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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银湖沙龙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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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深圳试读：

银湖，是一个距离深圳市中心不到四公里的幽静山谷中的小湖，中国第一家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非官方智库——CDI[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简称]的那座浅银色的办公楼就安静地伫立在波光粼粼的湖畔。银湖沙龙，这个由CDI院内外一群具有共同学术兴趣的人士共同发起的民间公益性学术活动，当它举办了上百期的时候，常常让人感到它像湖畔的一群植物那样，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在自发地生长。如今，几乎所有讲题都是热心的参与者们自发推荐，而不是几个发起人策划的。这些题目几乎都有一个约定的方向，就是关系深圳的未来和中国城市化的走向。梳理十年来一百多期银湖沙龙的主题，仿佛是在考察深圳这个城市的精神世界的某个侧影，虽不全面，却很诚实地记录了一群深圳人最近十年的关切与思考。

在深圳，有不少的群体会聚拢一些关注城市问题的人们，大家在一起读书、在一起研讨，在这些自发组织的空间可以听到不同群体的思考和诉求，成为管窥这个城市的不同视角，银湖沙龙是其中的一份，它力求探寻这座城市最前沿、最典型的问题，例如，民办教育、劳资关系、“山寨”现象、西部通道维权、原住民、社会组织，等等，成为关注城市公共事务的一个公共空间。

银湖沙龙的生命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宽松、包容和理性的思想交流氛围！只要是讨论公共事务，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包括激烈的批评。经十年的磨合，它形成了自己的沙龙讨论规则：理性地容纳多种多样的意见，充分地交流不同的观点，换位思考而谢绝标准的答案。银湖沙龙从来没有打算做成一个专业化的、有着严格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去试图约定某种学术标准。当所有参与者相互尊重，将自己对这座城市最关心的事情拿来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听者往往会获取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信息和启发。这种开放而不是聚焦的氛围也许正符合深圳这样一座年轻城市的高速生长节奏！

银湖沙龙的生命体现在它链接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十年中先后与范志明先生和“好人好事”教育机构、阎迎春先生和“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与吉峰先生、黄翔女士发起的“劳资论坛”、与深圳读书月组委会邱建华先生、与关鸣先生和“广州思想沙龙”、特别是近期与李罗力教授发起的“智库百人会”等公益组织先后联合举办了有关民办教育、劳资关系、创意设计和社会组织成长等方面的沙龙，所有这些草根的、自下而上的组织在一起联结成了德勒兹所说的“块茎”般的机体，相互形成“多元异质”的链接，渐渐地促成着这个城市中从农民工到律师、从规划师到志愿者、从政府公务员到学校师生之间对于各自所拥有的“我们的深圳”的相互了解与沟通。

银湖沙龙的生命在于它的公益精神！大约是在50期以后，每一期的沙龙就已经不需要发起人来设计和安排了，整个流程完全像一套习惯动作那样地流畅自然。这个“讲者不付费、听者不收费”的公益性学术平台，操办它的人也是在做志愿者。刘蓉和宋华先后义务担任沙龙的秘书，她们联系讲者、打理捐助款项、发通知、订场地、采买茶点水果、安排速录、准备给嘉宾的纪念品，有时还要为远道而来的讲者安排食宿。每一次通知之后还不忘说一句“如您自带水杯，我们不胜感谢”。开讲的一天在CDI大厅会摆出周义武手书的海报，张保胜、张礼均义务为大家备好投影音响；多次为银湖沙龙推荐精彩讲者、并为劳资关系论坛四处奔走的吉峰为了此次选辑汇编，甚至专程往返东莞深圳找到当年的会议纪要供编者参考，银湖沙龙是一团众人拾柴燃起的火焰。

银湖沙龙的生命力在于行动。几乎所有的讲者首先都是行动者。他们的生命潜力在深圳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而在法律事务、城市规划、民办教育、英语教学、依法维权、社会组织等方面创造了中国的种种“第一”，他们在深圳活出了人生的精彩。

本辑《我们的深圳》和它的姐妹辑《我们的乡村》是CDI支持银湖沙龙的产物。这两本书的名字是由郭万达常务副院长提议的，大家都说挺恰当。其中所选的这些内容，不少是相当宝贵的。例如，富士康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第一次参与民间学术研讨；集政府、工会、专家、工人、律师于一堂讨论劳资关系；深圳福田中心区规划的过程；深圳原住民血与泪的历史及一些老深圳在建市30年展望未来时发出的声音。读者从这一系列沙龙的“主持人”中可以了解沙龙的发起人，也可以从最活跃的互动环节了解到为沙龙提供议题、推荐讲者的热心骨干。对于一个已经有了独立生命的民间公益学术平台，如今已很难说清它是什么时候、如何起步的，这难道不是更有趣吗？探寻深圳30年经验和教训

第51期　银湖沙龙

时间：2009年5月27日

主持人：申晓力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编室副主任、深圳电视台原纪实频道副总监

申晓力　我们正在筹备拍摄一部纪录片：《探寻深圳30年经验和教训》，主要探讨以往深圳不被重视的经验和被规避的教训，这是一个城市发展到30年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命题。

这30年不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有那么漫长的30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记忆，就像南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感谢这座城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座城市收留了我。”那么现实呢，只有面对现实，现实才会真正地面对你。现实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去定义它，直接关系到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那么未来这个城市怎么发展？有个未来学家说得很好：“未来没办法预测，但是未来可以被创造。”所以说，每个人都是我们今天沙龙的主体，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把大家所想、所思，哪怕三言两语也可以，给我们贡献精神上的盛宴。因为2010年是深圳成立30周年，我们要给深圳做一部电视片，这部电视片里面的所思所想，请我的同事跟大家汇报一下。

余海滨　我们做这个片子，一个是2010年特区30年，30年回过头来看深圳，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给这座城市。如果纯粹做一个献礼的片子，大家也知道政府有这个传统，5年献礼一次、10年献礼一次、15年再献礼一次，都差不多，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叙述语态。但我们这次想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种格局，能够做得更民间化一些，而且更符合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再一个，其实30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节点，我们做一个片子不是单单讲过去，还要讲未来应该怎么发展，所以我们想用一种提问的方式来做这部片子，这座城市的城市化、现代化，将来每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期待、理想，或者渴求找到的幸福感、归属感。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过去。过去30年被人们所忽略的，很个体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经历；有这个城市特点的，或者不一定非要和深圳这个城市特别契合的；可以很微观、个体的，觉得对深圳过去30年最值得说的故事。

第二，现在。我觉得现在也不完全是现在，只是叙述的语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对深圳的感受是什么，可以用关键词的方式，比如说“畸形”“金钱”“欲望”或者“理想”。

第三，未来。未来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同的人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或者对城市的定位，很鲜明地感觉到深圳作为市场经济一个思想大本营的存在。

李红光　第一，建立经济特区是谁先提出来的？人们长期认为是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汇报，由邓小平拍板成立，这是对的。可是最先提出来是在1960年，《人民日报》有位记者叫连云山，因为深圳当时出现“大饥荒”，很多人都冲向香港，当时陶铸和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不要拦他们。所以1960年“大饥荒”的时候，香港80%是内地人，这些人一部分是解放时期跑去的有钱人；还有一部分是人民公社期间为了活命逃走的。这位记者去看了以后，发现这些人在荒山里住塑料棚子，见到记者以后都哭，都说我们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我们实在是没饭吃才过来的。所以，作为记者他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深圳的经济情况，回来以后明确提出要建立特区，否则无法稳定边境，也无法稳定老百姓，两边差得太远了。

第二，建特区给优惠政策，是宝安县委最先提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提出来要搞来料加工优惠政策。当时习仲勋一上任就来到深圳，来了以后当时还有大队干部向他提出来，我们要求政策、要求开放。他把这个意见认真听取以后，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同意了。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怎么杀出来？就是不给钱给政策，为什么前两轮没有杀出来，第一轮是经贸厅的厅长不知道怎么搞，为了加强力量中央把省委书记吴南生给派来了，吴南生也是公认的改革派人物，在改革的坚定性上都没有疑问，比如当时深圳没有一条路，连路灯都没有。要修深南大道，吴南生是这么说的：利息就得40万元，还可能得坐牢，但这条路必须修。他们来了以后还是没有解决钱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开发什么地方的问题。

张勋甫当时提出来开发福田，吴南生要求开发罗湖。常委会的时候吴南生带着工程师讲得是头头是道，当时就有一个老领导不太理解，反正是各说各的理儿。当时工程师对这位老领导就拍了桌子，后来这位老领导回忆那次常委会说：“拍了三下桌子，难听的词都出来了。”主持会议的人不说话，让他们两边吵，吵到最后说了一句：“不打不相识，散会。”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确实不那么容易，连会议都控制不了，还能决策什么方向啊。当时创业的那些老领导就觉得他们那两届一是没有搞好班子的团结，二是没有解决钱的问题，三是没有解决从哪入手的问题。

所以省委再配班子的时候就没有配专门搞外贸的，改成了各个城市的市长，抓城市管理有经验的人，配了比较实干的班子。钱的问题是梁湘给解决了。比如没有电，连路灯都没有，梁湘就说很简单，一度电加一分钱，路灯马上就亮了。当时3万人的小镇子，加两分钱电就解决了。

钱从哪来？梁湘有一个想法，就是税收出一点、海关拿一点、各个省市都拿一点，广东省也支持一点，然后自筹。自筹是怎么个筹法呢？就是当时银行的行长罗显龙（音）跑遍全国所有的穷山恶水，然后在深圳投项目，解决了钱的问题。比如国贸大厦就是13个省市出钱建的，四川大厦是四川省出钱建立起来的，等等，这样就解决了钱的问题。

城市的建设跟农民的土地问题怎么解决呢？梁书记也解决得挺好。在1986年，我接到这个课题之后，就用一个星期跑了几个村搞调研，最后跟他汇报。有一个村是由村子里的逃港人员知道政策好了，把外商引回来，引到自己的村里，这是一种办法。引进的产品就是挂在卫生间里的小电话机，很简单，他们是来料加工，加工以后出口美国，引进以后全村都可以发工资，这样就不存在失去土地以后没有饭吃。第二种办法，征了一部分地以后，剩下的地他自己招商引资，这时候很多港资企业慢慢过来，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推进。第三种办法是村里把宅基地分给每一个人，然后拿征地拆迁的钱建了房子，一楼放杂物，自己住二楼，三楼可以进行出租。第四种办法是当时征地很少的，还继续种地，湖贝村就是这种做法。我一共介绍了这四种办法，梁书记非常欣慰，他觉得我们搞建设没有让农民有很大的损失。

第三，我们每次宣传深圳的时候，连篇累牍的都是拍卖土地的第一槌有多大作用。原来梁书记征地的方法，就是让农民能够休养生息，有饭碗。后来的征地方法是低价进高价出。这两种征地方法有很大的差别，第一槌是靠低价掠夺农民的财产，高价盖成房子，跟房地产勾结，已经弥漫到全国，怎么能叫成绩啊？怎么能叫经验啊？我认为全国到现在不只是征地，包括北京拆了多少四合院？拆了多少古迹？那么多人奔走都制止不住，就是从深圳开始的。

张干夫　我原来是商检局的，1984年从内地商检局调到深圳，筹建商检局，我是第38个报道的，现在深圳商检局有2000多人。1984年来的时候，划一个地方给各省市，由他们拿钱建起来的。商检局当时的任务是配合外贸出口，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怎么搞起来的，我应该有发言权。我自己调查过，将近2000家企业，两年时间超过了广东省的签证量，深圳一个办公室签的证占了全中国的1/3，最高的时候，大概是一年签50～60万份，每份证书就是一批出口产品，这个数字是绝对准的。

深圳是怎么起家的呢？深圳没有工业，并且当时是阶级斗争的前沿，福建和广州是大工业投资，国家基础建设都规划到三线城市去了，整个宝安县地区都是农民，没有机械设备，特区建立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宝安县汽车修理厂和砖瓦窑厂了。当时深圳供港生猪的猪场最多，就是罗湖区周围那一带，宝丽大厦那一带全是养猪场。后来都盖成楼了，主要是粮油食品公司，大概是11个省的粮油食品公司供港的点，整个宝安县地区基本上没有工业。

来料加工怎么搞起来的？是变戏法变出来的。1984年来深圳的时候，深圳市还没有开始签产地证书，所有外商的产地证书都要到广州申请，每批出口商品的时候老板都要从香港商行打好了外文证书到深圳，然后再坐火车到广州去签完了再回来，光这个来回要一两个工作日。后来开始在深圳签产地证书的时候，我就是干这事的。所以深圳是来料加工起家的，它有别于温州，温州是办小商品起家的。深圳没有工业基础，一开始中航那边搞了几个最有名的工业区、水贝工业区、华强工业区、招商局的蛇口工业区，这是政府倡导的。但是这里面都还是小企业，最大的就是逃港人员回来办的企业。

所谓来料加工，就是香港老板回到村里投资办厂。当年的来料加工，中央的规定跟宝安县的做法根本是两码事，这叫变通。什么叫来料加工呢？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没有活干，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力闲置，当时就用国营企业的闲置生产力接受国外的订单来搞来料加工。但是对于宝安县，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国营企业，连个小加工厂都没有，搞什么来料加工呢？广东怎么变通呢？在香港有亲戚朋友、老板来办厂，先把设备运过来，再等投资，这个是不用纳税的，但是登记在案。包括汽车也是，作为来料加工生产企业用的，都可以免税。加上海关的政策配合，那边把设备拉过来，放到宝安县的五联、荷坳、沙井，最远的到惠州、惠东、东莞，当时连东莞在内都归深圳管辖。这就解决了来料加工没有设备、没有工厂的问题。这个设备进来了没有原材料怎么办呢？然后再跟外商签一个来料加工合同。在具体做法上，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是没有文件、没有政策的。

后来为什么变成“三来一补”呢？当时我跟当年宝安县外经委的老领导聊天，他们说你只要答应给我们发产地证，老板就过来，如果你不答应发，他就不过来了。为什么呢？拿到这张产地证，产品出口到欧洲，按照关贸总协定普惠制的优惠方法，他们可以减少5%～10%的关税，省下的关税就是老板的利润，如果没有这个，利润就没了。所以为什么最后广东省商检局签证书没我们办公室签得多，光产地证这个处最后到120人左右，最忙的时候，一天签200～300份证书，晚上还要坐在家里头签证，第二天早上发给老板。那一段历史记忆非常深刻，当时我们规定一条，为了配合外经委工作，可以让老板先进来，产地证我们随后就给你解决。当年那些年轻人，很多村里当年的小厂长，现在都当了镇长、街道办主任。

当年蔡屋围也是来料加工的大头，我说你们整天引进外资，这个优惠、那个优惠，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标准，就是说他们来了税收怎么优惠、土地什么价格、租房子有什么补贴、来料加工费的结汇比例、工人的工资多少、通过银行结汇多少，允许带进来现金多少，这都是变通的办法，你们能不能搞个文件？我说的政策比文件上写的优惠。他说不能搞，如果都写成白纸黑字，老板就不来了。如果是他哥、叔叔跑到香港去了，回来搞来料加工，他的弟弟或者侄子是村长，你说他们怎么优惠。所以当时很多都是亲戚，尤其一个村都是同一个姓的。比方说沙井潘姓的，潘强恩跟我很熟，当年他办了比较大的生产微型电机的德康企业，一年要发上千份的产地证书。因为一个村都是姓潘的，有几个人跑到香港十几年二十年的，不管钱多钱少，最小的厂当年拿10万港元到深圳来租一个破庙就可以办一个来料加工厂。所谓订单，来办厂的人不一定是真正接单的人，香港跟我们这儿不一样，香港多数是做外贸生意的，它叫做“行”；如果这个人想要回来办一个厂，先要去找行谈，我回去办个厂，你给点单好不好，是这样做起来的。真正办工业区，像华强、蛇口工业区，去拿世界500强的来料加工，那种是少数，绝对不是当年真正来料加工的主体。

朱建国　我觉得刚才说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跑到香港去的深圳人都回来了；第二个就是来料加工并不是中央有政策，而是深圳本地人自己的发明、变通。

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深圳30年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两个字——“共生”。深圳发展得快的时候，就是全面扩大共生度，跑到香港的人又回来，深圳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政策，不等中央的，而中央也默认了，那说明民令和政令的共生度很大。我们用“共生”这条线来贯穿深圳整个30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哪一个时期的发展得好、发展得快，共生度就最大；哪一个时期比较曲折，就是共生度缩小了。实际上改革就是东西方的共生，姓资和姓社的共生，中央和地方的共生，民意的共生。如果深圳30年始终坚持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进行，这就叫全面的共生。

1989年之前深圳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实际上就是以蛇口和深圳市区两条腿在走路。我1994年来深圳感觉这个地方到处青山绿水，但是现在全变了，一寸一寸的草地都被房子压掉了，没有了。所以，我建议能不能用共生这条线去检验深圳的30年。深圳当时最大的特色就是与勇敢者共生，来深圳的人都是勇敢者，不光是知识分子，一个民工也是一个勇敢者。但是现在深圳的人才，可以说是勇敢者大量流失了，留下来的勇敢者开始退化。

新的勇者没有选择深圳，选择上海。日本有个著名的建筑科学家黑川纪章，他在2007年4月12日逝世之前对深圳有个批评，说深圳现在不如上海。怎么不如上海呢？他就举了一个方面，深圳的住宅区、商业区和其他区混合一起在推移，没有保留老城区，把城中村也改造抛弃了。但是上海是保留老城区，到浦东去重新建设。他说一个城市要和历史共生，否则就没有历史感。所以早期的深圳领导人可能共生度要大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每走一步，都是看上面有没有文件，现在深圳的教训在哪里？就是在这里。2005年上海就批了第一个新特区，这次深圳公布的是“老五”了。为什么你是老五了，与你自身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才知道来料加工当时是深圳自己发明的政策，但是中央没有批判你，没有制止你，这就是共生。

吉峰　如果要说关健词，我就说“农民工”。第一，把农民工当做一个关键词来检验我们30年来的建设发展。我觉得反映农民工的问题不要像以前一样，应该把农民工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表现，我也不希望、也不奢望如何大肆批判鄙视农民工现象，在现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从农民工来看他们是如何付出青春和汗水。我这里引用一本书的数据：15年没增加一分钱工资；1999年每年有1万个农民工手臂丢失掉；2000年广东省每年有3万名农民工的手指头丢失掉；2007年深圳市政府上交中央财政800亿元，其中52%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深圳是外向型经济，多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依靠农民工的付出，才有了今天。

第二，能不能表现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到今天，深圳为什么停止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蒸蒸日上，那么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上深圳早已经不是经济特区，已经变成地方利益保护特区。

第三，我特别喜欢“探寻”两个字，《探寻深圳30年经验和教训》这个节目，由谁来举办？定位在什么层次？想反映什么问题？是歌功颂德，还是说一些真心话？要拿出深圳当年的改革魄力来。有没有这样的层次？如果说只是电视台几个编导，我向你们表示敬佩，但是显然你们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这个时候要跨越。我举个例子，就是贵州卫视，我没有想到贵州这个贫困省份竟然搞出了一台“中国农民工”节目，反映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播出，这个广度和深度让我震惊。

赵师英　我1985年3月从河北银行调到深圳农业银行，来深圳时间也不短了。我就来讲讲倒卖批文这个事。卖批文，卖什么呢？纺织品，主要是棉布、棉纱，或者是收录机的散件，电视机的显像管。

为什么会有后来1989年的官倒，深圳这一段必须有，历史不能抹煞掉。深圳当年有个康华公司，当时是进口收录机的散件组装，然后卖给内地。内地的人带着汇票，大概500万～600万元，来到深圳向康华公司买这批东西。深圳公司没钱，怎么办呢？没钱有批文也没关系，但是这个合同怎么签，能不能叫个银行的负责人来在合同上签个字，这批生意我们就敢跟你做。所以，深圳的发展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情况，不光是政策，涉及很多体制上的问题。

张干夫　那我再补充一点。深圳初期那一段“倒”我也是知道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产品往内地倒。各省市驻深圳办事处是倒卖物资的，是各个地区派到深圳倒卖物资的据点。这一段历史应该怎么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一阶段，价格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包括外汇，在深圳发展的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三来一补”。从“三来一补”升级换代，形成了现在深圳的工业技术。

刚才大家谈到几个问题，一个共生，一个农民工，我觉得需要谈什么东西呢？两个字——“机会”。谁给了深圳人机会，谁给了中国人机会？市场经济给了大家发财的机会，改革开放给了中国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给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为什么？我体会太深了。为什么很多人跑到香港后回来呢？因为看到深圳有发财的机会，如果深圳没有发财的机会，大家都会走。全中国人民什么都不需要，再穷再白都不要紧，只要给机会，中国人就能把地球翻个个儿。所有东西都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发挥的机会，市场的核心就是这一点。

方正　我当年在建行住宅信贷部，一个叫凡兴（译音）民营科技公司，当年贷款80万元，注册资本2500万元，这个公司现在没有了。深圳的高速发展期是从1979年到1993年，1993年过后是经济调整期，那个时候深圳的主力是“三来一补”、港资等，加上一些少有的外资，还有国营企业。那个年代全部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走，除了影响民生的几个领域的价格，比如石油、外汇到现在都还没放开，其他能放开的都放开了。

我们寻找经验和教训，要看一个历史跨度，不看它的细节。我记得1987年来深圳的时候，我没有暂住证，我的边防证几个月就过期了，过期之后我还要天天报关。“三来一补”是最大的走私，“三来一补”的真正利润是来了之后想办法内销，避免关税；另外，一般的“三来一补”一个厂还批给它几台车，它真正的利润在哪呢？九江的中外合资企业安达汽车修理厂进了16台车，实际上就用一台北京吉普，其余的15台全卖了。那么当时宝安县那些小村的村长，他们怎么倒到内地去啊？就是我的单都给他们做，赚我的钱，等于运输费为零。大家当时把法律甩在一边，没有人考虑法律问题，把政策、制度都放在一边。那个年代，深圳的电子行业、集成电路行业，两三年就成就一个5000万的富翁。只要你运气好一点，基本上三年就有10个5000万的富翁出来，所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地还是在深圳。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时候，第一步领头的是深圳，深圳在第一步走得很好。第二步走慢了，引起了很多人反省。但是在第三步的时候，深圳人的干劲少了。

刘伟　我是1991年来深圳的，其实《探寻深圳30年经验和教训》这个题目非常大。

首先，深圳的发展是全市的事，全市的事应该包括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绝不仅仅是经济。当然深圳是以经济特区起步的，以经济作为主线，这是对的。我就想给这个节目提点建议：

第一，涉及面要广，各个阶层都要涉及，当然是以经济为主，而且经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企业，比如“三来一补”、外企、高科技企业，各种层次的都有。但面面俱到又不行，在这些阶层里面，法律有什么变化，体制有什么变化，医院、学校、报社有什么变化？它一定是个整体的，要从文明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文明又过于抽象，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以人为本，所有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都是移民，那么到深圳来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改革开放是什么？骨子里就是给了人自由。我们每个人到了深圳以后，获得了哪些自由。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体制松绑。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要在各行各业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讲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是农民工，可以是“三来一补”企业员工，可以是高科技企业的某个工程师，或者医院的某个医生，或者学校的某些老师，甚至可以是这些人的第二代。所以最后是落实在人的主线上，一切要围绕人。

第二，我受到过一个启发，有一个未来学家讲到体制变革不同的速度：变化速度最快的是企业，第二个是金融，第三个是民间组织。比如说企业每小时的速度是100公里，金融每小时的速度是80公里，民间组织每小时70公里，它们的速度变化是不一样的。他还举了几个比较慢的速度，一个是政府机关，一个是学校教育，变化最慢的就是法律行业。所以，我觉得速度也是考虑问题的主线，在速度变化过程中，能够反映出人的自由。

陈宏　其实刚才提到“官倒”的问题，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的观点就是：1979-1983年，当时的深圳是一个最大的官倒城市。我从2014年到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是泡在村里，到现在采访了至少有15个村长，到街道和村里的时候接触了上百人，连续拍了3天，我们这一次工夫做得比较足，而且又问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当时打开“三来一补”这个出口的，是村里的村长、书记这些人。为什么能打开这个出口？因为当时国外的企业在深圳做“三来一补”的极少，可以说无足轻重，主要就是香港人过来投资，还有一部分是逃出去又回来投资的，更多的一部分是原宝安人。原宝安人是什么概念呢？现在的宝安人口在公安局的统计数大概是25万人，但是村里统计数30万人左右。事实上，现在香港和国外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大概是100万人，这100万人近两年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当时的宝安县跟市里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说要争这口气，好在他们在海外的资源非常多。所以有一个村长给我举了个例子，1981年11月的时候，当时这个村办公已经使用上电脑，深圳市政府派了20多个人到这村里来学电脑。深圳这样的城市，怎样把农民变成市民、农村变成城市？这是一个伟大的改变。现在深圳的农民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农民了。

范志明　我在深圳生活还不够10年，所以关于前面的30年和后面的30年，从个人经历来讲我都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我对深圳的确有感情，因为我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在这里买了自己的房，在这里找到知心朋友，所以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而且有这样的激情为深圳说话。我从2007年开始和“黑暗中对话”合作，这是一家德国的公司，它是一个致力于公众教育的社会企业，叫“社会企业”，是因为它不以积累财富为目的，它盈利的目的是让自己更加可持续发展，能够把好事做到底。

他们在欧洲很多国家很有影响，公众的认知度很高，于是在2007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创始人施瓦布请到大连，在那一次我被邀请到“黑暗中对话”，做一些翻译和现场的培训工作，这个培训是让所有的参与者走到黑暗中去，然后在黑暗中尝试，把自己暂时作为一个失去知觉的人，感受怎样应对走路、喝水、坐下、站起一些普通的动作，更特别的是在黑暗中组成团队，还要在里面以自然的方式产生领袖，完成一些指定的团队工作。黑暗对普通人来讲，特别是突然的黑暗，是一个非常严酷、非常困难的环境，大家就意识到团队之间互相关心、领导的忍耐力有多么重要。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切的训练不是知识的训练，这些知识大家都知道：团队、沟通、忍耐、决断，但是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我们从经验中、从体验中、从经历中去把这些知识固化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让我们在黑暗中，肠胃不抽筋，心脏不加速，让我们自己去学习。

我为什么提起这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在我走过的很多国家，他们的经济走过了刚才老前辈们讲的所有阶段，现在到了后现代阶段，这些国家更多建立在关怀和人性上，也就是关心人的性情，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是说整个深圳都要去搞慈善、搞捐款，不是这个问题，关怀和性情可以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我举个例子，现在买轮椅，国内有条件的都想买德国的轮椅，我们国产的轮椅扶手就是铁管子弯的杠子，坐了一个小时以后手没地方放。德国的轮椅虽然贵一点，但是有放手的支架。这就说明他们真正在关心有需要的人。这些东西是我们在旧的经济社会中想不到的，我们对人性关怀不是很多。唤醒这些东西，对我们创造出真正有竞争力的品牌是很有用的。我自己了解到，这些经济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从设计者到劳动者都要变成一个性情温柔的人、体贴的人、关心的人。

段毅　我谈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最低工资制度。深圳的最低工资制度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稳定在目前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市内1000元/月，关外900元/月。改革开放30年深圳有了巨大的财富积累，无非是依靠资本、技术和劳动。我曾经说深圳这5000万劳动力的进入，是深圳财富积累的核心因素。当然，资本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不能否定的。提到最低工资，我想有相当一批农民工就是按照这个最低工资来维持自己生存的。最低工资的概念不是劳动力的定价，它是一个政府，或者说这个社会的主体，对每一个人起码的生存的质量、格调，包括其社会参与度的一种肯定。全世界最低工资制定，不仅仅是劳资双方和政府的问题，它包括广泛的社会参与，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外贸专家、税务专家、法律工作者、社会专家的共同参与。今后30年应该怎么样去做？其实我认为核心就是要开动思想，没有思想，人类生存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作为物种的进化到此为止了，每一个器官都是公平的，但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这个器官还没有停止进化，那就是我们的大脑。

嘉宾　深圳前30年基本上走了一条联想的产业升级之路，就是“贸—工—技”。无论是官倒也好、走私也好，其实就是个贸易。从1986年开始贸易转向工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工业转向技术，基本上沿着这样一条路走过来。接下来仅仅依靠技术，够不够？这值得琢磨。

前30年我们吃的什么饭呢？吃的是制造业成本低的核心优势，中国的制造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进入21世纪之后，事实上应该转向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设计师、研发人员成本比较低的优势。

其实从华为、中兴这几年，尤其是在金融海啸之后的表现来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几年时间，华为、中兴这两家公司在全球通信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它的竞争对手纷纷倒闭、陷入困境，而他们大面积填补市场空白，靠的就是工程师、设计师、研发人员成本比别人低1/3、1/4的核心优势。这样的话，深圳未来的发展应该踏准这个节拍，以前我们会考虑城市发展怎样来吸引劳动者，让制造业工人更愿意来这里，接下来就是怎样让工程师、设计师、研发人员，甚至金融业的从业人员，让他们觉得这个城市有吸引力，这可能是未来深圳发展的关键。其实北京、上海很早都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一讲挖掘深圳的历史，就是谈劳工，谈制造业工人，我觉得如果还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停留在原来的层次，深圳这个城市就没戏了。

张干夫　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设计。举一个例子，在一个证书上签字，涉及不涉及主权？为什么深圳商检局能帮助中国的特区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企业，我们用理性解决了主权的问题。向商检局申请产地证，只有中方厂长才有资格向商检局申请，外商不是中国人，香港当时也是外商，怎么能向中国商检局申请呢？在1984年允许外商在证书上签字，深圳商检局是全国第一。当时什么情况呢？来料加工企业的负责人文化程度不高，来料加工、进料合同、海关报关，叫他在哪签字就在哪签字。那个时候就是理性，大家都觉得这个签字权不能给外方，大家从来没有深究过这是不是主权问题，后来我们想通了，这是个责任问题，谁签字谁负责。所以，现在我们的改革要从以前的凭激情干工作、摸着石头过河走向设计。

邓玉清　我是1993年来深圳的，在中央企业工作了13年。我认为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精神特质，就像《亮剑》里面说的每个军队都有每个军队的个性和精神。总结起来，深圳的个性和精神，就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时代就是1979-1989年。如果总结深圳过去的30年，你只需要总结深圳1989年之前就可以了。不是说深圳在1989年之后不想改革，而是国家认为深圳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在1989年之前国家需要深圳来做一点突破、做一个样板、做一个示范，1989年之后国家的改革重心放到了上海，所以才有了浦东的开发。深圳和上海的区别，我认为深圳就是基于个人的自由主义，而上海是基于秩序的国家主义。当国家需要一种秩序，需要体现国家利益的时候，毫无疑问选择的就是上海。

深圳未来30年的方向是什么呢？要提倡个人的权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深圳这个城市是谁的？是国家的、政党的、某位领导人的？还是属于我们全体市民的？今后深圳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充分发挥个人权益，把深圳当成自己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嘉宾　我是1996年来深圳的，当时在深圳书城买了本书——《第三次思潮》，它讲心理学的变化。我清楚地记得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讲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学派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第二个是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斯洛，这两个观点对我的启发在哪里呢？最大的是研究方法的不同。第一个研究方法是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病人，是以批判、治疗、拯救的角度来看待人；第二个研究方法是马斯洛所说的，“当我想知道人类的潜能和共同的价值可能在哪儿的时候，找最优秀的人来研究”。其实我觉得来深圳这么长时间，给我的感受、给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团队的感受是我们可以不断奉献、不断参与的过程，我对未来30年的期待，那就是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可调试的、可灵活性的、可借鉴的、人性化的这些地方。我们有这样一个不断学习和进步的政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龙隆　今天听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仔细剖析的话，可以读出深圳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些历史轨迹。如果没有这些故事，深圳的历史可能是苍白的。

我们分析任何事情都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放到讨论问题时的语境下。今天大家讲的批文、三来一补、走私、贸工技，现在看中国已经历了的30年的改革，是一个解构的时代，这个解构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的制度，也是对阶级专政制度的解构。

深圳是在对僵硬的经济体制的解构中发展起来的。把经济体制的一些禁锢解除了，各种要素在这个地方就充分地自由流动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深圳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无论将来在世界城市史上怎么评价它，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的30年是世界城市史上的一个奇迹。

解构完成之后会发现，当它形成了一定规模，就会带来“特区”不“特”的问题。我们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经济制度上凡是深圳先走一步的，不管错还是对，不论是土地制度、证券市场、工业区，后来很多城市都去做了，在一定意义上，北京、上海、广州都是深圳的模仿者。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成功了大家就都学，大家都学会了你的特殊性就没有了，在这一点上来讲深圳有点失落是自然的。

无论是以1989年为界也好，以1993年为界也好，以1997年为界也好，无论是打工者也好，还是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也好，还是自由创业者也好，还有像梁湘这样一批令人敬佩的领导也好，我们现在应该看到这个解构过程大体完成了。当大家再进一步说改革的时候，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制度改革，其实就是我们缺乏的东西怎么加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现在很多问题是权利结构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深圳这一级行政组织可以解决的。

现在，中国的建构时代来临了，建构时代我们要注意两个特点：

一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很多政策方案要考虑到能不能持续，会不会好事变成坏事。比方说最低工资，如果我们用全体市民投票表决的方式把深圳的最低工资提高到3千元，我相信绝对可以通过。但是我看到一个资料，墨西哥现在的人工成本这几年已经降低了38.7%，因此在全球竞争中，可能会出现大量一般的劳工岗位转移到国外去，中国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就会垮下去，大批的劳工就会丧失工作岗位，同时，他们又不可能再回到乡村去了。拉美陷阱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是网络时代的推动和冲击，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发展机会，也会引发一些我们还想象不到的问题。

在这样两个背景下来推动改革，其实就是建构城市治理的制度，我相信深圳这个城市是有希望的。深圳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可能就在于民间的组织、民间的力量，这一点是上海比不了的。深圳的历史背景是解构时代到建构时代，政府正在说怎么样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我想这需要民间社会参与到城市的治理中来。

李津逵　我再提供个线索，像好人好事这样的机构、深圳的义工联、深圳的环保NGO等社会组织，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觉得一个城市不光要有繁荣、安全，还应该有一种神圣性，这一点来说，深圳民间的、宗教的发展应该有比较健康的趋势。总的来说，深圳是中国借助全球化的大潮使自己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前沿的缩影。前30年经济迅速发展，未来的30年发展走向，当它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即将崛起的大国的时候，就要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在世界上有担当，有底线。从城市文明、精神文化的角度看，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城市。可惜的是，整个20世纪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的高度上有太多的激情、太多的激动，却没有建立一个精神的高地。这个事情如果今天交给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确实也有点力所不及。所以我觉得要关注一些深圳的民间组织，提升这个城市的品位和精神高度。

申晓力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很快，快乐总是很短很短，孤独总是很深很深，理解总是很浅很浅。非常感谢大家的贡献，无私的贡献，这么多美好的思想，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惊。今天下午我觉得不仅仅是分享，而是经历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洗礼，我觉得唯有沟通、碰撞才能深化未来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让我联想到这么两句话：这里的握手会很有力，这里的微笑会很持久；同时还有一句话：这是一座冰冷的城市，听到一句温暖的话仿佛听到一声枪响。

这是谁的城市？当然是我们的城市，是我们30年的经验与教训，也是我们精神的高度，是我们心灵成长的历史。是什么赋予我们这一切？我相信还是这个城市。未来怎么发展，我借用一位作家的话，“酝酿思想永远是天堂，表达思想永远是地狱”；还借用伟大的作家波尔克斯说过的一句话，“发展怎么走，怎么走？我告诉大家，有灰烬的地方，尽头就能找到火焰”。深圳原住民的血与火

第72期　银湖沙龙

时间：2011年10月21日14:30

主讲嘉宾：陈宏　“深圳原住民网”创办人

主持人：李津逵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李津逵　今天非常高兴请陈宏先生讲讲深圳原住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过去30年，199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种趋势，就是防止“和平演变”，按照这个趋势我们的发展道路可能就要转到另外一个路径上去。邓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做了重要的讲话，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对小平同志的声音放大效应有限。转过年来，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又来到深圳做南方讲话，其实他一路走过了武汉、珠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在深圳的讲话，提出进一步扩大开放，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可以想象深圳这个城市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且无出其右。但是深圳的历史，在我们的正史、文学作品中是很容易被打扮的姑娘，比如说“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实1979年的1月发生了什么事？数千个来自三水、四会的市民听说香港的边境已经开放了，于是大家就都要从广州乘火车直下香港。也就在那年的5月，7万人从惠州、宝安、东莞涌向了深港的边界。历史的真实哪怕刚刚过去30年，就已和我们现在读到的有这么大的差距。甚至深圳30万原住民，长期居住在被认为“五毒俱全、藏污纳垢”的城中村中，他们被认为是一些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而他们在这场改革开放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没有人关心。陈宏跟他的伙伴们用四五年的时间，对深圳的原住民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深圳原住民家谱》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著作，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我们现在就通过他的演讲，来重新了解一个真实的深圳，回到深圳的原点了解这座城市。陈宏是《深圳青年》的记者编辑，他自己创办了深圳原住民网，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非常了不起。

陈宏　我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这几年所走过的路，觉得非常荣幸，相信这次沙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第一，我们今天见到的东西一定是“大有钱途”的，金钱的“钱”，这句话怎么说？在深圳30万原住民中，他们的集体资产大概是2万亿元，个人资产将近4万～5万亿元，加起来是7万～8万亿元的资产在30万人手中，在狭小的区域里面。这里面有多大的商业开发价值？第二，大有研究前景。不管人文研究方向还是其他研究方向都大有前景。李灏书记说过一句话：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有30万原住民，这30万人如果再开放自己，走出壁垒，逐步地融入到主流社会来的话，对城市的发展、对城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原因有几点。第一个，有一次我采访一位50多岁的股份公司董事长，我采访的时候他竟然掉眼泪，嚎啕大哭，他说你们以为原住民过得多么风光？但是你们是否想过，对于深圳市社区经济股份公司，如果深圳市政府和原住民自己，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再不对他们做一个大的调整和支持、帮助的话，有可能再过3～5年时间至少有30%股份公司要倒闭。岗厦村一夜拆迁，涌现出多少个亿万富翁，但是在宝安水资源保护区，一个街道，可能80%的村，年均分红是2500元。我们看到特区内有一些发展得非常好的村，但是大部分村其实比以前更加衰落了，有小部分村，包括盐田这边的村其实是很穷困的。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我想深入研究一下。第二个，我在想深圳这30年究竟贡献了什么，深圳蓬勃发展最大的推动力是什么？深圳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李津逵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刚从美国参加全球性的会议回来，不少人问深圳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深圳就是香港旁边的一个地方。李老师大吃一惊，深圳在中国内地鼎鼎大名、家喻户晓，为什么放在世界坐标系中，人们不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李老师说改革开放30年深圳出视野、出观念、出思维、出新的思想，对内地的城市起到提升作用，盖了地王大厦，盖了京基100，引进世界500强，深圳牛，但他们未必会佩服你，为什么？我佩服你这些，也不能把地王大厦搬到我湖南来、湘西来，也不能把京基100、世界500强企业搬到邵阳来，我凭什么要佩服你。但如果是新的观念、思维，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些东西，他们就会觉得牛。那么什么是深圳30年中贡献的新观点，比如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放在全球，倒退50年或者100年，人家也不以为然，而是司空见惯的。深圳改革开放30年，在世界的思想观念中没有做出贡献，我凭什么佩服你？后来我也写了一篇短文，探讨深圳30年发展得这么快的原因是什么，深圳接下来的30年怎么发展，这关系到深圳在全球的位置。这两个问题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深圳蛇口这么小的地盘，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风靡一时，但是90年代开始衰败，21世纪又迅速崛起。著名的企业家和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在蛇口诞生，为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是30万原住民和深圳社区股份制经济，为什么他们没有持续繁华？其实从最初的改革和资源来看，社区股份制经济比蛇口更有经营的优势，但为什么在社区经济体中产生不了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呢？这个问题是股份制公司董事长要反思的。还有一个问题，像蛇口这么小的地方，如果失去这些企业集群，蛇口一切都不存在。对于30万原住民，7万～8万亿经济体的深圳社区股份制经济来看，是否可以通过改良持续发展。我采访李灏书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在深圳发展30年中，社区股份制企业出现不了这样有名的企业？这位老书记说，因为改革开放30年，深圳社区股份制公司可以选择一条投资更少、收入更多、风险更低的道路。建一些厂房出租，睡着都可以赚钱，为什么还要选择自己创业，打拼一条道路来？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成为原住民的第一桶金。但是现在看来，恰恰扼杀了原住民在市场经济中从小渔船蝶变成大渔船的可能性。

老书记说我们看一下顺德，顺德走的路跟深圳社区股份公司走的是两条路，顺德是乡镇企业一手撑起来的，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20世纪80年代成为广东的四小虎，1992年华丽转身成为举世瞩目的制造业王国，2006年的时候，顺德的GDP在全国县域城市中率先突破1千亿。深圳由于地缘和政策优势，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也选择卖土地、建厂房、收租金，或者开展简单加工贸易。深圳现在社区股份制公司，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是869家，拥有的厂房、商场、宿舍等物业大概是8千万到1个亿平方米，这一笔资产的价值非常惊人。而且如果按年收益大概是10%～15%算起来，深圳原住民经济在国有经济、外资、民营、集体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原人大主任李广镇算了一笔账，集体经济算起来现在肯定不下2万亿。而我跟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对深圳原住民家底了解得最清楚的肯定不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市委政策研究室这些人，肯定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就是以前的农村信用社，在大的村里面有一个支行，50年风雨与共，所以深圳原住民的存款、贷款、借款都是在农村商业银行发生的。农村商业银行对原住民的资产估计，应该是最接近真实的，大概是5万亿元。这么算起来，深圳原住民将近有7万亿～8万亿元的资产。方苞老书记算了一笔账，1981年深圳的GDP是1万7千亿，这仅仅是特区外，不是当时的特区内。到1991年达39个亿，10年增长20倍，到了2006、2007年，全市比较起来，大概是比1981年增长了7千倍，这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有一位老领导跟我这么总结，深圳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所走过的路。

对于深圳的危机感，社区股份公司董事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较早。大概2007年的时候，我们召集了10多个董事长一块儿座谈，光明那边的一个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特别激动，掉眼泪了，其他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满脸沉重。他们沉重的原因是为什么原先发展得那么快，到现在一些村慢慢萧条下来？他们也在总结。其实在改革开放30年间，深圳30万原住民和社区股份制经济丧失了三次机会，如果这三次机会抓住一次，这个群体在接下来的30年、50年里都不用愁。我采访李灏老书记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聊了4个小时，他说这“三次机会”都丧失掉了。

第一次机会，创办社区股份制公司银行，李灏书记应该是1988年左右提出来要创办社区股份制公司银行。如果建立起来，在全国银行体系中，会是第一个试水的，成长也是最快的。李灏书记也找到人民银行的周小川，说要办一个专门为农村服务的银行，不仅在深圳的农村，也在全国推广开来，先为蛇口服务，然后为全国服务，走向全球。周小川听了他的整个构想之后，非常支持。当时中央也批准了建立社区股份制银行。如果建立这样的银行，二三十亿的资本就可以了，几百个农村股份制公司入股，而且支持村民入股，可以完全做出来。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完全走市场化这条路，同时为深圳农村服务，社区股份制公司将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李灏书记找了当时南岭村的书记张伟基，他考虑了几天之后，来到李灏家里说，我的能力有限，挑不起来。我后来找他印证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李灏书记请你做银行的行长？他说是的，但是他想这个东西从来没有搞过，而且在村里他一年净利润有多少个亿，过得很舒服了。他在南岭村一言九鼎，自己签一个字就是钱，但是到股份制银行如果按照企业架构来实施，他不习惯，于是就拒绝了。他还告诉我，不仅是南岭村，还有其他股份制公司多次主动做检讨，不仅南岭村丧失了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一次机会，而且也是原住民股份公司放弃的最大机会之一。张伟基拒绝之后，李灏书记就找坂田大佬刘日升，他是小学校长退下来的，让他来组织这个银行，刘日升也觉得了村里赚钱太容易了。他又考虑了半个月，最后给李灏书记写了一封信，他说认为自己搞不了，说有一条没有什么风险，同时也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带来暴利的发展之路，为什么要去走充满风险的路？所以这样的机会就放弃了。当时在村里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都没有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又过了几年之后，张伟基的儿子从深圳大学毕业，由张伟基的儿子挑起了这个担子。

第二次机会，李灏书记提出来开办一个投资公司。第三次机会，又提出要开办一个房地产公司。开办一个投资公司，专门投资整个深圳市的城中村的开发建设，他充分意识到这里有很大的商机。事实上城中村开发成就了多少企业，全国许多房地产公司是由深圳城中村开发建设实施分包成长起来的。而且这样一个投资公司有先天的优势，比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更多优势。李灏书记请下沙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黄英超来做公司的董事长，深圳市建设局的局长给他当副手，把各个专业的人配备好，班组搭建起来。但后来黄英超也没有抓住这样一次机会，也拒绝了。反而把自己村里的地交给金地集团去开发，当时金地集团是一家比较小的开发公司，金地集团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银行、投资公司、房地产公司这三次机会宣告流产，这只是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说明深圳社区股份制经济的一代领头人，领改革风气之先的这代农民面临自身无法解决的瓶颈挑战。很多人说深圳改革开放之门是深圳的农民用生命、鲜血推开的，多少人逃港死难之后才把这个门一点一点打开。虽然他们是农民，但是我个人跟他们打交道，感觉把他们定义为农民是不恰当的。为什么这么说？当时梁湘来到深圳之后，组织人到宝安区下面的万丰村去学习怎么使用传真机、打印机、第一代电脑、安装电话，为什么会组织他们到那里去学习？宝安的农民是中国最早跟世界接轨的农民，他们每家每户都有亲戚在国外，或者亲自去国外，所以他们最早看到世界，他们的视野很开阔，对世界的理解也很丰富。改革开放之前，即1978年的时候，中央由国务院副总理带着省部级领导去欧洲考察，但那时深圳的农民已经去香港不知道多少次了，甚至飘洋过海去西方发达国家不知道多少次了。他们要么自己跑到香港打工，要么亲人去打工，他们最早接触到西方的现代管理和现代制度。

深圳这30年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邻居在这里，香港的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是最早由他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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