺织业、家用电器行业，开放最早且最为彻底，政府甚至率先撤销了主管的行政机构，而如今却能称雄全球市场。
在深化改革中，市场标准日趋应用于衡量国有部门的表现。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大的自主权来适应市场需求，使得国家主导的改革过程更加向市场力量开放。私营部门对市场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以及国有部门难以跟随市场的发展，使得政府要求国有部门进一步提高效率。只要私有部门的绩效持续高于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压力就会不断增加，去适应、改革和改善生产效率，并开辟新市场。促使国有企业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落后的企业就能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可见，最根本的是市场竞争，而非所有制形式。
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继续下降。在许多行业，私营企业凭借其能够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优势，获得了更高的资产收益率而占据市场；私营企业也是城市就业的主要来源以及出口的重要贡献者。另外，自200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许多知名企业家吸收到党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自身调整，以适应私营商业利益不断上升的政治环境（Lardy，2014）。
今天，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私营部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日益机动灵活，其业绩表现甚至令有些国有部门相形见绌。在2015年的对外投资中，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类，非国有企业已达到总额的65.3%，非国有企业在全球购并中达到了总额的75.6%。截至2015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几乎平分秋色，分别为49.6%和50.4%，而且民营企业较上年提高了3.2%。
将中国的经济模式指称为“威权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都不确切。在“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这两类经济学家眼中水火不容的力量之间，其领导者要找到某种协同或者均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若能以鲜活的案例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中国将有望重新书写全球化的新篇章。既然像中国这样非西方化的社会能够植入市场经济并获益良多，将这一逻辑推演开来，它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印度或越南。更进一步，中国的样板有望扩展市场经济的文化多样性。
对于中国来说，拓展对外贸易是其国内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检验其自身体制、资源和社会能力的必要手段。打开了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便接踵而至，有些汇入了熟悉的格局，有些则生成了全新的组合。中国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令人击节称赏，依靠敏锐的嗅觉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往往能主动抓住市场机遇，填补空白。根据全球经济的结构和总体变化调整自身的步骤，又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新的景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交融日深，其内在的创新和改革过程将引领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疆域。其他国家很可能接纳并仿效中国的政策，将其经验变成全球治理的新的经验来源。
中国人的原创能力尚未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但他们承接技术转移，并将之放大生产和应用的能力却令世界叹为观止。如今，他们已经不甘心模仿西方的技术，为了弥补其原创能力的不足，他们干脆在欧美直接收购有前途的业务部门和研发团队。“中国制造2025”这一强国战略直接对标德国的工业4.0，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西方世界为之喜忧参半，因为它一方面为西方企业参与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商机，但另一方面也激起了行将被赶超的忧虑。这一次，中国提出的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以实力和眼界为基础的行动纲领。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在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引领全球技术的扩散，但是他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网络化的全球经济改变了基于威权的动力机制。所以，依靠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将会使中国与诸多稍纵即逝的机遇失之交臂。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每一次互联性的增强，都会带来新的改变。随着全球经济总体格局的改变，他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反应机制。每一个问题和解决方案都要求中国经济体制结构形成新的组合，决策者别无选择，必须持续适应在其参与下并行演进的格局。市场通过自组织形成的格局不会听命于权力，也难以预测。我们仅能预见全球经济将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计划者带来各种惊讶，试图依靠权力将经济发展模式纳入稳健可控的体系之中，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过程。在开放之初，包括中国的领导人在内，谁能预料到中国经济会保持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改革和增长绝非是一帆风顺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今的世界是否也和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形类似呢？人人都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希望变化，但不清楚将走向何方。中国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有一句千古绝唱：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但在当今这个扁平、透明、交织和相互依赖的世界，“身在最高层”意味着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心系天下的胸怀，而非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柄，任何以先进国家或者圣君自诩而追求集权控制的企图，都将属于倒行逆施的徒劳，因为历史的长河虽然蜿蜒曲折，但从来不会逆流而上。希尔顿·鲁特（Hilton Root）刘宝成第1章后全球化：全球网络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所有的发展和安全政策都假设了一种变革理论。本书介绍了现代化理论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前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理论，后者是冷战以来西方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中推行外交政策时的指南。通过对比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与复杂性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本书力图阐释不可预见的发展失败、治理趋势和联盟的嬗变。
自由国际主义假定，如果发展中国家推行旨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贸易、货币和财政改革政策，那么经济变革的加速将导致其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有助于各国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相互联系，从而走向全球性的合作，最终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然而，人们没有预想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速度要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遑论更加缓慢的文化和社会转型。世界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预期的那样走向一个日益趋同的价值框架，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益凸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经济领域日益增强的相互联系正在促成一种新的最佳治理规范。
随着应用范围从区域化转向了全球化，自由主义理论必须面对许多始料未及的挑战。要知道，世界人口增长和区域间的贸易流动，大都集中在自由主义不受当权者青睐的国家。这些趋势，包括贸易变化和人口压力，都对全球合作的演变及其政策范式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世界各地追求财富和权力带来的出人意料的治理差异，就自由国际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结合，也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中处于阶梯顶端的西方世界，鉴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它们预期在治理方面会呈现出一段稳定而持续的趋势，不断朝最佳实践的方向演进。而现代化理论所设想的，随着各国城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各个国家将会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理念，并未能成为现实，因为在全球体系中，集体行为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行为，后者的变化可能引起整个体系的震荡，所以维持全球体系的稳定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棘手。
自由国际主义虽然奉行平等主体之间彼此合作的经典理念，排斥中心主义的权威，但却使其本身成为一个需要西方国家自上而下指导的全球性的发展标准。言外之意是，美国居于核心，为全世界提供系统的组织和管理。然而，在未来，顶端可能根本没有某种中央权力来统帅整个系统的组织和管理，甚至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顶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顶端威服四海，那么这个世界是不稳固的：它始终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因此世界需要寻找某种“领袖”的角色掌控驾驭前进的航程。随着世界从层级模式向网络系统的转变，全球互动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来适应这样的变化。
国际关系体系，就像神经系统或热带雨林系统等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一样，遵循的是复杂性规则。在复杂系统中，一个中央管理者很难掌控发展过程中的集体行为，因为系统本身的集体行为将依赖于各个局部的行为。它不是向某种主导型或“全球最优”的模式融合，而是通过交互式的动力机制共同演化：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导致自身以及整体的变化。在全球化的社会体系里，动态化的相互依存对于每个地区的影响具有质的不同。非自由主义政权和自由主义政权都将参与到共同创造的模式中来，每一个都在塑造另一个的模样。这种共同演化的过程逐步消除了对全球走向趋同的期望，并可能导致全球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
随着环境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生存战略越来越依赖于局部环境下的“成本函数”。与传统社会理论家预测的高阶适应的模仿不同，功能隔离随着新的组织层次的出现而得到加强。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缺位属于罕见的现象。随着国家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竞争和侵略共存于共生和合作的网络之中，导致了一系列无法预见的治理差异（Smil，2008）。以航空物理学进行类比，虽然它普遍适用于所有的飞行器，但战时的需求会刺激一连串的创新，以增添特殊的功能，这导致了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的快速分野，具有独特战斗结构性状的飞机于是得以勃兴。
同样，冷战结束后，当美国的竞争目标转向其他国家时，对手就变得更加多样化。今天的竞争对手是规模和形态各异的扁平式的跨国网络；它们在地缘上飘忽不定，没有垂直的分层结构，也不存在官僚式的管理；它们可以发轫于多个来源，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有些甚至正在酝酿潜在的灾难。伊斯兰激进组织只是无国界对手的许多形式之一，他们没有固定的边界，却可以把势力的不对称转化为自身的优势（Treverton和Wilhelm，2009）。
处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环境中，竞争会产生更大的局部变化，也会使结构和策略更加多元化，其内涵和外延远远超过了现代化理论的预期。在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新兴的挑战者不会与业已取得成功的老手一对一地用自身的特点，而是设法通过驱动环境变革来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和互动的机会，而竞争反过来又为其他的参与者创造了可资利用的市场空间。即使（就个体或局部而言）属于次优的策略，从经济生产可能性曲线来看，这样也可能有助于增强整体系统的持久性（Arthur，Durlauf和Lane，1997）。集体安全和集体价值观
在冷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西方国家的长期安全战略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随着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成为西方国家可靠的盟友。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促进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念方面投入巨资，是因为它们希望建立一套普适的准则来确保全球的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胜利，使西方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有能力成为全球体系的掌控者，并通过执掌决定法律规则的权威，来制定其他国家应该遵守的经济和政治秩序（Amsden，2007）。经济上的成就赋予了西方国家另一个规范全球体系的角色：它们如今可以选取某个愿意配合的国家来做样板，以展示其理想的特征。因为如果自由国际主义只被那些具有欧洲血统而且观念一致的政权所自愿遵守，其影响力注定是狭隘的。
在诸如失业、贫穷以及老弱病残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西方国家在其国内政策目标上业已达成共识，因此很容易就世界经济中所需的运行规则达成一致。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的基础上界定公共物品有助于增强集体安全和福祉，便无须经年累月的交涉和磨合。无须很强的执法能力，也无须一一阐明合作的具体细节，便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遵循彼此认同的逻辑，而不是作为潜在竞争对手相互制衡。这足以证明，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符合共同观念的体制和机制。作为共享基本原则的国家，它们完全可以在没有中央管理者的情况下形成默契并开展合作。
西方认为，人类总有一天会接受同样的价值观，参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表明各国将接受构成政治进步规范的共同框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也趋向于全球最优化：标准经济政策改革的“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可见，未来的政治合法性进程和经济效能的走向，都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而框定的。
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普遍诉求以及对其最终必胜的信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上：市场（对交换的渴望）和民主（对社会认同的追求）都源于人类的天性，将这两种动力集结到一起，对于解决集体行动中复杂而普遍的困境来说，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民主是政治本质所固有的，可以受到一时的抑制，但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福山，1992）。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加上繁荣的民主国家呈现的光辉榜样，为民主的优越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Mandelbaum，2007）。
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随着中产阶级不断成长的国家日趋增多，全球体系将更加稳定，因为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拥护自由的价值观，他们会从内部推动本国的改革，既而为进一步稳定全球体系贡献力量。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写的（2011）：战后秩序的“美国愿景”也描绘了对全球进步的理想画面……自由的国际秩序虽然首倡于西方，但它将不断向外扩散，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假以时日，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这些国家将进一步融入开放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理想的画面必将囊括世界上新兴国家和地区……并将推动业已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国家取得社会和政治进步。
然而，经济增长与自由民主建设之间的联系，很少在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体现。与其接纳一个基于普世价值的自由制度，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也不愿接受西方国家的“邀请”。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家都得益于日臻完善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但它们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心存质疑，包括民主、劳工保护、人权以及开放的国内经济等，而这些恰恰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精髓所在。它们驳斥西方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例如旨在保护人民免受本国政府欺压的干预主义理念。
倘若大国之间在价值观方面各执一理，建立在自由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体系就容易改弦更张。倘若有相当一批参与者都固执己见而且都决然各行其是，那么关于自由主义的共识即使不分崩离析，起码也会遭到严重破坏。只要这类国家达到了足够的数量，或者形成了一定的组合，它们就会质疑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促使国际生态发生改变。政策扩散和全球大趋势提出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体系一直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主导之下呈现垂直流动的格局，它期望其价值观的传导也同样遵循自上而下的进程。但新兴的经济体和人口发展趋势正在以不利于自由主义持续主导的方式改变着全球的生态系统，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正在通过重塑经济边界来改变其经济地理的分布。在新的经济地理中，南方国家正从全球贸易的边缘向中心移动（Amsden，2001,2007;Khanna，2008）。按市场汇率计算，新兴经济体提供了40%的全球产出，而且预计将继续以6%的速度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经济学家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和威廉·肖（William Shaw）（2011）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将从30%增加到70%。如能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率，7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将有6个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学者艾利斯·阿姆斯丹（Alice Amsden）报告说，增长首先发生在区域内部，然后才向其他地区蔓延开来。一个国家是否置身于快速增长的区域之内，结果将大不相同。在东亚，区域间的贸易增长激发了组建某种亚洲集团的构想。
主流的区域间贸易一度分布在南北之间，而这一格局如今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在全球区域间贸易和生产的中心地位已经日渐式微。贸易流动正在沿着新的道路前进，南南贸易在全球贸易总值中的比重显著增加。2001年至2011年，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增长了1 200%，从100亿美元飙升到1 3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与西方利益不符的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又开辟了贸易和投资的新渠道。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南南贸易有朝一日将有可能超过南北贸易。随着贸易流向的改变，最初只是作为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商业网络，将会演变成文化、政治和思想上的亲近。
现如今，许多依赖中国贸易的国家也逐步依赖从中国获得军事和其他关键的技术。非洲许多国家同样依赖中国的民用和军事技术。对中国技术专长的依赖为在合作伙伴当中重塑政治规则以及经济安排打开了许多通道。一旦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变成了一个政权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将影响其政权与世界的互动。这一点可以例举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第10章讨论了这一点。虽然新的地缘政治趋势并非不可逆转，但全球商业和技术变革的格局决定了21世纪的政治力量将如何展开新的角逐。
全球大趋势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提出了新的问题。南方国家区域间贸易份额的增加，会对信仰、思想和政策网络的演变产生什么影响？它会铸就新的联盟和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吗？假如新兴的全球贸易中心同时变成了全球秩序的思想中心，那么全球贸易体系还能否保持其通过冷战和冷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获得的特性？新文化中心的兴起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出现是否将导致全球性合作规则的修订？自由主义还能否在复杂的世界发展转型中存活
从19世纪中叶起，国际体系的地理中心就一直是欧洲和北美，它们对周边地区价值观和规范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国家相信，在获得独立之后，各国将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设法模仿追逐强大的贸易伙伴。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这种自下而上的仿效逐渐淡化，因为新兴国家之间的联系，即“南南合作”，要远比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快速。随着这些命运共同体国家形成新的联盟，新的治理边界将呈现愈发清晰的方向。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两极化的终结，世界各国有了更大的自由来实现本国的利益偏好，突出本国的发展特色，无论其表现有多么褊狭和令人费解。在设法维护其主权和增加其财富的过程中，一国的精英之间会围绕国际体系，尤其是围绕应否以及如何将国民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展开内部的对话和辩论，由此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在一个没有舵手的全球经济航船中，新兴国家是要会出现远离自由民主的增长理论，而另行开辟服务自身局部利益的发展道路（Kagan，2009）。
自由国际主义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序列未能实现，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和社会进程会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格局，促使国内与外部势力结成联盟的精英派系不断壮大。这种联盟有助于加速经济全球化，但也加深了政权内部的分歧。国民精英享受第一世界的收入和生活方式，这会激化与社会底层大多数民众的矛盾，造成民粹主义者的抵制，进而威胁政权的稳定。
自由主义精神能否继续指导全球贸易体系，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现代化理论所能驾驭的范畴。相互依存但多样化发展的参与者正在加速编织一张巨大的网络，他们会根据来自本地以及全球局势的线索做出反应，既而重新塑造全球发展的进程。全书概览
接下来的章节将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其中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被理解为自我组织的复杂性。本书力图在不失理性的基础上，描绘一种全新的体制变革及其持久性的图景，以挑战当代社会理论的范式。
复杂性的研究包含了大量的模型和观点，以解释和理解全球社会变革过程，这是基于许多学者开拓性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把我们带到了一场重大科学革命的门外。在此基础上，本书选取了几个重要但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国家，通过深入研究其发展历程，以新的视角进一步阐释全球的政治经济变革过程。
本书所选择的主题属于在全球发展和制度变迁领域学术界广为辩论的热点问题：东西方的巨大差异；欧洲国家的出现，它们与中国崛起的对比，及其各自创新体系的网络特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发展轨迹；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桥梁所起的作用；中国对世界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2章探讨了在日益交织和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中，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动力如何酷似复杂性科学所研究的变化过程。神经学、生态学和物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网络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将网络视为复杂的集成系统，这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3章重新思考了市场在社会变革的传统理论中所拥有的自主性。这一章回顾了关于现代化的传统学说：认为市场是将自由价值观传递给其他政体的媒介（工具）。然而，与迅速转移资金的财务管理软件相比，文化和社会规范（例如言论自由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型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因此，诸多其他的社会政治因素为具体采用怎样的一套市场体制，留出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市场产生并依赖于不同的买方和卖方、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进行交换的网络，而交换网络又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相互依存。
第4章探究了自由国际主义这一现代化理论的根源，它假定经济增长和民主是相互促进的。但对专制政权的警告，即如果它们拒绝民主化，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这被证明并不完全可信。现代化理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发展议程的主导逻辑，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国家之所以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拥有最为良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控制的全球资源逐步萎缩，现代化理论愈发被视为只是难以持久的鼓吹。新兴大国将根据自身的历史和经验谱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化乐章。
第5章审视了学者们试图揭示经济增长之谜的努力，他们认为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石最终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及其治理规则。但是，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国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徒然望洋兴叹呢？在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成功的个案和单一的元素并不能完全解开个中的谜团。仅仅依靠鉴别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功要素，最终不足以解释其生发的条件，更无法提供可资他国复制的模板。
0第6章和第7章提供了关于宏观经济演化过程的分析视角。第6章探讨各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如何通过自我组织来扩充整个系统的共享生态。它假定存在一个局部和整体或个体与环境之间没有实质区别的世界。为了发现决定个体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我们构建了一个适应性的情境，其中处于高位区间的属于解决方案，而处于顶峰的则被视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其中，决定个体行为的根本因素在于特定个体在给定的情境（或时间跨度）能否适应所要面临的挑战。虽然全球发展政策假设全球化将促进各国向某种主导模式靠拢，但每个国家面对的选择反映了其不同的地位或起点，这也框定了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起点决定了终点。一个给定的适应性情境，其形状（或稳固性）将决定置身其中的人民将如何为了生存而做出最优的选择。在没有更多备选方案的条件下，内生的制度决策通常是褊狭而短视的。情境越复杂严峻，找到全球最优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小。
通过与处于相同或相邻情境中的其他国家交流互动，本地的政策选项在此过程中逐步得以确立。情境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取决于交互作用的强度，而随着强度的增加，特定国家面临的优化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并且，随着时间跨度的收窄（紧迫性），其行为将变得更加机会主义或短视。
复杂或严峻的环境不容易通过干预来加以控制，这使得大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比其较小的同行更具有优势；在相对适应的环境中，它们对关键的变量有更强的控制力。而且，它们面临的情境不容易因其他经济体的变动而发生改变（Amsden，2007）。
复杂性显然不是当代社会关系所特有的条件。多样性和互联性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塔西佗（Tacitus）在著作中就描绘了这样的情景。我们将看到，复杂性理论提供了关于社会关系的新知识，可以用来理解欧洲帝国或中国王朝在历史上的兴衰更替，正如它可以用来解析当代的治理模式及其演变一样。
第7章重新聚焦于那个“千年之问”：为什么像火药或大炮的使用，这些威胁社会秩序和阶级基础的创新手段会在欧洲得以扩散？为什么这些创新在世界其他地区却受到抵制，尤其是在作为火药和大炮发源地的中国？网络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欧洲国家的体制容易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应对剧烈的变化和极端的事件，例如推动系统变革的技术创新和打破了其演进路径的战争。它们没有像中国的古代王朝那样，在政权更替过程中频繁地经历长期的割据和令人崩溃的挫折。欧洲的权力网络是分布式、多节点或模块化的，这种特征增强了整个系统的弹性。虽然系统内部各个节点之间的分布可能在系统层面酿成极端的事件，但当这些情况发生时，欧洲比中国表现得更具韧性。即便某个关键的节点被消灭之后，欧洲分布式的权力结构也能够适应新的变化。这提高了技术创新的强度，虽然促发了一次次的军事革命，但也让贵族得以保持连续的统治，即使是在特定的血统被击败后也不例外。
如果创新是群龙无首的系统中频繁发生军事革命的产物，那么中国会对此退避三舍。欧洲的情形规范了军事技术的扩散，以及国家对煤炭、钢铁以及金属铸造厂的垄断，并且提供了一种成本有效的方法，用以防止对中央权威造成威胁的军事技术扩散。但中国早期的集权制度拦阻了那些在西方引起社会关系巨变的一次次创新浪潮。
既然各个国家之间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系统的变革，并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那么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我们将探询可以从中了解哪些内容，以及认识怎样的道理。其重点是在微观层面剖析演变过程，评估国家体制对本国的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迅速扩散的消费者便利、全球金融市场和大众传播，创造了一股“世界是平的”的效应。然而，经济变化的速度很少能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速度同步。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速度却超过了经济变化的进程。在南方，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北方，战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人民通过选票所表达的期望，在主要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得到了突出体现，人们要求国家承担更高标准的社会责任。经济变化的快速步伐是否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权统治者提出类似的责任要求？更大的问题是，经济变化的加剧将如何改变国际体系，并且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
第8章讨论的焦点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民主改革的结果会呈现巨大的差异，因为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对环境的压力和机遇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民主转型与复杂系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的表现是非线性的，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并且常常与一连串的突发事件或极端事件（如革命或战争）联系起来。
第9章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历史事件对比了中国和欧洲的官僚体制及其生发的背景。其结果是实现了并行的政治现代化，但两者的发展道路却大相径庭。
第10章探讨了中国的崛起对自由国际主义体系的影响，包括其中的规范、规则和制度。本章试图在追问，假如全球体系的核心成员决定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念分庭抗礼，结果将会怎样？中国的崛起对自由主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之下，一些国家改变了其内政和外交的政策机制，这表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而不断加强，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全球互联的复杂格局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网络和激励机制，这也意味着新一轮全球政策环境的改变。
第11章讨论了更加宽泛的问题，即全球化、社会变革和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例如，中国社会属于集中式的轴心型网络，而西方国家属于密集而扁平的网络。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两个网络结构之间的差异将意味着什么？它为全球化提供了清晰的创新理念，这些理念在受过教育的公众当中引发了想象力，对全球发展政策的形成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信、金融、贸易、移民、时尚和生活方式趋势下的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这迫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复杂性问题，因为网络无论大小，都属于复杂的系统。这种复杂性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成就了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例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或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苏联的解体，信息互通在背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复杂性科学如今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实证研究，从电路中断到传染病的蔓延，直至市场崩溃和交通堵塞。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落在正态分布范围之外的小概率事件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照此逻辑，工业革命也可以被视为信息互通产生催化作用的一个例证。
一旦读者对复杂性的术语有了初步认识，理解这些概念和想法就变得相对容易。作者尽力避免过多地使用术语，以便在通俗易懂与技术性概念之间求得适度的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回避诸如无标度或间断均衡等技术上精确的术语。对于那些喜欢学习新术语的读者来说，以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思维来审视社会系统，会从中获得许多乐趣和启示。况且，今天看起来像科学术语的东西，明天就会变得彻底通俗易懂。
读者如若建议采用量化的指标来支持假设，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在定性的基础上理解了经济活动如何演化成为全新的活动之后，这一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复杂性能够改变可度量的输入值和输出值之间的关系，它通过改变元素之间的关系来改变结果。新一代计算社会科学刚刚起步，开始学习如何解决全球政治经济的关键问题。复杂性的测量手段将随着学者对诸如空间计量经济学、基于主体的建模、网络及聚类分析等方法学的设计和实施而得到改善。
然而，要建立起贯通所有复杂系统的一般原理，现在还为时过早，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连贯和严格的数学理论能够统一复杂系统的许多动态特性，并满足科学严谨的标准。社会复杂性的演算可能超出人类的心智边界。这种数学简单性的缺失，构成了复杂性科学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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